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赔偿浅析铁路旅客人身损

第一篇：害赔偿浅析铁路旅客人身损

浅析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

随着我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人口流动逐年上升，作为旅客运输主力军的铁路企业，所面临的旅客运输人身损害纠纷日益增多。由于铁路旅客运输的特殊性，认真分析铁路旅客运输法律关系的性质、特点，对于正确处理此类争议有重要意义。

铁路旅客是指持有铁路有效的客票及其他乘车凭证(如铁路免票、优待票)乘车的人员，或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人员及依照铁路货物运输合同随车押运货物的人员。下面就如何处理好铁路旅客在运输过程中因人身遭受损害而发生的纠纷谈几个问题。

一、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定性直接关系到保护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双方的合法权益，定性不准可能影响到每一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一般应按照合同违约责任定性，特殊情况下可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处理。

1、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符合违约责任

由于现代合同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从而使合同义务不仅仅来源于约定义务，还包括法定义务以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使合同违约责任的范围更加宽泛。从旅客人身损害之债的特点上看，符合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其合同是前置的，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事前必须存在合同关系;其主体是特定的，签订合同的一方是铁路运输企业，另一方是旅客。如果不是旅客，即使发生了人身损害，亦不属于合同违约责任;其承运人安全运送旅客的义务是法定的，该项义务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属于法定义务;其损害发生的时间和地域空间是固定的，人身损害只能发生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时间只能在车票的有效期间内。发生的地域空间只能自旅客经检票进站时起至到达行程终点出站时止;其产生的债权是相对的，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决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旅客人身损害之债是在承运人和旅客这种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只有旅客才能根据合同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所以从民事权利的效力范围及实现方式上讲，所产生的债权是相对的。

2、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不符合侵权责任

从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上看：首先，侵权关系中的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事先无任何法律关系，侵权行为发生后，在当事人之间才产生了侵权关系。而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以运输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其次，侵权行为是违反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普遍性义务。而旅客人身损害，违反的是合同法规定的特定承运人的特定合同义务。所以旅客人身损害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

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看，除损害结果外，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同于侵权责任。首先在因果关系上，铁路旅客人身损害与承运人的行为之间，一般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在过错要件上，违约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再次在违法行为上，违约责任违反的是法定的“保证旅客安全”的合同义务，而不是法定强行性义务。所以旅客人身损害一般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3、特殊情况下具备责任竞合的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责任竞合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当事人一方必须实施了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侵害了合同相对方的人身权利;该违约行为违反了法定强行性义务。

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在具备上述条件时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

因违约造成侵权后果的，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如因餐车或站台上供应食物不洁，造成了旅客食物中毒，就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因为承运人既违反了向旅客提供洁净食品的默示合同义务，又违反了我国《食品卫生法》的强行性规定，也侵害了旅客的人身权利，符合责任竞合的条件。

因侵权造成违约后果的，也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对此种情况我国合同法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根据该条规定精神也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但承运人的先前行为必须是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如火车司机因为重大疏忽冒进信号或扳道员扳错道岔使旅客列车进入异线发生撞车事故，致使旅客受到伤害等，就可以按责任竞合定性。

二、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

我国法律主要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即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二者相互排斥，不能并用。同时，法律也规定了两种责任的竞合情形。在铁路旅客运输实践中常常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旅客发生了伤亡，就产生了两种责任竞合的情形。因此，要正确分清责任形式，应对旅客伤亡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

(一)旅客伤亡系由于承运人的责任所致。如列车工作人员、列车调度人员等的工作过失导致的旅客伤亡，是铁路运输企业在履行其与旅客之间的运输合同中，由于自身的过错致旅客伤亡，铁路运输企业对它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情形。受损害的旅客既可以选择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侵权之诉来解决问题。

(二)第三人责任造成的旅客伤亡。较常见的如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行为。这种情形不属于责任竞合，从因果关系上看，此种情形下的受害人的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行为所致，而非承运人的违约行为所致，第三人的行为也是造成承运人违约的原因。因此，第三人负侵权责任，承运人负违约责任，二者并不竞合，受害人可以择一追究责任，也可以一并追究责任。承运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然而由于第三人的行为致旅客的损害常包括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而承运人所承担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并不及于精神损害赔偿，故在此情形下，侵权责任仍具有第一性，侵权人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

