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制度

第一篇：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制度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制度

杨光斌

一． 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变化

1.桑德斯-特朗普现象：极化政治光谱  桑德斯社会主义与年轻人的愤怒  特朗普右翼政治与底层白人的不满 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分裂

 如何看待“民粹主义”之说？（民族与阶级）2.希拉利现象：金钱政治的典范  “纸牌屋”政治

 宪法修正:作为言论自由的政治献金不封顶  希拉利与华尔街（俘获型国家）

 克林顿基金会与摩洛哥论坛：1200万美元  腐败政治的合法化 3.美国政党政治的重新组合

 民主党的希拉利转变为共和党的富人政党  特朗普共和党（原来为民主党）代言穷人利益 4.“普世价值”失去道德高地，美国如何领导世界？  一场比差比烂的大选  黯然失色的“民主灯塔”  “软实力”还有“实力”吗？

二．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

 价值体系：从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重新定位民主】  制度体系：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党争民主【改造民主的概念】

 普世价值：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制度合理化表述】  附条件性：国家认同-共享信念-社会结构（同质性文化）

三 自由民主的实践困境

1.西方国家：党争民主与否决性体制，60年代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即全民选举，冷战的外在压力使得这种党争被节制，但冷战之后。。。脱欧公投 2.发达国家的“逆发展”：阿根廷、希腊、台湾地区 3.民主转型的非西方国家：  少数成功者  国家失败者

 长期动荡者（巴基斯坦、泰国、非洲等） 无效治理者（印度-孟加拉等）

4.二战之后的大数据：新兴的后发国家150个左右，哪一个靠自由主义民主而跻身于发达序列？ 5.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比较：

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

四.社会条件比民主形式更重要

1.历史条件：“时间性”（timing）

 民主在传统秩序中：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大众民主100年

 自由主义民主的传播：把结果当原因，以模式代替过程 2.文明基因:  基督教文明：基督教义促成的个人主义、古希腊哲学的古典资源、由基督教而来的天主教和新教、狭小区域内的多样化语言、二元化的宗教与政权关系、作为罗马遗产的法治、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以及后来的协会与社团的社会多元主义势力、由多元势力而导致的代议机构等

 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保护财产权的宪政、多元主义以及源自多元势力的党争民主

 自由民主其实政治基督教，二者之间的重叠性  “普世价值”：以一种文明代替其他文明，文明的傲慢（19世纪“白人优越论”）

3.社会条件,同质性社会，如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才有白人的普遍选举权 4.启示：民主重要性研究转向民主条件研究（没有人反对民主，问题是如何实践民主？必须寻求适应性条件）

五.结论：破除迷信，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

1.反事实性假设：如果中国搞了以“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 福山命题：五十年之后的中国-美国  “中华民国”的实验， 苏联的试验：30年三种制度及其结果 2.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

 国际思潮：话语权问题  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  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  官僚主义与人民性  民主形式不足与人民民主

参考书目: 1.杨光斌，《让民主归位》（民主理论大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杨光斌，《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杨光斌等著，《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杨光斌、乔哲青，“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3-19页

5.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2-19页

6.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5页

7.北京日报理论部编，《名家卓见：理论难点辨析》，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

第二篇：从2000年美国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

从2000年美国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07政教班 张淮

这次大选是在现任美国总统和戈尔之间竞争，在此之前戈尔已经赢得1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总共262张选票，而布什也有29个州的246张选票在手。但是据我们所知要想入住白宫最少要有270张选举人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是只有一个州的选票没有得出——佛罗里达州，这个州还有25张选举人票，因此，不论戈尔和布什，只要在佛州取胜，谁就算拿到了进入白宫的金钥匙。其中佛罗里达州的计票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双方的竞选人团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而这个州的选票在而与我咋的下几易其主，但是不管其中的经过怎么样，那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我只说最终是经过法院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判决把这关键的25张选举人票给了布什，从而这美国选举上的百年的奇观也最终落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不管是谁入住了白宫都讲是不可避免的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的最弱的一个总统。

