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

第一篇：开放条件下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

开放条件下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

黄志龙

一国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供给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一般地讲，货币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政策目标；（2）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3）预期达到的政策效果。开放条件下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时间的分界线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此时也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和墨西哥汇率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因此，可以认为墨西哥经济的全面开放以及和美国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正是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调整的起点。

危机前墨西哥货币政策的简要回顾

墨西哥的货币金融改革始于70年代。1975年颁布《证券市场法》，标志着政府实现了对证券市场的全面监管。《证券市场法》规定，允许建立证券经纪公司，国家证券委员会有权对金融中介机构以及股票市场进行全面的监管。1978年墨西哥中央银行首次引进了商业票据的拍卖机制，并开始发行零息短期国债，这使中央银行能够利用政府债券和商业票据的公开市场业务执行货币政策。

然而，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中断了这一改革的进程，危机的爆发和商业银行的国有化，使得中央银行暂时放弃了市场导向的货币政策改革，重新回到了以传统的固定利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直到1988年萨利纳斯政府时期，才重新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1988～1993年墨西哥实施的货币金融改革主要包括：（1）1988年取消银行发行承兑汇票的最高利率限制；（2）1989年货币金融市场的利率完全自由化，取消银行部门的信贷配给体制，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改由交存30％的流动性准备金；（3）1990年修改《证券市场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4）1991年制定新的信贷业务评定标准和坏账准备金制度，取消30％的流动性准备金要求，政府债券不再仅限于指定银行部门的交易，提高了政府债券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把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降低为8％（但并不完全是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主要目的是防止银行部门的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首次允许比索汇率的小幅浮动，取消外汇管制；（5）1991～1993年制定和实施商业银行私有化法律；（6）1993年修改宪法，加强墨西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地位，维持比索的稳定。

萨利纳斯时期整个货币金融改革计划最主要的特征是，实现了由直接货币政策向间接货币政策的基本转变，其中间接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这项业务的主要交易对象为28天、91天和181天国库券，1年、2年和3～5年期的政府债券及91天、182天和1年期本金与汇率挂钩的债券。各类债券的一级市场的交易完全自由，而二级市场则需相关部门进行流动性监管。交易的主要方式为二级市场的直接交易和各商业银行间的中央银行账户余额的交易。此外，中央银行还不时向商业银行出售大额定期存单。所有这些市场业务，既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同时又能密切关注金融市场中的货币状况，有效地调节了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汇率制度改革的转折点：1994～1995年金融危机

1994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墨西哥政府认识到，要顺利渡过危机，就必须重建国内外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的信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化解危机之后墨西哥货币当局面临的三个方面的挑战：（1）如何消除和缓解危机后短期外资流入的迅速下降，以及由此对墨西哥宏观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2）必须偿还到期的3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以维持国际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的信心；（3）危机前借款风潮给国内银行系统遗留的大量坏账。

由于墨西哥外汇储备少，加上货币市场频繁波动，浮动汇率制被认为是危机期墨西哥汇率制度的惟一选择，中央银行也审时度势地采取了这一政策。在浮动汇率制的框架下，中央银行能做的只是如何实现对货币和外汇市场的有效干预，迅速稳定比索的币值，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为了解决银行系统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处理借贷高峰期留下的不良贷款，墨西哥政府决定从根本上重组银行体系，将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交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同时政府承担重组银行所需的500亿美元。此外，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地位，规定中央银行不再作为商业银行最后贷款人。为了实现银行重组目标，中央银行放开了商业银行外汇贷款的限额，商业银行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获得外债清偿力。

为了避免墨西哥金融危机蔓延到刚刚走出低谷的美国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危机爆发之后，很快组织危机拯救计划，墨西哥在很短时间内从国际社会获得了5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其中美国的“汇率稳定基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资金是主要来源。

面对多方面的困难，墨西哥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也把货币政策的目标修正为维持物价稳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持浮动汇率的稳定。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使利率从1994年11月的16％提高到1995年3月的86％，阻止了短期外资的大规模流出。政府还实施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尽管1995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但政府财政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从1994年的2.1％提高到1995年的4.7％。

危机拯救计划实施后，墨西哥政府承诺偿还所有到期的债务，金融市场对此做出迅速的反应，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从1995年3月的7.5比1升值到6比1，市场利率水平重新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通货膨胀率和物价水平也降低到可控范围之内。以美元标价的政府债券的发行使得政府延期偿债的风险基本消失，政府和私人部门能够重新回到国际资本市场。所有这些内外条件的改善，使得墨西哥提前3年于1997年1月偿还了全部拯救计划的贷款，进一步了维护墨西哥政府的声誉，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的信心。

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

1994危机之后，墨西哥政府进一步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对货币政策职能机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一）货币政策职能机构的改革。

1994年政府建立了汇率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长和著名的经济学家，目的是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协调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1995年，联邦政府将银行和证券委员会合并成“全国银行证券委员会”，负责对全国银行和非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宗旨是为了解决金融危机中的金融监管不健全、银行体系运行效率低和大量的呆账、坏账，提高公众对金融系统的声誉问题。从1995年2月起，金融机构的坏账准备金要求应达到坏账总额的60％和资产总额的4％。1998年3月，国会通过了对《墨西哥银行法》和《联邦公共行政组织法》的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银行的权限，取消了原来的财政部和墨西哥银行共同协商和执行货币汇率政策，使中央银行成为执行货币汇率政策的惟一执行机构。