如果法院已经支持旅客以侵权责任要求第三人赔偿，旅客又向铁路运输企业提起违约之诉，笔者认为旅客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第三人与铁路运输企业系承担不同的责任形式，二者并不竞合，不因其中一种涉诉而另一种自行消灭，故不存在“一事二诉”的问题，如果剥夺了旅客的诉权，则于保护旅客的正当权益极为不利，也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三)第三者与铁路运输企业共同侵权造成旅客伤亡的。典型的如旅客受到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列车工作人员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旅客以此为由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途中，应当尽力求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这是法律要求承运人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对于不法犯罪行为，很难要求作为承运人的一般工作人员承担制止歹徒的义务，但此时承运人仍负有尽可能的注意义务，如迅速报警等，如果承运人怠于履行此义务而导致旅客损害的扩大，应当就扩大的部分承担过错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运人也对旅客所受的损害负有侵权责任，但由于第三人和承运人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因为偶然 2 的重合，所以不能按照共同侵权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可以按照过错的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人负主要责任，承运人负次要责任，承运人对扩大损失部分负责。

三、铁路运输旅客人身损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赔偿范围

铁路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赔偿存在着多种法律关系，有并存法律关系的，也有竞合法律关系的。首先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是基本，其次存在着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法律关系，第三可能存在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发生竞合时就存在着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由于两种责任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当事人提起合同之诉，还是提起侵权之诉，将极大地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行使，最现实的是获得限额赔偿还是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保险赔偿金：

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凡持票乘坐火车的旅客依照本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其手续由铁路代办，不另发保险凭证;旅客的保险费，包括于票价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旅客的保险金额，一律定为每人人民币1500元。我国对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实行强制保险，强制保险采取的是标准格式合同形式，旅客并非单独专门投保，旅客只要购买车票就接受了保险合同的条款，自动产生保险法律关系。旅客购买车票即投保了旅客意外伤害险，其所持车票就是保险的凭证，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就是保险合同的条款。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金额由1500元提高20000元。这也是保险条款的一部分。根据该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第一、承保的保险范围是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的意外事故(包括战争所致者在内)，受伤害须治疗的医疗津贴，第二、医疗津贴的最高限额是20000元，在最高限额内，按实际发生额给付。第三、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到伤害，以致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的，除给付医疗津贴外，另根据伤残的程度给付保险金20000元的全额或一部分。保险责任赔偿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疗津贴;第二部分是死亡、伤残赔偿金，两者之和最大限额为2万元，没有规定具体的计算方法。保险责任赔偿金不包括误工减少的收入;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现行医疗费比较昂贵，旅客人身伤害全额保险金一般不足以支付产生的医疗费。对于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责任的意外伤害，还是很容易确定给付保险赔偿金数额的，那就是最高给付2万元，低于2万元的按实际额给付。但对于铁路运输企业有责任的伤害事故，需要由铁路运输企业向旅客赔偿，在既发生了医疗费，又存在死亡、伤残的情况下，医疗费超过2万元就存在着是从保险金中先给付医疗津贴，有剩余的情况下，再给付死亡、伤残赔偿金，还是先给付死亡、伤残赔偿金，有剩余的情况下，再给付医疗津贴，两种计算方法最终直接影响到给付原告的总赔偿额。例如，某某旅客从列车上坠落，经抢救治疗花去医疗费3万元，并致残六级。如果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责任，那很简单的就是赔偿保险金2万元;如果铁路运输企业有责任，这就存在着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方法，从保险赔偿金中给付致残保险赔偿金1万元，最高保险金2万元减去伤残保险赔偿金1万元，给付医疗津贴就是1万元，其余医疗费2万元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第二种计算方法，从保险赔偿金中给付医疗津贴2万元，此时赔偿已达到保险赔偿金2万元限额，医疗费还有1万元由铁路运输企业赔偿，这样就不能再赔偿旅客伤残保险赔偿金了。两种计算的方法不同，旅客得到的赔偿额是不同的，从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中，两个主体所处的地位看，铁路运输企业是强者，而旅客是弱者;从经济实力看，铁路运输企业是强者，旅客也是弱者，笔者认为，应当以更有利于旅客为宜。

