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古为今用

第一篇：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古为今用

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 古为今用

核心提示：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本文部分摘自：

《国与国的交往 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 作者：陈向阳

《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作者：张新民 蒋庆

《未来的中国，选择王道还是霸道？》作者：白雪 《北京晚报》作者：佚名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思想古已有之 当前社会上有一怪现象：课堂上讲授外交，往往是言必引西方理论。难道作为五千年古国的中国就从无外交理论了？实在是匪夷所思。翻开历史，其实中国的外交思想早在公元前1060年时的周朝即已诞生，当时世上的有些地方可能仍处于混沌之时。

应该说，中国的外交思想，不仅是源远流长，且还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传统。中国的外交思想大异于西方的外交思想。西方的外交，基本上可归属于“霸道”外交。而中国的外交，虽在历史上也有过短暂的从事“霸道”外交之时，如在元朝，然而就总体而言，实施的是“王道”外交。

“王道”乃儒家学说。“王道”外交的核心是“仁”。“仁”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孟子的名言是“仁人无敌于天下”。

论中国的“王道”外交，该自三千余年前的周朝说起。周朝是中国外交真正开端的时代。唐朝前期，中国鼎盛，当时位列世界的中心之一。唐太宗的外交是开辟“丝绸之路”，与邻国通婚和亲，国际上广结良缘（与唐通使往来的多达70余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昌盛。尽管实力超强，但唐太宗的外交思想却是：对外“绥之以德”；“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反对“贵中华、贱夷独”观点。这些均为“王道”外交的表面。

及至明朝，“王道”更甚，有学者甚至称明朝外交为“纯粹王道”外交。明朝外交，首先是实施“外抚四夷”的怀柔睦邻政策。明成祖提出“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怀柔”政策，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其次是实施“厚往薄来”政策，鼓励“锐意通四夷”。《礼记·中庸》有言：“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第三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创明朝“王道”外交之顶峰。中国的“王道”外交一直延续至今。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无私援助落后而困难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重要内涵，甚至在我们自身经济拮据财政困难之时，毛主席、周总理仍指示，即使勒紧我们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拿出数百亿美元，去援助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与中国的“王道”外交理念恰正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则是崇尚“霸道”外交。西方外交史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部争霸史。已故的美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英国曾霸占地跨五大洲、比本土大100多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17世纪时与荷兰争霸，18世纪时与法国争霸，19世纪时与俄国争霸，20世纪时与德国争霸。二战后，英国衰败，美国兴起，美迄已称霸世界几十年。西方的霸主变了，但“霸道”外交的理念未变，延续至今。

尊重历史延续性 纯正儒家守王道反霸道

在礼乐典章制度方面，历史上的中国更是成就辉煌。这正是儒家以主体性的姿态进入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始终以王道理念及选贤任能的价值取向来经营制度架构，尽管难免不碰到权力异化的问题，但整体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不可低估，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十分高明，远非中世纪的欧洲所能比拟。如何重新寻找更合理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原则，如何建构更有合法性意义基础的政治架构，这从来都是历代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

现在看来，仅仅求助于西方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不但会导致各种具体性问题的错置或颠倒，而且也会伤害中国文化的精神元气。历史的延续性往往就意味着现实的可能性，尽管损益乃是既应然又必然的事，但任何未来的发展仍不能不有历史文化充沛资源的奠基。就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而言，或许儒家的王道政治才是最合理的潜在源泉。王道政治至今仍未丧失价值上的正当性，代表了国人的政治理想，也开出了合理的政治秩序。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可见纯正的儒家，都是坚守王道而反对霸道的。这也是春秋诸侯纷争为什么总是被儒家视为“无义战”的原因。用这样的眼光来分析今天的世界，必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崭新启示。

中国传统中的务实王道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而事实上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分法才更为合理，其中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务实王道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辉煌的发展前景，对其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分为三及其主流 美国学者江忆恩把中国的战略文化（注：即军事政治与外交思想，本文侧重指外交思想。）一分为二，即：“一种源自孔子—孟子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两分法。另外他还声称“传统上中国所运用的战略文化明显表现出强硬实力政治的倾向。”[1](P.219-220)而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则将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一分为三，即：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材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其中第一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居于中间。[2](P.54-55,78-79,169-171)笔者认为，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其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则是：不管邻国对已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2](P.72,154,158)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3]；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单纯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元三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注：其中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其并非只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如“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72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睦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流。

