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源于财富分配失衡

第一篇：内需不足源于财富分配失衡

内需不足源于财富分配失衡

2011年01月24日 03:42 来源：投资者报

华生/文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真正挑战是有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需。大家把内需说得那么复杂，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的线索和矛盾。

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失衡

中国的内需不振，关键在什么地方？马克思早就说过，需求不足都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什么？肯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才要转变结构，转变中国最失衡的城乡结构。

表面上看，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到了60%，城市化率也到了46.6%。但是，减去1亿多农民工，实际上也就34%左右，大大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城乡结构这么扭曲的时候，服务业肯定发展不起来。

而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现在天天讲的收入分配。严格地说，要缩小贫富差距，改变收入分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马克思从来反对围绕着收入分配做文章，因为他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你的收入分配。表现在城乡问题上，需求不足，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入。

几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一年只能挣30多块，边远地区的农民连30块都挣不着，现在我们家的小保姆是甘肃边远地区坐几十个小时的车来的，他们在北京一年挣两三万，还包吃包住。在这种情况下，从收入的角度看，差距是不会拉大的。而且从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

农民工的收入在2010年，全国普遍上升了超过20%，几乎是GDP的两倍，所以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当中的很多流行的观点，包括“十二五”规划当中的提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

贫富悬殊主要因为财产差距

从城乡这个角度看，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就是靠“剪刀差”强制收购农民的农产品[17.31 3.65%]，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些年来，我们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民，实现我们今天表面光鲜的城市化。体现在城乡问题上，首先就是土地。

我们现在的拆迁，为什么越搞越厉害，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利益驱动。都说地方政府没有钱，但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不是因为没有钱，是越有钱，胃口越大，雄心越大，钱越不够。根子是出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比如拆迁，我们现在围绕着拆迁的那个“办法”打圈子，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国土部2006年出台了整地占补平衡的暂行管理办法。根本上是要改变这种机制设计，要进行制度变革。这样才能改变上亿万的从农村人口到财政，向开发商，向城市这种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房地产业当中有一个“黄金定律”，位置是第一位的。北京土地的位置跟边远山区的位置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可以在山区里造一亩地来，换城市的一点位置。

再比如房地产。去年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尽管临时控制住了房价，但是还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办法。不从制度上解决，房价仍然控制不住。

包括现在保障房的建设，在制度的设计上还是存在着众多的漏洞。这些保障房是不是包括政府给自己的干部和职工修建的房子？是不是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大企业建的房子？这些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将来能不能变成商品？

内需不足的原因，马克思早就说过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我们现在贫富差距太大的原因首要的是因为财产差距。你的工资比别人高一两千块，也赶不上别人的房子比你的大十平米、八平米。所以我们在贫富差距上，在分配政策上的思路要重新整理，否则不可能改变我们贫富扩大和内需不足局面。

利率市场化要从财富分配角度考虑

除此之外，在财产分配上，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每年都以万亿的规模在进行，这就涉及到金融市场，涉及到银行体系。

现在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最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存款，但是这五年的存款，如果存在银行里，存一年定期的话，五年下来可能增长了12%~15%。即使是存三年定期，五年定期，其增长也不会超过20%，而房价已经翻了几番。

所以，现在利率没有市场化，不光是涉及到我们的汇率问题。金融政策的问题，也是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再分配形式的问题。每年以千亿的规模，从普通劳动者和普通储户向银行、向贷款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提高一点点工资的问题，还要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

所以从银行体系来说，利率的市场化是要摆到前面来，要摆在财富分配的角度，而不是作为配合汇率政策，或者是宏观调控其他工具的一个牺牲品，长期保持负利率和低利率。

如果按照市场化的利率，财富的转移，从中低收入者，从普通劳动者，向银行和企业的转移，每年是以几千亿的规模在进行，这个就需要我们证券市场的变革。

新发行制度存在缺陷

当然，我们的股市跟内需和贫富差距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大家普遍批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三高”的现象，每天都要大规模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当然，这里有我们中国股市投资文化的原因。大盘股像农业银行[2.62 0.00%]十几倍市盈率也破发了。这个是跟我们的投资文化，炒小盘、炒微盘相关的。

而且，我们在机制的设计上也存在缺陷，其中一个主要的缺陷是创业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推出快速下市的机制。纳斯达克的市场上每年有几百家的企业下市，高估会影响到财富的分配。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股市的股本扩张是受控制的，在现行政策面特别的优惠那些高募集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行制度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配合行政性的股本控制的情况下是有缺陷的。

