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校区举行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专题剖析会

第一篇：桂林校区举行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专题剖析会

桂林校区举行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专题剖析会

会议纪要

12月21日，桂林校区/漓江画派学院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典型事例剖析专题会。会议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以及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违纪问题被免职的问题为典型事例，聚焦“四风”，“把脉会诊”，举一反三剖析原因，吸取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

在专题会上，房间书记对3个典型事例进行阐述，分析案例本身存在的问题和责任，剖析可能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大家认为，4个典型事例充分反映了学校监管工作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制度执行不到位，也反映了学校对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不严格，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此外，干部作风不实、不敢担当、宗旨意识淡泊，对涉及政策决策问题研究不深不透，办法不多，存在畏难情绪等，也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校区党员干部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桂林校区的典型事例剖析会通过对典型事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找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的“四风”、“不严不实”问题，分析到位，认识到位，查摆到位，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铺垫，开了一个好头。

附：典型案例材料： 12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等三人被免职。上11月24日被免职的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短短一周内，5位重点高校的领导因为违纪问题被教育部免职。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违规为女办婚宴

2015年6月，王次炤在其女儿举办的婚礼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造成不良影响。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致辞。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第一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内警告处分。

北京邮电大学套现“小金库”280万

自2003年起，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造成国家和学校资金流失。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放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委书记王亚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晞党内警告处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

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取酬126.6万元。刘亚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情况，未向组织报告，兼职取酬未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申报，严重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和组织纪律。

经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担任院长期间，先后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兼职取酬合计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汤谷良虽向学校报告了兼职，但隐瞒了取酬问题，还多次持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擅自延长出访时间和更改行程路线，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其妻子、女儿往返美国机票费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担任院长期间，先后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兼职取酬合计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汤谷良虽向学校报告了兼职，但隐瞒了取酬问题，还多次持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擅自延长出访时间和更改行程路线，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其妻子、女儿往返美国机票费用，严重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组织纪律和外事工作纪律。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中兼职取酬、不得用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不得套取挪用贪污科研经费，中央三令五申，教育部开展过多次治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校长施建军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发生的领导干部兼职取酬等问题未能有效制止并查处，导致学校发生的违规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刘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追缴其违规兼职所得；分别给予王玲和施建军党内警告处分。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汤谷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追缴其违规兼职所得。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陈文申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对学校党委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负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对陈文申进行通报批评。苏志武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长期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记长期摆在自己办公室。作为校长对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支出严重超预算等负有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教育部党组决定，给予苏志武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校长职务。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吕志胜，长期违规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由原办公室隔出的储物间和会议室。吕志胜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免去其副校长职务。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财务处处长刘湧等5人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时，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问题，分别被撤职、免职、调离原岗位。

第二篇：典型案例剖析

在5月份安全生产工作例会上的

典型案例发言

（市煤炭工业局局长 郝德彪）

尊敬的刘市长、各位领导：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局安全执法情况汇报如下：

一、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安全执法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我局制定了详细的安全生产执法年活动方案，并通过动员大会，对安全生产执法年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提出了“四个一律”和“五个一批”执法要求，明确要求对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认真查处和严厉打击，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必须要严格按照责任倒查机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执法年活动开展以来，我局5个执法检查组，共出动检查人员221人次，检查煤矿企业41矿次，查出各类问题533条，其中，查处重大隐患4条，违法违规行为7条，责令停产整顿煤矿7座，停产停工工作面1个，累计罚款总额为488万。通过这一阶段的执法检查，推进了我市煤矿安全执法年活动的有序开展，煤矿企业安全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安全生产态势明显好转。

二、执法典型案例

2018年4月21、22日，市煤炭局利用两天的时间，对山西霍州煤电集团李雅庄矿进行了“四不两直”执法检查，经过井上下、软硬件的全方位排查，共查出隐患35条，其中，重大隐患2条（甲烷传感器、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调校执行标准不符合AQ标准要求，备用甲烷传感器无调校记录、2-611综采面监控系统采用异地断电，断电执行时间大于2秒，不可靠），检查组根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446号令）要求，责令霍州煤电集团李雅庄矿立即停产整顿，并处罚款100万元。