二、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务实王道的传承光大

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它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特色与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

（一）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再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儒家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政王道，追求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对外则推行王道睦邻外交。墨家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道家则属于消极的复古主义，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与知足常乐。墨家与道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其相关合理成分则被儒家所吸收。进而言之，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两类主张或两种思想倾向，即以孟子为首的绝对理想主义和以荀子为首的相对理想主义。前者重义而轻利，尚德而黜力，贵和而贱战，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追求所谓的纯粹王道政治外交；后者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主张务实王道政治外交。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于政治领域，兵家专注于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于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的政治外交。

儒家理想主义与法家现实主义两大体系之间冲突对抗的结果是，由荀子所开创的务实王道外交兼收法家等现实派若干合理成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占据了首位。可以说，荀子一派的务实王道既是儒家又不全是儒家，因为它在儒家基础之上还有效地吸收了以法家为首的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合理成分，并由此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一分为三的格局：融合众家之长、理想与现实并重、占居首位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汉、唐及清前期）；耽于道德理想、鄙视实力与利益、占居次席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宋、明）；根本否定道义、一味强调实力且唯利是图、仅居末位的霸道强权外交（秦、隋及元）。

（二）中国现当代外交哲学的守成与革新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一代表，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马列主义，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外交哲学充满了马列主义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法思想，例如其矛盾论、阶级斗争学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力量对比的方法等等，而其过失则是有时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分歧，过于强调对外斗争。周恩来的外交哲学与毛泽东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周恩来的外交哲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智慧与世界潮流、国际惯例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更具开放性、适应性与可行性。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二代表，邓小平外交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灵活务实，例如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感觉、对国际格局的深入洞察、对中国总的发展战略的心中有数，以及后来及时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等，显示了他敏锐的时代感、深刻的使命感与长远而清晰的战略眼光。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三代表，江泽民外交哲学主要是对邓小平的继承与发展，包括进一步明确中国崛起与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等等，其根本特点则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中国外交哲学前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哲学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真正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外交哲学进行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把中国优秀的睦邻外交传统发扬光大，将中国古代睦邻外交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三、对当今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哲学思考

历史哲学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的本质）与历史认识论（如何认识与研究历史）两大部分，其目的则是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如果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睦邻外交，将其放在广义国际关系史与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来看待，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出中国睦邻外交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启示，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本身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国际体系是由不同国际行为体（含国家）彼此互动所共同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和总的国际系统，它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并进行相互交往之时开始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根本有别于国家内部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还是逐步演变的？对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拘泥于狭义的国际关系史，认为以无政府性（其特征是混乱无序及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为本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悲观地认定这种无政府性是一成不变的。[4](P.73-76)与此相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一分为三，并抱持体系进化的乐观看法。例如亚历山大·温特就指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5](P.41)温特还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作为洛克文化形成的标志，他认为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是沿着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洛克无政府状态→康德无政府状态的发展线索而演变进化的[6](P.143)，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是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而在局部地区则已经产生了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他并说：“霍布斯文化时期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而康德文化则会是将来国际社会的主导特征。”[7](P.9)笔者认为，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具体区分与进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只是其以观念与文化决定一切的看法太过偏颇，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巧合的是，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三大流派刚好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霍布斯文化对韩非子的法家霸道思想、洛克文化对荀子的务实王道思想、康德文化对孟子的纯粹王道思想，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外交与政治思想（尤其是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早熟与历史超前性。

笔者还认为，应该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国际关系来逐步超越主权国家本位的国际关系，以整体全局的思维方式逐步取代基于个体国家的思维定势，以和平合作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用宇宙的宏观眼光来看待地球上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从而逐步超越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摆脱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应该努力培养“地球村”意识，宣传各国同舟共济、同“球”共济的合作精神，并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向公平健康的轨道。对此，中国睦邻外交传统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只有将其与西方所倡的主权平等观念、以及着眼于世界全局的全球治理等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逐步克服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参考文献】

