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两岸谈

第一篇：司法改革两岸谈

司法改革两岸谈.txt不要为旧的悲伤而浪费新的眼泪！现在干什么事都要有经验的，除了老婆。没有100分的另一半，只有50分的两个人。司法改革两岸谈（上）

苏永钦 贺卫方

内容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司法改革都是社会变革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虽然由于文化的同质性，两岸的改革看起来有着相当的类似，不过，历史过程、制度环境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两岸面临的问题貌似而神离。台湾政治大学的苏永钦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分别是两岸最为活跃的司法改革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这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对话中，两位学者就司法改革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即司法独立、违宪审查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结合两岸的际遇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兴味的讨论。对话不仅展现了两岸为建构公正的司法制度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也揭示了各自面临着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困难和挑战，以及相关经验对于对方的借鉴意义。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月旦民商法杂志 时间：2004年7月16日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楼5127会议室 对话人：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苏永钦 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能够邀请到台湾著名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的苏永钦教授参加——应该说是主导——今天这样一次学术活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在网上发布的信息，说今天的题目叫“司法改革两岸谈”，由苏老师和我进行一次对话。我们两岸的社会都面临着或者都在进行着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那就是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大陆的司法改革也是如火如荼，几乎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一个改革领域。我最近这几年对海峡对岸的司法改革也有一些了解，发现两岸在司法改革的进度方面有所差异，有些问题的解决，台湾要先于我们，但是，两岸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许多却是非常类似或一致的，这种由于文化上同根带来的问题的类似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也意味着两边在相关制度的改革方面相互借鉴的空间是很大的。苏永钦老师是台湾司法改革方面的一个领军人物，当然我觉得不完全是在官方意义上的领军人物，他永远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对于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见解在台湾，甚至在大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有好多著作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流传，像我手边这本《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就很有影响，我还根据这个书名写过一篇文章，叫“改革司法改革”。

我们今天想做一个两岸对谈，不是隔岸观火意义上的对谈，讨论两岸司法改革进展的情况如何，互相有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主对话者是苏老师和我。但是，今天到会的有来自两岸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不少高人。例如台湾方面还有研究大陆法的非常重要的专家，王文杰教授，他是台湾的交通大学负责大陆法的研究和教学的一位学者，他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加上国立政治大学的法学博士。王文杰教授的书房可以说是全台湾岛上大陆法资料最齐全的一个文献中心。在大陆这边，从苏老师左边，有中国律师杂志的刘桂明总编辑，中国律师网的曹斌先生，那边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蒋惠岭法官，他也是在大陆司法改革方面一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有许多观点在司法界以及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吴为民先生是中国最高检察院的一位官员，他现在负责有关媒体方面的工作。钱列阳律师是北京非常有影响的律师，代理了一系列重大案件，这几年不少涉及一些著名人物的案件都是他代理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型的律师。这位是任强先生，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北大的博士后。李尚公先生，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也是我的大学老同学，在业界也很有知名度。岳成律师，是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另外两位分别是王轶教授和张谷教授，他们两位都是北大法学院的民法专家。另外后面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工人日报资深记者吴琰女士，以在名誉权案件中代理被告人著称的蒲志强律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张绍彦教授。还有一些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让我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向各位朋友的光临表示感谢！

苏永钦：

我记得早年读过一本Friedman和Macaulay合编的《法律与行为科学》，对里面搜集有关人类法律发展的论文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好几篇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就是当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成直线进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大约就是韦伯说的“理性”阶段，法律交到一批专业者的手上操作，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等等的角色分工也都完备了以后，会开始出现某种循环——专业和非专业，形式和实质的循环，对于两岸司法的发展，有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们都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在好些地方好像刚好反过来。贺老师的大作我是一定要拜读的，里面就提到了一些东西，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方有一篇文章提到“法言法语”，和我在台湾鼓吹的少一点法言法语，某种程度正好对立，我们那里专业化已经有点过度，到了有时会脱离社会的地步，但这里好像就迫切需要建立更多的形式主义，更多的格式化表达，也就是专业化，以这个例子来看，我想两岸进行这一类的对话的确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彼此看到自己的过去跟未来。

但这些基本的东西，对台湾来讲反而从来就是无可争辩的，没有任何替代的意识形态或制度被严肃的讨论，台湾的问题更多的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些原则，所谓民主化的过程，其实只是把宪法写的变成宪政做的，如此而已。就这样的大前提问题，当然两岸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不过贺老师同我大概都有一点对司法改革的狂热，有点臭味相投，在台湾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像我们那儿讲的“狗吠火车”

