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新动向,不可错过的投资信号!（精选5篇）

第一篇：“一带一路”新动向,不可错过的投资信号!

“一带一路”新动向，不可错过的投资信号！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日上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出席会议。在高级别全体会议上，希腊总统齐普拉斯向与会嘉宾讲述了希腊的“一带一路”故事：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2016年接管的比雷埃夫斯港正在让希腊成为亚洲产品进入欧洲的主要门户。

齐普拉斯总理认为，中国和希腊不仅有共同的过去，还有对未来共同的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希腊在运输、贸易、能源、旅游、文化等方面成为区域性枢纽的愿望相契合，双方将加强合作，互利互赢。2017年是中希文化交流年，文化和教育活动在两国签订的拓展各领域合作的协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新华国际报道，中国与希腊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除了中国远洋集团，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万达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也开始将投资目光转向希腊，这些公司的贸易新动向引起广大投资者注意。在2017年2月20日希腊移民法案修改后，移民数量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相关专家分析给出了几点理由：

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行动，国内投资者信心增强

大型企业在做出重要决策前都会进行周详的风险评估和投资回报率计算，知名企业往往具有更加长远的战略部署，其投资动向具有一定的市场启发意义，许多投资者愿意跟随这些“领袖企业”进行投资。

希腊经济处于复苏初期，是抄底投资的最佳时间

希腊经济处于复苏初期，一旦进入长期复苏阶段，房价等都会开始触底反弹，众多投资者正是看好这点后才选择投资希腊。

雅典旅游业增长14%，引发房产投资持续火爆

雅典市长和希腊旅游局共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到访雅典的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4%，旅游业作为希腊的支柱性产业，迸发的增长活力让投资者喜出望外。在爱琴海畔购置房产，旅游自住和出租出去都是极好的投资打算，更何况还可以给全家拿到欧洲绿卡，因此许多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购房移民。

移民法案再度完善，一人购房三代移民，高性价比 2017年2月20日希腊移民法案利好政策再出，从核发居民签证纸形式（贴护照），更改为独立的永久居留证，这一移民项目走进了近年来最好的的政策时期，许多投资观望者在政策颁布后立即付诸行动，从而引发移民数量“井喷式”增长。

欧洲绿卡近年备受追捧，环境、教育等是主要诱因 欧洲清新的空气、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一流的医疗水平使得许多家庭十分向往，提前做好身份配置，便给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多了一个选择。欧洲申根和欧盟的概念意味着多国资源共享，希腊同时属于申根国和欧盟成员国，拿希腊永居身份通行26国也是其独特的优势之一。

中希两国领导人纷纷表示，将继续推动经济合作，强化贸易投资，希腊总理称赞此次高峰论坛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纪倡议”，希望论坛的举行为今后推出更多合作举措奠定基础，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希腊置业移民申请条件

a.年满18周岁，无犯罪记录

b.在希腊购买至少25万欧元的房产 c.购买全家医疗保险

项目优势

1.投资安全：购海外地产，永久产权，世代相传； 2.成本低：最低25万欧元，可自住/出租 3.三代移民，一份投资最少七人受益；

4.持永久居民卡全家自由出入欧盟申根26国 5.无需体检、无需居住、无需解释资产来源； 6.申请快速，2个月即可获批

第二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土耳其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土耳其

来源：中国网 2015-08-31

特约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作者：姜晨 张华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中土双方将两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土耳其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部，横跨亚欧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国土面积78.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2648公里，与亚、欧8个国家相邻。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矿、铬、煤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资源丰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土境内；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是西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需大量进口。

（二）政治环境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1月17日开始生效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政治体制效仿欧洲，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政府即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司法独立。主要政党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其中，正发党是执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三)社会文化环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万，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此外还有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及希腊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少数民族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85%属逊尼派，15%属什叶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

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对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多元开放，新闻制度相对开放、自由；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自由组织，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总体而言，土耳其社会稳定，治安较好。

二、中土外交及经贸关系

（一）中土外交关系

土耳其奉行独立自主、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重视多边区域外交，注重经济外交。同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重要成员；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并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近年来开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两国建交。建交40多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多边场合相互支持。高层交往不断加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外长及军队高级将领等多次实现互访，增进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土，就进一步加强中土务实合作提出了建议。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增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团来华访问，双方商定合作内容涉及经贸、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交通旅游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土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贸易摩擦和“泛突厥主义”两个问题。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土耳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不断增大。近年来，土对华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紧跟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泛突厥主义”的变种之一就是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运动。土是境外“东突”势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仅有几个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对中国发出无理指责，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经贸关系

