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新布局

第一篇：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新布局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新布局

正如十八大报告说的，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时，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国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为此，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履行着新的外交使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结合新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新增了“公共外交”的提法，将中国的对外战略正式发展为“五位一体”的战略新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从而展开了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一、“五位一体”之“大国是关键”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里的大国关系不囿于中美关系，而扩大到中美、中俄、中印、中欧、中日等双边关系，是更具层次、更丰富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信号，同时世界也珍视与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的关系。自十八大以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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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并申请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可见一斑。

在处理“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着重注意“中印”之间的关系，防止一个崛起的印度成为中国的敌人。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和世界必须面对的趋势，像世界关心中国崛起的走向一样，中国也关心印度崛起的走向。中国的目的不应是试图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谋求一个强大的印度不会因为其民族主义而对中国采取敌意的态度。

二、“五位一体”之“周边是首要”

辩证地看，中国周边形势既有异常严峻的一面，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比如北边的中俄关系和东南的两岸关系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只要这两对关系保持稳定，则周边环境难以发生根本性逆转。同样辩证地看，有美国学者裴敏欣称“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对待和解决问题。首先，要稳住以中国南海为焦点的东亚，防止三海联动，控制住局面，软硬两手都要硬，齐头并进，不再无节制忍让和妥协，不再放纵以小欺大，敢于树立起“靠得住、惹不起”的大国形象，传达出中国“不想战争但决不惧怕战争”和“必要时不放弃武力”的清晰信息，只有维权才能维稳。其次，在东亚方面，我们重点要以基于经济优势的务实合作为手段，大力推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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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经济一体化，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和战略优势，着力破解美国在东亚的“合纵”，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现象。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区域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

三、“五位一体”之“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等最不发达的国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包括援助资金、援助方式等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中国还对四十几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免除进口关税，零关税覆盖率超过90%以上的商品，这直接刺激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各类出口，间接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税收贡献等。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直接设厂，甚至直接建立研发中心。上述做法，彰显了中国新时期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战略布局，也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四、“五位一体”之“多边是舞台”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多边舞台”莫过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了。而十八大以后，着重要提到的是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习近平主席出访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推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增进互信，加强了地区合作。

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新外交政策。因为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异”，中国贯彻“求同存异”，共同开发，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促进南海和平的一个亮点，实质是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前，分别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与两国签署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由于贸易和金融渠道不断扩大，经济冲击可能比以往蔓延得更为迅速，因此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之，习主席纵横其间，发出了中国最强音，但绝不是仅为应对南海纷争的临时之计，而是光大中国的传统，深化中国睦邻富邻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更是加强中国－东盟安全对话，增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五、“五位一体”之“公共外交是补充”

十八大后，外交战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公共外交是补充”的新提法，要求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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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第二篇：十八大以来推进三大战略述评

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治国理政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三大战略述评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肖伟光 于 洋

《 人民日报 》（2016年02月21日

01 版）

1月5日，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听取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开业，习近平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

近日，《“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印发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的区域“十三五”规划。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也呼之欲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最鲜明主线……

新年肇始，关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重磅消息接二连三，可谓次第开花、好戏连台，重大举措稳步向前推进，宏伟蓝图加速变为现实，它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也逐步开始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卓越的战略远见，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澎湃动能，同时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和“中国方案”，提振了世界信心，彰显了大国担当。

三大战略渐次推出、扎实推进，思路更显开阔，气度更显从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三大战略渐次推出，同样是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这个势是什么？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

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已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独善其身”很难做到，“一枝独秀”越来越难。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足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两千多年前，一条“丝绸之路”串起了亚欧大陆，照亮了文明交流的历史，今天，这条丝路绵延通向未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整个世界为之一振，沿线60多个国家更是积极响应。

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以开放思维重构世界经济秩序，凸显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担当”。

将历史激活，让古道复兴。“一带一路”这一极富想象力的重大倡议，凝聚了沿线国家渴望发展的最大共识，回应了沿线国家经济升级的迫切愿望，提供了世界经济走出阴霾的有效方案，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真诚意愿。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向世界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创新之举。与此同时，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这同样是新一届党中央加紧谋划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这其中，京津冀地位尤为特殊，协同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十分关心。

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三地推进协调发展的共识加快形成，方向日渐清晰。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研究一个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这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家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平津战役‟”就此打响！

几乎就在同时，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谋划，也水到渠成。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中国的东中西部，也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长江流域覆盖9省2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在湖北武汉考察时提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其后，习近平又多次在考察调研中谈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问题。

今年的1月5日，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在重庆调研的习近平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了向、定了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深谋远虑和责任担当，体现了在发展理念上的成熟清醒和从容自信。

内外交修，方能相得益彰。“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标志着新时期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成型，彰显了我们党愈加自如的驾驭全局能力和推动发展能力。

三大战略互相衔接、互为支撑，蕴含清晰逻辑，肩负共同使命

今年2月15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由中国义乌发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货运班列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位于德黑兰市区南部的中心火车站。今后，每个月都将有一趟货运班列经过这条钢铁“丝绸之路”抵达伊朗。货运班列的轨道还将继续延伸，最终到达欧洲。

这趟列车是落实习近平主席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辆班列满载的不仅是中国义乌出口到这里的小商品，更带来了中伊两国人民对古老丝路的新憧憬。

“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

两年多来，从丝路基金到亚投行，从中巴经济走廊到渝新欧大动脉，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设到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一大批惠及长远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一系列利及世界的项目陆续启动。“一带一路”像一条同心带，串起了亚欧非大陆的历史与未来，串起了沿途60多个国家的友谊和合作。

