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真的伤亡一百万吗？（5篇材料）

第一篇：抗美援朝志愿军真的伤亡一百万吗？

抗美援朝志愿军真的伤亡一百万吗？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已经50多年了。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公布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伤亡数字。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在网上对于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仍然存在争议。

一．中国官方数字：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通过传媒（如研究、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战史）公布的志愿军伤亡数字如下：

志愿军作战伤亡人数：

1．阵亡：11.4万人

2．医院共接受伤员38.3万人次，由于入院伤员有些是第二次、第三次负伤，统计上有重复，伤员中又有一部分是非战斗负伤，所以最后确定战斗伤亡总数是36.6万人。

据此，志愿军战斗负伤人数为：25.2万人

3．因伤致死：2.16万人

4．失踪：0.8万人（原先是0.4万人）

5．总计：

战死：14.36万人（阵亡、因伤致死、失踪）

战伤：25.2万人

作战伤亡：39.56万人

其它原因死亡人数：病死：1.3万人

所以，志愿军总计伤亡人数：40.86万人（39.56 ＋1.3）

另外，志愿军还有2.1万人被俘，其中7100余人返回大陆（其中有440人是在中立国部队监管下，经我方解释工作后返回的），14000余人去了台湾或其它中立国。被俘人员数字不存在争议。

二．志愿军伤亡数字存在的争议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许多人不知道或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志愿军伤亡数字，而相信来自美韩或其它渠道的数字。但来自美韩或其它渠道的数字不止一个，目前从网上看到的主要有三个：

1．死亡人数：90－100万人；伤亡总数：200－300万人

2．死亡人数：五六十万人；伤亡总数：140－150万人以上。

3．伤亡总数：92万人以上

三．对来自美韩或其它渠道的三个志愿军伤亡数字的分析：

1． 最不值一驳的伤亡200－300万人

据中国政府近十几年来公布的数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以轮战方式先后入朝参战的各种部队共计190万，补充兵源近50万，共计240万。另外，还有东北军区60万支前民工入朝出战勤。

志愿军在朝兵力最多时达130万人（1953年春季）。

既然中国参战部队总共才240万人，怎么可能有200－300万人的伤亡？如果那样，美韩军队岂不早打到北京了？由此，建立在伤亡200－300万人基础之上的志愿军死亡90－100万人，也根本是胡扯！

所以，时至今日，不管你多么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国出兵朝鲜，不管你多么赞赏美军的武器装备和超强火力，你也不要说中国军队在朝鲜死了100万人、伤亡二三百万人。否则，你会自动获得由下列词汇赋予你的不值得赞赏的名誉：白痴，弱智……

2．表面上能讲得通的伤亡150万人

那么，志愿军死亡五六十万人、伤亡总计一百四、五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呢？表面看起来，这个数字不象上面那个数字明显白痴，还给志愿军留下了几十万到一百万肢体健全的人。但如果你了解抗美援朝战争过程特点、了解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序列和编制人数，这个数字也不难推翻。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33个月（两年零九个月），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前后两个阶段。运动战期间，以大兵团作战为主，双方伤亡人数较多；阵地战期间，主要以争夺山头高地为目的，除了在三个时段发生了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外，大部分时间，战线处于稳定状态。双方的伤亡人数主要集中在那几次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役中。

（1）运动战阶段从1950年10月19日到1951年6月上旬，历时8个月，共有五次大规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共15个军，每军5万人，分三批入朝。

第一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是第一批入朝部队（共6个军）中最先入朝的4个军；

第二次战役参战部队包括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和第二批入朝的9兵团3个军，共9个军；二次战役中，9兵团3个军冻伤严重，休整了几个月后才参加了第5次战役。

第三、第四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都是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

第五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有第一批入朝的39、40军，第二批入朝的9兵团3个军，和第三批入朝的3兵团、19兵团的6个军，共11个军。

那么，这一阶段我军伤亡多少呢？既然我们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数字，不妨采用下面这种最简单也最夸张的算法来计算一下：

假设到第5次战役结束，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全部伤亡殆尽，即伤亡6×5万＝30万人；

假设第二批入朝的3个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伤亡一半，在第5次战役中又伤亡一半，因此总计伤亡15万人；

