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与思路论LAH完善我国LAH现行刑罚体系的原

第一篇：则与思路论LAH完善我国LAH现行刑罚体系的原

论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摘要】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关键词】刑罚体系;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结构;配刑制度

【写作年份】2010年

【中图分类号】0

【正文】

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1]然而，客观而言，诸多理论认识并未如愿化为立法现实，成为刑法规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罚体系(包括具体刑种)的完善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刑种是否以及如何改进，不仅与刑罚的裁量制度、执行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有效惩治和防范也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因此，应将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置于刑罚制度的整个体系之中，同时充分考虑刑罚体系对于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现实价值。

一、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

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自然是针对其缺陷与不足展开的，因而显著地区别于刑罚体系的重新设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改革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作出合理的分析，才能使得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有的放矢，切合实际。而对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理论上认为主要有：(1)刑罚体系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与世界轻刑化趋势不合拍;(2)刑罚体系立法技术仍有欠缺，与司法实际需求脱节;(3)刑罚执行存在不协调，与刑罚目的要求不相称。[2]但就具体的内容而言，上述分析还涉及了刑法分则中死刑配置过多、部分犯罪法定刑攀比趋重、具体犯罪量刑情节过于抽象、笼统以及司法机关适用和执行刑罚无法与刑罚目的相协调等问题。[3]

对刑罚体系之缺陷与不足的分析，其必要的前提则是准确地界定刑罚体系的基本概念。上述分析显然是在非常广泛的含义上分析现行刑罚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在内容上包含了刑罚种类、具体犯罪法定刑配置、刑罚执行等内容。而严格地说，刑罚体系是指刑事立法者从有利于发挥刑罚功能和实现刑罚的目的出发，选择一定的惩罚方法并加以归类，由刑法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各种刑罚方法进行排列而形成的刑罚序列。[4]简而言之，刑罚体系是不同种类的刑罚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的体系，在内容上并不包括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相关制度、对具体犯罪适用某种刑罚所应考虑的犯罪情节以及执行某种具体刑罚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分析，刑罚体系的合理性就表现为两个方面：(1)刑种之合理性问题。在此方面，首先应该分析某种刑罚自身是否合理，该种刑罚的内容是否使得其具备应有的刑罚功能，是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然后还要分析刑法对该种刑罚的规定是否有利于发挥该刑罚的功能。(2)刑序之合理性问题，即刑法对各种刑罚所作的分类与排序是否有利于充分地发挥刑罚功能，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从理论上看，多位论者在分析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时都综合考虑了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规定之不足与刑种的内在利弊。[5]笔者也认为，尽管从概念上分析，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问题、具体犯罪之量刑情节、特定刑罚的具体执行等

问题都并不属于刑罚体系的范围，但是，法定刑配置是既可以置于具体犯罪之层面上分析，又可以在刑罚体系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对不同类型的具体犯罪应当配置何种刑罚，既要考虑犯罪的类型，又要考虑具体种类刑罚的特征与实际功能。例如，对贪欲性的犯罪要比对侵犯人身的犯罪，似乎更应该配置财产刑;对非暴力犯罪，尤其是对犯罪激烈程度很低的犯罪来说，配置死刑的合理性就应受到严重质疑。因此，对具体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应当在刑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配刑具备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现行刑罚体系的不足是分析研究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具体而言，应该考虑具体刑罚种类本身的优劣短长、刑种归类与排序的利弊以及对不同犯罪配置和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不能满足于修修补补，应该将立足点置于刑罚体系的整体改进。而要达到这一点，自然不能仅仅针对于现有规定的不足，还要考虑能否改变刑种、刑罚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弊端。

二、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

(一)罪责刑相适应是完善刑罚体系的根本决定因素

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据此规定，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亦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有论者指出，我国刑法典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此一刑罚体系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又互相衔接，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地运用，从而为刑事司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奠定了 3

基础。[6]从这一点来看，刑罚体系的合理设计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前提。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分析没有指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体系的改进应发挥什么作用。

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应当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体而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表现为指导刑罚的裁量、执行，表现为对具体犯罪配置合理的法定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刑种的设计发挥指导作用，因为具体刑种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对具体犯罪配置该种刑罚是否适当，也影响到具体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如何在具体犯罪上体现出以及调剂该刑罚的严厉性。因而尽管法定刑的配置本身不属于刑罚体系的必要内容，但是，刑罚体系本身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具体犯罪所配置的法定刑轻重状况。例如，1979年刑法典第44条后半段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于实施特别严重盗窃罪的此阶段未成年人，就有可能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上述规定从根本上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再如，现行刑法典第295条对传授犯罪方法罪规定了死刑为最高法定刑，尽管立法者此时的规定确有不妥，但如果刑罚体系中没有死刑，或者死刑配置受到严格限制，自然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此处的不足。因此，刑种本身的严厉程度以及刑罚体系的合理设计，就成为对具体犯罪妥当地配置法定刑的基本前提。刑种以及刑罚体系的严厉程度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立法配置、具体刑罚裁量与执行上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有效实现刑罚目的是完善刑罚体系的终极追求目标

