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人情腐败 掐断滋生温床[五篇范文]

第一篇：杜绝人情腐败 掐断滋生温床

杜绝人情腐败 掐断滋生温床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来，皇帝代天而治，皇权大于国法，古代中国纵然有法律，却从未形成法治，始终是人治社会。辛亥革命后，现代文明发展多年，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对法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人民法治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不可否认，囿于现行从上至下考核制度的缺陷，权力的授予与制约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加上传统文化或习俗的影响，不少手握权利者仍习惯于讲“人治”不讲法治，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经常被各种“人情”所包围，陷入人情腐败的泥潭。

中国式的“人情”分而概之，不外乎三种。一是亲情，基于血缘关系；二是友情，基于事缘关系；三是乡情，基于地缘关系。

亲情不用多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先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古代士族阶层中，家族利益比国家利益更重要，血缘关系、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亲情乃人之常情，关照亲人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超越了公德和法律，动用手中公权来为亲人谋私利，必然滋生出亲情腐败。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只顾亲情不讲规则，挖空心思为配偶子女或亲戚谋取好处提供方便，让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位更多的利益。原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谭栖伟刻意提拔其儿子谭丹，20多岁便官至正处级，31岁便官至副厅。原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无视党纪国法，为了自己儿子能考上公务员，悍然在公务员考试中为儿子试卷改分。在少数官员以亲情为亲人谋好处的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借亲情与当权者拉关系，相互利用共谋私利；有的将血缘关系无限衍生，扯出远房的表姑表舅关系，编织一道微妙的亲情网；有的实在攀不上亲戚关系，就想方设法走“夫人外交”、“孩子攻势”，借助人家老婆孩子，把人家拖进亲情的陷阱。原**常务副省长谭力便是最好的例证。

友情有多种，“四大铁”中同过窗的同学、扛过枪的战友，甚至同事、上下级之间关系也都可以纳入友情一类。工作中，良好的事业关系，可以产生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工作，有利于事业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关系过于庸俗化，因为是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明知不对，不去拒绝，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甚至，结成利益群体，把友情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源，为个人和小群体谋取不正当利益。近年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为首的铁路系统、石油系统、能源系统窝案最为突出，这些行业系统遍及全国，资金实力庞大，在采购、工程招标、运输等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领导在贪污受贿时，下面往往上行下效，一经查出就是大案窝案。

乡情，同乡之间都有一种共同的认可。“四大喜”中的他乡遇故知，还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这些顺口溜无不说明中国人的浓浓乡土情。但是，一些人在攀老乡关系的时候，并不满足于叙谈乡情，而是巧借乡情巴结权势，以实现个人的功利目标。现在，中国处于大发展时期，基建项目遍地开花，在建设领域，借老乡关系跑项目、揽工程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难免不夹杂着人情或利益交往。所以说，乡情固然美好，一旦蒙上浓厚的功利色彩，就容易滋生乡情腐败。

当然，这三类区分也并非绝对。不论官大官小，只要手握资源、掌控权利，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来攀亲戚、找老乡、见故友。一旦其立场不坚定，心理防线稍开一丝缝，认为在年节期间收受一点礼品礼金不算什么，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放松警惕,就有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开始的婉拒到坐立不安到心安理得，最后到挖空心思索贿。在现在反腐高压的形势下，为“安全”起见，有心之人也是变着花招，有的从朋友圈子打牌送钱试探开始，到请吃请玩、赞助旅游；有的投其所好，送古玩字画、玉石黄金、名贵邮票等，美其名曰人情往来，收的人也欣然接受。在中央实施八项规定之前，有些领导甚至为广纳钱财且规避风险，主动策划“项目”，利用婚丧喜庆、孩子升学、生日甚至生病住院等机会，广收“财”礼。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节日期间亲朋好友互赠礼物的确是人之常情，这样的人情往来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问候和温暖的情谊，体现的是社会真情和美好人伦。但任由人情过于泛滥，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在人情社会里，人情以个人的私情和偏好为导向，不仅可以颠覆良知和公德，还可以颠覆规则和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和健全了非常完备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现阶段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关系网（人情）左右，往往出现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彻底扭转中国社会中的靠人情和关系办事的现状，不仅需要坚持依法治国，真正形成法治社会，还需要从纠正社会不良风气入手，建立新的文化和道德体系，人情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第二篇：杜绝腐败主要靠他律-破

