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南周】南方周末聂树斌案十二年报道全记录(下2012-2016)

第一篇：【致敬南周】南方周末聂树斌案十二年报道全记录(下2012-2016)

【致敬南周】南方周末聂树斌案十二年报道全记录（下

2012-2016）

向南方周末致敬

“聂树斌案”翻案渺茫（2009年11月12日）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发自：河北石家庄 最后更新：2009-11-13 10:49:45四年过去了，秘而不宣的“聂树斌案”复查，至今迷雾重重被质疑的调查自2007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真凶”王书金上诉之后，两年时间，聂树斌案再次从峰回路转走向绝对沉寂。种种迹象暗示，聂树斌案或将永无再审与翻案的机会。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当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紧密关注，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四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多次前往河北高院寻求调查结果，四年间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正在复查，很快出结果”。直至今年3月，河北高院负责审查聂案的一位法官告诉聂母，调查结果已经出来，报到院长那里去了。但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位法官说不能向聂母透露。这个秘而不宣的调查到底是怎样进行的，甚至到底有没有进行，外界无从获知。然而，南方周末记者从河北广平方面获知，过去几年，一直羁押于广平县看守所的王书金没有接受过河北公检法机关的任何提审。这个信息让关注聂案复查的人士对所谓调查产生了巨大怀疑。聂树斌的律师李树亭与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纷纷质疑，王书金作为聂树斌案中最重要的活证据，如果复查一定会提讯，怎么可能绕开？从2005年3月王书金被捕交待全部罪行直至与律师会面，他并不知道十年前的玉米地案另有“凶手”，也根本不知道一个叫聂树斌的人在十年前作为罪犯已被枪决。在一审法庭庭审中，王书金意欲主动供认玉米地奸杀案，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2007年4月，一审宣判后，王书金以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为理由之一，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他在上诉状中说：“我在2005年1月18日向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供述自己在河北省犯罪过程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人的经过……对于这些河北广平县公安机关的警察进行了确认……警察还带领我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现场是凭着我对当时的记忆找到的。”王书金的上诉心理中，有一点是微弱地期望通过主动坦白这个案子，获得可能的宽大处理。他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不在乎是否多一起案子或者少一起案子，而是不愿意看到因为我的原因而使他人替我承担严酷的刑罚……我希望上级法院对（我坦白）这个案子能够按照重大立功认定，更希望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开庭审理了王书金案，据参加庭审的人透露，王书金在庭上继续对未被纳入公诉的石家庄玉米地案供认不讳。庭审后，法律人士推测，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时隔两年之久，二审判决至今未出。10月20日，王书金的律师致电主审法官询问何时判决，这位刘姓法官称，因为案情特殊，在没有领导指示的情况下，他说了不算。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在对外宣称的复查期间，聂案中的被害人家属和好友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调查，他们是当年随警方第一时间看到案发现场的人。律师李树亭说，他们是案发现场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复查也不应该绕过他们。真相可能永远死去2007年11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披露了聂树斌家属因获得原审判决书而得以进行申诉，以及王书金上诉要求为聂树斌洗清污名，这两个重大的意外事件曾让舆论对聂树斌案真相大白抱有最乐观的期望。法律界人士纷纷建言，希望最高法直接提审此案。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高院，聂案的申诉由河北高院负责。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此愤慨其荒谬：“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最高法院像当年提审沈阳刘涌案一样处理“聂树斌案”的希望似乎完全落空了。两年前来自最高法院的消息说，聂案被列为“重案之重”，已调派专人进行全案再审审查。这个让社会高度期待的行动，最终没有释放出任何信息。一直关注此案的法学家贺卫方在博客中将聂树斌案的评论文章置顶。他分析，河北高院很难办，如果承认错误，就要自认倒霉，这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纠正呢，良心上过不去，当事人倒霉，而且舆论压力又这么大，最后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无休止地拖延，就是因为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贺卫方认为，处理聂树斌案可以有三种思路，一是由比河北省更高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和审理，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因为它们不大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钳制和约束；二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另外一个省的司法机构来对案件进行全方位审理，这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是根据宪法第71条，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视情况必要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决议。“现在这个案件对整个体制是一个考验，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惧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有关部门能抓住这个机遇。”贺卫方急切呼吁。以“聂树斌案”四年波折来看，没有人愿意抓住这个机遇，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个机遇。“聂树斌案”的真相，极有可能将随着聂树斌，永远死去。