三、典型案例剖析

通过此次突击执法检查，暴露出李雅庄矿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暴露出在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上“悬了空”。存在一些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在生产过程中忽视井下复杂环境，轻视隐患可能造成大事故，对一些规程明确要求的内容，内心很清楚，但在自身惰性、任务指标和“老煤炭”经验主义、思想的支配下，走捷径、抄近道，比如说李雅庄矿不按规程规定串联通风，只想着出不来事故，而忽视规定要求，没有真正将安全责任意识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二是暴露出在法规政策把握上“脱了轨”。近年来，国家、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煤矿安全生产的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煤矿理应认真学习、研究，吃透内容、认真遵守、严格落实，但是通过这次执法检查，充分暴露了李雅庄矿在法规、政策的把握上不认真、不准确、不牢固，存在明显差距，在日常的安全管理过程中，与国家、省、市对煤炭领域的相关要求“脱了轨”。

三是暴露出在制度和措施落实上“打了折”。李雅庄矿在安全管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制度管理人员，没有严格按设计指导生产，没有严格按措施保障安全，比如说，此次检查过程中，发现井下有在岗工人不按制度要求持证上岗、证不离身，尤其是在探放水方面，仍然存在不按设计和措施施工的情形，设计、措施的落实不到位，上下两张皮。

四是暴露出在安全现场管理上“滑了坡”，煤矿井下现场点多面广战线长、安全管理难度大，因此现场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从此次执法检查结果看，90%的问题都出在现场作业和施工质量管理上，有规定不遵守、有标准不执行，比如说通风设施质量不达标，现场管理混乱，施工标准不高，还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重点抓住了顶板、瓦斯、防治水的管理，而忽视了井下监控系统、煤尘和防灭火的管理。

五是暴露出在职工教育培训上“走了样”。安全管理最基础的是管人，人员素质是决定生产安全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检查发现，李雅庄矿对职工的教育培训还是存在不重视、走过程、留于形式、应付检查的现象，造成了培训没有针对性、没有指导性、没有侧重点，培训教育成效不明显。比如说市里执行的“双预控”管理和“三会”安全员，我们在检查过程中，随机抽查一线工人和安全员，结果是都不清楚，甚至个别工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再比如询问职工自身岗位的安全风险时，也是答非所问，这充分暴露了李雅庄矿在职工教育培训上“走了样”。

六是暴露出在安全标准化管理上“掉了队”。李雅庄矿是通过国家一级安全标准化验收的矿井，但是验收之后，标准化管理严重滑坡，标准化工作没有常态化，本质安全型矿井意识十分淡薄，也充分说明了五大集团下放矿井在安全标准化日常管理和动态达标上不够重视。目前，全市已通过国家局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28座，其中原地方监管矿井19座，占总数的68%，五大集团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9座，只占32%，这其中还包括霍州煤电集团本部2座矿井，如果只看兼并重组矿井数量，原地方和五大集团下放矿井比为73%对27%，相差数倍。从这组数据上来看，五大集团下放矿井在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不重视、推进缓、管理差等问题，这也是造成“掉队”的主要原因。以上暴露出的这些突出问题，不仅仅是在李雅庄一座煤矿上出现，其他五大集团下放矿井也存在类似问题，映显出我们大集团没有将自身优势与安全管理有效糅合，思想上飘然，管理上疏忽，行为上松懈，上层管理人员重生产、轻安全的思想还未彻底根除，经验主义、冒险主义、侥幸心理依然存在。目前，执法年活动正在扎实有序开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执法检查和惩处力度，真正让煤矿企业从思想上紧绷安全之弦，从管理上紧靠安全重点，从业务上紧贴安全标准，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达到不敢犯、不会犯、不能犯的目的。市煤炭局将继续牢记使命，尽职履责，扎实做好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保障我市经济和社会安全稳定健康发展。