（二）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

由于墨西哥经济发展历史中存在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墨西哥政府和民众对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心有余悸，因此，在实施浮动汇率制后，中央银行决定逐步与国际接轨，实施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汇率政策。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一进程非常缓慢。但总的说来，自危机爆发之后，墨西哥货币政策逐渐实现了由隐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向显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转变。2000年中央银行开始公布通货膨胀季度报告，这标志着以显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正式启动。

（三）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

1．制定年度通货膨胀目标。这一目标由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综合上一年度的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水平差异、投资者年度的通货膨胀预期、本年度国内净信贷额和国外净资产余额的承诺、国际外部环境等各种因素，根据本年度的其他经济发展目标和基础货币供给量增长的目标加以预测。政府各经济部门根据这一目标，确定当年将要实施的经济政策，劳工部门对年度最低工资水平做出预测。

2．实施稳定的中长期货币供给政策。理论上讲，浮动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没有义务对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流动性问题进行干预，因此只能通过基础货币供给的干预实现对货币市场的调控。通常是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基础货币的供给量，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实现对汇率和利率的调节，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此可见，即使在浮动汇率制框架下，货币政策仍将最终决定通货膨胀率和一般物价水平。在墨西哥，对中长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进行调控，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额实施指导性调节。同时，为了提高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数量目标的可信度，中央银行每月公布国内信贷状况的各种信息。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主要原因包括：（1）金融危机之后，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作用极不稳定，这使得基础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很不稳定；（2）对基础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不可能防止比索的恶性贬值（这一贬值主要由外部冲击和投资者的预期变化造成的），也不能有效地影响通货膨胀预期和一般物价水平；（3）短期内中央银行很难对基础货币进行有效的控制，主要是因为短期内基础货币的需求弹性较小。

3．中央银行根据净国内信贷额和净国际储备水平的变化来调整基础货币供应。危机之后，基础货币供应的构成主要有两部分--净国内净信贷额和净国际储备水平，中央银行对前者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一系列政策失误也会导致基础货币的过度供应。基于这一考虑，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决定每个季度都根据国内信贷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消除国内信贷对通货膨胀压力之后，基础货币预期需求的波动主要由净国际储备额决定。中央银行认识到，一定规模的净国际储备不仅有利于提高墨西哥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还有利于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资本。但同时也认识到，即使在外部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仍必须考虑外部融资的成本和期限结构，以防后者成为债务危机的隐患。这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方案中留有最低国际储备余额条款的原因。

具体来讲，危机之后墨西哥实施的最重要的货币汇率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在国内货币市场上，主要实施零平均准备金要求制度；在外汇市场上，采取外汇期权的拍卖制度。

（一）零平均准备金要求体系。体系主要是要求每个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都开立经常项目账户，有义务维持每28天中这一账户的平衡，即28天期末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余额必须为零。在每28天期间，中央银行并不对各商业银行账户的透支额征收利息，也不向账户余额支付利息，但规定透支额或余额的上下限。28天之后，中央银行就会对账户透支额征收2倍于28天期的政府零息债券的利息。账户余额的机会成本和透支额的成本基本相同，因为这些余额使得商业银行丧失了其他的投资机会，仅获得较低的市场利率。透支的银行支付2倍于市场利率成本。但如果它们把这些投资资本进行其他投资，也能获得市场利率的收益，因此，账户的透支或盈余的净成本与市场利率基本一致。综上所述，零准备金要求体系根本目标是避免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

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和存款拍卖机制来实现零准备金要求的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为了使市场参与者能充分理解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意图，中央银行每日中午公布大量的当日市场交易信息，其中包括当日纸币和硬币的流通量、每家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账户净余额和积累余额、当日中央银行可能对货币市场进行的干预以及整个市场账户余额总目标等。

如果中央银行向市场传导的预期总账户余额为负，这表明中央银行无意以市场利率给商业银行提供大量资本。因此，整个商业银行系统必须进行一定的透支才能获得足够运营资本。如果市场利率过高，商业银行就会停止向中央银行透支（因为透支利息是市场利息的2倍），而到货币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样，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意图就会对市场利率产生一个上升的压力。相反，预期总账户余额为正对市场利率会产生下调的压力。同时，中央银行利率调整的幅度通过账户目标余额的上下限改变得到实现。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账户目标余额的调整来实现市场利率的调整。

（二）外汇期权的拍卖机制。外汇期权拍卖机制的基本原理是：（1）在每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央银行根据当月的状况，把卖出期权（向中央银行出售美元的权利）出售给商业银行，这种权利在拍卖后1个月内全部行使或部分行使；（2）持有期权的商业银行可以按照前一天的银行间汇率将美元卖给中央银行，前提条件是这一汇率不高于期权到期日前20个交易日的平均汇率。1996年 8月，外汇期权的拍卖业务开始实施。当月的情况比较满意，商业银行的首次期权到期，返销给中央银行的期权额达1.3亿美元。

为了配合危机拯救计划，墨西哥中央银行决定对政府债券的分销和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借贷业务开设特定的窗口。这一方案主要是为17家大型商业银行进行美元融资。至1995年4月之前，通过这一方式商业银行清偿外债额为39亿美元，到9月所有17家商业银行都全额偿还了危机间未偿外债。当然，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一揽子援助，面对大规模的短期外资流动，墨西哥的经济稳定方案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明证，当时墨西哥被迫出台了紧急美元出售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中央银行每日以低于前一日汇率2％的价格拍卖了2亿美元，有效地控制了比索的贬值。同样，这一做法并不是把比索汇率维持在目标水平，主要是为了控制汇率的浮动幅度，在短期内恢复外汇市场的流动性。美元拍卖机制不仅能较好地维持比索购买力，使外汇市场达到供需均衡，而且使墨西哥金融市场经受住了亚洲、俄罗斯、巴西以及当前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央银行的这种紧急美元拍卖机制使货币市场相当稳定且富有秩序。同时，这一机制还有助于维持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不仅维护了浮动汇率制，还保证了外汇市场地秩序。