所以我觉得刚才苏老师提到这样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说历史的演进不同，所以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是有差别的，正像我看您的《司法改革的再改革》里边对于专业主义视角下如何去揭示司法改革所面临问题的时候，您更多地站在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作出分析，比如说您愿意揭示民众对于司法的评价，不仅仅是从供给方面来判断问题，更重要是从需求方，从司法改革的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的态度、人民的感受，来分析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我看里边有一些数据很有意思，比如说，败诉的当事人如何评价司法，当然不少负面的评价。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诉讼嘛，总是有胜有败，败诉的当事人当然不会对于司法有好的评价。可是，苏老师的调查表明，胜诉的当事人也不认为司法更公正，评价也非常低。您也批评了判决文书那样一种过分神秘主义的问题，充斥着法言法语的判决书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苏永钦：

我想我就先谈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作为不同的提法，在台湾也有过，特别是早期负责司法行政的人，喜欢强调审判独立是一回事儿，司法则不一定要独立，民主国家里头有司法和审判一样独立的，但司法部门不独立存在的确实更普遍，英文文献中也有人区分为“决定独立”（decisional independence）和“制度独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我们的宪法直接规定的虽然只有审判独立，但司法又单独辟一章，司法院独立设置，不在行政院或总统之下，和这些机关平行，因此若说司法独立，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不过正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独立，制度上还是经历了一些转折。

“行宪”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法官和检察官，也就是除了最高法院和只有一个审级的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以外，高等以下法院都归行政院底下的司法行政部管辖，司法院虽然独立，但只管两个终审法院，并由大法官行使解释权。这样的体制符不符合宪法的精神，难免会有争议，到了1960年终于变成宪法上的争议，结果大法官做了第86号解释，里面讲的很清楚，高等以下的法院也应该隶属司法院，显然大法官相信宪法不仅要求审判独立，而且司法也要独立，可惜这个解释没有得到政治部门的正面响应，行政院不提案修改司法院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立法院也不主动修改，司法院在当时没有什么权威，可以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二十年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兴起，很多制度受到检讨，才挑了这个政治上比较不那么敏感的老问题，依照第86号解释大幅改变了司法体制，所以一直到了进入1980年代，全部法院和法官才回归司法院，真正有了司法独立。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大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早期是经由监察院同意，后改为国民大会同意，现在又改成立法院同意，总之，它同行政部门在人事上已经完全分开。

司法独立的另一个问题是预算，台湾在这方面有一个先天上的优势，就是地方不大。就我了解连美国的法院也有预算的问题，它的地方法院相当多都是依赖地方的预算，没有全国的预算来支撑整个司法体系，但按照我们的宪法，到相关的各种法律，法院同地方政府都是没有关系的，它的预算来自于国家，预算唯一的威胁就是行政部门，因为国家预算不可能由每一个机关自己提，必须由一个机关统一岁出岁入，提出总预算，在台湾就是行政院，可是司法要想有所作为，比如要增加法官的人数，法庭的装备，或者是要增加电子化的速度，每一毛钱他都要经过行政院那一关，行政院过了，当然还有立法院做最后的审查，要过这两关。在过去十年的司法改革，预算独立部分，就在司法院巧妙的运用各种政治力的矛盾之下，居然通过了修宪，规定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删减，只能加注意见，因此若说台湾在司法独立方面，已经超过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不为过。

审判独立的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对谁独立，法官是“依据法律”独立审判，所以对同样适用法律的人无独立问题，比如在合议庭里法官不能对他的庭长，对他的同僚主张独立，他们必须通过评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只有采多数决。独立的对象是同这个审判无关的人，不管有没有法官的身分，审判内容一旦被这些未参加审理的人过问，裁判就是被干预的，而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干预最常见的是来自于司法行政，但也可能来自于政治部门，来自于政党或国会，甚至来自于舆论。所以审判独立的威胁在台湾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没有，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早期的时候，干预可以说是制度化的存在，当时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是独任法官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历练不够，所以他在做判断的时候需要院长、庭长，或其它行政上的主管，在他判决宣告之前，先做一番审阅，盖了章才可以送出去，我们那里管这个叫送阅，毫无疑问这是制度化干预的一个管道。因为当院长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院长、庭长的升迁操之于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司法行政部的部长可能是政党党员，而且一定是行政院的成员，难免会有政策的考虑，甚至政党利益的考虑，那就可以通过对于院长人事的影响力，间接的影响个案。

