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选总统——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二)

第一篇：法官选总统——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二)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第二篇：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第2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从2000年美国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

从2000年美国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07政教班张淮

这次大选是在现任美国总统和戈尔之间竞争，在此之前戈尔已经赢得1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总共262张选票，而布什也有29个州的246张选票在手。但是据我们所知要想入住白宫最少要有270张选举人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是只有一个州的选票没有得出——佛罗里达州，这个州还有25张选举人票，因此，不论戈尔和布什，只要在佛州取胜，谁就算拿到了进入白宫的金钥匙。其中佛罗里达州的计票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双方的竞选人团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而这个州的选票在而与我咋的下几易其主，但是不管其中的经过怎么样，那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我只说最终是经过法院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判决把这关键的25张选举人票给了布什，从而这美国选举上的百年的奇观也最终落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不管是谁入住了白宫都讲是不可避免的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的最弱的一个总统。

经过这样的选票战，律师战，我们就可能是会很迷惑这个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怎么这样的在中国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到美国会成为这样麻烦的一件事情，这就要求我们要很好的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其中也几个是其中的“三权分立”、联邦制。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

最早由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提出，用以巩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后来该学说不断传播，并被法国著名人物孟德斯鸠诠释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形式，解决了在该种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部分问题。该学说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证。

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即使在现代，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这样也就不容易出现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封建专制，权利之间的制衡可以更好的确保征服的决策的正确，当政府的决策在国会看来是不很好的话，就可以否认这项措施的实行。也就达到权利的制约平衡。

其中三权是指：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美国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是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立法；可以发布拥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还有立法倡议权，即建

议国会立什么样的法。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是行政机构的设臵和所需经费须由国会批准，国会还有权监督行政执行情况、经费开支和官员行为。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违宪；还能通过案件的判决对宪法作出新解释，扩大或限制总统的权力。司法权属于法院。但是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和联邦其他法院的设立，均由国会决定，总统亦可施加影响。国会可以通过批准对法官的任命或弹劾法官的办法，来改变法院的组成。国会和各州一起，可以用宪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三权分立也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消极作用，表现在：

①所谓分权与制衡，事实上成为协调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一种机制。②实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三大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导致效率低下。

③三权分立的原则难以在政治实践中真正贯彻。

三权分立制，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有效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享有真正的民主。

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还有就是根据的是佛罗里达的法律来判决的，这就是体现美国的联邦制，我们就来看下它有什么特点。美国建国之后实行的是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制。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于1777年11月通过了《邦联条例》，1778年经各州批准后该条例生效。根据条例，解散了原来的大陆会议，建立了邦联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各州联合体。邦联议会虽是当时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它只是各州代表的会议，它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宣战、媾和、签约、发行货币、借债、征兵和征税等权力，它也不是立法机构，它的决议需要征得各州同意；而各州却拥有主权国家所享有的一切权力。联邦制的最大特点是分权，主权由联邦和各州分享，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通俗的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美国的联邦制下，各州可以制自己的法律，前提是不要与联邦的法律相违背。其实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学过，联邦制下的各州还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外事权…….向这次大选选票的归属问题在美国显然是不使用联邦的法律，所以是只能是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来判决，这也就体现的是联邦制下的州有一定的立法权而且是有独立的司法权。

在我觉得联邦制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有较强的自主性，并不像单一制下的是中央集权，上面的是命令而联邦制下的就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适合自己地方的情况政策，更好的使政府的决策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有利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有很大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央的或国家的有些决策可能是考虑到大局而地方就是仅仅看到的是自己的视线，并不理解就会转化成反对故而有很大的难度来推行，典型的就是有印度，根据我老师的讲，现在的印度应该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的，而其中的一个就是因为在地方上的意见不统一，互相的不让步致使不可行通。其实这些应该都是相对的其中与所在国的综合国力是不可分，现在的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也是联邦制国家，可是在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美国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这就应该是得益于其综合国力，也就是使其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样及会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办起事来就相对是比较简单。