当然，在金融市场极度不稳定、短期资本高速流动时期，以及在外部条件的多变性和投资者的投机活动频繁冲击价格的环境下，要满足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中央银行还需要采取其他货币政策，控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其他非货币性因素。

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浮动汇率制使得货币当局的政策选择更具多样性，而不仅限于利率政策。相反，固定汇率制下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把1996～1999年与1984～1994的利率情况进行比较，这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似，1996～1999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7.7％、15.7％和18.6％；而1989～1991年（实行固定汇率制）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9.7％、29.9％、18.8％。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利率水平低于1994～1997年的水平。数据表明，自1998年起，利率水平大致上呈下降趋势。

中央银行不存在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也就没有必要利用外汇储备直接对市场进行干预。因此，没有迹象表明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性会下降。然而，浮动汇率制和利率市场化更有利于外国短期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也非常明显。当以国内货币标价的资产被卖空时，国内货币将贬值，利率随之上升，这将使得资产价格下降，压制远期卖空行为，阻止资本流出。汇率和利率的自由波动还会提高国内货币的投机价格，使短期资本的投机机会更少。一旦汇率和利率水平与实际经济状况不相符，资本迟早会回流，那些以高价买进外国货币和以低价买进国内资产的投资者都将遭受损失。因此，墨西哥浮动汇率制有效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投机压力。

存贷款利率的高低是一个国家银行系统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存贷款利率差距较大时，说明存贷款的中介成本较高，银行系统的效率较低。总体来看，危机之后的几年，墨西哥国内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差距一度呈扩大趋势，但最近几年这一趋势得到逐步的缓和。根据费尔南多·蒙特斯和路易斯·兰达的分析，1995年危机之后墨西哥银行借贷款利率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1）由贸易带动的经济复苏并没有导致信贷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相反，银行系统由于效率的持续低下使得借贷风险仍高居不下，商业银行对私人部门?quot;惜贷“非常严重，到1998年底，私人部门贷款额仍低于1994年的高峰期（达60％）；（2）政府重提分摊银行危机的成本问题，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借贷行为更为谨慎；（3）银行业承担了出售给”银行储蓄保护基金“的呆账所形成的成本，这可能会再次导致银行业大规模破产，同时日益提高的系统风险使得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大幅上升；（4）银行在出售呆账给”银行储蓄保护基金“时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购买”银行储蓄保护基金"的10年期零息债券。从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及其行为来考虑，危机使得它们的偿债能力日益下降，赖账的道德危害在借款人中日益严重。以上原因使危机后银行系统的借贷款利率差距一度呈扩大趋势。

近几年这一情况得到了逐步的改善，其原因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和银行系统经营效率的好转，特别是18家外资银行的进入，给墨西哥本来非常脆弱、效率低下的银行部门注入新的活力。墨西哥银行在外部竞争压力下被迫调整经营模式，商业银行为了扩大客户群，提高市场份额，降低经营成本，缩小存贷款利率差距。这正是墨西哥银行系统经营效率稳步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改革的评价

第一，墨西哥货币汇率政策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目标、权力和责任。在1993年修订了《墨西哥银行法》和其他相关法规之后，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得到很大的改进，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有力的操作框架。然而这方面仍有改进的余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家组对墨西哥金融系统的评估报告中可以得出，由于《墨西哥银行法》规定政府部门的盈余只转移给联邦预算，而赤字的一部分由中央银行吸收，中央银行资本金的效益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与中央银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资本金损失相关的补偿保护性条款在法律上不能找到任何依据。因此，墨西哥需要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中央银行的权力，根据《墨西哥银行法》的规定，中央银行无权对银行的支付系统进行全面的监控，但它必须充当金融支付系统的冲销职能角色，因此，中央银行向国会申请授予能够对支付系统进行全面监控的权力很有必要。

第二，政策工具的可选择性以及灵活性的加强。虽然零平均准备金制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发挥了较好的效果，实施起来也比较灵活，但是，不可否认，政策的单一性仍非常明显，现实中仍然有更多更好的政策和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货币政策对市场短期波动的烫平功能。

第三，信息披露政策进一步改善。近年来实施的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大大提高了中央银行的透明度。然而，即使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政策已经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但是在危机的预警和监控等信息的披露方面仍有待改进。例如，中央银行可以考虑公布金融系统稳定性和系统风险的内部报告，特别是随着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这些报告对投资者非常有价值。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考虑公布委员会会议内容中一些大的货币调整政策，使公众能够在适当的时期内做出正确的预期调整。

第四，要考虑中长期的汇率制度选择。随着墨西哥经济和美国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墨西哥金融系统也逐渐成为美国乃至整个北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全美元化或者货币局制度越来越可能成为墨西哥汇率制度的一种选择，这主要由墨西哥和美国经济和政治关系决定的。显然，完全的美元化或者货币局制度对于墨西哥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墨西哥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主权国家，墨西哥不可能从美国得到财政上的支持，美国联邦储备局无法成为墨西哥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人。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也遥遥无期。放弃本国货币等于放弃了很大一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政府不仅损失了大量的铸币税，而且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还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此，短期内墨西哥实行美元化或者货币局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浮动汇率制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汇率制度选择。除非美墨经济实行完全一体化（包括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放松），否则在缺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情况下，外部冲击和金融市场骚动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更大。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墨西哥仍然应该维持比索的独立地位。