贺卫方：

我想插一句，苏老师，这个送阅制度，好像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才废止掉，我有一个疑问，当时或者是院长，或者是庭长，他们都是现任的法官吗，还是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有一些院长，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专业历练，但是他们也可以做法院的院长。

苏永钦：

在我们那里，法院主管一定是法官，但他们的升迁过去是由司法行政部部长一个人决定，因此尽管送阅的管控制度有一定的理由，干预之门也因此大开。到了后来法官的办案能力普遍提高，审判体系也建制了多种方法，来回应社会的疑难杂症，这种管控的合理性就越来越低。所谓的干预，其实不一定是政治干预，因为毕竟政治案件不会很多，但是诉讼常常会涉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利益的纠葛自然变得很复杂，比如我们有一些立法委员、省市议员，和地方上各式各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碰到诉讼案件要关说，就会跟行政部门做利益交换，这时送阅制度就是现成的管道，因此审判独立的改革，首先就要改掉裁判书的事前送阅。起初是变成事后送阅，到后来已完全废除。

这是审判独立比较大的威胁，但来自司法行政的威胁绝对不只是个案，其它比较迂回的，还有法官的迁调，在我们那里不只有往上级法院调的问题，特别是早期大家都喜欢往台北跑，小孩儿读书方便，家人工作发展条件也好，僧多粥少之下，这些人事决定也自然形成干预的诱因。因为评量的基础不外乎办案成绩的考核和一般考绩，多半还是操之于院长。所以后来司法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建立更透明、更多法官参与的人事审议制度，在司法院所属的各级法院，和行政院法务部所属的检察体系，都成立了人事审议委员会，让法官、检察官互选的代表占了大约一半，使得大部分人事的调动，包括首长、法官、检察官，都要根据一些比较客观的评量资料，刚刚讲的干预管道也就大致堵塞了。

至于政党的干预，在政治民主化、多元化以后，基本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就是如果政党要有效影响司法，必须事前在政治体系的所有环节都去布建，在从前政治一元化的情况下，或许还可以做得到，因为只有一个政党控制了整个政府体系，即使法院再坚持独立审判，法官受到再多的身分保障，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法院终究在什么地方会受到政治的牵制，所以政党会购买正义，司法也会卖。可是在政治力量多元化以后，整个情势就有了基本的转变，第一，政党有可能选输而失掉主要的政治权力，第二，大概没有一个政党能控制政治体系的所有环节，这时候政党会发现他要去投资司法体系是不划算的，法院也开始不太买帐，总之，基于政治目的建立对司法的干预管道，是需要长期投资，长期影响的。一个美国学者Mark Ramseyer就以对日本司法的长期观察，来印证这个理论，日本事实上是到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终结以后，政府对司法的干预才彻底排除，虽然二战后建立的审判独立和司法部门独立（即以最高裁判所为最高司法机关），在制度上已经很完整。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印证于台湾的司法。国会全面改选以后，尤其是政党轮替以后，政党对司法的干预，已经大大的减弱。任何个案干预都要冒相当高的风险。

现在对审判独立最大的考验，反而是舆论的干预。这需要承审法官自己自觉的去抗拒，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特别是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社会运动高涨，很多法律已经落伍，但法官仍然要执行落伍的法律，如果法官都跟着社会的脚步走，往往变成选择性的曲解法律，长期来看当然会挫伤法律的公信力，应该不是我们所乐见，可是一旦他坚持执行落伍的法律，又会受到强大舆论的责难。所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舆论的干预对法官构成特别大的挑战，有时候要法官完全不迎合多数人的胃口，还真不容易。德国在２０世纪初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就兴起了所谓自由法的运动，台湾在1980年代也碰到这样的场景，还好已经渐渐过去。

在台湾司法改革的议题很多，司法独立这个最大的问题应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剩下个案的不独立，已经不是制度问题。但如果把刑事司法体系的检察官也放进来看，则最近基层检察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独立问题。简单说，就是检察行政是不是也要从一般行政中独立出来。前面已经提到，在１９８０年之前，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和配置在法院的检察官，虽然在诉讼程序上的功能完全分离，甚至是对立的，但行政上都由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管辖，一如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１９８０年的体制改革，把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改由司法院来管，却把配置法院的检察官留给行政院管，行政院不再设司法行政部，改设法务部，其检察司主管检察业务，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采检察一体原则，只有外部独立，内部则为上令下从，一体办案，因此检察体系本身有个最高首长，叫做检察总长，检察总长由总统任命，行政上则受法务部长节制。总之，检察官依大法官解释虽为广义的司法官，也受到高度的身分和职务独立保障，但行政上在1980年以后却和法官分道扬镳。