[1]PeterJ.Katzenstein.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ed.[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2]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3]孙家洲.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N].光明日报，2003-06-24(B3).[4]苏长河.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J].美国研究，2001(2).[7]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欧洲，2001(3).【原文出处】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4

第二篇：中国周边经济外交的形式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依据“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出极为有利的区域环境。这其中，经济外交功不可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重视。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经济外交的侧重点也会不同，一般说来，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为促进经济复苏，各国政府会侧重“以外交促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或失业居高不下，或两者兼之，纷纷将经济外交的重心从“以经济促外交”转移到“以外交促经济”。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幅增加，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市场，周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倚重增加，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维护与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成为周边国家重要的政策取向。对外援助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对外援助对象主要是老挝、缅甸等东盟新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东南亚完成了昆曼公路老挝段、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柬埔寨7号公路等项目，援建了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老挝国家文化宫、万象凯旋门公园、老挝国家电视台三台、老挝地面卫星电视接收站、中菲农业技术中心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主要经贸伙伴。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印度的对华贸易在区域发展中影响巨大。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钢材、肥料、电话机、医药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家具等。中国自印度主要进口商品有铁矿砂、棉花、塑料、汽车零件宝石及贵金属等。对中国而言，印度既是巨大的潜在出口市场、潜在投资目的地，又是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随着印度对外经贸政策的日趋自由化，积极与印度进行经贸往来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2010年，巴基斯坦遭遇洪灾，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共计1.2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援助物资。中国的长期援助对于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友好关系。对于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我国主要是通过搞好政治安全关系，疏通经济关系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参与生产网络的建设，加速推进地区一体化。

在区域合作方面，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亮点，也是对中与东盟关系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合作安排。从目前各国扩大经贸的实践看，建立自贸区是发展和扩大经贸关系的有利工具，也可为政治安全合作奠定基础，有助于促进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定义来看，经济外交注重政治与经济两者的关系。一般而言，单纯以经济手段推进经济关系发展的做法不能称之为经济外交，因为经贸往来有时纯粹是市场经济行为。这或许也是有些学者提出“对外经济关系”不等同于“经济外交”的意思。同样，外交如果仅仅围绕传统的国际政治，那么更谈不上经济外交。不过，随着我国确立总体外交战略，越来越宽泛地使用外交这一概念，可以预计今后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将融合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一举一动可能都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时对外交和对外战略也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也就是经济外交中的外交含义突出更多一些。

中国周边经济外交的任务增多，挑战更大。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将日益紧密，中国很难再以较低代价获得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品，相反美国已经逐步加大安全的投入，包括挑动周边国家 进行军费扩增，特别是放纵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兜售武器，这将给中国的安全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周边要求中国继续加大经济的地区性投入，并且通过引入美国力量来约束中国的谈判能力。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东亚的海上安全挑战方面，由于美国介入和周边国家挑衅，海上安全问题牵涉了中国大量的国内政治成本，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布局周边事务时遭遇国内民众的质疑，严重推高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成本。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外交中相对比较直接的手段已经很难以实现政府目标，目前需要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进行，包括要求东道主更多社会性力量参与，提高透明度，增大东道国改弦更张的成本。最终，经济外交手段与目的的更加协调，要求中国的决策界对国际政策的国内效应做更多考量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为外交服务，减轻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比如，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享受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益加深，试图在安全上借重美国之力，制衡中国，管控中国崛起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目前，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态势。对此中国的外交应该深刻反思，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为中国构建理想的周边安全环境服务。随着经贸往来的密切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经济作为一种手段为中国外交服务的意识和实践正在探索中并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在2012年4月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对峙，菲律宾态度强硬。在中国停止对菲律宾旅游以及加强对菲律宾进口香蕉的检疫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在外交态度上有所缓和。在对外援助领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国际、国内效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资金投入。但同时，中国长期进行对外援助，为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强调互利共赢，来自国内的压力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无偿援助，且不说这种方式得不到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在国际上也会遭到质疑。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潜在的使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机会、要求都会增多增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外交将日渐摆脱日本式经济外交特征，经济增长不再是唯一的战略目标。