第二篇：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结合

2007-08-24 12:41:04| 来源：新华网 | 作者：

6月1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从7月1日起调整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这次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产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产品总数的37%.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抑制全国外贸出口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推动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从这次调整的内容来看，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正逐步向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一、出口退税的税收中性理论分析

税收中性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指国家征税时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尽可能不给经济个体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对所有经济活动按统一的税率普遍征税。理想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彻底的出口退税，这不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扭曲效应并且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使出口产品可以与进口国的同类产品承担相同的税负，符合税收中性原则。正是由于彻底的出口退税符合税收中性原则，有利于世界资源配置效率，《关贸总协定》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由于此类产品被免除在原产国或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所负担的税费或由于退还此类税费而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缴纳的间接税予以免征或退还，从而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我国自1985年起开始对出口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政策，1988年明确了“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1994年结合增值税制度的全面实施，重申了对出口产品实行整体税负为零的零税负政策，因此可以说，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一开始在设计上是遵循税收中性原则的。但事实上，税收中性原则的内容从来都是相对的，绝对税收中性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中性原则运用于出口退税制度设计时往往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出口优势产品的存在。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各国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当一国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相当份额并足以影响甚至控制市场价格后，这种货物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出口国对该种货物征收出口税，可以调节该行业利润而增加本国税收。如目前我国纺织、家电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大部分都是国内的同行，对这些出口产品适当征税，使其边际成本上升，不会影响到出口，反而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通过市场的方法培育他们的竞争力，因而，对此类货物就没有必要实行完全的零税率。

（二）税收优惠政策下的“少征多退”.我国目前存在先征后退、即征即退以及免征本道环节增值税等针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不同税收优惠政策。政策虽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生产企业直接销售产品给外贸公司出口时不得享受出口退税，但是由于目前企业的经营方式灵活多变，如果这种产品在国内进行多环节生产和流通最终出口，那么就存在多退税款的情况。例如：某进出口公司货物购进的生产企业是非民政福利企业，但是该货物购进单位有大量原材料是从民政福利企业购进，并且开具了专用发票，很显然该货物出口后，在出口环节退税且民政福利企业也享受了优惠政策，这就存在多退税的情况，造成了税款的合法流失和财政收入损失，最终形成政府对出口产品的不合理财政补贴。

（三）征管缺陷。增值税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小规模纳税人不需要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这就使得一般纳税人销售给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人的货物不开票不申报纳税以及小规模纳税人销货时不开票不申报纳税现象大量存在，破坏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偷税也在所难免，从而导致出口退税过程中存在欺骗和不公平现象。同时，由于政府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因素导致政府干预失灵，纳税人和政府总是在征税与偷税、骗税与反骗税领域不断进行博弈，我国目前少征多退和出口骗税严重的情况表明，在出口退税领域所进行的博弈过程中政府仍处在劣势，征收和退税管理还存在漏洞。

（四）不断加剧的国际贸易摩擦。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对外贸易量大幅提升，外贸顺差急剧扩大，2007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同比增长83%，这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经贸格局，不可避免地与一些国家产生碰撞和摩擦。我国遭遇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也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由以企业为主的微观经济层面向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发展，不断加剧的国际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影响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环境下，实行完全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是不可行的，只有对出口退税率进行总量调整，对出口产品有保有压，抑制快速扩大的贸易顺差，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确保对外贸易“平稳、均衡、协调、健康”发展。

综上分析可知，一方面税收中性原则严格落实到出口退税政策上，应体现为对出口产品所含的国内流转税进行彻底退税，退税率与征税率完全一致，这应是出口退税机制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税收调控原则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则表现为对征税率与退税率之间存在差异的运用，从而有助于国家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这是各国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的普遍现实性。

二、近年来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自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四年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调整，2004年初实行新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确立了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普遍调低了出口货物的退税率，退税率整体降低约3个百分点；2005年重新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出口退税资金的比例，同时先后取消钢坯等多种资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调整了煤炭、锡、钨等部分产品的退税率；2006年大范围地调整了煤炭等部分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产品出口退税，同时提高了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和农产品的退税率，并将取消退税率的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7年进一步取消“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服装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升有降，表明国家不再把税收中性原则作为退税政策制定的唯一原则，而是希望通过退税率调整使企业在提高产品结构、增加产品效益方面更加努力，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政策，其作用的内涵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已从原来单纯的鼓励出口性政策，转变成了有限制有鼓励的弹性政策。笔者认为自2004年以来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体现出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高度结合，充分发挥了其潜在的经济杠杆作用。

（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我国自实行鼓励外贸出口政策以来，出口规模迅速扩张，致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远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出口退税资金需求量逐年增大，给中央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只有对出口产品普遍下调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才能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从根本上解决出口退税资金问题。新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新机制，引入地方政府退税方面的责任，减轻了中央财政支出，同时近年来的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财政压力。

（二）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贸易摩擦。降低出口退税率，等于提高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从而使进入国际市场后的竞争力下降，会减缓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反之，提高出口退税率，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出口退税率的这一经济杠杆作用实际上与汇率的微调对出口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因此调节出口退税率可以缓解汇率变动的压力，同时避免了汇率变动对其他方面（如货币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前汇率基本稳定的格局下，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成为适当缓解贸易顺差过大局面的一个有效手段，有助于缓解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了市场，进而也抑制国内经济过热。

（三）出口退税率调整可以调节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出口产品分别制定不同的出口退税率，能够调整出口的产品结构，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可以制定得较高一些，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可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以及那些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则可以多降或取消退税，其目的是通过出口退税杠杆淘汰低端产业，实现资源配置的调整，使资源向所扶持产业方向流动，推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三、出口退税发展趋势

