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第一篇：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雷 文

案 情

原告：王小丽，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薛集村4组。

被告：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以下简称襄铁分局)。

被告：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以下简称宜昌车站)。

1999年2月19日5时许，王小丽携带其子王磊(5岁)，持宜昌至襄樊当日418次17车014号硬座票(票号04F065577，进站时车票未经剪口)到17号车厢上车，因17号车门未开，改从16号车门上车，其子在前面上车，王小丽随后上车，列车启动时，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被启动的列车压伤双足。事发后，宜昌车站将王小丽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治疗，王小丽双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技术鉴定中心对王小丽伤害程度作出法医活体检验鉴定结论：王小丽的伤残程度为叁级。该鉴定费200元由王小丽支出。

事故发生后，宜昌车站依照有关规定组成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经与王小丽父亲王帮清协商，于1999年8月6日签订了《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认定，列车员违反部颁《铁路旅客列车硬座车客运乘务员作业标准》停站作业标准中的规定，列车启动后，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压断双足，造成旅客伤害事故，属铁路责任。根据铁路有关法律法规和王小丽家庭实际困难以及受伤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1、支付保险金2万元;

2、支付赔偿金4万元;

3、王小丽住院的治疗费、护理费和抢救中的费用等计43745.70

元，由铁路承担;

4、支付假肢费用3.5万元;

5、以上费用总计138745.70元，此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签订后，王帮清于1999年8月7日从宜昌车站领取了王小丽伤害事故赔付费用共计9.5万元，后给了王小丽。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车站购买车票，送王小丽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王小丽在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经营部购买并安装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丽多次向宜昌车站索赔未果，遂酿成纠纷。

原告王小丽诉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车站购票乘坐418次列车，在上车时被列车员推下车，致使原告双脚被火车车轮轧断。后经治疗，原告双脚截肢，购买并安装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双脚残废，损失巨大，向被告请求赔偿，但被告以《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请求赔偿，并同原告父亲王帮清签订了《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承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38745.70元。原告没有认可该《协议书》。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双脚截肢，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请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伤害赔偿费用共计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费2565元;

2、误工费4145元;

3、护理费3069元;

4、残疾人生活补助费65700元;

5、被抚养人生活费102930元;

6、残疾辅助用具费840900元;

7、交通、食宿费1026元;

8、每次安装假肢所需交通、食宿护理费共计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襄铁分局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是由418次列车员造成的伤害，是怀化分局的责任，应起诉怀化分局，我方不是责任者，按铁路规定由发生地进行处理，但宜昌车站不是责任者;双方已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原告父亲王帮清是在原告授权下签字的，且原告已依协议收到9万余元，应认为是原告对委托权的认可;在该事故处理过程中，我方共支出13万余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对超过赔偿范围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偿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昌车站辩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丽带着儿子，手持当日418次车票上车时，因人多拥挤，17号车门未开，原告改从16号车门上车，小孩在前面先上车，王小丽随其后，列车启动，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原告坠落车下压断双足。事故发生后，被告宜昌车站及时将伤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住院治疗，并指派一名客运值班员和聘用一名临时工对原告进行护理。原告王小丽共在院治疗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丽在院治疗后期，事故处理委员会依照铁路规章授予的权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属和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后经原告书面委托其父亲王帮清进行协商，于1999年8月6日达成《协议书》，对事故的经过、责任，以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治疗费、保险费、假肢费、护理费等费用均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自费购买了两张到广州的卧铺票，送其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对待原告伤害治疗和赔偿中的态度是积极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国家批准实施的铁路规章制度的。从原告家庭实际出发，经多次反映和请示，给予了原告超范围的赔偿，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父亲王帮清所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没有认可一事，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帮清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向被告提供了经原告按压手印的书面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00多万元巨额款，被告认为适用法律不当。被告在处理原告伤害赔偿一案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规，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并已履行完毕。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审 判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所持旅客车票，虽未经剪票，但不影响该旅客车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确立的限额赔偿制度。即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承担各项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4万元。王小丽在住院治疗期间的全部费用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宜昌车站在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已实际支付的各项费用43745.70元, 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司法签定是该事故必要的程序，且发生在王小丽住院期间，该项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安装假肢的费用，虽在住院时未实际发生，但属于必须的补救性治疗费，属于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全额承担，但对于王小丽今后发生的假肢维修、更换费用等其他费用，应属于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在赔偿的限额中，不应另行支付。同时，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案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王小丽因伤害造成三级伤残，肢体残缺，妨碍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适当的精神抚慰和补偿。根据司法实践和本案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准，王小丽请求给予精神赔偿应予支持。但王小丽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的要求过高，难予全额支持。王小丽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或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主管上级，都是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至于本伤害事故的责任人是谁，是铁路运输企业内部划责问题，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内部清算。襄铁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宜昌车站依据王小丽的“委托书”与其父亲王帮清签订的《协议书》，对