第三篇：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与周边外交心得

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与周边外交心得

道路桥梁检测1603班白玉堂

11月12日晚上，青马第四讲我听了思政教研部主任、副教授丁继敏的《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与周边外交》专题讲座，丁教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家周边安全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详尽介绍了我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特征、我国政府的周边外交，并讲述了应冷静应对周边安全环境中的突出问题，还分享了关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思考，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听完课之后有许多心得体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实力。有人说，中国现在GDP 世界第二了，空军日益强大了，航母下水了，航天也能各种载人了。似乎到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之”的时候，特别是近来日本、印度、越南等国的行为愈发的恶劣，且具有高“危险性”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打消这种“欺负到头上”的念头呢？不！他们越是这样，越说明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实力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恐慌、感到在经济、科技竞争上无法胜利的绝望。而且同时，日本、美国等国家绝对不希望和中国有战争，他们不会去尝试这头睡醒了的“雄狮”的威力、而其他小国更不敢和中国有战争，相对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建国初期来说，我们当今的周边安全形势虽错综复杂，但却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有地位。

我国是当今世界陆海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与周边相当一部分邻国存在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周边还分布着一系列当今世界的人点问题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应该做到：

一、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人民生命、财产不被外来势力威胁和侵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被颠覆；经济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安定不受威胁； 国家秘密不被窃取；国家工作人员不被策反； 国家机关不被渗透等。

二、加强国民国防意识教育。国民国防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国民的国防意识必须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国防教育的重点在于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国防教育正是对人的教育，它不仅可以培养公民为国献身的精神，而且有利于开阔人们的思路，通过国防教育，可以培养公民高度的组织观念、严格的法制观念，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提高全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而作为共青团员的我们更应该具有国防意识，因为我们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使命，我们要时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三、维护主权，促进世界和平。国家与国家的发展如果想和平进行，首先这两个国家必须互相尊重，不用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争夺不属于自己的资源，而使用霸权主义进行军事威胁，或者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就比如日本与我国的钓鱼岛问题。针对于我国的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我国政府的策略是：沉着应对、加快发展、努力夺取战略主动权，确保我国国家安全；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加快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增强我国国防实力。而综合利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坚决挫败台独、分裂祖国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基本稳定，维护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FASHION TREND

面对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丁老师也给我们解读了他关于国家安全对策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在战略上，我国要加强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策划与指导，古人曾说过，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是强调要有全局观念。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我们要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制衡美国。我们要积极稳固后背，继续援助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以中国关系为核心的欧亚大陆战略。在军事上，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同时也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自立自强的原则，要始终相信制胜的法宝就是人民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国军队要加快向现代化军事思想的转变，依托高科技，加快我军信息化建设，争取让我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与其身份相匹配的一支军队，一支能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军队。

通过丁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使我对国家安全、国内国际形势有了全新的认识，增强了我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热爱国防、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决心。而身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家实事政治，了解国家的动态，身为一名共青团员更应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熟练的掌握我们的专业技能，毕业之后继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第四篇：中俄经济外交战略与两国经贸关系之比较

中俄经济外交战略与两国经贸关系之比较

冷战结束后，经济外交凭借经济性、和平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许多国家、政府和组织运用到对外政策当中。中俄两国在发展国内经济和摆脱国际经济困境的双重考验下，选择和采用了经济外交，并不断扩展和充实经济外交的目标。经济外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中俄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两国经济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但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中俄两国在彼此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很重要，且这种重要性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并不居于首要地位，经济外交仅是两国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手段，是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一些现实因素也影响着两国运用经济外交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关键词]中国；俄罗斯；经济外交；经贸关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替代战争与对抗成为时代主题，一时间，经济主义盛起。尽管“经济外交”一词的诞生和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凭借自身的经济性、和平式和高效率的特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运用到对外政策当中。

一、中俄两国经济外交战略之比较

（一）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发展国内经济和摆脱国际经济困境的双重考验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都在进行着国内经济改革。当然，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式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但相同的是伴随着改革，两国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都在发生变化，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争论和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国的对外政策。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中国而言，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而互利的经济合作又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以中欧关系为例，与从“长期”到“伙伴”，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递进式发展相应，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十分迅猛。1975年，中欧的贸易额仅为75亿美元，到2012年中欧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5042亿美元，从2004年起欧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俄罗斯而言，解体的严峻后果和“一面倒”政策不成功后的残酷现实，使俄罗斯比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俄罗斯不能克服体制上的危机并恢复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实力，那么它就面临沦为国际关系体系的二等参与者的危险。要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保持应有的地位，俄罗斯就必须走经济发展的道路。”

