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法律案例

第一篇：一带一路法律案例

导读：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日在京开幕，为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依法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涉“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发布了10起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东介绍了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情况及典型案例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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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东 解读涉“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

发布会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长安网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法治是重要保障，司法的作用不可或缺。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担当起时代使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于2015年7月公布实施《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强化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指导全国法院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

《若干意见》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陆续发布了《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多项司法解释以及《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统一法律适用，明晰裁判规则，为“一带一路”建设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优质司法环境。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各级人民法院深刻认识到肩负的神圣职责，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依法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公正高效地审结了一批涉“一带一路”建设的案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这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涉及信用证开证、股权转让合同、居间合同、独立保函、海域污染损害赔偿、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判决等案件，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常见的纠纷类型，案件所涉的法律问题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人民法院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对疑难复杂问题作出清晰回应，对于统一裁判标准、完善审理规则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远期跟单信用证开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合同体系解释的方法，依法保护了持有提单的开证行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同时澄清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提单凭证法律属性之争，统一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对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商业交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该案根据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首次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不仅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而且反映出中国法院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

我们期望，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对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一带一路”建设的商事案件提供示范和指导，促进裁判尺度统一，进一步提升各级人民法院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水平。

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案例1：准确适用合同解释原则 明晰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

（一）基本案情

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与蓝粤能源公司于2011年12月签订了《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等相关附件，约定该行向蓝粤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5.5亿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包括开立等值额度的远期信用证。粤东电力等担保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等。2012年11月，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开立8592万元的远期信用证。为开立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并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信托收据》确认自收据出具之日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证项下所涉单据和货物的所有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蓝粤能源公司为信托货物的受托人。信用证开立后，蓝粤能源公司进口了164998吨煤炭。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承兑了信用证并付款人民币84867952.27元。建行荔湾支行履行开证和付款义务后，取得了包括本案所涉提单在内的全套单据。蓝粤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未能付款赎单，故建行荔湾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持有提单及相关单据。提单项下的煤炭因其他纠纷被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查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蓝粤能源公司清偿信用证项下本金人民币84867952.27元及利息；确认信用证项下164998吨煤炭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所有，并对处置提单项下煤炭所获价款有优先受偿权；粤东电力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蓝粤能源公司还本付息以及担保人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请，但以信托收据及提单交付不能对抗第三人为由，驳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请求确认煤炭所有权以及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一审判决驳回所有权及优先受偿权诉请的判项，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但并不意味着谁持有提单谁就当然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了开证及付款义务并取得信用证项下的提单，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移转货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为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提单即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信托收据》内容是以让与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来提供担保，让与担保因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而让与担保明显区别于动产质押或权利质押，故《信托收据》亦不应作为认定设立提单权利质押的合同依据。由于《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约定蓝粤能源公司违约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享有担保权利并有权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货物，因此根据合同整体解释以及信用证交易的特点，表明当事人关于担保权利和处分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包括设定提单质押的权利。本案符合权利质押设立所须具备的书面质押合同和物权公示两项要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作为提单持有人，享有提单权利质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确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提单对应货物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远期跟单信用证开证纠纷，争议焦点是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在通过跟单信用证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交易中，因付款而合法持有提单的开证行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何种权利，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一直缺乏定论，众说纷纭。本案判决对提单的法律属性、信托收据的法律意义以及提单持有人享有何种权利等疑难复杂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解答，对于统一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本案判决明确了跟单信用证对应的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提单持有人的具体权利取决于提单流转所依据的原因法律关系，由此澄清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提单凭证法律属性之争。其次，本案判决将涉案《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信托收据》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合同体系解释，结合跟单信用证的基本机制和惯例，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开证行对提单享有质权，切实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保护开证行的优先受偿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业交易的生命血液”发挥着保障交易安全和资金融通的重要功能。该判决通过统一裁判规则，定分止争，完善了跟单信用证交易和保障制度，有效避免了因规则缺位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困扰，充分体现了严格公正司法的精神。