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这一战略思想，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也体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上。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顶层设计的日臻完善，改革的框架日益清晰，让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轨道。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天津市共接待游客441.26万人次，其中来自京冀的游客就占了三成。随着多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天津已经成为新的交通枢纽，越来越多的京冀群众发现到天津乘坐飞机更加便宜，而且也更便捷，京津冀三地之间互相“串门”更加方便快捷。随着京津冀“四纵四横一环”的交通骨架逐渐完工，不远的将来，将形成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1小时通勤圈”、京津唐“1小时交通圈”。

产业转移和生态共建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亮点。2015年11月底，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正式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10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按照“理顺京津冀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的要求，三地产业版图也在悄然重构。

2014年3月，“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

长江经济带的合作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11月，长江沿岸27个城市达成《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探索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台、组建环保产业联盟、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等。2014年12月，长江经济带12个直属海关全面启动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获批，长江经济带形成了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2015年10月，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省市共同签署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合作宣言。

阡陌交通，天涯比邻。纵横捭阖之间，尽显博大胸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相互衔接、互为支撑，三者虽有不同的战略指向，却存在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肩负着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的共同使命。

三大战略张弛有度、轻重有序，彰显中国文化，昭示中国理念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俄罗斯《导报》曾这样评价。

何为“道”？《晋书》有云：“人心所归，惟道与义。”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里的“道”。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曾动情地说：“中国是一个亲密友好的国家，因为她总是同真理与正义站在一起。”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非洲时，讲到天下大同，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计利当计天下利。从重庆团结村到德国杜伊斯堡，从成都城厢到波兰罗兹，从郑州圃田到德国汉堡，从浙江义乌到西班牙马德里……“一带一路”穿越时空，让中国梦与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紧紧相连。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可大可久之业，才是真正合乎道义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关乎多方利益，秉持怎样的理念至关重要。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这一重要论述向世界表明：“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是中国首倡，但它是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不是排他性的倡议，而是各国均可参与的“大合唱”；不是所谓的新“马歇尔计划”，而是推动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高速路”。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所说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所说的“道”。

两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实质性推进的“快车道”。从中央到两市一省，聚焦“一张图”，展开“一盘棋”，上下同心，主动作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首都经济圈扬帆起航。

互联互通快马加鞭，“城际网”带动协同“大提速”；联手出击共同治霾，生态共建步伐加快；产业对接亮点频现，“一亩三分地”思维逐渐让位于“共下一盘棋”行动……细细品味，这固然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闪耀着中国文化中“和”与“合”的核心理念。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人杰地灵，陶冶历代思想精英，涌现无数风流人物。时至今日，这条6300公里的黄金水道及其流经的广袤区域，依然是我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根据最新公布的各省份2015年主要经济指标，长江流域9省2市中，9个省份的GDP增幅达到或超过8%，其中重庆以11%的增幅继续领跑全国。

但是，经济的总量和增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有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早在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显示，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中，有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几乎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成为势所必然。总书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度，并且指明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根本方向：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

当然，在发展与保护的问题上，总会存在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长江经济带建设同样也不例外。

对此，总书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阐述：“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这是已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如果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则要用„慢思维‟，有时就要做减法。”

当加则加，当减则减，执两用中，恰到好处，这种辩证思维，同样彰显出“道”的绝妙。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传承中国文化中“道”之精髓，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三大战略三大增长极，必将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提供强劲的“混合动力”，为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注入奔腾的“中国暖流”。

第三篇：浅谈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浅谈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面对的国际安全压力和和国内发展压力都呈现了急剧上升的态势，对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思维形成了严峻挑战，使的中国政府推动外交转型，在更宽视野和更高平台上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规划，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正从“被动面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将呈现为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外交的新版外交，正式步入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环境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迁的。环境具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变幻性。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也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保持外交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坚持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融为一体，科学研判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加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系列外交战略新思想，推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积极进取，不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新思想主要包括：以中国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指引和提振新时期中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策略运筹和统筹协调；丰富和深化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共赢”升至外交旗帜高度，通过“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坚持维稳与维权的统一，筑牢边海边防铜墙铁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用“亲、诚、惠、容”理念经略和塑造周边，让命运共同体在周边落地生根；推动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力避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以正确义利观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形成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涉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决定可被解读为旨在提升对外战略设计和运筹能力、加强内政外交统筹协调、健全涉外事务管理体制以及阻断某些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干扰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新外交需要牢牢把握的机遇。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新外交需要把更多精力和能量投放到为国内改革发展提供直接、有力的服务上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落实全会精神，加紧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区域合作平台和互联互通网络，经济外交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政治外交必将为国内改革发展做出更直接的贡献。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还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之间更好的、更和谐的共处方式，追求的是一种1+1>2的和谐发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激励；既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拒绝竞争，是以理性的态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国际大局可以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外交活动的策划设计，力求取得最大效果。要做好外交工作的统筹兼顾，组织和协调好各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把外交工作办得更好。

第四篇：论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

论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外交变得越来越重。中共十八大报告显示：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发展规划，仍是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未来10年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仍聚焦在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民生议题上。纵观报告中涉及外交、国防政策等内容，表达了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要担当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越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为中国外交开篇布局，展示出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新理念、新气象，勾勒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方向。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关键词