理性的出口退税应是消除出口歧视的中性政策，而不是鼓励出口的优惠和补贴措施。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目标的确立应贯彻中性与税收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在政策设计上力求按消费地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向彻底的出口退税政策靠拢，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出口退税可以根据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成为适度调整外贸出口总量和结构的经济杠杆。

（一）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改革，实行规范、中性的增值税制。出口退税主要涉及增值税，因此出口退税的调整要与增值税的政策同步进行。我国目前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世界上标准的增值税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必然影响出口退税制度，使其很难达到彻底的出口退税原则。因此在增值税的改革中要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将纳税期内购置的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全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进行抵扣，消除重复征税，保持增值税的中性，使产品出口时全部进项税能得到退还；对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消除不同税种带来的税收负担差异，做到真正的税收公平，对劳务出口同样要实行退税政策。

（二）扩大出口退税的范围。首先是目前出口经营权实行备案登记制，私营企业、个体户都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但按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个人出口的货物还无法办理退税；其次，对出口企业从事的出口业务都应一视同仁，准予享受出口退税待遇，生产企业为扩大出口以及完成合同的需要，有时需收购非自产货物直接出口或与生产货物配套出口，现行政策不予退税，直接影响企业经营，影响企业出口积极性。因此，应对个人自带货物出境、个人从事贸易出口货物、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产品准予退税。

（三）充分发挥出口退税调整外贸出口总量和结构的杠杆作用。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就需要靠内需与外需“两部发动机”一起转，积极开拓外需，扩大出口，需要政策制度的支持，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我们根据宏观经济发展要求，充分发挥出口退税的税收调控作用，在退税率的调整中要有所侧重，要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提高或不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以逐步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实现工业制成品出口由初加工到深加工的转换，这是我国外贸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第三篇：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8年修订)

附件

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

（征求意见稿）

钢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钢铁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无序竞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钢铁产业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常态，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2005年国家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进行修订，制定《钢铁产业调整政策》。

第一章 政策目标

到2025年，钢铁产品与服务全面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实现钢铁企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活力强、经济效益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转型升级。产品服务、工艺装备、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基本形成。

第一条〔结构调整〕

产品结构实现升级。大中型钢铁企业品种质量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拥有一批国际化钢铁制造标准；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与国际接轨，实现由钢铁制造商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材料服务商转变。

钢铁产能基本合理。到2017年，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产能规模基本合理，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行业利润率及资产回报率回升到合理水平。生产设备大型化、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鼓励推广以废钢铁为原料的短流程炼钢工艺及装备应用。到2025年，我国钢铁企业炼钢废钢比不低于30%，废钢铁加工配送体系基本建立。大中型钢铁企业主业劳动生产率超过1000吨/人·年，先进企业超过1500吨/人·年。

组织结构优化调整。兼并重组步伐加快，混合所有制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到2025年，前十家钢铁企业（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以及一批区域市场、细分市场的领先企业。

空间布局得到优化。积极推进中心城市城区钢厂转型和搬迁改造，实现国内有效钢铁产能向优势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

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到2025年，形成可支撑行业发展的自主创新和研发体系，建成一批具有先期介入、后续服

务及推广应用功能的研发中心、实验室和产业联盟等创新平台，构建起世界领先的科研领军人才和职业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大中型钢铁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超过20%，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1.7%。

两化深度融合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行业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及云计算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两化融合技术和评价标准保障体系渐趋完善，装备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电子商务全面普及，两化融合成为钢铁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特征。重点统计企业中应用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简称MES）的比重超过80%，全行业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占销售总额比重达到20%，建成一批钢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第二条〔节能减排〕

到2025年，钢铁企业污染物排放、工序能耗全面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钢铁行业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560kgce，取水量下降到3.8m3以下，SO2排放量下降到0.6kg、烟粉尘排放量下降到0.5kg，固体废弃物实现100%利用。

第三条〔资源保障〕

到2025年，铁矿石供应渠道和交易平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进口铁矿石权益矿和贸易矿发展并举，实现权益矿、协议矿和现货矿多元发展，基本形成合理、稳定的全球铁矿资

源保障体系。国内铁矿业有序发展，国内矿山与国外矿山互补的合理保障体系，以及再生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第四条〔市场环境〕

政府管理方式不断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不断加强，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相关法律法规在行业内得到较好的执行，基本构建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投资项目信息公开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形成公开、诚信、社会监督的监管体系。

第二章 市场准入

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要求，新（改、扩）建钢铁项目布局、工艺装备以清单形式，节能环保以底线思维理念，完善准入标准。

第五条〔生产布局〕

新（改、扩）建钢铁项目满足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节能减排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规划等要求，并根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合理布局。

第六条〔工艺装备〕

新（改、扩）建钢铁项目不得采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和淘汰类的工艺装备。

第七条〔节能环保〕

新（改、扩）建钢铁项目各工序能耗应满足《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准入值的要求。

新（改、扩）建钢铁项目各工序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的要求。

第八条〔节约用水〕

新（改、扩）建钢铁企业吨钢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应满足《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标准的要求。

第九条〔节约土地〕

新建、改造钢铁项目建筑系数不小于30%，容积率不小于0.6，绿地率不超过15%，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比不超过7%。

生产规模大于500万吨钢的长流程钢铁项目用地指标不大于0.8m2/t钢，生产规模500万吨及以下长流程钢铁项目用地指标不大于1.0m2/t钢。短流程钢铁项目用地指标不大于0.2 m2/t钢。

