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良《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

第一篇：张成良《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

《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

2013年（春）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姓名：张成良 学号：***98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一、女神：完美的超我………………………………………………………………………………2

二、普通妇女：现实的自我…………………………………………………………………………3

三、女妖：无束的本我………………………………………………………………………………4

注释……………………………………………………………………………………………………7

参考文献………………………………………………………………………………………………7

【摘要】：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市民队伍的壮大，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后，《西游记》逐渐被广大人民接受。《西游记》最早感受时代剧变前的气息，因而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上有异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为我们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为我们了解女性提供了平台。如果说对人的解放首先是对女人的解放，那么，要想理解人，首先要了解女人。经过对《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整合，女性可以分为无情无欲的女神，他们是理想中的女性，是楷模的代表，有情有欲但能理性对待的世俗女性，她们生活在传统贞洁观念的束缚下，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女妖，她们被视为祸水，警戒男士望而远之。

【关键词】：《西游记》 妇女观 女性形象

《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以魔幻为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品，书中塑造了数百个奇特的形象，涉及天上、人间、地下，儒、释、道三教，乃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既有正面形象的神仙菩萨等，又有的反面形象妖魔鬼怪等。众多的形象无不栩栩如生，各具特色。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运用了人、妖、兽三者结合的特殊手法，在人物的身上体现了人间社会中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具有兽的外形和习性，妖的神通等传奇性。在《西游记》中，女神、女人和女妖分别代表着“超我”“自我”和“本我”，构成了小说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女性形象系列。

一、女神：完美的超我

《西游记》中的女神形象非常多，比如七衣仙女、王母、观音、嫦娥、太阴、风婆电母、毗蓝婆、四圣（黎山老母，观音，文殊和普贤）所化母女等，有十几个，她们多是一些清心寡欲，有着菩萨心肠的仙佛，她们总是能对唐僧师徒施以援手，救他们于危难之际。也正应为如此，作为女神的女性，是整个人类崇拜的偶像。作者将这些女性塑造的完圣洁完美，代表了作者心目中超我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被当时社会认可，被人们推崇。是当时社会世俗女性学习的楷模。对于小说中的其他女神，作者只是轻描淡写，我们对其印象也不深刻，着墨较多的女性是观音、嫦娥等几位女性，因为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超我形象，所以她们的欲望我们很难看到。

观音是全书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一个女神形象，在小说的第八回中这样提到：“缨络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 这些描写给人一种端庄、华丽的感觉，也给人一种美而不俗的视觉享受。观音不仅有着美轮美奂的外表，给人一种脱俗的感觉，而且她还有着超强的本领。可以说，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每次遇到困难，都是观音出手相助，就连如来佛祖也大加赞扬：“别个是也去不得，须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得。” 她对唐僧的要求是不图回报，完全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欲望。观音是作者对世俗女性净化后的产物，她美丽、圣洁，没有了世俗女性的七情六欲，是一个完美女性形象的代表，达到了“超我”的境界。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观音不仅有着端庄的外表，高超的本领，而且她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在作品中，她的形象具体可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性形象。小说的四十九回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是啊，2

悟空也觉得甚是奇怪，嘴中还念叨：“这观音，既不安心打坐，也不装扮梳洗。”这是对还没来得及化妆的观音的形容，与以前观音的端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她见客的时候居然也是赤裸着双脚，露出了两只胳膊，从这里看出观音的身上也有女性化的一面。在孙悟空的面前，有几次观音的形象被笼罩上了世俗女性的影子，不再是我们心中的高高在上的女神，她充满了人间女性的色彩。在小说四十二回：当她听孙悟空说有人变换成她的模样时，她竟然“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一掼”，由此可见，菩萨也有生气的时候，她也有喜怒哀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形象。更有一些语言，彻底颠覆了观音的女神形象，再看四十二回她和孙悟空的对话：

“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作当，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

这些话，充满了调侃的意味，她不仅在夸耀自己的美貌，而且好像和孙悟空作起了交易，一点神仙的样子也没有。作者完全把她的形象写的富有人性化意味。作者对观音形象的刻画，已经打破了世俗观念的局限，淡化了对神性的描写，更加注重描写人性美。我们可以了解到，小说中的观音不仅有着端庄的外表，高超的本领，还是一个具体实在的女性形象，完全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因为如此，她们的形象才更加符合弗洛伊德的超我人格理论，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的代表。

二、普通妇女：现实的自我

在小说《西游记》中，世俗女性主要有女儿国国王、温娇、百花羞、金圣宫娘娘、天竺国公主等，她们都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是世间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们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欲望，她们最后都用理智战胜了激情，是自我的典型代表。

女儿国国王对唐僧可谓一见钟情，她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又有整个江山，她愿意用她的所有，换取唐僧的真心，愿意纳唐僧为王，自己做王后。这种做法足以见得她对情欲的渴望，她把爱情看的比江山、金钱和地位都重要，她大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让人惊叹。看小说的五十四回：女王闻满心欢喜，对众文武道：“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玉帝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外，不觉淫淫汲汲，爱欲恣恣，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玉帝，还不来占凤乘鸾也？”只见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

这些表述，无不体现了国王对情欲的大胆追求，她用她的理智战胜了欲望，在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她放下了自己的欲望。相对于女儿国国王来说，小说对唐僧的刻画让人觉得不尽人意。他过分压制自己的欲望，显得苍白无力。小说以国王的失败而告终，其实是对女性自作多情的一种嘲弄。这里，体现了欲望和清规戒律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欲只能让步，说明了封建社会对人的自然欲望有着很深的压制作用。

小说同样还讲到两位女性，唐僧的母亲满堂娇和百花羞公主，她们也受到了封建礼教的约束，最后都成了当时社会的牺牲品。满堂娇又叫温娇，是一个丞相的女儿，她用抛绣球的方式和陈光蕊结为夫妻，结婚不久，两个人坐船去江洲付任，船夫贪图美色，杀害陈光蕊，强占温娇为妻，当时 3

温娇已经怀有身孕，为了给陈家保留香火，她委曲求全，生下了唐僧，但不被刘洪允许，温娇只好把孩子放在江中，最后是一位长老救了小孩的性命。陈光蕊，也因为曾救过龙王一命而复活。十八年后，全家人团聚了。本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由于社会道德的约束，她不得不放下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愿望，从容自尽。

作者安排温娇的结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贞操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她的高尚品质让人称赞：她为了给丈夫报仇，为了给陈家延续香火，忍受着奇耻大辱，身心受尽了折磨和摧残，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贤良的妻子，但是在社会道德的约束下，她没办法原谅自己的过失，从容自尽是当时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

温娇用死来获得心灵上的解脱，而百花羞则是活着赎罪。百花羞本是宝象国公主，和奎木狼私通生下两个孩子，她们做了十几年的夫妻也很恩爱，但就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仍然想回宝象国，以至于最后出卖了丈夫。记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这是殷丞相的话，可见封建传统道德对人的摧残之深。

无论是女儿国国王对情欲的大胆追求，还是温娇从容自尽，乃至百花羞苟活于世，都表现了女性追求自然欲望和当时社会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她们都是自我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坚守贞操，克制甚至泯灭女性的欲望，才是判断女性的根本标准。对女性坚守贞操的自觉要求始于西周初年，《周易》有言：“恒其德贞，从一而终也”。对女人贞操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一而终。汉代统治者在《女戒》中强调：“男有再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严重扼杀了女性的欲望。对女性压抑更为严重的是宋明理学，它以复兴儒学，重振三纲五常为目标，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对于男子来说，就是克己修身，在家不好姬妾，在外贱妓远娼，而对于女子来说，未婚的要守身如玉，已婚的严禁通奸，而且丈夫死后不允许改嫁。如果改嫁，就是失节，也就是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明代，传统的贞洁观念达到顶峰，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的世俗女性的不同遭遇看出，作者对贞操的极度关注。