中国 外交 新布局

正文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也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外交面临的内外环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国内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我们已经站在了可以发挥综合优势的发展新起点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跨上新台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贸易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最大新兴市场，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人民的生活也在持续改善。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步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期，进入了解决“发展的问题”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同步推进的阶段。从国际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从周边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而在我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后，我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互动关系更加复杂。这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利益问题，包括经济摩擦、领土争端等问题，另一个是领土争端问题，即中国应如何看待自己的发展壮大，世界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有一个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适应大国角色的问题，世界也有一个逐步接受中国发展壮大和大国现实的问题。利益问题是短期问题，心态问题则是长期问题。利益问题与心态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纷繁复杂，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必然充满欣喜也充满矛盾、充满期待也充满纠葛。曰益复杂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给今天的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日益呼唤中国外交的新布局。新的历史起点呼唤新的外交布局，新的外交布局必然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全方位。领导人的外交活动最能体现一国外交的宏观布局。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主席的两次出访、李克强总理的一次出访和中国举办的国际活动、接待的外国领导人已经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全方位布局特色。中国领导人的出访国有大国强国、也有小国穷国，有近在咫尺的邻国，也有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国家。中国主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习近平主席也出席了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地区有国际热点地区，接待的外国领导人也有热点国家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外交活动的每一个“点”都是有考究、有思量的，这些点串起来，就是中国外交的恢宏布局。兼顾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兼顾了周边国家、相同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兼顾了双边合作与多边舞台，也兼顾了公共外交与热点问题。

第二，宽领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各个领域。首脑外交既谈政治，也谈经济，既推动经贸合作，也推动人文交流，同样也会探讨人类共同挑战的应对之方和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出访是到俄罗斯和非洲。在俄罗斯，双方共签订32项合作文件，数额大，期限长，被称为“世纪合同”。仅能源领域的合作就涵盖油气、核能、电力、煤炭、新能源等多个行业，贯通上下游各领域产业。双方还就两国地方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开辟了中俄互利合作的新领域。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出席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双方商定明后年互办青年友好交流年，大幅增加互派留学生名额。习近平主席访非期间共签署了40多个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于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习主席还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非援助、投融资合作、职业人才培训等。在非洲，习主席还出席了我国援非医疗、文教等项目的启用仪式，鼓励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会晤。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并就中美经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这既是中美两国的相互交底，也是两国元首之间的一种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元首之间的交流中并不多见。

第三，多形式。多形式、甚至不拘泥于形式的外交活动往往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外交事务成竹在胸、驾轻就熟，仅仅几个月时间，就通过多种外交形式，谱写了外交的开篇之作。首脑外交是重中之重。今年“两会”以后，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李克强总理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的出访带动了世界的“中国风”。短短80多天的时间，中国高层领导人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面。特使外交承担重要使命。刘延东同志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特别代表于今年2月赴韩国，出席了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就职仪式。今年5月，中国接待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在朝核问题山重水复的时刻，给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带来了新的转机。“庄园外交”是近来国际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6月7日至 8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围绕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了重要积极成果。

第四，谋长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工作重视战略思维，立足当前，但重点在于 谋长远。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开展的“庄园外交”谋的就是中美关系的长远、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长远，是在做一件对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都利在千秋的大事。非洲国家的互联互通事 关非洲发展的长远大计，也将是中非长期合作的重要领域。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峰会 期间着重阐述了中方对金砖国家合作方向、合作原则、合作领域的看法，提出建设全球发伙伴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参与制定国际发展议程等倡议，期待金砖国家朝建立贸易投资领域一体化大市场、金融货币领域多层次大流通、基础设施领域海陆空大联通、民间往来领域文化大交流的方向共同努力。这些重要主张是着眼长远，力图从战略上引导金砖国家合作的方向。6月初在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习近平主席表示，为了给中加合作再加把劲，中方愿在积极推动落实第三届中国和加勒比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举措的基础上，加大对加勒比国家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包括向双方商定的项目提供相关支持今后3年建设一至两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加勒比国家派遣100名医疗队员，为加方培养100名在职研究生，提供1000个政府奖掌金名额。农业发展、医疗卫生、人文交流，这一系列措施都是着眼加勒比地区的发展长远、着眼中加友谊长远的务实举措。

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为世界的机遇”。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平——避免世界战争，不与现行国际体系（即整个西方体系）对抗，不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确立中国的非好战国家形象；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把国内矛盾控制在可控的低水平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更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升级版。中国将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并将中国发展的红利惠及国际社会。相信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熟悉国是，更加熟悉外交工作，中国外交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热潮，中国外交的新布局会更加完善，中国外交的新未来值得期待，中国外交的新未来一定会更加精彩。

第五篇：中国外交十难题

中国外交十难题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上海世博会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成就。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参展上海世博会，创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包括若干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领导人代表及高级官员出席世博会开幕式。200多面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旗帜飘扬在犹如华冠高耸的中国国家馆前。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这是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这句话正是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精辟概括。

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中国外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这既是中国进步与国际地位提高的体现，也为推动这个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外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重新定位与转型。这一过程必然困难重重，难以一蹴而就。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性难题。探讨这些问题，将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启发和帮助意义。

“中国曾长期与伊拉克进行石油进出口贸易，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国在伊拉克的70多亿美元投资一夜间成为伊国内征款，至今无法收回。

此后，伊朗接替伊拉克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但这个政治上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的中东大国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机，同样很可能对中国的中东石油生命线产生重大打击。

实际上，当前中国几个主要的石油进口大国，如安哥拉、苏丹、俄罗斯、伊拉克、沙特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隐患。”

难题一：海外利益扩大，而外交体制滞后

中国外交面临因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与相对滞后的中国外交体制之间的矛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仅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报告。

来看这样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之前，即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中国内地出境总人数为28万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万人；而2009年，这一数字将很可能达到5000万。从出境人口成分来看，过去的出国人员多半是因公出差，而现在95%以上的出境人口都是因私出国，包括海外留学、务工、旅行等。据估计，截至2009年底，身处海外的中国公民达到550万；单从出境人数上看，2008年中国出境人口为4600万，预计今年将大大超过5000万；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甚至可能接近6000万。无论是海上通道安全、海外人员保护，还是中国海外资产的分布等等，各种与中国海外利益有关的可量化指标都显示，中国海外利益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而中国外交体制仍然相对滞后。

