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百”会议会风督查(最终)
第X期
年 月
日
关于市“百日攻坚、百日招商、百日服务”竞赛 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和区“三百”工作部署会 会风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街道，区机关各部门、各单位：
X月XX日下午，全市召开“百日攻坚、百日招商、百日服务”竞赛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我区组织相关单位参加，会后，我区立即召开“百日攻坚、百日招商、百日服务”竞赛活动工作部署会。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对会风情况进行了现场督查。从督查情况看，本次会议参会情况总体良好，大多数单位能够按要求参加会议，特别是大多数乡镇（街道）在接到临时通知后，都能立即按要求到会，并保持了较好的会场秩序。但督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单位未派人参加会议，也存在
第二篇：诗三百
《诗三百》，其中十五国风就占了近一半以上的篇章，而这一百六十篇中，情诗共有六十多篇，超过了“国风”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在《诗经》当中，成就最大、最具艺术价值的，就是这些“谈情说爱”的诗歌了。孔子说“思无邪”，可见孔子本人并不十分反对恋爱，这跟后世的学究们，终究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诗经》里的作者，因为是民歌，所以大都已湮没不可考究。唯一一篇有确切作者的，就是《鄘风•载驰》，它的作者叫许穆夫人，原是卫国的公主，嫁到了许国。后来卫国被灭，许穆夫人想去奔丧，又打算出谋向大国求援，却遭到许国贵族的反对和责难。许穆夫人写下这篇诗歌，既表达了自己的忧愁与愤慨，又当面痛骂许国大夫的幼稚和愚妄（“众稚且狂”），言辞不可谓不激烈。我想，许穆夫人大概就是一个高贵冷傲且又文采斐然的贵族女子吧。除去《鄘风•载驰》，六十多篇情诗（也包括别的类型的一些诗歌）中，以女子口吻写下的又占了相当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诗作的主人，或许都是一个个极富才情的女子也说不定呢。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歌颂爱情是永不凋谢的主题。“无郎无姐不成歌”，这情形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有关爱情的诗篇在《诗经》中占有突出地位，约占十五国风160首的三分之一。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15《国风》中《郑风》《卫风》的爱情诗最有名。朱熹认为是“淫奔之诗”，是从封建理学角度说的。从人性角度说，这些诗都是很纯真的爱情诗。这些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虽然同属爱情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表现。
下面我们就赏析《诗经》中的部分爱情诗篇。
周南·关雎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一章四句是总述，写小伙子“在河之州”由关雎之声而引起对漂亮苗条的姑娘的爱慕之情。“睢鸠”预示着男女爱情的和谐专一。第二章八句写求爱、思恋过程，“君子”想追求“淑女”，但却“求之不得”，陷入了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苦恋情形。第三章八句主要是写抒情主人公的幻觉，仿佛和那个姑娘结成了情侣，共同享受着和谐、欢乐的婚后生活。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言切而意婉。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直往直来，坦率而大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是生命欲望和人性本能的自然显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关雎》的作者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全诗以追求和思念为主旋律，展示了一个男子的痴情，中和平正中含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代表了《诗经》的总体风格。
诗中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以物喻人，借景抒情，描绘生动传神，感情真挚动人，以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了人们对于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愿望，不愧为《诗经》开卷、列居首位的佳作。
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诗义会通》)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讯、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象，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自，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女子缠绵的爱恋之情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心理描写手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本诗已开其先。所以钱钟书指出：“《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
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子衿》写的是女子等待男子，表现女子等待男子的焦急心情。《采葛》写的是男子等待女子，表现男子期盼着与女子见面的焦急心情。女子采摘去了，“采葛”、“采萧”、“采艾”，男子渴望与女子见面，一天没有见面就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通常人们认为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年。但在原诗中，“三秋”不是指“三年”。全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里有一个感情的渐进过程：三个月„„三个季度„„三年。“三秋”是指三个季度。