2、铁路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违约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损害的，除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外，铁路运输企业对其违反合同安全义务造成旅客人身损害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果按违约责任定性的，赔偿范围不能随意扩大，不能适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则。根据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做出《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向受害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该规定第五条：“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000元。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前款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该规定实行限额赔偿，但该规定没有具体赔偿的范围。铁道部令第12号《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只把旅客受伤医疗费，残疾、死亡金作为赔偿责任范围。

1994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1994年9月1日以后发生的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国务院批准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根据该解释，从1994年9月1日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向铁路旅客或其法定继承人赔偿的，赔偿的范围有：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伤残后的生活补助费、造成死亡的，并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旅客受伤治疗后身体部分机能丧失，应当按照机能丧失程度给付部分赔偿金。但各项赔偿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00元，旅客死亡按最高限额给付。因此，铁路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违约赔偿责任是40000元赔偿限额。

3、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

受害人为了获得较大的赔偿，以侵权损害赔偿起诉的，如果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按侵权责任竞合定性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适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向受害人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在审判实际中，要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侵权构成要件，严格掌握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竟合的适用，不能随意扩大化。

四、违约责任赔偿与保险金赔偿及侵权责任赔偿的关系

旅客购买车票这一行为，实际形成两种合同法律关系即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合同法律关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而能够独立存在，人身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不能独立存在，而是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它依附于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是主合同，而人身保险合同是从合同，这两种法律关系系主合同与从合同关系。因此，旅客或其法定继承人享有两个合同的民事权利，当旅客发生意外人身伤害时，旅客或其法定继承人根据人身保险合同享有得到保险赔偿的权利，即从权利，同时，铁路运输企业对旅客受到意外伤害负有责任的，旅客或其法定继承人不但有权获得人身保险赔偿金，还有权根据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违约责任赔偿或提出侵权责任赔偿请求，即主权利，因此，旅客意外伤害存在着两种赔偿合同法律关系，同时也就享有两种民事权利，请求赔偿权利是双重的，这两种权利不是选择关系，而是同时享有，按各自的不同赔偿范围分别计算。

当损害责任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受损害人可以选择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请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民事赔偿责任或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审理后，根据事实确定案件的性质，然后应当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向受害人进行相应的赔偿。违约责任赔偿与侵权责任赔偿的最大区别在于违约责任赔偿是40000元限额，而侵权责任赔偿是按实际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五、违约责任赔偿、侵权责任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

在铁路旅客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有些受害人提出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的同时，向铁路运输企业提出索要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支持受害人的诉讼请求?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正确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有关问题作了解释。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从该条分析，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前提必须是遭受非法侵害，如果是以合同为内容的违约行为就不应当承担赔偿精神损害。该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是以过错原则为归责，损害程度必须是造成严重后果的。笔者认为，就旅客人身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行为人必须是主观上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以非法手段侵害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损害程度必须达到严重后果。铁路运输企业在履行铁路运输合同时，因违反法定安全义务，未能保障旅客的旅行安全，造成旅客人身损害，属于铁路运输企业违约责任，并非铁路运输企业故意以非法手段侵害旅客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之债，而旅客人身损害违约责任赔偿属于合同之债。因此，合同责任中一般不适用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提起合同之诉，受害人只能主张限额内的人身伤害的物质性赔偿，而无权要求精神损失的赔偿。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合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旅客的人身损害符合侵权构成要件，也符合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要件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适用的归责不同。民事责任赔偿金适用法律不同，违约责任赔偿限额是40000元。而侵权责任赔偿是按实际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不论是按违约责任定性还是按侵权责任定性，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按实际发生额给付医疗津贴，并造成伤残、死亡的，按伤残等级给付伤残金或死亡赔偿金，医疗津贴和伤残、死亡赔偿保险金的两项之和的最大限额为2万元。

铁路旅客运输是一种特殊的运输行为，在运输过程中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正确处理好这类纠纷，对于切实维护旅客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张新宝：《侵权行为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铁路交通事故致害责任的性质》，中国普法网