破论：

第一，我想请对方便有认真再审一遍我们辩论的题目，对方辩友用三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完美的演绎了一场最终幻想，幻想虽美，却是一座空中楼阁。对方便有把自律和他律分割开来，我们所辩论的观点是自律和他律对于杜绝腐败那个更重要，主要靠的是什么，而非要自律和他律。

第二个问题，法为国家之利器，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向请问对方辩友，国家为什么会有法？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汕尾市陆丰县烟草局局长陈文铸任职期间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违规招收45人入职成为正式在编职工，被网络曝光3年间进出港澳65次，“天价招待费”涉嫌豪华消费等多项贪污腐败罪名。如这样的情况，按您的观点是不是要等着他慢慢醒悟，悟出个自律来呢？那我们什么事情大家都去悟不就行了，是这样吗？《流行花园》里有这样一句话，假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假如贪污腐败自律可以杜绝的话，要法律法规干什么？这种自律的效果大家可想而知。

第三，在历史现实的实践上，我没见过一个杰士廉吏识字率培养出来的，并且，也没见过一个贪污之徒“自律了”真正改正了的，记得那本小说了一句：大凡做好事之心，一天天会小下去，做坏事的胆，一天天会大起来。倒是这句话，贴近真理和实际。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样完美的自律，我们也提倡人们追求和向往这样的自律，可是面对现实中的廉洁危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自律只有良知的内疚。而他律具有鲜明的外在强制性，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当今世界廉政建设的实践不恰恰证明，只有他律，才可以使人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吗？

我方坚持认为“杜绝腐败主要靠他律”，谢谢！

第三篇：形势政策 人情关系与腐败

简论人情关系与腐败

诸多腐败官员犯案之后都悔说其腐败堕落源于“礼尚往来”的人之常情，甚至是满腹委屈地说那是万不得已、不得不收，意思是说，如果不收则“情何以堪”。人情与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法律所界分的明确界限？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还会有“前腐后继”的官员们栽倒在所谓的“礼尚往来”定时炸弹下。

今天我们就从各个方面分析一下“人情关系”与腐败。

一．学理方面的分析：

讲究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正常适度的礼尚往来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是亲朋好友融洽关系、交流感情、和睦共处的有效渠道。而对于手中握有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谓的“礼尚往来”就可能逾越本意而出现偏差，而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

尽管官员与百姓所收之礼在形式上没有区别，都是一定的以礼物形态表现的有价物，但两者“往来”的情形和性质可能大相径庭。对于官员们礼物上的交往来说，其行为走向有两种可能，即可能“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往”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也可能“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而“往”的却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前者确属一般的“礼尚往来”，后者则早已偏离“礼尚往来”的应有涵义而属于一种带有腐败性质的往来，笔者称之为“腐败往来”，因为其行为符合腐败的实质要件。对于官员礼物交往的行为应该引入一个更为准确的中性词即“礼尚往来”进行表述，就是指官员通过礼物或礼品为媒介的交往或往来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官员们礼品往来行为的走向和性质进行甄别与界分，官员“礼尚往来”的性质有可能是“礼尚往来”，也有可能是“腐败往来”。

我国诸多腐败案中的落网贪官总喜欢拿礼尚往来说事，以企混淆视听并博取人们同情。我们既不能把官员“礼尚往来”统统看成是“礼尚往来”或“腐败往来”，更不能如现在诸多人所说的对官员“礼尚往来”一概进行法律规制，因为既然是“礼尚往来”就无需予以限制，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礼尚往来”是约定俗成了的褒义内涵，无端限制有违人情和常理，故而只能是对其“礼尚往来”中构成“腐败往来”的行为进行规制或制裁。

因此，必须首先从概念与内涵上予以澄清，才能正本清源而厘清正常的“礼尚往来”还是“腐败往来”，最终不为那些声称“礼尚往来”而大搞腐败的官员留下任何可乘借口。而官员“礼尚往来”是否导致腐败要看其行为走向性质，为此必须对官员礼尚往来的行为进行法律界分，对于正常的“礼尚往来”法律当然应于保护，对于“腐败往来”法律应于惩治。