《诗经》中所谓国风，今天读起来古意盎然，余香满口，当年也是流行民间俗得不能再俗的曲调，是原生态。隔了几千年，说的却是相似的事实：只要心上人不在身旁，就觉得时间格外漫长，好像所有的季节都从身边流走，没有任何赏心乐事，直等得花儿都谢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的篇章，充满了和谐、明媚、秀雅、甜蜜的情致。投：投赠，赠送。青年男女之间互赠信物，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求爱方式。现在有些民族仍有此习俗。木瓜：植物名，果实椭圆。琼：赤玉，又是美玉的通称。琚：佩玉名。“琼琚”和下二章的“琼瑶”、“琼玖”都是泛指佩玉而言。好：爱。木桃：就是桃子，下章的“木李”也就是李子，为了和上章“木瓜”一律，所以加上“木”字。瑶：美石，也就是次等的玉。
不管是女子，还是男子，平凡的一草一木，在情人的眼中都会变成无价的珍宝，那是爱情的象征，无比深厚的恋情也由此显现出来。你送给我木瓜，我送给你佩玉，并不是简单的回报，而是表示要永远地相亲相爱！有人说，《木瓜》的作者是一只大木瓜。人家给的只是木瓜，他或她就拿玉来回报了。《红楼梦》里愚钝的邢夫人也知道：“金子还得拿金子来换。”可是，人家不是以物易物，要的是一颗心——“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是回报的意思，是表示我诚心诚意地和你谈恋爱，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相信，《诗经》时代的男女是很纯真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功利和自私，这是应该反省的。
现代人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不仅仅指爱情，还引申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长”的意思。
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产生了误解，小伙子对她冷淡了，于是姑娘唱起了这首歌。那个小帅哥，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的原因，使我饭都想吃了，气都气饱了。那个小帅哥，不和我一起吃饭了。因为他的缘故，使我觉都睡不安。恋爱过程是男女双方不同思想、性格、感情在逐渐了解中取得和谐一致的过程。因此，即使没有环境的阻碍，中间也不免有所矛盾。也许偶尔因为一句话也会闹个小别扭，赌气不再和对方说话。这毕竟是很不愉快的，内心的真正情感和口头上表现的态度并不协调，因此常常是当对方不在面前时道出自己的真实心情。这种情形也许有些可笑，但确实存在。《狡童》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情形。谈恋爱是很闹心的事，谈得好的时候，春风得意，甜蜜幸福；谈不好的时候，饭吃不下，觉睡不安，心里非常痛苦。这首诗就是女子此时此刻强烈情感的内心道白，爱怨交加，真实可信。
召南·摽有梅
摽（biào）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dài）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jì）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当梅子还很多的时候，既女子年龄还小不着急婚嫁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挑个吉祥日子向她求爱。当梅子不多、即女子岁数已大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当天就向她求爱。梅子快落完了，青春快要消逝了，有心来求的小伙子啊，就不要再耽误啦，马上开口吧。“求我庶士”，不妨读为“我求庶士”。很妙的是女子感情的变化，越来越急切——这里描写的少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男子追求，她们就会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向男子主动求爱：“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是怎样的女子啊!她渴望爱情，就坦率地表白，就主动、大胆地追求。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主动追求是出自于内心爱的萌动，她们把自己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小伙子们快来采撷。这种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顺乎人性自然地发展着，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无需遮遮掩掩。“召南：摽有梅”正是写出了年龄较大的姑娘对爱情的迫切追求。《毛诗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男女及时”四字，已申明诗旨；后数语乃经师附会，应当略去。《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明白了先民的这一婚恋习俗，对这首情急大胆的求爱诗，就不难理解了。陈奂则对此篇巧妙的兴比之意作了简明的阐释：“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诗毛氏传疏》)。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一个“急”字，抓住了本篇的情感基调，也揭示了全诗的旋律节奏。从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心态看，“急”就急在青春流逝而夫婿无觅。
从诗篇的艺术结构看，“急”就急在三章复唱而一步紧逼一步。重章复唱，是《诗经》基本结构。但从诗意的表达看，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即重章之易辞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木瓜》首章 “报我以琼琚”、次章“报我以琼瑶”、末章“报我以琼玖”，即为语虽异而情相类的重章之易辞申意。《摽有梅》则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三章重唱，却一层紧逼一层，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情急意迫的心理过程。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敦促的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真情毕露，迫不及待了，闻声如见人。
珍惜青春，渴望爱情，是中国诗歌的母题之一。《摽有梅》作为春思求爱诗之祖，其原型意义在于建构了一种抒情模式：以花木盛衰比青春流逝，由感慨青春易逝而追求婚恋及时。从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到中唐杜秋娘的《金缕曲》“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从《牡丹亭》中杜丽娘感慨“良辰美景奈何天”，到《红楼梦》里林黛玉叹惜“花谢花飞飞满天”；以至闻捷《吐鲁蕃情歌》中的“苹果树下”和“葡萄成熟了”这两首名作，可以说，无不是这一原型模式的艺术变奏。然而，《摽有梅》作为先民的首唱之作，却更为质朴而清新，明朗而深情。