杨立新主编：《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篇：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

雷 文

案 情

原告：王小丽，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薛集村4组。

被告：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以下简称襄铁分局)。

被告：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以下简称宜昌车站)。

1999年2月19日5时许，王小丽携带其子王磊(5岁)，持宜昌至襄樊当日418次17车014号硬座票(票号04F065577，进站时车票未经剪口)到17号车厢上车，因17号车门未开，改从16号车门上车，其子在前面上车，王小丽随后上车，列车启动时，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被启动的列车压伤双足。事发后，宜昌车站将王小丽送往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治疗，王小丽双足被截肢。1999年4月30日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技术鉴定中心对王小丽伤害程度作出法医活体检验鉴定结论：王小丽的伤残程度为叁级。该鉴定费200元由王小丽支出。

事故发生后，宜昌车站依照有关规定组成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经与王小丽父亲王帮清协商，于1999年8月6日签订了《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认定，列车员违反部颁《铁路旅客列车硬座车客运乘务员作业标准》停站作业标准中的规定，列车启动后，关闭车门，致使王小丽坠落车下，压断双足，造成旅客伤害事故，属铁路责任。根据铁路有关法律法规和王小丽家庭实际困难以及受伤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1、支付保险金2万元;

2、支付赔偿金4万元;

3、王小丽住院的治疗费、护理费和抢救中的费用等计43745.70

元，由铁路承担;

4、支付假肢费用3.5万元;

5、以上费用总计138745.70元，此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签订后，王帮清于1999年8月7日从宜昌车站领取了王小丽伤害事故赔付费用共计9.5万元，后给了王小丽。1999年8月9日，由宜昌车站购买车票，送王小丽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王小丽在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经营部购买并安装假肢，共支出38010元。后王小丽多次向宜昌车站索赔未果，遂酿成纠纷。

原告王小丽诉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在被告宜昌车站购票乘坐418次列车，在上车时被列车员推下车，致使原告双脚被火车车轮轧断。后经治疗，原告双脚截肢，购买并安装假肢，花去38010元。原告因双脚残废，损失巨大，向被告请求赔偿，但被告以《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为由，不同意按原告的请求赔偿，并同原告父亲王帮清签订了《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承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38745.70元。原告没有认可该《协议书》。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双脚截肢，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请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人身伤害赔偿费用共计1114835.20元。其中：

1、住院伙食费2565元;

2、误工费4145元;

3、护理费3069元;

4、残疾人生活补助费65700元;

5、被抚养人生活费102930元;

6、残疾辅助用具费840900元;

7、交通、食宿费1026元;

8、每次安装假肢所需交通、食宿护理费共计94500元。

二、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襄铁分局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是由418次列车员造成的伤害，是怀化分局的责任，应起诉怀化分局，我方不是责任者，按铁路规定由发生地进行处理，但宜昌车站不是责任者;双方已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原告父亲王帮清是在原告授权下签字的，且原告已依协议收到9万余元，应认为是原告对委托权的认可;在该事故处理过程中，我方共支出13万余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对超过赔偿范围的部分我方保留追偿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昌车站辩称：1999年2月19日，原告王小丽带着儿子，手持当日418次车票上车时，因人多拥挤，17号车门未开，原告改从16号车门上车，小孩在前面先上车，王小丽随其后，列车启动，列车员关闭车门，致使原告坠落车下压断双足。事故发生后，被告宜昌车站及时将伤者送至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住院治疗，并指派一名客运值班员和聘用一名临时工对原告进行护理。原告王小丽共在院治疗171天，于1999年8月9日出院。王小丽在院治疗后期，事故处理委员会依照铁路规章授予的权限，按章多次召集原告家属和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后经原告书面委托其父亲王帮清进行协商，于1999年8月6日达成《协议书》，对事故的经过、责任，以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治疗费、保险费、假肢费、护理费等费用均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1999年8月9日，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自费购买了两张到广州的卧铺票，送其及家属前往广州安装假肢。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对待原告伤害治疗和赔偿中的态度是积极诚恳、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国家批准实施的铁路规章制度的。从原告家庭实际出发，经多次反映和请示，给予了原告超范围的赔偿，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父亲王帮清所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没有认可一事，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帮清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向被告提供了经原告按压手印的书面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依照《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00多万元巨额款，被告认为适用法律不当。被告在处理原告伤害赔偿一案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已依照法律和法规，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并已履行完毕。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审 判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所持旅客车票，虽未经剪票，但不影响该旅客车票本身的有效性。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送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造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确立的限额赔偿制度。即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承担各项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4万元。王小丽在住院治疗期间的全部费用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宜昌车站在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已实际支付的各项费用43745.70元, 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司法签定是该事故必要的程序，且发生在王小丽住院期间，该项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安装假肢的费用，虽在住院时未实际发生，但属于必须的补救性治疗费，属于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全额承担，但对于王小丽今后发生的假肢维修、更换费用等其他费用，应属于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在赔偿的限额中，不应另行支付。同时，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案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应由铁路运输企业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王小丽因伤害造成三级伤残，肢体残缺，妨碍了正常生活和健康，其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适当的精神抚慰和补偿。根据司法实践和本案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准，王小丽请求给予精神赔偿应予支持。但王小丽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的要求过高，难予全额支持。王小丽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或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处理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主管上级，都是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至于本伤害事故的责任人是谁，是铁路运输企业内部划责问题，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内部清算。襄铁分局提出不是本案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宜昌车站依据王小丽的“委托书”与其父亲王帮清签订的《协议书》，对