（二）进入21世纪，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增强，促进了中俄两国“经济外交”内涵的不断扩大，两国在谋求国际经济交往中平等经济地位的同时，提出了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经济外交”一词在中国政府政策领域的公开出现是在2004年8月底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强调国家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时，首次提出中国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经济外交”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加强外交与经济紧密互动。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的一线作用，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2012年10月9日，杨洁篪在外交部国际经济司成立大会上表示，“外交部将经济外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成立国际经济司的目的，主要是根据新形势下加强经济外交工作、服务国家科学发展的要求，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同时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要“维护我国的海外合法权益”。2000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重新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和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面对与全球化有关的新挑战，俄罗斯外交要积极寻找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对俄罗斯国家产生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努力创造条件，稳步地发展俄罗斯经济，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2001年6月13日，俄外交部批准了《俄罗斯外交部关于协调俄罗斯联邦主体国际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工作构想》，将“确定联邦主体在俄罗斯参与其中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等六项内容作为俄罗斯在经济外交领域的工作重点，同时还明确了外交部各司在俄罗斯联邦主体国际和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任务。2007年3月，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出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将“经济外交”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进行了论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是在大量的经济外交实践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抽象逐步完善的，对当代俄罗斯经济外交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从现代化角度来讲，中俄两国都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内部的思想转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变革，同属后发型的现代化。因此，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国家的外交策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样，对中俄两国来讲，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任何战略目标都无法实现。而“经济外交”战略的形成，正是建立在两国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本国经济实力与国家战略目标的正确评价基础之上，并日益强调外交要“为民”服务，要“为国”谋利。

二、中俄经贸关系与两国经济外交战略之关系

（一）中俄经贸关系体现了两国在彼此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1.中俄两国所在的地区均不是两国对外贸易的首要地区，所占比重在最高时也仅为20%左右。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依次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其中，亚洲所占的比重最大，几乎占据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俄罗斯所在的欧洲地区最高时占20%左右。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依次为欧盟、独联体和亚太三个地区。其中，欧盟所占比重最大，最高时约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约为20%。2.中俄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占地位不对等，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并从2010年起一直占据首位。而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最好的年份也仅名列第6名。据俄国海关委员会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直稳居俄罗斯十大贸易伙伴国行列，并在2010年首次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1-2月，俄中贸易额为133.2亿美元，中国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年上升情况相比，1992年至2012年的20余年间，俄罗斯从未进入过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前五名。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虽然也位列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但位次却一直在下降，甚至在1998年和1999年跌出了十强。2000年至2012年，俄罗斯虽然重回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但排名也一直在第8、9名左右徘徊。3.中俄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推动了两国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由此产生的中俄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顺差或逆差的贸易状态。虽然中国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俄贸易均呈现贸易逆差，逆差额最高的是2001年，达52.5亿美元，直至2007年首次出现贸易顺差。有分析人士指出，顺差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国内市场需求逐渐扩大，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进口成倍增长；受产业结构的限制，俄罗斯出口商品仍以能源产品为主，比较单一。而在2007年，中国加大了对俄机电产品的出口。据中国海关最新的统计数字，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略大于进口，但顺差额仅为7亿美元。4.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逐年递增，但所占比重很小。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对俄进出口总额约为881亿美元，仅占中国全年对外进出口总额的2.28%。因此，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中俄两国在对方国的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很重要，且这种重要性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首要地位，而经济外交也仅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手段，是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仅仅陶醉于两国不断上升的贸易数额。