不能否认，近年来外交部中处理有关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的职能部门在地位和规模上上升得非常快，获得了外交部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支持，从处级部门升级为司级部门，甚至扩展为跨部门的事务办理中心，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大楼也正在建设中，海外保护部门的级别还可能继续提升。尽管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外交的领事保护功能的效率在各大国中间甚至连中等水平都谈不上。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海外领事服务品种少、效率低，在很多海外突发事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更缺乏一套完整、高效的海外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特别在海外资产保护问题上，现在，中国的“胃口”已经大得惊人，商务部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计划甚至让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都惊叹不已，但这些投资的效率如何、回报率如何，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监控与追踪。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在一些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许多海外投资从初期的风险评估到末期的投资收益结算都是盲目和缺乏协调的。对于这些难题，中国外交能够提供的应对举措和机制非常不够，很多海外保护理念远未形成实体体系，甚至还未被意识到。以海外资产保护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底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总量的排名，中国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资产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国内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能够拿出一份仍显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评估

报告（各个国别情况报告），这与中国巨大的海外资产量及其仍在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趋势极不相称。

又如，近年来，所属中国的海外船队数量增长迅速，单是外轮上的中国船员人数就已超过16万人之多。在他们驶向全球各大海域的过程中，中国船员在海外航海作业中遭遇生命、财产威胁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如何全面保障包括中国船员、中国建设工人等在内的国内劳务输出群体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难题。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新理念，而加大中国的海外领事保护力度，关注中国海外资产投资的效率，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尤其是切实保障日益增多的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则应是中国外交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先是菲律宾国内通过了“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接着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主权”；作为回应，中国派出了由退役军舰改装的最大渔政船，对西沙海域进行巡航；这些国家却联合起来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议案，抗议所谓的中国渔船“挑衅行为”。

实际上，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文莱等国单是在南中国海一带就已钻探了200多口油井，在很多存在交叉主权主张，包括中国主张主权的海域开采石油。”

难题二：主权纠纷“引爆点”多，安全形势复杂多样

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

传统说法上，中国是世界上主权纠纷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共与14个接壤邻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主权纷争。截至目前，中国与这些陆上接壤国家的主权谈判，除印度、不丹等个别国家外，已经基本完成。但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陆上主权安全形势也并非完全平静。2009年，中国与印度因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纠纷出现了摩擦，印度国内紧急增兵，两国边境局势一度紧张。

除陆上的主权纠纷外，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海洋为新的争夺重点的主权纠纷日益涌现。这一特征在2009年，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1994年生效以来的第15个年头，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须于2009年5月13日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这意味着各海洋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的最新勘测数据，向海洋法会议重新申报各自的海洋基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海洋版图有可能被重新改写。

这个时间节点直接导致南海海域**再起。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中国等不同国家均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主权宣示行动。

此外，中国还与韩国、朝鲜之间在黄海存在着海图划分纠纷、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与钓鱼岛主权纠纷。但与数年前的情况不同的是，2009年南海之上的摩擦并未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局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波甚于一波的所谓“蓝色圈地运动”。可以说，在各国陆上争夺方兴未艾之际，人类对占据地球表面70%、蕴含巨大能源、资源能量的海洋的争夺日益激烈。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权纠纷最为多样、复杂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主权纠纷，这是中国外交永远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如何维护好国家领土、领海主权，并在创建和谐周边、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作用，是中国安全、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另一方面，如何防止这些主权纠纷影响国内的和平建设气氛，造成过大的民族主义压力，甚至破坏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更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大约存在着十个主权纠纷引爆点，单是2009年一年就有其中的六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恶化了。严格地讲，笔者并不同意“恶化”一词，而“多样化”、“复杂化”应该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难题三：跨界民族矛盾升温，外部因素凸显

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示，处理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时一定要考虑全局，这个全局不仅仅是国内的全局，而且是关涉到中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全局。

当前的特殊困难形势是，与以往对待中国国内民族矛盾、民族骚乱的态度不同，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高调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同化政策”，进行“种族屠杀”，声称土耳其政府将提议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疆问题。在埃尔多安讲话的第二天，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支持“疆独”的反华游行集会。实际上，虽然7.5事件与2008年3.14事件后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温和的赞成，或者说至少大多没有进行谴责的态度，但部分国家内出现了反华抗议游行运动，一系列事态至少表明一个迹象，即因为中国拥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纠纷，而它们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轻或重的政治、社会动荡与外交危机将有可能造成对国内国际和平形势的破坏。总体来讲，中国的跨界民族，特别是西部与北部地区的一些跨界民族，相对某些国家的跨界民族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迅速，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3.14事件与7.5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确实面临着考验。两次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少数民族团体中所聚集的积怨与不满，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的芥蒂与隔阂，这是事件爆发的不可回避的内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次恶性事件均直接受到外部分裂主义流亡组织的煽动，这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大难题。以**为首的“藏独”和以热比娅为首的“疆独”分裂主义分子在世界某些国家、团体组织，特别是全球不同的分裂主义集团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能聚集很具破坏力的能量。

对当代中国外交来说，处理好这些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重重，由于这些民族的跨界性，这些问题均与某些外部政治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之所以短期内聚集升温、爆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内部矛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企图打压中国快速发展势头、破坏中国和平稳定局面的外部政治势力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甚嚣尘上的全球背景有关。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过去中国面临的安全与外交挑战一直以东部为主，近来来自东部的各种压力得以逐步缓解，台海战争、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而西部的麻烦却在持续升温，未来对于中国安全、外交部门造成的压力有可能还会增大。

难题四：须向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与公共产品

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0.4‟，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比例中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

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不仅仅是诸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一系列自我型、内向性目标的实现，也关涉中国培养国际意识、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更多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等许多利他型、外向性形象的塑造。因此，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外交而言，如何有效树立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某些关键国家与地区适时、适量地投放战略外援，如何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全球公共治理、为现存和未来的国际机制提供中国模块与惠及世界的公共产品，是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与挑战。

