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刑事申诉指南[5篇材料]

第一篇：民事行政刑事申诉指南

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申诉指南

一、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条件是什么？ 人民检察院受理符合下列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1）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提出申诉；（2）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有具体的申诉理由和请求；（4）自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生效之日起二年内提出申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诉，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2）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3）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的，但涉及财产分割的除外；（4）当事人已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执行完毕的；（5）当事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不立案、终止审查、不提请抗诉、不抗诉决定不服，再次向该院提出申诉的；（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案件。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应当提供什么材料？

申诉人应当提交申诉书、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以及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材料。有律师代理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三、申诉书应写明哪些事项？

申诉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1.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及联系电话）。2.明确具体的申诉请求。3.事实和理由。

四、人民检察院如何处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1.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十日内提出是否立案的意见，报部门负责人批准决定。决定不立案的，在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诉人发送《不立案决定书》。决定立案的，在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诉人发送《立案决定书》，向对方当事人发送申诉状副本及《立案通知书》。对方当事人接到申诉状副本后，可在十五日内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反驳意见。

2.对已立案的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调借阅案卷后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并根据审查情况作出是否提请抗诉或者抗诉的决定。案情疑难复杂或者因补充调查等原因在三个月内不能审结的，报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延长期限内仍不能审结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延长。案件审查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审查：（1）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2）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3）当事人自行和解的；（4）应当终结 的其他情形。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七日内，应当向当事人发送决定书。

五、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出抗诉后有什么法律效果？

1.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裁定终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2.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将依法出庭支持抗诉。

六、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是否收费？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但有关鉴定、文印等调查取证费由申诉人承担。

刑事申诉须知之一

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受理的范围

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包括对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以及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1、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

2、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申诉；

3、不服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的申诉；

4、不服人民检察院其他处理决定的申诉；

5、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县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1、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人民检察院省、市、分院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1、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另有规定的除外）；

2、被害人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在七日内提出的申诉；

3、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查决定的申诉；

4、不服同级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刑事申诉须知之二

刑事申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刑事申诉主体包括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2、刑事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的，应当提供委托书、律师执业证书及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指定证明；

3、刑事申诉人应当出具申诉书，提出认为原处理决定、判决、裁定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提供其家庭地址及联系方式，提供原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的副本或复印件。

4、刑事申诉的复查：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办结。案情复杂的，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申请刑事赔偿须知：

检察机关的刑事赔偿是指各级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应由国家给予的赔偿。

下列情形检察机关负赔偿义务，是赔偿义务机关：

1、检察机关在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中，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的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2、检察机关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的；

3、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刑讯逼供或者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5、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对有关人员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检察机关不承当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

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假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罚的；

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18条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羁押的；

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羁押的；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行使与检察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5、因公民自伤、自残的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6、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

刑事赔偿案件办理期限：人民检察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应予赔偿的，应自受理赔偿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给予赔偿的决定。

刑事赔偿时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请求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时，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篇：刑事、行政案件申诉申请指南

刑事、行政申诉立案指南

一、可以提出申诉申请的当事人

1、刑事案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申请人应是原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2、行政案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行政赔偿判决、调解书提出申诉，申诉人应是原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

二、申诉管辖

1、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一般应向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行政申诉案件：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三、申请申诉需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诉申请书正本一份及副本若干份（具体份数以对方当事人的人数计），申诉申请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申诉的事实与理由，申诉申请人应当在申诉申请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记明提交法院的日期；

2、原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经过人民法院复查或再审的，应当附有驳回通知书、再审判决书或裁定书；

3、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判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申请申诉的，应当同时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附有证据线索；

4、生效证明原件，或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5、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

(1)自然人：应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原审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还应提供与当事人关系的证明资料；

(2)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委托代理人的，应同时提交如下委托手续资料：

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详细信息，授权范围，并由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律师应提供律师事务所所函及律师证复印件。(4)涉外当事人：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具有效力。

(5)涉港、澳当事人：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须经司法部认可的港、澳有关律师或机构予以证明并进行公证，才承认其效力。

(6)涉台当事人：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应有台湾的公证机关证明并经台湾海基会及福建省公证员协会公证，才承认其效力。

四、申诉申请的期限

1、刑事案件：应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申诉；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

(1)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

(2)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

(3)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

2、行政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２年内提出。

五、申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及行政判决、裁定，行政赔偿判决、调解书，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不停止生效判决、裁定、行政赔偿判决、调解书的执行。

六、申诉立案与再审立案

申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人民法院对符合申诉条件的案件进行申诉立案。申诉立案的案件只有经审查后，符合再审条件的，案件才能进入再审程序，予以再审立案。

第三篇：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背后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背后

—浅谈案外因素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影响及启示

赤峰市检察院民行处 宋国臣

大凡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少有不是疑难和复杂的。案件申诉人大都经历了漫长的法庭审理（如一审、二审、再审）中的痛苦和无奈，带着疲惫和希望走进检察机关的大门。笔者在接待申诉当事人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扑朔迷离或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暂且将这些故事称之为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其中包括超出民事行政法律调整的非法律性因素和游离于司法程序之外的法律性因素。这些案外因素所反映的矛盾较之案件本身的讼争更为复杂和深刻，它往往左右着案件的审理方向和进程，成为催生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故此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就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角度看，无疑对拓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空间，探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龙难压地头蛇 你奈我何！

某县一国有公司职工高某，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该公司（原为行政事业性单位）做临时工，两年后转为“大集体（城镇集体）”工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高某伴随该公司经历了风风雨雨，无论是公司改制，还是公司分立，高某作为公司职工一直与该公司从未间断地履行着劳动合同。2004年，该公司再度改制，被上划为成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籍此，公司以客观 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且高某属计划外用工，应按“其他用工（公司上级文件的提法）”对待为由，纳入被清理范围，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公司也为高某留了一条后路，即只要高某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然后与某职介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以派遣的方式仍可以回原单位工作，并且保证原岗位、原工资、原待遇不变。高某不同意，要求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予以拒绝。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公司单方强行与高某解除了劳动关系，致劳动合同争议案产生。自2004年末至今，该争议历经劳动争议仲裁、法院的一审、二审、再审，仍未完结，申诉至检察机关。