因此，真正要抑制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三高”现象，釜底抽薪的做法，要实行快速的下市机制，应该严格限制创业板和中小板靠高募集进行改变。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第二篇：公务员申论热点：财富公平分配

公务员申论热点范文：财富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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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湖北华图网校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财富公平分配是人们亘古以来的理想与追求，而公平则是财富分配的生命线！然而，在社会财富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黄色警戒线，成为群众最关注、反响最强烈、矛盾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社会难题。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必须调整分配格局，保护收入分配的生命线！要调整一次分配格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一次分配，是资方与劳方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就业岗位有限，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资方市场，由此决定了资方在财富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强的姿态和更加主动的地位。这导致群众工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调整一次分配格局，就需要建立并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和自然增长机制，持续提高群众工资收入水平。

要调整二次分配格局，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形式，和公众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当前，我国税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税收负担偏重，甚至不少地方还在征收“过头税”，存在寅吃卯粮的问题，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收入；二是税收转化成财政后，投入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数量较少，未能转化成人民群众的福祉，也间接影响了群众增收。故此，调整二次分配格局，需要改革税制、减轻税负并加大税收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杠杆作用。

要调整三次分配格局，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社会公众以公益慈善等形式，将部分财富无偿捐赠给困难群体的财富分配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氛围。在我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公众对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期望值很高，而自身投身gkz6.net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偏低。同时，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也在客观上打击了公众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削弱了财富公平分配的自主性。可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增强公众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自觉意识，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服务水平与工作透明度。

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调整收入分配格式，正是要行天下大道、损余补缺。通过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促进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合理流动，才能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守住公平这条生命线！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吴群芳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8年1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

【内容提要】 利益表达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

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表达机制

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表达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

位，这是改革措施被扭曲和改革不到位的深层原因。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必须通过创新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关 键 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这一目标的最终达成必须落实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政策的选择上来。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出现较大差距，不仅已经既成事实，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述中增加了“加快”和“更加”予以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和普遍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

就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表面上体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利益表达失衡。利益表达失衡导致了强、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高度不对称和政策输出的利益倾向性，并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对实际的政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4（2002年）①，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差距国家的行列。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②，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地厅级干部眼中，“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最主要的风险。相应的，在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被关注。③确实，面对如此之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是：

1.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

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

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④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2005年，城镇内部居民20%最高人群组与20%最低人群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7:1，较2000年上升了58%。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2005年期间相当于最低收入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其中2005年为7.26倍。

2.初次分配秩序混乱。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③二是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三是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2007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⑥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3.二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一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针对不动产和财产转移捐赠等方面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如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⑦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还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4.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分配有三次分配之说，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来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然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来进行二次分配；还有一个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上，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⑧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

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有必要听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阶段，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阻碍改革深入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的利益相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者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牟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的深化，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就成为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又必须以各个利益群体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阶层的利益需要传递给决策者。

二、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特点及其弊端

在政治学中，“利益表达”主要是一种政治过程。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集团的要求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利益表达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对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最终意义同样还取决于其他几个阶段”⑨。本文借鉴阿尔蒙德的定义，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特点，把利益表达定义为“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阿尔蒙德主要关注过程不同，本文的界定除了关注过程，更为关注的是结果。从过程上来看，它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包括话语倾诉和行动显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得到关注（和采纳）几个部分，从效果上来说，大部分的利益诉求在中间过程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得到关注（和采纳）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成为被有效表达了的利益，并最终影响政策输出。所谓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在利益表达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社会性利益群体的利益“外输入”，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输入”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但总的来讲，在当代中国，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不可否认有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利益表达的间接性。它是由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组织机构层层向上传输，而不是由民众或利益集团直接向决策中枢表达要求。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过多的传输环节会降低表达效能，多层级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因此经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过程过滤后的决策输出可能已经与社会的初始要求有了很大的误差。

第二，利益表达的滞后性。由于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性，政策之窗的瞬间消逝性和政策执行的时滞性，再加上受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都有可能使群众意见在政策制定之前不能成功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后的事后表达而不是事前表达。这类滞后性的政府补偿政策，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的一种协调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三，利益表达的主观片面性。在精英内输入的机制下，由于输入的是由权力精英体察到的公众的要求，因此它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社会公众，不排除精英们主观价值认同的过滤。特别是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易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经常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对群众要求漠然置之。

第四，利益表达的低回应性。在“内输入”模式下，由于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都依靠政策系统自身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化的要求，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很大，即使所有分散的要求都能输送到决策中枢，它也无力处理众多的要求，难以对公众要求作出及时回应。