2018年5月31日

第三篇：案例剖析会

吴某某案件情况剖析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刚刚南师大的郦波教授为大家奉上了涤荡灵魂的国学心灵鸡汤，紧接着我们又在一起享用震撼思维的法治脑白金，同为治本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对吴某某个案情况进行剖析前，想就今天的案例剖析会做一个说明：首先，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具有普适性，不受制于行业、系统、条线和领域。其次，本次案例剖析会是以国家制定的《惩防纲要2013至2017》第二个五年规划、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和2016年玄武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点为蓝本召开的。其三，通常情况下案例剖析会是围绕类案进行的，但今天以吴某某挪用公款的个案进行剖析有其特别意义，足以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区教育工委教育局一再强调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坚持抓好制度建设，坚持工作程序的合法性。每年都要进行四次以上的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倡廉教育。出了吴某某挪用公款这样的案件，问题在哪里呢？

一、吴某某案件的提起

2016年1月22日，本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吴某某以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吴某 某于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间，利用其担任南京市某某中学总务处职工的职务便利，在管理该中学门面房，负责收取门面房房租、水电费的过程中，擅自挪用公款人民币45万元给他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现对该案件进行分析。我们通过与吴某某的谈话，向相关证人、知情人了解案情，查阅案件卷宗等途径，对案件特点、原因进行了分析，查找犯罪发生的症结、规律，提出有效预防对策建议，防止类似犯罪的再发生。

吴某某父子两代人都服务于某某中学，他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虽为学校职工，他在电教工作中勤勤恳恳、尽心尽责，用极大的热情服务于教学工作，他的工作曾经被市、区多次予以肯定和表彰，且人际关系良好，历任学校领导都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触犯了刑律，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一事件的背后有哪些被忽视、被混淆、被麻木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吴某某在悔过书里是怎么说的吧：我因在学校校园改造过程中，擅自将学校收缴门面房的租金借给施工队，触犯了法律，以挪用公款罪被立案，我曾是一名从事学校总务工作的老职工，在学校工作近四十年一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可就是自己平时对法制观念的淡薄，不懂法，让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放弃了自我约束，放弃了原则，使我被推进了犯罪的道路，自立案至今我是生不如死，多次曾想不如用跳楼来结束这件事，后来在检 察院的同志及学校领导和同事关心下，觉得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主动认罪悔罪才能悔过自新，虽然因此我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我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我辜负了学校对我的教育和信任，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也给我的家庭带来沉重的压力和精神负担，到目前为止我的爱人都不理我，我也深感痛苦和自责，给家人带来了伤害，这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污点。今后我要以此为警示，学法、懂法、守法。在警示之后及时认错，改错，在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切莫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我也将积极向上，违法的事情决不去沾染，做到自重、自律、自治。

最后我想对所有在单位分管与负责门面房和基建的同行说，一定要在业余时间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在法律面前不容任何人恣意妄为，因为我的法制观念薄弱犯了罪，后悔终身。

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吴某某一直以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公对公，是举报人搞错了对象，是省委巡视组来的不巧，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这充分反映了他法治意识淡薄、规则意识模糊和是非意识不清。思维中充满了侥幸，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提高“法商”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二、犯罪原因分析

1、廉政教育缺位，法治意识欠缺。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其主要功能是教书育人。近些年，某某中学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色班争星之路一路高歌，然而在重视对学生教育的时候，却忽视了对教职员工的教育，特别是廉洁从业的法律教育。依法治国是基本国策，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也是依法治国取得成功的标志。教职员工不但是学生的榜样，也是社会人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一旦出现违法犯罪现象，势必影响学校的整体形象，教书育人的成果也将大打折扣。我们在办理吴某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中发现，该中学在整体改造出新之后，没有举办过教职员工的廉政法治教育，使得个别教职员工廉政之弦松懈，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下降，将自己本职工作当做敛取钱财的接口。另外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错误的将违纪和犯罪相混同。吴某某向工程承包商收受财物、挪用公款，正是法律意识欠缺的表现。