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描述一位女子婉拒情人越墙前来幽会的诗。她的内心是爱他的，但又担心被家长和他人发觉而受到指责和迫害，因此发出了对心爱男子的规劝。全诗以女子内心独白式的口吻写成，但由于女主人公的抒情，联系着自家住处的里园墙树展开，并用了向对方呼告、劝慰的口吻，使诗境带有了絮絮对语的独特韵致。全诗语真情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不是我不爱你，人言可畏。难怪这世上，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却是别的人。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它主要描述了新娘的美貌，同时祝愿她给家族带来好运与幸福。全诗内容虽然简单，但层层递进，先写桃花的花来形容新娘的美貌，再写桃花的果实来比喻新娘婚后生子，最后写桃花的叶子来比喻新娘福荫后代。这首诗艺术上的特点是描述生动并充满喜庆气氛。恰当的比喻也是本诗的特点。后世形容女人“艳若桃花”，应是从这里来的。
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这首诗也是写爱情的。一个小伙子在众多如云的姑娘中间，不爱那花枝招展的贵族少女，也不爱慕那衣锦豪华的姑娘，只有那“缟衣綦巾”、装饰朴素的姑娘一直占据着他的心。这位男子对待爱情是非常专一的。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表现了他的真挚、坚贞、忠诚的恋爱观。这与那些“花心”男人形成鲜明对照。有些人吃着碗里的，看着碗外面的，四处用情，到处采花。
如果问我是否相信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我当然相信。但我更相信世上有“取第花丛懒回顾”的感情。爱情贵在专一。《情史》上记载，有个公子遇到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歌伎，爱得神魂颠倒，旁人表示不解，他说，美丽的眼睛有一只就够了，自从遇到她之后，我看世上的女人都像多了一只眼睛。多么让人荡气回肠--“这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
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女子戏谑情人的诗。大意说：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涉过溱水洧水，到我这里来；你要是不把我放在心上，还有别人呢。你这个糊涂虫里的糊涂虫呀！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轻快活泼的一个小片段，千载之下，却仿佛还可以看见那女孩子的如花笑靥，仿佛还可以听见她银铃一样的笑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如果喜欢我，就赶快趟过这条河；如果你不喜欢我，难道没有其它的人（来爱我）？此情此景，那人还不赶快“褰裳涉溱”？于是女孩子得意地说：“痴人啊痴人，你真是个痴人。”——恋爱中的人，当然是痴人。《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郑风·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这是一首风雨怀人的名作。在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早晨，这位苦苦怀人的女子，“既见君子”之时，那种喜出望外之情，真可谓溢于言表。终于可把那相思得上下翻腾的心境平静下来，什么忧愁啊、烦恼啊，霎时间忘得干干净净。怀着深深的爱恋苦苦等待和思念心上人的出现，这种过程是多么痛苦而沉闷的，但对爱情的幻想给人灵魂唯一的支撑。有了幻想，再苦再难的现实都可以去面对，在其中坚持下去。其实，岂止是恋爱，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是如此。因此当彼此遇见的那一刻，仿佛世界毁灭也再无所谓。只愿那一刻时间可以停留，就这样一直相望，任风吹雨打天昏地暗，也破坏不了漫长等待后心中的甜蜜幸福。这首诗相信最后一句应该不少人有印象，特别是喜欢金庸小说《神雕侠侣》的朋友一定还记得书中有一幕：程瑛姑娘救了受重伤的杨过，却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当杨过醒来时，看见程瑛在一大堆纸上写满了一句话：“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表达自己遇上心上人又苦于无法开口的少女情怀。
应该说，《诗经》中的这类爱情诗，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这种淳朴、自然、浪漫的平等爱情，是汉以后爱情诗的矫揉造作所不能比拟的。
卫风·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诗写一个妇人思念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她想象丈夫执殳前躯，气概英武，颇有一些骄傲之感，但别后刻骨的相思却是够受的。在她寂寞无聊的生活里，那相思不但丢不开，甚至倒成为她宁愿不丢开的东西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位，社会的动荡，直接波及家庭。一旦遇到战争，首先遭到破坏的乃是美好和平的家庭生活。有时是去抵抗入侵的异族，有时是去镇压各地的叛乱，不管怎样都要抽男的去当兵，留在家中的妻子，日夜惦念着行役的丈夫。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在诗经中有不少出色反映这类情感的作品。《卫风·伯兮》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形象地写出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深深思念。
诗一开篇，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我们译作“大哥”)，口气中带着亲切感。——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这位丈夫为什么是值得骄傲的呢？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幹《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能够安心吗？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本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本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本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关于本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是一篇夫妇的对话。第一章说：鸡叫了。夫说：天将亮未亮。妻说：你起来看看天吧，启明星那么亮。夫说：那我要去射凫雁了。第二章妻说：射得凫雁我为你制肴下酒。愿我俩能白头偕老。你弹琴我鼓瑟，生活多美好。第三章夫说：知道你是真关心我，送你杂佩报答你的爱。