在刑罚论中，刑罚目的是最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是刑罚论的核心。它决定或制约着刑罚的其他所有问题，如刑罚目的如何便制约着刑罚对象的范围，刑罚的体系与种类，量刑原则与量刑制度问题，行刑制度问题等等。因此，很有必要从能否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分析如何完善刑罚体系的问题。

对于刑罚目的，西方近代刑法理论上有三种认识，即报应说、预防说、报应与预防兼有说(二元论)。报应说以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为主旨。预防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将来再次犯罪。二元论认为，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的目的。对于未然之罪而言，刑罚的目的是预防;对于已然之罪而言，刑罚的目的则是报应。在此基础上，我国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惩罚说、改造说、教育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等。[7]应当看到，惩罚与教育应该是刑罚的属性，而不是刑罚的目的，因而上述诸观点似不足取。而上述改造说则将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相混淆，也是不妥的。预防和消灭犯罪说，将消灭犯罪与预防犯罪并列视为刑罚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份夸大了刑罚的作用。消灭犯罪，决定于犯罪产生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消失，而这又有待于社会生力产的高度发达。刑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犯罪，使之不危及社会的根本生存条件，而不可能消灭犯罪。[6]理论上通说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执行刑罚，防止其重新犯罪。可见，特殊预防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也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防止社会上可能犯罪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因而一般预防的对象不是犯罪人，而是没有犯罪的社会成员，包括危险分子、不稳定分子、刑事被害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

一般来说，刑罚目的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刑法立法对具体犯罪合理地配置刑罚，指导刑法司法对具体犯罪适当地裁量刑罚。反而言之，刑种以及刑罚结构是否合理，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刑罚目的能否实现。因为具体刑种的内容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能否以及采用何种形式得以实现，决定了是否对犯罪人起到实际的惩罚作用，能否对其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作出分析：第一，刑罚要对犯罪人有效地起到惩罚作用，就需要注意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剥夺或者限制能够落到实处。如果刑种的实现存在很大的困难，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某种权益，那么，刑罚就起不到报应犯罪、预防犯罪人再犯的作用。例如，剥夺犯罪人个人合法财产的没

收财产，在很多数情况下因为犯罪人贫穷，且与其他近亲属共有财产而难以分割，导致对其判处的没收财产难以执行，进而使得该刑罚没有实际意义。第二，刑罚要对犯罪人以及其他人有效地起到预防作用，就要注意赋予其适度的严厉性。如果刑种及其适用表现得过于宽缓，可能就无法阻止犯罪。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贿赂犯罪适用了较多缓刑或者认定了较多的自首，导致对该类犯罪的刑罚缺乏应有严厉性，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有效地预防此类犯罪。如果刑种的内容过于严厉，就会超过犯罪人的容忍程度，同样导致刑罚目的无法实现。例如，古代社会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花样百出，虽然起到了严厉报复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反而驱使犯罪人铤而走险，实施更多更严重的犯罪。

(三)犯罪人刑罚适应能力是完善刑罚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所适用的剥夺或者限制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法律强制方法。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是刑罚的惩罚性质，也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式，它当然地要给犯罪人带来身体的、精神的或财产的剥夺性痛苦。这种痛苦相对于其他法律制裁措施而言，无疑是最强烈的。对犯罪人一定权益的限制和剥夺也正是刑罚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是刑罚的物质承担者。只有现实地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才能有针对性地对犯罪人适用刑种，使得对犯罪人之合法权益的依法限制或者剥夺能够得以实现，因而刑罚体系的改进与完善必须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问题：

首先，刑罚适应能力是犯罪人能够承受某种刑事处罚的能力。本来，刑事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有机体为了防卫自身的需要，必须对一切危害社会的人都予以依法的惩罚。但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在危害社会的人中，普通正常人具有刑罚适应能力，可以对之通过适用刑罚达到惩罚与预 6

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而年幼者和精神失常者无刑罚适应能力，若对其适用刑罚，则并不能达到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社会防卫论者也是从这个方面较为极端地认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通过科以刑罚可以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的能力，即将刑罚适应能力直接等同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责任。[6]但即便是普通正常人，其对于不同刑罚的适应能力也有差别。例如，贫穷犯罪人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的刑罚适应能力就很差;年迈高龄的老年犯罪人对长期的自由刑也缺乏应有的刑罚适应能力;濒临破产、没有财产的单位对罚金也没有足够的刑罚适应能力。因此，在规定对犯罪人所适用的具体刑罚种类时，考虑将要被适用该种刑罚的犯罪人的承受能力，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刑罚适应能力也包含了通过适用刑罚使得犯罪人认识罪错、改过从新的能力。刑罚具有惩罚、改造、教育犯罪人等功能。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让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所制裁，知晓自己的罪错，改过从新。而行为人有无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能否通过被适用刑罚增加控制自己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则决定了刑罚目的能否实现，刑罚功能可否发挥。如果行为人没有此方面的认识能力，也不能通过此认识改进对自身的控制能力，对其适用刑罚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而在刑事追究时因患精神病的原因而丧失了刑事诉讼的参与和刑罚适应能力，就应当依法暂时停止追究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刑种的设计、刑罚体系的改进应该考虑通过其严厉惩罚能否使得犯罪人认识、纠正自己的罪错。例如，不是采用单纯的管制，而是采用强制社会服务，就能使一些未成年犯罪人认识到过去行为错误，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意义;日罚金制不仅能增加罚金的可执行性，而且也能起到不断教育犯罪人的积极作用，使得其逐步认识罪错，改善自我。[2]

