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曙光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回顾长安讲坛
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社科院研究员
张曙光
我今天讨论这个，就是想在过去做的基础之上，能够进一步提炼，来说明我们六十年变迁是怎么走过来的，其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大家知道土地问题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咱们革命靠的是农民，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到了建设时期，说实在的，还是靠的土地问题。
土地现在不仅是一个农农业的生产资料，农业的基础，而且在土地上也是一个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上不仅可以长出粮食，现在可以长出城市，长出房屋，而且现在土地司，政府城市化进程中间融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和它的平台。所以也是一个现在各方面的矛盾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我今天晚上可能着重于农地的问题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涉及到关于建设用地的问题，讲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对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作一个回顾和描述。
第二个问题，在描述的基础之上，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个问题，想讨论的是地权的变迁与市场的扩张。第四个问题，讨论一下地权细分与地权的实施。
针对这四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60年走过的道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合作化时期。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大概从90年代开始，土地规模流转这样的阶段，现在还正在进行。
这三个阶段，大家看在这个阶段，咱们解放以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财产的私有制度，农村里边除了少量的地主富农土地比较多以外，大部分是自耕农和佃农，都是小农经济为主。解放以后，共产党实施了土改。但是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度。到了合作化，初级社的时候，咱们是土地可以入股分红，大型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着价入市，所以农民对于土地仍然保留着他的财产，一部分财产权利。
接着是高级社，高级社土地入股就取消，全部归了大队，归了高级社，农民从此也就和土地的关系也就不是直接，他的虽然说是也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着，但是他并不能来处理土地，就说并不能在土地上决策这些事情已经不行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一个社和一个社之间，仍然有着它的财产的界限，这种公有制仍然是一个有限制的公有制，但是到了公社化以后，咱们可以看到公社从一个有限的公有制，变成了一个无限制的公有制，因为一大二公，因为共产风，一平二教三收款，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公社可以共社员的产，县里边也可以共公社的产，所以那个时候，财产的界限是没有的。
不仅如此，咱们还实行了公共食堂，政府的控制从中央一直深入到农村的基层，那么建立了公共食堂以后，我们实际上统治了农民的生活决策，所以说不管是生产的决策权，还是生活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政府部门控制了，因为以吃食堂，我要自己在家做，我想做就做什么，食堂也就是那么些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咱们建立走合作化的道路，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行公社化，从上统治到下，再加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确实是一个积累资金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便的办法，大概30年里边，通过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那拿走了六千多亿。但是由于实行公社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不仅没有推进经济的发展，相反给击毁主义，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既然是一种击毁主义，而咱们合作化的时候，名以上说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不能退社的，你要退社，可能要通过辩论、批判，实际上没有公开的退出权。
大家清楚，这个退出权恐怕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咱们没有了公开的退出权，那么击毁主义就来了隐蔽的退出权，怎么隐蔽的退出呢，那就是说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大葫芦，公社你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就很清楚。由于咱们公分制、平均主义等，所以更使得隐蔽的退出非常发达。
也正因为有了隐蔽的退出，劳动的效率很差，所以咱们可以看到30年的结果，使农业生产陷入了停步不前，甚至到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败，因而造成了三年的经济危机和饥饿，饿死了几千万人，最近党史第二版，公布的资料是说死亡了一千万人，但是原来的统计局局长，他早就说过是2200万人，有的材料说是3700万人。
由于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搞了30年的合作化，结果使得老百姓仍然吃不饱肚子，而且咱们想通过合作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但是你想一想，积累资金一方面是你，它的剩下价值的比率，剩余产品的多少，你能拿过来，就像税收一样，一个取决于税率的高低。
另一个就取决于税利的大小，就取决于你剩余产品的多少，由于咱们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结果剩余产品数量很少，所以你罗列的再多，你拿走的东西仍然不多，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尽管通过剪刀差通过公社化，为工业化积累了很多资金，也建立了所谓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工业由于没有市场的，经受不起市场的考验，改革开放以后，咱们看到很多建立的工业一个一个都垮掉了，这是恐怕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由于30年的农业的结果搞来搞去陷入贫困陷井，再加上文革的破坏，咱们看到一方面是老百姓贫穷，正因为老百姓贫穷，咱们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受到了动摇，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咱们就改弦更张，改变了过去的办法。
那么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边，老百姓要求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的这种状况发展的很快，各个地方都有，比如咱们讲温州地区为什么最早改革开放以后，私人企业发展的很快，恐怕从50、60年代，60年代温州的三自一包搞的很，当时是作为很重要的事件来整治的，事实上三自一包这个事情没有停止过，到了1978年以后，咱们可以看到由于老百姓吃不饱肚子。
所以带头的就是大家知道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村，按说血手印，来要求包产到户，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要赡养出问题的家庭。那么当时也由于吃不饱肚子，咱们的地方的开明的官员，对农民的这样一种创新行为，采取是一种支持的态度，但是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央政策没有变，所以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他是支持的，但是这个也是经过了斗争的。
所以实际上包产到户，是在地方上先合法化，但是到了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时候，各个地方的大员到了中央开会，都要求中央承认我那个地方的那一种承包制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没有办法，才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这一承认不要紧，一下子很快在全国推开，到了1983年末，90%以上的农户，已经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于农民所使用的那一块土地，和这块土地所取得的收入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农民对他耕种这一块土地的未来的收入有了稳定的预期。
这是理论上讲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因而增强了农民的这种激励，那么增强激励了，咱们是解决了农业问题。你可以看80年代初，再加上农产品提价，农业增加很快，以至于到了1984年，咱们出现了政府收购不了，农民卖粮难，出现了仓容危机，就说仓库放不下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的这样一个现实，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这样的好处，所以中央就要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基本政策来坚持下来，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在1993年第二次承包的时候，延长承包期30年，到了前几年2008年，又说承包长期不变。
但是这样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实际上是集体地权，加上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这个结果咱们可以看到一家一户土地面积很小，你比如三口人，北方大概二三亩地一个人，充其量，那也不过十亩，南方甚至连人均一亩地不到，你想想一家几口，分的地很小，而且由于每一个人都有成员权，分地的时候好地坏地都要搭配，所以一家一户那几亩地，分布在多个块上，出现了土地的细碎化的这种趋势。
那么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我记得黄玉坤就有一些文章是讲土地细分化的，你想一想这样一种状态，虽然激励增强，解决了粮食取得了丰收，但是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却陷入了温饱陷井，肚子吃饱了、没钱花，富不了。因为这种经营方式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难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也很难使得农业能够现代化。
但是咱们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农村的人口比较多，劳动力富余，所以一旦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很多农民去从事非农产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多人到了非农产业，再加上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沿海的城市改革开放开放，工业发展，很多人到沿海城市去打工。
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土地产权的变化，为什么呢，我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比较高，打工收入也比农业高，于是我就不种地了，于是就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转包给别人，就开始了农业土地的流转的这种自发的发展的阶段。
那么由于他自发的发展，后来政府出台文件，1993年大概是文件出台，明确了土地的流转的一系列的规定，比如说要农民自愿，这些一些促进他的发展，结果就进入了一些实验的，因为在农业试验区里边开始实施，这样土地的流转就发展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土地流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由于当时还有农业税，而且在农业税的基础之上，还要三齐五统，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业收税，还要依靠农业税，收农业税的同时也要收。所以种地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还不低。
于是在流转的过程中间，往往是我把土地转包给你，你来去承担上交农业税和三齐五统的任务，而且我同时还要也你一定的补贴，不然的话你不愿意种，最好的就是你去种你去交，我既不收、不要东西，也不给你东西，但是很多农区，转出户都给转入户有一个补贴在里面，这是农村的现象。