知道你对我很体贴，送你杂佩表达谢意。知道你是真爱我，送你杂佩告诉你你我心思是一样的。看到这样的诗句会觉得很幸福，就像张爱玲曾经说过，世界如此之大，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夫妻吧。诗三百浩瀚的篇章里，也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幸福的夫妻吧。打猎、饮酒、弹琴作乐„„好像是武侠小说里归隐的神仙眷属，没有分离、猜疑、彷徨、怨怼，只是一种安静而踏实的厮守。这对青年夫妇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诚笃而热烈的感情，令人羡慕，令人赞叹。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爱情诗篇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它通过描写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生动地展示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在鲜明的特质中闪烁着中华民族性格的光芒，辉映着中国民俗和璀璨烂漫的社会风貌。
后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于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于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道者。”
如《九歌》中最著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儒家的几位著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于“以美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于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而是用于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后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第三篇：三无三百工作方案
三无三百工作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署要求，切实做好维护稳定工作，为政府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按照统一部署，决定从现在起到年底在全镇织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动态排查全面化解攻坚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以综治维稳领导责任制为牵引，聚焦定“全年考虑、全域摸排、全面攻坚、全员责任”的总要求，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明晰工作责任、硬化追责手段，推动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提升排查质量和化解实效，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二、任务目标
各村要通过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动态排查全面化解攻坚行动”，实现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的全面掌控，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吸附当地、处置在基层、稳控在源头，力争实现矛盾纠纷排查率、化解率、高危人管控率三个100%。
确保不发生因矛盾纠纷引发集体进京上访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确保不发生影响恶劣的重大“民转刑”案件和极端恶性事件，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确保不发生有害信息大面积传播和與情恶性炒作。
三、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规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流程
各村要围绕“九类”突出矛盾(涉军问题、非法集资、民间借贷、征地拆迁、劳动社保、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和“五类高风险人员”(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性格偏执、有极端暴力倾向的人员)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工作中要进一步规范排查化解工作流程，履行工作职责。
1.由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网格员、治保会、调委会人员组织实施。重点排查辖区婚姻家庭、邻里关系、人身损害、民间借贷、民族宗教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件件登记在案，及时就地化解，化解成功的及时销号:对不能及时化解的，立即上报镇综治办。
2.由镇党委、政府组织领导，乡镇综治办协调信访、公安、法庭、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重点排查辖区信访问题、土地承包经营、征地拆迁、惠民政策落实、民族宗教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村委会上报的、本级排查的、上级交办的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的，及时销号:暂时不能化解的，明确期限，落实责任:超出职责权限范围的，及时上报县综治办。
3.村委会每周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协调会议，形成会议纪要逐级上报。
4.切实发挥好“一村一名法制副主任”“一村一名法律顾问”的作用，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法治效果，广泛深入地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依法合理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二)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分类管理、分级防控
1.全面实施矛盾纠纷“二分管理法”。建立分类排查、按事分流，分级管控、动态评估，综合研判、联调联动的运行模式。按照性质分类，突出重点。把各类矛盾纠纷全部纳入视野，把最有可能激化甚至转化为上访或刑事案件的矛盾纠纷挑选出来，作为防控重点，防止不分轻重缓急平均用力，从而忽略大患、忽视隐情。根据险情分级，动态跟进。根据矛盾纠纷发展、变化形势，按照萌芽期、酝酿期、激化期的发展阶段实行由低到高不同的险级管理。险级越高，越要高度重视、越要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防止矛盾险级进一步升高，尽可能使其“降温败火”，决不能熟视无睹，坐视矛盾激化。