该“委托书”的内容和指纹王小丽本人予以否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对此也无其他证据证实是王小丽所为，在庭审时，均提出进行司法鉴定，但未提交书面申请和签定费用。因此本院不再进行司法鉴定。同时，王小丽对该《协议书》中的事实和责任划分均无异议，仅对适用赔偿依据和赔偿数额提出异议，该《协议书》是伤害事故发生后，铁路运输企业与受伤害者进行赔偿的行为，并不影响受伤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在开庭审理时，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均提出反诉请求，但未提出具体请求，且未交纳反诉费，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三条，《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赔偿金4万元;

二、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

三、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假肢安装费和法医活体检验鉴定费共计38210元;

四、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实际指出的费用43745.70元;

五、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六、驳回王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三、四、五项合计191955.70元;减去襄铁分局、宜昌车站已负担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还应向王小丽支付532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13980元，本院已准许免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2100元。

判决后，原告王小丽、被告襄铁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王小丽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赔偿假肢费用的数额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襄铁分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划分责任与客观不符，造成王小丽受伤乘坐的418次列车不是该分局的旅客列车，乘务员亦不是该分局的工作人员，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并应扣除超过限额的赔偿部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

宜昌车站针对王小丽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小丽受伤后，该车站对王小丽实施了积极的救助，并与之协商达成了意外伤害赔偿协议，并已得到实际履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输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并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是正确的，本院应予认定。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但王小丽上诉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并要求赔偿假肢费用等其他费用，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发生站和该事故的善后处理

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均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划责清算。襄铁分局上诉称不是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丽和襄铁分局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王小丽、襄铁分局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8040元，本院已准许王小丽免交;襄铁分局负担8040元。

评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索赔成讼。案件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二被告最终应共同支付的赔偿金额总计为19万余元，而根据铁道部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单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仅为4万元，故有关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同时以《破“限”一判》为题作了简要评述，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适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规章对民事赔偿最高限额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对突破其他行业的民事伤害限额赔偿也有借鉴作用，对推动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对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体权以及侵害公民身体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等作一评析：

虽然民法通则没有对公民身体权作出明文规定，但我们不能否认身体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中即有明确的“身体权”概念，这实际上是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生命健康权这一人格权利明确细化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因此，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完好性 的权利，是基本人格权之一。本案原告王小丽因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造成身体完好性受到侵害，丧失了双脚，所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疼痛、残疾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根据民法通则或有关特别法的规定，侵害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规定了身体权受到侵害可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法院可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事实上，涉及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对于本案的赔偿数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则)与特别法(指铁路法律、法规及规章)的适用关系问题，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了有关铁路特别法规如《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判决二被告支付限额赔偿金4万元、保险金2万元，两个数额均取了上限。同时，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共8万余元。对上述赔偿额的确定，一审法院仅强调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等应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或全额承担，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但没有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尽管本案审理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未颁布，但一审判决仍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见，一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并未局限在特别法规定的赔偿限额内，对受害人治疗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均作了考虑，体现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以及对原告因致残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抚。不过应当注意，二审判决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但其“本院认为”部分则明确指出，“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可见，二审判决认为一审确定的在限额赔偿及保险金以外的赔偿额是“补偿”而非“赔偿”。换句话说，一审判决是一个“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决，并未在一般法与特别法 的适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据案件实际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态度并运用司法裁量权所作的一种处理。从案件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额除精神赔偿5万元外，其他的数额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诉讼前予以认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实际的诉讼价值仅体现在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上。因此，二审判决在阐明其对本案的处理观点的同时，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体现了对受害者权益的善意保护，较好地处理好了情与法的协调。另外，两级法院均对王小丽应负担的诉讼费予以免交，王小丽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因此，应该说本案处理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处理好有关侵害公民身体权诉讼中一般法或特别法的适用关系，应当引起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及法学理论界的重视，应尽早进行探讨、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适用规则，以公正地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王小丽诉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等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黄金波雷文)