该“委托书”的内容和指纹王小丽本人予以否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对此也无其他证据证实是王小丽所为，在庭审时，均提出进行司法鉴定，但未提交书面申请和签定费用。因此本院不再进行司法鉴定。同时，王小丽对该《协议书》中的事实和责任划分均无异议，仅对适用赔偿依据和赔偿数额提出异议，该《协议书》是伤害事故发生后，铁路运输企业与受伤害者进行赔偿的行为，并不影响受伤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在开庭审理时，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均提出反诉请求，但未提出具体请求，且未交纳反诉费，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三条，《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赔偿金4万元;

二、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保险金2万元;

三、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假肢安装费和法医活体检验鉴定费共计38210元;

四、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王小丽住院治疗期间实际指出的费用43745.70元;

五、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向王小丽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六、驳回王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三、四、五项合计191955.70元;减去襄铁分局、宜昌车站已负担和支付的138745.70元，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还应向王小丽支付532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13980元，本院已准许免交;襄铁分局和宜昌车站负担2100元。

判决后，原告王小丽、被告襄铁分局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王小丽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赔偿假肢费用的数额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襄铁分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划分责任与客观不符，造成王小丽受伤乘坐的418次列车不是该分局的旅客列车，乘务员亦不是该分局的工作人员，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并应扣除超过限额的赔偿部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改判。

宜昌车站针对王小丽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小丽受伤后，该车站对王小丽实施了积极的救助，并与之协商达成了意外伤害赔偿协议，并已得到实际履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王小丽在铁路旅客运输责任期间受到伤害，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工作人员违章操作所造成，未能保证旅客的安全，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故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并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确定的赔偿数额是正确的，本院应予认定。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但王小丽上诉请求精神赔偿10万元并要求赔偿假肢费用等其他费用，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因宜昌车站是该伤害事故的发生站和该事故的善后处理

站，襄铁分局又是宜昌车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均属于铁路运输企业，均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事故进行赔偿和处理。赔偿后由铁路有关部门进行划责清算。襄铁分局上诉称不是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小丽和襄铁分局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王小丽、襄铁分局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6080元，王小丽负担8040元，本院已准许王小丽免交;襄铁分局负担8040元。

评 析

本案系因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索赔成讼。案件经过一、二审法院审理，二被告最终应共同支付的赔偿金额总计为19万余元，而根据铁道部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单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仅为4万元，故有关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同时以《破“限”一判》为题作了简要评述，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适用法律上的重大突破，依法突破了行政规章对民事赔偿最高限额的限制，符合已生效不久的《立法法》的立法思想，对突破其他行业的民事伤害限额赔偿也有借鉴作用，对推动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有积极意义。笔者试对本案中涉及的公民身体权以及侵害公民身体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等作一评析：