概念上，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援助项目都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反映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公共产品则不一定与中国直接相关，是我们向国际机制及其实体化平台提供的包括中国力量和中国理念等有形和无形的中国元素的总和。截至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由于中国维和军人素质高、能力强，联合国还在请求中国提供数量更多的维和人员，这是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有形的物质性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

但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向世界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与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相比较，却显然严重不足，其差距甚至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例如，团中央曾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大力发展中国的海外青年志愿者队伍，向非洲、亚洲、美洲等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提供教师、医生等职业化援助团队，为那些识字率低、医疗状况差的国家与地区带去基本的科学文化和医疗救助等，以改变近年来外界对中国所谓“经济动物”之类的负面印象。据团中央相关负责人介绍，团中央的这一倡议发布后，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响应。但遗憾的是，目前团中央的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非常有限，现在每年仅能派出50名左右的海外青年志愿者，过去五年间只提供了不到300个名额。这里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战略援助项目进行一番比较。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平队”计划，旨在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与城市派遣以大学生为主的美国青年，向当地民众提供教育、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服务。40年来，美国“和平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人数达到数以十万计。这一计划对美国，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形象的建立和软实力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区是北欧，其次是西欧，它们提供的外援金额高达其国民收入的0.6%～0.9%。挪威首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演讲时曾经说，北欧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即未来这一地区向全球贫穷、落后或灾难地区与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金额将上升至其国民收入的1%。而当前，中国的这一数字还不到0.4‟，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国民收入在快速增长，而外援金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趋势。这显然是与中国日益扩展的全球利益及我们期待的全球影响，包括中国民众的国际意识与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诉求不匹配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向国际机制网络平台提供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还没能成功地使体现中国理念与中国元素的国际机制文本应用于国际制度合作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中处于后来者位置，对于成型的且目前仍大体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目前应做的依然是遵守而不是打破现状，即使在某些需要修正的或需要体现中国特殊性的领域与范畴，中国的角色仍然首先是机制维护者，然后才是智慧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显然还并不习惯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诸如全球气候制度等的文本。同样，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国际核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领域也很少能够提供产生实际机制性影响的制度文本。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在提到这一问题时，深深感到普通公众对自己国家国际地位与形象的想象与中国实际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制平台上影响力的不对称性：在各大国际组织中，中国提供的会费是偏少的，中国人担任组织领导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国提出的国际机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足。“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笔者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案例。《世界知识》杂志曾主办一个座谈会，几位参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斡旋的外交官专门探讨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参加这一座谈会的诸多专家学者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外交官为斡旋达尔富尔危机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其中包括劝告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维和方案、劝告西方大国不要动辄施压或制裁、斡旋当地处于敌对状态的不同部族领袖实现面对面谈判，还包括为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所进行的诸如援建石油运输通道的工作等等。这正是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做法。”

难题五：坚持“不干涉”原则与实行“创造性介入”

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

如何在新时期、新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将其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利益与形象结合起来，即建立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学说和实践，是中国外交未来应对地区冲突与争端的关键。首先，“创造性介入”以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为前提。历史实践证明，互不干涉内政是主权国家行为体间进行互动的首要原则。但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如果对不干涉原则只做僵化理解和坚持，并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既要考虑经济利益，同时也应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众国际意识的成长体现于中国外交对全球的“介入”中。

可以看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体现出的这种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我们过去对当事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或危机进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国外交参与、进入当事国的过程首先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当事国内部冲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协调者、联系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终达到在各方之中创造正数和获益的局面。进一步讲，不仅仅在那些处于**中的所谓“麻烦国家”或地区，在那些涵盖不同地区和不同事务的诸如全球贸易谈判、气候问题谈判、核不扩散公约等各种国际制度的改革、创新方面，中国都应该发展、充实传统的不干涉原则，使之形成符合中国新时期新定位的主权学说和有关“创造性介入”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这方面，中国前驻英国大使傅莹是新时期外交官的一个样板。她不仅能够出色完成传统意义上作为驻外大使的政策传达、事务交涉的任务，还尤其善于与驻在国媒体、公众及NGO打交道，特别长于进行社会性“公关”。

例如，2008年3.14事件后，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进程在欧洲部分国家遭遇种种阻挠。面对伦敦街头一些受到煽动、不明真相的公众，傅大使除与当地外交机构进行交涉外，还亲自约见主流媒体和普通公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西藏政策和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为发展、建设西藏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她把女儿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公布出来，信中女儿问她：为什么我们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会引起如此多、如此大的不理解，这些人去过西藏吗，了解中国的发展吗„„可以说，这封动情的家书对于扭转英国媒体、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傅大使的信使原先铁板一块的英国舆论打开了，他们开始思考，到底中国是不是真的如**所讲要灭绝藏族文化。又如，2009年7.5事件爆发后，傅莹大使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新疆是个好地方》，诚恳、生动地向英国民众介绍新疆的历史与现实。”

难题六：学会面对“社会的世界”

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

笔者有一个观察：中国外交比较擅长与其他国家的官方系统打交道，却还不擅长或说还不太习惯去应对非政府、非官方的组织或人士。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短板。

当代全球体系大体可以被视为一个三维世界，即经济界、政治界与社会界。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这个体系的经济界中如鱼得水，在政治界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尤其在改善国家间关系、推进大国间战略对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社会界，我们的工作还欠缺得较多。中国外交一直不太关注这个“社会的世界”，一方面对之不了解，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复杂性与影响力，更不熟悉某些国家中出现的所谓“新社会运动”。可以说，面对这个复杂、多样、生动、变化中的社会世界，中国外交至今没有做好沟通、应对的理论与政策准备。