案例2：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合理保护居间者的报酬请求权——英属维尔京群岛万嘉融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叶某某与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万嘉公司、叶某某于2009年2月26日与中宇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约定叶某某和万嘉公司为中宇公司募集资金引荐投资者，中宇公司支付实际投资资金总额9%的融资服务费，分两部分支付，其中4%于注资完成后的14天内以现金或汇款的方式支付，其余5%按照投资者的同等条款作为战略投资资金注入中宇公司或指定上市主体。此后，万嘉公司、叶某某成功为中宇公司引荐了投资者，但中宇公司未支付报酬，引发纠纷。万嘉公司、叶某某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宇公司支付拖欠的融资服务费及其利息。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万嘉公司、叶某某的诉讼请求，酌情判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引入投资金额5%的报酬。万嘉公司、叶某某以及中宇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是正确的。《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万嘉公司、叶某某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万嘉公司、叶某某可以从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合同约定第二部分报酬5%的支付方式不是现金方式，事实上会涉及万嘉公司、叶某某作为中宇公司或其指定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问题，面临公司法上的障碍，难以实现，因此酌定与另4%报酬采取同样的方式支付。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即人民币18280753元及其利息。

（三）典型意义

该案对于合理保护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居间人为投资者或者募集者提供居间服务，其报酬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中国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居间报酬的金额，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居间报酬的支付方式，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投资和国际交流。

案例3：明确中介行过错赔偿责任 维护信用证交易安全——栖霞市绿源果蔬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证转让纠纷再审审查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6月7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收到经由乌克兰第聂伯信贷银行以SWIFT格式转递的可转让信用证，显示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开证申请人是塞浦路斯塔塔卢卡有限公司，受益人为倍恩公司，转让行和通知行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同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向受益人倍恩公司通知了该信用证，倍恩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以绿源公司为第二受益人转让该信用证，并指定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为通知行。

2007年6月14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照倍恩公司的指示转让了该信用证，并以SWIFT格式发送转让信用证电文。绿源公司从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接收的转让信用证通知书所标明的开证行为乌克兰第聂伯银行。绿源公司交单后未收到信用证项下款项，经联系与查询，发现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并非一家银行，遂以信用证通知信息错误使绿源公司信赖涉案信用证为银行开立并导致损失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赔偿绿源公司损失人民币6790344元及利息损失、退税损失人民币246606.06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通知错误，存在过失，这是导致绿源公司产生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并非造成绿源公司损失的唯一原因，据此判决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绿源公司人民币340万元损失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驳回绿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出现的通知错误存在重大过失，本案没有依据证明绿源公司在接到转让信用证通知前已明确知晓开证行名称，绿源公司的损失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在转递信用证中的通知错误存在因果关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改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给付绿源公司人民币6749265.85元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驳回绿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因其未收到货款，只好向银行贷款，故产生贷款利息损失，同时还有出口退税款损失，二审判决未支持上述两项损失赔偿请求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所涉信用证约定适用的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中介银行就其错误通知行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过错侵权的规定，并无不当。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过错行为，导致绿源公司错误信赖开证人是一家信用良好的银行而接受信用证并遭受损失，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单据交易，因此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应当仅限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绿源公司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和出口退税损失，是基础合同如能履行可以避免的支出以及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不是信用证当事人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与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的过错行为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不应在信用证关系中得到赔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绿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涉“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信用证转让纠纷，在中国法律以及国际惯例对中介行错误通知的责任范围均没有明确规定，中介行与受益人之间又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依据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确定中介行负有准确通知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需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保障信用证交易秩序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案裁定指出信用证关系中的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仅是单据，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因此判断中介行过错行为所致损失的唯一法律依据必须是信用证本身，而不能根据基础合同计算损失，清晰地揭示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内涵。

其次，该案裁定在明确银行义务的同时，运用可预见性原则，确定赔偿损失范围不超过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金额及利息，保证了赔偿责任范围的可预期性，具有统一裁判规则、填补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对今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类似信用证纠纷案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案例4：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 营造自贸试验区优质法治环境——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3日，黄金置地公司与西门子公司通过招标方式签订了一份货物供应合同，约定西门子公司应于2006年2月15日之前将设备运至工地，如发生争议须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解决。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黄金置地公司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停止支付货款。西门子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出反请求，要求支付全部货款、利息并赔偿其他损失。2011年11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裁决，驳回黄金置地公司的仲裁请求，支持西门子公司的仲裁反请求。黄金置地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尚欠仲裁裁决项下未付款及利息合计人民币5133872.3元。西门子公司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黄金置地公司抗辩认为，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理由为：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合同履行地也在国内，故案涉民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协议无效，若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将有违中国的公共政策。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逐级报告至最高人民法院并获答复后，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裁定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关于仲裁条款约定本案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是否有效的问题，关键在于认定系争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如有涉外因素则仲裁条款有效，反之则无效。

