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第一篇：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五年了,经济改革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司法改革也在有序推进。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法治环境。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目前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经济基础还有许多不太契合的地方。同时，司法与社会的互动还有完善空间。可以说，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来维护。没有法治背景，经济改革的红利只能图利少数人，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房价让老百姓买房望而却步；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创下新高等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制度时应该相应引进西方配套的司法制度，如信托责任制度，如果信托人没有披露真实信息，违反信托责任，将受到法律严惩等等，不能打着市场化的招牌无恶不作。同时我们似乎忘却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公平。改革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更加贫困。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维护司法公正不只是法律人要努力，整个社会都需要努力。而当今司法公正现状令人十分担忧，社会不公问题十分突出。比如群体性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时为了自身利益为所欲为，比如非法拆迁征地等等。而司法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途径让群众解决问题，群众也只能上街上访甚至自杀，对社会绝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经提到：“自由便是人人都有安全感。”试想一下，没有司法救济途径，人民能获得自由么？社会上普遍不信任的状态以及十分严重，彭宇案让扶起跌倒的老人成为成本极高的事情。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司法体制以及司法不公关系很大，需要引起重视。司法不公不仅加剧社会问题恶性发展，更损害司法威权。

现行司法体制与司法本身的运转规律也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法治进程用了数百年时间，而我国，准确地说司法系统真正稳定发展也只有三十余年。西方司法制度与其本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比如宗教等社会背景，而法律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我国发展法治、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确实缺乏一定的社会土壤，是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司法制度。而我国现状是司法体制没有按照司法本身的规律、特征——司法独立，法官中立，司法过程的消极等来运转，很大程度上和我国本土资源有关。我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社会，乡土社会，倡导无讼厌颂；集权而非分权，县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在现在的遗毒便是司法行政化；古代司法官知识背景单一，知识几乎全为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也十分单一，司法的过程无从成为独立的专业化法律知识得以生长和壮大的温床；古代司法制度也缺少对抗制，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势均力敌导致法官“超职权主义”，法官中立难以实现。以上封建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所为司法传统在今日仍有若隐若现的影子。同时，我们还有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能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克服或化解历史传统的遗留问题。但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是故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必须克服以上漏洞。我将会在司法改革的出路部分加以详细探究。法院系统内部存在严重问题，司法不公等问题首先是因为法院系统内部出现问题。法院组成人员的职业化虽然在数十年来已有很大进展，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仍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法院人员组成系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统一的司法考试过后，还需长时间的法律工作经验积累才能担当审判案件的重任。必须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对法官的准入门槛加以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许多不够《法官法》所规定资格的法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民间非法集资等问题上马虎对待，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先生看来，至少两类人员不适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一种是那些号称法官、检察官的党政工作人员，没有法学功底，因行政职务而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实际上并不具有审案 1

水平；另一种则是部分不具备专业法学知识的转业军人。

再者，法官的数量和法律案件数量不相适应，法官追责制度也让法官普遍不满。可以说，法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一位深圳法官演讲，法官压力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工作量，一个深圳法官一年要处理近200宗二审案件，如果法官数量再减少，法官是会崩溃的。再说了，一些相对疑难案件如果要求法官在短时间内得出判决，岂不是很难保证公平正义？二是追责制度，哪怕是再微小的错误都要追查。如果二审翻案，一审法官会受到严格追查。这只会促使下级法院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首先要征求上一级法院法官的意志。果真如此，我们的上诉制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还有谁心甘情愿做初审法官呢？这也说明上下级法院关系应当厘清，法院“员额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同时，法官的尊严还需要加强维护，法官待遇也有待提高。现在许多法官从法院系统逃出来做律师的有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尊严与待遇。我们不能把法官当成生产工具，也不能把法官等同于普通职工。法官执业也没有足够保障，优秀法官终身职业制度尚未建立，法官的升迁以及任免不透明，让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难免会有一定忧虑，从而影响独立审判。公开报道显示，江苏省在4年内有988名法官辞职，广东省在5年内离职1600多名法官，而这些辞职的法官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务骨干，这说明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判而不审，审而不判将严重腐蚀司法土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江平先生指出：“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在审判初期法律基础差、审判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审委会、检委会是完全依照行政权力而组成的机构，组成人员有不懂法学知识的行政领导，一个案件上了审委会、检委会，裁判结果可能就被变成了行政领导的决定，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现在是时候考虑取消审委会、检委会制度了。”

司法错案的纠正与审查机制问题很大。西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诸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错判案件，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明确，法院与其他机关权责推诿与错案追查机制不完善。冤假错案带来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不是事后国家赔偿能够支付得的。不仅人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精神成本不可为挽回，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心，依法治国便会沦为空谈。司法救济渠道如若堵塞，暴力信访、上街游行便不可避免。是故应当对错案标准加以明确化，法院与其他机关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权责明细化，并加大对错案的预防及追责。

当然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审执不分以及执行难等问题，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待之后有机会再深入探讨。

