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钟书与牛津大学
钱钟书与牛津大学
梁姓学生(后排右起第二人)进入牛津大学时的注册照
罗伯特·雷纳夫·马瑞特(1866-1943),1928-1943年任埃克塞特学院院长。
钱锺书在牛津大学穿的黑色学袍。杨绛先生回忆说,其实就是一件身后拖着两条长飘带的“黑布背心”。
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注册登记表上填写的个人信息,从上到下依次为:入学日期、所在学院、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毕业院校、父亲姓名、父亲职业、父亲现住址或现供职单位、家中排行。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钱锺书的论文《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下方圆形印章中显示的数字“5.3.54”,是指钱锺书论文投馆日期为1954年3月5日。按:牛津大学本科毕业生论文交学校图书馆总馆存档的规定始于1953年秋季学期,此前并无此要求。
当年埃克塞特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使用的记事卡片上有关钱锺书的点滴信息,其中包括钱锺书的姓名、毕业院校、父亲职业、自身身份等。下方两行字记录了钱锺书的一点趣闻:“迷人。读他的姓作Tiens,以免跟狗的发音相混淆(按:钱的韦氏拼法Chi'en和法文中狗这个单词Chien,除中间多一撇之外,几乎完全一样。)从公共汽车上跌落,磕了一颗牙,自称是“和牛津土地的第一次拥抱”,等等。”"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也有类似的回忆文字:“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
杨昊成 钱锺书的牛津大学毕业证书颁发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即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
中国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是19世纪末的事情,而且人数不多。牛津大学的学生总是隶属于某个学院,但也有非学院制可供选择:186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非学院制学生事务委员会”(Delegacy of Non Collegiate Students),为学生提供无需缴纳学院制学生应交费用的大学教育。早期留学牛津的一些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非学院制,要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进入某个学院,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非学院制更省钱。那时吸引中国学生的学院主要有六所,分别是基督教会学院、耶稣学院、新学院、林肯学院、埃克塞特学院和莫顿学院。埃克塞特学院于1910年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生,这位名叫LeungLuen Chiu的中国学生生于广州,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是香港富商梁仁甫的长子。我们几经努力,都没能找到这位中国学生的中文原名,只知道他名字中的前两个字为“梁銮”,Chiu中文为何,待考。我们从那一年埃克塞特学院的新生入学照上,可以看到这位穿着齐整的中国学生相当自信地站在后排的位置上,右边半个肩膀为同学所挡。这位梁姓学生似乎并未参加学校的毕业考试,但后来到伦敦当了一名合格的律师。
本文介绍的对象,其家庭背景不如梁姓学生那么富裕,但极有文学教养。这名青年携夫人于1935年秋来到了埃克塞特学院。这名青年就是钱锺书,他之所以能到牛津留学,首先得益于1909年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
庚子赔款与英国文学牛津留学生
1933年,英国政府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南京董事会开始了一项资助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的计划,为期三年。该奖学金为每一位受益者提供的具体资助额为: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优裕的条件了,可以确保每一位留英学生三年中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习。
留英学生的选拔考试始于1933年夏。那时强调理工科方面的紧缺人才的培养,而派往英国留学的学生,大都去了伦敦大学。与此同时,庚款奖学金的设立,也有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每届考试都设有英国文学方向的留学名额。竞争异常激烈,参加考试者虽然都是各路英豪,但第一年186名候选人中,最终胜出的只有9名。其中19名参加了英国文学科目的考试,只有一人获得了这份难得的奖学金,这位幸运者名叫李祁,是一位才女。事实上,首届被录取的9个人中,只有李祁去了牛津,其余8人,除了学医的林兆耆去了利物浦大学之外,其他如王葆仁、石声汉、吴大任、钱清廉等都进了伦敦大学,在那里开始了他们各自理工科专业的学习。