大概在城市郊区，发达地区，出现的的状况和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因为大量的外资进入，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人口的流动，需要什么呢，需要工业产房，需要打工农，于是很多农村靠城边上的，开始建一系列的工业产房和打工者的住宅，你像昆山，好多城市郊区都这个状况，建工业产房，不是他想建成什么样就建什么样，而根据外商进入以后，人家的需要，提供投资、设计来建的。
由于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就富起来，比如昆山叫做富民合作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后来江苏省委来推广，所以城市周边很多农地，你就这么做了，剩下的少量的土地，就把它基本上，集体把它拿回来，包给外地来的这种种植能手，这是这个阶段里边，大概据统计，大概全国流转的规模只占到整个承包土地的百分之二点多，城市发达地区超过了10%。
紧接着进入本世纪，有几件事情使得土地的流转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物权法》公布，大家看《物权法》里边明确把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物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以前，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载权，实际上就是我从集体借来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现在变成一种用以物权，实际上变成了承包户的财产，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与这个同时咱们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而且2003年取消了农业税，由于取消了农业税，三齐五统收费的现象也没有了基础，也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种地，可以说只要你种上有收入是没成本的。
所以由于成本收益的改变，就使得土地流转的合约发生了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地流转给你，不仅我不给你补贴，而且你还得给我交租子，因为物权是一种，因为物权是财产权利，你得给我交租子，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个时候，你种地你有收入，你的收入我得分享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时候的土地流转，流转的主体也出现了变化，如果说在前土的阶段里边，主要是自发的流转，主要是大户能人，但是这个时候流转，除了大户以外，出现了两个，一个就是一些农村出现的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另一个变化，就是一些涉农企业进入农村大规模的包地，所以这个时候的土地流转，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转，几百亩，几千亩流转，所以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流转，其实农业现代化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始起步，这是我觉得恐怕这三个阶段里边的变化，我想给大家做这么个描述。
描述完了以后，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做一些分析，我想要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地权细分，从原来的一个统一的东西，变成了各种不同的权能，把它分开了，咱们知道土地权利可以从自然方面看，你可以是通过的权利，可以是建造的环权利，可以是种庄稼的权利，从社会属性来看，你有所有权，有使用权，也处分权、有经营权、有收益权，最重要的恐怕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既然是这个样子，咱们大家可以看，在过去公社化的时候，咱们基本上的状况是一个，你不管说62年搞了60条，搞了所三机所有队为基础但是这三个权利，都在生产队和公社手里，所有权是公社的，经营权也是公社的，也是生产队的，收益权也是生产队的，农户有什么权利，名义是他所有者，但是名义的所有权，实际是没有所有权的，经营权是农户可以参与，但是实际上做主的是生产队，收益权因为收益全部是生产队的，农户只有劳动的权利，你可以提供劳动力，你按劳动的凭工记分，来进行分配，所以农户只是一个劳动者，只有劳动的权利，只有通过劳动取得收入的权利，这是第一个阶段里边的状况，我不能展开，只把基本的东西给大家说说。
你可以看，到了第二个阶段，发生了产权的第一次分割，分什么呢，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是经营权给了农户，农户承包那一块地，我种什么，由我自己决策，你集体干涉不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咱们刚转过来，集体的力量强大，当时撕毁承包合同，有的承包给人家，看人家赚钱了、眼红了，缩短承包期，撕毁承包合约的事情也有，但是农户确实是有了经营权，而且农户这一个阶段里边的劳动权利仍然在，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农户是经营和劳动是合一的。
这是发生在第一次分割，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分割，才增强了农户的激励，因为农户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讲的那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户有了剩余索取权，农户实际上变了一个健农(核实)有了承租的权利，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进入土地流转以后，发生了产权的第二次分割，什么分割呢，就是承包权和经营权也分离了，在这个时候所有权没有变化，仍然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承包权一个是用以物权，而经营权转给了大户、合作社和涉农企业，这是现在的这三权是分离了。
这是我想咱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三权合一的形态是一个古典的产权结构的形态，那么现在的三权分离，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可以说产权的实施的一个结构形态，这个我后面回过头来还要涉及到，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村的主体，经济主体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咱们也可以看到，在公社化的时候，既然几权是合一的，身份也是合一的，生产队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农户的身份只是一个劳动者，没有别的身份，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情况就变化了，集体只是所有者，而农户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到了第三个阶段，更进一步主体的变化，集体仍然是所有者，农户是产权的，承包权的所有者，经营者已经不是农户了，而是进入的企业和合作社。
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口流动以后，非农产业发展，人口进城，农村的经营的主体，就变成了三八六零部队，妇女和老人，当时的情况到了土地，人口流动多的时候，大概农村的经营主体百分之五十几是妇女，你想再加上老人，年轻人作为经营主体的很多人出去了，不作为经营主体了，你想一想妇女和老人，她的交往的范围，她的能力、知识结构，各个方面都有限制，所以才出现了由于咱们这种制度才造成了后来很多农业的波动，可能都是很重要原因。
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主体变化了，不在是三八六零为主体的，而变成合作社，变成大户，变成企业，经营主体变化了，这个时候据一些调查得到的结果，大概农村的三八六零的经营主体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这是你也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经营主体的变化，第三个分析，就是农户收入大大的增加，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户只有劳动收入，而且由于击毁主义，效率很低，劳动的工分值一年，每天的工分值，有的分钱，有的是几毛钱，所以农户劳动辛辛苦苦一年，最后到了年终分配，结果还倒欠队里边。
那么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农户可以经营他那小一块土地，有了剩余的权利，有了劳动的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加，温饱解决了，这是咱们大家都经过的事情，所以收入是比公社化的时候要增加了很多，但是终究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仍然不富裕，而这个阶段就是农户既有劳动收入，也有经营的收入，但是没有财产的收入。
到了第三个阶段，咱们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变化，是农户有可能有三种收入，一个是劳动收入，劳动可以出去打工也可以赚钱，在农村里干活也可以赚钱，有劳动收入，第二块最重要的有了财产收入，这个时候我把地转包出去，你得给我交租子，我得收租，那么租金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也是财产的收入，有了财产收入，用以物权就实了。
还有一个，第三块收入就是分红收入，这个分红收入在涉农企业和大户是没有的，在合作社，因为你土地要入股，入股今年经营的好，有剩余就可能分红，这是现在农民可能至少有两种收入，最多的有三种收入，而收入的数量是大大增加了，大概根据我调查的结果，财产收入大概是每一亩地，一年是五百块到一千块钱，就租金五百到一千块钱，劳动收入多少不一样，各地都不一样。
我在四川郫县有个西部花乡，他农民的月入，工资收入是八百到一千五百块钱，因为根据他的技术根据他的情况不一样，我在山东宁阳调查，他的每一天的收入是25到35块钱，那么土地的租金收入额，为什么是那么个样子，大概农区低一些，城市周边高一些。
咱们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村，他把村里边两千亩土地流转了，流转以后，他的租金收入额，是八百块钱，那么八百块钱做个比较，大家就知道增加了没有，过去你种地，一年两收，夏季小麦、秋季玉米，扣除各种农本以后，农户的收入是六到七百块钱，现在光土地租金就是这么些，农户还可以有劳动收入，你可以想大概这个样子以后，这个村的流转以前和后，大概收入增加了一倍。
这是这个收入的增长，分红收入那得取决于经营的状态，我在山东宁阳看到合作社，他经营的不错，分红收入一亩地一年达到一千块钱，一家四口，儿子、儿媳妇在济南打工，老头老太太留在家里边种地，你想一想，人家劳动收入，一年还有那么些分红，五亩地是几亩地，他分了五千块钱，这个情况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收入增加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联产承包制推行以后，尤其到了后期，由于我承包那一块地和你生产队没关系，于是很多生产队变成空壳化了，没有钱。
就刚才我说通州那个地方，那么大个村，结果村里边负债74万，而且给有些人，原来是成员权，有些人没有分到地，每年得按一亩地给人家多少钱，这个钱都给不了，但是流转以后，咱们看到集体的空壳化的现象也解决了。
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现在的土地流转，尤其是大规模的流转，集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介，因为实际上这个流转是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合营，使这个流转更顺利。
往往都是这个样，就说农户先和集体签订一个土地流转的合约，规定他的那几亩地，流转给集体，集体给他支付多少租金，集体在把和一个涉农企业再签一个土地流转的协议，所以集体在这中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要推动这个土地流转，因为中央政策也是这样，地方也要政绩，所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的推进土地流转，有些乡镇搞的土地流转的网站，都要提供一些服务，所以在土地租金里边，往往是农户拿80%，集体拿20%，因为他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集体的第二个收入，就是要规模流转，都得经过土地整理，土地整理填平沟沟坎坎，都多出了10%到15%的土地，多出来的土地就不在分了，就变成集体财产，照样流转，这个收入土地租金就全部归了集体，集体还有第三块收入，那就是土地上有一系列的设施，比如说机井，这个时候流转以后，也像转流转的单位要收取一定的租金，因为他也不可能分到农户里边，有的地上有，有的地上没有，就变成了集体财产，所以这样就解决了集体的空壳化的现象，这是农户的收入的变化。
第四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出现了产业化、专业化的，这样的发展，这些凡是大规模流转的，都是专业化生产，比如说通州这个地方，两千亩地流转以后种什么呢，全部种优良品种的高粱，用来加工、生产生物能源和各种产品。
比如说山东宁阳的地方合作社，它就专业化生产，生产蔬菜，而种菜不是所有菜都种，种三种菜，一种西兰花、第二种芦笋、第三种蘑菇。它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基地，而销售呢是和泰安一个公司叫红海公司，做商业的，来负责销售，就是这些流转以后，基本上都专业化。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郫县，郫县西部花乡五千亩地，全部种的花卉苗木，叫做西部花乡，五千亩地的规模。
所以大家可到它生产专业化了，都成为了一种专业化的生产基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咱们可以看到，生产标准化，专业化还有一个，不光是种植专业化，而且给农业服务也专业化。