假设第三批入朝部队6个军，在第5次战役中，全都伤亡一半，即总共伤亡15万人。

由此我们算出，在运动战期间我军总共伤亡60万人。

其实，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只有4次伤亡惨重的战斗：

1．二次战役，9兵团3个军严重冻伤（冻伤还不应当算战斗伤亡）；

2．四次战役，38军、50军在汉江两岸阻击联合国军，损失惨重；

3．五次战役初期，64军主力和65军一部在临津江南岸一狭小区域里遭敌密集空炮火力攻击2天；

4．五次战役后期，60军在撤退时遭敌追击，陷于混乱，180师几乎全军覆没。

中国官方公布的运动战期间各次战役志愿军伤亡损失情况如下：

第一次战役，伤亡1万人；

第二次战役，作战伤亡3.1万人，冻伤5万人；

第三次战役，伤亡0.6万人；

第四次战役，战斗损失5.3万人（除伤亡外，还应包括被俘人员）；

第五次战役，作战损失8.5万人（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约1.7万人）。

总计：损失23.5万人，但这个数字包括5万冻伤，还包括1.7万以上被俘人员（第五次战役以前我军也有被俘人员）。

所以，我的上述算法已经极度夸大了这一阶段志愿军的伤亡人数。

（2）阵地战阶段从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历时25个月。这期间，在三个时间段上发生过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即：

1951年9月底至10月底，联合国军向志愿军发起“秋季攻势”，我军伤亡9万人；

1952年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志愿军发起秋季战术反击（包括38军进攻白马山之战），我军共计伤亡1.05万人；联合国军发动“摊牌行动”（我方称之为上甘岭战役），志愿军伤亡1.55万人；

1953年7月，我军发起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此战我军伤亡3.25万人。

在其它时间，战线基本平稳，双方只有零星的小规模的攻防战。所以，西方学者著述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中，阵地战这一阶段往往被一笔带过。

我们先统计一下上述三个时段我军伤亡总数：9＋1.05＋1.55＋3.25＝14.85万人

我们假设中国军方有意掩盖损失，压缩伤亡数字。因此，我们把上述数字翻一番，作为我们的统计数字：即29.7万人。

尽管阵地战期间，伤亡主要集中在这几次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役上，但其它时间也不是完全没有战斗，美国空军还对我后方补给线进行狂轰滥炸，我军也还是有伤亡的。我们不妨假设伤亡14.3万人（接近29.7万的一半），这样，在整个阵地战期间，志愿军伤亡总计：29.7＋14.3＝44万人。

这一数字，已经大大夸大了志愿军军实际伤亡人数。比如，上甘岭战役，我方统计伤亡1.55万人，美韩方统计我军伤亡1.9万人，我们把1.55万翻番，比美方统计的战果还多1.2万人。

另外，据我军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后勤部队战斗伤亡1.07万人（死0.36万人）；铁路系统战斗伤亡0.67万人（死0.21万人）。所以，14.3万人的伤亡假设，也是大大高估的数字。

（3）两阶段志愿军总的伤亡人数

即使按我们上述大大拔高的伤亡统计，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伤亡总数也只有：60＋44＝104万人。离140－150万人相距甚远。

因此，可以说志愿军死五六十万、伤亡一百四五十万以上这个数字也是根本不可信的！

3．伤亡92万就合理吗？

看看我们刚才计算出志愿军伤亡104万人的算法，以及104万与92万不大的差距，我们就可以知道伤亡92万人这个数字，也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即使把中国政府公布的志愿军伤亡总数40.86万人（包括作战伤亡、病死）翻一番，也不过81.7万人，比92万还少10余万。而且，我们根本也没有什么理由将40.86万人这个数字翻一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来自美韩方面或其它渠道的志愿军伤亡数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这些数字！

四．中国官方的志愿军伤亡数字就一定准确吗？

来自美韩方面的志愿军伤亡数字不可信，那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就一定是准确的吗？也不尽然！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对中方公布的数字持怀疑态度。我认为，中方公布的志愿军伤亡数字有三个问题：

1．失踪人数增加4000人

过去，我国公布的失踪人数是0.4万人，后来失踪人数又改为0.8万人。

2．死亡人数有三个：

一个是上面提到的战死加病死14.36＋1.3＝15.66万人；

另一个是通过民政部门统计的17.17万人，而且，这个17万的牺牲人数甚至细化到了每个省有多少人，见下表：

四川 30789名(含重庆)，山东 19685名，吉林 18260名，辽宁 13374名，湖南 10687名，河南 10673名，河北 10155名，黑龙江 8222名，江苏 7268名，山西 5835名，湖北 5167名，安徽 4151名，浙江 3732名，广东 3186名，广西 2915名，陕西 2802名，贵州 2799名，江西 2162名，内蒙古 1683名，上海 1634名，云南 1482名，北京 1438名，甘肃 1041名，福建 982名，天津 461名，新疆 61名，青海 48名

另外，最近得到的消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历时六年，征集到首套完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单。纪念馆已对外公布该馆最新烈士征集统计名单，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烈士由原来的171669人，增至183108人。