(四)犯罪人合法权益不受不当的剥夺或限制是完善刑罚体系的必要限度

如前所述，刑罚是针对犯罪人适用的、剥夺或者限制其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刑法的本意在于通过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来惩罚和预防犯罪。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犯罪人的惩罚并不是无限度的，换言之，不能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无限度地剥夺或者不适当地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刑罚而言，不仅要求其法定化，即刑法典对刑罚种类、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要求其正当化。刑罚正当原则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二是禁止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8]前者涉及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对具体犯罪的规定问题，后者才涉及刑罚种类、刑罚结构。

首先，刑罚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不得设定残虐的刑罚。当今各国宪法一般都禁止“残虐的刑罚”，即禁止“以不必要的精神的、肉体的痛苦为内容，在人道上被认为是残酷的刑罚”。现在世界各国刑罚体系中一般不存在身体刑，有争议的倒是死刑是否属于“残虐的刑罚”的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禁止残虐的刑罚，反映出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立法者对人道精神的追求与体现。[9]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自然要坚持“禁止残虐刑罚”的原则，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对此，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刑罚体系不能包含摧残犯罪人肉体与尊严的刑罚(比如鞭笞);二是刑罚的执行也不能导致犯罪人肉体与尊严受到摧残的后果，即禁止残虐的刑罚执行方式，如不得采用可能给犯罪人带了极大肉体痛苦的死刑执行方式(比如绞刑、火烧等)。

其次，刑罚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须注意刑罚的均衡性。什么样的刑罚才是均衡的刑罚呢?这应从刑罚与什么保持均衡的角度来分析。刑罚是对犯罪人施加的刑事处罚。对于具体犯罪而言，犯罪人犯多重的罪，就对犯罪人适用多重的刑罚，这也是刑罚均衡性的一种表现，是具体犯罪与具体刑罚(宣告刑)的均衡。刑罚的具体均衡性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意蕴。实现刑罚的具体均衡性，从立法上要求对具体犯罪配置与该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从司法上要求对该具体犯罪裁量与犯罪人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宣告刑。但是，从根本上讲，刑罚的具体均衡还要受制于刑罚的抽

象均衡。刑罚的抽象均衡自然不是在具体罪刑关系的层面上展开，相反，其要表明的是刑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否与整体犯罪危害程度保持否定与被否定的一致性。其实，罪刑关系都是历史的，有条件的。[9]刑罚能否对犯罪起到基本的惩治与预防作用，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刑罚大体上能够保持与所有犯罪的均衡性，即刑罚所剥夺或者限制的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上能与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或者受益保持等价关系。例如，对盗窃罪犯罪人判处的刑罚能够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的利益，进而大体上能够促使犯罪人认识到罪错，抑制其犯罪的决心与欲望。从反面来看，刑罚对犯罪人之合法权益的剥夺或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犯罪人犯罪意志的抑制作用，应处在社会公众的容忍范围之内，即刑罚的严厉性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申言之，社会所公认的不能剥夺或者限制的人的权利，不能成为刑罚的内容，而刑罚的执行也不应该侵犯这些权利。例如，有期徒刑可依法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但是，却不能随意剥夺犯罪人的婚姻自由。总之，刑罚能为特定社会中的全体成员所承受，表明了刑罚的抽象均衡。对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如当前全面、彻底废止死刑，对所有犯罪都不配置死刑，就是很不现实的。[1]

三、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基本思路

对刑罚体系的完善，理论上多是从刑罚结构的调整、刑罚种类的增减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但是，理论上有关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分析，其实是与刑罚体系有着紧密的关系，却未在刑罚体系相关理论中得以论述。笔者认为，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涉及到具体犯罪的刑罚体系，是立法者在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中对刑罚的运用，而刑法典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因而有必要在刑罚体系的完善中给予一定的分析。在此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开展分析。

(一)调整刑罚结构

关于刑罚结构的调整，其内容不外乎是将某些刑罚从主刑调整到附加刑中，或者相反。而此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将罚金上升为主刑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认识。[10]而从具体的刑法立法例来看，罚金的地位在各国刑罚体系中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将罚金规定为主刑，也有部分国家将其同时规定为主刑与附加刑，少数国家将其规定为附加刑。而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罚金作为主刑予以规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罚金具有自由刑所不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完全避免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对经济型犯罪的行为人有较强的威慑作用与惩罚功能，因而在经济时代具有相当的有效性。[2]对于我国而言，将罚金规定为主刑，就较大地增强了刑罚体系的开放性，也意味着单位犯罪不再缺乏主刑，但可能遇到不能同时将罚金与其他刑罚同时适用的问题(尤其是将没收财产予以废止的情况下)。其实，有些国家的规定可以参考，即不再将刑罚分为主刑、附加刑，只是根据犯罪的实际情况在刑法典分则中配置适当的刑罚。例如，泰国刑法典就是不区分主从刑，仅列举刑罚种类。我国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区分主刑、附加刑，仅列举刑罚种类及对具体犯罪配置作为法定刑的规则，完全能够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罚金刑的弊端主要在于难以适应犯罪人经济状况各个不同的实际情况，存在难以执行的问题。对该问题进行弥补的主要途径是改进罚金的执行方式，而非简单地将罚金予以废止(下文详述)。