笔者认为，傅莹大使所做的恰恰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所欠缺的，客观讲，中国外交队伍中擅长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还不多，相关机制与人员的建设与培养还处于初始阶段。实际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无为，与国内政治体制中不重视、不善于应对NGO的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处理好、应对好以NGO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各种声音是中国外交未来进步的标志，而为着这一目标，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学术界所应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难题七：直面公众期待，增强外交公信力

假如我们组织一次民意调查，把诸如政府官员、军官、外交官、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等一些社会公认的显耀职业聚合在一起，测评它们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度，单凭直觉，大家可以想象，外交官作为一门荣耀的职业所获得的公信力应该位于相对较高的行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进行一次有关中国外交满意度的民意调查，那么恐怕除外交系统内部和中国外交学界的人士，估计至少有60%～70%的人会认为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太少，被动回击太软，缺乏大国风范，难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骨，等等。这些指责或不理解已足够反映出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外交透明度、公信力和政策解释力问题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常常跟不上公众的期待也与现时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有关。当中国打开国门，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互联网与其他媒体对世界的了解，不亚于许多外交官甚至是高层领导人，所以当外交进程没有达到他们的了解、反应速度，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或需求时，他们往往会认为中国的出击速度与力度难以令人满意，指责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不得不面临的特殊的困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

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越是发展迅速的国家，其公众参与、品评国

家政治事务的欲望就越大，变化也越快，国内政治领导人满足其公众这些欲望的能力相形就更低。由此观之，作为一个变化社会中的外交形态，中国外交可能更容易面临公信力不足的严峻挑战。

当然，外交部已经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如设立公众开放日、开放部分外交档案、派遣外交官去各地做报告等，这些措施虽然仍无法彻底解决中国外交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些积极的信号与姿态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

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未来的中国外交面临着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难题八：改变“自说自话”，加快外交制度变革

毋庸置疑，近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制度变革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上文提到的外交部海外领事保护机制，由原来外交部中的一个处级单位逐渐升级为跨司的中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中领事保护制度的变迁。又如近期简化领导人出访的礼宾制度的改革，正如媒体所评论，有利于把工作放在更重要的方面。

但是，这些变革和调整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自身外交制度的应有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简单说，对于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外交制度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哪些部分需要削减，哪些部分需要大力增加投入，无论是外交系统本身还是外交学界，其研究与探讨都是相当不足的。

第一，客观而言，中国外交系统在决策机制上还往往是自说自话，许多问题由某些司、局领导或高层直接拍板，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建言过程。实际上，外交系统的变化是与整个行政体系，包括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机构的制度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机关正在探索政府建制改革的新路，要求社会性公共问题的解决经过公众的讨论和法律的公证。未来的中国外交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制度化改革的“苦练内功”的过程。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出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发展理念，其中“外交为民”就有进行制度化调整的文章可做。如何把握“为民”的尺度，既在整体上维护好国家利益，又能较为平衡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的关注点与兴趣点，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例如，在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西部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问题，西南部地区的学术团体常常关注跨国武器贩卖、毒品、走私等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的学术圈则可能对国际渔业纠纷、海上犯罪等问题独有见地。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国国家内部的利益复杂性会越来越强，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民”与“民”之间在利益认知与需求上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有关非中央外交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界的最新进展之一。

第二，外交制度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有关外交人员、外交队伍的构成与来源问题。反观中国的外交人员体系，除建国后“将军大使”在一段特殊时期内占据外交队伍外，整个外交系统的主要构成均来自于外交学院和部分大学的外交学系与外语系。无可置疑，他们语言本领过硬，熟通外事礼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符合中国以“礼宾外交”为特色的对外交往要求。但问题在于，他们接受的是几乎同样的思维训练，总体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局限，在新时期的外交条件下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当代外交已不再是单一的上传下达与礼尚往来，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为外交官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以某种“掺沙子”的方式，使中国外交队伍的来源更加丰富、人员机制运转更加灵活。

第三，国家外事系统对涉外事务的统筹与协调问题。中国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如军方的某些行动，外交部门事先并不知晓，而是通过外媒的报道或采访，甚至等到别国外交部门抗议后才获知；同样，外交部的某些布局或安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甚或产生自家互不通报而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中国外交体制具有自身特色，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些涉外事务上，外交部并不一定掌管实权，而中央外办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外事顾问具有其特殊的角色；同时，各个部委的外事口、国际司也均有其自己的外事资源与渠道，很多情况下它们自行其是，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沟通，其中最为明显即是军方系统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的问题。当然，形成当前的错层局面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外交的所有职权被军方接管，从而造成中国外交体系的极大混乱。但是，当那个特殊时期的政策失误被修正之后，中国外交制度的设立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外交与军事间出现了部门间的错裂。总之，外交是一个自我调适、升级的过程，需要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未来中国外交的制度性创新与变革既应体现“外交为民”理念的外化，又要在新的科层与程序的设计、组织机构及部门间的联系与协调上做出实际的安排。

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难题九：消除理论与实践脱节状态

当前，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间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相对而言，中国的外交实践获得国内高校与研究系统支持的比重是较低的。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较为“孤芳自赏”的活动，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提供理论分析支持应当是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在政策与对策研究中，能够对实际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实际部门的咨商对象。而恰恰是在这方面，中国外交实践体系与外交学界的联系是相当不足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关系及外交学界的研究者受邀到外事部门进行咨商的机会相较以往大大增加了，可以视为中国外交建立智库咨询制度的一个可能的起点。近年来，笔者多次应邀参加外交部牵头的政策分析会与咨询活动，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决策和操作部门的进步。在类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考虑八国集团邀请等难题上，中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部门有出色的博弈手段和中短期折冲办法，但对中长期战略思考不够、论证不深，有时显得被动、消极。这实际上恰好为学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拾遗补缺”、发挥所长的机会。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理论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实践水准的助力，如国际机制研究、遵约理论、有关外交领导层代际差别的探讨，以及外交民主化、科层化研究等，都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外交实践。