前文提到温娇被霸占，失去了贞操，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她因为羞愧和自责而“从容自尽”的悲惨结局，作者这样安排，其实就是为了迎合当时失去贞操的女性不得不死的社会风气。另外一位世俗女性百花羞同样也失去了贞操十几年，可是为什么她没有死呢？原因就在于她虽然活着，但生活的却十分痛苦，她内心充满了罪恶感。从她给父亲的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书信的第一句话就说：“不孝女百花羞”，本来她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要给自己套上一个不孝的罪名呢？原因在于“被妖怪倚强，霸占为妻”“不能竭力怡颜，尽心奉孝”，还产下两个妖儿，她自己感觉对不起家里人，她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可见封建贞洁观念在女性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百花羞没有像温娇一样从容的死，只能失节苟活，“侍奉双亲到老”以赎“不孝”之罪，以此来减轻积压在内心的负罪感，她活着其实是一种折磨。从这两位女性可以看出，女性自身是封建道德观念的自觉维护者，她们心甘情愿的作男性的附庸，对于这些，她们从来没有过怀疑，这是明代社会妇女主体意识淡薄的真实写照，这些女性都缺乏正视自己人格价值的能力和勇气。

三、女妖：无束的本我

在某种程度上, 《西游记》中的女性妖怪给人印象之深刻要超过一些面目模糊的男性妖怪。甚至也超过了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却默默无闻的沙僧。

《西游记》中这些女妖作为取经力量的阻碍，与书中面目狰狞丑陋的男性妖魔相比, 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女, 个个有沉鱼落燕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们都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如白骨夫人，金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以及简洁想吃唐僧肉的比丘美后白面狐狸。可以说，她们代表的是女性意识中追求长生的本我人格。有的是想采唐僧真阳用以成仙。这里所说的成仙与普通凡人追求长生的成仙不同, 这类女妖追求成仙是为了等级的提升, 或者说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类女妖包括琵琶洞蝎子精和天竺假公主玉兔精。如果说《西游记》中作为正面形象的唐僧的事业是取经, 那么这些女妖的事业便是成仙。从人性角度来说, 不管是真的成仙还是事业的成功, 都是她们渴望得到认同或者是自我满足的表现, 而这似乎是生存价值的一种追求。体现的是女性人格中自我满足的本我。还有的是真心相遇唐僧做夫妻。如荆林岭树精杏仙, 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 以及最初欲与牛魔王终老的玉面公主。这些女妖摆出千般娇态, 使出万种风情, 无需世俗所谓的三媒六证, 为了能和心中的所爱结合而完全无视女性理应恪守的森严的封建礼教, 成为人性中原始情欲的化身, 这恰恰是女性本我人格特征的表现。

此外,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女妖的异类———罗刹女即铁扇公主。她出身魔界, 但自幼修持, 已得人身, 只是未成正果, 住在远离凡尘的翠玉山芭蕉洞。独特的出身、经历与环境, 使罗刹女与其他女妖同中有异。作者对罗刹女独特、细腻、不乏同情心的描写, 使这个女妖更具人性。罗刹女和唐僧师徒没有直接的冲突，只因其子红孩儿被观音收服，母子不能常见面，才迁怒于唐僧师徒。以此而论，她只是一个爱护自己孩子的母亲，难以自禁的母性流露让人位置动容。与其他女妖相比, 罗刹女更像一个遵循封建家庭伦理标准的平凡女人。她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丈夫移情别恋, 她只能苦苦等待, 偶尔丈夫回来她便满心欢喜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否则也不会被孙悟空轻易地骗取了芭蕉扇。最后为了搭救丈夫牛魔王, 甘愿奉上宝扇。当她跪倒尘埃、泪痕满面苦苦哀告时, 全无了妖性, 俨然人世间一位多情的妻子。她对孙悟空的切齿痛恨, 对玉面狐狸毫不掩饰的嫉妒吃醋。在铁扇公主这一形象上, 女性特有的品质——母性和妻性被充分体现了出来。

铁扇公主的形象塑造十分成功，活脱脱世俗中人。身为翠云山芭蕉洞主，凭其稀世珍宝芭蕉扇称霸一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为贪图美色与百万家私，又讨玉面公主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门的女婿”。铁扇公主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长相厮守，因此，当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喜出望外，俏语温存，试图以情以义感化夫君，人世间夫妻之情之状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

《西游记》中的女妖美艳绝伦, 行为言词大胆豪放, 对于自己所追求的事物不择手段, 并且随心所欲。凭心而论, 剥离了其吃人的特性, 这些女妖和女人一般无二。只不过她们更多的带有女性个体原始的意识状态, 不受封建社会道德约束, 一切以自我满足为前提, 追求个体原始的欲望。换言之追求长生、得道成仙和自然的情欲就是这种原始的欲望的体现。这些都体现了按快乐原则行事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的女性人格中的本我意识。可以看出, 小说《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神、人或者妖, 都带有极强的人性符号, 体现了作者自身精神世界及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观点和态度, 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分别赋予神、人、妖以超我、自我、本我的人格特征, 立体化地表达了作者独特的女性观。

《西游记》中的女性分为妖、神、人三类。就女妖而言，作者写到了十余位（群），她们大都美

若天仙。如二十七回描写白骨精“翠袖轻摇笼玉笋，香裙斜拽显金莲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第六十四回的杏仙，“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己。”再如所谓的地涌夫人，更是出众，“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甚至“月里嫦娥还喜恰。”美则美矣，同是妖类，各自性情绝不相同，若论奸诈狡猾，首推白骨夫人，凶狠撒泼则有蝎子精，老鼠精虚情假意，而杏仙则温和貌美又有才，简直有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了。

妖精，不精者不灵，善于变化能使手段是女妖们妖魔性的表现。神通广大的，仙佛也怕三分，那蝎子精不就让如来吃了亏么，或女妖们有恃无恐，罗刹女一把芭蕉扇也扇的悟空飘过五万余里，而稍弱者，则会迂回曲折的软磨硬泡，以人情事理打动目标，唐僧就是在白骨精这种功夫下赶走孙悟空的。当然，也有女妖如过往云烟，“戏份”很少。平顶山二怪之母九尾狐狸，出场时精神头很足，“雪鬓蓬松,星光幌亮。脸皮红润皱文多,牙齿稀疏神气壮。貌似菊残霜里色,形如松老雨余颜。头缠白练攒丝帕,耳坠黄金嵌宝环”（第三十四回），但很快便被猴子一棒了帐。又如通天河中班衣鳜婆，只言片语的为灵感大王献策后，冰冻河面，显出姜还是老的辣，但观音现世，水怪鱼精，尽皆死烂。

《西游记》中的三类女性神、人、妖，作者不自觉的赋予了她们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本我的性格特征。同时，由于《西游记》的创作是以几千年的封建男权文化为背景的，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充斥着对女性的歪曲和歧视，特别是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人之有欲，为了维护天理，必须消灭人欲。由于吴承恩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作品《西游记》展现了作者比较落后的情欲观念：天上的女神神通广大，清心寡欲，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观音是全书塑造最完美的女神形象；凡间的女人都自觉的以礼教规范自己的行为，稍有越轨就会受到作者的谴责，满堂娇从容自尽和百花羞带羞苟活的不幸结局，是作者封建思想的表现，就连从未见过男性的女儿国国王，因为主动追求情欲，也遭到作者无情的批判；至于女妖，作者虽然赋予了她们美貌，但是却把美貌和邪恶等同起来，女妖的美貌是用来引诱唐僧，阻碍取经道路，最终没有好的结局。总之，从《西游记》三类女性形象可见作者的女性观是保守传统的。

注释：

（1）《西游记》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版（2）《中国女性史话》谭正璧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版（3）《西游记》吴承恩著，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版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

（2）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年3月版 104页（3）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5月版 256、260页

第二篇：女性职场形象礼仪

女性在职场最重要的资本是什么?据调查统计40%的白领人士选择了能力，之后依次为容貌33%，关系14%，学历8%。金钱和职位各占1%。没想到女人的容貌居然占有这么高的地位。职场女性精心打扮，时刻注意自己的仪容，让自己更加赏心悦目，非但不肤浅，还是一件相当实用的事情。

1、服饰与颜色的搭配

一个人和颜色有特别大的关联，一个人穿得再名牌、东西堆饰得再多，如果颜色不对，搭配得乱了，人们就会评价“这个人好像挺有钱的，但挺土”。色彩是管理人的品位的，和谐了你身上的多色组合就漂亮了;不和谐就紊乱、不舒服、显得品位低下。

