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统学者奖”看美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共5篇）

第一篇：从“总统学者奖”看美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

从“总统学者奖”看美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

——访“总统学者奖”获得者马雷

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 郑旺全

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学者奖(下称总统奖)颁奖活动不久前降下帷幕。这项被美国教育部长佩齐称为“中奖机率比雷电击中还低9倍”的奖项，是美国高中应届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之一。根据规定，通过层层选拔后，每个州每年只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可以获得美国总统奖。从该奖项设立以来的39年中，美国的1.09亿高中毕业生中，获得这一殊荣的只有区区4000人。因此，社会各界对有机会获奖的学生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国会议员或内阁成员。

在今年的137位总统奖获奖者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位中文说得呱呱叫的美国小伙子，他就是马里兰州私立兰顿学校的2003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马雷(Raleigh Martin)。近日，小伙子和他的母亲及指导教师谭大力来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做客，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的获奖经历也许会使我们对美国的“好学生”标准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与了解。

马雷生活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其父亲是美联社的著名记者，经常跟随美国政要出国采访；其母亲是美国交通部的一名公务员。父母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鼓励他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鼓励他参加各种有益于增长才干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校社团活动和社区服务，还鼓励他多交朋友，多到世界各国去看看。在采访中，马雷的妈妈特别提到了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独立坚毅性格的问题。记得马雷还是一名15岁的高中生时，当时有到中国参加交流活动的机会，做妈妈的虽然担心但毅然决定让他独自前往。对于一些挑战性的工作，她从来都是支持与鼓励他参与。另外，她还提到了家长与孩子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对于父母所做的一点一滴，马雷也深有感触。作为荣誉毕业生在学校的毕业典礼的发言时，他深情地提到了父母为他所付出的一切。

那么，马雷是凭什么拿下总统奖的呢？

优异的学习成绩

成绩优秀是角逐总统奖的首要条件。马雷从小就喜爱学习。从小学开始，他各科成绩就非常优秀。他参加了学校的数学俱乐部，10年级时就已经学完了高中的全部数学课程，在最后两年聘请了Georgetown大学数学系主任担任他的数学辅导教师。在中学期间他就学完了9门AP课程(一种在中学学习可以折合成大学学分的课程)。他的SAT成绩为满分(学术性向测试，是美国高校录取新生的主要学术依据之一，相当于我国的高考)。他感到自己的学习总是充满乐趣，感到学校给他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交谈中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要知道对西方人而言，汉语是一门难啃的“硬骨头”。经询问，我们得知他在12岁时就开始学习中文。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加上语言天赋，15岁便成为被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的中文语言研究院所录取的第一位高中生。到目前为止他已去过中国5次(其中包括三个暑假)，在他的家中先后接待了6位从中国来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他已学习了中国中学语文课本的一些课文，并尝试着用中文写文学评论，还用中文采访了小提琴家吕思清等人，同时他也是首届

“Young American Fellowship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北大校友会美国年轻学人奖)的获奖者。去年夏天，他还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光学物理重点实验室做了6个星期的实习生。如果没有流畅的中文语言能力和坚实的学科知识，一个外国高中学生在中国高等学府的理科实验室里实习是难以想象的。到目前为止，马雷已成功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30个中文学分，并以优异成绩完成了Advanced Chinese Level VI(高级中文VI)的课程。他在11年级的时候，中文SATII就取得了770分的好成绩。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汉语学习，他已逐渐喜欢上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他妈妈甚至开玩笑说要给他找一个中国女朋友。一个纯正的美国高中生能把中文学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马雷能取得这样的中文学习成就，他的中文指导谭大力老师功不可没。她为此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给这位学生创造了尽可能多的中文学习环境。为此，经马雷提名，谭大力老师得到了美国“国家荣誉教师”的称号并与他一起参加了总统奖颁奖活动。