难题十：认知国家身份，构建体现其特性的外交形态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国际国内的积极互动，逐渐加深的多重依存，不断更新的公众观念，政治家及决策层的统筹考虑，形成了不断调整中的中国身份，带来多层次的参与和灵活的立场。

上文已经提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性质是中国外交难以跟上公众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深入地看，全球化平台的搭建与中国经济社会内部的急剧变革使中国公众的品位与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仅仅体现了问题的表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矛盾才是社会变革进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

中国的身份建构一般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维度：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众多兄弟，中国永不称霸，也绝不背信弃义，将坚持对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评与抵制；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及人类共同进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应当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动机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对外部资源、环境和稳定性的需求与日俱增，理应在维护和建设地球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在于，中国拥有当今世界1/5的人口，人均所得在国际上的排名仍相当靠后，需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在面对国内外重大事务时不受干扰地制定议程。此外，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社会形态等等，无不为当代中国的外交形态塑造增加了难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多维度的因子，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外交特色。

当社会处于认同调适期时，一国的外交形态与国际战略就要在设计上体现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表现为：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对外政策必然要同试图改变这种方向的各种压力进行斗争，必然要同发展中国家保持精神上的“同盟者”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和对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使中国人在消费趋向、市场走势及社会层面与欧美国家有所趋同，这也是中国在外交上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外部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评价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大与弱势，开

始具备国际意识，要求提升中国的位置。

综上所述，以上十个难题概括了当代中国外交在自身塑造与演进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矛盾，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作者：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原载于《世界知识》2010年第10期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困境

2008-12-21 王逸舟教授 整理：苏颖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追求自身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推进世界和谐。要时刻警惕大国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情绪。

成就: 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转型

中国外交30年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从国际范围看，中国从30年前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从中国国内视角观察，中国外交由原先那种富有神秘色彩、主要是“高政治”和“大战略”的内容，转向民生为重、发展优先、更加透明的过程。

挑战: 中国未来外交的三重危机

一.经济领域的挑战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以量取胜、扩张的时代即将结束，要求走入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两大短板或瓶颈:（1）能源瓶颈

中国的所谓“地大物博“在工厂机器的高转速下即近枯竭，或迟或早将出现断裂。只靠挖掘矿藏实现GDP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结构链上，中国在全球经济金子塔中处于中低端，但是中高端所拥有的决定权十分微弱。一双made in china 的耐克鞋，美国从中可以赚40多美元，中国的鞋厂几毛钱，工人平均只有下来几厘钱。结果,中国需要拿5000万件衬衫换取一架美国的波音747飞机。如果中国永远处于全球经济的中低端，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新能源的转型。不过这种转型将是痛苦而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环境瓶颈

人类的环境瓶颈已经到了临界点。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创造出各种病变，如SARS,AIDS，而这些仅仅还只是局部，现在人类已经接近使人类灭亡的灾变，且正在加速这种灾变的进程。其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源，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地。有人甚至称连北极圈上空能够检测出来自中国的颗粒物。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强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增长实现清洁的增长方式，GDP的增长要强调绿色GDP。要让我们的子孙活在有山有水的有尊严的世界中，减缓灾变的速度。二.安全与主权的挑战。

中国一共有近30个邻国，其中有一半是接壤邻国，14个；还有同样数量的非接壤邻国，如韩国、日本。在这近30个邻国在历史上几乎均与中国有过冲突，而现在仍有10个国家与中国存在主权纠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太多的邻居。中国所处的西太平洋区域是全世界主权纠纷最多的区域，占世界的一半。中国与韩国、日本、俄罗斯、东盟内部等，都存在不同的地域、海域和其他问题上的纠纷。主权纠纷不可能默然视之。中国历史上因为主权纠纷引起的战争，延误了中国多少年的现代化进程？抗美援朝可说是保家卫国之战；1962年中印边界纠纷，中印至今没有双方均认可的边界，几千公里的长度随时可能引起1962年那样的战争；1968年中国与苏联的领土纠纷，现在看来似乎是一场局部占领，但是当时有人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边界，有可能引发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段边界；随后西沙南沙又响起了枪声，中国与东南亚十国中的五个国家都发生了纠纷；再之后，中越边界战，未披露的中方死亡人数7万人以上；直到1993年还有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零星枪声；九十年代还有讨论“打南保北”“打北保南”的争论，可见当时还是有战争的风险。中国与东盟的和平协议，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但是与东盟五国的主权纠纷，仍然没有解决。2005年，外交危机发展到东海领域，中日关系走进最低点。虽然中日关系现在回暖，但是东海划界、钓鱼岛等问题还未解决。最近，朝鲜对我国的黄海领域划界提出质疑。如此多的主权纠纷，处理不当将十分危险，可能导致中国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的深渊。

但是这种纠纷的解决之道不能靠武力和强力。如何取得一种即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又不导致武力和强力得均衡点？这个除了靠中国的外交智慧，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后防，依靠国防实力。中国现阶段的国防是不够坚实的，而且还面临着“大炮、黄油不可兼得”的困境。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可以计算量化，但是国防就像无底洞，而且投入也不一定能取快速形成战斗力。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远洋作战的挑战，而这正是中国军队的短板，近几十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中国国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冲突将越来越激烈。三.中国的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挑战 这是中国新出现的外交挑战。如果说，经济需求是让中国人富起来，主权需求是让中国的拳头大起来，而责任需求就是要求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一贡献。但是，中国实际上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

联合国的大系统中，如维和系统、世界货币组织等，几乎没有一个由中国主导，仅仅世界卫生组织弥补了这个空白。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仅交纳了2%的会费，而美国1/4，日本都有18%。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南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的资源。中国为国际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少，即使是外援，也多是“战略外援”，多与中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相关，与此相对比的是，北欧的外援是世界的楷模，如挪威GDP的8%提供于外援。