第一批9名留学生1933年10月间到达英国,入学程序都是他们到达后开始的。李祁被安排在牛津大学攻读学位,可是她到的时候,英国各大学已经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设在伦敦的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想方设法为李祁在牛津大学女子学院学生社团(Society of Oxford Home Students,即如今的圣安学院)谋得一席,最终于1933年10月28日接受了李祁。李祁于10月31日注册入学。由于她入学迟,所以直到1934年3月9日才正式进入英文系。她以一篇题为《作为自然诗人的雪莱与李白之比较》(“A Comparison of Shelly and Li Poas Poets of Nature”)的论文,于1936年12月12日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第二届即1934年的考试在南京举行,至少有289名候选人参加了考试。英国文学科目考试中得分最高者,也是本届所有候选人中得分最高者,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俞大絪女士,总分100分,她得了81.65分。俞大絪因此获得了1934年唯一一个前往英国攻读英国文学的奖学金名额。俞大絪出国前已经结婚,丈夫是后来著名的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曾昭抡教授。俞大絪来到牛津,11月6日注册进入牛津女子学院学生社团,1935年3月15日被英文系正式录取。她撰写的论文题为《查尔斯·卫斯理及其诗歌》(“Charles WesleyandHisPoetry”)。1936年10月30日,俞大絪完成了所有学业,之后又通过了论文答辩,于1937年6月24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钱锺书参加1935年留英考试
1934年10月,董事会决定将第三年的留学生人数增加至25名。考试科目总数14门。董事会指定国内50名知名学者就这14门科目进行命题和阅卷,其中就包括:周其动、楼光来(负责英文、欧洲文学、英国诗歌、英国戏剧和英国小说)、段锡朋(负责国民党党义)、梅思平(负责国民党理论)、傅斯年(负责国文与中国历史)和伍叔傥(同时负责国文)。本次考试由“一般科目试卷”(General Paper)和“专门科目试卷”(Special Paper)两部分组成;一般科目包括国民党党义、国文和英文,专门科目包括欧洲文学史、英国诗歌、英国戏剧和英国小说。第一部分占35%,第二部分占60%,其中一般科目又分国文和英文两部分,分值为15%和20%。剩下5%的分值给了“相关出版物”。
考试于4月初在南京中央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同时举行,共有262名学生参加了考试,其中11名中途退考。参加英国文学科目考试的考生共17名,其中之一即钱锺书。我们没有找到钱锺书每一门具体科目的考分记录,只知道他于4月1—3日参加了体育考试,4日参加了一般科目考试,5—6日参加了专门科目考试。考试结果,钱锺书获得了令所有人震惊的87.95的高分,这是三年来所有候选考生参加的所有考试中最高的分数。
令人惊喜的是,这次考试的实际试题在董事会的档案中保存了下来。从每一份试卷的样题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得到某一科目的奖学金,考生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水平和实力。考题的形式主要是论文写作,其中包括以下这些题目: 一、一般科目
1.国民党党义
请根据国内外形势,论述如何遵从并实行三民主义,采取适当政策,以拯救和保存中华民族。
2.国文
论“学然后知不足”
3.英文
1)选择以下两项中的一项写一篇文章:(1)我的科学训练;(2)一位学者的画像
2)将以下段落译成中文[英译中的内容选自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 Newman,1801-1890)的《大学教育的目的》(“TheAim ofa UniversityEducation”)。]
3)将以下段落译成英文[中译英的内容选自孙中山《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第六讲。]
二、专门科目(英国文学)
1.欧洲文学史 共七题,任选五题进行论述,其中的1、3、6题分别为:
1)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这两种戏剧艺术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试举例以说明之。
3)就以下题目作出简要评论:a、《新生》和《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Beatrice);b、但丁《地狱篇》中的维吉尔诗风;c、但丁的冥府三界之旅
6)圣伯夫(Sainte-Beuve)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方法
2.英国诗歌
共七题,任选五题进行论述,其中的1、3、4题分别为:
1)《仙后》的故事和论点是什么?斯宾塞诗歌有何文学特点?直接或间接引用任意段落以说明之。
3)简要叙述清教时期的玄学派诗歌
4)布朗宁与丁尼生之比较 3.英国戏剧
共五题,任选四题进行论述,其中的1、3题为:
1)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特点及其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
3)概述麦克白的行为,追踪其道德品行逐渐堕落的轨迹。麦克白夫人身上是否存在类似的变化?