由于中国政府通过不同??：15.66万，17.17万和18.3万，而且相差2.64万人，这就使人对中国官方的数字产生了怀疑。有人说这2.64万是民工等非军人的死亡人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说法。

3．战伤人数是估出来的，而且不符合一般情况下伤亡比2：1的比例。

前面说过，志愿军战伤人数是根据医院共接受伤员38.3万人次，再考虑到重复统计和非战斗负伤因素，最后估计出来的。而且这个估计出来的战斗负伤人数25.2万人，不符合一般情况下伤亡2：1的比例。所以，不少人觉得这个数字偏低。

4．非战斗负伤人员

另外，现在网上有文章说，志愿军还有38万－40万的非战斗负伤（减员），我不知此数据究竟从何而来。但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即类似第二次战役时9兵团大规模冻伤这样的非战斗减员一共有多少人？这些非战斗减员是否应记入志愿军人员损失？如果上面说的民工等非军人死亡2.64万人是确实的，那么，民工负伤(或非战斗负伤)人数是多少呢?

5．我估计的志愿军最大伤亡数字

据说网上所传我军非战斗减员40多万人、总计减员近百万人的说法来自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精装16开本，四个分册：第一分册《卫生勤务》，第二分册《野战内科 卫生防疫》，第三分册《战伤外科》，第四分册《卫生统计资料》。

该总结上志愿军减员数据为：

总减员 978122

阵亡 114084

伤员 383218

病员 455199

失踪（含被俘）25621

其中 伤员有21679死亡 病员有13210死亡

志愿军总死亡人数 148793

其实，上述数据很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志愿军伤亡数字的最终出处：

阵亡：114084，即阵亡11.4万人；

伤员：383218，即医院共接受伤员38.3万人次，但这个38.3万含多次负伤重复统计，也有非战斗负伤。

失踪（含被俘）：25621，即被俘2.1万人，失踪0.4万人（后来又改为0.8万）；

伤员有21679死亡，即因伤致死2.16万；

病员有13210死亡，即病死1.3万人；

可见，除了伤员人数应是累计38.3万人次，这一点容易误解外，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病员455199，有人把这个数字当作非战斗减员，我认为不对。《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卫生部门救治生病人员45.5万人次的意思。在3年战争期间有45万多人次到医疗部门看病诊治，这很正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年还会因发烧拉肚子去一两趟医院，休几天假，何况战争时期。

所以，这45.5万人次，除了病死的1.3万人外，不应算作部队损失。如果非把它当作减员数字，也不应和伤亡人数混在一块作为志愿军损失人数的一部分。另外，45.5万人次不是45.5万人，有重复统计成分。

所以，现在唯一的谜团就是非战斗伤亡人数（象长津湖之战9兵团的几万冻伤人员都没有包括在作战伤亡人数中）。

非战斗死亡人数我们已知是18.3－14.36（作战死亡）＝3.94万（含1.3万病死）。

非战斗负伤人数不妨按最大数算（不考虑多次负伤重复统计）：38.3－25.2（作战负伤）－2.16（因伤致死）＝10.94万

即非战斗伤亡总计：3.94＋10.94＝14.88万人

所以，抗美援朝我国总计伤亡人数：

39.56（作战伤亡）＋14.88＝54.44万人（其中死亡18.3万人）

如果再考虑被俘人数，抗美援朝我军总计损失：54.44＋2.1＝56.54万人。

56.54万人已经是我们能够得出的抗美援朝我军损失人员的最大值了。

第二篇：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简介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经过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毙伤俘敌71.8万余人，其中美军29.7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轮番作战方针，先后有27个军另1个师入朝参战。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4月21日，首番参战部队有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66军、第50军、第20军、第27军、第26军共计9个军30个师（其中第20军、第27军、第26军首番参战辖4个师）；

1951年4月22日至6月上旬，第二番参战部队有第64军、第63军、第65军、第60军、第12军、第15军和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39军、第40军共计11个军33个师；

1951年6月中旬以后，属于第三番参战部队有第67军、第68军、第47军和第12军、第15军、第60军、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共计17个军51个师，另有第36军、第37军两个军担任在朝鲜南市、泰州、院里三个机场担任抢修、维护警戒任务。1952年9月，第23军、第24军、第46军入朝，轮换第20军、第27军、第42军回国；

同年11月，第33师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地区的防御任务；

为加强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力量，第16军、第1军、第54军、第21军先后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入朝。

朝鲜停战前后，大部分部队先后凯旋回国。第1军、第16军、第21军、第23军、第54军暂驻朝鲜执行维护停战协定实施任务，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1958年3月至10月，上述5个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7个军参战概况如下：