王小丽诉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等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黄金波雷文

上传时间:2005-2-6

案情

原告：王小丽

被告：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以下简称襄铁分局）

被告：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以下简称宜昌车站）

1999年2月19日5时许，王小丽携带其子王磊（5岁），持宜昌至襄樊当日418次17车014号硬座票（票号04F065577，进站时车票未经剪口）到17号车厢上车，因17号车门未开，改从16号车门上车，其子在前面上车，王小丽随后上车，列车启动时，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被启动的列车压伤双足。事发后，宜昌车站将王小丽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治疗，王小丽双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技术鉴定中心对王小丽伤害程度作出法医活体检验鉴定结论：王小丽的伤残程度为叁级。该鉴定费200元由王小丽支出。事故发生后，宜昌车站依照有关规定组成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经与王小丽父亲王帮清协商，于1999年8月6日签订了《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认定，列车员违反部颁《铁路旅客列车硬座车客运乘务员作业标准》停站作业标准中的规定，列车启动后，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压断双足，造成旅客伤害事故，属铁路责任。根据铁路有关法律法规和王小丽家庭实际困难以及受伤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1、支付保险金2万元；

2、支付赔偿金4万元；

3、王小丽住院的治疗费、护理费和抢救中的费用等计43745.70元，由铁路承担；

4、支付假肢费用3.5万元；

5、以上费用总计138745.70元，此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该协议签订后，王帮清于1999年8月7日从宜昌车站领取了王小丽伤害事故赔付费用共计9.5万元，后给了王小丽。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车站购买车票，送王小丽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王小丽在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经营部购买并安装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丽多次向宜昌车站索赔未果，遂酿成纠纷。

原告王小丽诉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车站购票乘坐418次列车，在上车时被列车员推下车，致使原告双脚被火车车轮轧断。后经治疗，原告双脚截肢，购买并安装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双脚残废，损失巨大，向被告请求赔偿，但被告以《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请求赔偿，并同原告父亲王帮清签订了《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承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38745.70元。原告没有认可该《协议书》。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双脚截肢，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请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伤害赔偿费用共计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费2565元；

2、误工费4145元；

3、护理费3069元；

4、残疾人生活补助费65700元；

5、被抚养人生活费102930元；

6、残疾辅助用具费840900元；

7、交通、食宿费1026元；

8、每次安装假肢所需交通、食宿护理费共计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襄铁分局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是由418次列车员造成的伤害，是怀化 1

分局的责任，应起诉怀化分局，我方不是责任者，按铁路规定由发生地进行处理，但宜昌车站不是责任者；双方已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原告父亲王帮清是在原告授权下签字的，且原告已依协议收到9万余元，应认为是原告对委托权的认可；在该事故处理过程中，我方共支出13万余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对超过赔偿范围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偿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昌车站辩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丽带着儿子，手持当日418次车票上车时，因人多拥挤，17号车门未开，原告改从16号车门上车，小孩在前面先上车，王小丽随其后，列车启动，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原告坠落车下压断双足。事故发生后，被告宜昌车站及时将伤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住院治疗，并指派一名客运值班员和聘用一名临时工对原告进行护理。原告王小丽共在院治疗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丽在院治疗后期，事故处理委员会依照铁路规章授予的权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属和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后经原告书面委托其父亲王帮清进行协商，于1999年8月6日达成《协议书》，对事故的经过、责任，以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治疗费、保险费、假肢费、护理费等费用均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自费购买了两张到广州的卧铺票，送其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对待原告伤害治疗和赔偿中的态度是积极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国家批准实施的铁路规章制度的。从原告家庭实际出发，经多次反映和请示，给予了原告超范围的赔偿，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父亲王帮清所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没有认可一事，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帮清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向被告提供了经原告按压手印的书面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00多万元巨额款，被告认为适用法律不当。被告在处理原告伤害赔偿一案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规，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并已履行完毕。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审 判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所持旅客车票，虽未经剪票，但不影响该旅客车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确立的限额赔偿制度。即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承担各项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4万元。王小丽在住院治疗期间的全部费用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宜昌车站在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已实际支付的各项费用43745.70元, 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司法签定是该事故必要的程序，且发生在王小丽住院期间，该项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安装假肢的费用，虽在住院时未实际发生，但属于必须的补救性治疗费，属于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全额承担，但对于王小丽今后发生的假肢维修、更换费用等其他费用，应属于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在赔偿的限额中，不应另行支付。同时，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案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王小丽因伤害造成三级伤残，肢体残缺，妨碍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

