第一篇:经典各时期的刑事判决书
经典判决书
民国时期裁判书
民国时期裁判书
徐永元与商华顺洋行因债务纠葛案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事判决书
判
决
控告人:徐永元,天津县人,往商门外炮台庄,年四十岁,业商。
代理人:潘自睿律师。
被控告人:华顺洋行法商。
代理人:陈义安,宁波人,住新津里,年三十岁,华顺洋行经理。
上述控告人对于中华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就华顺洋行与控告人因债务涉讼案件所为第一审判决,声明控告。经本厅审理,判决如下。
主
文
本件控告驳回。
诉讼费归控告人负担。
事
实
徐永元于前清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凭中[人]张树林借到华顺洋行行平化宝银一千两,将所有坐落炮台庄南胡同地契一纸计平房八间作押,约定是年二月如数清偿,立有借约,并由张树林为承还中保元。
逾期迄未偿还,华顺洋行乃具情禀请法领事函请交涉公署咨请天津地方审判厅讯追。经该厅迭次审理,因徐永元传不到案,即时判决。嗣准其声明窒碍①,重开辩论,讯查前情,判令徐永元于判决确定后十日内照数清偿,如未将债务清偿,即将作押之平房八间变卖抵偿,如不足额或徐永元实不能清偿,则张树林应就其余欠额即为承还。徐永元不服,声明控告到厅。理
由
本案争点即在借约是否控告人出具,及其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之帐款纠葛能否以之对抗债权人。
是已讯,据控告人供称,地契一约系借与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借银一千两,并呈验张树林借用地契字据一纸,以证明该款系张树林所借。然该地契如系控告人借与张树林为借款作押,则应由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出具借票,何以借约上张树林仅为承还担保人、控告人反为主债务人?核对控告人在原审所书押字,又与借约上押字笔迹相符,是该借约委系控告人出具,即不得谓控告人非主债务人。
控告人既为主债务人,则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其帐款果有如何纠葛,此系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营业之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搞债权人。
本件控告殊无理由,应予驳回,并照章归控告人负担讼费。
再张树林对于原判承还余欠之部分,既未声明控告原判,即属确定,应予毋庸臵议。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四年六月十八日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
审判长推事 吴荣锅 推
事 胡凤起 推
事 赵之骇 书 记 官 郭振锥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
侯丁、侯张氏离婚案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侯丁,男,现年二十七岁,庆阳曹家嘴,农。
代理上诉人:侯贤儒,男,现年六十二岁,同。
被上诉人:侯张氏,女,现年廿五岁,同。张
明,男,现年三十岁,庆阳西川暂家寨子,农。
上列上诉人因婚姻涉讼一案,不服庆阳地方法院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九日所为第一审判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 文
上诉驳回。事
实
缘张明之妹侯张氏于民国廿二年,经媒说与侯贤儒之次子侯丁结婚,婚后侯张氏始知侯丁为神智不清之傻子,且有羊羔病。初冀请医诊疗,病可痊愈,时经九年,医诊无效,侯张氏以侯丁有不治之神经错乱病,不堪同居,要求离异,诉于庆阳地方法院,经判决侯张氏与侯丁离婚。侯丁不服,由其父侯贤儒代理上诉,主张侯丁年青力壮,并无不治症果,今后无子,亦可以侯丁之侄为嗣。并诉张明从中唆使侯张氏诉请离婚,图另嫁贪财,要求废弃原判,经本院传讯两造,侯丁确为不识五以上之数(在庭上数六个凳子为八件),不晓自己之年龄(二十七岁说十岁),不识农时(说正月可以种谷粟子),更不知男女之乐(同床各睡,不省房事),神经错乱,傻而且有羊羔疯不治之恶疾。侯张氏以其空有夫妇之名,不能享天伦之乐,坚主离婚,自属人情之常;侯贤儒谓为由于张明唆使,另嫁图财一节,殊属无据。案经讯明,记录在卷。理
由
查侯丁神经错乱,不识五以上之数,不知自己年龄,更不知男女之乐及夫妇之情,且患有羊羔疯病,既已当据讯明,上诉人谓侯丁年青力壮,并无不治之病,显属遁词;而欲以侯丁之侄与侯张氏为嗣子,亦何能弥补侯张氏终身幸福之缺陷,侯张氏结婚以来苦恼九年,侯丁病愈无望,自念青春瞬逝,前途悲观,要求离婚,实出诸不得已异之衷心,更何得指为张明之唆使图财,原判依边区婚姻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八
款之规定,判决侯张氏与侯丁离婚,于法于情均无不合。本件上诉为无理,故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廿八日 建国初期的刑事判决书
宁国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五二年度刑判字第十四号
被告方子俊男四0岁本县一区龙阁村人中农成份(在押)
俞士福男二十九岁余同前
右被告因私军火案本院调查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
一方子俊处徒刑壹年刑期自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起算
二俞士福拘役后教育释放
三私藏之手榴弹一枚没收
四方子俊俞士福共同赔偿梁家富医疗费及损失费大米叁老担方子俊赔偿两老担俞士福赔偿壹老担
事
实
方子俊于解放后在梅村(自然村)稻田拾得手榴弹壹枚当时即密藏在自已家中未予缴公迄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为民兵将该手榴弹□获该方子俊深知私藏军火是非法的事即串通民兵班长汪傅鹏将该手榴弹携至民兵指导员俞士福家经俞士福等移谋计议决定将该手榴弹秘密送至同村住民梁家富(伪军情报)住宅附近后又伪装清查户口在梁处将手榴弹拿出诬栽梁家富私藏军火非法刑讯供毒打遍体鳞伤后经本院调查审理方子俊俞士福实属嫁祸于人即将逮捕法办
理
由
以上事实被告等供认不讳并有一九五一年古六月十三日方子俊所具之切□字(附卷)可资证明查方子俊在拾得手榴弹的当初就应该缴公乃该方犯不但不这样做而且以此欺骗政府愚弄村干部进而嫁祸于人危害地方治安显属违法已极应予刑事惩处再查俞士福身为人民武装的基层干部竟丧失立场不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问题进而感情代替政策盲目的认为梁家富是伪军情报(如果他的情节严重送交政府依法制裁)毫不犹豫的听取方子俊的无端造意而嫁祸于人严重的违背了人民政府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自属非法行为亦应予以制裁但衡诸情理较之方子俊主谋陷害的罪刑为轻故本院为维护地方治安严肃法纪除没收其私藏之手榴弹外并作如主文第一二项之判处以资教育而昭公允
再按方俞二犯所演成的后果上看□□□干部之所以对梁家富私设法庭刑讯逼
供造成严重的侵犯人权□□□□观上违法乱纪故然要负责任但主要还是以方俞两犯□□□□□□□罪肇端本院为保障人权除给龙阁村□□□□□□□□□□并判处如主文第四项 综上论结□□□
一九五□□□□二十七
宁国县人民法院
□□□审判员洪传远
审判员王
晋
如不服本判决得于收受送达判决正本之次日起十日内声明上诉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刘明公
注:该判决书摘自《宁国市人民法院志》,判决书为手写且部分为繁体字,竖排,□的地方系用印章压盖或无法辩认。另全文无标点,每一段末由书记员刘明公加盖私章。