2、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遵守欠缺

在办理吴某某涉嫌挪用公款罪案件中，经向该中学相关人员了解，该中学在财务制度、学校门面房管理方面，制度相对健全，但在执行和落实上却大打折扣。根据学校财务和门面房管理的要求，门面房承租户需要亲自将房租或者水电费交到会计处，由会计向承租户开具缴费通知，作为已缴纳 房租水电费的凭证。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吴某某则代收了房租和水电费，并将这些钱存入自己的银行卡中保管或者以现金方式保管，这不但增加了公款的不安全性，也为吴某某挪用公款提供了便利。如果从开始学校各个岗位的人员都能严格落实和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要求，那么就不会有滋生犯罪的土壤出现，吴某某也许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3、监督机制缺位，权力制约欠缺。

没有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既没有受到学校的批评教育，也没有被要求改正，导致吴某某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了目前不可挽救的局面。吴某某代收房租水电费是从2012年开始的，至案发有4年之久，这期间，学校没有一次和吴某某详细核对房租水电费的缴纳时间、缴纳金额，以至于到案发后，吴某某自己也讲不清其银行卡中剩余的水电费是哪几个月？哪几户承租户缴纳的水电费。学校将管理学校门面房的权力授予吴某某的时候，却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吴某某收到水电费和房租后，想什么时间交给学校就什么时间交给学校，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完全处于权力自由状态。权力缺少制约，必然产生权力的异化和滥用，也是导致吴某某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三、预防对策和建议

1、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提高教职员工法律素养。针对廉政意识、法治观念淡薄的现象，需要从思想和法 治两个方面开展教育。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个人党性、升华教书育人的德性，提高拒腐防变的本领。二是针对教职工易发的相关犯罪，开展法治警示教育活动，丰富警示教育形式以吴某某典型犯罪案例，以案释法，剖析其思想演变过程和思想根源，以反面典型警示工作人员真正认识到职务犯罪的危害和后果，教育他们引以为戒，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谨慎行事，防微杜渐，自觉做到不行不法之事、不取不义之财，筑牢弘扬正气、拒腐防变的法治防线。

2、加强制度落实督察，培养遵章守纪的习惯。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不抓制度执行，制度就如镜花水月，流于形式；不抓制度落实，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华而不实。制度只有真正贯彻执行、落实到位，才有执行力、公信力和生命力。一是要强化制度观念，学校要广泛深入宣传教育，使制度真正入脑入心，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意识，把执行落实制度转化为工作标准和自觉行动；二是强化责任意识，把制度落实情况纳入主要岗位职责，不折不扣的进行考核，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制度执行落实情况，认真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要及时给予惩戒。

3、强化权力制约监督，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将权力用到边界为止”，这些亘古不变的名言，一再提醒我们，要多方面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是完善决策机制。在学校基建、门面房管理等方面，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二是要健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监督作用。使监督覆盖到权利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充分利用玄武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作用，使纪检、监察工作覆盖到每一个角落；三是要推进权力公开化、规范化。及时向承租户核实公布房租、水电费的缴纳情况，公开接受承租户的监督，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

据此案，我院已向案发单位发出了检察建议。同时我们希望区属教育系统各单位：

1、在法制教育和廉洁教育方面，要坚持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总体要求，特别是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在首位，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全面强化教职员工的职业风险意识和廉洁从业意识，要划出红线列出负面清单，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特别是对管理岗位等容易滋生腐败现状，重点开展专项预防工作，让工作人员做到警钟长鸣；