（二）经济外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首先，外交思维的转变推动两国更加重视在经济问题上的互利共赢。中俄两国都曾以意识形态判断和处理国家关系，都曾不计“成本”地追求国家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思维方式令两国有过亲如兄弟的“蜜月期”和经贸合作的“黄金时代”，也有过鸡犬相闻却互不往来的“交恶期”。在长达30年的中苏关系中，经济利益完全让位于政治需要。冷战结束后，摒弃了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思想的中俄两国，不约而同地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应该说，“经济外交”既是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国情变化的产物，也是中俄经济关系发展的推手。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特别是困扰两国关系的最基本的安全问题的解决，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而中国对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和俄罗斯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促成了包括双边贸易在内的两国更大范围的合作。其次，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制约着两国经贸关系。从中石油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到中俄石油管道项目的“改线”，再到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被查抄，都体现了俄罗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放弃或停止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甚至损害了在俄华商的利益。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支部经济研究所统计，2000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外贸总额达46.90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额达11.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8%，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俄注重远东开发的结果，而是因为巴巴罗夫斯库地区对中国军用品的出口出现大幅增长。

三、对策思考我们在关注中俄两国外交政策转型时，既要为两国摒弃冷战思维，转为注重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经济利益而喝彩，也要认识到任何外交手段都是要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的。因此，经济外交首先就是要为本国的安全利益服务，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其次才是为经济利益服务，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把握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掌握中俄经济外交战略与两国经贸合作的互动关系和发展方向。

（一）从战略目标的角度有目的地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中，俄罗斯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6%集中于周边地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陆地邻国，中俄边境的稳定对中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影响不言而喻。同时，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极大地吸引着中国投资者的目光，也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样，俄罗斯的经济外交战略也离不开中国。俄罗斯对亚太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基于对亚太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认知，更是基于对亚太地区在其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亚太地区对俄罗斯国内经济改革特别是远东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的认知。普京指出，“俄东部地区发展转为面向亚太国家，不仅为俄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也为俄今后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提供基础”。2013年3月22～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阶段，也标志着中俄在两国战略协作及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主张。

（二）扩大经贸交往，提高两国的战略依存度中俄两国间经贸数额的逐年递增，无疑为两国政治互信的提高、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和两国重大关切的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据俄罗斯海关统计，201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750.9亿美元，增长3.8%。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240.5亿美元，下降10.5%；自中国进口510.4亿美元，增长12.3%。中国为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两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国内投资情况的改善，既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也为两国经济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中俄经贸合作中，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两国边境贸易突出。据统计，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俄贸易大幅下滑，随后开始回升；2011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93.6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11.8%。边境地区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促进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经济外交战略在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其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俄两国在借用经济外交手段大力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俄两国人员流动而再次引发了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2004年，为了评估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对待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犹太民族自治专区，采用街头随机抽样问卷的方式对700名俄罗斯人进行了一次社会舆论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在“俄罗斯人喜欢的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好于朝鲜。在“对俄罗斯利益及其远东领土构成的诸多威胁”中，所谓的“中国的扩张政策”处于第一位。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中，认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占58%，认为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占32%，54%的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远东进行现代扩张”。中俄两国国民之间在相互认知上不平衡。对此，李随安在《中国的俄罗斯形象》中写到，“中国人心中的俄罗斯形象要比俄罗斯人心中的中国形象美好”，而这种认知上的不平衡在作者看来，相当一部分是缘于中俄两国媒体宣传上的不对等。公众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国家间关系的走向的影响不可小觑。贸易的目的在于为本国获取经济利益，增进国家间交往。片面地强调和追求对外贸易的绝对数额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没有多大的好处，甚至会招致别国的“防范”和敌视。因此，我们应在对外贸易上抓数量、重质量，在对外宣传上积极引导、树立正面形象，将“和平崛起”贯彻到我国经济外交战略中并落实成具体的经济交往手段。

第五篇：关于中国周边安全与外交安全形势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近30年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周边的安全与外交形式却风云变幻，不容乐观。此报告是在了解了中国与日美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形式后得出的，大略介绍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安全形式及外交关系。

1.中国与美国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扮演世界捍卫者的角色，其真正目的则是利用其政治及军事影响力维护其经济利益。也同样是在苏联解体后，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成为美国所竭力遏制的对象，此后中美摩擦不断发生，如1999年5月8日，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04月01日南海撞机事件；台美军售问题；南海对峙事件等等。但中国与美国的联系却此起彼伏，总是在经历一定时期的低谷后有所缓和，如最近的中国解放军上将陈炳德访美等。