经调卷审查，争议双方对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法律的适用。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主要理由是依据“上级精神”，具体指行业规定（以下简称行规）。高某则主张公司的行为违法，应属无效。

其实，查明本案在法律适用上是否适当并非难事。从公司与高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入手分析，第一是所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与此事由最密切关联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该款为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原文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该法条在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是，何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并无具体解释，如果说公司内部 改革算做“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尚能说得过去的话，但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并未出现，公司的业务量、工作岗位、职工工资额并没有消减，事实上，也没有裁员。

第二是将高某界定为“其他用工”纳入清理范围。公司实施该行为所依据的是总公司（2004）3号文件，该文件虽有“对其他用工进行稳步合法清退……”的提法。但文件中对何为“其他用工”并无具体界定。于是，公司便将“其他用工”解释为“计划外用工”，但此观点在其“上级精神”中不但找不到支持依据，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如邮电部（1995）188号文件规定“取消干部和工人、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以及不同所有制职工的身份界限，统称企业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后，凡从工效挂钩工资总额中支付劳动报酬的，作为邮电职工统计。由其他费用支付劳动报酬的小时工、费用工等不作为邮电职工统计”；原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的（2001）230号文件规定“企业职工中不再有全民固定工、集体工、合同工等身份界限，所有职工的权益依法受到保护”。

第三是公司依据“上级规定”，要求高某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回原单位工作，此做法亦无法律依据。劳务派遣一般运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而高某与公司有着长达20多年的劳动关系，形成固定的工作岗位，而公司仅凭一纸行规便轻易解除了高某20多年的职工身份，成了另外一家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的临时工，实属不公。第四是申诉人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亦有法律依据。公司以其不同意与高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之一，对法律法规是一种曲解。在社劳部发（2003）21号文件中有“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职工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也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争议虽然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但从立法的承接性上看，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主旨，而并非以用人单位是否同意作为必备要件。

综上不难看出，本案的明显特点是：行规的有些内容与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抵触。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清楚，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寻找裁判依据（法源）时，作为“依照”执行、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的、具有绝对效力的法源有，法律、行政法规、立法和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在办案中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的、具有相对效力的法源有，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批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命令、批示和规章，且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而本案所涉及的行规，自然没有进入“依照”和“参照”范围。如若其相关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 规定相一致，法院认定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有效也并无不当。而一旦这些行规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抵触，则当属无效。

令人疑惑的是，这样明显而简单的问题，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却始终没有得以纠正？通过深入了解方知，事情的原委来自于案外因素的困扰。

原来该公司借内部体制改革之机，已与本企业原有的100余名职工解除了劳动关系，转而以劳务派遣的方式使这些人仍回公司工作，原岗位、工资、待遇不变。这些人中，除高某一人对公司的做法提出异议，并顽强抗争外，其他人均已接受了公司的处臵方式。从中不难看出，该公司借内部体制改革之机，以劳务派遣的方式“金蝉脱壳”，将部分职工推向社会，难免规避法定义务和逃避社会责任之嫌。虽然仍以原岗位、原工资、原待遇不变为条件接纳这些职工，求取一时的稳定，但必竟劳动关系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职工的未来利益难保不受损害，后顾之忧难除。

正基于此，这起普通的劳动合同争议案就变得不普通了，虽是个案又并非个案。就小的范围上看，此案是类案的典型，该公司凡与高某有相似情形者（在该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者）都将与此有牵连；从大的背景上看，它折射了本行业乃至于更大范围的国企改制中作为劳动者的弱势群体与掌控劳资权力的用人单位甚或是高层利益集团的矛盾，即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改 革的成果固然必须肯定，但其中所伴随的问题也应予以正视）。局限在法庭之内，就事说事、就案论案并不难。告者依法处断，不告者不理，无论涉及多大范围，违法者必究，追求法的公平正义，而不受社会因素的干扰。这在理论上能讲得通，但在实际中可能行不通。

可以预见，如若高某胜诉，引起的连锁反应恐难以避免，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本公司甚至于本行业的震荡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不仅是该公司的领导或本行业的高层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地方各级党政决策层所不愿意看到的。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谁想去纠正？谁愿去纠正？谁能去纠正？

虽然依据行规在国企改制中产生诸多瑕疵，但必竟使改革得以进行，并赢得相对稳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特定地域范围内体现了“秩序”价值，尽管这种“秩序”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条件下形成的，但却相对平稳地存在着，正像城乡二元结构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能在顷刻间消除一样。于是，只好搬出一个既冠冕堂皇又实实在在的理由—这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规范造成的，只有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完善。

可悲处在于，无论怎么说，在法律适用上，必竟出现了“强龙难压地头蛇”现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奈何不得与其相抵触的行规。

如此看来，高某与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案该如何了结呢？因为本文的主旨是意在案外，故以案外视角探究之。除上述的主要 障碍因素外，依俗理而言，即使高某能打赢官司，但其与“老板”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几度对薄公堂的地步，即使“老板”有弥勒肚量又怎能容下？就是“老板”能容，自己又怎能在岗位上心安理得？笔者与同事私下议之：此案以诉求“补偿”结案，也许能够两全其美，除此还真想不出良策。