二．理清观念上的偏差

人情，即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性感情。它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组织和协调社会统一体、促进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有着重要影响。当这种感情交织，产生一定的相互作用后，便会形成人情关系。我国现实生活中官员收受礼品的行为十分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官员“礼尚往来”的行为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偏颇，加之相关法律的缺漏，导致对其是否可能形成腐败的认知存在很大偏差。主要有以下三种认识：将“礼尚往来”等同于“礼尚往来”并认为均构成腐败，将官员们正常民间礼品交流中的人情往来行为也纳入腐败之列，显然过于严格和不近人情；认为一般的“礼尚往来”并不构成腐败，或者一般礼物并不纳入认定腐败的数额，只要不是现金或有价证券等，什么烟酒茶之类的礼品统统排除在受贿之外，在执法纪检部门中似乎成为了共识且付诸实施中。这种观点显然失之过宽，也为那些借口“礼尚往来”而大搞腐败之人埋下口舌；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一般腐败的“亚腐败”行为，如官员们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借机敛财之举一直为人们所广为诟病。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往往被官员们冠以“礼尚往来”的头衔，使其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亚腐败”。这种观点较为客观而且形象，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有别于一般腐败的“亚腐败”现象，但明显带有折中色彩。

但总体而言，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包含非即时性权钱交易的官员因私收礼与真正亲友间礼尚往来的收礼行为混为一谈，从而助长了复杂多样、形形色色的礼品贿赂，似乎送礼者与收礼者都出于朋友间交往的人情“善意”，这种行为是否腐败在我国一直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因此，要正确理解和看待官员们“礼尚往来”的行为，对收受超过一定数量的礼品的行为决不能再用“礼尚往来”的说法予以看待和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要能够严格区分“礼尚往来”与“腐败往来”的字面含义与实质内涵，不能因为对于表面上的“礼尚往来”的误读误解而为实质上的“腐败往来”留下借口。就如在美国人看来，官员收送礼品的行为绝非私事，即使是收礼者没有给送礼者谋取非法利益，其收礼行为也是关乎或玷污了廉洁从政形象和政府威信的大事，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仔细规范，这种在观念上的理性认知和重视程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为此转变观念势在必行。

下面，有请大家看下我们小组为大家准备的视频，纽约大学教授熊玠（jie）教授谈中国人情社会与腐败的关系。

看完了视频相信大家对腐败以及上文中所提到的现状以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紧接着就由我再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小组对其如何解决所提出的些许拙见。

三．让法律来“说话”

制度的缺漏是致使一些官员最终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首先要完善立法。

我国虽有诸多相关党纪国法对官员收受礼品的行为进行规制，甚至每到节假日就三令五申，但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重要原因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不够具体细化而显得泛泛而谈，从而给腐败分子留下模糊的认识和狡辩的空间。

美国对官员的礼尚往来进行了极为详细而周全地规定，在对可能形成利益冲突而产生腐败的礼品送收行为具体列入禁止情形的同时，也对属于“礼尚往来”的情形进行了例外排除规定，这样使得在收送礼品问题上如何处理一目了然，法律界碑明显，不会产生什么歧义和偏差，当事人完全能够对照法律条款来掂量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从而真正做到了在礼品收送问题上的有法可依。如规定的在某一场合收到并非索取的市场价值总计不超出20美元的礼物，在一年内从某一个人那里收取的累积市场价值在50美元以下的礼物，但不得因执行公务时改变行为而收取作为报答的礼物，而且不能是现金、礼券等，这就使得像我国一些官员所借口的诸多收受礼品的行为只是出于“礼尚往来”的说辞无立锥之地。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下属不可能只送给上司们低于几美元的礼品，上级官员们更不会看上这点区区小礼，那些借婚丧嫁娶、过年过节、生日升迁而大操大办敛财的就更不用说了。