我在四川崇州它的土地流转的规模更大，两万多亩土地流转，建立了一个农业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引进了46家企业，外汇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这46家就需要一些服务，于是有五个农机手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农业服务公司，而这个公司购置了各种各样的农机具，大型的拖拉机，中小型的，以至于其他的各种各样农业机具，给46家企业提供从种到收的服务。
比如说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他们讲的例子，从种粮户他是粮食企业，他为了新粮换旧粮，把旧粮加工出售，它是一个上下游产业都有，所以他能够站的住，但是种粮种水稻，他一年要除病虫害，他就麻烦了，他就要讲说每次要雇一百多个农民工，用十年的时间，最后防治的结果还不见得满意，现在有了农机服务公司以后，他有各种各样的灭虫的这种机具，他就全部外包给他，只是说我一亩地给你多少钱，到时候你该打什么药，什么时候去打，都由你自己来负责，我根本不管，而且呢你要保证给我80%的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由于大规模的经营以后，农业的服务产前产中服务，发生了变化，而且土地流转以后，剩下那些人，劳动力，他怎么办呢，他把他培训，按照企业的需要，培训以后，向这46家企业输入劳务工，你需要什么，我这培训什么，给你输送什么。
所以大家看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而且生产也标准化了，比如说刚才说山东宁阳种芦笋，什么时候施肥，用量是多少，都是明确规定的，而且芦笋的最后交上来，生产出来的芦笋，只能15公分高，不能超过，低一点可以，不能超过，超过有可能就老，所以农民，种菜的卡着尺子量，不能超过尺寸，你也就看一些标准化不一样，尽管农业的标准化和工业的标准化不一样，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这些问题，这是我觉得恐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农业的科技投入增加了，为什么，就是我刚才的四川崇州这个地方，它规模大了，所以他从省内外聘请了39个农业专家，建立了农业科技大院，有一部分科技专家就长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实验，在那个地方推广，我也参观他们那个搞的各种各样实验的东西。比如说他实验用各种各样的生物办法来灭虫，还是那个，还有他搞的一些生物能源，生物肥料，这种东西。所以他就搞了一系列的这种专业化的生产基地，而在一年光创造的新的农业品种160多个。
所以可以看到，农业的科技现在也发挥了作用，至于大型的农业机具都更不用说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农业，大家也都知道，要绿色农业，要这些要求，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展起来。
比如说山东宁阳这个地方，它种植蔬菜，种有机菜，不用化肥，全部是人工的，就是农家肥，于是他就建立了一个有机肥的肥场，有机肥场它本身的原料不够，正好他的邻村有一个村是养牛的，大概养了一千多头奶牛，这两个村这边的西兰花的叶子也成了问题，那边牛粪也成问题，于是两个村合作，用一车西兰花叶子换一车牛粪，两家的问题都解决了，结果他搞了有机肥，自己种用不了，还把它卖给红海公司其他的蔬菜基地，也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生态农业的一些现象也在发展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恐怕土地大规模的流转，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可以看到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标准化在发展，至于说比如说西部花乡人家中花，花盆多大直径，大的多少、小的多少，使的肥料都有规定。
咱们看到这样一些发展，都是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也有一点要说明，恐怕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是一条路子，这是一种路子，是不是还有其他路子，我觉得恐怕是需要探索的，我们不要把脑袋局限在一种里边，如果说我们真正放开，让各个地方自己去创造，我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可能会有多种，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土地的产权，土地的流转和市场发展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过去集体化了，而农业没有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市场，而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提供的条件，大家想理论上说，杨格尔定理(核实)讲的也很清楚，说专业化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专业化的发展，所以恐怕如果没有市场，咱们没有这个成绩。
大家可以看，公社化的时候，咱们没有市场，农产品也不是商品，仅大是一个商品的外壳，因为什么呢，你想想，当时是公社化，买农产品的只有一家，政府居于买方的垄断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卖与不卖，卖多少，卖的价格，全都是政府规定的，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下有市场？
没有市场，你说有个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农民种的，自由地上种的东西可以拿去卖，但是你想自留地有多少，规模有限，所以说我觉得过去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农业合作化的失败，可能都要失败在这个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一套东西都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产权的细分和产权的实施。现在关于土地问题主张工业化，主张私有化的人大有人在。主张私有化的很多人，尤其是发明界的人士主张私有化。那么有些人主张国有化，尤其最近几年从国外回来的一些访问学者，很多人我接触到的主张国有化，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土地私有化要搞公共设施建设非常难，征地很难。你说日本的成县机场，搞来搞去还在那呆着。一看中国的土地征地非常容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于是有人认为土地国有化有好处，就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国有化和私有化我觉得都是一个理想的想法。
你怎么私有化，怎么国有化，私有化是按照承包地私有化，还是退到公社化以前。公社化的时候，没有标准。你国有化怎么国有化，政府把地都拿过来，会有什么结果？我看理想的办法不是实事求是办法，讲起来很美处在两个极端，但是是空想的。
开始我也主张私有化，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以后，我觉得恐怕实现不了。你制度变迁，离不开你制度的资源，离不开你原来的基础，你想把过去的东西全抛掉可能吗？
所以我觉得恐怕60年的变迁，60年过去的状况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丢不掉这个东西，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所以既然产权是公有还是私有，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不是问题的关键，而真正问题的关键在谁有产权的实施能力。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处分的权利，收益的权利，你管它是所有权是公的还是私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实，尽管政府很强大，尽管规定也很严格，政府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不要盖小产权房，城中村也要改造，结果怎么样？
小产权房现在66亿平方米你拆吧，你说不准，他照样盖，为什么？他有产权实施能力。你再强大你也没这个事情大。66亿你是弄不了的。所以你那个规定等于什么用也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产权的实施能力取决于什么？我想有很多的因素决定产权实施能力。一个传统习俗，这是很重要的。你违反了传统，会遇到传统的强烈的抵抗。
你国有化，你当初规定土地是集体的。比如说深圳的城中村，你当初给我留下的土地，你现在国有化就那么容易啊？还有产权实施能力取决于你的实施成本，实施成本高你是实施不了的。
政府为什么不能强制小产权房不盖呢？政府认为这个成本太高了。中央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他是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但是地方不这么想，农民也不这么想。地方的目标我要扩展土地给我的城市化融资，给我的工业化融资，农民自然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和中央的目标不一样，至于粮食安全问题不是农民考虑的问题。
你现在看到中央是那么个目标，地方和他不一样，中央实施又要靠地方，那么地方就给他软磨应抗，各种各样的花样都出来了。
小产权房地方并不想不让农民去盖，因为盖了地方发展了。你比如说盖工业厂房，盖大工楼等于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有好处，所以在土地变迁的问题上，我觉得对地方政实际上是既批评他侵占农民的利益，我们也又要看到他在地方的创新上，农民的创新上，地方实行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提出了保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简单用一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在现在的变迁上中央拿不出一个象样的东西出来，而且要靠基层，靠地方来捅破。所以还要取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土地的细分，产权的细分。
实际上传统的古典形态的结构不是一个实施的结构，而现在的产权细分才是实施的结构。因为你细分以后，产权的全能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的使用人的手里，而且产权细分以后，产权的交易也就非常的发达，就可以发展起来，各种权利都可以交易，不是一锅端去交易。实际上现在可以看，我我所有权没有变，我把经营权流转了。
所以产权的分割，实际上是产权有效配置和产权交易能够统分发展的东西。所以产权的细分我觉得咱们需要很好的去重视它。因为一个主体掌握着一个权能，这样它就更方便了它的实施。这是我今天从头到尾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产权的细分，实际上回归了产权变迁的正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创造，而是整个产权变迁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前30年走了一段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产权的细分和产权的交易，在我们历史上曾经非常发达。我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八卷土地卷里边，有一个案例专门讲我们历史上地权细分和交易问题。是什么？是浙江师范大学的几个老师做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做的(金华)有一个村叫诸葛村是诸葛亮的后人迁徙到那个地方，而这个村在一个浅山区里边，当年日本鬼子周围地方都到了，这个村没去，没发现，所以这个村保留下来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设施都存在，都保留下来了，现在变成一个旅游点。那么这个村大概从清朝的中后期到民国的初期，土地的细分交易非常发达。当时这个村的土地的权利有三种权，一种叫清权，清权是所有权使用权合一的，有这么一种权。还有一种叫做民权，民权只有所有权没有使用权的。而这个清权实际上是大小合一的。还有一种权叫客权，就是健全，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三种权利都可以流转，都可以卖。
你比如说民权，我们把所有选让出去了，但是使用权可以不变。你客权就是经营权，种植的权利。我今年种你的地给你交租子，明年我不租了，我转给别人，别人再给你交租子，完全可以。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由于这个村处在那么一个地位上没有被破坏，所以过去的土地的契约文书大量的保存下来。它的原理通过整理土地契约文书，来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你可以看到土地的交易，契约文书是大量的，而且又非常的规范，怎么个规范法？
要卖地，买卖双方要请中人，要立文书，文书要出卖人，出卖的原因，出卖土地的面积，土地的市值，土地的价格，交还的方式全部详细的写在上面了，所以违约的事情几乎很少发生。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地权的细分和它的实施是高度相关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恐怕咱们来想，这个产权的细分才是产权的一个有效的实施的形态，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也在这个地方。