司法行政化、地方化问题以及司法系统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以往党政干预司法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看到，十几年来，行政干预司法问题非常严重，这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司法改革感到非常迷茫。尤其是一些行外高官的主张，包括重庆“唱红打黑”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当发生了这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权力介入到法律的过程之中，我们最后看到做出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真正的决策者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人，这些就使司法判决的过程就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人为这样的错误负责任。”错案责任变得弥散化，司法不公所带来的损失由社会来承担。再者，一些判决书按照行政级别层层审批，上下级法院之间案件相互请示让二审制度沦为空谈。司法地方化也十分严重，司法机关财务以及人事方面长期受地方政府控制。审判时难免会被地方控制，向地方利益倾斜。“在没有民主带来的自下而上的约束的情况下，地方党政首长权力过于集中，党委书记更是一手遮天，下面的信息无法显现，人大难以监督，司法言听计从，加上地方的各种媒体也在其掌控之下，一旦作恶，真是畅通无阻。”司法行政化也是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司法系统成为行政权力寻租对象，在社会上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一切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司法不独立。这里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独立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必须改善自己的领导。当如何领导司法，我将在下

文提出一些浅薄的建议。

律师司法地位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律师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但是律师在我国司法中的地方并不高，在监督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方面，律师的作用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效果。在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下，法庭仍以法官为主导，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也有待提高。律师是沟通法官与当事人的桥梁。在案件事实难以完全掌握以及法官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让律师承担更多举证责任十分重要。律师还能向法院及时反映社会信息，这也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心证的准确行使。

律师和法官有许多职业上，经验上的相同之处，但法官与律师所达成的共识还不够，法律职业共同体还需要努力建构。律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法院如何吸纳有经验与良心律师，让律师回流成为法官，这也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上文所述，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司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促使民众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促进民众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而我国也逐步实现司法公开，如***案等对高官的庭审，允许旁听，也允许媒体录像。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还是有空间的。最严重的司法不公开是监狱系统不公开。监狱里面像是另外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等级分明、腐败严重。据南方周末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的报道，监狱系统内部运作十分不透明，存在许多通过贿赂而减刑的情况。同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现象仍然存在，这也需要司法进一步公开。

同时社会舆论不能影响独立审判，司法机关与社会大众需要存在一定距离，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我国经过数十年开启民智与法制宣传，人民的法治理念已经有大幅度提高，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司法本身的消极毕竟是存在一定矛盾的，法律审判更需要的是专业化精英化，不能用民意去妨碍司法。司法独立的重要条件便是法官审判只服从于法律。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司法机关离大众要么太远，要么太近。太远是指司法提供给公民的救济渠道还非常不足，司法资源也还不足以应对数量众多的司法问题；太近是指公众舆论影响司法，近年来道德化立法与司法十分严重，法官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审判，不能保障少数人比如犯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需要我们好好反思。

所以当前司法改革的出路何在？第一，法院系统内部需要进行改革；第二，法院即司法系统。去行政化、地方化，正确处理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第三，重视律师作用，发挥同业监督，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第四，把握司法系统与社会大众的度，促进司法与社会良性互动。

只有大刀阔斧，方能开辟新天地，只有不断推进司法改革，才能使法律人做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篇：改革乡村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改革乡村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在中央“两免三补”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加快转变乡村工作职能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农村乡镇党政组织职能、乡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1、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形势缺乏准备，思想观念不适应。主要体现，一是存在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二是陷于传统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转变作风的主动意识。三是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四是“等、靠、要”思想严重，感到无事可干或有事难干。

2、对集中显现的各种矛盾化解不力，应对招数不适应。在当前经济领域中，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地矛盾突出。大体可分为八类。（1）一轮土地承包时举家搬走，未参与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回来要地。（2）二轮土地承包时因欠款、超生外逃，未分给承包田的农户回来要地。（3）二轮土地承包时，部分农户因欠款，所分土地被村上抽回，或当时少分了承包田。

（4）机动地超标准或长期发包引发纠纷。（5）土地补偿问题引发。（6）“两工”及欠款计息引发。（7）土地流转

.1.不规范引发。（8）其它问题引发。有些乡镇虽然对这些矛盾进行了研究和梳理，但还没有成熟的化解招数。二是乡村债务负担沉重。乡镇政府净负债1.2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797.5万元。村级债务总额4.3亿多元，平均每村负债216万元。三是大部分村级经济脆弱不堪甚至崩溃。尤其是资不抵债村村级组织运转、公益事业发展很是艰难。

3、对新时期群众工作特点把握不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不适应。乡村干部普遍反映，“一事一议”办法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尤其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维修校舍、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常常是部分农民顶着不办而无法实施。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农民只强调个人权益而忽视集体权益。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方法僵化，特别是用过去那些罚工罚款、收回承包地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约束农民实施村级事务和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灵了，就无计可施。