出色的领导能力

学习好只是获总统奖的一个首要条件，学生是否具有领导能力也是评委会非常看重的一个因素。美国中学里有许多非常活跃的俱乐部，如数学、科学、辩论社等。参与俱乐部的活动，特别是担任俱乐部的组织领导工作，需要有很强的领导能力。马雷参与了学校好几个俱乐部的活动。10年级时，他创办了学校的“中国圆桌讨论会”，并利用自己的领导才能把它组织成为学校一个永久性的学术团体。他经过认真调研，精心准备，挑选了一些热门话题进行探讨，并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及专业人士参与讨论。如就中国学生来美签证难的议题，他在2002年2月专门邀请了中美两国有关学生、教师、中国移民、美国移民律师和前美国驻华领事馆官员，还有交流项目负责人来到现场。各方代表就学生签证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研讨了解各方的立场。除此之外，他还组织讨论了有关中国的环境保护、中美两国教育制度比较等议题。最近的一次关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研讨会，甚至吸引了80多人与会。如今的“中国圆桌讨论会”包括了一系列的星期天午餐研讨会，吸引着中美学生及大华政府地区的专业人士。

他所参加的另一个兴趣小组是学校的“微型卫星”项目，并且是该项目的学生负责人之

一。通常，设计组装“微型卫星”是大学生们的事情。但在学校物理老师和海军实验室专家的指导之下，一帮小伙子自己动手，进行了各种试验。他们以易拉罐饮料外壳为原料，往里组装自己设计的电源、信息处理器(芯片)、传感器(测量空气压力)和通讯器件(FM转换器)。最后，他们的“微型卫星”成功地发射到了3200英尺的天空。这一试验项目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在试验过程中，马雷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培养大家的团结协作精神，从中大家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给课堂学习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马雷高兴地指出，这次经历使得他对电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有可能改变他在大学的学习专业——他原来对数学非常感兴趣，而现在他正在考虑是否转到电子工程学专业。

不凡的社区服务经历

总统奖项目自开始以来，其评选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评委会更加看重选手的社区服务和领导才能等因素。在今年总统奖的宣传册子中，除了对获奖选手的事迹进行介绍，还特别列专栏介绍了每个选手的社区服务经历。美国的很多学校对高中学生都有社区服务的要求。高校录取时也非常看重学生的社区服务经历。如果高中毕业生没有这种经历，将很难被名牌高校录取。在这次总统奖获奖选手的介绍材料中，我们看到，他们

有的到社区去教孩子们阅读；有的到养老院、孤儿院去照顾老人孩子；有的到穷人区分发食品；还有的甚至到海外提供服务。

而马雷在3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华盛顿特区学校一个小学的图书管理员。从这位图书管理员口中他了解到，华盛顿地区有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多少课外书可以阅读，而且学校图书馆的图书比较陈旧，不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书，难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而同时郊区许多富裕家庭却有不少闲置的图书。于是他萌发了为特区孩子收集图书的想法，这就是他发动“1000 Books for DC Kids”(为特区孩子收集1000册图书)活动的由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他到富裕社区逐门逐户去散发传单，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计划。这些家庭了解了他的目的后，都非常支持他的行为。为此马雷成功地收集了他们捐赠的不少图书。他自己动手进行整理、分类、打包，并租车送到特区的学校图书馆或是在学校组织的特别集会上把这些书送到小学生手中。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在租车时由于他年龄不够，租车公司给他出了点难题，最后还是他请妈妈开车把书送过去。几年来他乐此不疲，共已收集并送出了几千册图书。当他看到孩子们拿到自己想要的图书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除此之外，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还一直坚持为那些来自低收入的中国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辅导功课。这种行动他已坚持了一年半之久。

马雷现已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今年秋季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他妈妈告诉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有非常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同时该校的中文教学项目也有很高的水平。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广阔天地中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几点感想]

一、总统奖获奖者代表的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从马雷的获奖情况来看，美国好学生的标准不仅仅是学习好，而且还要在组织领导能力、社区服务、个人品德方面有突出表现。特别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社区服务的传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到社会上参与各种社区服务。同时，医院、养老院、图书馆、童子军、红十字会以及许多公司也都积极组织和提供各种社区服务的机会。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通过社区服务的形式培养了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公民意识，同时也锻炼了学生们的人际沟通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