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在大陆法国家始终有一些不确定，但大体上都同法官差不太多，大法官的相关解释对检察官的保障也还算有利，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要把它弄成像美国的检察官一样，推到纯粹的行政机关，另一股力量则要把它更推向独立、中立的司法部门，远离政治部门。最近基层检察官的串连运动，就属于后者。主要是有感于这几年碰到一些重大的案件，特别是有政治性争议的时候，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一般民众看来，总是瓜田李下，起诉会挨骂，不起诉也会挨骂，案子办得慢会被怀疑，办得快也有人说话。原因就在最高检察首长是总统任命，检察官又被法务部考核，所有检察资源都掌握在法务部的手上，而法务部长又是内阁成员，有浓厚的政党色彩。这样的组织牵连，使检察官怎么说都说不清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所以最近基层检察官在原来的改革组织之外又成立的新组织，以注入新的动力，主要目标就是把检察行政从一般行政部门独立出来。其实把整个检察体系搬到司法院，也未违反宪法与大法官的解释，但事涉两院权限，显然不容易，因此他们希望，即使留在行政院，至少也要从法务部搬出来，所有检察相关行政改由检察总长主管，而检察总长则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强化其民意基础而能独立于法务部，至于前面提到的人事审议委员会，当然也就改设在总长之下。这个新的体制改革有多少希望，还很难讲，即使对以改革自诩的民进党政府而言，有检察体系这样好用的一股力量，要他就这样放弃，好像还是很难，所以这个改革的命运还不确定，但已经有立法委员提的三个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里面，修正的重点就在法院体系的调整，刚刚讲的那两点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大体上回顾过去十五年，台湾的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乃至检察独立，可说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会有新的出现。

尽管孔子喜欢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但是，他本人对于异端似乎就不大容忍。例如，担任鲁国司寇不久，他就把少正卯先生判处死刑了。罪名呢？我记得不过是什么“言伪而辩，记丑而博”之类。也就是说，不过是对于正统观点或政府本身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或说了些怪话，而且还很雄辩。从《论语》里观察，我发现孔子好像对于口才好的人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对于所谓“巧言令色”，他几次直率地表示不屑在这样的环境中，议会政治就不可能产生。

是否可以逐渐地将越来越多的政治纠纷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法院或者司法的模式解决政治冲突。这当然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启发，同时，所谓司法权的全球化扩张，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正是司法权对于政治纷争不断扩大的介入。

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如果我们假定在民主体制下，宪法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宪法就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您曾经引用的一个人的说法，法律人像是魔术师，有意识地将司法过程搞的神神秘秘，最后一刹那间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大家全部都惊呆了。我的一个疑问是，法律如果没有了专业化的特性，法律人的语言完全混同于大众的日常语言，那么是否会丧失法律表意和交流的精确性，而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确，司法的确定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司法改革两岸谈（下）

苏永钦：

非常不敢当，还是先回头补充一下违宪审查，从我们发展的经验来看，宪法在一个不够民主的体制之下，大概不太可能变成制衡统治集团的工具，相反它一定会变成统治集团的工具，美国有一个学者叫Karl Loewenstein，他用两个概念来形容两种非民主国家的宪政，一个叫语义的宪法，一个叫名目的宪法，名目的宪法是说，因为宪法实际上是摆在一边的，供在那里不用，社会上充满了违反宪法的事实，没有人理它，有宪法和没有宪法一样。另外一种情形则是在维权体制之下，把宪法语义化了，因此不但有宪法而且用宪法，也很少违宪的事实，问题是宪法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配合政治的需要，你说要修改就修改，你说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违宪审查徒具其名，只是专制统治的“不在场证明”而已。这两种情况当然都不是现代宪政主义所要的。

台湾经历的情况其实比较接近语义宪法，在面临非常大的政局困难时，比如没有办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它选择的不是让违宪事实继续存在，而是由大法官做出第31号解释，给不改选的国会一个合宪的基础，等到释宪的空间都没有了，就由国民大会修宪，事情就解决了，这时候老实说哪里还需要违宪审查，即使有少数认定违宪的解释，大家也可以非常有默契的，好像没看到它一样。刚刚举的法院隶属解释，因为只是单纯解释，没有指出什么法律无效，整整20年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违宪审查会发生作用，也就是宪法开始被当成是一个制衡统治集团的工具，以宪法作为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大概都是到了整个体制民主化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做任何制度上的努力或程序上的修改都无济于事，但就如我在上一问题表达的看法一样，不需要就此放弃努力，司法改革永远可以和政治改革做良性的互动。