文革期间的刑事判决书
最 高 指 示
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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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宁国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
刑 事 判 决 书
宁军管审字第39号
案由:坏分子。
被告唐必武,男,现年61岁,中农成份,湖北人,现住罗西公社双溪大队枫树脚生产队。
唐犯必武解放前其父常住衙门,本人任伪兵、警士多年,土地出租进行剥削,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解放后仍不悔改,留念旧社会腐化堕落生活,思想反动,作风恶劣,道德败坏,于1961年乘姪女胥劳改之机,与姪女发生多次不正当关系。1961年至1968年期间,奸污、猥亵幼女多人,强奸产妇由于产妇极力反抗未达目的,恶毒的是以指奸殴伤13岁女孩阴道,损害妇女和幼女身体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力宣扬旧社会的剥削生活说:“要是过去别人都把稻子送到我家里,哪要我劳动!”并有积极参与赌博,到处赶赌等罪,情节严重,影响极坏,民愤很大,上述罪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案发后,认罪态度极不老实,时则反尔,把责任推向客观,应予从严惩处,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维护社会新秩序,特依法从严判处唐犯必武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1969年10月4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或予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组提出上诉,上诉于徽州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 摘自《宁国市人民法院志》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
以人民的名义
判
决
原告和上诉人
(诉讼代理人:律师、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诉
被告和被上诉人
(诉讼代理人:沃斯纳-赫尔维希律师,女,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诉讼中,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高等法院第一民事法庭庭长伯克尔曼博士,州高等法院法官马鲁恩和州高等法院法官霍纳七根据2001年2月2日的言词审理作出以下判决:
驳回对吉森州法院第二商事法院于2000年3月31日作出的判决提出上诉。
原告承担上诉费用。
判决暂时可以执行。
原告被告知,如果被告在强制执行前没有提供22000德国马克的担保,原告应提供相同金额的担保以避免强制执行。
也可以由一家允许作为关税收提珍贵人的国内信贷机构以提供自居债务人的,不可撤销的、不附期限的保证的形式提供担保。
原告的起诉标的额为:162400马克。
事实:在证书诉讼中向被告提出诉讼的原告首先要求被告偿还保证金。
原告经营一家面包连锁店,她委托维利。迪克KDS设备制造公司提供一套8字形烘饼机和包装机设备,价格为350000德国马克,根据KDS设备制造公司1999年4月12日的招标确认书的规定,应在害标时支付总价金的百分之四十作为银行保证金。KDS设备制造公司于1999年4月9日出具了一份金额为162400德国马克的发票。
被告在一份1999年4月20日的担保证书中以自居债务人方式向原告提供担保,即放弃对最高不超过162400德国马克的金额的可撤销性、抵销性和先诉机转权而获得KDS设备制造公司1999年4月9日的号码为99-061。1的发票权利。担保证书中还写到:
“如果您向我们书面证实,你对主债务人的由上述事务产生的债权业已到期,而该债务人无视催告仍不履行其合同义务时,在第一次提要求时就应支付保证金。
仅在账号为200604902。BLZ:51350025(古森储蓄所)账户上收到保证金(162400德国马克)后此担保证书才生效。”
原告在收到担保证书后,向KDS设备制造公司签发了162400德国马克的支票以结清付款账目。KDS设备制造公司未将支付交给被告,而是交给了另一家银行。
KDS设备制造公司或者其业上自己(对此尚有争议)以支票将下列金额汇到被告担保证书中所指定的账户:
1999年5月6日汇29000德国马克。
1999年5月12日汇100000德国马克。
1999年5月20日汇33400德国马克。
原告于1999年12月17日写信要求被告返还162400德国马克,并通知,她已经拒绝KDS设备制造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因为在给予其宽限期后,该公司直到1999年12月10日仍未提供8字形烘饼机和包装机设备。
原告认为,中止保证效力的前提条件在被告账户上收到162400德国马克时就成就。
鉴于利息问题,原告在部分撤诉的情况下如下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向其返还162400德国马克并支付自1999年12月27日起的百分之五的利息;
被告请求驳回起诉,并保留其在后续程序中的权利。
被告认为,中止保证效力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因为从其纳的克的资产中支付的分期付款便其无法进行归集,已支付的款项又被从账户中提走了。
州法院认为在证书诉讼中起诉是许可的,但从案件审理方面考虑认为不合理而驳回起诉。
担保证书中所包含的中止保证效力的前提条件,即账号为2006049(绵吉森储蓄所账户上收到的162400德国马克的保证金,尚未成就。
由KDS设备制造公司或者其业主支付的并示注明用途的三笔单项付云消雾散并不能导致前提条件的成就。
被告对于此种收到条款享有合法利益,因为通过这一知款就可使其以简单而且可靠的方法确定其义务的开始时间,因为开始时间是由其自己的文件中产生的。而且对于从经济上保其有可能对客户KDS设备制造公司产生的追索权,被告也存在利益,而仅仅是KDS设备制造公司自己就可以满足法律规定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判例集1978年第1188页,第1189页),很明显,收到条款的意义在于,可以使被告确认其义务开始的时间,从以下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因为根据这一条款,可以将保证生效的时间改为与担保证书上的日期不同的另一个时间。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就另一种通知被告的形式达成协议,即使是原告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必须通知被告保证义务开始生效的时间,并告知,收到条款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
从上述29000德国马克、10000德国马克和38400马克这三笔单项支付款来看,被告无法知道,收到这二笔款项与保证有何关系,而在截然不同的几个日期收到的每笔款项也无法让人联想到这种关系,账号为200604902的账户是KDS设备制造公司会引人注目,无可争议的还有,无论是KDS设备制造公司还是其业主都没有以任何方式通知被告,他们支付的是与保证金有关的款项。
根据担保证书的条文规定,原告不必亲自支付这笔金额为162400德国马克的款项,如果她让KDS设备制造公司支做这件事,她就应当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审查,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并通知被告有关情况。