这次2008年的美国大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应该

说是一次不仅是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考验还是对其制度的锤炼，其中也就很显然的出现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在政府要做出7000亿救市的决策时，并不是政府说的算而是经过国会的讨论、缜密思考最终通过，这也就轻易的避免独断专权。

最终在我们看来一直标榜自己的是制度最好“超民主”的美国其自身也是有很大的缺点，资本主义的本身固有矛盾就是其一直是不能解决的，这就是源于它自己的私有制。最后就是制度也应该是要与时俱进，并不应该是要固守原有的。

第四篇：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制度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制度

杨光斌

一． 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变化

1.桑德斯-特朗普现象：极化政治光谱  桑德斯社会主义与年轻人的愤怒  特朗普右翼政治与底层白人的不满 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分裂

 如何看待“民粹主义”之说？（民族与阶级）2.希拉利现象：金钱政治的典范  “纸牌屋”政治

 宪法修正:作为言论自由的政治献金不封顶  希拉利与华尔街（俘获型国家）

 克林顿基金会与摩洛哥论坛：1200万美元  腐败政治的合法化 3.美国政党政治的重新组合

 民主党的希拉利转变为共和党的富人政党  特朗普共和党（原来为民主党）代言穷人利益 4.“普世价值”失去道德高地，美国如何领导世界？  一场比差比烂的大选  黯然失色的“民主灯塔”  “软实力”还有“实力”吗？

二．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

 价值体系：从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定位民主】  制度体系：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党争民主【改造民主的概念】

 普世价值：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制度合理化表述】  附条件性：国家认同-共享信念-社会结构（同质性文化）

三自由民主的实践困境

1.西方国家：党争民主与否决性体制，60年代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即全民选举，冷战的外在压力使得这种党争被节制，但冷战之后。。。脱欧公投 2.发达国家的“逆发展”：阿根廷、希腊、台湾地区 3.民主转型的非西方国家：  少数成功者  国家失败者

 长期动荡者（巴基斯坦、泰国、非洲等） 无效治理者（印度-孟加拉等）

4.二战之后的大数据：新兴的后发国家150个左右，哪一个靠自由主义民主而跻身于发达序列？ 5.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比较：

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

四.社会条件比民主形式更重要

1.历史条件：“时间性”（timing）

 民主在传统秩序中：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大众民主100年

 自由主义民主的传播：把结果当原因，以模式代替过程 2.文明基因:  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义促成的个人主义、古希腊哲学的古典资源、由基督教而来的天主教和新教、狭小区域内的多样化语言、二元化的宗教与政权关系、作为罗马遗产的法治、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以及后来的协会与社团的社会多元主义势力、由多元势力而导致的代议机构等

 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保护财产权的宪政、多元主义以及源自多元势力的党争民主

 自由民主其实政治基督教，二者之间的重叠性  “普世价值”：以一种文明代替其他文明，文明的傲慢（19世纪“白人优越论”）

3.社会条件,同质性社会，如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才有白人的普遍选举权 4.启示：民主重要性研究转向民主条件研究（没有人反对民主，问题是如何实践民主？必须寻求适应性条件）

五.结论：破除迷信，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

1.反事实性假设：如果中国搞了以“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 福山命题：五十年之后的中国-美国  “中华民国”的实验， 苏联的试验：30年三种制度及其结果 2.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

 国际思潮：话语权问题  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  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  官僚主义与人民性  民主形式不足与人民民主

参考书目: 1.杨光斌，《让民主归位》（民主理论大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杨光斌，《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杨光斌等著，《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杨光斌、乔哲青，“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3-19页