回到新的话题，任何一个可以响应社会需要、有效率的司法，都需要有一些配套的东西，最重要就是法律职业，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韦伯所说现代法律的特征就是走向形式理性，很重要的形式化工具就是法律职业，这些专业人员要和一般营业脱离，和一般公务员脱离，而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和自己管理的方式，这个专业是支撑独立司法的必要手段。过了专业化这个阶段以后也许就可以去谈前面谈到的循环，对过度专业化加以修正，比如加入一些陪审或参审的因素，增加更多非讼解决争议的机制等等。等后者又发展过了头，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回头增加专业化因素。但无论如何，循环的基础一定是已经先完备了一个司法基础架构，包括稳定的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甚至有不同的传统，比如在欧洲，特别是南欧，他们谈到法官这个观念的时候，检察官和法官是不分的，都是一种客观适用法律于个案的司法公务员，但在美国对检察官和法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又比如在法国和德国有一个法律职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公证人，公证人是在司法之前预防诉讼的法律职业，在这些国家都很受民众信赖，收入比律师还高。大陆法系的法律教授，必须对法律文本作有系统的诠释，法院相当程度依赖教授们对法律所做的系统诠释。不同的司法传统会表现在法律职业受到的待遇上面，但无论如何，最需要稳定，最不能替代的专业当然就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说是现代司法最核心的职业。

就台湾来讲，职业传统有两个渊源，一个来自大陆，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另一个则是日本统治时代留下来的法律菁英，在日据时代大约是1900年开始建置法院，回到中华民国以后，社会上对于各种法律职业已经有一定了解，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法官、检察官是做什么的。当然大陆的律师传统其实也很早，但是因为幅员太广，律师人数也少，法制初建时期，很多地方还是由县长来兼任审判职务，因此专业化过程很慢，台湾一方面幅员比较小，人口比较少，集合了这两边的法律菁英，再经由政府有计划的培训，所以能比较快的完成法律职业的建立与普及，现在司法院和法务部都有训练机构，律师则由公会负起职业训练的任务，这部分是明显较弱的一环。

律师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比起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台湾对于律师职业的教育是非常不足的，早期等于只是借着极高难度的考试，让考生自我教育，通过考试就丢给市场，由市场去对律师再教育，实际上等于让消费者去承担教育不足的后果。公会的功能完全不能和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来比，不仅教育功能不足，职业伦理的执行也很弱，以致良莠不齐，法律服务业的消费者只能受到低度保障，实在是体制上很大的讽刺。最近十年才增加了半年的律师专业教育，但成效有限，不能和司法官受到的职业教育相提并论，显示大家对于律师业在法治上的重要性还没有正确认知，不愿意做更多的投资。说起来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年轻律师们的贡献很大，但改革别人很有一套，改革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很多律师主张要大幅调整现在的审判结构，要建立坚实的第一审，而使第三审成为严格的法律审，但嘴巴说得漂亮，任何限制上诉第三审的法案，到了立法院都会遭到律师团体杯葛。改革派的律师虽不包揽诉讼，但常常包揽“正义”，把自己当成正义女神的化身，即使对于司法制度一知半解，还是以大幅改革为己任，所有反对者都会被戴上反改革的帽子。本来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律师公会，碰到总统大选还特别活跃，这也说明律师职业的问题不小。早期的司法行政过度强调在朝和在野法曹的区隔，怕他们私相授受，渐渐又造成彼此不理性的对立，法官对律师不够礼貌，律师也找机会修理法官，这种对立使得一个家庭式的、功能互补的法律专业未能在台湾形成，在我看来，应该是未来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整体来讲，法律职业在过去50年来大体已经趋于稳定，比较大的变化是公证人，这几年开始建立民间公证人制度，但因为欠缺这样的传统，民众不知道如何利用，勉强用法律去为他们创造案源，也会引起争议，所以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十分有限，未来需要再观察。

至于台湾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一直是走大陆法系的方式，和这里相当接近，学校提供四年的基本教育，授予学位，然后学术上可延伸到硕士班和博士班，如果参加国家考试，就可进入实务。国家考试司法官和律师是分开的，所谓三合一已经讲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反倒是这里在贺老师等人的呼吁下，很快的走到三合一的考试，令人佩服。对于法律教育的批评也很多，现在比较大的方向，是如何扩大法律人的基本知识，希望能借鉴美国的法律教育，以学士后的教育为主，使法律人在知识和视野上不会太偏狭，也不会太年轻就成为法官，判人生死，不过学士后的法律教育若要普遍实施，冲击太大，因为涉及教育成本，包括金钱和时间成本的大幅提高，学校担心短期内可能会流失许多菁英，不愿意投入法律这个行业，所以现在还是以传统学士教育为主，而以学士后教育为辅，这种原则例外关系会不会逆转，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受学士后教育的人在考试上并不占便宜，实际上是更困难，学士后教育出身的人是否会在法律职业的表现上更为杰出，受到更大的重视，现在也看不出来，因此尽管两制并存，传统的法律教育恐怕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中间的讨论从略】