2、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关注小腐败，以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为抓手，防微杜渐，防止由小而大、由小及大，小 腐败的危害不容忽视，一是“小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二是“小腐败”为“大腐败”培养了强大的预备队。三是“小腐败”直接面对群众，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四是“小腐败”把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搞没了，这是最可怕的。

3、在制度落实方面，建立健全落实相关制度以及财务监管制度，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及时给予惩戒；

4、工作监督方面，加强对教职员工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行，形成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培养广大教职员工养成主动接受“在约束中工作；在监督下生活”的良好道德情怀。

谢谢大家！

第四篇：典型案例剖析1

典型案例剖析.[基本案情] 2002年3月13日，接举报后分局执法人员发现，XX药厂送药车停在XX医院门前，经查询销售人员正在与药剂科联系业务，找到销售员继续检查发现，销售员无厂方法人代表的委托授权书（有工作证），不能提供车上部分药品销售给具体购货单位的相关手续，未与购货方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并且有两张发票的购货方是辖区外已被取消经营资格的XX医药公司。分局以当事人无厂方委托授权书、在没有签订药品销售合同的情况下，带药品现货以流动的方式在其他地区向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或病患者、消费者销售药品，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分岐意见] 对当事人是否应给予处罚，执法人员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不予处罚。因为：

1、当事人有工作证，可以认为有委托授权书。

2、当事人说是电话订货应视为是有合同。

3、当事人在辖区内没有具体销售药品行为，所以不应给予处罚。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依据《关于〈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0年2月2日）第三条第三款；《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第二十一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因为：

1、当事人没有委托受权书。工作证不是委托受权书，不是法定代表人的直接委托授权，只能证明当事人是该厂的工作人员。

2、购销双方没有签订购销合同。电话、口头约定等不能代替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

3、有销售药品行为。‚销售药品‛不是指一个时间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零售也不能在一个时间点完成），而是指一个时间段，即从销售企业与购货方签订合同开始到装车、送货……一直到结算而终了，完成一个销售过程。当事人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过程之中，当事人有目的、有计划、有行为（带药品现货、部分药品清单、发票出厂，且在联系业务）构成销售药品行为的事实。[案例分析] 《关于〈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0年2月2日）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其委派的药品销售人员，在没有签订药品销售合同的情况下，带药品现货以流动的方式在其他地区向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或病患者、消费者销售药品的视为异地经营，按无证经营处理。本案关键一是：电话或口头合同是否可视为签订的合同（书面合同）。根据药品的商品特殊性，比普通商品要从严管理，上述条款的规定应理解为单指书面合同，而不是指《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口头或其他形式的合同。本案关键二是：是否有销售药品的行为事实。这也是本案的交点，执法人员对‚销售药品‛出现了两种认定方法，一种是：销售过程完成后视为‚销售药品‛，另一种是：进入销售过程即为‚销售药品‛，笔者查阅了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同意后者的意见。（美国有一个发射爆炸的航天飞机，怎么也不能说其没有发射）总之:根据现有的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该案在查处过程中，证据方面显得有些不足，如果我们无法确定进入销售过程即为‚销售药品‛，哪么我们只好确定在销售过程完成后才为‚销售药品‛。如果本案办案中再找到已经完成销售过程的‚销售药品‛行为后再做处罚，本案就较完善了。但确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愿‚如果我们无法确定进入销售过程即为‘销售药品’，哪么我们只好确定在销售过程完成后才为‘销售药品’‛这句话能对我们的执法人员和法制工作有一定意义，我将非常荣幸。

第五篇：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

2013年7月22日讯，最近发生的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引发“围观”，三次上访的冀中星在机场航站楼引爆自制炸药等事件，都在提示我们，走群众路线不应是口头语，不能走过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是近日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剖析》一书中，引述的邓小平同志的话。书中精选了25个损害群众利益典型的案例，用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和有关省区市纪委分别对案件实事进行了核实。今天，本报摘登其中的部分案例和剖析，希望能引起各方的启示与思考。