直到1999年12月17日发出催款信时,原告才这样做,因此,在这一时刻被告才知道,大约在七个月前就已收到了保证金,但被告陈述,5月份收到的款项在12月份又被从账户上的走了,如上所述,只有当所指定的账户收到162400德国马克时,使保证生效的前提条件才成就,同时,被告才可以知道,此处涉及的也可以使保证义务生效的款项,两者都是可以产生请求的前提条件。而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并且是通过证书诉讼中的证书来证明,但她并没有能够证明,在所提到的1999年12月这段时间,这笔162400德国马克的款项仍存在于账号为200604902的账户上。即使是现在仍欠缺保证生效的前提条件。对此判决,原告提起了既形式要件又符合期限要求的上诉,并在上诉中继续提出其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
她请求对她提出异议的判决进行改判,判决被告向其返还162400德国马克以及自1999年12月27日起的百分之五的判决进行辩护。
判决理由:
上诉是允许的,但它在案件审理中却没有获得成功。
本案涉及的仅仅是这一问题,即被告收到的(对上没有争议)总额为162400德国马克的支付款她否产生担保证书中所规定的保证生效所需的前提条件。
虽然被告不得主张,仅在由原告自己支付时才可以使保证生效,因为原告已经合理提示,在欠缺相应约定时,也可以随时由任何一人第三人履行支付义务(民法典第267条)。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产的合同中也仅规定,只要支付款到达账户即可,但必须加以证明的是原告确定已向KDS
设备制造公司预支了款项,因为只有从中产生的原告对KDS设备制造公司享有的请求权才可以对被告产生担保作用。面对于原告已向KDS设备制造公司支付款项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与州法院和由其引用的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案例1978年第1188页的裁判一致,本庭将又方当事人订立的担保协议解释如下:作为保证生效所需用的前提条件,应如此履行支付,即被告应当知悉此事。因为被告对此存在更大的来确认,从何时起它应以保证的形式对事务的履行承担责任。而其前提条件恰恰是它需要知悉已经收到相应的支付款,在本案中已经履行了三次支付,但却无法得出对此已经知识的结论,因为鉴于事实情况是,支付人不是原告,而且每笔支付款也未注明用途(例如根据发票,是由某某支付的预付款),最终还是将三笔支付款相加,以确定是否与协议金额162400德国马克有关,因而被告不清楚如何确定是否对其已经产生了担保义务。即使她从被告提供的(对此无可争议的)账户清单上也无法得出与上述结论不同的其他结论,而且原告也来陈述,从主债务人方面看,支付款也注明可以使被告知悉此事的必要的用途。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被告于1999年12月知悉上述三笔支付示起原告的支付款后,是否应对事实情况作出其他判断。
本庭并不认为此种意义上的事后产生担保义务是合理的,虽然与州法院的观点不同的是:1999年12月支付的款项是否仍实际存在于账户上,或者—正如被告所陈述的并且未引起异议的那样—早已被提走,并不起决定作用,但本庭有充分理上认为,被告的担保义务不应在事后或者其
知悉协议中指定的账户已经收到预付款时起产生,从而以这种方式方法使被告有可以并且有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为确保其对主债务人所享有的追索权而对已支付款项的使用进行监督。虽然不能排除,即使在被告已经知悉其担保义务已经产生时,也照样可以从该账户上把钱提走,但关键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如上所述—在现有前提条件下,被告根本不可能进行其所承担的担保义务意义上的监督,那怕是类似的监督也不可能。这一点已经可以从其所承担的账户上的约定不可能作出其他解释,而只能解释为被告为确保其对主债务人所享有的追索权而保留可以进行此类监督的权利—在可能的情况下,可对主债务人以符合规定的方式使用这笔支付款进行监督也属于监督。
总而言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1款的规定,驳回原告的上诉。并由原告承担费用。
有关判决暂时可以执行的裁定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708条第10项、第712条的规定作出的。
伯克尔曼博士 霍纳博士 马鲁恩
(上述这三个判决书都很难找到,尤其是这一个判决,是法官学院老师请人从德国收集来,又请人翻译出来,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将这三份很有特色的判决书放在我的博客时,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
第二篇:各时期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各时期入党誓词都庄严凝炼
红军时代
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六、要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现在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第三篇:历史各时期酒文化(zs)
历史各时期的酒文化
史前时期
从最早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前——史前时代,原始部落的人们采集的野果在经过长期的储存后发霉,然后形成酒的气味。经过最初的品尝后,他们认为,发霉后果子流出的水也很好喝,于是,就开始了酿酒文化。在原始社会,我国酿酒已很盛行,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呈糊状和半流质,对于这种酒,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一般是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
夏朝
夏朝酒文化十分盛行,商人善饮酒,夏朝有一种叫爵的酒器,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在中华历史上具体重要地位。古云:“杜康造秫酒”,杜康作为夏王朝的六世国王,亲自造酒,可见当时人们对酒的重视程度。乡人于十月在地方学堂行饮酒礼:“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由此诗充分展示了夏朝的酒文化。
商代
商代酿酒业十分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作酒有了成套的经验,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当时的酒精饮料有酒、醴和鬯,饮酒风气很盛,特别是贵族饮酒极为盛行,酒的广泛饮用引起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纣王造酒池可行船,整日里美酒伴美色,商代留下了“酒色文化”。
周代
周代大力倡导“酒礼”与“酒德”,把酒的主要用途限制的祭祀上,于是出现了“酒祭文化”。周代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代乡饮习俗,以乡大夫为主人,处士贤者为宾。饮酒,尤以年长者为优厚,“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其尊老敬老的民风在以酒为主体的民俗活动中有生动显现。这即是周代的“酒仪文化”。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农民“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娶菽粟”,生产积极性提高,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物资财富大为增加。这就为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对酒的记载很多:
《论语》:“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诗经•幽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诗经•小雅吉日》:“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醴,酒的一种,系甜酒。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酎,重酿之酒,配乐而饮,是说开盛会而饮之酒。
《礼记•玉藻》:“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唯饷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木於士侧尊用禁。”尚元酒,带怀古之意,系君专饮之酒。春秋时分国人和野人,野人是指普通群众。饷野人皆酒,意思是让他们一般的饭菜,喝普通的酒。木於、禁是酒杯的等级。
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其酒器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酿酒技术已有了明显的提高,酒的质量随之也有很大的提高,饮酒的方法是:将酿成的酒盛于青铜壘壶之中,再用青铜勺挹取,置入青铜杯中饮用。
秦汉时期
秦朝经济的繁荣,酿酒业自然也就兴旺起来。秦汉年间出现“酒政文化”,统治者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屡次禁酒,提倡戒酒,以减少五谷的消耗,最终屡禁不止。汉代时期对酒的认识进一步加宽,酒的用途广为扩大,东汉名医张仲景用酒疗病,水平相当高。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代基本酒文化功能,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秦汉以后,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礼严格。而东汉末年,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
两汉时期,饮酒逐渐与各种节日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酒日,酒曲的种类也更多了。汉代之酒道,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作为我国的酒文化的发展时期,不论是技术,原料,还是种类等都有很大进步,三国时期的酒风极“盛”,酒风剽悍、嗜酒如命,陶元珍先生评价三国酒风时曾引用这样一段话:“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三国劝酒之风也颇盛,喝酒手段也比较激烈。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开)
秦汉年间提倡戒酒,到魏晋时期,酒才有合法地位,酒禁大开,允许民间自由酿酒,私人自酿自饮的现象相当普遍,酒业市场十分兴盛,并出现了酒税,酒税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因此就有了“酒财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饮酒风气极盛,借助于酒,人们抒发着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忧思、对历史的慨叹。酒的作用潜入人们的内心深处,从而使酒的文化内涵也随之扩展了。
魏晋时期之酒道,此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此外,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曲水流觞”的习俗,把酒道向前推进了一步
隋唐时期
唐宋时期的酒文化是酒与文人墨客大结缘。唐朝诗词的繁荣,对酒文化有着促进作用,出现了辉煌的“酒章文化”,酒与诗词、酒与音乐、酒与书法、酒与美术、酒与绘画等,相融相兴,沸沸扬扬。唐代是中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唐代酒文化底蕴深厚,多姿多彩,辉煌璀璨。“酒催诗兴”是唐朝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酒文化在唐诗中酝酿充分,品醇味久。唐朝酒肆日益增多,酒令战风行,酒文化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唐人崇尚“美酒盛以贵器”。其酒道,饮酒大多在饭(食)后,正所谓“食讫命酒”、“食毕行酒”、“烹鸡设食,食毕,贳酒欲饮”。当时的饮酒之道,是在食毕进行,饱食徐饮、欢饮,既不易醉,又能借酒获得更多的欢聚尽兴的乐趣。
宋辽金元时期(分开)
宋朝酒文化是唐朝酒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比唐朝的酒文化更丰富,更接近我们现今的酒文化。酒业繁盛、酒店遍布,宋代酒店强调名牌的文化个性。金代北方民族素有豪饮之风,有着浓厚的酒文化底蕴,金代有着烧锅酒文化。而元代出现了烧酒(阿剌吉酒)。此外,宋代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
明清时期(分开)
明代起义烽烟不断,清王朝不御外侵,百姓四处迁徙避患,地域文化的形成促进“酒域文化”的产生。明清以后,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的饮品,每逢佳节节令,“专用酒”十分流行,如元旦饮椒柏酒、正月十五饮填仓酒、端午饮菖蒲酒、中秋饮桂花酒、重阳饮菊花酒。清代有“酒品之乡,京师为最”之说,当时京城的达官贵人们比较崇尚黄酒,中下层百姓则多喜欢价廉味浓的烧酒。
明清两代可以说是中国历代行酒道的又一个高峰,饮酒特别讲究“陈”之字,以陈作酒之姓,“酒以陈者为上,愈陈愈妙”。此外,酒道推向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境界,酒令五花八门,所有世上的事物、人物、花草鱼虫、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时令风俗无不入令,且雅令很多,把中国的酒文化从高雅的殿堂推向了通俗的民间,从名人雅士的所为普及为里巷市井的爱好。把普通的饮酒提升到讲酒品、崇饮器、行酒令、懂饮道的高尚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
当今,酒文化的核心便是“酒民文化”。人的酒行为更为普遍,酒与人的命运更为密切,酒广泛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贴近“生活”的酒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如生日宴、婚庆宴、丧宴等等以及相关的酒俗、酒礼,成为生活内容。
第四篇:各时期红色经典歌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红歌吹响了奋勇向前的号角,迸发出人们的革命激情,成为一种犀利的战斗力