贺卫方：

暑假的学校往往比较安静，就像冷漠的人的心一样。但是今天却很不一样，很特殊，我们在这儿竟然有一场研讨，而且这么多的人热情参与，这真正是一个意外的收益。刚才李尚公律师对于司法改革效果的估计好像很低，说这种改革实际上没有多大意思，或者研究本身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实际上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张谷教授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一个是有分工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现代社会学术制度下生活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能够对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有一定的自信，但是越雷池一步以后就总觉得自己说话不那么硬气，尤其是司法制度，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是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正像张谷教授提到的民法典的制定并不仅仅是法学家小群体的垄断事务一样，一方面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知识领域非常狭窄，让人感觉到特别无奈，因此能够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当中遵从良心的指引，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于自己的知识和立场不断地反思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的研究永远面临着一个悖论，你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外在于你个人的群体或者一种客观的自然，而是包括研究者本身。按照测不准定理，温度计本身也是有温度的，所以永远是测不准的。我们永远对这个社会没有非常绝对真理意义上的把握，这也是为什么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原因。通过交流，我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获得很多的教益，能够反思自己思考中的缺陷和问题。

我读苏老师的著作经常能够获得一种教益，尽管我们都知道两岸的司法改革有着时间段上的差异。不过，今天很好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差异而难以交流，相反，我们有一种理解的愉悦。钱锺书先生在为他的著作台湾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引用古诗里吟咏水的诗句表达语言在交往中的复杂作用：水可以让我们的交往成为可能——“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但是水也常常让我们相互阻隔，没有办法交往——“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我们知道，退回30多年前，海峡两岸这样的交往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两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到台湾开会手续办起来总是很麻烦，不过我特别高兴的是在总体来说不是特别让人喜欢的氛围里，两岸的法学界有这样愉快而有益的交流。每次苏老师以及台湾的其他法学同行到北京来，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知识和愉快的心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苏老师。

今天到来的有许多中国法律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媒体的主编、编辑，包括律师界的大牌律师和法院、检察院的重要人物，有些朋友发表了自己精彩的见解，有些朋友还没有发言，但是还是在这儿坐了一下午费心费力的参与，我要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当然还要特别要感谢王文杰教授，他一直是两岸沟通的桥梁，为苏老师这次和我个人的对话，文杰教授很早就开始筹划，不断地一次一次打长途电话，费用花了很多不说，最后都没来得及让你说话，真的特别遗憾，我想下一次你来专门安排给学生做一次讲演，作为我们的一点补偿吧。我也要感谢北大法学院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们，看到网上的信息你们就过来了，我相信，你们的参与不仅让这个会议室有点“人满为患”，也让苏老师和我觉得这场对话格外的富于意义。谢谢大家！

第二篇：谈铁路司法改革

谈铁路司法改革

山西省政府、省检察院与太原铁路局签署协议,将太原铁路检察机关移交给地方检察院,实行属地化管理。这是我国首个铁路检察机关整体移交地方的事例,是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创新之举,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谓的公权力，不是某某一个社会财团集体的部分权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全民的权利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机关所行使的都是属于人民的公权。所以说，“公权力”的行使需要得到保障，而不仅仅是“公共权利”得到保障。

在社会主义物质资料日趋丰富的当今社会，权利与权力的民主与公正成了人们的新的追求。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人们追求精神文明，这其中包括了政治民主，法制公正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这些内容更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人民更具幸福感。

司法机关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部分，司法机关的纯洁性决定了整个司法体制的高效与公正。

在铁路系统内部单设公安、检察和法院机构,是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上的一个“特例”。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历史上看,早在计划经济年代,铁路公安机构就已独立存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路系统迅速组建起隶属于自己的三级检察院和法院,负责审理涉“铁”案件。而铁路系统长期政企合一,除铁道部外,各铁路局及其以前所属的分局,早已成了企业性质。铁路系统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实际上成为在国有企业管辖下但又行使着国家治安、司法权力的机构,它们的人事、财政和物资装备等全然受着铁路企业的管控和调度，的确很混乱。