综观本案合同所涉的主体、履行特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可以认定系争合同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体理由为： 一是西门子公司与黄金置地公司虽然都是中国法人，但注册地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内，且其性质均为外商独资企业，与其境外投资者关联密切。二是本案合同的履行特征具有涉外因素，案涉设备系先从中国境外运至自贸试验区内进行保税监管，再根据合同履行需要适时办理清关完税手续、从区内流转到区外，至此货物进口手续方才完成，故合同标的物的流转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特征。故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且仲裁裁决内容亦没有与中国公共政策抵触之处，因此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不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

同时，该裁定还指出黄金置地公司实际参与全部仲裁程序，主张仲裁条款有效，并在仲裁裁决做出后部分履行了裁决确定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其又以仲裁条款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不符合禁止反言、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等公认的法律原则，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平台、重要节点和战略支撑。接轨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健全国际仲裁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增强中国法治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案裁定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投资贸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对自贸试验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外因素的认定方面给予必要重视，确认仲裁条款有效，并明确“禁止反言”，践行了《纽约公约》“有利于裁决执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恪守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立场。同时，该案由点及面推动了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选择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司法经验的一宗成功范例。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规定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并规定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主张仲裁协议无效，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以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5：认定中新两国互惠关系 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

（一）基本案情 高尔集团系在瑞士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于2016年6月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称，其与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未履行和解协议，高尔集团依据和解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了生效判决。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财产在中国境内，故请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加坡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陈述意见称，中国和新加坡签署的《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并没有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裁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驳回高尔集团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经新加坡高等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缺席判决，判令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偿付高尔集团35万美元及利息、费用。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亦收到了该判决。2014年1月，新加坡高等法院曾承认和执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民事判决系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并未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生效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国际条约，但由于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对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执行，根据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经审查，案涉判决亦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9日裁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共和国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的O13号民事判决。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中国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依据为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而目前中国仅与不到三分之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签有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因此认定两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对沿线国法院的商事判决能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十分关键。该案根据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首次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不仅对中新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

案例6：依约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 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现代重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独立保函索赔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现代公司系在韩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其与浙江中高公司签订柴油发电机组供货合同，约定浙江中高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即独立保函，作为基础交易的付款方式。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向现代公司开立的独立保函载明，现代公司索赔时需提交“凭指示的标注运费到付通知人为申请人的清洁海运提单副本”。后浙江中高公司未能按期付款，现代公司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索赔并提交记名提单副本被拒。现代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偿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6648010美元和滞纳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答辩称，现代公司依据独立保函作出的索赔系无效索赔，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已依约发出拒付电文，并指出三个不符点，请求驳回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保函约定适用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该约定有效。根据该规则的规定，在保函条款和条件明确清晰的情况下，担保人仅需考虑单据与保函条款条件是否表面相符即可，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是审单时应考虑的因素。因案涉单据与保函条款之间有不符点，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多次拒付均合规有效，据此判决驳回现代公司诉讼请求。现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独立保函作为开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一旦受益人接受保函条款或根据保函条款向开立银行提出索赔，即表明受益人自愿接受保函的全部条款并受其约束。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开立的保函明确列明了单据条件，受益人现代公司接受保函时并未提出异议，其索赔时即应提供与该保函条款和条件相符的全部单据。根据独立保函载明的审单标准即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第2条的规定，开立人在审单时应当适用表面相符、严格相符的原则。现代公司提交的记名提单副本与案涉保函所要求的指示提单副本在提单类型上显著不同，两者在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中存在差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以存在不符点为由拒付款项符合保函约定。现代公司以基础合同的履行主张其提交单据和保函要求的单据并无区别，违背了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表面相符原则，故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独立保函具有交易担保、资信确认、融资支持等重要功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常见金融担保工具。人民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索赔案件中，充分尊重并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国际交易规则，对于准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至关重要。本案独立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一、二审法院均以该规则为依据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严格相符、表面相符原则，基于交单本身，审查单据是否严格遵循保函的条款和条件，从而认定了不符点的存在，展示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国际规则的能力。本案判决明确指出不能依据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得出表面相符的结论，体现了对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的充分尊重，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了独立保函的交易秩序。该案也反映出中国银行业了解并运用国际金融交易规则保护自身权益以及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案例7：正确界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性质 维护合资企业投资者权益——山东华立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埃尔凯公司原为外商独资企业，于 2010年9月14日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以下简称LKE公司）是合资方之一。2010年10月，LKE公司与华立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华立公司对埃尔凯公司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华立公司和LKE公司增资扩股，并约定如果LKE公司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并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华立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项。