服装的风格和特征往往首先是通过色彩的视觉幻想形成的，合理而和谐的色彩组合常常能带来奇异的视觉效果，令人耳目一新。一般来说，颜色有深浅和冷暖之分。深色显得安定、沉着，浅色显得文雅、大方;冷色显得沉静、严肃，暖色显得热烈、奔放。各种颜色如果搭配得当，能够把你打扮得更加妩媚动人。

主色调服饰搭配：这种配色可采用各种对比色，但要确定一种起主导作用的主色。主色应与整套服饰及基调相一致，主色在整套服饰中应占大比例的面积或较重要的位置。辅色的选择也要符合服饰的全体基调。

同种色搭配：这是一种最简便、最基本的配色方法。同种色是指一系列的色相相同或相近，由明度变化而产生的浓淡深浅不同的色调。同种色搭配能够取得端庄、沉静、稳重的效果，适用于气质优雅的成熟女性。但必须留意同种色搭配时，色与色之间的明度差异要适当，相差太小，太接近的色调容易相互混淆，缺乏层次感;

类似色服饰搭配：所谓类似色系指色环大约在90度以内的邻近色。如红与橙黄、橙红与黄绿、黄绿与绿、绿与青紫等都是类似色。类似色服装搭配变化较多，且仍能获得协调统一的全体效果，颇受女性青睐。

2、服饰与体型的搭配

身材匀称的人穿各式服装都会有较好的效果，而对于体型不完美的人，在着装时，可借助服装不同的款型，弥补体型的不足之处。

人的体型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o体型：o体型的人臀围较大，胸部与腹部明显突出，体内脂肪堆积，外观体型呈圆形。这种体型的人在搭配服装时，要穿着有延伸感的服装，以拉长体型。衣服的下半部不能膨大，不宜穿着紧身的服装;

h体型：h体型的人直腰臀高，缺乏女性凹凸的曲线美。在搭配服装时要强调衣服的比例，避免突出粗直的腰部;

a体型：a体型的人上身较瘦，臀部较大、腿粗。在搭配服装时要强调女性的成熟与典雅，不宜穿着短裙或短裤;

x体型：x体型的人胸部高、腰部细，宜穿软质料的服装，服装款式应简洁大方。

3、服饰与质地的选择

一个人皮肤长得特别嫩，一定感觉穿特别粗糙面料的衣服不好看，一个人皮肤不那么嫩，如果去挑战特别好的光滑的好料子，如绢、丝等特别细腻的料子会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粗糙，这是质地关系。

职场女性购买服饰温馨提示：

买衣服之前要先打理衣服，不要先急着买。一个人因为社会角色的不同，在一生当中你的衣橱是不同的。真正科学的衣橱法则是东西并不多，但要和你现今阶段所要出现的场合吻合。

比如一个职业女性，5年之内没有换职业的打算，平均每个月在办公室、参加会议、来访、访问占60%都是职业装，参加活动占20%，有10%私密约会，那时候的衣服应当有女人味不能太职业，休闲时的衣服需要10%。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业想好需要的衣饰列出来，列好后你就开始打理衣柜。

职业女性饰品佩戴礼仪

饰品不是多多益善的，要和场合有关，运动时戴一两个就行了，参加晚会可以增加饰品的点数。穿很朴素的颜色，可以增加饰品。点数如何数，凡是身上闪亮的东西包括指甲油、鞋上的装饰物都算饰品，离开3米远能看到的醒目的东西，戴着花、衣服扣子、鞋前面有特别醒目的装饰物也是点。

3个到5个是一般装饰物，适合在职场上班。5个到八九个左右是比较多的装饰物，如果要到10、11个左右需要到最华丽最隆重的场合。有的人参加晚会只戴一个最大的花，一个就相当于11个的效果，点数和大小、引人注目度有关，戴一个大的胸花就相当于七八个。

第三篇：水浒传中女性形象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它集纳、吸收了民间传说与平话中水浒英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梁山起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广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复杂的生活面貌，塑造了林冲、鲁达、武松、李逵等一系列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鲜明形象。它的韵味的确可谓品之不尽。例如：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它在历史上为何多次遭到查禁？宋江的招安路线该如何评价？水浒英雄的许多行为举止，尤其是他们动辄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该如何看待？难道所有的水浒英雄都不得不上梁山吗？水浒英雄到底是贼寇还是走投无路的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谓的“义”和“忠”是可取的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南征方腊的举措？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之说，为什么？……..可以说，每当阅读一次，对以上诸多问题都会产生新的看法和感受。我想，作为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魅力也许恰恰就在这里。《水浒传》主题内涵的不一而足和百家争鸣的历史和现状，正是《水浒传》由一部小说而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成一门被专门研究的学术的根本原因。在此，本人想简单地谈一谈该书对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水浒传》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她们大多都是美丽的，然她们全部又都是丑陋的，在我看来既美且丑是《水浒传》绝大多数女性形象共同的特点，而丑陋又是她们最主要的特点。根据作品的描写，她们的美似乎都是外在的，而她们的丑主要是内在的，可以说，作品中的主要女性都丑不忍睹！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另一半，对人类的繁衍、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塑造女性形象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本人以为，从该书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来看，我们应当看到作者的主观思想对作品中的女性都赋予了原罪！可以说，她们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她们的性别。下面，我就这个主题重点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水浒传》女性人物分类的问题；第二是《水浒传》女性形象塑造分析；第三，试谈一下作者如此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

一、《水浒传》女性人物分类的问题 《水浒传》的女性人物很多，主要的有：林娘子、潘金莲、潘巧云、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李师师、王婆、阎婆惜等。这些女性形象我认为可以分这么几类，第一类是上附天罡地煞之数的梁山三位女英雄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第二类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个淫妇，即二潘，一个是《水浒传》中最主要且最著名的女性形象潘金莲，还有一个是杨雄的妻子潘巧云。再就是阎婆惜以及卢俊义的夫人贾氏。第三类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第四类是《水浒传》里面描写的一个贞节的女性，林娘子。第五类就是面目可憎的王婆。此外还有其她一些女性形象，比如张督监家的丫鬟玉兰，还有那个面目不太清楚的阎婆惜的母亲阎婆等等。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这几类人物各自的分量，也就是做为一个艺术形象是不同的。当然，对《水浒传》女性人物形象分类的观点很多，比如徐江博士在CCTV-10《百家讲坛》栏目演讲时将她们分为三类，即第一类自然是梁山的三位女英雄；第二类是四个淫妇；第三类是贞节的女性形象林娘子。然而，面目可憎的王婆在《水浒传》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被塑造得非常真实而成功的女性形象；李师师尽管形象不太丰满，但在整个《水浒传》中，她出场的频率及对情节发展的作用是很有分量的。我以为，此二人情况特殊，应各为一类的好。因为，李师师做为京城名妓，她和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夫人完全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而王婆，不但无外在之美，且其内心也极其丑陋肮脏。她对家长里短异乎寻常的热心、她对别人（尤其是对青年男女）心思过分的好奇和揣测、她对钱财的贪婪（如不断向西门庆加码索要）、她损人利己的品行、做牙婆的下贱本事和手段以及在作品中那“高超”、“精彩”的表演都使她与《水浒传》中的其他女性俨然有别。王婆灵魂的丑恶可以说，在《水浒传》所有的“坏女人”中是登峰造极的。她是一个非常真实、丰满、鲜明的艺术形象，是一个以那种方式牟利的社会闲人。作者将她塑造得很典型，所以完全有资格单列一类。