从任命的检察官、法官的组成来看，他们的属性只能说是企业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经过全国性的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他们的学历也根本没有达到本科及本科以上，他们也很难组织司法培训。但是他们负责了有关于铁路系统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很难想象，在全国地方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高学历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公检法”部门。

从而导致铁路司法部门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及现代法治理念、司法精神相去甚远。人们不仅由此会对铁路司法的独立性、客观性产生怀疑,也会对其诉讼过程及案件裁决的公正性、公信力形成不满。

权力是来源于人民，人民主权。人民有权利清楚地知道公权力到底是怎么运行。

铁路司法改革，是一个解决司法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创新之举，也极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于司法队伍的纯洁性和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第四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

第五篇：改革热点面对面之九—谈司法体制改革

《改革热点面对面》连载九

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

——谈司法体制改革

《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01日 02 版）

“国无法则人无矩，法不公则国不稳。”司法是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承担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的社会功能，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和安全等各项权益保障，都与司法制度密切相关，司法被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近些年来，司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引发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 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

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要看到，在司法活动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时有发生，“信访不 信法”、司法公信力不足等，老百姓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意见很大。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司法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目前，我国司法人员和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地方法院、检察院的“官帽子”“钱袋子”捏在地方手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些地方领导借此“打招呼”“递条子”，导致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难以保障。

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司法活动讲究亲历性，是审与判的统一。在现行体制下，法官审理的一些案件，审判结果要经过庭长、院长层层审批后作出，甚至存在“不管谁审案，官大的说了算”的现象，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情况，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同时，将司法人员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管理，缺乏符合职业特点的管理制度和成长通道，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很多法官、检察官骨干为了提高待遇，离开一线办案岗位，去竞争综合管理岗位，影响了办案质量的提高。

司法不公开不透明。在目前司法活动中，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会公开以及选择性公开的问题比较突出，案卷关键信息查不到、庭审旁听“一证难求”、裁判文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舆论炒作面前“失语”等问题时有发生。这种不透明的运作机制，为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

这些问题不仅损害司法制度的公正高效权威，而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近年来，我们已经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要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微评

司法是老百姓讲理的最后一条路，此路不通就等于断了后路，甚至会走向违法的不归路。

司法不公，再好的法律也没有威慑力，甚至沦为可以随意涂擦的“文字游戏”。

司法如果被权力干扰，会让公平正义很受伤。

司法可以神圣，但不能神秘，司法越神秘，公平越难寻。

晒政策 司法体制先行试点的4项改革和试点地方及政策导向

◆4项改革：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试点地方：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

◆对7个方面提出政策导向：1.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2.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3.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4.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5.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6.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7.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二 怎样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这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一句名言。讲的是，法律只有不依附和讨好金钱、权势，才能保证其公正。在现代法治社会，能否保持司法独立公正，对于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至关重要。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关键环节。近年来，社会上反映比较多的是司法地方化的问题，有的地方以权压法、干预司法的现象突出。为此，这次改革出台一系列举措，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推动人财物统一管理。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减少地方对司法的干扰，司法机关必须摆脱人财物对地方的依赖。应本着循序渐进原则，先将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和专门法院、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地方法院、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

完善司法管辖制度。案件交给谁来审，就像赛场上谁来吹哨，只有裁判和比赛双方没有利害关系，才能确保审判公正。这次改革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指定管辖，审理容易受到地方干扰的行政案件或跨地区民商事案件、环境保护案件等。研究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

健全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司法人员的职业有其特殊性，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对于他们的管理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务员管理。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实施分类管理，区分法官、检 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提高法官、检察官入职门槛，在省一级设立遴选委员会，建立逐级遴选制度，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健全职业保障制度，增强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问与答

问：什么是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

答：提级管辖，是指提高一审案件管辖的法院级别。如行政诉讼案件通过提级管辖，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限制，由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级别较低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的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

指定管辖，是指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行使管辖权，以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保证案件得到及时正确地裁判。

三 怎样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2012年9月以来，江苏省江阴市法院启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组建以独任法官为核心，法官助理、书记员参加的审判团队，赋予独任法官裁判决定权、6 文书签署权，取消庭长、院长案件审批权，审判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这一改革探索，释放出巨大的“审判生产力”，为全国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了鲜活样本。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司法权力怎么配置、怎么运转。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公正、高效、廉洁司法的必要保障。这次改革提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针对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判审分离、权责不明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着力健全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就好比医生看病，只有亲自望闻问切，才能对症下药；法官判案，也只有亲临其境，全面了解案情，才能保证结果公正。如果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不仅办案质量难以保证，而且错案责任追究也难以落实。