从1919年开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逐渐开始建立和发展。随着一些大、专学校音乐专业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音乐人才,他们借鉴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表现手法与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创作出反映时代进步精神、追求崇高理想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优秀歌曲,例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对“五四”时代的青年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追求纯真爱情进行了热情歌唱。
同时,随着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工农革命歌咏活动也逐步在各个地区得到发展。1921年,在“五一”劳动节的庆祝大会上,根据《梅花三弄》曲调填词的《五一纪念歌》,唱出了“世界大同,劳工神圣” 口号,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1922年,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工农联盟歌》等歌曲,安源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安源工人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歌《劳工记》(又名《罢工歌》),这部有1000多行的说唱性叙事歌谣,描述了安源工人斗争从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到取得胜利的全过程,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此外,产生在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中的革命歌曲《奋斗》、《京汉罢工歌》;产生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浪潮中的《赶走赵恒惕》;在“五卅运动”中传唱的《工人歌》、《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在省港大罢工中产生的《工农兵得胜利歌》等,都是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中起过作用的歌曲,它反映了时代生活中“最尖锐的矛盾,最本质的事物”。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彭湃亲自编写了《五一劳动节》、《田仔骂田公》、《农会歌》等歌曲,教给农民们歌唱,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海陆丰农民歌咏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还产生了《工农听说起》、《“七五”莫忘歌》等许多革命歌曲。广西东兰的农民运动,在韦拔群领导下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韦拔群编写了《为人民为革命》、《个个妇女都改装》等革命民歌。农民中还传唱着《列宁岩成立讲习所》、《东兰有个韦拔群》等。此外,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产生了《穷人翻身打阳伞》、《十恨心》等农民歌曲。在湖北农民运动中出现了《土劣逃难》、《困龙也有上天机》等。在当时的工农歌咏活动中,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以及《少年先锋队歌》等在工农群众中也很流传。1926年,中国青年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革命歌曲集《革命歌声》,收入《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农工歌》、《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15首歌曲。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以后,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宣传作用,江西成为既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又是红色歌谣的故乡。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决议还提出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鼓励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根据地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经常发表新的歌曲作品。当时,由于没有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所以大部分歌曲仍为旧调填新词,曲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采用各地民歌小调,如根据江西、福建的山歌、陕北的信天游进行填词。②采用学堂乐歌的曲调。③采用外国革命歌曲曲调,如根据苏联革命歌曲填词的《霹雳拍》、《进行曲》、《上前线去》;根据美国革命歌曲填词的《保卫根据地战斗曲》等。这时期产生的红军歌曲和民歌,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①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歌曲,如江西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映山红》、《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剿匪歌》、《红军歌》、《反五次“围剿”歌》、《少共国际师》、《上前线去》等,红军长征途中的《吃牛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战斗鼓动歌》、《草地牛皮鞋》、《七律·长征》、《会师歌》等,陕北的《打南沟岔》、《到陕北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②表现革命根据地军民关系的歌曲。如江西的《农友歌》、《井冈山来了毛泽东、》《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炮火声来战号声》、《苏区干部好作风》、《双双草鞋送红军》、,福建的《韭菜开花》、《正月革命》等,四川的《我随红军闹革命》、《盼红军》等,湖北的《要当红军不怕
杀》、《念红军》等,陕北的《哥哥扛钢枪》、《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③歌颂工农政权和革命新生活的歌曲。如江西的《劳苦工农庆翻身》、《两条半枪闹革命》、《共产儿童团歌》、《日头出来一片红》、《只想跟着共产党》、《共产党员恩情永不忘》等,广西的《有了红七军》,陕北的《刘志丹》、《天心顺》等。这些歌曲从战争中孕育、产生、又服务于战争、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在战火中成为革命精神的号角和载体。