二、《水浒传》女性形象塑造分析 《水浒传》中主要的女性形象都是美的，又都是丑的（王婆除外）；美的是她们的花容月貌，而丑的那一面却情况各异。根据作品的描写来看，或品行、或感情、或职业、甚至是因为美貌本身所至。首先谈一谈最热门的人物和话题——潘金莲。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金莲不肯依从，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妆奁，不要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潘金莲的美貌和婚姻使清河县的浮浪子弟们感叹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我们再通过武松的眼睛看看她。兄弟重逢后，武松来到哥哥家，“只见芦帘起处，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如果抛开作者描写的褒贬色彩偏向，我们不得不承认，潘金莲的确生得很是美貌动人。那么，她最后为什么堕落了？丑陋了呢？或者说潘金莲的美为何最终死亡了呢？我认为《水浒传》中许多女性的美的诞生本身就注定了她们的美的死亡！何以如此？罪恶的世道环境和作者的主观思想早就注定了她们的命运。对她们而言，出淤泥而不染，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之又难！她们的美丽一旦诞生，可以说，就是以死亡为目的的。我们从潘金莲之“宁嫁武大郎，也不从张大户”的选择上可以判断出她的基本品行，她还“颇识些礼数，又作的好针线，烧得好菜，”用她自己的话说，也是“响当当的婆娘！”；用今天的话来说，她也是既有本事又有自己活人的原则和理想的。很可惜，她被张大户残酷地惩罚式地嫁给了武大——如果潘金莲嫁的即便不是武松似的英雄俊男，哪怕是一个身材相貌正常的普通人，而不是“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一个侏儒，按潘金莲的基本品行分析，我想她不至于走上与西门庆私通，乃至于毒杀亲夫之路的。浮浪子弟们的骚扰罪不在她；世道的险恶不公、潘金莲的美貌动人和武大郎的弱小无助，都决定了兄弟重逢前他们夫妻坎坷的际遇。即便这样，她还是整天足不出户，与武大郎过着安生的日子。武松的出现唤醒了潘金莲沉睡的心灵，使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命运的极大不幸；从而使她不断自觉地审视自己所得到的极不人道的婚姻家庭生活，并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改变或者哪怕是一点点的补偿。潘金莲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武大）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是她在此后的时日里对武松问寒嘘暖，操持饮食，无微不至的伺候含有了别的心思，以至后来发展到多次挑逗武松。然则，武松自小没了爹娘，由哥哥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他视兄若父，与兄感情笃深；再加上武松是极重义气，名播江湖的打虎英雄。无论从个人情感、家庭伦理，还是社会道德而言，拒绝是他必然而唯一的抉择。且不要说是他的嫂嫂潘金莲了，哪怕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浑家，按照武松的性子，都是万难从命的。潘金莲尽管必然地遭到了武松的拒绝，但被唤醒了的心灵再也未能就此甘心。失落的痛苦从此开始咬噬她的内心，同时也使以后她的堕落成为可能。后来，武松因公事出差东京数月，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西门庆跟潘金莲一段苟合之事。潘金莲的越轨行为本不至于丧了武大郎的命，但武大和郓歌一起捉奸，致使武大被西门庆一脚踢伤，这就完全改变了他们一干人命运的发展方向。在武大郎养病期间，王婆出了个最坏的主意，并在王婆和西门庆的操纵威吓下，潘金莲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亲夫武大郎。我们也可以看到，潘金莲最初还是有追求的，而张大户的垂涎和报复、所嫁非人的不幸婚姻、心灵的觉醒和欲望的膨胀、外人的挑唆和威逼，终使她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尽管武大郎说潘金莲“颇识些礼数”，但是一个使女出身的人，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的，也许是自然属性高于她的社会属性，本能压倒了理智，所以最终走向了毁灭。潘金莲的毁灭是美的毁灭，是古代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命运，反抗男权社会的一次挫败，客观上是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吃人本性的一次大暴露，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其次，我们以扈三娘、孙二娘为例，分析一下《水浒传》里的女英雄形象。梁山上三位女英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扈三娘。因为扈三娘漂亮、美貌、英武，武艺好生了得。但在《水浒传》中，对梁山三位女英雄的描写，虽然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也最多，表现也最英雄，功劳也最大，却是一个被丑化了的很不成功的文学形象。为什么要这样说？扈三娘是毫无是非观念的。本来扈家庄和梁山已经结盟了，但是李逵把她一家全部杀光，只逃走了她的一个哥哥，结果扈三娘一点反应都没有。按理说，她和梁山有血海深仇的，可宋江让她嫁给王矮虎，她居然就答应了。同时，“一丈青”，自然个儿是特别地高，王矮虎又是特别地矮，而且王英人品又特别恶劣，但扈三娘居然就能跟他结合。这就是对她的形象丑化。另外，在整个水浒英雄的功劳中，扈三娘功劳显著。她阵前交锋，当场活捉敌将最多，一共三个，而且三将都是108将之数。林冲英雄盖世，也就捉了一将，扈三娘。但就这样的赫赫战功，排座次的时候她竟然居地煞星第23位，整体排名59位。而她活捉了的她那个不中用的丈夫王英却在她前边，居第58位；她阵前活捉的两位将军，郝思文，居第41位，彭玘居第43位，都比她高出许多位。梁山英雄排名是大有深意的，而对扈三娘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说明了什么呢？也许只能从作者的态度里找答案了。扈三娘的确长相美丽，武艺高强，战功赫赫。但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扈三娘却是个没有性格的哑美人。金圣叹批评《水浒传》说，该书写一百八人有一百八种性格。但对扈三娘除了概念化地介绍其长相、武艺和战功外，再没有作细致地刻画。她甚至是个哑美人，她上梁山之前跟上梁山之后只说过一句话，还没出声。那就是她跟王英对阵的时候，王英一看她漂亮，在马上就有点下作，所以扈三娘在抓他的时候就说了“这厮无理”四个字。从此以后，扈三娘一句话没说。她在水泊梁山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以宋江义妹的身份，可以说是下嫁王英。因为从人品、形象、武艺上，王英跟她都不匹配。女人一丈青，高个儿，漂亮；而男人王矮虎（王矮虎全名叫矮脚虎），他个儿低，主要是脚短，最丑。宋元人说的脚就是腿。再说，扈三娘的结局也是莫名其妙的，写得没有一点点英雄气。在征方腊这一战里，梁山好汉一共折了59位，战死59位。但是别人的战死都是正常的交战，当阵阵亡，中伏兵遇难，重伤不治而死，或者是被俘而杀。只有扈三娘夫妻死得莫名其妙。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王英是跟郑魔君做战，郑魔君使出妖法，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甲神人，于是大惊失色，一不小心就被对方一刀砍于马下。扈三娘一看要给丈夫报仇，拍马冲上前去，被郑魔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死去。为什么在阵亡的59位好汉里边，作者对57位的结局描写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就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说，不管《水浒传》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重墨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她都是单薄的，可以说没有性格可言。她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能征惯战，美貌佳人的符号而已。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另外一位女英雄就是孙二娘。她是黑店老板娘，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母夜叉。她的形象是什么样呢？在武松眼中，“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这是她的衣着。她的身体呢，“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而且母夜叉跟她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倒过来的。孙二娘的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店也不是姓张，而姓孙，为什么呢？因为孙二娘的黑店是祖传的，她父亲叫山夜叉孙元，在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菜园子张青跟孙二娘这样的关系里边，是以孙为主，以张为副。但是这个形象的作为，很难叫人接受。孙二娘开人肉铺子、卖人肉包子，曾害过许多客商的性命。武松、鲁智深都是在她图财害命的过程中认识的。她当年曾经用蒙汗药麻翻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也是一个英雄了得的人物。武松前后两次到十字坡，都看到孙二娘的黑店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可以说，孙二娘是一个有见识的、娴熟于江湖黑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这样的“好汉”是起义的农民吗？她不仅是丑的，而且是恶的。任何一个朝代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恐怕都是要法律追究的。最后，再简单地说一说其他几个水浒女性。一个是林娘子。林娘子表面上看来被描写成了一个贞洁女性，而且长得十分美貌。而实际上，作者早就把她丑化了——她被描写成了“祸水”——是林冲不幸命运的唯一根源。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武艺盖世，社会地位不低。高衙内看上了林娘子，于是厄运便连连落到了她丈夫林冲的头上。先是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遭毒手；后是火烧草料场，被置之死地，逼上梁山……尽管林娘子主观上没有一丝的邪念，她是《水浒传》里唯一干净的女人，但是作为林冲的不幸遭遇的唯一起因，她的美招致家庭悲剧的诞生。这使她的形象在客观上被否定了！同时，作者的观点也很明显。可以说，叫人很不忍心看到的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林娘子的“丑”是她的美本身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潘巧云。作品对她的描写也比较简单，只是概念化地把她写成了一个淫妇。至于她何以如此？作者并未作细致地刻画。她的淫荡，似乎只是为了让杨雄上梁山落草而设的局。潘巧云其实没有可杀之罪，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悲惨的结局。阎婆惜原本只想和宋江过一种相互斯守的小日子，由于宋江对她的存在持一种冷漠无视的态度，最后才导致她红杏出墙，命丧黄泉。总之，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除了王婆外，都是非常单薄的，更加可惜的是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还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俊义的夫人贾氏，或者是贞节的女性，林娘子，她们大多数都生得美貌，但她们全部给读者感受到的实际形象或客观效果都是丑陋的，结局大都是非常悲惨的。这些美丽的女人在作品中的所作所为和人生悲剧，实际上否定了整个的中国古代女性！这是极其违背生活真实的，也是极其不公正的！我认为，作者的这种创作思想和态度应该受到批判！