瓮安县公安局大楼前停放的被烧毁警车

一起自杀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贵州省“瓮安事件”的经过及启示

2008年6月22日，瓮安县三中初二女生李某某在县城西门河跳河身亡。当地公安机关对死者进行尸检后作出溺水死亡的结论。但死者家属认为死者有被奸杀的嫌疑，坚持将尸体停放在事发地大堰桥头的玉米地边，不予安葬并不断上访。6月26日，黔南州公安局法医再次对死者进行尸检，鉴定系溺水死亡，但家属对此结论仍然不服。与此同时，瓮安县城谣言四起，许多群众对李某某的死因和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6月28日，县公安局向死者家属送达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于当天下午5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为防止公安局强制处理，死者亲属、同学和当地群众约300余人从停尸地点出发，进城“喊冤”，为李某某的死因 “讨说法”。当日正值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达上千人规模，但县政府没有人出来接待。游行人员在砸坏县政府公示牌后，又转到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楼聚集。

当日下午4时30分，游行人群开始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一些人开始打砸警车，并焚烧停靠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随后又有人冲进附近的县政府、县财政局、县委办公楼打砸。

当晚8时至11时，公安局办公楼、县政府办公楼、财政局办公楼、县委办公楼相继被点燃。整个打砸抢烧事件持续近7小时。6月29日凌晨3时许，聚集的近万名群众散去，事态暂时平息。30日，县城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不愿直面群众需求，不想倾听民生疾苦，是严重的渎职 “与民争利民则怨，让利于民民乃安”

全面反思“瓮安事件”，不能仅停留在如何应对和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上，更应从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

“瓮安”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中的必然。当地经济在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当地政府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有关领导干部对群众利益漠然置之，对群众需求“打太极”、“踢皮球”，甚至还随意动用警力压制群众，致使长期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

近些年来，一些严重的干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与当地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及时将矛盾妥善处理有关。不愿直面群众需求，不想倾听民生疾苦，一味装聋作哑、敷衍了事、推诿扯皮，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甚至是严重的渎职行为。

“瓮安事件”虽已过去，但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党员干部必须真正站在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立场上，注重正确处理“发展、民主、稳定”的关系，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不偏离，执政为民固根基”，始终把为民谋利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最高工作原则；要充分认识“与民争利民则怨，让利于民民乃安”，始终注意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要深刻理解“心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始终注意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漠视群众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的后果 广东省“乌坎事件”的经过及启示

乌坎村村委会重新选举的投票现场 2011年9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下午和第二天，一些村民发生打砸行为。11月21日，400多名村民打出标语再次上访。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发生几次数百人在村内聚集活动。11月24日，村民薛某、张某、洪某、庄某等，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碍公务罪拘捕。11月27日，村民设置路障阻止警方进入，而警方则封锁该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由此引发了国内外舆论聚焦的“乌坎事件”。12月11日，被羁押在汕尾市看守所的薛某突然死亡，围绕死因与尸体处置，矛盾进一步激化。

12月21日，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做了深入细致有效的工作。乌坎村民的过激行为和情绪逐渐缓和平息。

2011年12月28日起，广东省委工作组在乌坎村先后召开群众通报会，承诺解决土地问题的时间表，对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作出整体无效的认定，并尽快组织村委会重新选举。汕尾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数十名代表同意取消原定的上访游行活动，撤掉村内的横幅标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012年3月4日，乌坎村进行投票选举，村民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

力戒与群众对立的立场、情绪、思维和方法

经过广东省委的努力，“乌坎事件”最终在2012年3月得到初步解决，但其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却发人深省。“乌坎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反映了新时期基层党委、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强硬对立，激化矛盾；一种是尊重民意，化解矛盾。