4.英国小说
共五题,任选四题进行论述,其中的1、4题为:
1)概述18世纪英国小说家。
4)“简·奥斯丁的艺术,本质上更接近托马斯·哈代,而不是菲尔丁或萨克雷。”试以《傲慢与偏见》《还乡》《名利场》和《汤姆·琼斯》为例,论述这一观点。
钱锺书进入牛津 庚款管理委员会董事会通过其成员之一,欧内斯特·理查德·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与位于伦敦的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休斯即著名汉学家修中诚,曾在中国内地做传教士,其间结识了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诸多中国学界名流,时任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Reader)。1933年,董事会主席、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写信给当时正在伦敦的休斯,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先生若能采取步骤,逐步推动董事会与大学中国委员会之间的和谐与合作,鄙人将不胜感激。”结果是,董事会授权伦敦的中国委员会帮助所有获得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进入各英国大学并给与指导。负责所有有关事务的关键人物,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主任兼学生顾问H.T.西尔科克(H.T.Silcock)先生。
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5月18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次年冬天,委员会首任主席,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亚瑟·希普利爵士(SirArthur Shipley)对委员会的成因有如此描述:“经友好人士社团(SocietyofFriends)倡议,去年夏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委员会,旨在促进中英之间更加紧密的文化关系。”委员会最初的工作,主要是组织中国的一些著名学者用英语开设讲座,同时也为中国留学生的课程学习提供建议,或是为他们提供获得实际经验的便利,作为其学习工程学或类似课程的辅助。1930年秋,中英政府决定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英镑,作为对委员会工作的资助,从而改变了委员会的性质。1932年2月29日,委员会“皇家宪章”获得批准。
有关钱锺书进入埃克塞特学院和英文系的文件没有留存下来,但另两位学生的档案却留存至今,它们的主人分别是钱锺书前、后一年进入牛津的俞大絪女士和来自福建的赖宝勤小姐。这些档案文件显示,西尔科克先生在帮助获得奖学金的这些中国学生进入牛津各学院学习这件事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俞大絪和赖宝勤的档案中,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到西尔科克在帮助钱锺书进入牛津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西尔科克会给当时埃克塞特学院的院长罗伯特·雷纳夫·马瑞特(RobertRanulph Marett)写一封申请信,要求让钱锺书以见习生(probationer student)的身份进入牛津,攻读英国文学方向的学士学位。他会在信中跟院长解释说,钱锺书是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他也会简要说明奖学金获得者的选拔标准,即,一个初级学位(学士学位),以及至少两年的研究、教学或实践经验。接着他会按照惯例,强调帮助这些学生充分利用在英国的三年时间,尽可能多学习一些东西,并安排其中的一部分进入牛津学习的重要性。西尔科克会告诉院长钱锺书的出色表现,说他如何以最高分获得了那一年英国文学方向唯一的一份奖学金。他还会提示钱锺书的推荐人是谁。除此之外,西尔科克还会附上钱锺书的简历,其中包括钱锺书上过的大学、毕业时间、所得学位、荣誉、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中英文出版物等信息。委员会为西尔科克提供了一辆办公用车,他就用这车送学生到牛津接受面试,也用它办理相关事务。
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多年后曾激动地回忆起当年赴牛津的漫漫长途。“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杨绛写道,“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钱锺书和同时获得庚款奖学金的朱延丰,是清华大学最早被牛津录取的两名毕业生。牛津大学章程规定,候选学生“必须在其他大学获得过学位,其学位及大学必须为牛津大学理事会周会(Hebdomadal Council)所承认者”。但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尚在未被牛津承认之列。因此,马瑞特院长只得寻求大学教务部的帮助,请他们促成理事会周会颁布一个决定,准许钱锺书以高年级学生(Senior Student)的身份进入牛津;俞大絪前一年曾为其沪江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而寻求过同样的帮助,理事会周会于1934年10月22日批准了她的请求。由于这一奇怪的程序上的要求,钱锺书直至1935年11月1日才被接纳进英文系。他于11月5日正式登记注册,从此穿上了牛津那种另类的,身后拖着两根长长飘带的黑色学袍。
钱锺书和他的学位学习
每一名以见习生身份被录取的学生,英文系学术委员会都要将其置于毕业于牛津的一位导师的监管之下。校方给钱锺书指定的导师名叫赫伯特·弗朗西斯·布雷特·布雷特-史密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布雷特-史密斯当时51岁,是牛津训练出来的一位学监(don),在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任研究员。布雷特-史密斯1907年从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获得初级学位,1920—1928年在著名的Shakespeare Head Press担任文学编辑,1924—1927年担任英文讲师,1927—1939担任英国文学高级讲师,1939年任戈尔德史密斯教席高级英文讲师,直至1947年,获得教授职位之后,即成了戈尔德史密斯教席英国文学教授。布雷特-史密斯1947年退休,1951年逝世。布雷特-史密斯是当时英国两位大作家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指环王》的作者约翰·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和C.S.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其中托尔金也曾是埃克塞特学院的学生。布雷特-史密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有成就的编辑,在钱锺书来到他身边之前,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他尤其对19世纪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和17世纪一位不太有名的剧作家乔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dge)感兴趣。