三、作者如此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水浒传》要如此塑造和安排这些女性形象呢？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作者的思想局限所决定的。施耐庵（约1296—1330），元末明初小说家。字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属江苏）人，也有人说是钱塘人。关于施耐庵的生平记载，历史上可查到的资料很少，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施耐庵是在《宣和遗事》一书及民间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被金圣叹称之为“六大才子书”之一《水浒传》的。由于作者资料很少，我们缺少了探究水浒许多秘密的钥匙。但根据作者对女性的描写情况，我认为，处在改朝换代的大**中的施耐庵很可能由于家庭的不幸被女人伤害过，比如缺少母爱、被妻子背叛等等。这使他对女性产生了一种心理病态般的仇视和歧视。所以，水浒里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林娘子是祸水，一丈青无是非观，孙二娘是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顾大嫂成了杀人狂；二潘、阎惜、贾氏自不必说，就连张督监家的丫鬟玉兰也散逸着作者对女人浓厚的不信任感。她们要么是祸水，要么是妖魔，要么是淫妇或长舌妇，总而言之，就不是慈母、贤妻和好女儿。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安排先天性地充满了悲剧，那侏儒娶美女，巾帼嫁色狼等一系列古怪离奇的婚姻安排，教人不得不相信，她们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可以说，作品中的女性刚一登场，就已被赋予了原罪！——想一想，在那就连平头百姓也都非常注重家声名气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作者甚至给累世官宦的河北玉麒麟也安排了一个毫无德行的夫人。这叫人如何相信？可以说，作品客观上透露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如何对待女性上，施耐庵与《水浒传》里的张大户几乎有着相同的想法。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同样塑造了刘、关、张、赵、孔明、周瑜、孟德、孙权等无数英雄形象，但我们就未见一个被污蔑的女性——从貂禅到孙尚香，从汉宫太后到吴国太，她们都是那么的真实可亲——而《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英雄主义气概，都是《水浒传》不可同日而语的。看来，即便是施耐庵生活的时代，并非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持有他那样奇怪而落后的妇女观，鸿篇巨制更不一定非要以荼毒女性才能诞生！所以，“水浒”女性观的主因无疑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作祟。第二个原因，就是创作的需要。为了突出刻画武松这位古代英雄智、勇、力、义等一些美学特点，作者便设计了“打虎”、“杀嫂”、“斗杀西门庆” 等一些精彩篇章，也就根据需要塑造了潘金莲这么一个淫妇形象；为了让杨雄上梁山，又粗糙地突然地描写了一个符号般的潘巧云……人到中年、达官显贵的夫人贾氏被写成了与家仆私通的淫妇，可以说是最不具有生活真实性的了。然而，为了绝卢俊义落草的念想，还就这么安排了！可以说，为了梁山聚义，为了塑造“英雄”，施耐庵把《水浒传》中所有的女性就这么或深或浅（指人物塑造）地胡乱豁了出去。第三，《水浒传》集体创作的性质决定了书中带有浓厚的传统的、世俗的妇女观。施耐庵是在《宣和遗事》一书及民间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水浒传》的，所以，群众的、剧作家的、说书艺人的世俗观念、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必然渗透其中。我们知道，从文化上说，信奉儒教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她们只被视为累赘、物品和工具。再加之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观”，更使她们遭到普遍地轻视和歧视。那么，文学作品中根据写作的需要，随意拿女人设局是很可能的。在整个的明清小说创作中，“纣王亡国妲己担罪，幽王昏庸褒姒为祸”的观点和描写是非常普遍的。而《水浒传》对女性的歧视和污蔑尤甚！总之，《水浒传》的妇女观是非常落后的，它没有塑造出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水浒传》中的女性即便是被描写得美的一面，也是被阴险地用于功利目的，即为了反衬她们的丑和恶（同时反衬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而她们许多的丑和恶，很明显是被有意涂抹上去的。这些女性之所以遭到如此的厄运，主要因为她们的性别。性别使所有的水浒女性都被赋予了原罪，因此她们的命运也就全部惨不忍睹了。《水浒传》的妇女观应该被彻底批判！

第四篇：《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０１１１１－１４陈一惟

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谈狐说鬼，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描绘出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她们的痛苦擢发难数。蒲松龄的孤愤心情和寄托情怀使他首先注意到妇女的生活状态。作家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用那枝生花妙笔，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民间故事通过作者的艺术夸张和加工，于是成了一部浪漫主义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些故事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全书的很大比重。追求婚姻自由，藐视和反对封建礼教，珍爱爱情，这样的女性是《聊斋志异》中描写最多的一类。《青凤》、《娇娜》、《小翠》写人与狐的爱情，《聂小倩》、《公孙九娘》、《小谢》写人与鬼的爱情，《织成》、《翩翩》写人与仙的爱情，《竹青》、《香玉》写人与花鸟虫鱼等精灵的爱情。也有《连城》、《侠女》这样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

这些恋情故事都极其曲折动人，绚丽有文采，而且有强烈的思想性。作者讴歌真诚高洁的爱情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美满自由的婚姻生活。作者塑造了大量美的形象，她们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她们不仅有美的外貌，而且具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动，她们是美的高度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有机智贤能并挽救夫家危亡的红玉，有深山采药救情人生命垂危的莲香，也有坦荡爱笑的婴宁，温情体贴的翩翩，多情守信的嫦娥等等。她们往往有着美丽的外貌，鲜明的个性，纯洁的灵魂和真挚的爱情，她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藐视反抗。

《聊斋志异》中关于人妖艳遇的故事写得最精彩美妙，最令人难忘。所有的人妖恋情都有相似之处。书生与精魅幽欢的场所环境大致相似。男主人公的身份处境大致相同，几乎都是书生一个。他们穷愁潦倒但却才情横溢，风流儒雅。贫贱书生在生活仕途上运际多灾，但在情场上却艳遇不迭，非凡得意。女主人公这些狐仙精魅们个个美丽绝伦，聪慧绝顶，既有倾国之貌，又有灼人之情，她们热情主动，只求奉献没有索取，专爱失意书生，并不计较回报，她们一往情深及时地抚慰着书生们落寞的心灵。这样的多情女子，实在是人间难得的佳偶。这些女子不仅是失意书生生活中的伴侣，而且还是他们精神上的知音。她们理解书生的牢骚，排遣他们的郁闷，献给他们温柔，坚信他们的才能。她们是他们的红颜知己。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其年轻美貌，也不仅深入到其心灵秀美，才能超凡。蒲松龄以执着的态度和集中的注意力审视的是红颜知己。这与屈原以女性美为政治理想美的寄托不同，与曹雪芹以女性美为人性美的象征也不同，蒲松龄把女性美作为知己之情的形象化身。

对《聊斋志异》中描写爱情的篇章，人们予以了热情的赞美之词。有谁能不为蒲松龄所描写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炽热的两性情感而扣动心扉呢？有谁能不赞叹蒲松龄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诸如宣扬恋爱自由，歌颂爱情专一，表现夫妇平等呢？虽然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女性最后大多都获得幸福的归宿，但这只是作家的理想。在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男女青年自由结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蒲松龄正是通过这些妇女的不同遭遇，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