涉案人员玩猫腻 办案人员揣着明白装糊涂

某县一村民组与该县农机公司因购买井用潜水泵的质量问题，于1994年走上法庭，到2009年向检察机关申诉，历时了16个年头。此案在两审终审后，作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的该村民组，曾多次向市中级法院和自治区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均被法院驳回。笔者在审查材料时，对有些问题颇为不解，一审法院审理时，对购买的水泵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判决该农机公司予以更换。但该村民组不同意更换，坚持要求退货，于是上诉到二审，二审虽然对水泵质量不合格问题提出疑问，但仍维持了一审判决。在法院审理前，该农机公司的上级公司—市农机公司还曾专门为此纠纷召开了会议，同意为该村民组更换同型号的新机器。依常理看，在此情形下，村民组接受农机公司的更换义务，也合乎情理，可村民组就是不同意更换，退货的要求毫不动摇。在农机公司方面，就是接受了对方的退货请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后还可以向厂家追偿，可农机公司宁可将“官司打到底”也不同意退货。时至今日，仅村组一方打官司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购买十几台水泵了。双方如此“叫 劲”，使人大惑不解。笔者初次接待申诉人代表、该村民组组长张某时，不禁暗自吃惊，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村组的代表人会是一副落魄凄惨的模样，走在街上，说是乞丐，没有人会怀疑。他告诉笔者：“这个官司滚来滚去，滚到自己头上了。”十多年来，几乎倾尽全部家产打官司。

接待中，他讲了许多案外隐情，这些情况虽然不能一一核实（也无法定调查义务），但似乎对案内一些悬疑给出了朦胧的答案。

原来这台水泵是由村委会原主任代为购买的，销售发票上的价款是15600多元，张某称通过内部信息得知，该水泵当时售价仅6000多元。村民们对如此悬殊的差额多有质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销售方的负责人和购货方的村主任能说得清楚。村民们虽有怨言，但也不好和村委会“叫真”。恰好借水泵出现质量问题之机，要求退货退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农机公司一方，对此要求当然不能接受，以更换的方式平息事态正是上策；而作为村民组的直接上级组织村委会则态度暧昧，似乎并未站在村民一边，尤其是作为参与购买水泵的责任人是不愿看到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的。据张某言，有一年，村、乡两级以他拖欠提留上缴款为由，曾派人强行拉走了他家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到场的执行人员告诉他，这次行动的原因是因为张某“到处告状（因水泵之事）”。张某也不示弱，宁愿孤军奋战，好在村民们仍然推举他为代表人。一审法官对这些案外情形也并非一无所知，但往往也是综合多方面（亦多为案外因素）考虑，一方面认定水泵质量不合格，另一方面判决销售方以更换的方式承担责任，而不支持村民组的退货请求。

随着讼争的继续，时间的拖延，当事人所付出的代价不断增加，双方都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解决讼争之路越来越窄。不仅如此，随着诉讼的进展，案外因素不断介入，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案子越审越糊涂。例如，该案的主要证据是对水泵质量的鉴定结论，一审中，通过市、自治区两级鉴定机构鉴定为“不合格品”，二审中，农机公司一方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于是委托国家某测试中心进鉴定，而村组一方认为从事鉴定的专家与农机公司一方有关系，拒绝提供检材（水泵）。于是，鉴定人员根据前两次的鉴定的书面内容写出了对村民组不利的结论性意见，二审对该意见予以采纳。此行为的问题在于：作为国家级鉴定人员，在没有取得检材的情况，本应依法终止鉴定，而不能凭借他人的书面内容做出“鉴定”结论，这样的结论本不具有证据效力，二审法院却予以采信。就证据应用而言，倒不如以村民组拒绝提供检材为由而要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更能使人信服。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是：委托的国家级鉴定人员是由中级法院某法官联系的，参与鉴定的专家若不拿出结论，就得到不菲的鉴定费，而在村民组拒绝鉴定的情况下，支付鉴定费的只能是农机公司，这个结论自然要对农机公司有利，否则谁会出钱雇人给自己挖“陷井”？而中级 法院法官对这样证据的效力自然心知肚明，但如果不采信的话对关系方又难有交待。

再列举一案。吕某购买某信用社开发的住宅楼，声称预订了两套楼房。在分期交付楼房款时，有的交现金，有的便在该信用社贷款（以其他用途）抵顶楼房款，其中有一笔款项发生争议。2000年6月17日，时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为吕某开据了一枚9万余元的购买楼房收据，次日（18日）又为吕某作了9万余元的信用社借款借据，后因故该笔贷款没有借出。后吕某以预购两套楼房而信用社只给一套为由，起诉信用社要求退还多交的购楼款9万余元。信用社辩称：吕某仅购买一处楼房，其中2000年6月17日开的9万余元的收据本想以次日贷款抵顶，但因贷款没办成，信用社当时没有将收据收回，该9万余元的房款吕某并未实交。

该案在诉讼中颇为周折，到目前，已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一次再审，这5次审理结果都是一致的—吕某败诉。吕某仍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表示誓将该官司打到底。

该案使人疑惑不解的问题在于：如若法院认定的事实准确，吕某本未多交钱，却豁出血本去打这场官司，目的是什么？是敲诈勒索，还是有其他企图？如若吕某的主张是真实的，信用社不仅是违约问题，而相关责任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

吕某所透露的该案隐情是：吕某搞工程，外面欠其100余万工程款，求助于时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利用放贷之机帮其收取，并许诺给范某10万元好处费。若此事办成，吕所多交的9万余元楼房款就不要了，顶好处费了。可是范某事没办成，钱又不退。当事人清楚，这类事又不好讲到明处，若讲明白了就是刑事案件了，不仅吕某所付的钱款有可能转化成赃款（行贿款）有去无回，而且也将对方“送进去了（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结成了“死结（化解不了的仇恨）”，最佳的选择是拼命打民事官司。

从上述案例看到，此类民事行政申诉案的背后，都隐藏着当事人或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活动，有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职务性犯罪，如贪污、受贿、渎职侵权、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及法官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理论上讲，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坐视不管，尤其不能在故意的“糊涂”中使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逍遥法外。由此而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不仅仅限于对所申诉案件的抗诉及提请抗诉，使案件本身得到公正处理，而且在案件以外大有拓展空间。如何将游离于司法视野以外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恰当的方式、方法纳入到司法管辖之中，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课题。这方面，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相当多，诸如民行部门以何种方式、方法介入对法官枉法裁判及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等案件的侦查；以何种方式、方法将贪污、受贿、渎职侵权案等案件线索移送到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何种方式、方法处臵不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等案件线索问题；对接触到的案件线索应掌握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初查（总不能捕风捉影、谎 报“军情”）；对其中侵犯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如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支持、监督受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实践中多数受害单位怠于诉讼）或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等等。