“乌坎事件”的发生，是在党群干群关系产生裂缝的情况下，因为矛盾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广东省委工作组正确对待民意诉求，主动沟通，积极化解了矛盾。这次矛盾化解的过程告诉我们，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做到四个“力戒”：

第一是力戒与群众对立的立场，要调查民情，准确判断矛盾。工作组认为村民行为虽然缺乏理性，但主要诉求合理。这一符合实际的定性，使整个事件峰回路转。

第二是力戒与群众对立的情绪，要理解民意，迅速缓解矛盾。工作组一进村就公布“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这一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村民趋于平和。这种对危机的柔性处置为事件平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是力戒与群众对立的思维，要顺应民意，善于转化矛盾。工作组理性温和的态度得到了村民理性配合，终于形成党群干群良性互动局面，恢复了社会秩序。第四是力戒与群众对立的方法，要尊重民愿，切实解决矛盾。工作组与村民代表主动沟通，积极协调，民主协商，逐步解决群众诉求中突出的土地、换届选举等难题，掌握了缓解、化解矛盾的主动权。

专家点评

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重新审视权从哪儿来

群众路线教育首先要考虑解决一个价值观问题，就是让党员干部们重新认识为谁执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把类似（瓮安）的事件解决好。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是沟通解释不好，本质上还是对群众诉求和利益的漠视。

因为部分领导干部现在对权力的来源认识不到位。党员干部们不能总认为手中的权力是组织或者某一个领导给的，实际上，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这里还有一个时代的变化：当年我们党从反对派手中夺取了政权，解放了人民，当然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群众有一种感恩的心理；而现在，人们则是纳税人的心态。革命结束之后，党进入了执政阶段，就要按照执政的规则和伦理来看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

如果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不解决，某些官员总处在一个和人民对立的状态，他看问题的时候，就总会觉得群众“要价”高了--他觉得我能满足你什么，想满足你什么，是我的决定；但实际上，这是你应该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在重新规范党员干部的价值坐标，去审视我们党的权力从哪儿来？党员干部的权力从哪儿来？在这个基础上去校正我们的行为。

离群众最近的人，产生的影响最直接

群众路线教育重点是围绕党的领导干部来的，因为领导干部掌握更大的公权力，影响的范围更大，所以重心在这里是必要的。从中央的八项规定就可以看出来，是先由上而下，上行下效，这一点很重要。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群众路线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强调对权力的认识不以官职的大小来区分。权力和官位相重合，但有区别。在一些贪腐案件中，普通的办事人员也可以上千万地捞钱，他甚至不是“官员”。离群众最近的人，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比如最近T3航站楼爆炸案中被报道曾经殴打嫌疑人的基层治安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基层办事员本身也是群众。中国从传统上来说是个等级制度的社会，有些人的毛病就是只要我比你高一点，我就产生一种优越感，要充分地利用我所掌握的任何一点点权力。

而群众路线教育就是要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强调对权力的认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简单能解决的。姚桓（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史党建部主任）：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次专项、集中的教育活动，特点在于把落实正面教育和解决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强调把握“为民、务实、清廉”这三项基本内容，同时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项作风问题。活动要想取得长久的效果，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制度，建立起配套、系统化的群众工作新机制，其中，首要就是完善群众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

最近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无疑是一个违法行为，但同时也应当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反思。现在，民意表达渠道还不是完全畅通，如果不能理性、合法地表达，那么个别人在法律意识淡薄或者极为冲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采用非理性的激烈手段。

当前，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确比较尖锐，这就要求我们提高群众工作本领，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平台，如果有了良好畅通的渠道，同时做好解释和疏导工作，这样的事情就可能不会发生。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并非天灾 贪腐 利益是主要因素

2013年7月22日讯，2007年9月，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擅自在停用的980沟尾矿库筑坝放矿。2008年年初以来，该坝脚多次出现渗水现象，新塔矿业有限公司采取措施阻止尾矿水外渗，但收效甚微，库内水边线直逼坝前。