在刑罚结构调整方面，还需要附带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内容相同之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衔接关系。首先，在对犯罪人判处罚金的情况下，不仅按照刑法典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先让犯罪人承担对被害人一方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且也要允许犯罪人的合法债权人以犯罪人缴纳罚金的财产对自己偿付债务，即将刑法典第60条的规定也吸收到罚金的执行过程中。其次，对于因同一事实先接受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人，若对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应该将其已经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计算到后来判处的刑罚中。目前，有关

司法解释对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缺乏统一的规定，不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也不够彻底。因而应该由刑法典做出规定。

(二)增补刑罚种类

关于在我国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罚种类，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1]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将刑法典所规定的现行刑罚体系完全推倒，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刑罚体系。尽管其中很多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客观而言，其中某些设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刑法规范。笔者认为，刑罚种类的增补应该立足于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的现行规定，既要注意根据现实需要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又要注意与刑法典的现有规定进行恰当的衔接。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可增补强制社会服务和保安处分两种刑罚。

首先，增设强制社会服务，改进管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但又保持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性质，是各国司法机关都要面临并需要有效解决的共同问题。社区服务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服务令当时是针对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及对犯罪人应更好地融入社区的顾虑的一种反应措施。该措施起先被视为罚金刑的一种替代安排，但是，现在被认为是替代关押性刑罚措施的。社区服务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做一定时间(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正常量刑过程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服务令比一个监禁判决更有意义、更为有效，且更加经济。[12]除此之外，该措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会化，符合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可吸取社会服务令的合理之处，在我国刑法典中规定强制社会服务，即判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公益的社会服务，从而改进管制，增强其强制性。

其次，改造劳动教养，增设保安处分。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收容对象宽泛、内容过于严厉、审批程序不严、当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期限过长等弊端。从价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观念，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从法律根据上看，它与我国的《立法法》直接相违背，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不相协调，明显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内在需求。劳动教养制度设计的严重缺陷带来了操作、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诟病，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我国法治现代化和人权保障状况的焦点之一。劳动教养作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经被其现实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严厉处罚性所取代;作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的最初考虑，则更是荡然无存。可以说，劳动教养作为我国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已超过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这些弊端，为全面保障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合法权益，理论上多主张将劳动教养改造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来适用。保安处分在范围上自然不限于类似于劳动教养这样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保安处分，从而将适用于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之行为人的各种措施予以司法化。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因为不仅有利于将劳动教养予以司法化，而且还有助于将其他类似于劳动教养的较长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实现刑事法治与行政法治的有效协调。

(三)增加配刑制度

没有抽象而孤立存在的刑罚。从立法上看，刑罚被配置于具体的犯罪，作为法定刑;而从司法上看，刑罚在犯罪人被定罪之后经司法机关的裁量成为宣告刑。刑罚与具体犯罪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脱离具体犯罪而存在的刑罚。不过，就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看，其仅仅对司法机关如何裁量刑罚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形成了我国刑法典中较为完善的刑罚裁量制度。至于刑罚该如何配置

于具体的犯罪，刑法典则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刑法典第5条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立法者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即在对具体犯罪规定法定刑时，立法者同样需要考虑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与理论上对法定刑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法定刑配置问题，理论上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是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之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是否合理进行分析，[14]就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所规定的所有犯罪之法定刑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白建军教授的《罪刑均衡实证研究》。第二是专门就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周光权教授的《法定刑研究》是此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些研究中，刑罚与犯罪的均衡性成为关键问题，从而充分地表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法定刑配置的基础性意义。

但是，客观而言，对于具体犯罪规定法定刑要否遵循哪些原则或者规则，刑法典付之阙如。从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来看，在刑法典中规定法定刑配置原则或者规则的立法例确实也不多。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九章是关于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的规定，接着在第十章对刑罚裁量做出规定，没有提到配刑的问题。日本刑法典第二章为“刑罚”，后续章节也没有关于对具体犯罪如何规定法定刑的内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国家刑法典在规定刑罚体系之后，对重罪与轻罪的刑罚作了区分。例如，法国刑法典第三编“刑罚”第一章“刑罚之性质”第一节“适用自然人之刑罚”的前两目对适用于自然人重罪的刑罚、适用于自然人轻罪的刑罚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西班牙刑法典第33条将刑罚分为重刑、较重刑、轻刑。尽管这些内容还不能说是关于对具体犯罪如何配置法定刑的规定，但是，却确定了刑法典分则中所规定之犯罪是轻罪还是重罪的标准，即被配置重刑的犯罪属于重罪，被配置轻刑的犯罪自然就是轻罪。重罪与轻罪的区分不仅有利于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对重罪给予合理的惩罚，并全面地进行预防，而且有利于全面审视对 13