创作〈聊斋志异》蒲松龄是用一枝饱蘸着激情的笔来写出的。这些狐鬼精魅作者把她们当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塑造，作者把无限爱慕之情倾注在她们身上。这也是蒲松龄塑造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这就是幻化。把非人（花妖狐魅，神仙灵祗等）幻化为人。书中的女性大都是鬼狐花鸟等异物的化身，但这些异物都具备了人的感情、人的个性，以致使读者感到“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作者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细节描写，塑造了大量成功 的典型形象。作者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发挥了惊人的想象力，塑造了反映现实的典型性格。鲁迅说《聊斋志异》中的“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作者不仅赋予她们美人的外貌，而且赋予她们以社会人的高贵灵魂。她们具有自由，反抗强暴，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但她们又保持了动物的原形的某些特点，这就加强了形象的艺术力量。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它根植于民间文学土壤中，又接受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典范。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有过确切的论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蒲松龄塑造了一百多个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女性形象。这些宛如生人的形象，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她们之间面貌各异，性格、经历也不相同，既有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特征，又有独特的个性。《红楼梦》也是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的伟大作品。如果可以比较的话，就描写的全面细腻深刻这方面来说，作为短篇小说的《聊斋志异》自然比不上鸿篇巨制的《红楼梦》。但蒲松龄的生活经历于曹雪芹不同，因此《聊斋志异》的女性就阶级来说，似乎要比《红楼梦》广泛一些，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妇女的生活状况。以短篇小说而论，便没有一个能和蒲松龄相比的了。

参考书目：《聊斋志异》

《中国小说史略》

《〈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作品评注》

第五篇：论《子夜》的女性形象

论《子夜》的女性形象

摘要

《子夜》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子夜》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参与完成了男性化的主流叙事。茅盾运用男性叙事视角，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众多女性在30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的彷徨。在这里，有不安、苦闷的杜太太和林佩瑶；有多年受禁欲主义思想的牵制而无法追求自己爱情的四小姐惠芳；有不知死活、及时行乐的“恋爱哲学”的宣扬者林佩珊；也有洋溢着新“时代女性”气息的表小姐张素素；还有腐化堕落的高级妓女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等。《子夜》不但为后人记录了畸形现代社会里的女性风貌，而且也为后人研究3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

关键词

女性形象

禁欲主义

恋爱哲学

时代女性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的这句话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子夜》的广泛研究。然而，《子夜》中有一个向来不为评论者所重视的地方，那就是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组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并非作家叙述的重心，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穿插其中。“《子夜》中众多女性生活的环境——吴公馆，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1]这些衣食无忧、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以及游走于上层社会的高级妓女，在30年代的上海，她们在对待各自的情感生活以及金钱的态度上，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取向。本文试图从情感生活方面对这群女性形象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阐释。

一、不安、苦闷的资产阶级太太

在吴公馆里活动着这样两位资产阶级的太太：一位是银行家杜竹斋的太太——杜太太（吴家的二小姐芙芳）；另一位是实业家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掩盖住她们内心的不安、苦闷，这种不安、苦闷还时时啃啮着她们的心灵。

杜太太是吴府中最年长的一位女性，虽然已经四十开外，但由于会修饰和保养，“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作为银行家的太太，使她能与丈夫一起出入于十里洋场的上层。在外人看来，她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衣着华丽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不安时时啃啮着她的心灵。她害怕失去丈夫对她的关爱，害怕失去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在畸形的现代社会里，“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里的女人直觉地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2]对于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容颜的衰老给她带来的恐慌更甚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所以，她时时不忘化妆。即使在飞驰的汽车里，她也要“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她“不觉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可以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3]她的一身“入时”的打扮，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博取丈夫的欢心，是她不安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在客观上，却是对她父亲终生恪守的封建思想的一种蔑视、嘲讽。所以，吴老太爷看着她觉得十分恶心，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说，吴老太爷患脑充血而死，与她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她对封建思想的“背叛”也就仅此而已。她在骨子里，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在对待儿子的情感问题上，她极力反对林佩珊与儿子的自由恋爱，认为“两个人辈份不对”。她还在遵循着旧有的择偶标准，思想并没有解放，还被禁锢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她是一个打上了封建思想烙印的中年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

吴少奶奶林佩瑶的形象与杜太太有所不同，她是一个颇具复杂心理的资产阶级少妇。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感到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真味”是那样的苦涩。在吴老太爷的吊宴上，昔日的情人雷鸣的出现，勾起了她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使她非常怀念“密司林佩瑶时代”。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她曾与雷鸣演了一出短暂的“仲夏夜之梦”，但雷鸣的地位决定了不能给她幸福。当父母双亡后，雷鸣又突然从她的视野里消失，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嫁给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成了吴家大院漂亮的女主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使她欢心，“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有着“啮心的焦扰”。这“缺少”的，这“啮心的焦扰”就是她所追求的狭隘的爱。在求爱的道路上，她求爱不得，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

她对现实有所不满，对逝去的美好回忆有所眷恋。她是一个依恋感伤于过去的人。在回忆里，她知道有一个男人曾爱恋过自己，这使她受伤的心得到了暂时的安慰。然而，即将奔赴战场的雷鸣，把昔日林佩瑶送给他的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又还给了她时，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哀怨。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她俩秘恋的见证，是照亮她生活的一盏明灯，那朵白玫瑰花是她俩纯洁爱情的象征。如今，情人将昔日的定情物还回，仿佛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这朵白玫瑰花已经象征了她们爱情的结局。从此以后，她就像维特一样，被烦恼所困，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她整日抱着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神情恍惚，心里有说不出的“幽怨和遐想”。作为丈夫的吴荪甫，缺少对妻子的关爱。即使在“事业”濒临失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她身上的变化。“即使他有时觉察到了，也不会理会，他马上就会忘记”。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枯萎的白玫瑰花，在他眼前已经出现了三次，竟没有引起他一丝的怀疑，他已失去了作为丈夫的敏感性，妻子只是作为一件可以忽略的物品而存在。所以，林佩瑶与吴荪甫保持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

她虽然不满丈夫的无情，但在心里她还想做“忠实的妻子”。偶尔的一次“背叛”，使她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当吴荪甫从报纸上看到双桥镇失陷的消息时，“克勒一声冷笑”，“吴少奶奶心里猛一跳”，“神经过敏的她以为丈夫这一声冷笑正是对她而发，于是便好像自己的秘密被窥见了似的，脸色在微现灰白以后，倏地又转红了”。当她得知“荪甫的冷笑和什么‘要来的事’乃是有所指，心头便好像轻松了些，却又自感惭愧，脸上不禁泛出红晕，眼光里有一种又羞怯又负罪的意味”。从此，她变得更加抑郁寡欢了。她虽然过着豪华的物质生活，却时时抚摸着这失去“自由”的伤痕。她不就是金丝笼里的一只美丽的鹦鹉吗？她明知道这种生活不是她所追求的，但是，却没有想过怎么去摆脱它，只能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就像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一样，已经失去了鲜艳和芳香。而她所珍视的爱情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4]这就注定了她要承担灵与肉分裂的痛苦。当林佩瑶与雷鸣动情的一吻之后，她便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并惭愧地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理应受人的指责。然而，她的情人与丈夫却可以和任何女人在外鬼混，并把这种性行为当作理所应当，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这就是男权社会里作为女性的悲哀。

在对待妹妹林佩珊的感情问题上，她不同意妹妹与范博文交往，也不赞成丈夫把妹妹当作巩固联盟的筹码，嫁给杜竹斋的幼弟杜学诗，她有自己的“痴想”。她想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昔日的情人雷鸣。为了自己心灵上能有一丝的安慰，不惜牺牲妹妹一生的幸福，这也反映出了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的爱情观。

作为吴荪甫的妻子，她也曾对吴荪甫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做过几次小小的抗争。但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还要依附于丈夫，使她没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勇气与丈夫抗争到底，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当吴荪甫突然要带她离开时，“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惘然回答：‘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毫无疑议，如果她不愿意当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又没有“娜拉”一样的勇气，那么，等待她的就是枯萎的白玫瑰花似的命运。无情的岁月，使她美丽的容颜、温柔的个性、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都失去了原有的亮色。虽然她还保持着资产阶级少妇的端庄、温柔，但她的思想、感情已失却了“时代女性”应有的美，她已被时代的浪潮所遗弃，这是“时代女性”中一类典型的可悲的归宿。

这些资产阶级的太太们，虽然她们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内心深处，那种不安与苦闷还时时困扰着她们。她们也不愿意做客厅里的“花瓶”，但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们还要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使她们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只能在深宅大院里静待悲惨命运的到来。她们的悲剧是优越生活掩盖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太太们的生活已成为固定的模式了，那么，小姐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二、不同生活追求的资产阶级的小姐