聂树斌案，拖痛两个不幸家庭（2012年2月9日）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发自：石家庄 最后更新：2012-02-10 15:44:06 编者按：重视和保护刑事受害人权益，是中国司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7年来，媒体持续关注聂树斌案，但此案的另一方：受害人家庭，鲜少受到关注，却意外受到伤害。人间悲剧莫过如此：失去独生女儿的受害人家属，状告儿子可能被冤杀几乎已走投无路的母亲。前因警方行为，后因聂家申诉，受害者的隐私，有意或无心，17年来被一次次公之于众。聂树斌案已成为司法的一道伤口，只要不愈合，两个不幸家庭的痛，就无法停止。聂树斌案申诉再审仍无实质性进展，2012年2月，河北方面传来消息：受害方康某家人状告聂树斌家人及律师名誉侵权。常年置身于媒体对聂案的持续报道与始终无法翻案的冰冷现实之间，康家——这个刑事被害人家庭，濒临忍耐的极限。事实上，自康某于1994年被害以来，康家从未停止过申诉、控告。早在聂树斌被捕之初，康家人就对聂树斌是否为真凶提出过质疑，并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仍然坚持案件有疑点、民事补偿不合理，申诉至今。2005年4月，聂树斌案曝出“一案两凶”后，聂家人也加入了申冤行列。河北方面宣布启动调查，并承诺尽快公布调查结果，时间已逾7年，承诺仍未兑现。其间，伴随着申诉无望的焦虑，康家曾对报道过聂案的多家媒体提起诉讼。由于聂案迟迟未能启动再审，受害人康某的家人亦无法安宁。长期关注聂案的河北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表示：唯有早日查清聂案，才是对康某家人的最好告慰，更是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的题中之义。被袒露的伤口“1994年，原告亲人被害，造成家破人亡，老无人照顾，少无人抚养，针尖刀刃过日，以泪洗面，心神滴血……”这份言辞悲怆的诉状中，聂树斌案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认为，17年间，网络、媒体、律师等曾反复侵权，造成其家人抬不起头，无颜面对社会，不得已提起诉讼。2011年11月，这份诉状被送往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法院。2个月后，聂树斌案申诉阶段的代理律师刘博今接到了井陉矿区法院的传票。传票显示，该院已受理康某家人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要求刘博今于2012年3月19日上午到庭应诉。被康家告上法庭的还有其他6名连带侵权人：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聂案“真凶”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以及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华人大搜索网和法制网4家网站。康某家人发起的诉讼，主要针对两起事实：2011年9月16日，律师刘博今参加了人民网的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在节目中展示、宣读了聂树斌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康家人认为，刘在宣读时，未能保护康家人的隐私。此外，刘博今在华人大搜索网上发布《一篇还未完成的律师工作日记》，长达11页，多次提到了康家人的真实姓名、职业、工作单位、住址等。该文还被其它网站转载，引起了康家人的不满。诉状中，康某家人写道：上述文章和视频通过网络传播后，多家媒体记者打来电话，甚至有网友打电话来询问判决书的情况，17年前的丧女之痛又一次被勾起。“不管聂、王二犯，谁是真凶，原告及被害亲人都是受害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公示隐私案件的判决书，更无权公开原告及亲人的姓氏、名字、隐私案情、个人信息。”由此，康家人请求法院判令上述网站删除相关视频和博文，并判令刘博今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害费共计12万元。律师刘博今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已收到法院的相关文书，针对康家的诉讼，他解释称：聂案虽然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不等于判决书不应公开。