第十条〔安全生产〕

钢铁企业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具备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钢铁企业必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生产环节必须采取和配备符合相关规定的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和防护设施，重大危险源应有检测、评估、监控措施以及应急预案和救援体系。

钢铁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设计、投入生产和使用前，必须依法经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验收。

钢铁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焦化、氧气制备及相关气体制备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必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一条〔监督管理〕

2017年底之前，新（改、扩）建炼铁、炼钢项目严格按照《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程序及要求，制定置换方案，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严控新增产能。

结合市场准入要求，加强对新（改、扩）建钢铁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引导钢铁企业规范发展。

第三章 市场退出

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完善钢铁企业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有效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矛盾。

第十二条〔依法淘汰〕

钢铁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能耗限额标准等法律法规。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责令限产或停产，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依法予以停业、关闭。对超过能耗限额标准基准值的企业，实施差别电价和惩罚性水价、电价，促使其退出。

第十三条〔依规淘汰〕

钢铁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

第十四条〔引导退出〕

现有钢铁企业达不到本产业政策准入要求的，应积极改造升级。经改造仍达不到准入要求的，应逐步退出，有序压减过剩产能。鼓励现有城市钢厂积极实施环保搬迁。

第四章 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围绕“调整结构、转型升级”主线，加快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品升级、组织调整和技术进步。

第十五条〔产品结构调整〕

淘汰落后钢材产品，提升量大面广的普通产品质量和性能，加大高强度、高抗腐蚀性、高专项性能等关键钢材品种的开发和应用。

大力发展功能材料，积极发展新型合金材料、高品质特殊钢等先进钢铁材料，加快材料设计、制备加工、高效利用及工程化的技术研发，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实现新材料产业与原材料工业融合发展，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第十六条〔标准升级〕

加强对钢材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合理制定钢材消费行业的用钢标准，加强钢材产品标准与下游行业用钢标准、设计规范以及国际标准的衔接协调，及时组织修订。

第十七条〔消费升级〕

大力推广应用高强度、耐腐蚀、耐高温、长寿命等高性能钢材，加快钢铁产品升级换代。深入推广应用400MPa钢筋，试点示范使用500MPa及以上高强抗震钢筋、耐候耐火耐蚀钢筋等。

第十八条〔服务升级〕

构建和完善新型高效客户服务体系，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开展服务标准化作业。鼓励供应商先期介入模式，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第十九条〔兼并重组方式〕

鼓励钢铁企业通过收购、股权转让、技术入股、管理整合以及民营资本参与等多种方式进行实质性联合重组，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配置，实施业务流程再造和技术升级改造，压减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退出低效产能。

第二十条〔兼并重组方向〕

支持优势钢铁企业强强联合，实施战略性重组；鼓励具有实力的钢铁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鼓励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兼并重组，依托产业链优势提高竞争力；引导省（区、市）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形成优强企业主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化市场环境、加快改造升级。

第二十一条〔兼并重组监管〕

加强和完善对重大的企业兼并重组交易的管理，对达到经营者集中法定申报标准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管理规定，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维护国家安全。

第二十二条〔兼并重组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企业兼并重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为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咨询评估、调查研究、分析预测、信息数据、政策法规等服务。

加强兼并重组的统计信息工作，构建企业兼并重组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和发布制度。整合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信息资源，畅通统计信息渠道，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进一步发挥兼并重组部际联席协调机制作用，解决企业兼并重组和跨国并购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政策执行情况评估和监督检查。

优化信贷融资服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落实完善财政、税收、土地使用、职工安置政策。

第二十三条〔体制改革〕

鼓励钢铁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允许员工持股，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社会化、公众公司。

第二十四条〔创新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

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优强企业创新骨干作用。

在关键领域和重点产品方面，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大科研项目和强基工程为依托，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钢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广平台和协调机制，提高科技资源、研发投入的效率。

鼓励钢铁企业建立用户导向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加大研发投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装备、技术和产品。深入推进钢铁技术装备自主创新、国产化和“走出去”。

第二十五条〔人才队伍建设〕

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人才培养成长的通道建设和发挥才能的激励机制，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以形成适应企业发展要求的科技创新人才、科技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第二十六条〔支持技术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研究制定《钢铁产业技术政策》，促进钢铁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

第二十七条〔两化融合〕

完善钢铁工业两化融合推进体系，大力推广实行钢铁企业“两化”融合评估体系和行业评估规范，加大试点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构建“两化”融合共性技术开发公共平台，重点突破智慧钢铁两化融合产业升级技术。

加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商业智能平台建设，以及物联网、设备监控技术、绿色智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融合，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的智能工厂。逐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信息物理系统推动生产制造系统的数字化和虚拟化，打造全生命周期系统集成、柔性制造、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

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开辟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期货、物流等服务新领域，促进产销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加速生产商向服务商转变，实现用户价值最大化，共创共享产业链价值。

第二十八条〔技术方向〕

工艺技术发展方向：绿色、可循环钢铁制造流程技术；高效率、低成本洁净钢生产平台集成技术；低碳钢铁制造技术；高效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技术；高效率、低能耗、长寿命综合冶炼技术；高效率、低成本洁净钢生产平台集成技术；高性能、低成本钢铁材料设计与制造技术；高精度、高效轧

制及热处理技术；复合材料制造技术；面向全流程质量稳定控制的综合生产技术；信息化、智能化的钢铁制造技术。

钢铁品种发展方向：建筑桥梁用钢；能源用钢；船舶及海工用钢；汽车与轨道交通用钢；关键特殊钢。

第五章 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排污制度，钢铁企业必须实现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量必须满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和许可排污量要求。