你推我拖他搪塞 谁人能不精疲力竭

有些民事、行政申诉案，法院在审理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而当事人却仍就不停地上访、申诉。其中不排除有的人“认死理”、“头脑不转弯”或无理缠诉，但更多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说服、解释工作不妥当、不到位，不仅如此，有的缠诉问题就发生在案后的“说服”工作中。

王某是一名退休教师，上世纪90年代初，其丈夫高某在信用社贷款，请他人做担保，贷款到期后，高某无力偿还，担保人代为清偿，事后，高某曾两次给担保人出具欠条，后因高某迟迟不能还款，担保人将高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高某败诉。在判决执行中，因高某没有收入，法院便通过银行扣留了王某的部分工资作为执行标的。王某不服，以其丈夫第二次所打欠条她“不知道”和多算了欠款利息为由，不停地上访、申诉，甚至两次进京。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判决理由也很容易讲得明白，可当事人为什么要固执地上访呢？原来问题就出现在善后工作上。有的接待人员对王某提出的理由的解释、说服不清或不一致使其产生误解，如王某一直以“难道我丈夫在外面杀了人，也要我偿命吗？”这一类推为理由对其丈夫所出具的欠条不负责任，其实对这一理由，凡稍有法理知识的人，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差 异上很容易解释和辩驳的清楚，但王某一直没有得到“清楚明白”的答复；有的则态度蛮横：“你丈夫欠的钱就得你还，你没有资格告状”，“判错了怕你，判对了还怕你？你乐意哪告哪告去！”；有的怕沾惹麻烦，一推了之：“你去找领导吧”，有的甚至将责任推到死去的法官身上“这事是某某（已死亡）办的，我不清楚”；有的无处可推了，就采取拖的“战术”：“这事保证得管，你回去等着吧”，两年过去了，杳无音信……。就这样，本来“没事”的案子，王某却越发觉得“有事”，接案的工作人员和有关领导越怕给自己“添麻烦”越是惹出了更大的麻烦。

上述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次原因有五：

1、责任心不强。案件承办人没有对案件负责到底的责任心，自以为对案件做到公正判决，切实的执行就足够了，对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则在所不问，缺乏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在案件办理的完美度上留下缺憾。

2、协调性差。一件民事行政案件从受理、立案至审理、执行再到申诉的接待要历经多人之手，这些人中难以形成从大局着眼、步调一致、协同工作的合力，而是从自身着眼，以“不沾惹麻烦”为原则，得推就推、得拖就拖、得搪塞就搪塞；有的甚至希望出点“乱子”，从中看别人的“笑场”；更有甚者，若不从中制造点“麻烦”就算配合工作了。

3、业务不精。有些办案人员心浮气躁，将主要心思都用在追名逐利上，很难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心无旁鹜地钻研业务，对 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掌握不精、原理不明，对当事人的问题或难以恰当解答，或解答不一致，甚或产生歧义。有的案件承办人员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知识尚不及当事人掌握的透彻。

4、怜悯心淡化。有的案件承办人由于长期的“职业化”，对当事人的情形，特别是弱势一方的情形见多不怪，神情麻木，缺乏怜悯心，不能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做好入情入理的说服疏导工作。

5、办案流程不规范。民事与行政诉讼程序虽早已明确，但在执行中总是有诸多不规范之处，致使程序违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法院在本案的执行中，一些应向王某公开的情况而没有公开，致王某产生诸多猜想，加重了其上访、申诉的心态。

斗的是“气势” 争的是“面子”

中国古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豪言壮语，民间亦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俗语，这些“传统”在民事、行政申诉案中大有踪迹可循。

刘某兄妹八人，其父是某单位退休职工。该单位集资建时，刘某以其父名义交了购房款。其父去世后，刘某便将该房产的产权证办在自己名下，其他兄妹们不服，搬出老母亲做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刘某胜诉。一审判决生效后，本已趋于平静，不想刘某一方却“得了便宜卖了乖”，某日酒后打电话向对方炫耀“战绩”，这下捅了“马蜂窝”，对方再次联合起来，直接申请中级法院再审，中级法院提审后，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刘某败诉。此时的刘某已没有退路，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还得继续“斗”下去……

在民间，诸如此类的争强斗气的官司司空见惯，倒也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案是因“官商斗气”而闹上法庭。

贺某原为某乡镇企业负责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企业改制中，变为该镇集体企业资产与自己投资的合股公司经理，后来通过 “股权臵换”运作，而使企业成了“私人公司”。随着公司资产的增加，贺某对镇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弱，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太融洽了，尤其是新一届政府班子到任、贺某的公司总部也由镇政府所在地搬迁到了市区后，矛盾便明朗化了。贺某因债权债务关系曾两次将镇政府告上法庭，贺某胜诉后，又申请强制执行。由于镇政府是被执行人，政府主要领导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上了强制执行的警车（到执行现场）。镇领导登门谈事情，贺某却让镇领导先“候着”，在以往，这话本来是镇领导对贺某说的，不想现在却“大换位”了。虽然说此行为是贺某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毕竟让人难以咽下这口气，贺某是依托该镇的集体企业而“发迹”的，而且在公司经营中，有许多事情是通过镇政府协调的。更为要害的是在企业的改制与“转股”中并不是没有问题，而且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贺某本来心里有“鬼”，不仅不收敛，反而愈加张扬。此口气争不回来，此面子要不回来，作为一级政府的尊严何在？威信何在？于是经过镇政府班子研究决定，以贺某同他人恶意串通，侵害集体财产 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对此诉讼，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使出浑身解数对簿公堂。