志愿军第38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梁兴初、江拥辉（代），政治委员刘西元、吴岱（代）。辖第112师、第113师、第114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任务后，于1953年7月10日回国。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誉为“万岁军”。

志愿军第39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9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信泉、张竭诚（代），政治委员徐斌洲、李雪

三、石瑛（代）。辖第115师、第116师、第117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5月7日回国。

志愿军第4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42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郭成柱。辖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10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66军：1950年10月由华北军区第6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隶属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0日回国。

志愿军第5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5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6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2日回国休整。同年7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月参加西朝鲜湾渡海攻岛作战。1955年4月19日回国。

志愿军第20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翼翔、政治委员张翼翔（兼）、谭佑铭。辖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7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防御。1952年10月11日回国。该军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7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曾如清。辖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2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10月14日回国。

志愿军第26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辖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6月5日回国。

志愿军第64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思玉、唐子安，政治委员王昭、黄文明。辖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6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8月回国。

志愿军第63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7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65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22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60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6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韦杰、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先后隶属第3兵团、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1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12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辖第31师、第34师、第3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1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4月25日回国。该军100团2连班长伍先华（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4团4连副排长杨春增（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91团5连战士胡修道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杀敌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15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秦基伟、李成芳（代），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29师、第44师、第4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5月回国。该军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87团9连邱少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47军：1951年4月由第4野战军第4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曹里怀、张天云，政治委员李人林、刘贤权、陈发洪（代）。辖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该军于1951年4月1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3年春上浦防东山作战。1954年9月24日回国。该军141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志愿军第67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李湘、邱蔚，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4年9月29日回国。该军595团1连战士李家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68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辖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4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4月9日回国。该军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36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37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23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钟国楚、吴瑞山，政治委员卢胜、谢福林。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3月回国。该军200团9连战士许家朋（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4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张震（代）。辖第70

第三篇：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确认18万中国志愿军牺牲

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确认18万中国志愿军牺牲

2010年10月26日21:45 新华网

几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在参观鸭绿江断桥，向高校师生讲述当年的故事（10月夕，来自全国各地的抗美援朝老兵齐聚丹东，重走鸭绿江断桥。新华社记者徐。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前 16日摄）扬 摄

10月22日，21名来自河南郑州的志愿军老战士与丹东边防检查站的守桥官兵，重温当年的激情岁月。今年是中国 一起登上中朝友谊桥，唱响《志愿军之歌》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从4月以来，全国许多志愿军老战士纷纷来到丹东 口岸吊唁当年牺牲的战友。新华社记者 任勇摄

新华网沈阳10月26日电（记者陈辉、颜昊）在中国纪念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之际，记者从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获悉，该馆经过十多年全国范围的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共确认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争期间为国捐躯。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志愿军参加那场战争的专题纪念馆。朝鲜战争期间，纪念馆所在地处于进犯朝鲜半岛侵略者的火力范围，曾屡遭美军飞机轰炸。

该馆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参加战斗牺牲的人数，包括作战牺牲者和负伤后病故等非战斗减员。这些志愿军烈士来自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该馆通过民政部 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 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

走在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的“志愿军烈士墙”两旁，参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里标明了志愿军烈士数字：183108，墙的两旁则是该馆统计的各省区市分别的牺牲人数：

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 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 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 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 西5488人；内蒙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 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 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准确的牺牲人数始终没有定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曾公布，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

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说明 牺牲的志愿军人数。此前，抗美援朝纪念馆也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 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向记者介绍，从2003年1月开始，纪念馆通过派人、发函、电话核实等多种方式，从全国范围开始对志愿军烈士名单进行征集、登记、核实。

尹继波说：“目前志愿军牺牲人数的统计数据，已经接近实际牺 牲人数，即使再有新的发现，上升的空间也极小。寻找志愿军烈士的 工作我们还将继续下去，要对志愿军烈士负责，对烈士亲属负责，对 历史负责，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的丰功伟绩。”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极不对称、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从1950 年10月25日首战两水洞开始，志愿军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侵略军 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侵略者不得不于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两水洞

战斗的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25 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 战争的伟大胜利，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四篇：抗美援朝志愿军被俘有多少？结局如何？

抗美援朝志愿军被俘有多少？结局如何？

战俘问题是中朝方面始料不及的。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并坚信“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周恩来在1951年11月14日为毛泽东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估计这一问题不难达成在协议。”此外还表示，争取停战谈判在1951年底达成协议。同时指出，对敌人拖延战争，破坏和谈，扣留战俘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估计结束朝鲜战争不会超过1年。

斯大林在19日的复电中也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他认为：“你们在交换俘虏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这是敌人很难反对的。”