在吴公馆里，有这样三位性格大相径庭的资产阶级的小姐，她们是：四小姐惠芳；吴少奶奶的妹妹——林佩珊；表小姐——张素素。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在她们的情感世界里，却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暗示出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四小姐惠芳是《子夜》中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她是禁锢在吴老太爷身边的“玉女”。刚到上海，她就对自己的衣服感到不满，她想摆脱那种灰色的、父权压迫下的不自由的生活，向往着现代都市的生活。但是，突然间，她的生活环境由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筑就的深闺变成了奢侈淫蘼、光怪陆离的上海，种种的不适应，引起了她“心灵上的变化和感情上的冲突”。四小姐显赫的地位，使她避免了许多有形的伤害。可是，她与都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她忍受着悲哀与孤独。她觉得林佩珊和杜新箨的谈笑很惬意，使她萌生了对情爱的渴望，但多年信奉的禁欲主义思想总在牵制着她，使她不能自由地和男人说笑，以致那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杜新箨经人介绍要和她握手时，她的“一双手却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有几分不自在”。在兆丰公园里，她替范博文说情，使他从吴芝生手中解脱。范博文“转身抓住了四小姐的手，恭恭敬敬鞠躬说道：‘救命恩人！四小姐，谢谢你！’她赶快摔脱了范博文的手，背转身去，脸上立刻从眼角红到耳根”。这就是《太上感应篇》教育的结果。

在兆丰公园里，那些歇斯底里叫着的猴子，引起了她对五六年前童年往事的回忆。在“封建僵尸”的压迫下，使她失却了少女应有的纯真的笑容。如今，她再想找寻一只会笑的猴子，已寻不到踪影，这就是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当她看见一对相亲相爱的猴子夫妻时，这景象勾起了旧式“闺秀”少女的“幽怨感触”。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在孤独与苦闷中，她想出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回乡下去”，离开这个物欲横流的上海，远离“现代文明”的熏染。而作为企业家的哥哥，一心忙于他的“事业”，根本就不了解四小姐那种复杂的“心灵上的变化和情感上的冲突”，反而对他的二姐说：“也许是一种神经病”。在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冷漠，亲人之间缺少必要的关爱，这使得四小姐无处诉说她的生活苦闷。她回乡的目的没有达到，干脆就闭门不出，表示抗议。然而她的反抗方式是十分奇特的，她学着吴老太爷的样子，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焚香静修，希冀“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以此抵挡住花花绿绿的世界对她的诱惑。然而，喧嚣的世界，使她念不成经，睡不着觉，反而做起了与范博文幽会的桃色梦来了。她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勇气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在梦里，她却失身于范博文，她也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太上感应篇》多年的教育，使她无法跳出封建礼教筑就的高墙。正当她痛苦欲绝的时候，那位“元气旺盛的表姐张素素”来了，把她拉出了房门，逃出了分崩离析的吴公馆，到外面求学，去寻找新的自由。她的苦行僧生活就此以失败告终。当她离开吴公馆时，她“偷偷地滴了两滴眼泪，这是快乐的眼泪，也是决心的眼泪”。在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使她不可能一下子投身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但已经表明了她投身洪流的决心，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这是作家给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结局。

瞿秋白在《读<子夜>》中说，林佩珊是“不知死活”。确实，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却耳濡目染了当时社会及时行乐的恶习。在大三元酒店里，李玉亭说上海危机四伏，共产党准备五月暴动。她并没有“居安思危”。她的一句“上海总该不要紧罢？有租界——”使我们看到，她受当时社会习气毒害之深，已经丧失了民族尊严。她不担心国之政事，反而想到的是“有没有优游行乐的地方？”当杜新箨提出要到丽娃丽妲村行乐时，她便“倚在杜新箨臂上走了”。这就是她追求的生活：“且欢乐罢，莫问明天：醇酒妇人，——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

“在林佩珊那样的年纪，她那小小的灵魂里并没有觉醒了什么真正意义的恋爱，她一切都不过是孩子气的玩耍罢了！”所以，当范博文向她求婚时，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害得范博文想自杀。回到吴公馆，她又向她的姐姐宣扬了一下她的“恋爱哲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老是和一个人在一起，多么单调！”“要是和小杜结婚，我心里一定还要想念别人——”这位小姐对于恋爱并没有自己的主见，总是“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知和哪个男人结婚好。不久，她便扔下诗人，去与比她小一辈的刚从法国回来的”万能博士”——杜新箨恋上了。正如瞿秋白所说：“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玩艺，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不过，我们也可以预想到，在杜太太的反对声中，她和杜新箨的恋爱将以悲剧的结局收场。在林佩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颓废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一位少女的心灵的，以致使她失去了健康的生活追求。

在吴公馆里，表小姐张素素算是比较清醒的一位“时代女性”了。“她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强悍泼辣的个性”。当吴老太爷死后，她发表自我宣言：“我不肯死！我一定不能死！”“如果一定得死，我倒愿意刺激过度而死！”“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这就是她所追求的刺激——“革命”。在“五卅纪念节”游行队伍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身影。然而，“大队的巡捕在后面赶上来”，挥着棍子乱打时，她不禁“手指尖冰冷”，“两只手在抖，而且全是冷汗了”。多亏吴芝生拉了她一把，于是，“两个人踉踉跄跄地赶快钻进了大三元”酒店，连“头也不回”。这是怎样的一位“弄潮儿”，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那参加运动前的“紧张”、“热情”都已跑到九霄云外。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胆怯的革命旁观者的形象。她参加示威游行，只是一时的热情，一时的冲动，她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到“大三元”酒店后，她又恢复常态，还在为自己“身当其境”而陶醉。她非常激动地讲述着柏青的被捕，忿然质问范博文和杜新箨对示威游行的嘲笑。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五四”后觉醒的“时代女性”的身影，这就暗示着子夜社会的知识女性行将“不可避免的分化”。

当四小姐惠芳刚到吴公馆的时候，张素素就预见到了四小姐会变。当四小姐正在为情感生活中的苦闷而闭门不出时，是她这位活泼的、“爱管闲事”的表姐将四小姐拉出了家门，去寻找新的自由。她是一位比较清醒的女性，她的口头上不时讲出资产阶级生活“堕落”的话语。她带四小姐去丽娃丽妲村，让四小姐“看看上海的摩登男女到乡下干的什么玩意儿！”在这个所谓的“乐园”中，她看到的是“全部的堕落”，她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背叛者。她本不是革命者，但是，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可以革命的。

在《<子夜>提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素素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人物形象，她的感情比较波折。然而，在《子夜》书中，她的感情呈线性发展，这是作家有意简化了情节，这不能不说是《子夜》的不足之处，但我们也可以靠推测来了解她的情感世界。在兆丰公园里，从范博文与吴芝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曾令张素素心动。然而，张素素所追求的“强烈刺激”是这位“灰色”教授所不能给予的。所以，她感到失望。况且，这位李教授看重的是张素素家的钱。当听说张素素的父亲快把一份家产花完时，他很是失望。张素素看透了这位李教授不过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走狗，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完结了。当四小姐说：“他们全有伴。我是一个人！”时，张素素“明知道自己有‘伴’”，但没有说出，这个“伴”应该是吴芝生。他与张素素一起参加“五卅纪念节”示威游行，并且经常发表议论像个革命家。张素素在丽娃丽妲村发现他时，她似乎感触很深地自言自语道：“全部堕落了！——然而也不足为奇！”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芝生亦非革命家，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也会结束。张素素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她冲破了旧有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再只是“男择女”，“女亦可择男”。在张素素的身上，热情地洋溢着“时代女性”的新气息，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继有人。

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化”。对她们来说，只有两种命运：一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堕落下去；而另一种则是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那样，冲出吴府的牢笼，作为新“时代女性”融入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去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不管怎样，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那些处在资产阶级最底层的最不受人尊重的一类人——高级妓女，她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三、畸形现代社会里的高级妓女