那时的钱锺书夫妇跟导师和同学相处融洽,过着愉快而充实的留学生活。多年以后,杨绛先生回忆起牛津导师和同学对他们这两名中国学生的热情好客:“学期中,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杨绛写道,“他们教锺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在英国人看来,教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茶叶的国家的学生如何沏茶,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对年轻夫妇还跟埃克塞特学院的其他学生交上了朋友。那时的牛津主要招本科生,研究生是稀罕物。钱锺书夫妇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租房住下。就在他们离开牛津前往法国的那一年,钱锺书曾深情地写信给来自南非的唐纳德·邓肯·斯图亚特(Donald Duncan Stuart)。和钱锺书一样,斯图亚特也是来牛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而且是同一年登记入学。从附在文末的钱锺书致斯图亚特的信来看,他那流畅、地道的英文已经卓尔不群。钱锺书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斯图亚特谋职时种种忧虑的同情,还传递了他们出生不久的宝贝女儿钱媛的信息。两位中国学生和南非学生之间的感情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一名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钱锺书被要求参加或聆听他的导师所推荐的所有课程。没有记录显示布雷特-史密斯先生所推荐的科目,所以钱锺书究竟听了哪些课程,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三个学期之后,按照学校的规定,钱锺书提出了申请,请求准予他可以申请学位的正式学生(fullstudent)资格,并批准他的论文题目《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钱锺书一直坚持这一论文计划,不过最终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总馆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即钱锺书戏称为“饱蠹楼”的论文版本题目是《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钱锺书同时还递交了一份简单的开题报告,其中介绍了他准备用来处理论文的方法。1936年12月4日,英文系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钱锺书的正式学生资格。
牛津大学章程规定,学生在不早于第二学期,不迟于第二学期之后的第八个学期的任何时间内,如果论文得以通过,即可申请结业证书,表明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已达到要求的标准,有资格申请学位。钱锺书大约在1937年5月前后开始了这一行动。他的导师证明,他已完成了要求他所做的研究。钱锺书准备了两份论文,将它们分别装进两个袋子送到英文系,由系里发往待指定的两名审稿人审阅。这两名审阅人分别是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的英文导师伦纳德·赖斯-奥克斯利(Leonard Rice-Oxley),和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休斯(修中诚)。钱锺书的论文于1937年6月22日送到了他俩手上。其中的一份于7月15日返还给了他,这证明他的答辩大约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论文审阅者的报告于秋季学期开始时交给了系学术委员会,他们证明,体现在论文和答辩中的申请者所做的研究工作,已经达到足够的水准,答辩人有资格申请学位。英文系学术委员会在收到审阅人的报告之后,向钱锺书颁发了以下证书:
兹证明,埃克塞特学院学生钱锺书,遵守大学章程,在系学术委员会监督之下,业已完成专门科目之学习与研究,其所完成学业,有其论文及考试可资证明,成绩合格,可申请文学学士学位。
主席__秘书__
钱锺书的毕业证书颁发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即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
钱锺书申请牛津大学史博定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
1935年10月31日,家住牛津的慈善家史博定(H.N.Spalding)夫妇致信牛津大学副校长,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常识看来再明显不过,像东方文明这样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在西方最有成效的研究,应当由东西方人士合作进行。”此信的直接结果是,牛津大学批准了夫妇俩在牛津设立一个以史博定名字命名的、为期三年的、试验性质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夫妇俩希望,这一教席能像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促进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界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促进中国学者与牛津学者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牛津大学于1936年公布了这一教席,公告指出,这个为期三年的职位,只对中国出生、母语为中文并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开放。获得这一职位的讲师的任务之一,是将有关中国哲学与宗教的重要著作合作翻译成英文。学校指定了一个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牛津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大使、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史博定,以及由东方学系学术委员会指定的另一名人员。遴选活动于1937年春举行。
史博定讲师教席公布的时候,钱锺书还是一名学生。他对这一席位表现出了兴趣,有证据表明,他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出过申请。虽然他的申请档案没有留存下来,但我们从此教席最终获得者的档案中可以获知一些细节,这位幸运者就是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维诚。王维诚于1936年11月1日递交了对这一职位的申请,那时他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助教。他的申请得到了当时中国三位著名学者的支持,他们分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与哲学所的傅斯年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以及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用彤。
因为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经是冯友兰的学生,所以他也请冯先生写了推荐信。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同一封推荐信中同时推荐了钱锺书和王维诚。推荐信全文如下: 国立清华大学
1936年11月14日
亲爱的先生们:
我荣幸地向你们推荐两位史博定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的学者,王维诚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王先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并继续在同一学校研究生院攻读了研究生。他被任命为本校清华大学助教,于1935-1936学年担任佛教一门课程的教学。他即将赴德国,故今秋已辞去清华教职。他的研究能力十分出色,他在中国哲学、宗教、佛教、道教方面的知识在年轻一辈学者中都是一流的。钱先生毕业于本校清华大学,目前正在牛津大学留学。他是我们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在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广博的知识,宗教方面或者稍弱一些。他对英文的掌握非常出色,这一点牛津人或者已经有所了解。在我看来,若论中国哲学与宗教方面的知识,王先生似乎比钱先生条件更好一些;若论对英文的掌握程度,则钱先生比王先生更合格。具体选择何人,则悉听各位根据牛津的政策作出决定。王先生和钱先生的个人品格均令人赞赏。附带说一句,王先生还是休斯先生的一位好友。
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哲学教授休斯即修中诚,是南京庚款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又是牛津大学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因此是史博定讲师教席遴选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从冯友兰的推荐信中我们得知,休斯显然对王维诚及其学问了解颇深。冯在信末提一下休斯,貌似轻描淡写,实则颇具份量。面对王维诚这名既有“关系”,又有中国宗教这一特殊强项的对手,钱锺书的申请自然希望渺渺。1937年4月27日,牛津大学宣布,史博定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遴选委员会将此教席授予王维诚,任期三年。对钱锺书而言,这一结果或者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37年8月底,这位中国未来的大学问家挈妇将雏,坐船前往法国,开始了对欧洲文化更进一步的深入学习与研究。
附录:钱锺书致唐纳德·斯图亚特的信(笔者试译)
拉普拉斯大街28号
阿尔克伊(塞纳河)
法国 1938年3月12日我亲爱的斯图亚特:
接到你慷慨写出的长信,我们真是喜出望外。你上次寄自西班牙的圣诞贺卡语焉不详,害得我们直为你担心。我们以为,因为你对法西斯恐怖活动充满义愤,所以你一离开牛津就有可能加入了西班牙共和国军,果然如此,世界无疑将多一位英雄,而我们就有可能(哦,多么可怕的想法!)失去一位朋友。所以你可以想象,再次得到你的音讯,我们真是如释重负。
听到你口试的情况,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地遗憾,真的希望它不要对你找工作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正如你最喜欢的沃尔特·罗利(WalterRaleigh)所说,牛津的学位考试(finalschools)和末日审判是两场考试,不是一场。整个事情你能淡然处之,完全是对的。
我们在这里还要待四五个月。我的奖学金八月份就结束了,所以九月份我们就得启程回国。倒不是说我们还有家可归!我们两家的房子虽然幸免于炮火,但一切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尽管双方家庭都已避难山中,可山中也是处处土匪。我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而我自己想回中国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是完全无望。尽管如此,个人的命运还是应该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我并不介意去过一点苦难的日子。命运之轮不停转,说不定将来我们还有出头之日。歌德不就喜欢说吗:“您且等着。”你瞧,我没有跟你叨叨什么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吧。
是的,你是千里眼,我的斯图亚特,我完全是在自学。我在努力系统地阅读法国文学,从维永(Villon)开始一直往下,已经读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我也已经艰苦地对付着读完了德国浪漫派作家的作品。眼下我正在读泰纳(Taine)的长篇小说《葛兰道》(Graindorge)和诺法利斯(Novalis)的《碎金集》(Fragmente)。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忽视我的中英文学习,我正在阅读——不,我还是不跟你说我的这些漫无边际的阅读吧。这一段读起来已经像是安斯蒂(Anstey)小说《互换角色》(ViceVersa)中那个模范小学生交给家长的一份作业单了。
小宝宝胖得像个暴发户。她已经出了六颗牙(每长一颗都意味着她和我们俩一两周内都要在担心和无眠中度过)。小家伙十分调皮,任性,爱捣乱,全然是个难对付的主。她下个月应该会走点路了。
你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呢,我亲爱的斯图亚特。你总是给我以大难临头的印象。为什么要突然“背叛”你“从前的兴趣”呢?你在口味上似乎也太喜新厌旧了吧(go觠ttropfacilementdégo觠té)?你的脑子总在不停地放弃原先的想法,仿佛蛇蜕皮一样。你肯定要说,我是自得其乐,不可救药。若有新动静,还盼随时告知。
我和我妻子谨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便中还望尽早来信。
你永远的钱锺书
附:我妻子要我跟你说,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小家伙最喜欢的莫过于书——不是撕就是啃,反正不是读。她已经毁掉了一册德文入门读物,更不用提那些数不清的商人的广告和小册子。她会扔掉自己的玩具,来抢我们手上正在看的书。
(本文材料基本来自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荣休院长Frances Cairncross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立博士合写的英文文章“Qiang Zhong shu and Oxford University”,现经二位授权编译成中文。本文也已经杨绛先生审阅,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第二篇:钱钟书
中文名: 钱钟书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无锡县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9日 职业: 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
履历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1920年 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1923年 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钱钟书和杨绛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 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
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2.主要著作年表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第三篇:钱钟书
钱钟书《围城》读书笔记
读《围城》先是为其幽默所折服,细细回想,才品味出表面的幽默背后,其实别有洞天。
《围城》的整个脉络,大抵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以方鸿渐为例,外人看似风光,殊不知此人正被学历,婚姻等问题层层围困,无法挣脱。而在钱钟书笔下,其他的人物,也大都作茧自缚,痛并困惑却不自知。这些“聪明人”之所以像一样被困,说到底是因为人性软弱,逃不过欲望作祟。这种立意上的深刻,在钱老笔下却表现得轻快流畅。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是对时弊,人性犀利的讽刺。这种辛辣的幽默,读来酣畅淋漓,细想却发人深省。