二、据我们了解，总统奖虽然是美国应届高中生最高的荣誉之一，但该奖项并没有奖金可发。获奖学生除了得到一块印有国徽标记的奖牌外，就是免费到首都参加国家荣誉周活动。看来评选委员会更看重的是它的荣誉价值而非物质奖励。

三、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天才儿童协会在对总统奖获奖选手进行调查后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总统奖获得者的才华，部分来之于教师和家长的鼓励，部分来之于建立在自己的能力而非外力强加的经验之中。因此，除了来自教师和家庭的因素外，如何帮助学生培养起独立的自我学习和实践能力，看来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对我们的基础教育也许有一点启示。

[背景资料]

“美国总统学者奖”项目简介(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

美国总统学者奖项目起始于1964年，是根据当时的林登?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的行政命令而设立的，用以选拔和表扬美国最杰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每一年，有最多可达141人的全美优秀高中毕业生(每州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获得总统奖，这是高中学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从林登?约翰逊总统到乔治W.布什总统，在过去的39年中，总共有近4000名美国高中毕业生获得过总统学者奖。角逐总统学者奖的首要条件是：美国公民；当年高中毕业生。首先，根据SAT或ACT考试成绩，每年从每个州挑选约20名男生和20名女生入围。然后由专门的评估委员会对选手的学术成就、个人品德、领导才能和社区服务经历及选手论文进行评估，并从中选出500位选手进入准决赛。4月，总统奖选拔委员会对各选手的申请材料作进一步的评估后，选出121名学术成绩优秀和20名艺术成绩优秀的学生作为总统奖的获得者。每年总统学者奖获得者将免费获邀参加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家荣誉周活动。他们与政府官员、教育专家、作者、学者会面，参观首都的博物馆，纪念馆。他们在由白宫主办的颁奖仪式上接受总统学者奖奖章。每个总统学者奖获得者还可以提名一位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教师，这些教师同时受邀参与国家荣誉周活动，并获得杰出教师奖称号。

今年共有137人获得了总统学者奖。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32名华裔学生。这些华裔学生在华盛顿出席国家荣誉周活动期间，应邀到我驻美使馆做客。明年他们还将组团到中国大陆访问。

稿源：《中

第二篇：从奥巴马当选总统看美国选举文化

从奥巴马当选总统看美国选举文化

学号：0801010223

姓名：田智超

摘要：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的程序与过程极为错综复杂，包括预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选举人”成立选举人团正式选举总统和当选总统就职典礼等几个阶段。

关键词：奥巴马 选举制度 选举文化

2008年11月5日，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终于落下帷幕，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正式当选为美国第56届总统。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黑人总统，他的竞选历程更能够全方位地展现出美国选举文化诸方面的特点，其深刻的内涵以及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美国选举文化的历史起源

18世纪中叶，北美的13个英国殖民地逐渐形成，他们在英国的最高主权下有各自的政府和议会。这13个殖民区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各地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观念上的差别。18世纪中叶，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已有了裂痕，殖民地萌生了独立的念头。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开始。1774年，来自12个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寻出一条合理的途径，与英国和平解决问题。然而英王却坚持殖民地必须无条件臣服于英王，并接受处分。1775年，独立战争的战火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点燃。1776年5月，在费城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1787年，在费城举行联邦会议，会中华盛顿被推为主席。在独立战争结束之际，军官们曾“劝进”华盛顿，拥戴他“王袍加身”。华盛顿拒绝并加申斥，他的举动，使美国避过了君主制和军国制。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由此可见，美国民主选举文化的历史起源是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的。在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斗争中，美国人逐渐形成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民主文化观念。华盛顿拒绝君主专制，除他本人高风亮节外，也是民主选举文化的发展使然：18世纪后期的北美，君主专制在广大民众中已不得人心。

美国选举文化的发展

美国发展的历史背景、公民成份的组成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使得美国民主选举文化的发展十分复杂和曲折。美国诞生于与英国决裂的过程中，国家机制的创建和公民群体的创建同时进行，民主选举文化的建立不仅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而且与公民资格本身的界定也有密切的关系。虽然美国宣示的立国原则是自由与平等，但其民主选举权力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排斥性。