2.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协同作战、信息共享、问题共治工作机制。充分依托综治“9+X”信息系统，统筹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工作平台，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数据模块，努力实现对各类矛盾纠纷、隐患风险因素的全面登统、及时交办、动态管控、分级预警、跟踪督办，切实做到矛盾纠纷抓早、抓小，严防升级激化。
(三)深入开展矛盾纠纷“三无三百”创建活动和基层调解员“争创先、增比进位”活动
镇综治办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三无三百”创建活动。“三无”镇无重大“民转刑”命案发生，村无“民转刑”命案发生。“三百”:矛盾纠纷排查率、化解率、高危当事人管控率三个100%。切实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刑事命案特别是“民转刑”命案的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在基层广大调解员中开展“争优创先、增比进位”活动。继续开展“优秀调解员、优秀调解室”评选表彰工作，充分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深化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开展增比进位活动，推动金牌调解员向钻石调解员、银牌调解员向金牌调解、铜牌调解向银牌调解员、一般调解员向等级调解员增比进位。我镇将“三无三百”创建活动和基层调解员“争优创先、增比进位“活动，纳入本地、本系统平安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精心安排部署。
四、方法步骤
第一阶段:动员启动阶段(9月15日前)
主要是研究制定排查整治工作具体方案，进行动员部署:通过明察暗访、发动群众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基础性大排查，有针对性地落实打击整治化解措施。
第二阶段:集中排查整治阶段(9月16日至10月31日)
主要是围绕排查化解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集中力量进行深入排查，实行重点整治、挂牌整治、驻点督办，开展集中打击化解整治行动，力求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9月28日前，向县综治办报送一批挂牌整治的重点单位(每个重点方面至少上报1个整治重点问题)。
第三阶段:源头治理和完善机制阶段(11月1日至11月30日)主要是组织开展滚动排查、滚动整治:针对排查整治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和源头治理，大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及时总结排查整治工作经验，着力推进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第四篇：三百工程总结
洪泽县朱坝中心小学三百工程总结
朱坝中心小学在县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县局有关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总体发展目标，今年继续和黄集中心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教师交流活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现就一年来的交流工作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落实支教的组织工作
我校在08年暑期接到继续分派教师到黄集中心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上挂支教任务后，积极行动，认真落实支教筹备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支教工作责任制，做到支教工作领导、教师、经费“三落实”;在选派教师人选工作中，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选派人员时重点做到“两侧重”：即侧重学校重点学科，侧重骨干教师从事支教工作;08至09学年，我校选派一名带队教干和两名任课教师共三名教师到黄集中心小学工作。他们学历水平全部在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他们全部是主干学科教师。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坚力量。精心挑选出的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支教工作人员为学年的支教工作稳步、顺利、卓有成效地开展提供了人员保障和技术保障。
二 加强领导 突出对支教工作的管理 ~ P+ j;% X7 z0 C6 e
支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是通过输送先进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重点是教师)到较差学校一段时间，为较差学校传递新的教学方法、教育理念、教学思路、教学技能。最终缩短教育差距改善教育的发展状况。我们以为：支教工作开展得如何，人是决定性因素。同样，几位教师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坏，就直接决定了支教工作完成的情况的好坏。因此，加强对支教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对支教教师的工作态度，思想管理就显得很关键也很重要。对教师的管理我们主要采用两套的管理途径：一是委托学校带队教干对教师进行直接管理。通过和教师一起工作、生活对教师进行思想疏导、工作指导，并定期对学校校委会汇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其次，学校领导班子也对支教教师不定期地进行走访、慰问。主要是利用一些节假日等特定的时机，到黄集中心小学了解他们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
三、支教取得成绩
开展支教活动一年来，支教教师严格按照黄集中心小学教师的工作标准要求自己，坚持树立支教教师是形象、是模范、是榜样、是教师各方面都应当学习的标准。我们的支教教师保持了积极工作的态度不动摇，认真的工作精神不变色，他们所带的学科班级成绩无论是在每月的月考还是在教研室组织的调研考试，他们所教的成绩总能名列前茅。
2009年7月5日
第五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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