经过这样的选票战，律师战，我们就可能是会很迷惑这个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怎么这样的在中国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到美国会成为这样麻烦的一件事情，这就要求我们要很好的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其中也几个是其中的“三权分立”、联邦制。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

最早由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提出，用以巩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后来该学说不断传播，并被法国著名人物孟德斯鸠诠释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形式，解决了在该种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部分问题。该学说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证。

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即使在现代，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这样也就不容易出现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封建专制，权利之间的制衡可以更好的确保征服的决策的正确，当政府的决策在国会看来是不很好的话，就可以否认这项措施的实行。也就达到权利的制约平衡。

其中三权是指：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美国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是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立法；可以发布拥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还有立法倡议权，即建

议国会立什么样的法。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联邦宪法。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是行政机构的设臵和所需经费须由国会批准，国会还有权监督行政执行情况、经费开支和官员行为。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章条例违宪；还能通过案件的判决对宪法作出新解释，扩大或限制总统的权力。司法权属于法院。但是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和联邦其他法院的设立，均由国会决定，总统亦可施加影响。国会可以通过批准对法官的任命或弹劾法官的办法，来改变法院的组成。国会和各州一起，可以用宪法修正案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

三权分立也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消极作用，表现在：

①所谓分权与制衡，事实上成为协调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一种机制。②实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三大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导致效率低下。

③三权分立的原则难以在政治实践中真正贯彻。

三权分立制，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有效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享有真正的民主。

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还有就是根据的是佛罗里达的法律来判决的，这就是体现美国的联邦制，我们就来看下它有什么特点。美国建国之后实行的是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制。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于1777年11月通过了《邦联条例》，1778年经各州批准后该条例生效。根据条例，解散了原来的大陆会议，建立了邦联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各州联合体。邦联议会虽是当时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它只是各州代表的会议，它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宣战、媾和、签约、发行货币、借债、征兵和征税等权力，它也不是立法机构，它的决议需要征得各州同意；而各州却拥有主权国家所享有的一切权力。联邦制的最大特点是分权，主权由联邦和各州分享，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通俗的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美国的联邦制下，各州可以制自己的法律，前提是不要与联邦的法律相违背。其实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学过，联邦制下的各州还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外事权…….向这次大选选票的归属问题在美国显然是不使用联邦的法律，所以是只能是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来判决，这也就体现的是联邦制下的州有一定的立法权而且是有独立的司法权。

在我觉得联邦制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有较强的自主性，并不像单一制下的是中央集权，上面的是命令而联邦制下的就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适合自己地方的情况政策，更好的使政府的决策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有利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有很大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央的或国家的有些决策可能是考虑到大局而地方就是仅仅看到的是自己的视线，并不理解就会转化成反对故而有很大的难度来推行，典型的就是有印度，根据我老师的讲，现在的印度应该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的，而其中的一个就是因为在地方上的意见不统一，互相的不让步致使不可行通。其实这些应该都是相对的其中与所在国的综合国力是不可分，现在的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也是联邦制国家，可是在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美国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这就应该是得益于其综合国力，也就是使其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样及会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办起事来就相对是比较简单。

这次2008年的美国大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应该

说是一次不仅是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考验还是对其制度的锤炼，其中也就很显然的出现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在政府要做出7000亿救市的决策时，并不是政府说的算而是经过国会的讨论、缜密思考最终通过，这也就轻易的避免独断专权。

最终在我们看来一直标榜自己的是制度最好“超民主”的美国其自身也是有很大的缺点，资本主义的本身固有矛盾就是其一直是不能解决的，这就是源于它自己的私有制。最后就是制度也应该是要与时俱进，并不应该是要固守原有的。

第三篇：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1972 年 6 月 17 日，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 5 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有关文件时被捕，水门事件爆发。水门事件最终以尼克松总统因惧怕被弹劾而主动辞职告终。