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歌创作和歌咏活动空前高涨,为动员、团结、鼓舞全民族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1935年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号召、激励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又赋予中华民族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成为我们的国歌。1936年出现的《救亡进行曲》,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现的《大刀进行曲》,1938年出现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1938年、1939年间出现的《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等经典之作,都极富战斗豪情。而民歌在这一时期大多表现劳动人民反对内战,反对民族压迫的作品,如:《小放牛》、《五更调》、《孟姜女》、《凤阳花鼓》。反映抗日题材的作品有《王老五》、《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优秀作品。《松花江上》是抗战时期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它如诉如泣、壮烈低回的情韵,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团结就是力量》在北平、重庆等地的学生中流传开来,他们在国统区游行示威时,挽起臂膀,高唱这首歌,勇往直前;创作于1943年9月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历史的正确选择。
我们的国歌和军歌,都诞生在抗战时期。1939年《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的诞生,标志着我军的军歌、战歌创作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88年7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确定《八路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像《战斗进行曲》、《说打就打》、《打得好》、《我为人民扛起枪》、《来一个歼敌大竞赛》等战歌,为培育广大官兵战斗精神、提高巩固部队战斗力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在表现内容、体裁、创作手法及演唱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及强烈的战斗号召性,如《靠我们打胜仗》、《起来,穷人们》、《诉苦复仇》、《前进的号声响》、《打它个漂亮的歼灭战》、《团结起来吧庄稼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国民党一团糟》、《两个部队不相同》、《打》、《换枪歌》、《前方有个兵工场》、《青年参军》、《解放军老百姓是一家》、《依靠群众》、《依靠老百姓》、《拥军》、《军爱民民爱军》、《五朵花儿开》、《翻身歌》、《今年的新年不一般》、《庄稼人翻身乐》、《生产忙》、《立功歌》、《人人立功劳》、《刺刀见红更英雄》、《英雄成千万》、《战斗英雄任常伦》、《咱们的工人有力量》、《工人进行曲》、《工人先锋》、《工人就是战场》、《古树开花》、《城市纪律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五指山歌》、《五朵花儿开》等歌曲,颇具影响。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红歌唱响了热爱祖国的旋律,激发出人们的工作热情, 成为一种现实的凝聚力
1949年,共和国成立了,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如喷薄欲出的朝阳冉冉升起,“三座大山”被推倒了,封建的桎梏被打碎了。对新中国由衷的歌颂,成了歌曲创作的重大题材。《歌唱祖国》就是新中国成立不久涌现的力作,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1954年,歌曲《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问世,遒劲有力、开阔昂扬的旋律,令人唱起来豪气万千,听起来颇受鼓舞。
对共和国的讴歌,往往又被转化为对首都北京的赞美。《伟大的北京》就是一大收获,“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每当我们想起北京,欢乐歌声格外嘹亮......”浸润着如同口语的歌词,充满着炽热情怀的吟唱,使这首歌曲至今传唱不已。
1956年,随着故事片《上甘岭》摄制完成,诞生了歌曲艺术精品——《我的祖国》,这首激荡人心、魅力无穷的赞歌,实现了对生活真实的艺术超越。1957年,乔羽同刘炽再度合作,为我国第一部宽银幕文献纪录片《祖国颂》创作了一首同名主题曲歌,立即获得高度评价,195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国庆十周年音乐会的演出时,又以其热烈的现场效果,再次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之后,《社会主义好》,《祖国大地任我走》,《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革命大旗》等一一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颂歌相继产生,形象地浓缩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气质和最强音,即使今天唱起来,依然激情澎湃,精神抖擞。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军旅歌曲。如1950年诞生的《志愿军战歌》,早已被认定为志愿军的标志性的音乐形象。同年产生的《我是一个兵》,是从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转折的一首代表性歌曲。还有表现我军大练
兵的战斗生活、讴歌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歌曲,如《人民海军向前进》、《毛泽东的鹰》、《我爱我的祖国》、《当兵为什么光荣》、《进军号》、《海岸炮兵歌》、《人民军队忠于党》、《骑马挎枪走天下》、《等待出航》、《水兵回到海岸上》、《英雄汽车司机员》、《我爱祖国的蓝天》、《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我为祖国守大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走上练兵场》、《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流传军营,也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这些体现战斗精神的歌曲,其题材、体裁的扩展,也促进了形式风格的创新,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如大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和独唱《歌唱二郎山》,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真是乐死人》,是第一首反映实行义务兵役制时新兵情感的代表性作品;《有两个小伙一般高》,表现了两个高炮战士争先恐后打敌机的战斗精神和在荣誉面前互相谦让的美德;《打靶归来》是一首情境化与人物化相结合的队列歌曲,流传至今仍能常唱常新;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长征中的艰难历程,而且体现了非常豪迈的战斗精神。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9),红歌弘扬了励志向上的正气,抒发出人们的时代真情,成为一种艺术的感染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胜利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曾经被禁锢的思想和压抑的情感开始得到释放,人们渴望改变枯燥说教的文化娱乐生活,盼望多题材、多色彩、多风格、多品种的优秀歌曲源源问世,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了我国歌曲创作春色诱人、风光万千的局面。与以往相比,这时期的歌曲语言更丰富、情感更细腻,不断强化着对情感世界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切入,具有开掘的深度与品格的提升。这种求真、求美以至求高、求雅的艺术价值取向,是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必然结果,也预示着红歌正走向艺术上的更加成熟与完美。