土耳其是继金砖国家之后又一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有“新钻国家”的美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员国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15615亿里拉（约合8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远超外界预期。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参处、IMF、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2013年，在土耳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是8.9%，27.3%和63.8%。其中，纺织业、汽车业、农业、旅游业是土耳其的重点特色产业。

中国和土耳其直接贸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下降2.1%。其中，土对华出口28.6亿美元，下降20.8%，占出口总额的1.8%；土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增长0.7%，占进口总额的10.3%。土方逆差220.2亿美元，增长4.4%。中国成为土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贸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月报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为18.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化工产品为第二大类产品，占11.3%；纺织品及原料为第三大类产品，占8.6%。在对华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9%，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大类产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双边贸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而进口仍保持微弱增长的情况下，土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90年和1995年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土直接投资累计6.42亿美元，涉及交通、航运、能源、通讯、采矿、旅游等多个领域。土对华实际投资业内已突破1亿美元，投资领域从早期的产品制造加工，逐步发展到金融、商业零售、酒店、工程等各个领域。

三、土耳其投资环境

（一）投资吸引力

近年来，土耳其社会治安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设施较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完备；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电力等能源设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开始实施“2023年发展规划”，将完善基础设施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稳定：正发党执政以来，主张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建立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多项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稳定。

（3）经济增长迅速：过去十几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4）区位优势显著：土耳其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逐渐成为地区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技术的集散地。利用其区位优势，投资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

（5）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5）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万美元大关，人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6）融资条件好：土耳其鼓励金融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外来投资者可以从当地市场直接获得信贷；法律和财会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透明度较高；融资渠道众多，包括世界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土本国的金融机构等。

（7）人力资源充足且素质较高：土耳其平均年龄30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且相对便宜、优质。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实行平等待遇原则，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

（二）重点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发展规划”正处于集中发展阶段，完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政府对外招标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阳能、地热、风能、核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催生了诸多投资机遇。

（2）纺织业：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技术水平高，服装配套行业也很发达。

（3）旅游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古希腊、古罗马、奥斯曼帝国三大历史遗迹汇聚于此；黑海、地中海、爱琴海将其环绕。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国，外来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4）农业：农业基础较好，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绿色、无污染等高端农业经济及相关的食品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5）汽车业：政府对汽车业实行大量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双重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零部件工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6）国际物流与运输业：处于三大洲交界地带，区位优势显著，水、陆、空运条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为国际物流和运输中心。

四、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风险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诸多优势，但在对土投资前，中国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以下潜在风险：

（一）政局稳定性问题

（1）政党纷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斗争激烈，其实质是国家是否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2）军政关系复杂：近年来，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执政党的威胁仍然存在。复杂的军政关系威胁国内政局的稳定。

（3）国内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仍较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4）恐怖主义干扰：处在恐怖主义活跃的中东地区，易受干扰。

（二）经济状况问题

（1）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2010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土经济也走上复苏之路。但其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

（2）通货膨胀风险大：近年来，土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极大拉动了需求，但产能相对落后，通货膨胀情况较为严重。

（3）能源相对短缺：目前，土耳其生产的电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能源供应不足，大量依赖进口。

（4）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由于临近欧洲，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财政赤字与外债：土耳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外债较为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国家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政策风险

（1）投资和贸易法规不完善：尽管在贸易法规方面加强了立法，但投资和贸易法规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问题无章可循。

（2）政府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大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

（3）技术性贸易壁垒：土耳其要求进口的医疗器械、机械等产品必须加盖欧洲标准标志（CE认证）。但同样是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便可直接进入，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需进行额外检测。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发展。

（4）行业限制：限制行业主要有广播、航空、海运、经融、房产等；限制方式有投资禁止、股比限制、许可证、数量限制等。

（5）政府违约风险：2013，土耳其政府否决了一项公路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为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项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联合中标。此举不仅是对中标联合财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对准备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是一个重大警示。政府违约的风险性较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土耳其国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尽管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穆斯林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2）不时出现的排华事件：受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多次发生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华人华侨的安全，增加了中国在土投资的风险。