某种犯罪配置重刑或者轻刑的合理性问题。这也说明，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也要注意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在刑法典中完善法定刑配置的规定，自然不限于将刑罚区分为重刑、轻刑的做法。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1)充分注意对犯罪进行合理的分类，而犯罪分类的标准既可以考虑刑事实体法上对犯罪所规定的特征，又可以考虑刑事程序法对追究某些犯罪的规定，还可以考虑犯罪学上关于某些犯罪发生原因与规律的分析。通常来说，需要考虑犯罪危害的法益是国家法益，还是社会法益，或者是个人法益(在此方面，还要考虑行为侵犯的是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现实存在，还是其他类别的利益);行为人是采用暴力还是非暴力手段实施犯罪，非暴力手段是否与国家职务有关系;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取经济利益还是实现其他心理需求;犯罪是否属于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强大压力还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

(2)对于不同类别的犯罪配置严厉程度不同的刑罚，对于性质严重、手段残忍或者恶劣、动机卑劣的犯罪可配置较重的刑罚，而对其他犯罪则配置较轻的刑罚。具体言之，对于采用暴力手段侵犯国家、社会与个人之现实存在的犯罪，则可配置死刑、无期徒刑、较长期有期徒刑等刑罚;对于非暴力、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则可配置较轻的自由刑与财产刑。

(3)注意所配置之法定刑的选择性与可操作性。就前者而言，应摒弃绝对法定刑，尤其是对于现行刑法典分则某些罪刑条文中存在的绝对死刑，应该或者予以废止，或者补充规定其他刑罚(如无期徒刑、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就后者而言，对现行刑法典分则某些罪刑条文规定的无具体数额或者倍比制的罚金，做出必要的改变。尽管有论者认为，此类属于浮动法定刑的罚金有一定的存在价值，[15]但其确实有不明确性，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因而有必要根据情况改变为数

额制或者倍比制的罚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对于具体犯罪应该规定具体数额或者某种倍比的罚金，从而制约对具体犯罪之罚金的配置。

(4)注意合理划分有期徒刑的幅度。有论者对我国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关于具体犯罪之法定有期徒刑的幅度作了总结，共有28种刑罚幅度。[9]而法国刑法典在总则的刑罚体系部分对重罪的监禁划分了3个幅度，对轻罪的监禁划分了7个幅度，其分则中罪刑条文对具体犯罪所配置之监禁的幅度也不超出上述范围。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对于准确地体现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适当地对具体犯罪配置法定刑有着重要的限制作用，不致造成幅度过多，难以保持不同犯罪之间刑罚均衡性的不良后果。因而我国刑法典可借鉴法国刑法典的上述立法例，在总则中对有期徒刑划分层次。初步考虑，可以划分为1年以下、2年以下、3年以下、5年以下、7年以下、10年以下、15年以下等7个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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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如何完善我国法制体系

论如何完善我国法制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但是其中不免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它，以此来减弱它的滞后性。

完善我国法制体系，需要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得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地实施监督。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制体系的建设也需要跟上脚步。在全球化的今天，衍生了不少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在网上进行交流、活动。如网上购物，网上开视频会议等等。针对此事，我国也将淘宝上消费者的权益写入了法律之中。这正是我国领导人对我国法制体系完善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了法制体系的构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以切实保护公民的利益。

法制体系的构建，需要大力进行法制宣传，使公民认识认识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宣传的手段有许多种，但要避免太过死板。也就是说要讲究宣传的方法，既要让公民理解法律，还要让公民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例如，可以制作宣传手册，在手册中穿插漫画。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大力提倡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近几年来，农民工因老板拖欠工资而打官司的时有发生，体现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只有每个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了，违法事件发生的几率也就小了，自然社会也就更加和谐，国家更加稳定。同时，也需要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让每一个注入社会的新鲜血液都能遵纪守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完善我国法制体系，是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在发展法制体系的进程中，同时要看到，由于受到我国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制约，完善法制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法制体系的建设。

总之，健全我国的法制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法律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第三篇：我国农产品流通形式的发展现状与完善思路

我国农产品流通形式的发展现状与完善思路

一、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农产品流通形式的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现代农业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农业发展新阶段，其核心是运用科学技术加快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步伐，实现集约化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农业以科学技术为强大支柱，以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经营理念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集产供销、贸工农于一体的多部门协调、各环节相衔接的、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一体化、多功能的农业产业体系。

在这个产业体系中，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流通方式势在必行。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个体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单元难以独立承担起日益扩大的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任务；二是传统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和服务组织不能适应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和开放的需要，流通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三是产销一体化组织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进而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难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此，加快农产品流通形式的创新势在必行。而加快农产品流通形式的创新，就是要实现农业合作组织、农产品批发市场和产销一体化组织等流通组织的规模经营、机制转换和结构优化，引进现代流通方式和交易手段，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高效运行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二、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主要流通形式