下面我简单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开讲一些事情。农地的流转发展是越来越趋向于正常，政府的干预也越来越趋向于减少，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大概是中国60年来的农民的自主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而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增加。
那么既然农地可以解决，为什么不可以把农地流转的一套办法搬到建设用地里边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你也让它流转，农地自己作主，流转的租金大部分给农户，政府通过租金收入，政府通过收税拿走一部分租金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那么问题就在于农地的比较收益比较低，而建设土地的比较收益比较高。
咱们1994年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实权下放，地方的收入满足不了地方的需要，于是地方变着法找钱。那么找钱谁软就找谁，农民好欺负就欺负农民，土地值钱，建设用地就成为一块肥肉，唐僧肉谁都争，政府最强，政府征的最多。你要去建设你就得国有化，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建设，这么个荒唐的事情。
如果说咱们可以流转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上现在各个地方都变着法流转。比如说重庆的地票，成都的指标交易都是这个办法，但是这里面问题比较多？
指标交易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创造，咱们通过指标交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粮票指标交易，粮票交易，可以在当时的市场上换到各种各样的商品。结果粮票价格也根据供求的状况发生变化，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价格也不一样，我在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里曾经讲到粮价的变化，咱们最后怎么办？由于这个交易解决了粮食的改革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再一个指标交易，1993年1994年，外汇额度交易，有外汇额度和没有外汇额度的两个企业到外汇交易中心，在当场用官价来交易，出了门购汇企业给它按黑市价格交易。由于外汇流程越来越多，交易越来越发达，价格已经成为这样了，到了1994年取消了外汇活动，那是很好的事情。还有后来咱们卷烟指标交易，有的地方有烟叶没有加工农民，有的地方有加工农民但是烟叶利大税大的产品，各个地方都要挣，于是中央发改委分了指标，有了指标有些地方就搞小烟厂，烟叶质量下降。最后发改委和烟草专卖总局搞了指标交易。
把没有加工能力的地方指标给了有加工能力，有加工能力的地方，给这个地方分一部分税就完了。如果说外汇额度交易是市场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就是配额交易，但它解决了问题。今天的土地指标交易荒谬就是用政府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市场交易的过程。
因为现在有指标的是咱们搞什么城乡统筹，让农民上楼，宅基地，以为是建设用地，腾出来不肯，变成农地有了指标。远郊的农民腾出来的指标，那么谁现在需要指标？近郊的农地需要城市化，需要征地，没有建设用地的指标，应该是这儿的需要，原来交易方法是这样的。
现在的指标交易是远郊的农民把指标卖给政府，政府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去征地。走了一圈最后侵犯农民利益。指标的价格是政府做的，我前一段时间在成都调查，指标一亩地八万块钱，今年现在变成十二万了，依据什么来做？都是政府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借鉴农地流转的经验和方式，我觉得可以解决建设用地，但是需要你解决财政问题，是地方自己的财政收入能满足他的需求而不去征地。你地方真正有了财权了，财权实权统一了，你就限制他不征地，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咱们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变化以后，土地的产权的权能不仅有所有环，而且有用以物权，咱们传统的土地立法，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都是以保护所有权为中心的立法。
但是物权法公布以后，土地流转以后，物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土地的法律从保护所有权为中心，变成以保护用以物权为中心，来修改我们的立法，可能对土地的流转，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点实际上我讲来讲去，咱们实际上如果能够这样，公有产权，集体产权不改它，但是实际用以物权这块私有化了，那块不变，实际上这块做实了私有化了，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怎么去做？如果能这样去修改立法，中国恐怕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想法我和发明界一些人士交换一些意见，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觉得这是可以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就讲这么些，谢谢大家。
第二篇：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家庭经济单元内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的外化解决，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催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形成了市场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式，从市场与生产结合、构建双向稳定机制、奠定宏观调控机制基础和再造农业集体化等方面，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现实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又是必须统筹推动、稳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农村；专业化；集体化
农业兴、天下盛，农业动、天下震是中国经济运动刚性规律的一般现象形态。新中国经济史上，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确当与否产生连锁反应，农业“兴”、“动”引发全局经济“盛”、“震”现象反复规律性发生的教训至深。人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耳熟能详，农村生产关系如何达到与生产力适合？既是历来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学问家长期探索而难得其解之迷，又是农民驾轻就熟之路。以集体化改造小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和中共的一贯方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农村生产关系选择呈现政治强制集体化和农民自然选择思路和实践都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回顾新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反思农村 经济改革前沿的创新和发展道路突破，正视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正在进行的升级，对于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掌握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权大有裨益。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正是尊重广大 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此辨证运动，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如同“驾片帆小舟闯汪洋大海”，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一头连接市场，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组织农户生产，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经济实体如蝶身，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亦然。事实显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等途径，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持。
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通过市 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相当批量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已被农民破解 了，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实现新的突破，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比如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 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发展类似规模经营，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前景十分诱人，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 践操作中，几乎是天文数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普遍都是，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XX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是否前景无望，就此 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XX年为36．1％，XX年为41．8％，XX年至XX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目前，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发展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雇工难”现象。目前，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
近60年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与改造小农经济紧密相连，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更是经过大起大落后，创出了农民自愿选择、政府正确引导、平稳快速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前景广阔的道路。历史唯物论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运动。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运动的主体，而且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经济运动的主体。树立坚定的唯物史观，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支持其实践中的创造，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60年最深刻的教训和最重要的经验。
第三篇：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慧聪五金网】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的发展，波澜壮阔，极不平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挫折，探索前进，开拓创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和历史性的进步，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实现了由初级发展阶段向中级发展阶段的跨越，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历程
建国60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949至1980年，创建起步阶段。中央提出了明确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和相应的指导方针、政策。国家在有条件的社、队成立农机站并投资，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增加对农机科研教育、鉴定推广、维修供应等系统的投入，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比较健全的支持保障体系。我国农机工业从制造新式农机具起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先后建立了包括一拖、天拖、常拖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奠定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基础。