到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适当的精神抚慰和补偿。根据司法实践和本案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准，王小丽请求给予精神赔偿应予支持。但王小丽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的要求过高，难予全额支持。王小丽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或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主管上级，都是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至于本伤害事故的责任人是谁，是铁路运输企业内部划责问题，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内部清算。襄铁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宜昌车站依据王小丽的“委托书”与其父亲王帮清签订的《协议书》，对该“委托书”的内容和指纹王小丽本人予以否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对此也无其他证据证实是王小丽所为，在庭审时，均提出进行司法鉴定，但未提交书面申请和签定费用。因此本院不再进行司法鉴定。同时，王小丽对该《协议书》中的事实和责任划分均无异议，仅对适用赔偿依据和赔偿数额提出异议，该《协议书》是伤害事故发生后，铁路运输企业与受伤害者进行赔偿的行为，并不影响受伤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在开庭审理时，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均提出反诉请求，但未提出具体请求，且未交纳反诉费，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三条，《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襄铁分局和宜昌

2、车站向王小丽支付赔偿金4万

3、元；

4、襄铁分局和宜昌

5、车站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

6、元；

7、襄铁分局和宜昌

8、车站向王小丽支付假肢安装费和法医活体检验鉴定费共计38210元；

9、襄铁分局和宜昌

10、车站负担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实际指

11、出的费用43745.70元；

12、襄铁分局和宜昌

13、车站向王小丽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

14、元；

15、驳回王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四、五项合计191955.70元；减去襄铁分局、宜昌车站已负担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还应向王小丽支付532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13980元，本院已准许免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2100元。

判决后，原告王小丽、被告襄铁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王小丽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赔偿假肢费用的数额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襄铁分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划分责任与客观不符，造成王小丽受伤乘坐的418次列车不是该分局的旅客列车，乘务员亦不是该分局的工作人员，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并应扣除超过限额的赔偿部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宜昌车站针对王小丽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小丽受伤后，该车站对王小丽实施了积极的救助，并与之协商达成了意外伤害赔偿协议，并已得到实际履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输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并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是正确的，本院应予认定。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

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但王小丽上诉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并要求赔偿假肢费用等其他费用，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发生站和该事故的善后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均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划责清算。襄铁分局上诉称不是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丽和襄铁分局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王小丽、襄铁分局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8040元，本院已准许王小丽免交；襄铁分局负担8040元。

评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索赔成讼。案件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二被告最终应共同支付的赔偿金额总计为19万余元，而根据铁道部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单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仅为4万元，故有关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同时以《破“限”一判》为题作了简要评述，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适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规章对民事赔偿最高限额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对突破其他行业的民事伤害限额赔偿也有借鉴作用，对推动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对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体权以及侵害公民身体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等作一评析：

虽然民法通则没有对公民身体权作出明文规定，但我们不能否认身体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中即有明确的“身体权”概念，这实际上是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生命健康权这一人格权利明确细化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因此，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完好性的权利，是基本人格权之一。本案原告王小丽因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造成身体完好性受到侵害，丧失了双脚，所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疼痛、残疾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根据民法通则或有关特别法的规定，侵害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规定了身体权受到侵害可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法院可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事实上，涉及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对于本案的赔偿数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则）与特别法（指铁路法律、法规及规章）的适用关系问题，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了有关铁路特别法规如《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判决二被告支付限额赔偿金4万元、保险金2万元，两个数额均取了上限。同时，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共8万余元。对上述赔偿额的确定，一审法院仅强调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等应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或全额承担，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但没有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尽管本案审理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未颁布，但一审判决仍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见，一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并未局限在特别法规定的赔偿限额内，对受害