自序言起,钱钟书已经开始以其独特的语言就当时华而不实的“献书”风气小小地幽了一默: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钱老书中的幽默并不是单纯的插科打诨,而是着力于中西方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冲突:一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二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一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三是以现代文化比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
钱式幽默同样针砭了社会的时弊。“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一语道破了流于形式的浮夸风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被钱老所不屑的一些做法,在现代却随处可见。文凭至上已成为大多用人单位的常态,假学位的现象在今日更是屡见不鲜,若钱老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围城》中的讽刺,最终落点仍然是对人性的剖析。整个离奇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在其与爱尔兰人荒诞的交涉过程中,尔虞我诈,锱铢必争,最终方鸿渐获胜,取得“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双方均表现得既虚伪又吝啬。此外张买办中文夹英文,被钱钟书讽刺为“牙缝里的肉屑”的说话方式也可折射出崇洋媚外,贪慕虚荣心态。书中其余各处描写均表现了世间百态,或丑陋或滑稽,不一而足。
《围城》式幽默,发人深省,同样也引发了了我些许的思考。只要有欲望的地方,就有所谓的“围城”,在我们津津乐道于方鸿渐被层层围住的同时,自己是否也身在其中,道德,地位,金钱,乃至情感,一圈圈的围城,很多人似乎浑然不觉,即使了解,也未必敢正视,即使正视,也不见得想出来,当真想出来的时候,不是看破红尘便也垂垂老矣,当然,的的确确有不少的人想逼进来,那便又是一个进出的循环.人生就是在此循环中过的,我们自始终究要走进那一个一个的围城,无可避免,却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来,所谓执念,便是对于这类人所说的.而我想,<围城>虽点出时弊,却无法解决,是否算是悲哀,而我们,虽知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是否也是一种悲哀?
第四篇:钱钟书经典语录
1、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2、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
3、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
4、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
5、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6、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7、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8、“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9、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
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10、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处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1、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12、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鲍小姐定要吃西菜,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肉、红酒无一不酸。
13、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14、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扶轮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么Α?
15、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
16、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17、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18、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可以想象它酸,有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19、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20、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好的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21、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22、恋爱跟火同样的贪滥,同样的会蔓延,同样的残忍,消灭了监牢结实的原料,把灰烬去换光明和热烈…时间对友谊的磨蚀,好比水流过石子,反而把它洗濯的光洁了。
23、我们称那位衣着暴露的S小姐为“局部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赤裸裸的。
24、老年人恋爱,就象老房子着火,没的救。
25、假使爱女人,应当爱及女人的狗。那么真心结交朋友,应当忘掉朋友的过失。
26、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游戏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27、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
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28、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
29、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
30、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将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解为创作才能。
31、世界上没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也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
32、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3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华访问时想见他,他说:“跟她不是一路人,见了面没话说!”