（一）以农村经纪人和运销队伍为主体的经纪、贩运型流通形式。

其特点是农民自己闯市场，找销路、搞运销，具有积极性、自主性、灵活性的特征。例如，山东苍山县有十几万人长年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从事蔬菜运销经营，苍山县蔬菜在上海的销量就占到上海蔬菜销售总量较大的比重，带动了全县100万亩、70亿公斤蔬菜的产销。陕西省宜君县有农民经纪人300多人，他们把本地的农产品销往外地，并将外地的市场信息、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带回宜君县。该县70%以上的农副产品都是通过经纪人推销出去，并及时把全国各地的经济和科技信息反馈回来，使广大农民有了致富之道。

（二）以龙头企业为组织形式的加工贸易型流通形式。

其特点是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载体，企业与农户间建立紧密的产销关系，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例如，延安果业集团公司在洛川十个乡镇33个村组建立绿色果品出口基地1万亩，与1000多户果农建立了紧密的协作关系，并与基地果农签订收购协议，按照协议为基地果农户提供物资服务，技术服务，收购基地农户苹果进行加工，从而使当地苹果产业逐步走向产业化发展之路。

（三）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的市场带动型流通形式。

其特点，是通过培育批发交易市场，形成产品集散、信息发布、价格形成中心，促进农产品储存、加工、交易、集散、物流配送等功能的实现，以大市场带动大流通。例如，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辐射全国

200多个城市，形成了大流通格局。深圳农产品公司下属的福田和布吉批发市场也成为南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并辐射港澳地区。

到“十五”期末，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大体稳定在4300家左右，市场年成交额不断提高，2005年达到3600亿元。

（四）以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的合作型流通。

其特点是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将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架起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例如，山东莒南县文疃镇供销社牵头，与500多户桃农组成了果业合作社，发展优质桃、优质苹果。合作社又与现代连锁超市对接，将几十万斤鲜桃打入多个城市的超级市场。

（五）以连锁超市为龙头的生产基地及联合采购型流通形式。

其特点是连锁超市通过建立农产品收购基地的方法，直接从农产品产地收购农产品。即连锁超市公司建立一些样板基地示范，带动农民按照超市销售农产品的标准（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种植方法等）来组织生产和收购；也通过农村经纪人向农民收购。这种利用连锁超市等现代流通企业规模化的网络和销售，直接组织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也是促进“订单农业”的一种有效方式。

连锁超市等现代流通企业还与农产品批发市场结合，将批发市场转化为连锁超市的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配送中心，既节省了物流配送的投资成本，也加快了鲜活农产品周转速度，降低损耗，提高流通效率和收益。通过这种结合，使连锁超市以规模化的销售网络，起到农产品市场流通组织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以上多样性的农产品流通形式适应了现阶段农产品流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出来的，又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产品流通仍将是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各种形势间也会出现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趋势，但不会有一种形式完全取代其它形式而独自承担起农产品流通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任务。

三、农产品流通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

必须看到，目前，各种流通形式都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是形式本身发育和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问题。

（一）经纪、贩运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民运销业户经营分散，流通和交易成本较高，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一些农民运销组织良莠不齐，导致市场信誉度不高。

对这类流通形式要继续鼓励其发展，重点是提高组织化程度，引导其形成专业化的协会或相对集中的合作组织，建立管理制度。特别是发挥一些农村“能人”的作用，成为这类组织形式的“带头人”。

农村流通经纪人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他们帮助农民把产品卖出去，解除了一些农民销售难的的问题。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目前我国农村经纪人已达38万余户，经纪业务量达1707亿元左右。要积极引导农村经纪人加入经纪人协会，建立联系农村经纪人制度、农村经纪人培训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和相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培训，使农村经纪人队伍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二）加工贸易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类流通形式主要是如何解决好公司与农户双方契约约束的脆弱性问题，使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契约的执行性较差、公司对农户管理与协调上的困难，信息单向流通、分配机制风险和利润不对称、缺少约束机制等问题。

完善的方法是，一方面，进行组织形式上的创新。例如山东烟台地区探索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与“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多种形式的经济组织，龙头企业投资，农户投工，基地管理，划片承包。这种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双方契约约束脆弱性和管理上的困难等问题，使公司与农户的联合更趋紧密，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技术，也便于实行规范生产，从而达到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公司与农户利益双赢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来明确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强化将合同的法律效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形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档次较低，缺乏必要的硬件设施，储存、加工能力弱，市场功能不健全，信息化手段不完善，辐射作用和对农业的带动、引领作用不强。多数市场是以场地、设施出租为主的物业式经营，组织形式不完善，在市场管理上多数存在以收费代管理的现象，也缺乏与现代流通方式的对接。

完善的方式是要重点扶持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区域性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使之成为价格形成、信息传递、产品集散和综合服务的中心。一是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信息系统、质量检测系统、电子结算系统以及加工储藏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市场服务功能。二是加快市场改制步伐，形成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的公司经营主体。三是向上下游两头延伸，建立基地及与终端流通组织对接，引导农产品生产的产业化。

（四）专业合作组织型流通形式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专业合作组织覆盖面小，有些组织有名无实，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处在发展初期，资本、技术、人才缺乏，导致服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农户要求。同时，法律地位的问题也是一个困扰。