人治疗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均作了考虑，体现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以及对原告因致残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抚。不过应当注意，二审判决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但其“本院认为”部分则明确指出，“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可见，二审判决认为一审确定的在限额赔偿及保险金以外的赔偿额是“补偿”而非“赔偿”。换句话说，一审判决是一个“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决，并未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据案件实际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态度并运用司法裁量权所作的一种处理。从案件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额除精神赔偿5万元外，其他的数额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诉讼前予以认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实际的诉讼价值仅体现在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上。因此，二审判决在阐明其对本案的处理观点的同时，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体现了对受害者权益的善意保护，较好地处理好了情与法的协调。另外，两级法院均对王小丽应负担的诉讼费予以免交，王小丽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因此，应该说本案处理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处理好有关侵害公民身体权诉讼中一般法或特别法的适用关系，应当引起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及法学理论界的重视，应尽早进行探讨、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适用规则，以公正地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王小丽诉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等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黄金波 雷 文)

王小丽诉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等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黄金波

雷

文 上传时间:2005-2-6

案

情 原

告：王小丽

被

告：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以下简称襄铁分局）被

告：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以下简称宜昌车站）

1999年2月19日5时许，王小丽携带其子王磊（5岁），持宜昌至襄樊当日418次17车014号硬座票（票号04F065577，进站时车票未经剪口）到17号车厢上车，因17号车门未开，改从16号车门上车，其子在前面上车，王小丽随后上车，列车启动时，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被启动的列车压伤双足。事发后，宜昌车站将王小丽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治疗，王小丽双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技术鉴定中心对王小丽伤害程度作出法医活体检验鉴定结论：王小丽的伤残程度为叁级。该鉴定费200元由王小丽支出。事故发生后，宜昌车站依照有关规定组成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经与王小丽父亲王帮清协商，于1999年8月6日签订了《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认定，列车员违反部颁《铁路旅客列车硬座车客运乘务员作业标准》停站作业标准中的规定，列车启动后，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压断双足，造成旅客伤害事故，属铁路责任。根据铁路有关法律法规和王小丽家庭实际困难以及受伤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1、支付保险金2万元；

2、支付赔偿金4万元；

3、王小丽住院的治疗费、护理费和抢救中的费用等计43745.70元，由铁路承担；

4、支付假肢费用3.5万元；

5、以上费用总计138745.70元，此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该协议签订后，王帮清于1999年8月7日从宜昌车站领取了王小丽伤害事故赔付费用共计9.5万元，后给了王小丽。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车站购买车票，送王小丽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王小丽在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经营部购买并安装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丽多次向宜昌车站索赔未果，遂酿成纠纷。

原告王小丽诉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车站购票乘坐418次列车，在上车时被列车员推下车，致使原告双脚被火车车轮轧断。后经治疗，原告双脚截肢，购买并安装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双脚残废，损失巨大，向被告请求赔偿，但被告以《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请求赔偿，并同原告父亲王帮清签订了《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承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38745.70元。原告没有认可该《协议书》。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双脚截肢，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请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伤害赔偿费用共计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费2565元；