中朝代表团的多数人也认为战俘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因为交换战俘，有国际公认的准则，美国是签约国，同时又是一个自称最讲人道主义的国家，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但在谈判代表团中也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解决战俘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表示美国人要在战俘问题上做手脚，他捏造我方杀害战俘，故意挑起事端。虽然他们造谣没有真凭实据，是站不住脚的，李奇微也不敢让汉莱与记者见面，美国防部也 否认这人军法处长的声明；但杜鲁门却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因此，无风不起浪，战俘问题可能要复杂化。结果被言中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在无中生有，耍花招。从停战谈判半年来的实践看，美国人一直是这样做的，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在制造事端，一直在向正义挑战。

板门店的谈判都是按杜鲁门的旨意行事的。5次战役没捞到什么好处，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又稳定在“三八线”。谈判也没有得到更大的利益，“三八线”最终成为军事分界线，剩下的只有战俘问题可大做文章了。战俘问题的关键是美方掌握着中朝的十几万战俘，远远多于中朝方面掌握的“联合国军”战俘的人数。根据双方公布的最后统计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等国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大失军事大国面子的杜鲁门政府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和政治资本。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战俘问题，想在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就使战俘处理更加复杂化，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美军溃败汉城以后，在国际国内的一片反对声中，杜鲁门忙于寻找停战和谈之道，一旦打通了这条道之后，有了喘息的机会，他并没有放弃霸占全朝鲜和攻打中国军队的企图，择机利用自己空中和火力优势向我发出猛烈进攻。从第一天停战谈判到最终达成停战签字的2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方面先后制造了“记者问题”、“中立区问题”、“谋杀军事警察问题”、“屠杀战俘问题”、“轰炸开城谈判会址”等问题；大规模的进攻主要有：1951年8月18日 的“夏季攻势”，9月29日的“秋季攻势”，但结果是被我歼灭十几万人以上，落得个停战谈判期间的惨重失败而告终。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于11月18日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继续用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言下之意，惟有战俘问题可考虑了。

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是一个长期处在边谈边打，打谈结合，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紧密结合的十分复杂的境地。李奇微曾想过要把至少5万或6万的共产党战俘送到马利安纳群岛或塞斑岛去。他在1952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曾说：“曾考虑把5万或6万顽强的共产党战俘送到马利安纳群岛或塞斑岛甚至送到美国去”。

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性问题，是朝鲜停战谈判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最后解决的一个问题。

说它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因为如何弥补美军战场上的失利一直是杜鲁门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惟一的办法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十几万战俘来制造政治影响，只要有大批战俘不愿意回去，既可以向美国人交代，又可以在共产党人脸上抹黑，而中朝战俘的成份十分复杂，客观上给美国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造谣说，许多战俘“宁死也不肯回去。战俘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在两极格局的年代，真有不少人相信美国人所谓的“正义”的人权原则。事实上，以后的中朝战俘的以死抗争，宣告了他们所谓的人权原则的彻底破产。他们所说的庇护，只是刺刀威逼下的结果，“战俘不愿意回家”成为路人皆知的大骗局。

说它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从时间上和问题的难度上来说，朝鲜从停战谈判到停战签字用了2年多时间，而仅战俘这一项谈判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从美国方面来说，谈判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了。美国人扣押着中朝十几万战俘，而中朝方面控制着1万多“联合国军”战俘，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这种战俘数量之差，美国人肯定要耍花招。

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时，拦腰切断了朝鲜半岛，一下子俘虏了许多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因第一次与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加上不适应朝鲜复杂的地形和第五次战役的某些失利等因素，也被俘虏了2万余人。仅第五次战役就被俘1.7万多人，占总数的80%，其中职务最高的就是某师的一位代理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朝战俘共计13万人以上。由于俘虏的人数越来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其中，有的原是国民党官兵，有的原是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官兵，蒋介石和李承晚都想插手战俘问题。因此，对他们的最后处理便成了一个美国人制订毒辣计划扣留战俘首当其冲的问题。再者，美军在战场上一再失利，军事上的败绩如何挽回?军事家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而心理战专家却及时把自己的政治解决战俘问题的方案推出去，在此情况下对战俘实施心理战倒成为一个好办法，结果受到美国军界的普遍接受和赞同。

说它是最后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了朝鲜的完全停战。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美国的阵亡军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200多名。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美国的阵亡军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200多名。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美国的阵亡军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200多名。

------------------一部分被关押

一部分被释放回国了

------------------你去数数那当年为抗美援朝志愿军立的碑上有多少人就行，还有他们的都是上了天堂。

------------------志愿军还有29 000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 400余人外，尚有8 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

美军打了败仗被送回来的撒

------------------志愿军还有2.1万人被俘，其中7100余人返回大陆（其中有440人是在中立国部队监管下，经我方解释工作后返回的），14000余人去了台湾或其它中立国。被俘人员数字不存在争议。