虽然民法通则没有对公民身体权作出明文规定，但我们不能否认身体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一条中即有明确的“身体权”概念，这实际上是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生命健康权这一人格权利明确细化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因此，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完好性 的权利，是基本人格权之一。本案原告王小丽因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造成身体完好性受到侵害，丧失了双脚，所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疼痛、残疾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根据民法通则或有关特别法的规定，侵害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规定了身体权受到侵害可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法院可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

事实上，涉及公民身体权受到侵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对于本案的赔偿数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它既涉及一般法(指民法通则)与特别法(指铁路法律、法规及规章)的适用关系问题，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了有关铁路特别法规如《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判决二被告支付限额赔偿金4万元、保险金2万元，两个数额均取了上限。同时，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共8万余元。对上述赔偿额的确定，一审法院仅强调假肢安装费、法医鉴定费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费用等应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或全额承担，不包含在赔偿限额中，但没有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尽管本案审理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解释还未颁布，但一审判决仍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支持了原告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见，一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并未局限在特别法规定的赔偿限额内，对受害人治疗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均作了考虑，体现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以及对原告因致残所受的精神痛苦的安抚。不过应当注意，二审判决虽然维持了一审判决，但其“本院认为”部分则明确指出，“因本案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有明确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鉴于王小丽致残的实际情况，原判适当予以补偿合情合理”。可见，二审判决认为一审确定的在限额赔偿及保险金以外的赔偿额是“补偿”而非“赔偿”。换句话说，一审判决是一个“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判决，并未在一般法与特别法 的适用上予以突破。其是根据案件实际及被告的承受能力及态度并运用司法裁量权所作的一种处理。从案件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额除精神赔偿5万元外，其他的数额基本上是被告本身在诉讼前予以认可并大部分支付了的。原告实际的诉讼价值仅体现在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上。因此，二审判决在阐明其对本案的处理观点的同时，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体现了对受害者权益的善意保护，较好地处理好了情与法的协调。另外，两级法院均对王小丽应负担的诉讼费予以免交，王小丽也得到宜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因此，应该说本案处理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何处理好有关侵害公民身体权诉讼中一般法或特别法的适用关系，应当引起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及法学理论界的重视，应尽早进行探讨、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适用规则，以公正地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人身伤害赔偿协议书

甲方：学生 家长：

乙方：学生 家长：

经学校调解双方家长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现已付清乙方的住院费用（xxxx年2月26日---xxxx年3月18日）；

2、甲方应另附给乙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及一切费用xxxx元（包括车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等费用）；

3、甲方负责乙方的后续治疗、检查费用，直至痊愈（痊愈是指：医院出具的完全康复证 明）；在校疗养期间由甲方和校方共同监护；

4、康复后在xxx市公安局做伤情鉴定，鉴定的费用由甲方负责；

5、学校政教处负责监督此协议的执行情况；

6、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xxxx学校政教处留一份。

甲方： 乙方： 第三方：

xxxx年x月x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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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身伤害赔偿协议书

1人身伤害赔偿协议书

甲方：山东xxxxx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xxx

委托代理人：山东业春律师事务所xxx律师

乙方：身份证号码：，系的（亲属关系）身份证号码：，系的（亲属关系），于20 年月日，在甲方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为妥善处理死亡后的善后事宜，甲、乙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二、甲方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自签订本协议之时，一次性支付乙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元（大写：）。

三、该赔偿金交付乙方后，乙方对本赔偿金自行协商分配。

四、本协议为一次性处理终结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再无其它争议。

五、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明白本协议所涉及后果，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本协议一式四份，合同当事人各执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乙方：

年月日年月日 山东业春律师事务所电话：0531-87060096住所地：济南市经六路119-1号

第五篇：人身伤亡赔偿授权委托书

人身伤亡赔偿授权委托书

甲方：***的妻子、长女及次子

***的妻子： 性别： 民族： 年 月出生 现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艾泽成的长女： 性别： 民族： 年 月出生 现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艾泽成的次子： 性别： 民族： 年 月出生 现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今甲方委托乙方就艾泽成死亡理赔事宜代为办理相关事宜。甲方委托乙方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将理赔的保险金额转入乙方账户。

委托人（签名）： 公证处（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