促进这类流通形式的发展，一是要培育发展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引导农民自办合作组织；鼓励引导乡镇事业站领办专业合作组织；发挥供销社网络组织优势，领办、创办农产品流通专业合作组织。三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从2007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它赋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填补了我国市场主体法律的一项空白。四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在注册、财政支农资金、税收、信贷融资等方面支持。同时，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搞好对专业合作组织培训。

（五）以连锁超市为龙头的基地及采购型流通形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是超市集团公司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另外主要是一些政策条件的问题。例如，农产品主产区流通设施的使用问题；连锁流通企业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的“收购发票”在全国各地一致性的“可抵扣性”问题。连锁企业与基地之间的合作关系等问题。

因此，既要引导连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要完善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优化农产品流通环境

除了完善农产品流通形式之外，加强政府对农产品流通的支持和强化公共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也至关重要。

一是完善信息服务。整合现有信息资源和信息网络，建立完善农产品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发布制度，形成权威性的信息发布渠道。

二是加大政策流通和市场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扶持，开通农产品运销“绿色通道”。

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制定农产品市场管理办法，将农产品市场纳入规范化管理。

四是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尽快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分级分类包装标准体系，质量检测体系，产品认证体系和质量监督制度。要逐步建立市场主体资格认证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第四篇：浅谈现行体制下我国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共）

浅谈现行体制下我国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

—— 以地方政府基层行政干部为例

内容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素质建设，发挥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新形势对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而且，尤其是当基层行政违背国家行政命令时，怎么才能和调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职责，维护社会稳定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监督反腐地方政府基层行政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 等活动的总称。行政领导则是门科学与艺术。参与行政领导是领导者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实践经验、聪明才智和胆识魄力实现行政目的的领导技能和技巧，是行政领导者灵活独特、恰当巧妙运用的领导策略、方法和手段，它表明领导者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熟练程度、工作水平和创造能力。行政领导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辖区内人民的幸福安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呈增多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主要发生在基层，还有一些人打着上访的名义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虽然有了上访法，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作为一名学习行政学专业的学生，笔者认为

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的素质建设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何进一步加强基层行政干部素质建设，发挥好行政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新形势对行政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而且，尤其是当基层行政违背到国家行政命令时，怎么才能和调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更好的履行行政职责，维护社会稳定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今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状况与存在问题

（一）、存在状况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国家提出要从传统的全能领导型政府向有限、多元化政府转变。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发展社会经济的新方式、新方法；另一方面，在巩固和发展国家行政领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完善地方复杂局面的行政领导方式。

近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和制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制度，用于规范基层干部队伍。一批批腐败违法分子纷纷落网，不管他们职位有过高、关系有多深都一查到底，近期重庆“打黑、反腐”的成绩就是最好的典型。反腐工作的力度加强，证明我国政府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实现了职能转变，公仆①意识开始深入基层行政人员的内心。笔者相信，在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下，在民主监督的不断实现中，以及在领导干部能力的不断提高时，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的执行能力一定会不断提高。

此外，现行体制下出现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也出现的“门难进、脸① 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原用于公务员对自己的谦称，今用于老百姓对公务员的尊称。

难看、事难办”等“衙门①现象”影响着政府整体形象。一些公职人员没有树立为老百姓办事的服务意识，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人民公仆的位子上，相反，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提高“地方政绩”，劳民伤财，一旦决策失误，造成损失和事故，往往又相互间推卸责任等。这些状况的存在，也为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素质的培养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存在问题

1、基层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

在地方行政中，由于“天高皇帝远”，一些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不是用于履行职责，为人民办事，而是把它当成商品用于交易，索贿受贿，有的干脆直接参与走私和倒卖。严重的损害了政府官员在广大人民中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平稳发展，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2、基层干部行政能力不足

进入新时期，基层行政工作空前泛化和复杂化。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如何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发展战略，运作相关资源，调节社会利益，促进本地经济社会良性运行，把主观的良好愿望变为现实，都需要很强的行政领导能力。行政领导能力弱，往往会造成组织内部混乱无序，内耗严重，离心离德，威胁组织生存。

3、基层干部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利益时有发生

当前，法律已走进了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旧时称官署为衙门。其实衙门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

推行依法行政势在必行，领导干部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虽然 依法执政已多年，但程度远不够充分。一些地方基层行政部门越权行政，随意执法，甚至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谋求小团体利益，完全无视法律存在。

二、我国基层行政领导干部素质的培养与完善

（一）、努力学习实践，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系统的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定和要求，不断丰富领导者自身的科学管理知识，并用以指导行政工作。此外，还要用于在实践中加强锻炼，到艰苦的环境里和复杂的矛盾中经历风雨、磨练意志、积累经验、增涨才干。还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对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成败得失经常进行思考，经常反思怎样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许多地方的基层领导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极大影响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主要表现就是脱离实际，热衷于形象工程；因循守旧，缺乏开拓创新；热衷于迎来送往，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利益，贪图安逸享受，讲排场、比阔气，玩弄权术，贪污腐败。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情操，激励广大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坚定地在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二是要靠完善制度，把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制度的完善给优

良作风提供可靠保障；三是政府官员要深入群众，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听取民意，把脉民生，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三）、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