上世纪80年代,红歌呈现春暖花开的发展态势。从1979年由以《祝酒歌》为代表的15首获奖歌曲开始,到1980年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再见吧妈妈》为代表的24首“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再到1984年以《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为代表的30首“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均为当代歌曲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后,“西北风”歌潮漫卷神州,涌现出《一无所有》、《信天游》、《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热恋的故乡》、《心愿》、《黄土高坡》、《黄河源头》等一大批将西北地区极富阳刚之气、民族韵致与通俗风格融为一体的歌曲作品,以集束式的方式推向社会。连这一时期的电
视剧、电影歌曲如《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等,亦均是一批以西北、而尤其是陕北民歌为音乐主要动机的、在社会上一唱即响的歌曲。随之,《长江之歌》、《难忘今宵》、《让世界充满爱》、《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当兵的历史》、《血染的风采》、《军营男子汉》、《爱的奉献》、《说句心里话》、《故乡是北京》、《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好大一棵树》、《丹顶鹤的故事》、《弯弯的月亮》、《好人一生平安》等一系列影响颇大的作品,构成了一条星汉灿烂、光耀天下的歌曲艺术长廊。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红歌事业更是百花盛开欣欣向荣。尤为抢眼的是流行歌曲的异军突起,比如《同一首歌》、《爱我中华》、《父老乡亲》、《前门情思——大碗茶》、《山不转水转》、《夕阳红》、《涛声依旧》、《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同桌的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封家书》、《雾里看花》、《歌声与微笑》、《当兵的人》、《牵挂你的人是我》、《祝你平安》、《青藏高原》、《阿姐鼓》、《霸王别姬》、《你是这样的人》、《红旗飘飘》、《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常回家看看》、《为了谁》、《懂你》、《好日子》等等。更为可喜的是,继80年代涌现出的《我们美丽的祖国》、《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嘀哩,嘀哩》等之后,又产生了诸如《采蘑菇的小姑娘》、《采一束鲜花》、《妈妈格桑拉》、《数鸭子》等一批优秀少年儿童歌曲。多元化的创作思路、多色彩的艺术探究、多角度地触及生活与多类型地抒写人生,是这一时期歌曲作品的特征。
迈进21世纪的门槛,红歌适应受众的审美需求,尽可能抢占主流媒体的传播平台,在文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努力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提升,其中改编和翻唱经典老歌,成为一种时尚,如《母亲》、《梅花引》、《超越梦想》、《儿行千里》、《哈什噶尔女郎》、《断桥遗梦》、《亲吻祖国》、《天路》、《父亲》、《远情》等歌曲迅速蹿红,“中国女性摇滚第一人”斯琴格日乐翻唱了许多民歌,如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新疆民歌“我们新疆好地方”,云南民歌“蝴蝶泉边”,蒙古民歌“暖吉娅”,蒙古民歌“敖包相会”,蒙古民歌“蓝瓦顶的寺庙”,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俄罗斯民歌“小路”“喀秋莎”等。索朗旺姆演唱的《再唱山歌给党听》、宋祖英演唱的《又唱浏阳河》,李谷一与周笔畅合唱《浏阳河2008》使新民歌成为时尚流行的红歌经典。今年初,歌坛新秀胡彦斌精心挑选了《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唱了数十载、唱遍大江南北的红歌,重新编曲演唱,推出了名为《红歌》的专辑,以“新瓶装好酒”的形式再次高唱那些曾动人心魄的旋律。
与此同时,红歌得到了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强势传播。江西电视台整理出人们耳熟能详、喜闻乐见又适宜电视表演(唱)的红歌200多首,通过连续举办了“中国红歌会”,普及和推广红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三年来,报名参加的群众达13万多人,有3000多人通过江西卫视荧屏演唱了各个时期的经典红歌,收看“中国红歌会”的观众超过2亿,有100多万人次通过短信电话网络表达对红歌的喜爱。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红歌会放歌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近万名首都群众奉献了一台气势磅礴的红歌盛会!最近,江西电视台再次扛起红歌的大旗,重磅推出特别节目---“红歌九十年”,这组电视节目分上、中、下三个篇章,分别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9)的经典红歌,由红歌原唱歌唱家、著名歌手和优秀红歌手倾情演唱,浓墨重彩地向全国观众展现红歌的艺术魅力,并开启第四届中国红歌会的华彩大幕!
伟大的事业铸造了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从《国际歌》到《过雪山草地》,从《绣金匾》到《春天的故事》,从抗震救灾的《生死不离》到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不断涌现的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的红歌,像雄伟的画卷,像壮丽的史诗,艺术地记录和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征程。今天,我们重温和传唱经典红歌,其实是一种追忆、一种传承、一种昭示,而感受和感悟红歌的过程,就是向思想深处不断开掘、理性之光不断升华、感情之火不断燃烧的过程,我们的灵魂因此更加净化,我们的精神因此愈发振奋。
因此可以说,红歌唱出的是一种豪情,催生的是一股精神,体现出一种气节,激发出一种动力,是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力量的强大载体,是人们心灵的向往和精神的追求!让我们用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创作更多的红歌!
让我们用充沛的激情、嘹亮的嗓音唱响精彩的红歌!