5.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2-19页

6.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5页

7.北京日报理论部编，《名家卓见：理论难点辨析》，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

第五篇：法官选总统 ——透视美国大选中的民主与法治

张千帆

本文上篇论述了法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力量。通过保证权力的角逐者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法治为政治竞争从分裂回归统一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从而使民主政治过程得以和平、健康、稳定地进行下去。但法治并不是政治社会所遵循的惟一原则。第43届美国总统的归属由法官作出最终裁决，这固然反映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院的尊重以及法治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选举一般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政治过程；现在，佛州乃至整个大选的结果最后居然由法院来决定，而法官本身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做法是不是违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首先必须探讨法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的前提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的判案过程不受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审理布什与戈尔的诉讼期间，代表各自利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都曾针对法院游行示威。但如果其有可能影响法官判案，那么它们肯定将受到取缔与禁止。当然，更不用说当事人利用职权去干预司法活动。为了保证司法独立，美国的联邦法官并不是由选举直接产生的，且法官们不能仅因作出不合民意的司法决定而受到制裁。保障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含义是，社团或政府的某些决定必须由一个中立的机构严格按照法律决定，不论掌握权力的社会势力或代表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当时是否愿意；或者说，一旦法律（包括诸如宪法的“更高的法”）被制订出来，那么除非通过明确修改法律的文字，任何人———包括人民或人民代表中的多数人，甚至法律的制订者本身———都不能偏离法律的要求，或改变由一个专门机构———法院———所解释的法律的含义。任何看似至高无上的东西———无论是“人民的意志”还是“立法者”的喜怒———都不能迫使法官们放弃法律原则，因为后者才是国家的根本。

在人类社会中，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需要政府的统治，而凡是由人组成的政府都需要权力制衡。民主和法治是这种制衡的最根本的要素，但和人民大众及其代表一样，法官也是行为学上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上帝”，他们也会犯错误甚至滥用自身的权力，且司法地位的独立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他们滥用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产生了“由谁来制衡制衡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尤为突出，因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统治”（托克维尔有时把它称为“暴政”），多数人所表达出来的一致倾向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也只有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由多数人认可的政府官员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法官们（例如联邦法院的法官）却经常不是（甚至不应该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官员———尽管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民选官员的任命与批准，因而并不具备其他政治官员所具有的统治合法性，且他们的资历、受教育程度以及因法治需要而受到的隔绝于大众政治影响的刻意保护，使之看上去更像一群和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极不相称的少数贵族。因此，民主和法治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个问题在法治国家并没有（或许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因而对法官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及其权限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争论。

虽然民主和法治可能发生根本冲突，两者毕竟又是相辅相成的。不但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因为法官所解释的法是也应该是经由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法，而且民主也以法治为前提。这时，司法权力的适当行使不但不违反民主原则，还对保障民主过程的完整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戈尔与布什之争中充分显示出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体制必须至少要防止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规则行为（如贿赂选票、作弊或恐吓等明显违法行为），且选举结果获得相当准确的统计。固然，立法规定执法过程的质量对于保证选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缺乏司法审查，这种保障仍将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立法和执法人员出于党派利益未必能保证选举过程的中立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官对于维护民主选举的完整性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在行使着一项适合法院行使的权力。但和联邦法院相比，美国许多州的法院因法官民选制度而降低了其独立性。在70年代，佛州法院改革了其法官遴选制度，因而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佛州最高法院稳定的民主党组成中看出。在某种意义上，佛州最高法院要求重新手工计票的决定有些类似于举世闻名的马伯里案（Marburyv．Madison），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美国宪法所造成的特殊分权制衡体制———即由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控制了立法、执法与司法分支———才使得这一历史性决定成为可能。当然，佛州法院的决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后者以5比4判决停止手工计票，从而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的胜利。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在此无法逐一讨论。但最根本的是，它们都涉及到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当法院受理并审查对选举行为的诉讼时，政治选举被司法化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控制———这确实是法治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在处理这类有政治含义的问题时，司法过程也有被政治化的危险，从而变成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经常是决定胜负的其中一位法官）代替选民作出了政治选择；如果这样，法治也就蜕化为人治，法院也就将丧失其超越的几乎神圣的权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治的维持是多么艰难。

因此，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与合法性来源，而法治又为民主选举“保驾护航”。让法院来决定选举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本身并不和民主或法治原则相冲突；相反，这是民主与法的共同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保证法官的判决是严格根据法律所作出的决定，而非基于法官本人的主观偏向，因为法治既不是“多数人的专制”，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制”，两者必须在彼此制衡过程中和平共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