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端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表达失衡。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精英“内输入”的表达体制下，由于决策者不可能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体察入微，因而难免对一些利益需求有所疏漏，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而只能有所选择，因而那些没有被决策者注意到或照顾到的利益群体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过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要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期引起决策中枢的关心。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基于参与成本太高和利益表达途径有限，并不能对政策制定者施加足够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至此，利益表达的失衡就产生了，其具体表现是强势一方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其成功的输入到政治系统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而弱势的一方仅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利益表达失衡的具体表现与危害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大小是与占有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2006年初，发改委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1)这种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利益表达能力的不平衡，谁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更多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拥有更强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二，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现阶段，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同时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张富良在对我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64%的国家里，农民的比例居然不到10%。(12)很显然，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三，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为“内输入”的效能远高于“外输入”的效能，社会强势群体的表达效能远高于普通成员的表达效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同级部门的“内输入”在政策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表现出了某种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倾向；同时由于社会普通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又进一步地使政府不可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修正、调整政策，导致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状态。

四、矫正利益表达失衡的若干建议

要使分配制度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约束”，必须构建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现阶段，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的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的同时，构建并逐步发展群众的自主性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表达，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以便于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种收入分配问题能及时引起关注并有效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规范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里指的主要是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把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渠道。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摒弃。强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

2.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利益表达的主体意识。我国弱势群体整体上的低

文化素质制约了其利益表达行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以形成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是解决分配制度改革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重要基础工程。

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载体，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农民工协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像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使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组织帮助，降低风险成本。

第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等，决定了其自身的利益除了靠自己表达之外，还必须靠别人表达。现阶段，能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公共传媒和中产阶层。公共传媒和知识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通过他们可以迅速唤起社会关注并形成舆论压力。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也比较有发言权。面对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专家学者和传媒已经开始为民疾呼。当然，要真正使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发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还有待于从机制上加以培育与规范，包括政府放松对公共传媒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增强传媒自主性和公众言论自由性，同时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责任和民生意识，重建知识分子精神。

3.保证利益表达具有足够的回应性

政治系统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持足够的回应性是其保持稳定和谐的前提。现阶段，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政策诉求往往能得到充分的回应，被及时进行利益综合并反映到政策内容中，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表达之后则存在着回应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官员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通过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利益表达的高效回应。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各项政府回应机制，加强对政府回应性的制度约束。一是要建立政府决策回应承诺制，这是公众利益输入回应的基本保证；二是要建立政府回应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对政府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的绩效进行评估；三是要建立政府回应责任追究机制，强调和落实政府官员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这是利益输入高效回应的关键；四是要构建政府回应监控机制。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关键是如何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其次，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行政回应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理念，要教育政府官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提高对公众利益表达的回应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总之，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有赖于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建立均衡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供给能力，健全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制止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注释：

①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④⑦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5、115页。

③谢志强、潘嘉：《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

⑤⑥李琳：《你的工资增长了吗？》，《新远见》2007年第8期。

⑧王红茹：《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4期。

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周凯：《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新闻晨报》2006年2月6日。

(12)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

第四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失衡及其治理

吴群芳

【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 题 号】F13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08年1期第136～140页

【作者简介】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内容提要】 利益表达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表达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低回应性，极易导致利益表达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各利益群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影响力的不同和相关政策的缺位，这是改革措施被扭曲和改革不到位的深层原因。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通过创新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 键 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表达/利益综合

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这一目标的最终达成必须落实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具体的分配政策的选择上来。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出现较大差距，不仅已经既成事实，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述中增加了“加快”和“更加”予以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和普遍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

就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言，虽然表面上体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分配秩序混乱、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利益表达失衡。利益表达失衡导致了强、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高度不对称和政策输出的利益倾向性，并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对实际的政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4（2002年）①，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差距国家的行列。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②，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地厅级干部眼中，“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最主要的风险。相应的，在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被关注。③确实，面对如此之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是：

1.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④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2005年，城镇内部居民20%最高人群组与20%最低人群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7:1，较2000年上升了58%。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在2000年--2005年期间相当于最低收入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其中2005年为7.26倍。

2.初次分配秩序混乱。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③二是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三是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2007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⑥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3.二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一方面，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针对不动产和财产转移捐赠等方面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如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⑦另一方面，对低收入的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还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特别是农村和城镇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4.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分配有三次分配之说，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来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然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支付来进行二次分配；还有一个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上，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目前，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有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善款占GDP的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⑧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

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有必要听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阶段，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阻碍改革深入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的利益相关，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者有可能受部门或团体利益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些部门或团体的牟利行为。其次，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造成政策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次，由于大的部门或团体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的深化，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就成为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又必须以各个利益群体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阶层的利益需要传递给决策者。