2、误工费4145元；

3、护理费3069元；

4、残疾人生活补助费65700元；

5、被抚养人生活费102930元；

6、残疾辅助用具费840900元；

7、交通、食宿费1026元；

8、每次安装假肢所需交通、食宿护理费共计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襄铁分局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是由418次列车员造成的伤害，是怀化 1 分局的责任，应起诉怀化分局，我方不是责任者，按铁路规定由发生地进行处理，但宜昌车站不是责任者；双方已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原告父亲王帮清是在原告授权下签字的，且原告已依协议收到9万余元，应认为是原告对委托权的认可；在该事故处理过程中，我方共支出13万余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对超过赔偿范围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偿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昌车站辩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丽带着儿子，手持当日418次车票上车时，因人多拥挤，17号车门未开，原告改从16号车门上车，小孩在前面先上车，王小丽随其后，列车启动，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原告坠落车下压断双足。事故发生后，被告宜昌车站及时将伤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住院治疗，并指派一名客运值班员和聘用一名临时工对原告进行护理。原告王小丽共在院治疗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丽在院治疗后期，事故处理委员会依照铁路规章授予的权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属和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后经原告书面委托其父亲王帮清进行协商，于1999年8月6日达成《协议书》，对事故的经过、责任，以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治疗费、保险费、假肢费、护理费等费用均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自费购买了两张到广州的卧铺票，送其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对待原告伤害治疗和赔偿中的态度是积极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国家批准实施的铁路规章制度的。从原告家庭实际出发，经多次反映和请示，给予了原告超范围的赔偿，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父亲王帮清所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没有认可一事，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帮清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向被告提供了经原告按压手印的书面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00多万元巨额款，被告认为适用法律不当。被告在处理原告伤害赔偿一案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规，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并已履行完毕。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审 判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所持旅客车票，虽未经剪票，但不影响该旅客车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确立的限额赔偿制度。即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承担各项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4万元。王小丽在住院治疗期间的全部费用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宜昌车站在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已实际支付的各项费用43745.70元, 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司法签定是该事故必要的程序，且发生在王小丽住院期间，该项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安装假肢的费用，虽在住院时未实际发生，但属于必须的补救性治疗费，属于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全额承担，但对于王小丽今后发生的假肢维修、更换费用等其他费用，应属于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在赔偿的限额中，不应另行支付。同时，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案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王小丽因伤害造成三级伤残，肢体残缺，妨碍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 2 到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适当的精神抚慰和补偿。根据司法实践和本案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准，王小丽请求给予精神赔偿应予支持。但王小丽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的要求过高，难予全额支持。王小丽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或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主管上级，都是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至于本伤害事故的责任人是谁，是铁路运输企业内部划责问题，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内部清算。襄铁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宜昌车站依据王小丽的“委托书”与其父亲王帮清签订的《协议书》，对该“委托书”的内容和指纹王小丽本人予以否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对此也无其他证据证实是王小丽所为，在庭审时，均提出进行司法鉴定，但未提交书面申请和签定费用。因此本院不再进行司法鉴定。同时，王小丽对该《协议书》中的事实和责任划分均无异议，仅对适用赔偿依据和赔偿数额提出异议，该《协议书》是伤害事故发生后，铁路运输企业与受伤害者进行赔偿的行为，并不影响受伤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在开庭审理时，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均提出反诉请求，但未提出具体请求，且未交纳反诉费，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三条，《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襄铁分局和宜昌

2、车站向王小丽支付赔偿金4万

3、元；

4、襄铁分局和宜昌

5、车站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

6、元；

7、襄铁分局和宜昌

8、车站向王小丽支付假肢安装费和法医活体检验鉴定费共计38210元；

9、襄铁分局和宜昌

10、车站负担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实际指

11、出的费用43745.70元；

12、襄铁分局和宜昌

13、车站向王小丽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

14、元；

15、驳回王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四、五项合计191955.70元；减去襄铁分局、宜昌车站已负担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还应向王小丽支付532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13980元，本院已准许免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2100元。

判决后，原告王小丽、被告襄铁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王小丽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赔偿假肢费用的数额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襄铁分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划分责任与客观不符，造成王小丽受伤乘坐的418次列车不是该分局的旅客列车，乘务员亦不是该分局的工作人员，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并应扣除超过限额的赔偿部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宜昌车站针对王小丽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小丽受伤后，该车站对王小丽实施了积极的救助，并与之协商达成了意外伤害赔偿协议，并已得到实际履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输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并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是正确的，本院应予认定。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 3 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但王小丽上诉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并要求赔偿假肢费用等其他费用，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发生站和该事故的善后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均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划责清算。襄铁分局上诉称不是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丽和襄铁分局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王小丽、襄铁分局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8040元，本院已准许王小丽免交；襄铁分局负担8040元。

评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索赔成讼。案件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二被告最终应共同支付的赔偿金额总计为19万余元，而根据铁道部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单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仅为4万元，故有关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同时以《破“限”一判》为题作了简要评述，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适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规章对民事赔偿最高限额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对突破其他行业的民事伤害限额赔偿也有借鉴作用，对推动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对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体权以及侵害公民身体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等作一评析：