这类案子，绝非与民间斗气案例同日而语。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原因是其“层次”较高，看似债权纠纷实非债权纠纷；冲动中蕴含着“理智”，甚或是“智慧”；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将体现出“权钱较量”的色彩。主要关注点有三：

第一、从争议主体看，因属于民事纠纷，主体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实中，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平等原则，总是不断地受着权力、金钱、关系、人情的干扰，往往使这架“天平”发生倾斜。该案中，镇政府虽然以乡镇集体财产的代表者身份出现，但其所依托的是公权力或者说是以公权力作后盾。而贺某不但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据说也与一些官员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情形下，这两股力量都有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也最有可能导致枉法裁判的情况发生，这是作为检察机关应引起警觉的。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诉讼序幕拉开后，贺某曾与镇领导“叫板”：“不信你看着，咱哥们儿有钱，什么事都摆得平！”。镇领导当然也不示弱：“你不是有钱吗，我就和你打下去，看你能摆平到哪一级！”

第二、案中所体现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但镇政府领导在决定诉讼前，并不是冲动的，颇费了一番心思。所把握的尺度是：既要将官司打下去，打成功，又不能打大了，牵扯面过大（暗指上届班子成员），“把人送进去（追究刑事责任）”。几经权衡，最终确定以民事诉讼为契入点，矛头所指仅限 于贺某及与其“恶意串通”的另一人（原乡干部）。由此可见，这个案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职务犯罪问题，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绕开这个问题，而作为检察机关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本案就起诉方（镇政府）看，真正是“意在案外”，至于本案的诉求能否实现并不重要。案件的起因已如前述，而对案件的结果，镇政府领导也曾流露过“争回的钱再多也进不了个人的腰包”的想法。设若镇政府的诉求成立，集体利益能够在多大程序上得到保障，这也是检察机关不能不关注的。

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对此类案件本身的处理而言，笔者以为并非难事。镇政府诉贺某案，虽然势头很强，笔者推断不会“把事情弄大”，也不可能缠诉。该案存在双方私下和解的空间，即使双方和解无望，案件进展到一定程度，会有人站出来“打圆场（案外人斡旋）”，而法庭调解的可能性也较大。

倒是刘某兄妹们争议房产案有些棘手。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会在诉讼之路上争斗的精疲力竭，在精力、财力和时间的消耗中，逐渐削减锐气。最终以和解结案为上策。

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网

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时时处处受到人情化因素的影响，此种现象已成常态。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等关系，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渗透到案件审理中来。倘若哪一个案件没有说情的，就会使人感到惊讶：“怎么没有说情的，不正常呀！”凡案件承办人员，谁都无法避 开这张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网。承办案件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是圣人，在实际中，做到六亲不认、“黑着脸子”办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情关系使案件审理的方向偏移是常有的事，只要“不出大格（法律许可范围内）”—构成徇情枉法就实属不易了。对检察人员而言，亦复如是。此方面的案例俯拾即得，自不必列举赘述。

结语：

影响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相当广泛，大到整个社会背景，小到个人情感。这些案外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绝不可小视，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与案内的“事实和理由”构成了影响案件审理方向和结果的“双轨制”，这种现象在法制建设进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只能正视和应对。通过本文对影响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战略性构想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在顺应这个大局的前提下，确定其位臵，探求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正是检察体制改革的内容。当然，这不是地方检察机关所能办的事，但所具有的探求精神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其次，通过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我们既看到了影响民行检察工作的诸多问题，也看到了拓展民行检察工作空间，发挥民行检察工作作用的机遇。通过民行检察监督，不仅能 够使已经生效并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以纠正，成为申诉人合法权益得以救济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通过对案外因素的搜集、分析、甄别，将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辅助渠道（当然将这一设想上升到法律层面，尚须时日）。同时，通过和解息诉，不仅解除当事人的讼累，也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支持。

第三，通过对案外因素的了解，更能全面掌握个案的真实情况，使案件能够合情合理地得到处理（当然，在具体办案中，“与本案无关的”不予采纳）。

最后，本文企图留给人们的警示是：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处理民事、行政案件，不仅要忠实于事实和法律，还必须秉持道德和良心这条底线！

第四篇：检察院刑事申诉工作总结

严格执法促司法公正 倾心办案护社会和谐

—记**县检察院刑事申诉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越来越冗重与复杂，该项工作做的好坏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认真做好新时期的刑事申诉工作，解决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每一位刑事申诉工作者应该研究探讨的课题。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我院刑事申诉工作进行扼要判析，并就我院刑事申诉工作具体作法予以总结。

1、我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概况

自2003年以来，我院已办理刑事申诉***件，来信***件，来访*** 件，电话访**件，集体访*件，其中不服逮捕* 件，不服不批捕*件，不服撤案* 件，不服检察机关其他处理决定** 件（包括不服检察机关追缴），刑罚执行中被害人申诉的有** 件，刑罚执行中被告人申诉有 **件，不服不起诉**件（其中**件是为提高案件质量本院领导交办的刑事复查案件）。

2、我院办理的刑事申诉案件基本类型

⑴不服检机关追缴的申诉。多半为历史遗留问题，这类案件的追缴发生在2000年前后，申诉一般在2003年至2007年。如新店镇***不服追缴案件，县石油公司***不服追缴案等。⑵被害人与被告人均不断申诉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有犯罪事实，有犯罪嫌疑人，但定案的证据不扎实充分，存有疑问。如：***故意伤害***一案，该案历经起诉、撤诉、补充侦查、存疑不诉、再起诉等环节，被告人与被害人不断上访申诉，历经多年。⑶举报人或控告人不服不立案的申诉案件。此类案件常发生在实名举报案中，举报人或控告人与被举报人或被控告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矛盾往往一时还不能化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初查复查后均不能对被举报人或被控告人立案，举报人或控告人不服，不断上访申诉。如***不服对***不立案一案等。⑷自行监督类刑事复查案。为提高案件质量，响应上级案件复查评查活动，每年本院党组都抽选一些不起诉案件交于控申科或案件复 查评查小组进行复查。在办理的*** 件不服不起诉刑事复查案件中有***件是为领导交办的刑事复查案件。