1981至1995年，体制转换阶段。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入逐渐减少，农机平价柴油供应等优惠政策逐步取消，曾经出现“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尴尬。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农民逐步成为投资和经营农业机械的主体。为适应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农机工业开始第一轮大规模结构调整，重点生产了适合当时农村小规模经营的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农用运输车等。而大中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保有量停滞不前，机具配套比失调，田间机械利用率低，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1996至2003年，市场引导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大量转移趋势，农村季节性劳力短缺的趋势不断显现。1996年，国家有关部委开始组织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服务，联合收割机利用率和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探索出了解决小农户生产与农机规模化作业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初步形成。农机工业开始了新一轮产品结构调整，高效率的大中型农机具开始恢复性增长，小型农机具的增幅放缓，联合收割机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农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2004年以来，依法促进阶段。2004年颁布实施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年-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和措施。购机补贴政策对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机工业拉动效应显著，促进了我国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装备结构不断优化、农机社会化服务深入发展，农机工业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向技术含量高、综合性能强的大型化方向发展，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具备雏形，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004年以来，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年均提高2.7个百分点，农机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5%，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007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40％，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降至38％，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由初级阶段跨入了中级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机械化生产方式已基本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机械化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快速度向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方向发展。
二、发展成就
（一）农机装备总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8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22亿千瓦，是1949年8万千瓦的1万倍，是1978年1.2亿千瓦的6.85倍，拖拉机保有量2022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达到300万台），联合收割机达到74万台，近年大中型拖拉机、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玉米收获机和保护性耕作机具的保有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农机装备结构进一步优化。2008年底，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5.8%，其中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63%、38%、31%。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机械化发展迅速，小麦综合生产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6%；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和玉米综合机械化水平都超过51%，其中水稻栽植、收获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13.7%、51.2%；玉米机收水平达到10.6%；大豆、马铃薯、油菜、花生、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生产机械化不断推进。农机作业领域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保护性耕作、精量播种、化肥深施、高效植保、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农机化新技术应用面积不断扩大，农机标准化作业程度明显提高，集收获、耕整、播种于一体的机械化复式作业应用范围扩大，农业抢收抢种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能力和农机制造能力不断增强，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技术装备保障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通过农具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引进国际先进农业技术(948)项目等，加大了农业机械装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开发和扶持力度，推动了农业机械化部分“瓶颈”环节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的解决。水稻种植和收获两个关键环节的机械化生产技术和装备研发取得突破，玉米收获机械化技术日臻成熟，油菜、牧草、甘蔗收获、移动式节水灌溉、复式农田作业机具以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创新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农机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进一步增强。农机工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了从农机生产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农机生产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支撑了我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2008年底全国农机制造企业约8000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00多个，实现工业总产值1915亿元，是1980年的18.5倍。农业机械质量和种类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实际生产的需要。我国农机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成功地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水稻、甘蔗等作物生产机械和旱作节水农业、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表现出较明显的竞争优势。2006年农机产品进出口贸易由逆转顺，实现贸易顺差1.6亿美元，2008年出口64.8亿美元。
（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壮大，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协会、股份(合作)制农机作业公司等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涌现，经营效益稳步提高。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16.56万个，农机户总数3833万个（其中专业户422万个），农机维修点21.6万个，农机从业人员4600多万人。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服务方式市场化、服务内容专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农机作业的订单服务、租赁服务、承包服务和跨区作业、集团承包等服务方式，满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迫切需要，农机跨区作业的服务半径进一步外延，规模进一步扩大，作业收入稳步增长，2008年参加三夏跨区机收的小麦联合收割机超过27万台。农机销售、作业、维修三大市场日益兴旺，200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经营收入达到3466亿元，农机作业收入份额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成为当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新亮点。目前，活跃在乡村的农机手超过4000万人，约占乡村人口的5%，占农业劳动力的13%，其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手、经营能手，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已成为致富奔小康和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及扶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0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律，从科研开发、生产流通、质量保障、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扶持措施，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依法促进的轨道。2009年9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至今，我国已出台农业部及省级政府农业机械化行政规章41部，省级地方性农业机械化法规37部，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农机管理、质量鉴定、技术推广、安全监理、农机维修等领域，为促进和规范农业机械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开始实施的农业机械购机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从70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13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及农民和企业对农机化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国家对农机制造、农机流通、农机作业服务实施了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农机产品增值税率，免征农机作业、维修服务企业所得税，对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车辆的免征通行费。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出台了农机优惠信贷、政策性保险、重点环节农机作业补贴、报废更新经济补偿、农机安全检验费减免、农机场库棚用地优惠等扶持措施。国家和地方对农业机械化的法制建设和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加大，农业机械化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五）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业机械化管理和技术支撑体系，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机械化行业管理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绝大多数地（市）、县（市），80％左右的乡镇都设有农业机械化管理机构。2008年全国有省级农机管理机构31个（其中副厅级以上14个），地级农机管理机构348个，县级农机管理机构2768个，农机管理机构履行政策实施、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部、省和地市级农机试验鉴定机构共55个，国家级农机质检中心6个，部级农机质检中心23个，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机产品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隶属农机化系统的农机科研机构89个，农机教育培训机构1827个。农机推广体系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黑龙江农垦系统，有地、县级推广机构2456个，乡镇级推广机构1.44万个，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推广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技术服务网络，已成为农业机械化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全国农机安全监理网络进一步完善，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2897个，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农机事故发生，促进了农机安全发展。