虽然民法通则没有对公民身体权作出明文规定，但我们不能否认身体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中即有明确的“身体权”概念，这实际上是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生命健康权这一人格权利明确细化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因此，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完好性的权利，是基本人格权之一。本案原告王小丽因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造成身体完好性受到侵害，丧失了双脚，所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疼痛、残疾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根据民法通则或有关特别法的规定，侵害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规定了身体权受到侵害可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法院可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事实上，涉及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对于本案的赔偿数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则）与特别法（指铁路法律、法规及规章）的适用关系问题，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了有关铁路特别法规如《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判决二被告支付限额赔偿金4万元、保险金2万元，两个数额均取了上限。同时，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共8万余元。对上述赔偿额的确定，一审法院仅强调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等应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或全额承担，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但没有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尽管本案审理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未颁布，但一审判决仍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见，一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并未局限在特别法规定的赔偿限额内，对受害 4 人治疗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均作了考虑，体现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以及对原告因致残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抚。不过应当注意，二审判决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但其“本院认为”部分则明确指出，“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可见，二审判决认为一审确定的在限额赔偿及保险金以外的赔偿额是“补偿”而非“赔偿”。换句话说，一审判决是一个“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决，并未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据案件实际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态度并运用司法裁量权所作的一种处理。从案件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额除精神赔偿5万元外，其他的数额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诉讼前予以认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实际的诉讼价值仅体现在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上。因此，二审判决在阐明其对本案的处理观点的同时，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体现了对受害者权益的善意保护，较好地处理好了情与法的协调。另外，两级法院均对王小丽应负担的诉讼费予以免交，王小丽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因此，应该说本案处理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处理好有关侵害公民身体权诉讼中一般法或特别法的适用关系，应当引起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及法学理论界的重视，应尽早进行探讨、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适用规则，以公正地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民事上诉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XXX有限公司，住所在XX经济开发区X。法定代表人：XXX，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住X市X镇X村X组X号。系受害人XX之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住X市X镇X村X组X号。系受害人XX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住X市X镇X村X组X号。系受害人X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X，女，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住X市X镇X村X组X号。系受害人XX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XXX，男，X年X月X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住X市X镇X村X组X号。

上诉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X市人民法院于X年X月X日作出的（X）XX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赔偿受害人死亡 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标准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

二、上诉人承担按份责任；

三、对被上诉人XXX残废而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应依据以 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为依据计算被扶养人的生活费；

四、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承担按份责任。其理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XXX与上诉人公司驾驶员XXX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同一损害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认为，但被上诉人XXX驾驶苏Maxxx号中型普通货车，由东向西行使至有T型路口和让行标志的X市X镇X村X组丁字路口右转弯过程中，对路面动态观察不够与XX驾驶的苏X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发生事故，XXX在避让过程中，与停靠在路西边跨坐在苏X号电动自行车上的受害人发生事故，致受害人死亡，经X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XXX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XXX应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XXX不负该事故责任。前述事故的发生是XXX与XXX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无共同过失，两者之间的侵权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是一种间接的结合，从而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损害后果，应当根据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侵权应当属于无意思联络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所以上诉人应承担按份责任，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被扶养人）经常居住地在XX城区，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证据不足。为此，被上诉人提交了该XXX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所颁发的X房权证XX字第X号、购房发票、契税完税证的证明,XX市XX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证实以上事实，但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经常居住地在城区。其理由：

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连续居住是指至起诉或事故发生之日连续一年以上，而不是曾经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按照我国治安户籍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认公民是否在外地长期居住最重要的证据是《暂住证》，按照规定，凡外来人人员在市区或镇区拟暂住一个月以上，年满18周岁、从事务工、经商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人员，均应领取《暂住证》。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农村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必须满足二个条件，1、是经常居住地来源于城市，2、经济收入来源于城市。即“伤亡者事故发生时必须在城市居住满一年以上，在居住期间连续性12个月以上的经济收入来源均来自城市”，其赔偿标准才适应按城镇居民标准。但上诉人只提供了购房等证明，并没有提供经常居住地和经济收入来源均来自城市的证明来加以佐证。

一审法院要认定本案受害人XXX经常居住地在XX市区，应由被上诉人提交XXX在XX市居住的《暂住证》，如不能提交，就不能认定其经常居住地在城区。现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在XX市区购买了房屋，但并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就在XX城区，依据现行户籍管理和社会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定，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生活、学习应当办理居住证明，显然在一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加以印证，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经常居住在XX城区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三、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即被扶养人）XXX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酌定XXX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限为X年，无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目前对“是否残疾、残疾等级及丧失劳动能力”的确认法院应当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依据，在没有对其残疾进行司法鉴定因残废而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因此减少或丧失的生活来源，而作出赔偿X年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显然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

综上，一审判决存在多处明显错误，结果显失公正，故上诉人不服，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纠正。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有限公司