第五篇:刑事判决书
请根据下列材料制作一份第一审刑事判决书:
2004年4月10日晚上10点多钟,XX公安局接到报案:XX乡XX村村民徐XX(女)晚上遭到犯罪分子闯入家中行凶,头上被砍了很多刀,几只手指被砍断,血流很多,生命危险。凶手已经逃跑。为了及早侦破案件,抓获凶手,该局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现场勘查发现,发案地点是一座三间瓦房,座北朝南。屋后有块二分地的竹园,两旁都夹了篱笆障。竹园北边有条东西向的小河,河边有个坝头通往对面的麦田。坝头的泥土上留有一只右脚的布底鞋印,长25.8公分。在紧靠坝头的河坎上有棵小杨树,树上留有血手指印。从徐XX的屋内看,东边是灶间,西边是房间,行凶现场发生在中间的堂屋。堂屋右侧有一方桌,从堂屋通往灶间的灶门口有一方凳,方凳上有一件未织完的绒线背心。在方桌、方凳旁边的地上有一滩血泊,血泊上有被害者的少量头发和三颗被砍掉的手指头,并有两小片受害者颅枕骨的碎骨。在堂屋中间血泊旁边的地上,还留下两处被柴刀砍的痕迹,一是刀背形成,一是刀口形成。桌腿和桌面上都有血点。堂屋两旁的隔墙上,都有许多分散的点状血迹,有的由上而下,有的由下而上,还有的是平面,血点分布较高,最高的有2.55米。后门背面有两道门闩,在两道门闩和一道门框上都留有血手指印。从方位看都属右手指印。在后门左边的地上,有一把菜刀,刀上有血迹。经查看,房间橱柜、缸罐等物和灶间所有东西都未翻动。堂屋大桌上的水瓶、不锈钢锅也是原样放置。侦查人员对现场勘查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拍照,提取了作案工具和相关物证。
受害者徐XX,女,31岁,家中有两个小孩,大的1O岁,小的7岁。爱人在省地质队工作。据其苏醒后自述:发案的当天晚饭后,约8点钟左右,徐先将两个孩子安排睡下,这时听到隔壁邻居陈XX喊她端洗澡水,她随后就带上门,去陈XX的家里端水,并在陈的家里玩了几分钟。水端回来后,她并没有洗澡,仅用水擦了身子。以后关了门,点着煤油灯,坐在堂屋靠灶屋门口的方凳上织绒线背心。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歹徒突然从灶间窜出来,先是在她背后猛击了一掌,随后吹熄了桌上的煤油灯,紧接着就举起刀来,在她头部、面部乱砍。不久,徐XX即昏倒在地。
法医和医生的鉴定结论和检查诊断记录证实,徐XX面部被砍四刀(共缝了11针,留下明显疤痕),牙齿被砍掉两颗;头后部被砍三刀,许多头发被砍掉,并从一刀口中取出二片碎骨。左手的食、环、小三指被砍断,属徐XX被砍时用手护头所致。
经过反复调查访问,公安机关侦破此案,经XX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4年5月2日将犯罪嫌疑人朱XX逮捕,关押在XX公安局看守所。
原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受害者的侄子,1986年12月5日出生于XX乡XX村,系XX中学高三学生,2000年前随父在XX学校读书时就不学正道,经常耍流氓。2000年下半年到XX中学后,恶习仍然不改。
4月10日晚,朱XX本想随他姐姐去看电影,但他姐姐不肯带他,他就躲在徐XX家的屋后,想等他姐姐走后再去电影场。正在屋后等的时候,听到陈XX喊徐XX端洗澡水,这时他灵机一动,恶性发作,动了坏脑筋,就从屋后偷偷来到徐XX家的大门边的土堆旁,乘徐XX到陈家端洗澡水之机,窜入其家,隐蔽在灶屋内,想偷看徐XX洗澡,但徐XX将水端回后没有洗澡,只是用水擦了身子,然后就坐在堂屋靠灶屋门口的方凳上织毛衣。朱XX见她没有洗澡,非常扫兴,同时因潜伏时间较长,肚子又痛,急于大便,无法出去,又怕被认出来无脸见人,于是就产生了行凶的恶念。他在徐家盛糠的缸盖上摸到一把菜刀,悄悄窜到徐的背后吹熄了煤油灯,对其行凶,舞刀乱砍,受害者越是呼救,朱XX越是逞凶,直至邻居听到呼救声赶到门口,朱XX才畏罪拨开后门闩,穿过小河上的坝头逃跑。从朱XX交出的衣服、袜子上发现了几处点滴血迹,经技术化验,与受害人血型及现场菜刀和地面上血迹相符。经比对,朱XX指纹与现场指印亦相同。鉴定人员出具了相应的刑事技术鉴定报告。邻居也出具了证词。
XX公安局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XX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XX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后认为朱XX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于2004年5月1O日以“X检诉字(2004)122号起诉书”以被告人朱XX犯故意杀人罪向XX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XX市人民法院受理后,成立了由审判长XX和代理审判员XXX、代理审判员XXX组成的合议庭,并于2004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陈XX担任书记员。XX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余XX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XX委托XX律师事务所律师高XX担任辩护人。被害人徐XX及其诉讼代理人XXX到庭参加诉讼。证人XXX、鉴定人XXX参加了庭审活动。
被告人朱XX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表示悔恨,其辩护人高XX提出:被告人朱XX属于未成年人且其行为属于犯罪未遂,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朱XX的行为手段残忍,其目的就是致被害人于死地,虽然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但根据刑法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朱XX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因此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庭审理认为,XX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朱XX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辩护人高XX提出的被告人朱XX属于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但其提出的被告人朱XX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也“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法庭决定判处被告人朱XX有期徒刑八年,并于2004年6月15日制作了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