再如，美国政府道德法将各种利益冲突行为详细列举并予以规制，禁止什么、如何处罚、怎样遵守清清楚楚，如此具体规定就使得文强等人行为的腐败性质无可辩驳，就不会纠缠于主观意图如何评价，只要其从事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礼尚往来行为就构成违法，这样才能行之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因此，尽快制定详细的政府或从政道德法，应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同时要强化执法。要减少官员不正当收送礼品现象发生和蔓延，就必须加大执法的力度，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区分“礼尚往来”还是“腐败往来”。

在我国诸多腐败案中，许多落网贪官总喜欢拿人情关系中的“礼尚往来”说事。由于缺乏对“礼尚往来”概念的正确认知，加之我国法律方面的宽泛，使得这样的说辞比比皆是，人们的看法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执法标准模糊混乱，惩罚力度失之过宽。

其实，不管这些人的说法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管这些人当初收受这些所谓礼物时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官员们即使真的有往有来，那也是人家“来”的多，自家“往”的少或“往”的公家之礼，绝不会出现“逆流”现象，更绝非是基于平视态度并付出对价礼物的“礼尚往来”。而由于这种“礼尚往来”的行为比比皆是，近乎到了“法不责众”状态，纪检、执法和司法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对官员所收礼品也并不纳入案值之中处理。

我们可以研究和借鉴美国的利益冲突理论来指导司法实践，就是将官员收送礼品的行为推定为可能形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要是客观上收送了一定数额的礼物的行为，构成违法就无须以给送礼者谋取非法利益为认定前提，除非符合法律上例外的规定，不管其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而加以惩治，这样就避免了法律实践中的模糊认识与做法，从而使那些高喊“礼尚往来”的腐败分子失去掩人耳目的借口。而且要有一个强有力且直接隶属于高层的执法机构予以实施，美国对于政府道德法及其礼品规制的实施有一套严密的执法机构予以操作，即各类道德委员会或道德办公室进行专门执法，负责对政府道德法进行宣传教育、调查取证，甚至把该法律的要求张贴在每个办公室的墙上，以时刻提醒每个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我国法律规定的一定级别官员礼品申报、财产申报等制度，由于执法不严而处于形式主义的状态，所以强化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是预防和惩治官员从“礼尚往来”走向“腐败往来”的关键所在。

以上就是我们小组对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的简单分析，谢谢。

工商管理1101班

2014.3.28

第四篇：党课心得+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观看腐败的温床警示片心得体会

通过观看警示片腐败的温床，给我很深的触动。认识到腐败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如果不根除腐败这个毒瘤将严重影响到我党的安危。要想做好反腐败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就是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我国的干部群体，共产党员占有绝大多数。如果治党不严、党风不正，就不可能从严治政，就必然会官风不正、民风不正。倘若将共产党员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将对党员的要求降低到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底线之下，共产党的信誉和权威无疑将会遭到破坏。

二、要扩大社会监督渠道。

对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有部分的预防作用。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双向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除此之外，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除向上级负责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向人民负责。

三、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

中。

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效力，对能够用市场机制来替代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用市场的招标等手段来处理。在众多的权力之中，财政权力无疑显得更重要一些，所以我们要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强化资金管理，将所有收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督。

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追究党员的腐败原因，根本还在于党员思想的腐败堕落。目前我党已针对这种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这次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是个很好的教育党员干部的机会。

2014年6月30日

第五篇：党课心得+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

今天给我们上党课的是我最爱的马基老师，水法爷爷。总能寓哲理于幽默中的他，在党课上，更是不令我们失望的。他先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为什么在当今社会，腐败现象打击力度加大却依旧层出不穷的现象，再次接受了党课的培训，感触很深，现将心得总结如下：

“腐败现象古已有之，驱而不散，共史而生，与人同行。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多种形式。如果不根除腐败这个毒瘤将严重影响到我党的安危和江山社稷。要想做好反腐败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反腐败的重中之重就是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我国的干部群体，共产党员占有绝大多数。如果治党不严、党风不正，就不可能从严治政，就必然会官风不正、民风不正。倘若将共产党员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将对党员的要求降低到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底线之下，共产党的信誉和权威无疑将会遭到破坏。具体说来，从严治党的关键则要从改革党的干部管理制度着手。