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总统并不知情，但他没有认真调查事情真相，反而竭力为水门事件遮掩，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很快失去人心，最终难逃被弹劾的命运。“三流盗窃未遂案”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宪政危机。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但结合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看待水门事件，则结局就容易理解得多。如果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之后能够坦荡胸怀，开诚布公，欣然认错，行就自责，相信凭借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他执政期间的功绩，人民是会原谅他的，也许历史就将改写。当然大错已铸成，回天乏力，但像尼克松这样聪明机敏的一个人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在令人惋惜。

水门事件留给了美国民众无数教训，其中之一便是不能任由总统权力无限级膨胀，从而妨碍民主化进程。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宪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宪法至上性的强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均源自于美国特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立宪之初，为了克服人性固有的弱点，防止专制独裁和腐败，美国的建国之父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

美国宪法贯彻了彻底的三权分立，规定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国会，联邦法院和总统各司其职，乃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从国会来看，国会的权力并非仅仅是“掌管钱包的手”（管理钱财），国会首先是立法机构。其次才是财政权，还有对外宣战权以及其他项进行调查的广泛权力。联邦法院是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一个重要砝码，除了行政方面功能和立法功能外，最重要的是监督性功能和司法性功能。总统是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总统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

美国宪法还规定了三权之间的制衡。（1）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2）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犯，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

了解了美国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再来看这个由“三流盗窃案未遂”而引发的宪政危机。首先来看迪安对尼克松罪行的揭露：掩盖真相、销毁证据、向联邦调查局施压、妨碍司法，非法组建“管子工”并夜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拟定政敌“黑名单”，搭线窃听，非法利用联邦税务局的情报资料，同意继续支付100 万“封嘴钱”的“总统癌患”会议。迪安的证词使尼克松面临滥用总统职权和妨碍司法的指控。

由于迪安的证词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佐证，真伪难辨，水门事件的调查一时陷入困境。但不久当白宫安装的自动录音系统泄密后，迪安的指控有了实物佐证，水门事件调查案发生了根本转折。录音带成为尼克松妨碍司法等罪成立与否的直接证据，是水门事件能否真相大白的关键。围绕白宫录音带的传唤，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由同国会和司法部门展开一场拉锯战，并由此引发了美国战后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迪安招供不久，尼克松总统收到传票，要求其交出与案件相关的录音带。在美国宪政史上，尼克松是第一位接到这种要求出示证据的强制性命令的总统，过去从未有法院强令总统交出他不愿交出的材料的先例。于是尼克松援引“总统行政特权”加以拒绝，认为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如果国会传讯或者法院命令能迫使总统公布享有特免权的情报，那总统的职位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危及国家安全。，西里卡法官裁定特别检察官索取磁带的要求合法，下令白宫交出录音带。尼克松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针对总统行政特权问题，判决书裁决“：宪法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有关保密的行政特权；但在保密利益与总统有效地履行职权相关的范围内，这种特权具有宪法基础”，但这种行政特权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分权原则和高级会谈的保密性都不足以支持绝对的、无限制的总统特权，使其得以免于任何情况下的司法程序。总统对其顾问在提供建议时应完全直率和客观的需要，法院必须高度尊重”，然而“当刑事审判需要使用受到传唤的资料时，仅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尼克松必须向西里卡法官交出作为罪证的录音带。国会对尼克松的弹劾也将不可避免。

在美国，虽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但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在这场与议会和联邦法院的较量中，尼克松不幸落败。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是尼克松的惨痛教训，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为了维护宪法尊严与民主制度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权力制衡机制虽然有效地维护了民主制度不被破坏，但也有其弊端。它鼓励分裂，致使真正的国家政策难以制定；它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致使政府机关效率低下。

美国国会具有与总统同等的决策权。国会与总统各持一套政策，在“分裂的政府”(即总统与国会分属两党)下，总统每每对某个重大间题提出一项政策，国会便拿出自己的政策与之对阵。例如，国会选举制度如何改革，联邦对医疗保险问题采取何种态度，是否制定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是否赋予总统的单项否决权，税额是增还是减，开支是多还是少，等等，国会长年与总统各唱各的调。国会拥有与总统同样方便而有效的否决权。国会的多级议事结构中，每一级议事单位(例如小组委员会，委员会、全院大会，一院、两院)都能够不担任何政治风险地否决总统决议的法案，致使总统渴求的政策胎死腹中。总统没有从内部领导国会的权力。美国总统的权力圈然很大，但仍比不上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因为后者能够从议会内部领导议会，面美国总统却不能这么作。美国国会完全独立运曹。