综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资本在决定投资前，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资的安全。

第三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1]韩师光.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4.[2]杨丽梅.对外投资的风险和风险管理[J].经济师，2006（3）：39-40.[3]聂名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J].经济管理，2009（8）：52-62.[4]Bouchet M.H.，Clark E.，Groslanbert B..Country Risk Assessment：A Guide to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y[M].Wiley：New Jersey，America，2003.[5]Thomas D.E.，Grosse R.E..Country of 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developing country：The case of Mexic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1，7（1）：59-79.[6]Jakobsen Jo.Old problems remain，new ones crop up：Political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J].Business Horizons，2010，53（5）：481-490.[7]Choi J.J.，Jeon B.N..Financial factor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A dyna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data[J].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07，21（1）：1-18.[8]邱立成，?w成真.制度环境差异、对外直接投资与风险防范：中国例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112-122.[9]Robock S.H..Political Risk：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J].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71，6（4）：6-20.[10]Simon J.D..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J].Columbia Journcal of World Business，1982，17（3）：62-71.[11]Rummel R.J.，Heenan D H..How multinational analyze political risk[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78，56（1）：67.[12]Kraar L..The multinationals get smarter about political risk[J].Fortune，1980，101（6）：86.[13]Kim C.W.，Wang P H..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 Entry Mode Choi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2（19）：411-432.[14]马博雅.“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风险防范[J].党政干部学刊，2016（6）：50-53.[15]樊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战略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15（8）：106-113.[16]宁薛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企业跨境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J].区域经济评论，2016（4）：98-103.[17]毛振华，阎衍，郭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11.[18]苏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19]苏馨.史雪娜，王蒙蒙，熊晓轶.“一带一路”倡议下OFID经济增长效应及差异性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51-56.[20]Butler K.C.，Joaquin D.C..A Note on Political Risk and the Required Retur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29（3）：599-607.[21]周五七.“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分布与挑战应对[J].中国与全球化，2015（8）：40-43.[22]吴舒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17（15）：16-45.[23]薛薇.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14-316.Research on Investment Risk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四篇：“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XX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时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于西汉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开拓了连接亚欧非大陆各文明的人文、贸易交流通路，与沿线各国人民共同铸就了辉煌的古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中，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的重要依托。

进入21世纪，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XX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覆盖中国西部9个省区及中亚、西亚、高加索地区甚至南亚相关国家；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倡议“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中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两个倡议合并简称为“一带一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当天，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三、丝路新图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都有利于沿线各国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四、一带一路会影响我们什么？--几个热频词

命运共同体：亚洲梦

“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准确深刻地总结了亚洲国家合作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引起高度共鸣。一切发展都应是包容的发展，不应落下任何一个群体，“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亚洲国家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度认同和积极作为，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强烈共识，成为共同的“亚洲梦”。

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必须是“领头雁”，中国也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有一半以上的足迹留在了亚洲国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谈到“命运共同体”的话题不少于10次。其中，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承载中国梦、和平发展和大国责任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一国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地区乃至全球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更关系到全民的共同福祉。

“一带一路”：从构想走进现实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精彩论述获得国际舆论高度热议，“丝路热”由此掀起高潮。“一带一路”是实现“命运共同体”梦想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57个，“朋友圈”不断扩大。在此之前，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有了早期收获，从构想走进了现实。

经济新常态：中国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习主席的表态却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中国将同大家一起，共同驱动亚洲发展的列车，不断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崛起大势不可阻挡，这就是中国的自信。

五、“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改变？

一是有利于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二是有利于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在我国国内段覆盖了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让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三是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产能过剩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四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程度前所未见，初始阶段具有较多“构想”色彩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要在关注外部空间和机遇的同时，坚持深化改革、完善体制，以内部调整和改革来强制度、增效率、促公平，标本并治，灵活、有效地形成和把握行业、地域或市场重点，确保该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能够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保证国家健康、长远、稳定发展。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逐新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再现古丝绸之路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

第五篇：思想汇报(一带一路)

徐兴平老师关于“一带一路”的讲座给了我很深刻印象，老师从历史背景、特点、意义、总体思路、应注意的问题五个方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想。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在共建“一路一带”过程中，中国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将不断增大对周边的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等途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不是中国一家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前期研究都是开放的，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不断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的理念、构想和规划，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谱写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共同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