3、我院的具体做法：

⑴强化组织领导，推行首办责任制。我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其它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首办责任制工作领导组，下发了《首办责任制工作实施细则》，规定了控申部门代表检察机关落实首办责任制，明确了各科室负责人为本部门承办案件的第一责任人。针对不同情况，县院对每一起案件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办理，对难度较大的案件，实行领导挂帅，亲自查办，一办到底，强力推动刑事申诉工作开展。首办责任制实行以来，有关刑事申诉案迅速减少，且首访办结率达100%，较好地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如2005年我县**镇的***不服不批捕上访申诉一案，被省委政法委列为重点涉法上访案件。对此申诉案办理工作，检察长亲自上阵，及时组织干警，认真分析研究案情，多次深入**镇与***本人见面谈话，讲明法律和政策，表明检察机关依法及时处理的态度，稳定其思想情绪，规劝其不要再外出上访。同时及时调阅案件卷宗，对*指认**的哥哥***也参与殴打的情况，责令公安机关重新进行调查取证，补充证据，在获取有关证据情况后，依法对***予以批捕，***被捕后，**于当年4月22日上午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至此，这起不服不捕的涉检申诉案件得到了及时办理与解决。

⑵坚持有错必纠，维护申诉人权益。在办理刑事申诉复查案件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纠正有理，维持有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不办人情案，敢于纠错纠偏，充分保障了公民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平公正。如2002年4月份，**乡玉皇村******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而被检察机逮捕，两人不服逮捕，前来申诉。两位申诉人都是在校学生，其父母万分焦急，反映强烈。我们及时立案审查，结果查明，该案受害人***所受伤害与***、***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没有犯罪事实，对二人的批捕系错误批捕。因该案的错捕责任涉及 本院干警，纠正起来有点难度。当时我们犹豫过，也产生过畏难情绪，但全科讨论认为有错必纠，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不能讲情面，在事实面前不能搞妥协。后来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就该案向领导及检委会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赔偿意见。经检委会研究，决定依法对二人予以赔偿，从而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较好地维护了检察机关的形象。自2000年以来，我们已办理了不服追缴及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件**余件，退赔申诉人**余万元（其中返还追缴近**万元，国家赔偿申诉人人身损害赔偿金**多万元）。

⑶践行法治理念，维护法律尊严。我们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践行法治理念，维护法律尊严。坚持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坚持让申诉人依法有序上访申诉，我们不把缠诉缠访作为对申诉人实施救助的依据，决不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突破法治的底线对缠诉缠访者枉加救助。对予上访老户的问题，我们严格依法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用真心实情尽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申诉人实际困难，决不枉费纳税人的钱满足缠诉缠访者要求而买得一时平安，我们坚守法治底线，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如**上访申诉案件（**被***故意伤害构成轻伤，后起诉到法院，因***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疑义，法院欲判无罪并建议我院撤诉，我院撤诉后并将此案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一直未补充到证据。***在公安主持的调解中愿赔偿**5万元，但**不接受调解，并就民事部份诉到法院，因民事证据问题法院只能判决***赔偿付某2万多元，此款远远低于付某的请求，付某不肯接受事实，并对我院撤诉不服多次来我院申诉），此案最终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未果的情况下，我院督促公安就民事部份再次主持两家调解，***补偿**5万元，**接受调解而罢访。

⑷提高队伍素质，彰显检察风采。根据刑事申诉工作的特性和工作要求，多年来我们控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学习培训的力度，使广大刑事申诉检察干警既精通法律业务知识，又熟悉党的刑事政策，还善于做群众工作，释法说理。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工作的新要求，重点结合近年来开展的法律文书评比、案件质量检查和优质案件评比等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重点开展了对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见以及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和救助工作规定的学习培训。不断学习和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申诉工作的各种新法新规，严格执行刑事申诉工作中的公开审查程序、听证程序等规定。我们深知要做好刑事申诉工作不仅仅是做好申诉人的说服疏导依法办案工作，更难的是要面对各种诱惑、威胁和压力，在情与法、权与法、钱与法的面前，要始终选择后者。我们同志时刻告诫自己“人民利益无小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细微之处做起，从点滴小事树立检察官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我们认真履行法律职责，践行“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职业道德和优秀共产党员的誓言。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近年来,我们不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统一全体刑事申诉检察干警的思想和行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履行法律职责, 不断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自觉把刑事申诉检察工作摆到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不断提高推动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篇：法律意见书(刑事申诉-合同诈骗罪)

关于蔡某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法律意见书

我接受合同诈骗案蔡某某的家属委托为蔡某某提供法律帮助，经全面了解案情并查阅相关资料，现提出如下法律意见：

申诉人系蔡某某，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于福建省石狮市，系菲律宾华侨（中国国籍），汉族，现在福州监狱服刑。

案件经过

因林某某向漳州市公安局报案，申诉人于2001年8月10日在深圳被漳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而刑事拘留；2002年3月1日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案件（申诉人涉嫌诈骗案），2002年8月21日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书面裁定，裁定漳州市没有管辖权。

2002年9月26日申诉人从漳州市看守所转押至宁德市看守所，后宁德市检察院经过审查于2003年2月27日依法做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的宁检审诉[2003]6号文件（附件一）给宁德市公安局；而直到2003年3月4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到宁德市看守所却对申诉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委托，宣布对蔡某某逮捕，并送达林某某的《自诉状》（自诉人状告申诉人构成侵占罪）”。

2003年6月30日福安法院将申诉人转押福安看守所，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2日作出（2003）安刑初字第06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申诉人构成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申诉人及自诉人都上诉（自诉人认为申诉人不构成侵占罪而是构成诈骗罪上诉，申诉人认为自己无罪，不构成侵占罪也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7日作出（2003）宁刑终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申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责令返还林某某投资款人民币217万元。