2010年12月6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埃尔凯公司将申请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改制后华立公司占有目标公司股份800万股。在2013年10月10日后，华立公司有权向LKE公司提出以原始出资额为限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份额，LKE公司承诺无条件以自身名义或指定第三方收购华立公司提出的拟转让股份。

2011年1月27日，埃尔凯公司的各方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华立公司溢价认购埃尔凯公司增资，并占10%股权。华立公司有权在出现合同约定情形时通知LKE公司后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此次增资扩股的投资。该协议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各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华立公司持有埃尔凯公司10.001%股权，LKE公司拥有76.499%股权。华立公司以LKE公司拒不依约履行增资义务，又不及时履行回购股份担保责任为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股权并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立公司请求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华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华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双方协议性质实为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故其有权在融股公司不能按期上市时请求回购股权为由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宗中国国内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对中外合资企业进行投资的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如何判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的性质，是否属于新型的投融资方式即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以及该种约定能否得到支持。该判决一方面肯定了股东之间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高度融资需求有权自治约定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内容；另一方面坚持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合意必须清晰地约定于合同中的原则。针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设定经营目标也没有约定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时由LKE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情况，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先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为附未来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条件未成就前，华立公司无权请求LKE公司回购股权。该案判决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确定当事人的投资意思表示，并有效避免公司资本被随意抽回，维持了中外投资者合资关系的稳定性，依法保护了投资者权益，对于“一带一路”新型投资方式的有序开展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案例8：准确解释《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明确排除公约规定赔偿范围之外的索赔——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再审审查案

（一）基本案情

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轮(77399总吨)于 2005年4月3日在大连险礁岩（38º57.34＇N，121º54.53＇E）搁浅，船体破损泄漏原油，造成海洋污染。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分别为该轮所有人、油污责任保险人。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05年5月23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昂迪玛公司与保险协会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5907.6万元（含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人民币5647.6万元、调查估损鉴定费人民币26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洋与渔业局属于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是请求本案油污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但海洋渔业局未能证明其于污染事故发生后实际采取恢复措施，相反，根据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报告，溢油影响海域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已实际恢复，遂判决驳回海洋与渔业局的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海洋渔业局诉请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包括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属于对海洋环境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在二审庭审中提供其已经支付了人民币50万元的评估监测费用的凭证，该费用属于合理费用，应由昂迪玛公司承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遂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昂迪玛公司赔偿海洋渔业局评估监测损失人民币50万元；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系《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缔约国，一、二审判决适用该公约解决本案纠纷正确。根据该公约第一条第6项的规定，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当限于已经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该公约第三条第4项规定，除非符合该公约，否则不得向船舶所有人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提出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能否得到赔偿取决于该损失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海洋渔业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受污染海域采取了实际恢复措施并产生费用，其虽根据损失评估报告主张污水处理费用人民币5520万元属于“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但是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检测结论，本案溢油事故发生25天后的2005年4月28日，溢油海域的水质未超过海水水质二类标准；到2005年10月，海洋环境已经恢复，海洋渔业局亦无证据证明对该海域进行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费用不属于公约规定的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裁定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海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当事船舶的所有人和油污责任险保险人分别为西班牙和英国公司，本案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切实贯彻法发〔2015〕9号《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指引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海事大国，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具体明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的环境损害赔偿限于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含监测评估费用），确保国际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在现行公约体系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有其特殊性，但部分当事人因不能准确领会公约精神，索赔有关船舶油污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时不以恢复措施费用索赔，而以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索赔，该索赔损失项目与公约不匹配，属于公约明确排除于赔偿范围之外的请求，该案裁定对于指导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准确索赔类似海洋生态损害有重要意义。尽管原告系中国国家机关，本案三级法院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坚决驳回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严格贯彻对中外当事人平等保护原则。