个人认为，中国与美国虽然摩擦不断，美国也在竭力遏制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实力的扩张，但是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联系决定了两国不可能在政治及军事上完全对立，中美的摩擦不会停止，也不会升级，同样中国如果按照自己的步伐发展，韬光养晦，也同样不会被完全遏制。毕竟，中美无论在领土纠纷还是地缘政治方面都是相对较安全的。所以无论是军事或是外交，中美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而且合作是主调。

2.中国与日本

日本作为中国曾经的附属国，在明治维新后逐步超越中国，经济、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并最终发动了侵华战争，犯下弥天大罪，也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大伤害。而中日最敏感的问题也正是历史问题，日本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直接影响到中日之间的关系。如日本教科书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均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另外，钓鱼岛问题也是中日一个较大争端，日本右翼也在钓鱼岛问题上异常激进，不断向中国发难，但中日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是相对克制的，这是两国领导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做出的选择。个人认为钓鱼岛问题不会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阻碍，但解决钓鱼岛问题确实要考研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智慧。

在经济方面，中日之间均不可或缺，双方的贸易额不断快速增长，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中国离不开日本，因为中国的很多科技只能从日本获得，而日本的技术产品也大量销往中国，也同样离不开中国，将来中日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个人认为，只要日本右翼势力得不到过分扩张，中日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太大变数。

3.中国与东南亚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贸易额也在不断增长，这是中国对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也是为了加强同东南亚的联系，缓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最主要的分歧时南海问题，南海及其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但由于海权意识不强，中国措施控制南海的最佳时机，以致南沙群岛被几个东南亚国家侵占。控制南沙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其海路交通及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沙被分割几乎已成既定事实，中国发动战争似乎不太现实。但毕竟中国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强过他们太多，而美国支持东南亚又只是想遏制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全面对立，所以中国肯定能够控制南海的资源及交通，但不会是战争。

4.中国与欧盟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我不想多说，因为两者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政治上有分歧却有很多共同利益，军事上更无纠纷，都以除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外的世界强国自居，更会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两者国家安全和外交上都是可以多多联系的。

5.中国与朝鲜、巴基斯坦

现在看来，朝鲜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盟友，也是中国支持的对象。

与巴基斯坦相比，朝鲜在国际上更孤立，经济基础更薄弱，而且受到美韩等的遏制，处境相对艰难，但其国内统治比较稳定，美韩等想通过政治进行颠覆的可能性不大，再次发动针对朝鲜的战争也不太可能，况且中国也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尽管中朝之间经济交往不多，但是朝鲜对于中国安全上的作用要求中国必须敢于去解决朝鲜不断惹下的麻烦，将朝鲜作为自己的战略底线，绝不容许别过侵占。

巴基斯坦近些年与中国经济、军事上的联系不断加强，如中巴联合研制枭龙战斗机、汶川地震巴国对中国的无私援助以及中国在巴国水灾时对其进行的援助等。两国军事上的合作更多的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对手—印度。中印之间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必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互相怀有敌意，而印巴之间由于克什米尔问题不断交额，战争从未中断。这就决定了中巴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巴虽然不断合作，但两国毕竟合作时间不长，信任的深度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中巴关系可以发展，但不能重过朝鲜，毕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合作深度不亚于与中国的。

6.中国与俄罗斯

作为前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虽大不如前，但由于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将矛头对准中国，俄罗斯也获得了一段时间的较快发展。而中俄在经贸方面，除了中俄九十年代军事交易比较庞大外，仿佛联系不多。

安全方面，俄罗斯不容小觑，虽然其军事实力较前苏联大打折扣，但其军事力量仍比我们强太多，历史上苏联侵占过我国大面积领土，后来的外蒙独立也有他的身影，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俄罗斯对我国威胁最大，他就像一只北极熊，随时会将利爪伸向中国。所以是中国最需要防范的国家之一。

经过以上论述，我认为近期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南海问题，这关乎到中国将来的海上交通的安全及能源问题，不容忽视，但最需防范的则是身后的俄罗斯。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军事，提高软实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后要说的是：中国的周边不安定因素太多，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