美国民主选举文化的再一次重要转变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65年，联邦政府又积极干预，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和选举权法，帮助南部黑人重新获得了选举权。

可见，美国的民主选举文化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民主选举权力的扩大，使得美国民主选举文化更加具有包容性。在本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成为了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更是体现了美国民主选举文化的不断进步。

美国选举文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西方所有民主政体中，耗时最长、最为独特的一个选举制度。美国的总统大选一般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大选年的每年2月开始初选，然后在初选之后，要经历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和共和两个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内的候选人进行正式提名，然后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才开始有两党的主要候选人，进行正式的全国大选，所以整个美国大选年的总统大选耗时10个月，远远长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平均政府首脑的大选的时间大概是在四到六个星期左右，而美国却要十个月。在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就曾经到美国各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回演说。

尽管有部分美国民众抱怨现有的总统选举制度耗时太长，过于繁琐，要求将总统选举方式加以改进、缩短，但大部分美国人对民主自由受到损害的担忧远甚于对大选耗时过长的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考虑清楚后做出正确的选择，维护好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才是最重要的。美国总统选举的较长耗时，是美国选举文化的一个独特体现。

美国选举文化与奥巴马身份的特殊性的关系

奥巴马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是美国选举史上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黑人在美国社会上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861年至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黑奴虽然获得解放，但美国黑人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居住等方面仍然受到诸多的歧视与限制，无法做到与白人真正的平等，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奥巴马的当选，打破美国200多年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严重的种族偏见，反映美国民众的思想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新局面势将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奥巴马获胜反映了美国选举文化的进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结语 我认为，导致美国人选举出首位黑人担任美国下届总统，是种族意识在起作用，不过这个种族意识不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全民族的种族融合意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多数美国白人和黑人都认为，是时候显示美国真正进步到种族平等时代了。奥巴马不仅赢得了绝大多数有色人种的选票，也赢得了原本是共和党天下的中部保守白人选票，这表明相当数量的白人选民接受了美国种族融合的共同价值观。奥巴马的当选，对美国选举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科学文化教育网

第三篇：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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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官选总统——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二)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第五篇：从美国电影看美国文化

从美国电影看美国文化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代发展美国文化越 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电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电影不仅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也同时成为传播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或政治观点的工具，从而对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影响。随着好莱坞电影的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也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从美国电影研究美国文化可以客观立体的探索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其实是源于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人文理念的忧虑和畏惧，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未知世界和生存危机的感应，所以期待那些拥有好的品质、过人能力的英雄的出现，以期能在最危险的关头给予最有利的支持与保护。个人英雄主义所反映的是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现的是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念。

美国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使得个人英雄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个人追求与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大量诸如《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一类的冒险性质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同时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各种生活、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应承受的种种压力。虽然也有烦恼，也会失败，但他们从不放弃。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与责任感，体现了大多数平凡公民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英雄。这些电影把人类个体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 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美国人常常说 ：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 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 《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 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 《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典型的美国梦

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在电影《2012》中，影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身上都体现出了典型的美国梦：一个是小说家杰克森，一个是印度科学家阿德里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杰克森是个失败的小人物：一个仅有四百多本销售量小说的作家；家庭危机严重，与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分居，并且妻子身边还有位展开强烈追求的男性朋友。这种遭遇使杰克森的生活陷入一团糟。尽管妻子不支持，但杰克森并未放弃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理想。杰克森的书得到了科学家阿德里安的赏识，杰克森与阿德里安结识，为后来二人共同努力拯救美国人民打下基础。杰克森在带着孩子郊游的时候偶然得知地球将毁灭的消息，于是展开了营救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努力。电影给我们直接的视觉展示是毁灭性的、灾难性的场景，而实际上是在为杰克森拯救自己的家庭所做的困难背景铺垫。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生命考验，杰克森成功地拯救了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同时，也挽救了自己垂死的婚姻以及与孩子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英雄。这也反映出一个小人物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自我实现。

四、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其文化的包容性 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 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 《埃及王子 》是来 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 《功夫熊猫 》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 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 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 日常生 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