第二篇：“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般认为,比较法学诞生于1900年的巴黎比较法大会,它是世界体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为了更好掌握现代世界法律体系,在充分了解各国法律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谋求协调,100多年来,比较法学绘制了种种世界法律地图,其中有三种法律地图至今仍发挥作用。传统比较法学绘制三种法律地图在全球化时代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传统比较法学所绘制的地图暴露出不同缺陷。第一,国别地图,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国别地图的假设是:(1)现代法律以民族国家法为代表,超国家法、次国家法和非国家法处于边缘地位;(2)国家法以官方法为主要代表,民间法居边缘地位;(3)现代法是民族国家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法律实证主义是主导思想;(4)国际法是主权者意志之间协议的产物,是民族国家法的延伸。根据以上假设,以国家领土为边界、以国家成员为对象、以国家主权为概念核心,形成了一幅与民族国家格局高度重合的世界法律地图。这一法律地图的优势在于精细、明确、实用,劣势在于琐碎、僵化和层次单一;它可帮助了解沿线国家法律的基本状况,但由于无法体现掩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非实证主义法律因素,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第二,法系地图,即以各国法律体系的“历史传统与源流关系”为标准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自威格摩尔以来,先后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法系地图,其中影响较大的绘制者有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和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等。法系地图的假设是:(1)以历史与文化为深层标准,而非仅着眼于民族国家;(2)强调不同国家法律制度间的共通因素;(3)一般采取功能比较方法,认为不同法系制度安排之间具有功能可比性;(4)突破传统概念比较及背后的法实证主义方法论,受社会法范式影响较大。这种法律地图绘制模式的问题在于:(1)传统法系地图过于偏重英美、欧陆两大法系,对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等非西方法系研究不足,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是非西方国家;(2)传统法系的划分标准多样,法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尺度混合在一起,使法系地图实际上是多重地图的叠加;(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混合了多种法系的法律制度,即混合法系。第三,“霸权”地图,即依据现代世界体系所形成的经济分工和权力格局,将世界分为中心—边缘而形成法律地图。这种世界法律地图将世界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中心区是指在世界体系中居霸权或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边缘区则是指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半边缘区处于以上两者之间。中心区国家往往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法律输出较为频繁,注重在金融、知识产权等国际分工前沿领域的法律布局,是法律学术和法学教育的中心。与此相应,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国家的法律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应递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绘世界法律地图据统计,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达60余个,跨越世界大部分地区,穿越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儒家等多种文明传统。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到比较法研究的起点,结合国家的实际需要,着手寻找重绘世界法律地图的途径。第一,在总体上,应充分发挥法系地图的优势,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用于“一带一路”法律地图的绘制。为了更好发挥法系地图的长处,应采取乌戈·马太等比较法学家推荐的复分法,从三个维度来对“一带一路”上的法系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是文化传统,可分为西方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第二个维度是法律渊源、分类和推理技巧,可突出强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第三个维度为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主义法系与资本主义法系。在具体操作中,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法系划分方式。第二,在部门法方面,可根据部门法的各自特点,兼采法系地图与国别地图。一般来讲,法系地图和国别地图仅仅提供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总体面貌,但具体到部门法问题上,则情况千差万别。有的部门法,如商法现代化程度较高,趋同趋势明显,可简单划分;有的部门法,如婚姻家庭法,则可能与各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故而差异较大,需要精细归类;有的部门法,如知识产权法,受国际化影响较大,其分类乃依据所加入的不同公约而定。在这方面,菲利普·伍德的“金融法的世界地图”是可供参照的实例,可依据各部门法的实际情况,绘制出切实、可用的法律地图。第三,法律地图绘制应考虑全球化发展趋势。全球化进程正在给1648年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越来越巨大的冲击,传统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法律地图绘制模式已不敷使用。英国比较法学家威廉·推宁建议,将世界法律分为全球、国际、区域、跨国、社区间、地区性国家、亚国家和非国家七个层级,并从这些层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中讨论法律的发展变化。这一意见可以为我们所用。第四,法律地图绘制应兼容静态结构和动态变迁。意大利比较法学家萨科提出的法律共振峰理论借鉴语音学的隐喻,认为法律体系是不同法律构成因素之间共振的混响,提出了兼容静态比较与动态观察的一种方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目标国家内外部多种法律构成因素之间的互动,如何注意到这些问题,是中国比较法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要任务。(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第三篇：“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XX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时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于西汉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开拓了连接亚欧非大陆各文明的人文、贸易交流通路，与沿线各国人民共同铸就了辉煌的古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中，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的重要依托。

进入21世纪，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XX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覆盖中国西部9个省区及中亚、西亚、高加索地区甚至南亚相关国家；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倡议“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中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两个倡议合并简称为“一带一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当天，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三、丝路新图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都有利于沿线各国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四、一带一路会影响我们什么？--几个热频词

命运共同体：亚洲梦

“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准确深刻地总结了亚洲国家合作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引起高度共鸣。一切发展都应是包容的发展，不应落下任何一个群体，“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亚洲国家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度认同和积极作为，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强烈共识，成为共同的“亚洲梦”。