襄汾溃坝事故发生后，挖掘机在坝底搜寻。

当地村民发现渗漏后，认为存在溃坝危险，立即向乡党委、政府作了报告，省、市、县三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多次在检查中发现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然而，当时当地的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落实监管责任。

2008年9月8日7时58分许，尾矿库左岸的坝顶下方约10米处，坝坡出现向外拱动现象，伴随着连续的几声巨响，数十秒内坝体绝大部分溃塌，库内约19万立方米尾砂浆体汹涌而下，吞没了下游的宿舍区、集贸市场和办公楼等设施，涉及范围约35公顷，最远影响距离约2.5公里。

9月8日上午8时许，襄汾县陶寺乡党委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了襄汾县政府。上午9时许，时任襄汾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学俊接到报告到达现场。当时，现场已惨不忍睹，昔日美好的家园和众多老百姓都被淹没在泥浆之内。李学俊明知当时没有降暴雨，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仍指示县政府工作人员向临汾市委、市政府报告，称“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新塔矿废弃尾矿库坝被冲垮，造成1死1伤”。上午11时许，时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到达事故现场。陶寺乡党委书记向他介绍，溃坝泥浆下面有好几十个人，李学俊已向市里报了“因暴雨发生泥石流，造成1死1伤”的情况。亢海银听了以后，微微点头，未予纠正。随后，县委宣传部长将一篇新闻稿报给亢海银，描述的事故情况也是“因暴雨发生泥石流”，亢海银看后同意以此对外发布新闻。

下午4时许，亢海银在明知现场已发现33具尸体的情况下，为不使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决定按“死亡26人，受伤22人”上报，李学俊等人表示同意。

事故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到事故现场采访。提起这场惨剧，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地群众还说：“这座尾矿库的安全隐患，连一个普通村民都能看得出来，但他们就是置之不理。”

他们为什么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置之不理？随着调查的深入，隐藏在事故背后的严重腐败问题逐渐显现：当地一些领导干部或滥用职权，或收受贿赂，使公权力沦为不法商人的保护伞。例如，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影响，为新塔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佩亮等人购买红星煤矿阶梯井经营权提供帮助，并为该矿非法生产经营提供支持保护，收受张佩亮贿赂2000万元。

“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样评价襄汾县“9·8”溃坝事故，可以说最准确、最有说服力。显而易见，是少数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溃坝”，导致了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的溃坝，也使得人们对个别地方政府的信任发生了“溃坝”。“这座尾矿库的安全隐患，连一个普通村民都能看得出来，但他们就是置之不理”，老百姓这番话，不止是受到责任追究的人，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认真思考。

“9·8”溃坝事故后，人们问出了许多个“为什么”。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一，因为干部腐败。当地多名干部收受肇事者新塔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佩亮的贿赂，最多的达2000万元。有这些手握重权的贪官保护，安监部门的整改令张佩亮自然就“不听”，老百姓找起来论理他就能有恃无恐地“不理”。这也再一次说明，这类重大事故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其二，因为只讲赚钱。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只讲生产、只讲效益、只讲赚钱”。实际上，不只是该企业“只讲赚钱”，当时当地政府和少数领导干部违背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也为这一恶果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其三，因为作风飘浮。事发前一些领导干部放弃监管、层层不负责任，事发后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有的领导干部还在撒谎、瞒报实情，弄虚作假。

“有困难、找干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主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和诉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可此事故反映出的情形却恰恰相反，村民发现危险当即上报却无下文，十万火急在有关部门变成了一点不急；群众迫切的需要，淹没在了个别干部的敷衍塞责和麻木不仁之中。若长此以往，日积月累，这些基层党委和政府就会丧失公信力和凝聚力。

案情背景

生活在山西省襄汾县的群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2008年9月8日，该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619万元。这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事故背后的腐败和渎职问题。事故发生后，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被判刑的党员干部达28人，其中副厅级4人、县处级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