第二十九条〔信息公开〕

建立钢铁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机制，钢铁企业应及时公开自行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定期编写和发布企业环境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第三方环保监测、信息通报制度。

第三十条〔清洁生产〕

钢铁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清洁生产审核，鼓励采用先进清洁生产技术实施升级改造，从源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产生。现有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三级及以上要求。

第三十一条〔环保设施〕

钢铁企业必须按照绿色发展的理念，配备先进高效的除

尘、脱硫、全厂污水处理站等环保治理设施，并确保同步运行。烧结、焦炉、全厂废水总排放口等重点排放源必须安装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并与地方环保部门联网。钢铁企业各类固体废弃物必须实施综合利用或安全妥善处置，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

第六章 资源保障

鼓励钢铁企业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拓宽国际化发展道路。

第三十二条〔国内开发〕

矿山开采须遵循矿产资源法，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做好安全生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以及矿区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等，禁止乱采滥挖。

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内铁矿资源，加大找矿力度，提高国内铁矿资源保障能力。支持低品位矿高效采选冶技术的研发应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积极推进国内铁矿资源开发健康有序发展，建立差异化管理试验区，加快推动一批重大铁矿资源开发项目进展。

加快冶金矿山资源税改革，健全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冶金矿山可持续发展。

第三十三条〔国际开发〕

加强海外矿产资源开发，通过控股、参股、收购、合作等多种方式掌控资源，建立铁矿、铬矿、锰矿、镍矿、废钢及炼焦煤等生产供应基地，提升权益资源量。

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研究实施资本运作，加快推进矿产资源由资源增量向资源增值转型。

第三十四条〔国际贸易〕

加强国内钢铁企业与铁矿石供应商的协调，建立长期稳定的铁矿石进口渠道。充分利用期货、指数等金融工具，推进和构建公开透明的铁矿石市场价格机制。

第三十五条〔再生资源〕

建设再生资源保障体系。按照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要求，规范行业管理，构建产业化的废钢回收加工配送体系，规范管理废钢资源流向，加强回收废塑料及废橡胶，积极发挥钢铁企业消纳社会废弃物的功能。

第三十六条〔废钢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推进废钢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研究制定支持废钢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

第七章 资源能源节约

钢铁企业应积极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加强能源审计、能源统计和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七条〔固废利用〕

加快废钢加工配送体系建设，鼓励废钢资源回收利用。鼓励含铁除尘灰、尘泥、氧化铁皮在厂内高效循环利用；鼓励对冶炼渣、脱硫渣、炉渣开展高附加值综合利用。加快制定冶金固废综合利用的技术、产品和应用标准，重视拓宽综合利用产品市场。

第三十八条〔节水〕

钢铁企业应执行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设置完善的节水管理机构，建立节水考核制度，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创建节水型企业。

钢铁企业应定期进行水平衡测试，编制水平衡测试报告，并逐步开展用水审计，建立用水档案，制定企业用水评估报告。钢铁企业应执行节水管理“四到位”制度，即企业应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

钢铁企业应完善供水三级计量体系，建立用水在线监测系统，按要求配备水计量和监测器具、仪表。

第三十九条〔节能〕

钢铁企业应充分回收利用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余热余能，主要工序能耗达到国家能源消耗限额限定值，能源消耗总量达到所在地能源总量控制要求。

完善钢铁行业能效标准体系，制定“领跑者”能效标准，建立行业能效“领跑者”发布制度，明确行业标杆，鼓励企业充分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全行业能效水平提升。

第四十条〔能源审计〕

钢铁企业应完善项目建设节能评估及后评价制度，推进能源对标、诊断和挖潜。归入重点用能单位的钢铁企业，定期向节能主管部门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并公布企业能源利用及节能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一条〔能源管理〕

钢铁企业应建设企业能源管控中心，采用先进适用信息技术对企业能源生产、输配和使用，以及二次能源利用实施动态监控和管理，实现能源管理信息化、能源介质协同平衡和能源系统优化调度等，推进系统节能降耗。

第八章 国际化发展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放开对外商投资国内钢铁领域的限制，境内外企业享有同等的投资政策。

第四十二条〔国际化发展〕

支持国内企业加快国际化发展，在其他国家、地区参与并购或建设钢铁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平台，构建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营销渠道。

鼓励外资参与国内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建立健全技术、资源、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理念和融资服务等共享机制。

鼓励国内钢铁生产、工程技术、设备制造和咨询服务等企业间的合作，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冶金技术、成套装备、智力服务等产品的出口。

第九章 市场环境

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国内钢铁产业的服务和监管，建立行业征信体系，以及行业预警预测系统，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十三条〔市场公平〕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查处地方政府给予钢铁企业的财政返还、电价补贴、税收减免、低价出售土地等各类违法违规实行优惠政策行为。

加快下游用钢行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步伐。第四十四条〔诚信系统〕

建立健全钢铁行业社会征信体系，强化信用监管，运用

信息公开、信息共享等手段，促进钢铁企业守合同、重信用。

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要求，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钢铁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在经营、用地、投融资、进出口、安全许可、生产许可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禁止，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

第四十五条〔行业预警〕

建立钢铁行业产能、经营预警预测系统，加强行业有效自律，促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第十章 其他

本产业政策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部门修订报国务院批准，并监督执行，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业中介机构、企业等相关单位执行遵守。

本产业政策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各类所有制钢铁企业。

本产业政策所涉及的国家标准、政策和法规若进行修订的，按修订后的最新标准执行。

本产业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根据情况及时修订，2005年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同时废止。