第五篇：揭秘：牺牲在抗美援朝第一线的志愿军代军长

揭秘：牺牲在抗美援朝第一线的志愿军代军长

核心提示：忽然，飞临军部上空的8架敌机，俯冲下来并投下了一批炸弹。其中的一颗正落在开会的屋顶上轰然爆炸，弹片四溅，击中了正在讲话的蔡将军，他的头部、胸部多处中弹，当即抢救进入坑道，已不省人事，脉搏呼吸极弱，由于失血以多，于当晚22时与世长辞，时年44岁。

本文摘自《贵阳文史》2007年第4期，作者：张良，原题：《百战将星蔡正国》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纪念碑后面的一片松林中，有一座坟莹，墓碑正面是一行红字“烈士蔡正国同志之墓”，后面镌刻的碑文如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同志，江西永新县丰田村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参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等职。二十余年来正国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及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解放战争时期正国同志任师长，曾率部坚持敌后斗争，配合主力共同取得四保临江之重大胜利，荣获上级通报表扬。著名之塔山阻击战由于其指挥沉着坚定大量牵制与打击了敌人援兵，而有力地配合主力，取得围歼锦州守敌之光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参加指挥汉江南北两岩五十昼夜的光辉阻击战，更表现了正国同志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优良的军事素养与英勇坚定的战斗作风，不幸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朝鲜前线牺牲，享年四十四岁。为悼念正国同志毕生对党对人民的丰功伟绩，竖碑铭文以志不忘，烈士英名永垂千古。

邓华

杜平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立

这篇碑文的撰写者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全文共358个字，像幅草就的素描，勾勒出一个戎马一生、战死疆场将军的轮廊。

打开尘封的档案，蔡正国将军战斗的生涯跃入我们的眼帘：

1932年4月在江西永新县报名参加红军，参加池江、水口、宜黄等战斗；1933年参加戴坊、永丰等战斗；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三军团教导营一连支部书记。进入贵州渡过乌江后，在遵义县三岔河驻扎时，调去地方组织扩大游击队，任游击队政委。20多天后又调任三连任排长。在贵州习水县土城战斗中，一颗子弹钻进了颈喉肩窝部的深处。在没有医生没有任何治疗药物的情况下，蔡正国让战友们把他按在门板上，用刺刀生生地挑出了肩窝深处的子弹。他的伤口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发起了高烧。他忍着伤口的剧痛，忍着难耐的高烧，艰难地跟随着部队继续行军。一天清晨，他从昏睡中醒来时，发觉周围一片寂静，不由一惊，四下张望，这才知道部队早已出发了。当他在铺板下面发现了几块大洋后，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是组织上留给他的，一定是组织上看他的伤势太重，怕他无法坚持下去，就留下了路费让他在老乡家养伤。他知道，如果留下养伤，伤好后他就再也无法找到部队，只能返回家乡了。他坐在空荡荡的铺板上思索了一会儿，不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他是敌人通缉的“赤匪”，回去只有一个死。他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决心去追赶部队，就是死也要死在部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蔡正国奉命于1950年10月19日率四十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不到10天，四十军就取得了温井战斗的胜利。第二战役后，蔡于1950年12月26日调任第五十军副军长。1951年3月中旬，志愿志五十军军长、国民党起义将领曾泽生回国休养，中央军委任命蔡正国担任五十军代理军长。第四次战役之初，许多人都以为五十军这支起义部队战斗力很有限，以至于把三十八军放在五十军侧后，准备在五十军顶不住时，随时可以加入进来。按照最初的部署，第一线部队要顶7天，可实际上，五十军在汉江南岸顶了20多天，在汉江南北两岸共计阻击敌人五十昼夜。在汉江南岸，有的一线连队打光了，有的一个营打得只剩几十个人，战斗十分残酷。一天，兵团司令员韩先楚来电话问蔡正国，五十军还能不能再顶几天?此时汉江已经开始解冻，五十军以劣势装备抗击美军进攻连续作战已近半月，部队十分疲劳，背水而战更是险象环生。蔡正国却回答道：“你要我守多少天，我就守多少天。只是什么时候让我们撤到江北，得提前告诉我们!”这一仗下来，令彭总感动万分，认为把蔡放在五十军是选对了人，并慨然承诺：“只要有我彭德怀在，五十军不但不会编散，还要优先换新装备。”