二、我国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特点及其弊端

在政治学中，“利益表达”主要是一种政治过程。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集团的要求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利益表达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对体系、过程和政策的最终意义同样还取决于其他几个阶段”⑨。本文借鉴阿尔蒙德的定义，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特点，把利益表达定义为“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过程”。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阿尔蒙德主要关注过程不同，本文的界定除了关注过程，更为关注的是结果。从过程上来看，它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包括话语倾诉和行动显现）、传递（到政府决策层）、得到关注（和采纳）几个部分，从效果上来说，大部分的利益诉求在中间过程就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得到关注（和采纳）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进入利益综合过程，成为被有效表达了的利益，并最终影响政策输出。所谓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向国家公共权力主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得到其关注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在利益表达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社会性利益群体的利益“外输入”，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输入”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但总的来讲，在当代中国，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不可否认有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利益表达的间接性。它是由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表达并通过组织机构层层向上传输，而不是由民众或利益集团直接向决策中枢表达要求。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过多的传输环节会降低表达效能，多层级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因此经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过程过滤后的决策输出可能已经与社会的初始要求有了很大的误差。

第二，利益表达的滞后性。由于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性，政策之窗的瞬间消逝性和政策执行的时滞性，再加上受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都有可能使群众意见在政策制定之前不能成功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更多的是利益受损后的事后表达而不是事前表达。这类滞后性的政府补偿政策，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的一种协调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三，利益表达的主观片面性。在精英内输入的机制下，由于输入的是由权力精英体察到的公众的要求，因此它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社会公众，不排除精英们主观价值认同的过滤。特别是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易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经常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对群众要求漠然置之。

第四，利益表达的低回应性。在“内输入”模式下，由于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都依靠政策系统自身来完成，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化的要求，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很大，即使所有分散的要求都能输送到决策中枢，它也无力处理众多的要求，难以对公众要求作出及时回应。

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端归结到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表达失衡。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精英“内输入”的表达体制下，由于决策者不可能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体察入微，因而难免对一些利益需求有所疏漏，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需求，而只能有所选择，因而那些没有被决策者注意到或照顾到的利益群体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过滤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群体就要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来主动进行利益表达，以期引起决策中枢的关心。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基于参与成本太高和利益表达途径有限，并不能对政策制定者施加足够压力，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至此，利益表达的失衡就产生了，其具体表现是强势一方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将其成功的输入到政治系统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而弱势的一方仅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利益表达失衡的具体表现与危害

纵观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大小是与占有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2006年初，发改委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1)这种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利益表达能力的不平衡，谁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更多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也就拥有更强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二，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现阶段，强势群体占有其他群体不能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同时遮蔽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张富良在对我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64%的国家里，农民的比例居然不到10%。(12)很显然，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

第三，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为“内输入”的效能远高于“外输入”的效能，社会强势群体的表达效能远高于普通成员的表达效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同级部门的“内输入”在政策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表现出了某种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倾向；同时由于社会普通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又进一步地使政府不可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修正、调整政策，导致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状态。

四、矫正利益表达失衡的若干建议

要使分配制度的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避免出现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约束”，必须构建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矫正各个群体和阶层间的利益表达失衡。现阶段，要在坚持和完善现有的群众路线式的“内输入”模式的同时，构建并逐步发展群众的自主性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表达，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以便于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种收入分配问题能及时引起关注并有效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规范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

这里指的主要是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行为，把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渠道。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对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摒弃。强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还要对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给予严肃查处。2.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利益表达的主体意识。我国弱势群体整体上的低文化素质制约了其利益表达行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以形成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所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是解决分配制度改革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的重要基础工程。

第二，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组织载体，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如工会、农民工协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像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使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组织帮助，降低风险成本。

第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性，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素质不高、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等，决定了其自身的利益除了靠自己表达之外，还必须靠别人表达。现阶段，能充当弱势群体代言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公共传媒和中产阶层。公共传媒和知识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通过他们可以迅速唤起社会关注并形成舆论压力。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公共事务也比较有发言权。面对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专家学者和传媒已经开始为民疾呼。当然，要真正使知识分子和公共传媒发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还有待于从机制上加以培育与规范，包括政府放松对公共传媒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管制，增强传媒自主性和公众言论自由性，同时要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责任和民生意识，重建知识分子精神。3.保证利益表达具有足够的回应性

政治系统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持足够的回应性是其保持稳定和谐的前提。现阶段，社会强势群体表达的政策诉求往往能得到充分的回应，被及时进行利益综合并反映到政策内容中，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表达之后则存在着回应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官员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通过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利益表达的高效回应。