34、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35、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
36、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
37、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
38、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39、猪是否能快乐得象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容易满足得象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40、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
41、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高声说笑,一望而知是位豪杰。
42、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
43、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44、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45、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
46、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
47、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48、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话多。
49、对于丑女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她是坏人,你要惩罚她。
50、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
51、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
52、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接近,蜘蛛就要挂网。
53、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的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直到“妙”的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
54、误解,圣解也!
55、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样也是死的样品。
56、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57、“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
58、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
利,灵魂可以自主,也可以自欺。
59、要想结为夫妻,先去旅行一次。
60、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
《围城》精彩片段: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世间哪有什么爱情,纯粹是生殖冲动
你不坏,可全无用处.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擦而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
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远隔的渺茫.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补,可现在方鸿渐多了件貂皮大衣,眼睛两条席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和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
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
上做了。(我觉得最搞笑的一句话)
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贞操。
睡眠像云南的过桥米线,怎么也抻不长
赶脚的在驴子眼前吊一个萝卜,驴为了吃上它就紧跑,结果驴跑萝卜也跑,永远也吃不上。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话多
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整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铁箱能从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
对于丑女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除非她是坏人你要惩罚她
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
天色渐昏,大雨欲来,车夫加劲赶路,说天要变了。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半空里轰隆隆一声回答,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
李无生皱了眉头正有嘱咐,这汽车头轰隆隆掀动了好一会,突然鼓足了气开发,李先生头一晃,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向半空中扔了
鸿渐...又感觉坐得不舒服,箱子太硬太低,身体嵌在人堆里,脚不能伸,背不能弯,不容易改变坐态,只有轮流地侧重左右屁股坐着,以资调节,旅馆名叫“欧亚大旅社”。
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
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
肉还够成个人
跟女掌柜算账的时候,鸿渐说这店里跳蚤太多,女掌柜大不答应,说她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
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腻的东西,请他们赏鉴,嘴里连说:“好味道!”引得自己口水要流,生怕经这几位客人的馋眼睛一看,肥肉会减瘦了。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惊醒,载蠕载袅
伙计再没法毁尸灭迹,只反复说:“你们不吃,有人要吃——我吃给你们看——”
那女人本在把孙小姐从头到脚的打量,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 的黄牙齿。顾先生倒臊得脸红
孙小姐窘得说不出话,辛楣怒容相向道:“是米又怎么样?她这样一个女人坐一下也不会压碎你的米。”那汉子道:“你做了男人也不懂道理,米是要吃到嘴里去的呀——”
那汉子没法,怒目打量孙小姐一下,把垫坐的小衣包拿出来,捡一条半旧的棉裤,盖在米袋上,算替米戴上防毒具
李先生再有涵养工夫也忍不住了,冲出房道:“猪猡!你骂谁?”阿福道:“骂你这猪猡。”李先生道:“猪猡骂我。”阿福道:“我骂猪猡。”
李梅亭在街上装腔跳嚷道:“孙小姐,你真坏!你也来开我的玩笑。我告诉你的赵叔叔。”
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
鸿渐问店主要痰盂,店主说,这样大的地方还不够吐痰?要痰盂有什么用?