1953年2月下旬，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邓华下令：已越过汉江的志愿军各部退回北岸，俟机作战。向来擅长于打防御战的第五十军，由总部指定撤至汉江南岸，掩护北撤部队。第五十军组织了井然有序的撤退，第三天下午便进入指定地点。第五十军进入指定地点后不久，就被美军飞机侦察到。4月12日晚上9时，第五十军在坑道外的军部驻地，即一栋砖瓦结构的民房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蔡正国主持。晚上9时40分左右，夜空里响起敌机的轰鸣声，外面传来了防空信号枪声。蔡正国意识到会议不能再开了，但他又认为不能就这么一窝蜂地散了，再讲个半分钟或许会议就能结束。因为这种情形在以前也遇到过。忽然，飞临军部上空的8架敌机，俯冲下来并投下了一批炸弹。其中的一颗正落在开会的屋顶上轰然爆炸，弹片四溅，击中了正在讲话的蔡将军，他的头部、胸部多处中弹，当即抢救进入坑道，已不省人事，脉搏呼吸极弱，由于失血以多，于当晚22时与世长辞，时年44岁。

五十军部被炸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已经回国任职的彭德怀接到电报后，惊得说不出话来。4月13日中午，正在午休的毛泽东，被机要秘书叶子龙叫醒，在看了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后，毛泽东神情有些木讷地站着，好一阵才说：“蔡正国，蔡正国，不幸殉国，又折我一员骁将!”蔡正国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员，也是建国后惟一在前线牺牲的正军级将领。他的不幸牺牲，也震动了朝鲜的党政军领导人，金日成为蔡正国追授了“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与“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在朝鲜前线追悼蔡将军的会场，站满了志愿军战士、人民军代表。蔡正国将军的遗体运回沈阳后，沈阳市党政机关、驻军和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随后安葬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蔡正国牺牲时所穿带有弹洞的血衣也在陵园内的纪念馆中陈列，供后人缅怀。

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把那几块大洋藏进贴心的口袋里，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咬着牙向部队行进的方向赶去。那一路，他是靠着超人的毅力走过来的。沿途遇到哪个部队，他就跟着哪个部队走，边走边打听自己的部队。蔡正国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幸好伤位打在颈喉肩窝部，自己勉强咬紧牙关，忍受痛苦，跟队前进，部队每日走六十里我可走四十里，部队若停止休息一两天，我又跟上部队，每晚宿营时靠到哪个部队就到他们那里去换换药，如果是伤在腿上，就很难想象。”他的伤口竟在追赶部队的路上奇迹般地愈合了。一个多月后，他终于追上了自己的部队。

“七七”事变后，蔡正国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因战功升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团参谋长，不久改任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团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留玉、土地、隰县、临县等战斗。1939年以后，蔡正国随部队挺进山东，历任团长、参谋长等职。1945年9月，蔡正国担任山东军区第六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率部冲破敌人阻拦，从海路挺进东北，进至辽宁的安东(丹东)地区。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蔡正国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四纵十一师师长、十师师长，参与指挥了营口、海城、桓仁、新开岭、梅河口、“四保临江”、鞍山等战斗，为解放这些城市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1946年冬天，蔡正国奉命率领一个师留守辽东地区，在敌后独立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受到辽东军区电报通令表扬，蔡正国本人也被称为“常胜师长”。

1948年9月辽沈战战役开始后，蔡正国率部向北宁铁路线附近集结。东北野战军首长给第十师下达的任务是：随第四纵队其他两师，迅速转向锦州以南，随后切断锦西、兴城之间敌人的联系。9月20日，蔡正国率部绕过锦州以南敌军控制区，直插锦西、兴城地区。9月23日夜，蔡正国指挥第十师二十九团，扫荡了兴城东北郊的白马石高地后，转向首山山口，经过与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协同作战，在以后两天的战斗中，第十师的部队发动勇猛冲锋，先后攻克了干柴岭北高地、韩家沟火车站。9月27日，第十师主力又向兴城火车站和兴城古城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至次日早晨将其全部肃清。

9月29日拂晓，第十师三十团在东城门附近实施爆破，而后炸开城门；二十九日紧随其后，在炮兵配合下架起云梯登城，经反复冲锋，占领魁星楼；二十八团在北城门实施爆破成功，炸开城门后冲入城内。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第十师部队全歼城内的国民党守军3200多人，解放了这座古城。

兴城解放后，蔡正国顾不得休息，就投入了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之中。10月21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考虑到四纵第十二师自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开始以来一直担任正面阻击任务，战斗伤亡减员很大，决定调第十师二十八团接替十二团负责防守塔山以东阵地。10月13日，刚从华北海运到葫芦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九十五师投入战斗，该师号称“赵子龙师”，扬言：“没有赵子龙拿不下的阵地”。面对着敌军的强大攻势，第十师二十八团毫无畏惧，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不顾死活地向我阵地推进，使坚守在阵地上的二十八团伤亡很大，有一个排仅剩下9个人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蔡正国师长打电话向第四纵队指挥所报告前沿战斗情况时说：“二十八团打得非常英勇，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说到这里，电话里传出了连续不断的轰响，敌人的炮弹就在师指挥部附近爆炸了，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立即指示：“要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死守阵地„„”没等话说完，电话就不通了。等到过一会儿电话再次接通时，蔡正国已经到了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纵队政委莫文骅对十师政委李丙令说：“告诉蔡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