首先，要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

对各级的行政官员，由过去的上级委任为公开考试，如目前全国各省所搞的公开招聘试点以及任职前的公众评议等，就是很好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不断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每一级干部的提升要经过公开的选拔考试和公众评议。坚决杜绝干部提拔的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现象，因为它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在提拔、选用干部时，要做到公开、透明、民主。通过竞争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逐级的考试选拔，提高透明度，尽量减少吏治中的腐败。一旦发现腐败干部，要予以法办，最好不要内部处理，法办的优点是公开性，它能给腐败分子以威慑。除此之外，要对用人失误的直接责任人予以追究，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形成一个用人失误责任追究的制度。

其次，要扩大社会监督渠道。

任前公示制度，公众评议制度等，对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有部分的预防作用。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双向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除此之外，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除向上级负责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向人民负责。这就是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监督权力主体的渠道。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各级政府的首脑应逐步由人民代表直选。

再次，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

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效力，对能够用市场机制来替代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用市场的招标、拍卖等手段来处理。在众多的权力之中，财政权力无疑显得更重要一些，所以我们要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强化资金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所有收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督。

最后，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追究党员的腐败原因，根本还在于党员思想的腐败堕落。目前我党已针对这种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三个代表”、“三讲”教育。但是，这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流于形式，要从腐败的思想根源上进行说教。

二、要铭记反腐败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反对腐败，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至少要伴随到四个现代化的完成。从有关调查和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案件情况看，消极腐败现象在以相当严重的态势蔓延。具体地说，当前腐败蔓延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1）案件数量迅速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2）职务级别越来越高，顶风作案现象异常突出。

（3）窝案串案越来越多，腐败主体由个体发展到团体组织。从目前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近些年来，搞腐败活动的已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还有不少是有组织的、集团性的活动。这些腐败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腐败活动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的；二是腐败活动是以团体组织的方式出现的。

（4）腐败涉及层面在扩大，程度在加深。从近些年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看，腐败现象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从直接管钱物的部门向负责审批钱物的管理部门蔓延，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蔓延；其次，腐败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从资金的积累向私人资本的积累发展；第三，腐败活动由通常的用权力来攫取钱财，向用钱财来操纵权力、获得权力发展。

（5）腐败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腐败由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有些腐败主体往往以改革、开放、敢闯敢冒、发展经济为旗号，用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腐败行为；二是腐败向智能化发展，一些腐败分子已不再是因为一时冲动或利令智昏而犯罪，而是精心设计、预谋在前，有的还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作案；三是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腐败活动已不限于简单的追求金钱和物质，而与追求权力、女色等结合在一起，权钱、权权、权色等复合型腐败数量近年来大幅度上升。

总之，“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随着反腐斗争不断深入，贪官污吏也在各个领域层出不穷，再加上腐败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这就注定反腐败是一件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从长计议，而不能一蹴而就。另外，腐败并非能完全避免，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不能以任何理由纵容腐败分子的消极行为。

对于腐败的消极影响，江泽民同志曾经严肃的说过：“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江泽民同志的话表明：腐败是事关民心向背、政治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权力来源的认识上，我们一贯强调，党和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是千真万确的。邓小平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防止腐败现象、推行廉洁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事实证明，腐败使得人民失去太多的利益，人民群众是腐败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最强大的支持者，他们始终都在用最雪亮的眼睛来关注，迫切希望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腐败现象，铲除腐败的根源。由此可知，反腐败无疑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我们要尊重人民的意见。另外，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鉴于此，人民应该是反腐败的监督主体，只有如此，我国各部门的腐败浪潮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五、重视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物质丰富，也需要精神饱满，健康。为此，江泽民同志曾经坚定的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理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说，全党要始终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这种学习要扎扎实实地，而非走过场地、假惺惺地，那样只能危害党和人民，腐败分子就是在此过程里萌芽的。

面对我国错综复杂的腐败行为和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党和国家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人、武装人，用大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感化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各级干部应当不断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残余，切实树立公仆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恢复、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借鉴和吸收世界现代化的优秀精神文化财富，重塑中国人的精神灵魂风貌；树立崇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铸造高尚的生活观和享乐观；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致富观，重构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情操，即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灵魂大厦，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