4、对群众亟需优质高效全方位服务的要求难以满足，服务意识和方法不适应。工作还仅限于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宣传宣传政策，跑一跑贷款，组织发放补贴资金等浅层次水平上，服务深度、广度、力度不够。同时，由于政策调整，过去那些通过无偿使用机动地、减免税费、给补贴等服务农民的方式，不再有效或无法再用。

5、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格局的新调整应对迟缓，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适应。“两免三补”政策的出台，经济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但一些乡村集体的可用财力大大减少，国家安排的农村税改转移支付又不能充分满足基层需要。多数乡村因有限的财政收入、巨额的债务包袱，无法保证人员的正常开支。一些乡村“黑地”等问题的暴露，加上农村“两工”的取消，使乡村事务和公益事业难以运行。对此，很多乡村组织和干部感到茫然无策，对招商上项目、活化机制搞有偿服务、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显得很为难，更不会利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公益事业难办的问题。

面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新形势，如何加快转变乡村的管理职能，提出如下对策。

1、着眼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精干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要以项目开发和服务能力为标尺，拓宽选人用人视野。要以提高干部素质为目的，创新干部培训手段。要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目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以解决冗员过多、人浮于事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同时要以提高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着力点，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多下功夫。

2、要着眼转变工作职能和作风，探索新形势下发挥乡镇党委、政府作用的新途径。一是要积极鼓励兴办各类协会和中介组织。积极创建加工型、销售型、科技型、服务型等机制灵活的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二是要大力

创建示范引带服务载体。可借鉴“实体+服务”运作模式兴办事业服务中心的做法，探索实行承包制、股份制、合同制等形式创办“园区+服务”、“基地+服务”、“典型+服务”等多种模式的示范引带服务载体，增强示范、服务和组织群众的功能。三是要扶持壮大龙头企业，致力走好依托资源建龙头、依靠龙头搞服务的路子。

3、要着眼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和市场观念，组织农民参加省内外的经贸活动，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品牌观念、自我推销意识、产品包装意识，由浅入深地掌握商业谈判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在观念和行动上真正进入市场。同时要增强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完善村民代表议事会管理机制，提高“一事一议”成效，鼓励农民出资出劳，大力兴办公益事业。

4、着眼改善乡村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法制和村民自治作用，让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对事关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有关权益和事关公共利益和事业的大事大项，基层党组织要注重指导村民自治组织制定和遵守村规民约，以形成新的农村管理秩序。

第三篇：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2014年4月，我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广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高级研修班”。其间聆听了李天顺、唐淑芬、肖非、彭霞光、许家成、张志祯、邓猛等特教专家关于特殊教育专题的讲座，并到多所特校进行了参观跟岗学习，参观完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后引发了我的深思。

北京市盲人学校前身是“瞽叟通文馆”,由苏格兰人穆•威廉创建于1874年，现已有百年历史。1921年学校迁至现址,更名为“启明瞽目院”。1954年更名为“北京市盲童学校”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1985年更名为“北京市盲人学校”,直属北京市教委管理。2006年7月，原北京物资储备职工中等专业学校与北京市盲人学校合并，组建新北京市盲人学校全校占地面积2.9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14万平方米。目前学校在职教职工138人，在校注册学生321人，随班就读指导学生近80人。教学学段涵盖幼儿、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同时承担市内送教上门和随班就读指导工作。学校秉持“以德立校、以爱育心、教育康复、个性发展”的办学理念，贯彻“博爱奉献、团结协作、创新有为”的精神，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形成了教育、科研、培训、服务“四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是一所专门为聋生提供康复学习服务的特殊学校，前身为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北京市第四聋人学校。1919年建校，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董必武曾为学校题词，现已有90多年的历史。学校占地面积8703平方米，建筑面积23224平方米，含学前康复部、小学部、初中部、普高部、职高部。该学校办学成绩斐然，2007年以来百分之百的高考学生升入大学学习，不仅创造了聋人高中的奇迹，也展现出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特教水平与成绩。

这两所特殊学校各有特色，过去都曾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盲、哑特殊学生的义务教育发挥过较大作用，但在参观及与校领导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都面临以下问题：

1、因国家招生政策的调整面临学龄盲童、聋童数量逐年下降的局面，生源枯竭带来的是合并抑或转型的瓶颈。

2、教育对象从过去的招收轻度弱智学生转变到现在的以中、重度弱智学生为主，多重障碍生比例不断攀升，原本为纯盲生、纯聋生设计的课程随着生源的变化亟待调整。

3、学校师资短缺，难以招到特教教师。而由于生源的变化，对于教师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提出了更高、更难、更专业的要求，原有特教教师的回炉再培训迫在眉睫。

参观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对于我这名特殊教育的新兵而言可谓收获颇丰，二者在办学中遇到的瓶颈与困惑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课程是教育的灵魂，要切实提高我国特殊教育的水平，特教学校的课程改革已迫在眉睫。在此希望北京市盲人学校和启喑实验学校的领导拿出更多的改革勇气和大智慧，尽快深化特教课程改革，造福更多的特殊儿童。

第四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第五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