首先，要建立并完善各项政府回应机制，加强对政府回应性的制度约束。一是要建立政府决策回应承诺制，这是公众利益输入回应的基本保证；二是要建立政府回应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一个合理的评估系统对政府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的绩效进行评估；三是要建立政府回应责任追究机制，强调和落实政府官员回应工作的政治、法律责任，这是利益输入高效回应的关键；四是要构建政府回应监控机制。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关键是如何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其次，还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责任感。行政回应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理念，要教育政府官员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提高对公众利益表达的回应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总之，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有赖于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建立均衡利益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供给能力，健全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制止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逐步缩小这一差距。

注释：

①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④⑦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5、115页。

③谢志强、潘嘉：《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十点看法和建议》，《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⑤⑥李琳：《你的工资增长了吗？》，《新远见》2007年第8期。

⑧王红茹：《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4期。

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周凯：《发改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新闻晨报》2006年2月6日。(12)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

第五篇：国企红利分配失衡局面待纠偏 上缴比例应提高

国企红利分配失衡局面待纠偏 上缴比例应提高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在全国“两会”上大胆建言：“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对此，各界皆对此拍手称快！在解决了该不该交的原则问题以后，国企红利如何上缴？按照什么标准上缴？用什么制度来保证上缴红利更多的用在和民生有关的地方？再一次在特殊的时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应提高

3月初，财政部《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1年用于国有企业自身包括国企结构调整、国企脱困、国企境外投资、国企兼并重组等占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94.8%，用于公共财政预算的为5.2%。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765.02亿元，而2011年央企的净利润是9173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央企净利润的8.3%，即央企向国家上缴的红利不足其净利润的一成。

其实，关于央企红利问题，近段时间以来颇受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表示，在确保连续性的前提下，可将国企上缴红利占利润的比例逐步提升到20%、25%。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表示，目前除了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外，相当多的非国资委管理的国企并没有上缴红利，因此，应该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国企红利上缴系统，将全部国企纳入其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建议更为具体：将国有企业收入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领域，缓解公共服务投入资金的短缺。川企尚需完善收益分享制度

据了解，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根据行业不同，上缴红利占其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5%、10%、5%和不上缴。而西方通行的作法是国有企业要上缴相当大比例的利润给国家，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和董事会认为重要的其他事项”，税后利润向政府上缴的比例大约为50%。在一些欧洲国家，国企税后利润的三分之二都归于国家。

而在四川有不少的央企、省级企业以及成都市市级企业。《四川省省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试行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同时启动了首批90户企业试点，采取区别不同行业适用不同比例的方式：第一类是电力、煤炭、航空等垄断性行业2户，按企业税后利润的10%收取；第二类是军工、化工、机械等一般竞争性行业的70户企业，按企业税后利润的5%收取；第三类是转制院所等政策性企业1户，暂缓3年上交或免交税后利润；第四类是省政府对利润上缴比例另有规定的，主要指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出资企业共17户，按不低于企业税后利润的20%收取。

另外，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成都市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试行办法》公布了成都市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和企业名单。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国有独资企业按净利润的10%上缴；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地铁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的国有股利（股息）收入全额上缴，而成都传媒集团暂缓上缴。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2014年所有市级国企都要上缴利润给市级财政。

记者查阅资料显示，除泸州老窖公司以外的泸州市8户国有独资企业近三年共征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750万元，从2012年起将泸州老窖公司所产生的股利、股息收入一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绵阳市从2011年起正式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2011年，绵阳市6户国有企业完成3360万元的上

缴任务。而在“十一五”期间，自贡市的国有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7426万元。但遗憾的是，四川省省级企业和成都市市级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情况，记者并未从公开资料中查到。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四川省一些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金额并不多，但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和力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和收益分享制度。

在2012年的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全面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

用于民生还需“雪中送炭”

事实上，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就要求国有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国企应该向政府分红。

然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进展并不平衡，2011年4月的财政部文件指出，仍有11个省区市未能编制201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个省区市还未出台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或办法。同年有媒体报道，专家称尚有科教文卫、行政政法、农业、铁道、金融等80多个中央部门(单位)所属6000多家企业没有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有上缴利润。

著名经济学人士马洪漫博士认为，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基本原则，国企理应向全体国民上缴红利。但从200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投入实践以来，大部分红利用于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和重组改建，而2011年超过九成用于企业自身。这意味着，央企红利更多地用于体系内循环，向社会保障领域雪中送炭的功能明显表现不足。

从国企高额运营成本多次被社会各界批评的同时，国有资本经营应当按照财政公开的原则提高其信息透明度，并加强外部约束力，如此，央企红利分配失衡的局面才能得到及时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