14日，接替二十八团的十师三十团面对着敌人更加强大的攻势，以坚强的意志死守塔山，在当天击退了九十五师两次大规模冲击、八次连续冲锋，打掉了敌军的锐气，而我军的塔山阵地却寸土未失。战斗结束后，蔡正国麾下的十师二十八团荣获“守备英雄团”的荣誉称号。

辽沈战役后，蔡正国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师长，上级命令蔡正国师先行入关接管北平，后来又作为入城部队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检阅。莫文骅将军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况的：我当时是四十一军的政委兼党委书记。因为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表现神勇，纪律严明，毛主席亲自点将，派我们先遣入关，而且赋予了警备北平的任务。1月31日12点30分，我带领一二一师出发到西直门去与国民党军队交接城防。记得当时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连，我站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后面是一名战士，手擎一面人民解放军军旗，随后是一辆中型卡车，车上是警卫班，配有轻机枪、六0炮。接着是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率领的接防部队。随后蔡率领部队一路南下打过长江。1949年7月任第四十军副军长，参加了衡宝战役和广西横县以东战斗，紧接着又追歼残敌，强渡琼州海峡，于1950年4月解放海南岛。

蔡正国将军战功卓著，为人谦和，善于学习，艰苦朴素。他牺牲后，五十军直工科在清理他的遗物列出的清单：马褡子一个、解放鞋一双、布鞋一双、电筒一个、破大衣一件、肥皂七条半、饭盒一个、筷子一双、白线一团、鞋油一合共计十样。一个勇敢、清正、廉洁的军人形象，永远存活在广大指战员的心里。在他牺牲多年后，当年的老战友提到蔡将军，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原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将军回忆：蔡是一名优秀的参谋人员，是优秀的参谋长。他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我们在一起的合作非常好。后来蔡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任十一师师长，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率部深入敌后，坚持了一个多月，有力地牵制住了敌方兵力，为战役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上级的通报嘉奖。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将军说：“在新开岭战役中，蔡率十一师正面诱敌深入，一步步将敌人引进伏击地域，最后歼灭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俘敌师长以下5000余人，开创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一次战役中歼敌军一个整师的先例。”原军政大学政委李丙令将军提到和蔡正国将军一起战斗的往事，动情地说：“蔡在工作上非常讲求方法，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同志，军事能力很强，随时总结经验，组织战斗严谨，打仗很少吃亏。只要是他指挥打仗，别人都很服气；而且为人谦和，从不骄傲自满，平常非常注意学习，行军打仗总带着书，开会记笔记。”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时，蔡所率的十一师被派到敌后牵制敌人。当时，敌人对我们围追堵截，部队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连电台还没来得及架起来，敌人就从后面追上来了。有一次，部队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好几天也没与东野总部联络上，林彪急得整天守在电台旁等消息，以为这个师肯定是完了，被敌人吃掉了。当时敌人也很得意，用飞机散发传单，扬言这次一定要活捉师长蔡正国、政委李丙令。当我拿着敌人的传单送给蔡看时，他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笑了。原来，敌人的传单写错了名字，上面写的是：“活捉师长蔡丙令、政委李正国”。大家见师长如此镇静自若，心情立刻轻松下来了。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对蔡的评价：要求自己很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不计较小事，也从不和上下级闹无原则纠纷。平时说话少，是个很爱动脑子的人。蔡与各级指挥员的关系都很好，对部下要求很严格，但从不骂人，不说粗话，与其他军事首长不一样。

1986年，蔡正国将军的妻子张博和儿子蔡小东去北京，住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家。当时，总参谋长迟浩田一听到消息，立刻提出前来看望。张博在电话里说，您是首长，还是我去看您吧。迟总长说，不，应该我去看您。我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是蔡校长的学生，怎么能让您来看我呢?您在韩部长家等着，我这就去看您!那次会面，迟总长和张博都很激动，一起回忆着当年在抗大三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一起回忆着蔡将军。迟浩田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在抗大学习训练了三个多月后就直接奔赴抗战前线了，当年蔡将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蔡校长很有水平，抓训练有办法，要求也很严格。但蔡校长对人却很谦和，没有首长架子，十分关心部下，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