30年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阶段。在这个畸形的年代里，没有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反而使她们卷入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中，成为奢侈淫靡的娼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作商品。”“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5]茅盾为我们描绘了在畸形现代社会里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这三位高级妓女奢侈淫靡的生活。她们都是自甘堕落沉沦的金钱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成为权贵的玩物。她们从老到新，或专事欢愉，或别有用心，或为金钱的诱惑而陷入泥淖。她们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我们也只是从朱吟秋那里隐约地知道她“好像是某家的寡妇”。她凭她的姿色和妩媚，靠出卖性服务给上流社会中的男人们带来消遣，以此谋求她所谓的“快乐幸福”。她游刃有余地在众多男人中间周旋。几乎使所有金融界和实业界的要人为之倾倒，她可以“和赵伯韬到华懋饭店开房间”；可以和吴荪甫之类的实业家厮混；还可以和雷参谋吊膀子；周仲伟找老赵放款子，还得找她介绍；刘玉英为了探消息，不得不盗用她的名字，并且刘玉英还想成为“徐曼丽第二”。足见，她在上层社会中的能力和影响力之大，但她始终是“高等阶级的玩具”。弹子房里有她赤裸裸的“死的跳舞”，黄浦江上夜游时有她胆颤心惊的“金鸡独立”，她俨然奴隶一般听凭这些男人的摆布。对此，她并非没有一点知觉，她只是“假装不理会”罢了。虽然她有时也“觉得有几分的不自在”，“一缕被玩弄的感觉就轻轻地在她心里一漾”。就像鲁迅先生所说：“要别人‘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至于侮辱”。[6]所以，那种“被玩弄的感觉”在心里只是一漾，就立即消失了，说明在她心里还有一点残存的自尊，这是与刘玉英、冯眉卿完全不同的。

茅盾没有介绍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是个寡妇。也许丈夫死后，家庭生活比较艰难，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畸形的社会里，她无法支撑起一个家，所以，被迫从事这一行。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社会造成了她的不幸。但是，她完全可以再嫁，组织起新的家庭。也许是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使她没有这么做，反而走上了一条靠出卖肉体与灵魂为生的不归路，过起了看似逍遥自在的卖笑生活。她已经为风月场上的老手，整日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游戏人生。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使她成为一个完全商品化的女人。

刘玉英是一个完全被金钱腐化的妓女。她在某些方面不如徐曼丽吃得开，但在投机钻营这一点上，却是徐曼丽所不能及的。她曾读过几年书，受父兄的熏染，使她对交易所证券市场的经络有所了解。婚后，受公公和已故丈夫的影响，她陷入“现金交易”的漩涡无法自拔。“鉴于哥哥的甚至丈夫的覆辙，她很稳健，做一万公债能够赚进五六十元，她也就满意”了。这个西洋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一套投机哲学。“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所以，她把认识老赵，也当作是一种“投机”，而且“预备捞进一整票的”。

“她也算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可惜这种‘聪明’都用到投机事业上去了”。她盗用徐曼丽的名字，进入赵伯韬的房间，在赵伯韬面前充分发挥她的说谎的才能，利用吴赵之间的矛盾，胡编乱诌。当她意外地偷听到老赵与尚仲礼的秘谈时，“一心一意盘算着怎样也做个‘徐曼丽第二’！而且想比徐曼丽更加巧妙地把老赵完全‘吃住’”。“谁出大价钱，我就卖给谁！”这是她对自己的投机哲学做的最精辟的论断。此后，她便在吴赵之间周旋，充当双重间谍。这样的女人是靠不住的。当吴荪甫失败后，大骂“刘玉英，这不要脸的，两头做内线。”为了金钱，她在吴赵之间游走，促使双方力量的相互转化，吴荪甫敢和赵伯韬斗法，全靠她这张王牌。可见，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无所不用，为了金钱，不惜使用女色这样下流的手段，同时也说明了刘玉英是所有妓女中，最有心计的一个。

她是破落豪富家的寡妇，为赚钱发财不顾一切给人做姘妇，反以为荣，昂首炫耀；为人做内线，两面讨好，从中渔利。是金钱使她鬼迷了心窍，她不但贪图奢侈淫靡的生活，自甘堕落，而且还想找寻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臂膀，可供依靠。

冯眉卿是逃亡地主冯云卿的独生女。为了探得公债市场的机密，为了金钱，冯云卿竟不顾“诗礼传家”的封建传统，教唆自己的女儿去施美人计。结果，弄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悲的结局，而在这一过程中，冯眉卿却充当了廉价的商品。出身地主家庭的小姐冯眉卿，如何能从小姐的高贵身份转变为妓女身份，这其中有许多原因。除了她继母的推波助澜和她父亲对金钱的贪恋之外，她自身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冯眉卿是一个初涉世事的美丽而天真的姑娘，因父亲的出卖和自己的幼稚无知，成了阔人嘴里的羔羊。她风流娇憨，曾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但对于享乐、安逸的生活的满足，很快使她忘乎所以而无所顾虑，以致由于她的错误，导致了父亲的破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对金钱和权势的渴望。

除了以上三位之外，还有冯云卿的九姨太。她虽然“不识字，不懂新法子”，可是到了上海，她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当冯家接到绑匪的吓诈信时，是她“找到白府的五姨太这根线索，这才算是一个招呼打到底，居然太平无事”。从此，冯云卿“不敢过问”九姨太的“夜游生活”，传统的夫妻关系已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她作为继母，对冯眉卿没有一丝的关爱，反而在丈夫面前贬斥女儿，促使冯云卿下定决心出卖女儿。她是一个恶毒的后母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老九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她们会搞钱、探消息、媚人，完完全全是资本家的泄精器，可是也是现代的产物！”（瞿秋白《读〈子夜〉》）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寄生腐朽的特点，以金钱、地位为中心，追求享乐和官能的刺激，醉生梦死，灵魂已泯灭成了花天酒地中的行尸走肉。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人虽然摆脱了封建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拥有空前的性自由。但是，她们的“现代”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的，这与女性追求的真正的性解放、幸福自由是背道而驰的。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当工具或商品时，一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文明。

总之，在男权社会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还是那些上层社会中的高级妓女，在她们的身上都反映出了对男人的依附，对金钱、地位的渴求。她们都渴望找到强有力的男人的臂膀作为依靠，为此，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尽管有些清醒的“时代女性”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冲出了牢笼，去寻找新的自由，但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女性没有她俩的勇气，或是像林佩瑶一样，继续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或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腐化堕落。

《子夜》明确的写作意图，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女性们的情感生活比起主角吴荪甫、赵伯韬来显得并不丰满。但她们个个被作家描绘得貌美如仙，带上了理想的色彩，这其中凝结了作家的审美感受，更寄予了他对一类女性的欣赏。《子夜》中所展现的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形象是多方面的。由于作家对下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不够了解，使他依然按照男性的叙事传统完成了主流叙事，无意中简化了女性的生活。但不管怎样，《子夜》为后人记录了畸形现代社会里的女性风貌，也为后人研究3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这无疑都是《子夜》的功绩，这也就是长久以来《子夜》倍受瞩目的道理所在。

注 释

[1] 姜子华.一次女性视角的再阐释——论《子夜》的女性形象.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6（1）：10.[2]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3.[3]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3.[4] 姜子华.一次女性视角的再阐释——论《子夜》的女性形象.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6（1）：10.[5]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4.[6]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60.参考文献

[1] 赖伦海.“子夜”的中国女性.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2.[2] 杨有业.谈谈《子夜》中几个女性肖像的魅力.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5.3.[3] 茅盾.子夜·茅盾作品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瞿秋白.读《子夜》.茅盾专集：第二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7] 萧三.论长篇小说《子夜》.戈宝权，译.茅盾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8] 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丁世中，罗新璋，译.茅盾专集：第二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9]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专集：第一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0] 张颂南.从美学角度探索《子夜》.茅盾研究论文选集.下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1] Acker, Elizabeth Van.Woman Herself ——friendship, sexuality and love．Social

Alternatives,1991,10-2,55-56.[12] Wright, Erik Olin.．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1998,17-1,35-66.致 谢

本人的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地完成，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在各位老师耐心的教导下，使我有了一定的文学积淀，并且有了自己独道的文学见解，这为我独立完成毕业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教师李凤莲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过李老师耐心的指导，才使得我的论文得以完成，对此真诚地说声谢谢。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学的帮助，对此深表谢意。除此之外，我还要真心地感谢各位领导多年来对我的严格的要求，使我自己能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完成大学教育的最后一课，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