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必须是“领头雁”，中国也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有一半以上的足迹留在了亚洲国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谈到“命运共同体”的话题不少于10次。其中，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承载中国梦、和平发展和大国责任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一国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地区乃至全球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更关系到全民的共同福祉。

“一带一路”：从构想走进现实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精彩论述获得国际舆论高度热议，“丝路热”由此掀起高潮。“一带一路”是实现“命运共同体”梦想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57个，“朋友圈”不断扩大。在此之前，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有了早期收获，从构想走进了现实。

经济新常态：中国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习主席的表态却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中国将同大家一起，共同驱动亚洲发展的列车，不断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崛起大势不可阻挡，这就是中国的自信。

五、“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改变？

一是有利于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二是有利于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在我国国内段覆盖了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让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三是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产能过剩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四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程度前所未见，初始阶段具有较多“构想”色彩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要在关注外部空间和机遇的同时，坚持深化改革、完善体制，以内部调整和改革来强制度、增效率、促公平，标本并治，灵活、有效地形成和把握行业、地域或市场重点，确保该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能够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保证国家健康、长远、稳定发展。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逐新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再现古丝绸之路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

第四篇：思想汇报(一带一路)

徐兴平老师关于“一带一路”的讲座给了我很深刻印象，老师从历史背景、特点、意义、总体思路、应注意的问题五个方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想。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在共建“一路一带”过程中，中国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将不断增大对周边的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等途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不是中国一家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前期研究都是开放的，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不断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的理念、构想和规划，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谱写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共同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

第五篇：思想汇报(一带一路)

思想汇报(一带一路)斗转星移，丝绸之路历经沧桑巨变，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东盟国家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必将为实现中国梦开拓新局面、创造新机遇，必将给世界梦注入更多新动能、新活力。

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举措。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西方大国武力崛起的“铁血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破除“国强必霸”的陈旧历史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前所未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作出的重大决策。推动实施这一决策，必将对中国和平发展发挥重要战略支撑作用。

推动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亚洲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具活力和最富潜力的地区，也是当前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我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明了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相关各国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各国关系协调与和谐，使沿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同时，对保障我国战略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稳定能源供应、保障经济安全，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国家间战略协作的有效平台。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与战略对接，对于推进和平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强调：“彼此坦诚相待，不惧怕分歧、不回避问题，就各自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充分交流，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战略对接”。习近平同志在访俄时表示，欢迎俄方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使之成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新平台。在访欧时进一步指出，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这些倡议得到受访各国元首的赞同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共赢、惠及各方之路，是我国与其他大国实现战略对接、实现国家间战略协作的有效平台。

承载丝路精神的文明载体。推进中国和平发展，既需要与各国经贸合作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促进。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强调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交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这将有力推动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打造升级版、催生“又一春”，关键一招是进一步释放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建设“一带一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内引外联促

进经济发展的务实之举，是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重大战略举措。

对外开放的新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逐步扩展。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再到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从推动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份对外开放到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建设“一带一路”，是我们党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以全新理念推动的新一轮开放，有利于实现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合作、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

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明显减弱，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同时，我国经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结构性矛盾和产能过剩压力凸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擎，能够形成新的亚欧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带动我国内陆沿边向西开放，扩大西部经济发展空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打造东部经济升级版的新支点，能够带动沿海地区优化外贸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形成与东南亚国家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互利合作的新拓展。发展潜力就是发展空间，发展潜力越大的地方，发展空间也越大。互补就是互利，发展禀赋互补性越强，互利共赢的利益汇合点就越多。“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与我国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互补性。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相对滞后，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联不通、联而不通或通而不畅，制约了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分别从陆上和海上推进互联互通，拓展开放通道，能够使相关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深化区域合作，为亚洲的整体振兴插上强劲翅膀。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找到利益契合点，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新格局。

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战略纽带。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一带一路”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战略纽带。

创造战略机遇的中国智慧。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关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针对这一区域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印等国的“南北走廊计划”、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世界主要国家针对这一区域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或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创造了机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建设“一带一路”，能够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作用，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这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又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实现战略机遇的对接、交汇。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加快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国公民和企业走向海外的数量屡创新高。“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利益独享的地带，而是各国利益共享的地带。建设“一带一路”，充分彰显了中国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有助于我国同沿线国家一道，推动政治、经贸、人文、安全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真正使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

推动践行正确义利观的中国道义。新形势下，中国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政治上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

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实际举措，既维护和实现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兼顾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这样的主张与行动，顺应天下人心，彰显人间正道，赢得广泛认同，搭建起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的桥梁，谱写新的追梦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