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根据案件性质和数量在全院范围内确定若干刑事、民事、行政等小合议庭，每个合议庭设立1个以主审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将以往分散到庭长、院长等各环节行使的人员调配、工作考核、案件分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裁判文书签发等权力，都集中到主审法官手中行使。一旦出现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明确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过去，审委会往往不直接参加审理，通过开会听汇报就得出判决结果。此次改革要求审委会从“开会审核”变为“开庭审理”，明确了审委会委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标准、程序，推进完善审委会及委员直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

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在案件审理中，一些法院面对“拿不准”的案件，动辄向上级法院请示，根据指示定案，变相地将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变为审批关系，使两审并为一审，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必须进一步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确保审级独立。探索发挥一审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二审法院案结事了，再审法院有错必纠，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

问与答

问：什么是合议庭？

答：合议庭，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由一定数量的审判人员，采取法定的形式所组成的审理案件的组织。其成员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临时组成的，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则自 8 己担任审判长。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如果意见分歧，应当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记入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签名。

链接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在完善司法责任制方面的有关举措

上海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

◆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

◆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主任检察官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

◆法院、检察院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大幅减少个案指导，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声音

陈卫东：司法系统内部管理机制要厘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在司法系统的内部管理机制中，要明确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关系而非行政领导关系，绝不能因为实行司法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而加重司法行政化倾向。

四 怎样在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权

2013年6月起的半年时间内，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从各自工作层面，出台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工作性意见。这些规定覆盖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全部环节，形成了防错纠错的“制度链”，为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保障司法活动中的人权提供了有力保证。

司法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关乎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在司法活动中，守好保障人权的屏障，让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0 是司法机关的天职。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一系列举措的出台，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将进一步完善，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将得到切实加强。

严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1个冤假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这就是“100-1=0”的道理。要严格落实关于防止、发现、纠正冤假错案的有关规定，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努力避免发生一起冤假错案，更好地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今后，办案机关对被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录像。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加强弱势群体的法律帮扶。提供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为贫弱群众撑起法律“保护伞”，是司法扶弱济贫、维护公正的体现。这次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要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下一步，要进一步通过立法，健全制度，扩大经费来源，规范相关程序，调动整合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力量，把有限的救助资源公正、高效地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让老百姓“法理之外、情理之中”的实际困难得到更好解决。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劳教制度废止后，将被判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社会危害性小、悔罪表现好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机关和社会团体、志愿者一起进行管理和教育矫正，避免监狱内“交叉感染”。要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尽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规范适用范围、程序、责任主体和保障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更广泛地参与进来，更好地解决矫正人员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以及心理康复等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

问与答

问：什么是疑罪从无？

答：疑罪从无，是指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这一司法原则体现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也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 怎样保证司法在阳光下运行

法治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公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崇尚公正的司法，更应该拥抱阳光，让司法权力透明运行，以公开促进公正。

近年来，随着各地司法机关普遍设立审判、检务公开大厅，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开通官方微博等，司法神秘的面纱正逐渐揭开。仅2013年，全国法院官方微博新增660多个，有近20个省份的法院系统出现微博直播庭审的案例。面对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必须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使司法公开由“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拓宽公开渠道。进一步整合现有公开平台，实现渠道的规范化、多样化、常态化，让百姓更方便快捷地了解司法信息。当前特别要适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趋势，善于运用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声，将有关信息及时广泛地告知公众。2013年以来，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网相继上线，检察机关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公安机关互联网执法公开、新闻客户端等平台都在抓紧建设和完善中，当事人和公众及时、全面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将有更便捷的平台支撑。

扩大公开内容。很多案件都和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应当尽可能公开相关内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司法机关应摒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选择性公开，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公众“应知尽知”。法院庭审全程要同步录音录像，将每一个细节呈现给公众。强化法律文书说理，让公众不仅知道案子怎么判，还要明白为什么这样判；检察院建立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对影响较大的特定案件或有争议的案件，主动或依申请开展公开审查、公开答复。主动接受监督。司法公开，不仅要将信息“晾”出去，还要将群众监督“请”进来。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展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途径。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扩大参审案件范围，落实参审案件的职权，强化人民陪审员实质性参与审理的制度保障。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科学设置监督员选任方式、拓展监督范围、规范和完善监督程序，切实增强监督效果。

声音

周强：推进司法公开，要着力实现“四个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认为，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变形式公开为实质公开，不断完善三大平台的互动功能、服务功能和便民功能，把深化司法公开变成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过程。

深阅读

1.《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4年3月18日。

2.《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