三、发展经验 60年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农机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把促进“三增”作为农机化工作的首要目标。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业不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农机化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各级农机管理部门紧紧围绕小麦、水稻、玉米等重点粮食作物，在春耕、三夏、三秋等重点农时季节组织开展机械化耕整、播种、收获作业，发挥了农业机械抢农时、防灾害的作用，既增加了机手的收入，又节约了农民的开支，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与“三增”结合得越紧密，农机化的作用就越突出，农机化发展就越得到重视，农机化工作就能赢得主动。
二是必须坚持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重点突破的农机化发展战略。树立“立足大农业，发展大农机”的思路，借助外部有利环境和因素，不断整合系统资源，注重发挥农机管理、科研、教育、生产、流通、鉴定、推广、监理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推动农机化事业快速发展。根据各地的自然禀赋、经济条件和优势农产品发展规划，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一个作物一个作物地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发挥购机补贴等政策的导向作用，既保持农机装备总量水平的不断增长，也改善了农机装备结构，做到速度与效益协调，数量与质量并重。实践证明，统筹农机化和农村经济社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农机化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效益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农机化。农机化发展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挥好、维护好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是推动农机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保持市场主体合理的经济收益，按照市场需求确定农机化发展方向，是农机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发展农机跨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让购机者、用机者实现双赢。加大购机补贴政策实施力度，减轻了购机资金投入压力，极大调动了农民购机积极性。及时发出小麦联合收割机趋于饱和市场预警信息并取消相关补贴，避免了过度竞争，保障了农机手作业服务合理收益。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农民的自主权，科学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农机化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
四是必须坚持依靠政策扶持和法律规范来推进农机化发展。中央将扶持农机化发展纳入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体系中，国家颁布实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确立了农业机械化的法律地位，将国家扶持农机化发展的有关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农机化创造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完善各项配套法规，落实扶持政策，依法促进、依法监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初步构建了促进我国农机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实践证明，政策是关键，法律是保障，依靠政策和法规促进农机化发展，效果十分显著。
五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走中国特色农机化发展道路。农机跨区作业、农机合作社等农机服务模式的成功实践，探索出一条小规模生产经营农户实现机械化的途径，以“共同利用”为主要特征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逐步完善。开发了双膜育秧、软盘育秧等经济型标准育秧技术，解决了高速插秧机的配套育秧技术难题，突破了水稻机械化的技术瓶颈。没有照搬国外模式，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路线，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旱作农业机械化的新路子。实践证明，农机化的发展离不开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必须积极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机制和工作方法，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努力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60年开拓实践，初步探索并形成了一条以“农民自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正确发展道路。这些成绩和经验的取得，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广大农机工作者和农机手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经验弥足珍贵，要一以贯之。
四、发展展望
20世纪末，美国工程技术界把“农业机械化”评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巨大推动作用的20项工程技术之一，列第7位。这一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农业机械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中一件带有方向性的大事。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也就会拖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挖掘农业增产增收潜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素质、竞争力和效益；有利于减轻农民劳动强度，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发展，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振兴农机工业，也是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关键时期。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结构快速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业对农机应用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农机市场潜力巨大，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扶持农机化发展政策，以发展农机服务组织为主攻点，以提升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为突破点，以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化装备和技术为着力点，重视农机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机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促进粮棉油糖等大宗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养殖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协调推进，农机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5%以上，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为农业稳定发展、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的装备支撑。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全国农机化系统干部职工要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的历史起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努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篇：从时代流行语看六十年变迁
从时代流行语看六十年变迁
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搞发展，这时期的流行语大多跟经济有关。
1、“万元户”（当时国家鼓励包产承包到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万元户成为富人的代名词）
2、“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只生一个好”（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3、“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反应了改革初期人民对居住条件改善的愿望）
这些等都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个侧面。而87年春晚上的“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一经播出马上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语，而这也反映了我们大陆与台湾进行文化交流的开始。
90年代，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各项建设快马加鞭，人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这个年代的流行语也反应了中国积极向国际接轨，积极引进外资等社会面貌。
1、“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这句广告词，从此速溶咖啡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
2、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千万不要说你没有听说过，周星驰的这段台词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港台文化在大陆进入鼎盛时期）。
2000年以后至今是网络大行其道的时代，网络语言成为年轻人生活中的日常用语，这恰好反映出我国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高速发展的实际情况。
1、“翠花，上酸菜！”（2001年，雪村端着这坛子酸菜、领着翠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网络明星。）
2、JMS（“姐妹们”的缩写。“S”是英文中的复数用法）、TX（“同学”的拼音缩写，也作“童鞋”）、3Q（THANK YOU）（这就是网络，这就是流行语，如果还有年轻人不知道这样的缩写，那么你已经落伍了）
3、打酱油、俯卧撑、很傻很天真（这两年十分流行的词语，社会的热点事件暴露无遗）
4、“民生”、“以人为本”、“群众满意不满意”、“关注民生”、“民心工程”，这类的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可以说，有史以来，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民生，把老百姓这么当回事儿。在今天的中国，民生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时尚前沿