70年代，联邦政府无论奉行放任哲学，或是奉行新国家主义，其不计效率而维护民主的宪政取向均未受冲击，或未受大的冲击。在放任无为时期，联邦百事不管，自无效率之虑.新国家主义时期，似乎所可以用“什么都在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这句话来与前一时期“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相对照;其间，效率、决断并非不重要，但还不是首要的。现在，评判的标准似乎已变成“管的越早(迅速)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调节的迅速或决断上升为首要的间题。不难理解，这实质上反映了当代政府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然而，这样一来.新的政府职责与传统的宪政取向，以及相容了。直截了当地说，只要继续奉行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的传统宪政取向，并沿用体现这一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联邦政府提高其决断能力的余地就不大，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争持有余、决断不足的弊端;反过来，联邦政府要及时履行调节社会经济的新职责，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宪政取向，树立新的宪政取向，同时改造体现传统的宪政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

但美国政治制度历经风雨洗礼，虽然存在弊端，但改变也不是轻易能发生的，如何既能维护民主又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有解决办法。

第四篇：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水门事件谈行政问责制度

孙宇豪K12302043法律硕士（非法学）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就是指作为执政者的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手段、方式负责，对于工作中的绩效和具体的情况要进行负责，应该在工作作出之前、之后都要及时的向公众汇报，获得公众的认同，并为此承担错误行为的不利后果。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应该从对问责主体、客体、范围、过程、程序和结果的把握上来把握。行政问责主体，也就是哪些人或是让哪些机构来进行问责，也是让哪些人来问责的问题。问责客体主要被问责对象，包含不履行法律规定职责或是不正确履行职责，或是因为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从而发生重大事故或是其它事件的政府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员。对于问责客体必须要明确，只有明确了行政问责对象以后，才能真把问责制度落在实处。问责范围主要是指对被问责对象主要追究或是询问那些问题，也就是常说的“问什么”的问题。在发生相关事故以后，不仅要询问事故原因，同时还要问责是那些人做出的错误决策，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另外不仅要问责那些滥用职权的贪官，还要对故意推诿扯皮，行政不作为的人进行问责，当中还要包含被问责对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宪法责任等。问责过程指究竟应该如何问责，从什么地方开始，从那些问题开始，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是要从问题发生源头开展问责，把问题落到实处，真正纠正问题。

1972 年 美国历史上的“水门事件”中就很好的体现了美国式的行政问责制。以下主要从国会问责、选民问责和行政机关的内部问责等几个方面，并结合“水门事件”来谈谈美国式的问责制度。

美国实行代议制度，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实际上表现为非民选的官员对民选的官员负责。国会是代议机构，国会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与制约一直是美国宪政民主的内在制度安排。国会有调查权，对政府的一切活动可以进行调查。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如果违法失职或者犯罪，国会众议院可以提出弹劾，参议院可以进行审讯、作出决定，解除被弹劾人的职务。“水门事件”中，参议院水门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片弹劾声中宣布辞职，就是美国“国会问责”运用的典型例子。

美国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为它所有的行为向公众负责。美国宪法规定，选民们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满意，可以采取行动让他们下台，可以对官员进行问讯和罢免。“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下令免去调查此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等一系列事件，导致社会各领域的选民都愤怒地指责尼克松，并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民意的推动下，众议院决定对总统进行弹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录音带。这些举动都体现了美国选民通过示威游行等合法途径行使的“选民问责”。

此外，在美国政府内部专门的问责机构主要有政府道德办公室、美国监察长办公室以及功绩制保护委员会。可以说这是在“水门事件”的推动之下逐步建立起来的。

第五篇：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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