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第一篇：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第二篇：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的两篇文章

大学的三项任务（节选）

16岁到26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人在16岁开始独立，26岁以后就要考虑结婚家庭的问题。这十年是人生最独立的岁月，最没有负担。如何度过这个独立的岁月，这是摆在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进入大学有三项任务：知识、友谊、爱情。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遇到了就千万别失去。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追求人生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年轻人的权利，要大张旗鼓的去做。

再谈谈怎么读书的问题。我认为，好玩是一切研究的真谛，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有语言的知识基础；中文和外语。哲学和数学对大学生很重要，数学是在训练人的思维，哲学帮助你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专业基础知识方面要读经典著作、要博览群书。最好读原文、原著，反复读，实在读不懂的地方看看注释类的书。北大鼓励学生听讲座，不求其深、开卷有益。文采是熏陶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什么人吃得开？我以为，一是家里有背景；二是没道德原则；三是有真本领的人。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你是一个没背景、有良心的人，那只有一条路可走——学习本领吧。沉潜十年，这是我对我的学生的要求，也是我对大家的诚恳希望。不要急于表现自己，要有长远的功利，做十年之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

钱理群：用最自由的方式享受学习（节选）

钱教授讲到他终生最难忘的三堂课：一是在西南联大时，听刘文典教授在农历十五的晚上，皓月当头，在月光下的在草地上，学生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美妙一绝。二是上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蒙教授的考试非常独特。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考先生，你提问题他就知道你的学识程度怎样，当场断定你本学期的成绩是多少分。有趣的是，他是在川大旁望江楼公园竹林中的茶铺里考试，由学生向老师提问。你问得好，他猛吸一口叶子烟，请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对你提的问题详加评论；问得不好当场走人。学生是又紧张又感兴趣，思忖cun着自己能不能留下来陪先生喝茶。

这两堂课，绝就绝在他不拘一格、随心所欲，表现的是大学教授的真性情，是一种自由不羁的做学问的方式，蕴含着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感染、熏陶。这种生命化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教会他们享受上课、享受学习、享受考试。

把这种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聆听林庚先生的最后一堂课。那天上课，他缓缓的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取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陷入了沉思。先生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刚走下讲台，先生就站不住了，回到家就病倒了。他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堂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林先生讲课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你将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大学者大在哪儿？就大在他们始终有赤子般的纯真和无邪，面对世界和社会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所以他们心里有可以无限扩展的空间，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之心”。

20世纪初，费孝通先生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潘光旦：“我们这一代人很看重别人怎样看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更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自己上。”这活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样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心思用在自己怎样看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

当代很多大学生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只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第三篇：北大教授对大学看法

北大教授：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 误尽苍生

2012年05月16日 02:5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陈平原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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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

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

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第四篇：钱理群：大学是人生的盛夏

钱理群：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

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

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因此所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实际上是如何设计自我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大学期间自我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周作人对知识结构的设计能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我们的知识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认识人自己。要围绕着认识人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周作人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读书：第一，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因此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医学知识；第二、要认识人类就应该学习生物学、社会学、民

俗学和历史；第三、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学习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第四、“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第五、“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他说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门，同时又是一个杂家，周作人提出的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学期间我们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怎样打基础呢？我有这有这样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学好几门最基础的课程。一个是语言，包括中文和外语，这是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的学习，你们的外语水平都比我强得多了，我非常羡慕。但是却忽略了对中文的学习，包括许多学中文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有文章写不通，经常出现文字、标点的错误。有一些学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这样一个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语，造成母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越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问题越严重。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要通一门或者两门外文，不能偏废。在注意语言的同时，还有两门学科的修养值得注意。一个是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的思维对人很重要，无论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要用哲学的思维考虑问题,有没有哲学思维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数学,数学和哲学都是最基础的学科，也同样关系着人的思维问题。当然，不同的专业对数学和哲学的要求不一样。比如学经济学的人，必须有很高的数学修养。对学中文的人，数学修养虽然不必那么高，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修养，数学是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与想象力的。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学科的所有学生都要打好一个语言、哲学与数学的底子。这是关系到你的终生学习与终生发展的基础。