事实经过

申诉人于1998年7月至9月上旬间，与其他合伙人黄某、陈某某、郑某煊等人以菲律宾某某房地产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就合作建设福安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与福安市政府、外经

委、福安市交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建公司）举行多轮谈判（福安市外经委有做会议纪录）。1998年9月8日，某某公司在厦门“9〃8”贸洽会与交建公司签订了一份成立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后为福建福安和兴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筹备处，以下简称筹建处）的《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1998年12月8日，申诉人与林某某等共5人共同补充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方共同出资并借用某某公司名义参与合作项目的投资、管理。同年9月19日取得福安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委托书》后，交建公司和某某公司组建了筹建处，双方还签订了合作《合同书》、申办营业执照（至省级）。

交建公司与申诉人及林某某等合作出资人都派人参与该公司的运作，（其间合作出资人按合伙协议的规定还成立了福安市某某建材有限公司），1999年2月3日交建公司发给某某公司一份《关于商洽变更双方出资额的函》，使合同双方产生矛盾并意见不一致，最终导致双方无法合作，同时，由于福建省军区司令部施工队为追讨押金，而封锁了办公楼，扣押了工作人员，使蔡某某在无奈之时，经电话征求黄某、林某某的意见，于同年8月30日同意与交建公司就签订解除合作的《协议书》并公证，解除了双方合作（在此之前筹建处仍正常工作）。同年9月24日，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设工作指挥部作出了《关于研究福安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菲律宾某某房地产股份公司双方解除协议后就有关费用互担及其他事宜的会议纪要》，认可了双方解除合作的事宜，交建公司于解除协议后返还了部分款项给某某公司。

林某某等人并未解除合作，合伙人之间并没有做出散伙清算，而申诉人将合伙财产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载体即中国境内的某某公司为主体成立的福建和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进一步使合伙财产能够投资并收益。

三、原公安机关程序上的错误

1、如果申诉人犯罪，其犯罪地很明显是在福安，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漳州市公安局无权管辖之该案，而申诉人因此被关押在漳州达412天。

2、2000年10月漳州市公安经侦大队的干警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厦门市私自扣押权属归某某公司的闽E00277宝马车，并将该

车私自交给林某某（附件十四）。

3、2003年2月27日宁德市人民检察院，已认定申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并退回宁德市公安局，然而，直至同年的3月4日，却由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员到宁德市看守所对申诉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的委托，宣布对蔡某某逮捕”。为什么宁德市检察院已退案，公安机关却未立即放人，而时隔多日才由福安市法院逮捕。四、一、二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且有故意枉法行为 1、2003年3月4日法院送达林某某的自诉状给申诉人，而直至2003年9月2日福安市人民法院才做出对申诉人的判决，而宁德市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7日再做出二审判决，两法院在审理本案中严重超过审理期限。

2、自诉人林某某是以申诉人构成侵占罪而提出自诉的，而福安法院判决申诉人构成侵占罪，自诉人却认为申诉人构成诈骗罪提起上诉（申诉人因认为无罪也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即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却直接改判申诉人合同诈骗罪并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其严重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3、申诉人在一、二审庭审时，多次请求调取几份新的重要证据及传唤重要证人出庭质证，均未被采纳，而这几份新证据和新证人的出庭作证，将会影响本案的定罪事实的认定。

这几份新证据是：（1）福安市外经委的“谈判纪录”。其记载有其他合伙人在合作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参与谈判的事实；（2）合作《合同书》。该《合同书》是在原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上修订的，其才是合作双方正式履约的法律文书；（3）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的谈判纪录。其记载有全体合伙人均有代表参与解除合作的谈判（特别是自诉人林某某的代表人杨建敦和林振华几乎每次都有参加，说明林某某对解除合作的细节是知情的）；（4）合作双方的“决算凭证”。在解除合作谈判过程中，双方就投资、费用作过清算，有某某公司呈报的实际投资清单（不含合作前的前期巨额费用），也有交建公司承认的投资清单，这两笔帐目的出入，就是某某公司在合作期间的亏损和资金流失，这些帐目均有杨建敦的签字。这几份新证据更可澄清合作项目的真实性、合伙人共同参与合作项目的真实性及资金投入去向、运作的真实性。由于申诉人在与中方谈判及追讨赔偿时有发生矛盾，故原律师向中方取证时（中方均有存档）遭到拒绝，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调取这些重要证据，但该请求未被采纳。

传唤几位重要证人是：（1）林某某、黄某等几位合伙人，作为自诉人林某某，从来不敢亲自出庭接受法庭质证，而几位合伙人当时为自诉人作“证言”是出于被漳州公安非法拘押时做的，证言中存在许多不实，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他们的证言经过法庭质证，既可澄清事实；（2）黄耀雄（中方代表人）、王碧萍（筹建处会计）、周建青（外经委科长），他们参与了整个项目的谈判、决算，也是《合同书》、《协议书》及申办营业执照的负责人，同样可以证实许多重要事实，尤其是会计王碧萍曾做过两份证言（一份给公安，一份给申诉人的律师），何为真实，只有通过法庭质证，才可作为定案依据。

4、二审法院违反《刑诉法》中关于证据采纳的原则，做出无事实依据的指控。

（1）二审法院明知合作《协议书》有条款约定“在项目获得工可批文十个工作日内，某某公司首期到位资金1688万元人民币”，而这“工可批文”却迟迟未得到交通部批准，故某某公司没有义务在批文未获准之前投入资金。而二审法院却指控“……因蔡某某无法按期缴纳资金而不能履约”，更何况双方后来还签订了《合同书》而取代《协议书》的法律地位，这种指控根本无任何依据。