第四篇：扩大内需与调整消费政策

扩大内需与调整消费政策

我国目前无论是最终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国际上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消费率水平。消费率过低而储蓄率过高将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严重约束。因此，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经过经济运行中的政策效果磨损，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应该是我国政府当前消费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一、消费需求对经济长期发展影响的国际比较

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的判断，可以从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两方面来认识。

纵向比较，从我国1981年至1997年16年三大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看，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

基本上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下降，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的58.8%，居民消费率由53.1%降至

横向比较，最终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在70%左右，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也在65%以上。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60%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H·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极不正常，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从国际经验比较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1、不能绝对地看待储蓄率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不存在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绝对关系。高储蓄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刃剑”，高储蓄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埋下消费不足的消极隐患。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中，高储蓄对经济发展的正负面作用影响大小不同。

2、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是有条件的。投资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看并非是最终需求，它不是为出口服务就是为消费服务。在出口主导增长型国家，只有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才能转化为高投资。在内需主导增长型国家中，只有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率才能转化为高投资率，高投资率才会有高效率。如果居民消费不足或出口需求不足，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将发生困难，高储蓄将造成资金的闲置。

3、从长期看，经济大国发展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通过出口主导增长型发

展起来的经济大国必须及时转换到内需主导增长型模式，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振兴消费需求。

二、谨防中国落入消费内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

将中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率、投资率、出口依存度等指标与日本由高速增长期（1965-1970年GNP实际增长10.3%）向平稳增长期（1970-1975年GNP实际增长5.6%）转换点1970年时有关数据作一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存在落入消费内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的危险。

1、出口依存度和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为9.48%，我国1997年的出口依存度达到20.3%.有人认为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因加工贸易比重大而高估，若将1997年GDP和出口总额同时扣除加工贸易额，出口依存度仍然高达9.8%，同样高于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注意日本数据中未扣除加工贸易成份）。为了避免加工贸

易的不可比性，我们再比较两国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0.22%，而我国1997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4.5%，这已经达到日本历史上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登峰造极时期的水平。事实上，我国自1994年以来，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在不断提高，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上日本式道路。

2、储蓄率和投资率。日本1970年的国内储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为40.3%和35.5%，而我国1997年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为41.2%和38.2%.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超过35%，国内储蓄率高居世界首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内需不足并非在于投资内需不足。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也并非在于国内储蓄不足。1994年开始我国改变了投资率高于国内储蓄率的局面，国内资金出现剩余，银行存差不断扩大。

3、居民消费率。日本1970年的居

民消费率为52.3%，从历史数据比较看，这是7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纪录。我国199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消费内需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已经比日本近30年来历史最低点还要低近5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内需不足问题的严重性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过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目前58.8%的最终消费率水平和47.5%的居民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不利于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内需条件。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再有日、韩、东南亚国家当初的国际贸易条件，也不可能有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庞大海外市场。中国决不可能走“低消费率、高外向度”的外需主导型发展之路，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只能是以内需为主。因此，消费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只有实行鼓励消费政策才能达

到适度消费目标

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适度消费政策，即在宏观调控中努力保持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快速增长，消费增长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不超过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长期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仍然必须坚持适度消费政策。但是，“九五”后两年和“十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时期促使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通过数量模型测算，如果影响消费的各项政策不作重大调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自发走势仍将继续下行。根据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达到严重低水平的客观现实，如果我们继续实行目前的适度消费政策，政策作用经过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磨损，其实际效果将可能是消费不足。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继续下降，这将影响整个扩

大内需政策的效果，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

因此，我们认为，要扩大内需，将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几年中略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使政策作用虽经过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磨损，但最终将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我们这里所说的“适度消费”目标是建立在对“适度消费”动态、辩证认识基础上的，“适度消费”的本质应当是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使消费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具体到“九五”后两年和“十五”时期，适度消费的目标是促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回升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水平。第一步目标是使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9%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62%的较低水平，居民消费率由目前的47%逐步回升到接近东亚国家的50%的

较低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几年中应当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

四、当前可供选择的鼓励消费政策措施

1、通过理顺收入分配机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新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的支出预期。

3、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购买能力。

4、取消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拓展新的消费领域。

5、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

6、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第五篇：高考2014加分调整政策

本报讯 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2014年本市高考照顾加分政策调整方案。根据新的加分政策，少数民族考生由现在增加1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5分投档；市优秀学生干部由现在的增加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获奥赛省赛区一等奖的毕业生不再加分投档，调整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2010年11月，教育部、国家民委等5部门下发《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于调整高考照顾加分政策提出总要求：逐步减少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在此宗旨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吸纳各方意见，对高考加分照顾政策作出如下调整，高考照顾加分政策的调整方案将从2014年开始正式实施。

1.“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应届毕业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的应届毕业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应届毕业生”三个项目由增加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应届毕业生”不再加分投档，调整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烈士子女由增加1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20分投档。

3.“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并通过全市统一测试的应届毕业生”仍为增加20分投档。将全市统一测试项目调整为10项，即：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游泳、羽毛球、健美操和跆拳道。其中，前8项为教育部规定测试项目，后两项为本市选定测试项目。

4.“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的应届毕业生”由原来的加10分，改为不再加分投档，调整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5.“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北京市体育竞赛优胜者”不再加分投档。

6.将“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区、县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考生”加分项目纳入到教育部确定的“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应届毕业生”项目中，仍为增加20分投档。

7.“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的应届毕业生”由增加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

8.“少数民族考生”由增加1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5分投档。

取消对市级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市级以上单学科竞赛优胜者、高中会考及平时成绩优秀或相关科目成绩优秀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照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