可以说，在全球的制度框架中，在全球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人多半在处于金字塔的中低端，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样。作为五大国，五常任，中国的话语权严重不足，含金量不高。

在制定全球的公共产品的规则时，如极地、外空、公海规则等，中国的代表几乎永远坐在后排。美国、英国、俄罗斯坐前排。后排意味着不要负太多责任，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处理内部事务。有中国官员说，中国的脖子上挂了太多的甩不开的秤砣，法轮功、藏独、疆独、以及国际其他纠纷(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五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就是说，中国体制上的扯的后腿，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只能疲于应付。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许多跨界民族，如果民族关系处理不好，尤其是与跨界民族关系紧张，将导致边疆不稳定，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之难”。

中国什么时候能再为世界再创造“四大发明”？为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和和谐提供更大贡献？

提问1：如何在解决公共责任与内政困境的矛盾？ 最重要的不仅仅如何解决这三大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这三大挑战的均衡点？而这种均衡的实现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尤其是奥运会后，中国在世界的印象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救世”的说法越演越烈。许多大国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中国的现实呢？这种反差太大。中国如何解决这种极其矛盾极其难解的困境？我想这种统筹均衡是十分不易的。

中国外交的新高地——高出不胜寒，中国外交官要学会面对国际上的NGO，学会面对不同声音，学会面对公众。这也是中国的短板。

想象世界由三面构成：经济界、政治界、社会界。中国在经济界干的非常漂亮，在政治界后来居上也很不错，但是在应对真实、多元的社会界方面，中国还将面临十分艰难、漫长、也很细微的挑战。

提问2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马英九向中国提出了比陈水扁提出的更加难的挑战，这是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两岸关系上，存在着商量的余地，体察难处的气氛，妥协的空间，这是我们十分愿意看到的状况。最好的状况是未来在保持两岸关系上协商的、朝前看的气氛，外交上的博弈、谈判还是是有余地的。提问3：为何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而不是提出和谐社会的胡？

一.**在外部世界的印象非常好，英语好，表述很好，以和平使者反对暴力、非暴力合作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这被欣赏得；

二.西方人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西藏和香格里拉十分隐秘的情愫，他们把西藏看作宗教和文化的象征，赢得了对市场化过于厌倦和疲劳的西方人的心。

三.中国外宣有误，生硬不得人心。缺少和平主义的方式，这是我国外交官无缘诺贝尔和平奖的直接原因。

四.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

提问4：政治体制改革对外交的影响。

书中深埋的主线：外交实质上内政的很复杂的折射。

未来外交的成败和进展确实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线形的，是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比如公民社会的成长，媒体的开放、对NGO态度的变化等对外交的影响。中国外交的变革一方面有关外交制度、外交官素质本身的改变；二是中国社会基础的改变。提问5：关于外资、外企和外汇 今天和未来世界，我们如何立足？

我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别人的丧失，这是过去的强者逻辑。我不太主张继续延续这种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无可奈何的还将长时间存在；在我心中更倾向于另外一种逻辑，即我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你的失败，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别人的威胁。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齐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民族的利益就是世界的。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即有狭义上讲的追求自身的强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为强者的强者逻辑；但是更高的层次的追求应该是，要让世界理解并学会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依靠“中国智慧”取得世界认同，同时推进世界的和谐。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促进世界进步的崛起。要时刻警惕大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情绪。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能让人看得更远一点。以此共勉。

本文根据2008年11月26日王逸舟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讲座《中国外交的成就与挑战》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 视频：http://www.xiexiebang.com/programs/view/lr-cZXZgQM0/ 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外交对策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金融危机下中国外交的走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备受各国关注。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加积极有效的开展外交工作。

我认为，对中国今年的外交工作，总结起来可以有如下四个要点：

第一，一条主线，就是要全力为确保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示过，“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两大重点。一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好；二是要做好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重大的国际多边会议活动的准备工作，如七月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十一月份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等。中国要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三项工作。一是要搞好安全外交，切实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二是要加强人文外交，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三是继续抓好领事保护工作，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第四，四个方向。就是要促进我国同大国的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更加积极地参加有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外交走向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推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实现国内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共同抗击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的两种后遗症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一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措施看似为了保护本国经济，但是效果往往正好相反；一种是制造紧张气氛，用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但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贸易保护普遍抬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要做的，一方面尽量避免贸易战,通过协商通过增加贸易进口等措施来缓和国际上对华贸易限制,这主要是指对欧盟及美国，二者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为中国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必须要给予最高的重视。春节前后温家宝总理去了欧洲，避免了中法争端扩展到中欧层面，中国逆市增持美国国债也是针对性措施；一方面要大力扩展与中国在贸易方面互补性较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如西亚、非洲、拉美等国家多以出口能源资源类产品为主，中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正月外交”展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日益突显，但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健，社会资金充裕，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所以，我们所受的冲击并没有其他国家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家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金融危机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也考验国家责任问题。中国此时将自己的信心带向世界各地，无疑为世界抗金融危机注入强心针，增强了国际抗金融危机的信心，尽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发展绝对离不开世界，中国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尽管，中国救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有义务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倡导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和世界事务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面对激烈变化的国际局势,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完善外交战略，努力营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第四，加大对能源和资源的控制力度，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如借世界金融危机之机建立石油储备。

第五，加大技术的引进力度，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机遇，我国应大力引进从前不能引进或必须更高价格引进的技术与设备，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中国应该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使用中国的外汇资产。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自有公论，有关教训应该汲取。当务之急是各国应该携手共进，提振人们的信心，为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为稳定金融市场，为推进必要的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

对于当前中国的外交工作而言，应积极应对金融风暴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同时抓住机遇，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使外交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