（2）二审法院指控申诉人用200万元偿还个人债务。然而，从自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财务部分），就是可以证实这200万元是汇给福建省军区司令部施工队的，该笔债务是因筹建处替中方代收施工队300万元工程履约押金，后因财务决算原因，这笔款被划给某某公司支付，而某某公司是合伙人共有的载体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蔡某某个人的，何来个人债务呢？

（3）500万元借款是合伙人为了共同注册“某某建材公司”验资需要共同向林某某借的，由于当时林某某要求将其股份从10%提高到18%，故在还付这笔款项时其自愿留下50万元作为投资款（见《股东合作协议

书》，关于股份比例及某某建材公司的说明），而不知二审法院却根据什么证据指控蔡某某“骗借林某某500万元”、“私自截留50万元”。

（4）100多万元投资在福建和兴房地产公司，该公司是全体合伙人的载体，“某某公司”独资注册开办的是在合作期间就投资筹建的（详见注册资料），申诉人为了回避各合伙人均想索取这笔资金的矛盾，更为了让这笔资金用于再投入收益，以弥补合作亏损的目的，才做主将资金投入合伙人共有的公司中，根本不是用于个人投资。

5、二审法院不顾申诉人再三请求对“6份伪证”重新鉴定，竟也将这些“伪证”作为事实依据来认定：在一审判决书上出现6份伪证（见判决书第10页证据5部分）却被认定为“事实依据”，旨在证明申诉人有欺诈隐瞒的行为。这6份伪证申诉人在宁德市检察院提审时已要求办案人员当场鉴定是“伪证”（详见提审笔录），在一审庭审时，申诉人更是当庭提出，而自诉人的代理人也承认“这些证据有误，可能是黄某提供的不是蔡某某的”，就这样也被一审法院全部作为“定罪依据”，而二审法院不经重新鉴定继续作出“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的错误结论。

五、申诉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解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1、某某公司有出具蔡某某交存25万美元保证金的证明（附件二），以及合作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附件三），首先，证明申诉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次，说明了申诉人与林某某、黄某等人合伙在福安市的投资是借用某某公司的名义而不是以各自然人的原来身份，即在中国境内进行运作的某某公司实际上就是全体合伙人的载体，而某某公司在国内的资产也就是各合伙人共同的财产；再次，证明合伙投资福安高速公路项目是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蔡某某骗取林某某投资，且林某某是在已派代表杨建敦出任筹建处出纳并共同管理财务后，才相继三次投入资金，足见其的投资是自愿的。

2、交建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的《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协议书》（附件四），福安市政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五），原和兴高速公路公司的工资报销名册（附件六），交建公司出具的《关于商洽变更双方出资额的函》（附件七）以及《公证书》（即解除合作《协议书》附件八）和《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设工作指挥部会议纪录》（附件九），证明了申诉人所谈的高速公路项目真实存在，中外双方已开始运作，某某公司已付出大量的款项来运作这一项目，后是因其他种种原因（并非二审法院所认定的“因蔡某某无法按期缴纳首期资金”）中外双方解除合同，申诉人不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况。

3、原福安市人武部长李言明的证明（附件十），证实了由于福建省军区司令部施工队为追讨押金封锁了合伙体租用的福安人武部办公楼，并扣押了合伙体的工作人员，使申诉人不得不在未认真核算合伙项目开支及亏损等情况下就与交建公司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旨在解决资金代还部队施工队。大量事实已证实在“福安高速公路”项目停止时，合伙体的投资大部分无法收回（包括合伙体为取得合作项目在前期付出的巨额费用）。这一点各合伙人也是知情的，而自诉人给申诉人的信中也确认这一事实，并表示愿意协助申诉人向交建公司索赔，这表明林某某也认为申诉人根本没有非法占有合伙财产的故意，是合作方违约导致股东投资款无法收回。

4、交建公司退回的投资款是364.78万元，其中200万元是还福建省军区司令部施工队的押金，这是合伙体的共同债务，二审法院如何能认定这债务是申诉人个人的债务呢？而余下的100余万元申诉人做主将其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载体即在国内的某某公司名义投资成立的福建和兴房地产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保护合伙体财产在未清算前不被流失，而能投资收益，挽回亏损。这怎么也成了个人投资呢？

5、福建和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附件十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附件十二）、及福安市人民武装部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房屋转租协议》（附件十三）和龚清流的询问笔录（附件十四），说明了原国内的某某公司（即合伙人的载体）所存留的财产，仍是合伙人共同的财产，即还有武装部办公大楼装修费用及返租租金，漳州市公安局非法扣押并交给林某某占有的公司财产闽E00277宝马车一辆等财产以及福建和兴

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财产，合伙人之间并未清算，资产实际价值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且赛岐开发区政府付主任林庆枝证实（附件十五）申诉人在案发前即2001年8月10日前申诉人一直在福安市经营合伙项目，申诉人如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早已逃走，如何还会将财产投资房地产呢？再有，原审法院认定一个“事实”，就是申诉人向自诉人借款500万元，如申诉人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何不占有这500万元呢？再有，原审法院认定一个“事实”，就是报告人向自诉人借款500万元，如报告人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何不占有这500万元呢？还有，报告人于2001年8月10日通过深圳罗湖海关出境系其返菲证2001年8月12日到期，报告人需返菲律宾办理手续，这怎么会成为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报告人欲潜逃出境的依据呢？

在合伙人共同参与项目投资建设期间，不论是某某公司、某某建材公司、筹建处，还是后来的和兴房地产公司，财务都是由股东派代表共管的，且自诉人指派的代表杨建敦一人兼任前面的三个公司的出纳，还保管印章，所有款项进出都由其经手，所有帐目、报表都由其经办签字，申诉人完全没有可能私自动用资金和隐瞒帐目。申诉人根本没有隐瞒、虚构事实的行为，更没有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和事实。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审理案时程序严重违法，且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有误。而申诉人既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以订立合同的形式，更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侵吞自诉人的财产，故原审法院判决错误，现我提出本人对本案的法律意见，请求撤销原判决，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纠正此枉法裁判。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某某律师事务所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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