每一个时代，我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有所不同，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流行语，从这些流行语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时期的大事，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活的变化。本文从2008年追溯到1950年，对不同时期的流行语作出总结，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及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近30年来的变化更为显著。2008十大网络流行语
1.“打酱油”:“关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此话是广东电视台就陈冠希事件采访时，一路人说的，之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2.“很黄很暴力”:2008年年初，诞生于网络的知名度极高的句型“很什么很什么”。这个句型的原始版为“很好很强大”，随后我们注意到爆发版为“很黄很暴力”，后续版则有 “很傻很天真”等无数版本。
3.“宅女”: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只要送饭上门管饱就成，这是“宅女”的口号。这些年轻美女家门一关自娱自乐。
4.周老虎:2008年，广大网民将周正龙称为“周老虎”，以此昭示他与老虎的不解之缘。
5.“做俯卧撑”:2008年7月1日，仅仅一天一夜，“做俯卧撑”突然成为了网络流行语。此语源于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
6.“叉腰肌”:谢亚龙引爆新一轮网络热词“叉腰肌”。大家注意到：在女足奥运表现广受球迷肯定的情况下，谢亚龙竟然在女足总结会上大批姑娘们没有斗志，并抛出了他的“叉腰肌”论调。
7.“囧” “槑”:“囧”，不是“火星体”，这个汉字念jiǒng，本义“光明”。现在在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最频繁的字之一，它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之意。“囧”被形容为“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
“槑”音同“梅”，字由二呆组成，故成为形容人比呆还呆的意思。于是在网络语言里被用来形容人很呆，很傻，很天真。
8.“雷到”“雷人”:“雷到”原是出自江浙一带的词汇，浙江东北部地区，是指听到别人的话很讶异很惊奇抑或难以理解。“被雷到了”、“雷人”无疑成为了2008年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流行语之一。
9.“山寨”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如今，什么都有山寨版了，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山寨。10.“霹雳”:“霹雳”一词的灵感来自于琼瑶编剧的《情深深雨蒙蒙》，剧中女演员听到自己的好友被抛弃了，非常震惊，脱口而出：“怎么会有这么霹雳的消息嘛！”网友称，“霹雳”比“雷”更有创意，更传神，一定会取代“雷”成为最红流行语！
2009年：
1、不差钱
2、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3、寂寞党：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
4、杯具
5、：“曾哥纯爷们！铁血真汉子！” 2010年：1, 种草不让人去躺，不如改种仙人掌！
2、我心眼儿有些小，但是不缺；我脾气很好，但不是没有！
3、人和猪的区别就是：猪一直是猪，而人有时却不是人！
4、原来只要是分开了的人，不论原来多么熟悉，也会慢慢变得疏远。
5、去披萨店买披萨！服务员问我是要切成8块还是12块？我想了想说：还是8块吧！12块吃不完
9、爱情就象鬼，相信的人多，见到的人少
10、永远有多远？你小子就给我滚多远！
11、碰到一个写手个性签名：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碰到一个GG个性签名：给我一个姑娘，我可以创造一个民族。
12、自从我变成了狗屎，就再也没有人踩在我头上了。
13、我想早恋，但是已经晚了……
14、天哪！我的衣服又瘦了。
15、80后的重要任务是制造08后。
16、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
17、是金子总要发光的，但当满地都是金子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颗了。
18、提醒大家要学会修自己的笔记本，这是很重要的！从前有个人，他不会修自己的笔记本……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9、我不是广场上算卦的，唠不出那么多你爱听的嗑。
29、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不仅收视率低，而且工资不高。
30、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问题是我是穷人。
31、唯女人与英雄难过也，唯老婆与工作难找也。
32、见到我以后你会突然发现——啊，原来帅也可以这样具体呀！
33、问一同事：“你买了中石油吗？”同事说：“呸！你才买了中石油呢。你们全家都买了中石油，还买了中石化！”
34、中午在食堂叫了两个菜。吃第一个我震撼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难吃的菜吗？”吃第二个我哭了“还真有啊”。
35、老鼠一发威，大家都是病猫。
36、人生就像一个茶几，虽然不大，但是充满了杯具。
37、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
38、0岁出场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远大理想，30岁发奋图强。40岁基本定向，50岁处处吃香。60岁打打麻将，70岁处处闲逛。80岁拉拉家常，90岁挂在墙上！
39、老板，先来两斤真爱，拿回去喂狗！
42、读10年语文，不如聊半年QQ。
43、早晨懒床，遂从口袋里掏出6枚硬币：如果抛出去六个都是正面，我就去上课！思躇良久，还是算了，别冒这个险了……
44、我花8万买了个西周陶罐，昨儿到《鉴宝》栏目进行鉴定，专家严肃地说：“这哪是西周的？这是上周的！”
45、我能容忍身材是假的，脸是假的，胸是假的，臀是假的！！但就是不容忍钱是的！！
第五篇：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变迁论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变迁论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2008-08-0
4一、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变迁
1.计划经济时代重安置轻补偿的征地补偿制度。建国后，为了适应城市建设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1950年11月10日《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就提到了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并在1953年和1958年进行了修改。总体补偿标准为土地年产值的2～6倍。1958年征用办法规定了农业安置和移民安置办法；1982年的安置途径增加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吸收、用地单位吸收、农转非后招工安置等多项安置途径。总体来说，这个时期补偿标准严重偏低。但由于较好地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安置问题，所以征地进展顺利。
2.20世纪80年代安置和货币补偿并重的征地补偿制度。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采纳了《条例》中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大部分规定，在安置途径上增加了非农就业安置方式。虽然征地补偿标准仍然偏低，但是由于增加了非农就业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而言增加了农转工的机会。由于当时重工思想和巨大的工农业“剪刀差”，它给失地农民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这种招工和货币安置相结合的征地制度在当时得到了失地农民的认同，征地工作顺利进行，没有出现因为国家大量征地而引发较大社会矛盾的情况。
3.20世纪90年代单一货币补偿方式下的征地补偿制度。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除了规定政府在征地后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外，对征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导致大规模失地农民问题产生。
4.21世纪初多种安置模式并存的阶段。2004年国土资源部㈩台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提㈩征地补偿安置原则是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闲征地而降低。它创新了安置方式，在法律规定原有安置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土地入股等安置方式，形成了土地入股安置、农业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安置和移民安置等安置办法，以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安置模式并存。
二、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特点
1.实行相当补偿原则。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主要实行相当补偿原则。从建国初期1953年平均年产值三倍到五倍的补偿，到1982年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20倍的补偿价格，一直到1998年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补偿，均实行相当补偿原则。这种原则的施行，考虑到了政府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但却可能导致补偿成本与市场价格的背离。以南京市2002年为例，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的最低价为每亩8万元(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属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最高价为20万元。而政府转手拍卖最高价为每亩980万元，最低价为每亩120万元，差距大得惊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地方政府土地㈩让金每年平均达450亿元以上，而同期征地补偿费只有91亿元。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达到6000亿元。压低征地补偿费标准，高价出让，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土地流转的政府垄断权。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情况除外。”并且《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农村集体公共组织没有批准权，国家却可以根据公共利益为目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强行征用，使集体的土地成为国有。所以，国家征用成为集体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唯一途径，并将征地的范围从公共利益用地扩展到国家建设用地。所以，只要符合国家建设要求的，不论是否符合公共目的，都可以采用征用的方式将集体用地转为非农用地。
3.强调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强调民众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强制征地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虽然土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但是失地农民的后路有保证。尽管补偿费用降低了，由于不完全损害个人利益，农民还是能够接受。总之，在这一阶段，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有保障，社会相对稳定。1986年实行招工和货币安置相结合的征地制度在当时得到了失地农民的极大支持，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所以，征地制度的强制性是建立在失地农民没有后顾之忧的基础上的。而1998年以来由于征地补偿价格偏低和征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安置政策的失效等原因，引起农民对土地征用的抵制。据调查，目前在全国的土地上访案件中，70%以上是因征地而引发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地区都因为征地补偿价格问题引发过矛盾，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由于农民抵制强制征地而引发的武装械斗事件，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甚至出现公共性项目用地征地困难。