第二方面，必须打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底子。我认为在专业学习上要注意两个要点。一个是要读经典著作。文化讲起来非常玄、非常复杂，其实都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著作生发出来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中国早期的文史哲是不分的，中国的文史哲、中国的文化其实都是从几本书生发出来的，就是《论语》、《庄子》、《老子》这几本书，看起来很简单，但以后的中国文化就是由这些原典生发开来的。我带研究生，尽管学的是现代文学，我也要求他们好好地读《论语》，读《庄子》，读《老子》，有时间还要读《史记》，学文学的要读《文心雕龙》，就这么几本书，并不多。当然，这属于补课，按说这几本书，在大学期间就要下功夫好好地读，把它读得比较熟。读的时候最好读白本，读原文，千万不要去读别人的解释。必要的时候看一点点注释，主要应该面对白本原文、面对原著，你反复读，读多了自然就通了。有这个以后你的学术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而言，我就要求学生主要要读三个人的著作：鲁迅、周作人、胡适。把这三个人掌握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你就拎起来了，因为他们是领军人物。专业学习要精读几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在这几本经典著作上必须下足够功夫，把它读熟读深读透。这是专业学习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掌握专业学习的方法。通过具体学科、具体课程的学习，掌握住专业学习的方法。这样在专业方面，你既打了基础，有经典著作做底子，同时又掌握了方法，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去不断深造了。我刚才说过理科学生也要学文，那么学什么呢？我也主张读几本经典。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几个原点性的作家、作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他这个民族是家喻户晓的。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到这些原点性作家这里来寻找思想资源。比如说所有的英国人都读莎士比亚、所有的俄国人都读托尔斯泰、所有的德国人都读歌德，每个民族都有几个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这些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是这个民族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必须了解的，也是这个民族的知识的基础、精神的基础、精神的依靠。具体到我们民族，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大体可以读这样几本书：首先是《论语》、《庄子》，因为这两本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最早的源头。第二，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就必须读《诗经》、《楚辞》，还要读唐诗。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唐诗是我们民族文化青春期的文学，它体现了最健全、最丰富的人性与民族精神。第三是《红楼梦》。这是总结式的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个是鲁迅，他是开现代文学先河的。我觉得理工科学生即使时间不够，也应该在以上所谈的那四五个至少一两个方面认真读一点经典著作。我建议开这样的全校性选修课，你们修这样一两门课。有这样一个底子，对你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第三方面，要博览群书。要学陶渊明的经验——“好读书不求甚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随便翻翻”，开卷有益，不求甚解。在北大有无数的讲座，我鼓励我的学生都去听讲座，听多了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听课的有一半的是旁听的。课堂上老师姑妄讲之，学生姑妄听之。你睡着了也不要紧，懵懵懂懂也听到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就能让你受益无穷。我们曾经开玩笑，也是北大人比较自豪的一点，说“我们的学生就是四年睡在寝室里不起床，他听也听够了。”因为那地方信息广泛，什么消息、什么人都有，听够了出去就可以吹牛。你不要看是北大学生就怕他，他虽然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听来的。他虽然不求甚解，但他知道一点儿就比你高明。所以你们每个人底子打好了，然后就博览群书，知识有的是读来的，有的是听来的。人才是熏陶出来的，是不经意之间熏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我做王瑶先生的学生，王先生从来不正儿八经给我们上课，就是把我们带到他客厅沙发上胡吹乱侃，王瑶先生喜欢抽烟斗，我们就是被王先生用烟斗熏出来的。我现在也是这么带学生，我想到什么问题了，就让学生到我家的客厅来和他们聊天，在聊天中让学生受益。真正的学习就是这样，一边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基本的经典读熟、读深、读透，一边博览群书，不求甚解，对什么都有兴趣，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从这两方面努力，就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如果你还有兴趣，那么就读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就要进行专业的训练，博士生在专的基础上还要博。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根据不同的人生阶段来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五篇：读“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有感

读“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有感

怎样度过大学四年？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我的大学有着无限的憧憬。我想着，上大学，我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好学习、争取拿奖学金，打球、锻炼身体，常去图书馆看看书等，或许，我还可以收获真爱。

两年将尽。一日又一日虚度，只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遗憾。读罢钱先生“如何度过大学四年”一文，确有感触。

钱先生该篇文章，向我们提出了八字箴言——“沉潜、创造、酣畅、自由”。

“沉”即沉下自己那颗浮躁的心，“潜”在我看来，则是直视自己的内心。“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是钱先生的表述。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时的那句“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我们应该躬身自厚，潜心研习，不能犯险急躁。“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成功的做成事，必须“沉潜”！

“创造”，是知识与智慧共同作用之下才发生的动作。怎么创造，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以婴孩的眼睛去探索这个世界，养成好奇的习惯。但也需要懂得调和。盲目无益的好奇心是会将人引向歧途的，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在了解天下常事的基础上，任由自己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吗？ “酣畅”就要求我们有高远的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忘我的专研基础专业知识，打好终生学习的底子。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建立其合理的，健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由”体现在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地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它仅指思想、言论的自由。其实，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什么！听过这么一句话，只要你还留在地球上，你就不是自由的。的确是这样呢。

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一颗平静的心和静谧的时光了，值得庆幸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拥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学习，一起为剩下的生命积累下属于这个时期特有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