在新时期的依法行政中，首先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责任制度规范。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现行法律、行政规章等基础上把行政道德加予法律化。其次要加强反腐力度，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处，绝不姑息。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和应有的法律体系下，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的各项行政事业的开展真正踏上依法行政的道路。

总的来说，行政领导素质的培养与完善是个系统长期的过程，各阶层领导者要结合自身实际，完善自身修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通过自身的理论学习、基层实践、长期积累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真正做到一名尽责的行政领导者。

参考文献：

【1】《浅谈如何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郑明超《活力》 2009年 第8期

【2】《浅谈行政领导用人艺术》廖慧丽 《中国科技博览》2009年 第8期

【3】《行政学原理》 孙荣 徐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第1版

【4】《我国政府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问题研究》 安琪 《理论与当代》 2008年 第7期

【5】《行政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及其培养》 李慧莹李良仁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 第8期

【6】《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吉承乾 杨辉 《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

第五篇：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思路与框架d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思路与框架

陈立新(***)[1]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积极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已成为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文章在阐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要性的基础上，就如何构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 A

A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Thought and Framework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en Lixin(***)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the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75)

Abstract: With the deeper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caught the wid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How to fulfill the necess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ly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Under such situ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it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seems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This article has explaine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further discussed how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ur country.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aluating index，evaluation system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20世纪以来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强化，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已经从号召转变为一种具体行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跨国企业塑造和提升形象、获取社会资本、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有力手[收稿日期] 2010－

[项目来源] 本文系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项目编

号：07ASH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立新（1959—）,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

[

段，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企业。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企业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社会各界要求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面对国际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我国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尽快承认现实并积极应对，因为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和喜欢，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讲，都会是一个越来越强的、新的、不可回避的外部约束，只有那些快速反应的积极应对者，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从而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就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些年来，在国际组织和一些跨国公司的倡导下，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外已有多种量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如SA8000劳工标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400指数、道德评价标准和富斯四好指数等。《商业道德》、《财富》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但由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再加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具有适度性和阶段性特征，我们不能不加“消化”地照搬国外社会责任评价标准。[1]因此，建立和推广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和基本思路

（一）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为了对中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价，需要设计一套基于中国企业特点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1、目的性。设计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找出企业的薄弱环节，提出改善的手段和方法，并最终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此，选取的评价指标应紧紧围绕评价的目的，尽可能做到所选指标个数不多，但能突出反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2、代表性。评价体系中的测量指标既要反映当前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众多“生产守则”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同要求，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

3、可行性。评价体系所选取的测量指标必须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状况大体吻合。同时，评价指标体系所需的数据必须易于取得，易于解释，指标计算方法科学，易于操作，便于进行量化处理。

4、通用性和发展性相结合。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能反映出不同类别、不同行

[1]陈留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实证研究[ J ]，山东社会科学，2007（11）

业的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主要方面。同时，能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选取评价指标，以确保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5、可比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可比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上具有可比性；二是在指标的口径、内涵上具有可比性。只有可比的评价指标，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才能通过比较和分析，认清本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二）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系统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在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将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首先，借鉴国际上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标准，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鉴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各类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情况以及众多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如果直接将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应用于我国企业，将会给企业经营带来极大障碍。因为国际标准的严格限制，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行，企业既然无法生存，就更谈不上发展。从另一方面看，完全不顾国际标准的要求，一味自行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企业的生存经营活动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困难。

其次，参考我国政府提出的相关方针政策和具体指标。近些年，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员工权益、资源控制及企业的约束方面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这对企业具有极强的政策约束力，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次，结合行业和企业的实际问题，在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时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相应的标准，通过标准的实施有效推动问题的解决，引导企业完成向国际标准的迅速过度和接轨，赶上甚至超越国际先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水平。

三、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包含着基本社会责任和高层次社会责任两个方面。为社会尽可能提供质量合格的、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的投资承担合理的回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国际上劳工标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等，这仅仅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每个企业都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局

面，建立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等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企业高层次的社会责任，企业可根据自身能力自由选择，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见表1）。这套指标体系分为基本社会责任、高层次社会责任两个层次。基本社会责任包括员工权益维护、守法经营、环境保护三类评价因素。高层次社会责任包括可持续发展、企业诚信、社区建设、社会公益与慈善活动、社会责任管理五类评价因素。评价体系中包括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24项，三级指标64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承认股东关系是企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因为股东关系属于企业经济关系的最强联结，而且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在起保护和监督的作用。再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正确处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际上也对传统企业治理结构进行了间接的考察，所以，为了简化，我们不把股东关系的有关指标纳入到本评价体系之中。

表1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表1所设置的八项一级指标中，维护员工权益和社会责任管理两个一级指标所考核的内容涵盖了目前国际较为流行的SA8000的主要方面；守法经营指标的设置主要考核企业对政府、消费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考核企业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社会责任；企业诚信指标的设置主要基于国内部分企业信用水平不高、信用服务相对滞后等状况。该一级指标主要体现企业对商业伙伴的社会责任；社区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社区建设指标主要考察企业对社区发展方面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公益与慈善行为指标主要考察企业参与公益活动和慈善捐赠方面的情况。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容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因此，其评价标准和和评价体系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美] 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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