第五篇:钱钟书——读书笔记
读钱钟书心得
杨显忠100112008067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博学的国学大师,其文章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独到的见解让人折服,读他的文章不仅能学到知识更主要的是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的精妙哲理。以下就是我读《读<拉奥孔>》《中国诗与中国画》的一些感受,联系到动漫上的一些见解:
“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入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由此我们应该重视中国的典籍尤其是古诗词小说戏曲,那是一个偌大的素材库和灵感源泉,能为我们动漫制作提供肥沃的土壤,提供一系列有深度有意味的故事,更使得中国动漫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完成动漫向国人向世人宣传中国文化中国人文精神的任务。
“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这句话提示我们在从中国传统文化选取素材时一方面要重视它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能不能通过动漫的语言来表述来塑造。尽管现在的动漫绘画技法已经不再是“止能画一声”了但绘画终归是空间艺术想完完全全的表达时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编写剧本时就不得不提炼关键帧提炼关键情节提炼关键场景,以此来更好的适应绘画的本能,反过来绘画这一动漫手法才能更好的表现“诗”的内涵。同时“诗歌的画”也未必就不能转化为“物质的画”,动漫可以通过借助其他的手段如字幕提示、画外音、分屏、配音、背景音乐等来弥补绘画中一些不能表现的东西,从而使得诗歌的画能转化为一幅幅物质的画来传达给观众。
绘画和诗歌都采用了虚实相生、比喻、夸张、通感等手法,无疑对于我们动漫艺术而言完完全全可以采用以上的手法,为了制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景,往往采用虚实相生,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柔和,让观众分不清是真是假,让观众放弃自己的猜测不得不跟随动漫的情境看下去;比喻手法的话更是屡见不鲜,动漫画面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不是多余的都有其特定的含义的,总是把内里的某事物比喻成某人某情节;再者,夸张的话亦是非常常用的手法,比如表现人飞奔的情景会把他的腿像机械一样飞速摆动,再如《日和》里人物生气时把自己变成火箭筒向对方撞去;通感移情的话自是不用多说,动漫里许多角色都是动物,然而动物又都是具有人类情感的。
“画格”造形艺术的常规,“富于包孕的片刻”,更是动漫的追求所在。动漫是通过一格一格的原画构成的,而里面的每一张原画或是每一格都是为了表现出那“富于包孕的片刻”,把每个动作每种情感的最高点画出来给观众看。此外就是关于故事结局,动漫不应该把结局明明白白的告诉观众,而应该点到即止,表现出“富于包孕的片刻”的即可,让观众自己去领悟,不要把观众当白痴,给观众以偌大的想象空间。
钱钟书关于新旧传统的变更已经风气的变化说得非常到位,搬至动漫而言,动漫是一个新文体是一门新艺术,一切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一味的按照以往的成功模式成功经验做,须知当时的成功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的,而今环境全变我们做动漫又岂能不变,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剧作家,不单止于跟上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引领一个时代一个环境的变化,因为我们从创作到作品出来再到动漫成品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再者,中国一些所谓的专门的动漫理论家和批评家,称“家”我认为不可,他们没几个从事过真正的动漫创作,只是将原有的艺术的理论搬到动漫上来,牵强至极,再说中国动漫的决策者也处有同样的问题,自己本身就不懂动漫还要指挥动漫,不要说跟上变化就是入门都还言尚早。因而,中国所有和动漫相关的必须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动漫跟上动漫环境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动漫从事者。
再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看,动漫的功能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囊括所有的方方面面,如加拿大用动漫来宣传国家形象,法国用动漫来减少青少年外出时间减少青少年犯罪,美国用动漫来捞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的话动漫全民化无时无处都能看见动漫以及相关的成品行为。而中国了却仅仅局限于教育孩子娱乐功能,把动漫框死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使得中国动漫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动漫的功能上作出正确的认识,它是一个万能的工具能达到你所求的种种目的,只是看你如何利用而已。
中国的诗画是分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的,同理动漫也是有多种流派和风格的,如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学派”、日本的“东映派”、中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派”,风格的话有“美式风格”、“日式风格”、“欧式风格”、“剪纸风格”、“木偶风格”、“水墨风格”等等。为此,中国动漫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流派和风格,流派的话中国五六十年
代时由万氏四兄弟引领的中国学派在动漫界引起了极大轰动,给中国动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可惜的是一场文革一场改革开放,这一学派被彻底的冲毁了,如今中国一味的模仿他人,自己的风格不复存在,就连中国的民间传统手艺水墨剪纸等都被他国利用得无以复加,反过来中国还得去向他们学习如何在动漫中使用水墨剪纸等等。所以我们新一代的动漫从事者务必要找到自己的风格,不要一味的模仿,要模仿也得模仿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经典之作,融入中国元素,创作出他人一看就是中国制作的作品,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动漫。中国古诗“空灵”、“轻淡”、“意在言外”,中国画讲求意境,这也正是中国动漫应该讲究的,中国动漫要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走写意的路子,无论是中国古籍还是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手工艺都是讲求写意的,这样一来要想表现出这些就不得不采用写意风格的动漫。
总而言之,钱钟书先生教会我“入门须正”的道理,让我端正了自己从事动漫的立场,同时让我认识到了中国古典诗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动漫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