4.强调政府安置责任。从国家1950年制定第一个征地安置办法开始，政府一直强调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安置方式也主要以农业为主。从最初的失地农民农业安置强调要“给群众以必要的准备时间，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照顾的条件下，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到1953年对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和安排。另外，1958国务院公布修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指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既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该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行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而1982年的安置途径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安置外，又增加了发展社队工副业生产、迁队或并队、集体所有制企业吸收、用地单位吸收、农转非后招工安置等多项安置途径，使失地农民安置途径增加。1986年的招工安置和货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又使农民积极配合征地，使征地下作顺利进行。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根本性变迁，在征用补偿安置机制已明显失效的同时，仍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补偿安置体制，法律严重滞后于现实实践，导致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直到2004年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又重新提出土地入股安置、农业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安置和移民安置等安置办法，以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综上所述，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失地农民问题的主要原因。由于征地权的滥用，导致失地农民过度非农化。政府强制征地和低价征地导致失地农民被动非农化。安置政策失效使失地农民无法顺利实现就业非农化，并使农民在农村的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征地补偿制度的实施导致失地农民出现生活方式非农化，但就业方式无法同步非农化的困境。必须从严格土地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权和创新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入手，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三、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思考
1.严格土地征用范围。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纯公共物品”定义，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这里，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少应包括以下要件：第一，公共利益所涉及的受益主体应当是不特定多数人；第二，公共利益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具体的义务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第三，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当是非营利性；第四，公共利益的效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第五，公共利益的投资应当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来进行。只有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建设行为才能界定为公共利益的范围。为了限制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应将“公共利益”的目的进行列举，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可以将公共利益限制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设施用地；(2)基础设施用地，包括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环境卫生、道路、广场、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3)公益事业用地，包括非营利性教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科研机构用地；(4)特殊用地，包括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育所等用地；(5)享受特殊政策优惠的用地，如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和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开发企业用地、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等。目前我国土地经济呈现多元化，混合经济不断发展，许多传统的“公共利益用途”也往往与非盈利性质联系在一起。应根据土地征用的目的和盈利情况对征地行为进行进一步界定，进一步划分为：纯公共利益、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各性质的划分可采用概括方式进行列举。(1)纯公共利益用途：在上述定义下征地项目具有非盈利性质的，例如军事用地、国家机关、文教卫生等。目前，可以把《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用地项目划入该领域。
(2)准公共利益用途：符合上述对“公共利益”定义，但是具有明显的盈利性质的土地需求，如高速公路、国家由于经济政策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园区、“大学城”等。(3)非公共利益用途：如房地产开发等。这类用途的土地征用不应具有强制力，属于商业用地，应该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同时，国家应通过征收土地流转税的方式适当参与土地增值的再分配。通过以上界定土地征用范围，可以改变过去滥用征用权或者“擦边球”理解动用征用权，过去通过征用途径获取土地的非公共利益建设项目必须通过正常土地市场解决，或者通过土地供给制度创新，如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来满足需求。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法律上只有通过土地征用这种单一渠道获取集体土地的困境，也可以促进土地使用效率，防止因为土地征用而导致损害失地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2.有条件地引入完全补偿原则。现行的土地补偿价格采用“产值倍数法”来进行补偿明显偏低。因为现行农业已不是传统农业，其产值都是高附加值，而非传统的粮食和蔬菜等产值可比。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补偿价格。土地征地补偿价格应包括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两部分。一次性补偿主要包括农民的货币收入、培训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持续性补偿主要是土地的增值收益。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带来收益是补偿价格制定的宗旨。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补偿价格。应根据不同区位和农地的质量以及产值情况，确定土地区片价格。在土地征用时，以确定的土地区片价格为依据，并参考土地的区位、面积的大小、承载人口的多少，确定土地征用价格。
3.将失地农民的安置同村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失地农民的核心问题不是补偿问题，而是就业和安置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虽然征地补偿价格较低，但由于采用了较好的失地农民安置政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失地农民问题。尤其是1986年以招工和货
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补偿方式，由于为失地农民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应针对我国目前失地农民存在的普遍文化程度偏低、非农就业技能较差的特点，将失地农民的安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以有限的土地补偿款进行开发。这既可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又可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难题。
4.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要成为安置政策选择的核心。创新失地农民安置模式，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有效途径。目前很多地区因为创新了失地农民安置方式，顺利化解了农民失地和城市化的难题，实现了失地农民和经济的双赢。目前比较成功的安置模式有上海、江苏和浙江地区“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方式，广东南海地区“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湖南咸嘉地区“留地安置和综合开发相结合”综合安置模式和石家庄槐底村的“集中开发型”安置模式等。总体来看，“土地换保障型”的安置方式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保障问题，却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没有发展的市民化之路，使农民最终不能免除沦为城市贫民的惨剧。而“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留地安置和综合开发相结合”综合安置模式和“集中开发型”安置方式都是通过土地统一规划，土地集中开发，让市民获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以及通过分享土地开发收益为失地农民开启发展之路，并为失地农民提供长久的保障。所以，这三种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开发型的安置模式，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单纯留地安置和就业安置并不能使咸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而是综合开发使农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槐底村村民只是因为敢以征地款去分吃城市化的一杯羹，才追上了现代化的脚步；南海人民勇于以地生财，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做享城市化之利。所以，如何以有限的土地补偿款进行开发，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项目开发成功才会有失地农民的发展，否则会使失地农民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开发性安置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咸嘉、槐底和南海等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来看，必须选择市场风险较小、资金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特别是考虑与工业区建设、城市化功能相配套的经营开发项目，利用有限的土地征用款参与城市化功能相配套的物业开发，使农民通过入股分红从中得到长久的持续收益。这种经营方式是使农民在失地后不失利，确保失地农民长期保障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化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失地农民问题不仅是一个农村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该问题的存在不仅对失地农民心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如何顺利解决失地农民问题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必须从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入手，从社会保险、就业培训、安置模式各个角度妥善安排，切实制定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失地农民市民化之路，切实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失地农民问题，防止损害失地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刘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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