二○XX年X月X日

第五篇：铁路旅客运输心理

铁路旅客运输心理

车站中旅客心理

关键词：旅客心理、铁路职工心理、相对应的措施

一、旅客的心理需求

对旅客而言，一般车站的要求只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1、求顺利的心理

2012-5-21——2012-6-08，我在衡阳站实习，我所工作的地方是第二候车室，在实习期间，我发现旅客都希望把事情办的顺利一些，特别是长途旅客、老弱病残孕旅客和经常外出旅行的旅客，求顺利地心理格外迫切。如长途旅客，需要进行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小时的旅行，是很辛苦的，倘若事情办的不顺利，尤其是买不到客票或客票不如意（如车次不理想，无座号等），其心情会很焦急、烦乱。

2、追求舒适的心理

实习期间，据我观察，候车室客流量非常大，而且始发旅客候车时间不长，但中转旅客候车时间反而很长。为了得到较充分的休息，每位旅客都有一种舒适的心理，希望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比较安静。倘若环境嘈杂，空气里充满了异味，地面上又不干净，旅客就会心情烦躁。

3、求方便的心理

大家都做过火车，应该清楚，这一点，希望车站提供方便的服务，如饮食服务、购票方便、问事方便等。当然，实习这段时间我深有体会。

二、针对旅客心理，提供优质服务

1、针对旅客求顺利的心理，车站服务人员应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千方百计为旅客排忧解难，迅速、准确、便利地做好售票、签字、加快、托运、寄存等工作。为了解决购票问题，车站在许多地方设置了代售点，还有旅客可以在网上订票等。客流量大的季节，车站还会多开几个售票窗。

2、针对旅客对舒适的需求，应美化站容站貌，搞好卫生，为旅客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湘潭车站针对这一要求采取了以下措施：在站内设售货亭、售书亭，候车室内放置开水桶，向旅客提供充足的饮用水；对老弱病残孕且无人照顾的旅客，送进站送出站，送上市内公车或出租车，甚至将旅客送回家。

3、针对旅客方便的心理，车站为旅客改善所用的设备，还有要求职工对专业知识进行巩固，以便回答旅客心中的疑虑。

三、铁路职工应具备的心理

客运服务心理是客运职工服务活动的产物，是构成铁路运输行业这一特大群体的特征之一，是铁路运输业风貌的表现。职工的生活条件、工作实践以及与旅客的交往活动是形成客运服务心理的基础。所以，要提高客运服务质量，就不仅要研究旅客心理，也要研究客运人员活动的特殊性，使客运人员自觉发扬心理品质的积极方面，抑制、克服其消极方面，进而成客运服务所要求的优秀品质，做一个优秀的客运职工。

当然，要做好服务，我们也要处理好生活、家庭与服务工作的关系，避免发生冲突。这就要我们扮演好不同的角色。“角色“一词，原指演员在戏剧舞台根据剧本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的专门术语，引进社会学，则指每个人作为社会一份子，在社会大舞台上所扮演的人物形象。

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是众多社会角色关系的一种，铁路客运职工在工作岗位上对旅客来

讲是服务员，是服务主体，对旅客承担着社会责任，而在市场或家庭中则可能是服务对象，接受他人服务。

一个人应该有强烈的角色意识，要清楚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自觉担当的角色。

1、情感品质

（1）情感倾向：正确而高尚

对铁路运输事业的热爱，对旅客的关心爱护，既是客运职工高尚情感的重要方面，又是作为一个优秀职工的必备条件。热爱本职工作是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具体体现，这种高尚情感驱使客运职工刻苦专研业务与技术，提高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只有将这种情感注入本职工作，客运职工才能在实际行动中自觉维护旅客利益，维护铁路形象。吕玉霜说过，平凡不等于平庸，为旅客排忧解难，为他人奉献爱心，是我最大的快慰。

（2）情感品质：深厚、持久而积极

吕玉霜之所以能被广大旅客赞誉为问不倒的旅客贴心人，就是因为好几十年如一日地任劳任怨，真诚待客，热情服务，情感的稳定程度和变化状态，对工作也有直接影响，倘若在与旅客打交道的过程中，客运职工的情感容易受主体或客体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无常，那就难以真心实意、稳定持久地满足旅客的需求。

2、意志品质

人的意志发展相对晚于认识与情感。早期的意志水平，表现为自制力与纪律性，继而向坚持性、果断性发展。科学地培养与发展客运人员的意志素质，将推动客运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总之，旅客的心理需求与职工的心理是分不开的。俗话说，态度决定高度。车站的舒适度、方便度与职工的素质有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