刘坦言，判决书上写明了被害人的姓名，公开时最好还是隐去，“所以康家人提起诉讼也不是说一点理由都没有”。但是，刘博今强调，自己引述聂案的判决书，完全是出于公益的目的，而要推动聂案，“判决书是必须要公开的”。最早曝光受害者女儿隐私信息的，不是律师和媒体，而是办案机关。据康家人在申诉状中的表述：1994年9月，石家庄警方抓获聂树斌并宣布破案后，康家就以警方破案时速过快，怀疑是错案。但在警方的坚持下，康家选择了相信，并给警方送去锦旗。但此后，警方将涉及隐私的该案材料，提供给河北当地的《社会治安报》、《石家庄日报》、《警视窗》等报刊刊登，引发了康家的愤怒。尤其令康家不能忍受的是：警方还将受害者康某遗体的录像，提供给了石家庄电视台播放，引发康家针对上述媒体的系列名誉侵权诉讼。而这次令人意外的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已在17年前被枪决，但她向记者表示：她对受害人康家一直报以理解和同情，“他们家就一个女儿——不管哪个是凶手。”不过，既然康家提起了诉讼，张焕枝说：自己还是会到庭应诉，但“不会往心里去”——重要的是儿子聂树斌的案子，不能放弃。南方周末相关报道●《“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 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2005年3月24日）●《“聂树斌冤杀案”：复查结果“很快出来”》（2005年4月7日）●《“聂案绝对不会不了了之”》（2005年4月28日）●《河北官员谈聂树斌冤杀案：调查一直进行难度太大》（2006年1月5日）●《聂树斌案：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2007年8月30日）●《“真凶”上诉求增其罪 聂树斌案绝处逢生》（2007年11月1日）●《聂树斌案：最高法再审审查正在进行》（2007年11月8日）●《“聂树斌案”翻案渺茫》（2009年11月12日）●《聂树斌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诿》（2011年9月22日）17年漫漫申诉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受害人康家对于聂树斌案的判决，早已申诉多年——甚至比聂树斌家属的申诉还早了整整10年。1995年3月，聂树斌案在石家庄中院一审开庭，康家人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出庭。庭上，康家人提出了对该案的五点质疑：1.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2.受害人康某生前曾习防身术，聂树斌正常状态下难以制服康某并予以杀害；3.康某的门牙脱落；4.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5.怀疑是雇凶作案。庭审中，康家人还曾质问聂树斌，“是否是受人指使作案？”但法官以“这些事不属于你问的事”，制止了康家人的发问，对康家的五点质疑也未予重视。康家人在申诉材料中回忆：聂树斌案的庭审中，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只是说了类似“孩子年青，从轻处罚”的话，并做了受害人康家的工作，表示聂家可以多赔些钱。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聂树斌死刑，同时判处赔偿受害人家属丧葬费等计2000元。聂树斌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而受害人康家也以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件的诸多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上诉至河北省高院。一个月后，河北省高院不开庭审理此案，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1995年4月27日，未满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枪决。受害人康家主张的6万元民事赔偿等诉讼请求，亦被一并驳回。此后，康家开始了长达17年的申诉之路，据康家人描绘：仅截至2007年，康家就已“申控三十余次”，其间历尽艰辛。2005年初，河南警方抓获嫌犯王书金，聂树斌案出现“一案两凶”，舆论哗然。聂树斌父母在得知儿子可能并非真凶后，开始和康家一样，走上了漫漫申诉之路。弱弱相欺的结局？一直隐忍的康家突然提起对聂家的诉讼，让长期关注聂案的人士倍感遗憾：曾经目标一致的两个家庭，竟转为弱弱相欺。据河北当地法律界人士透露：受害人康家的申诉案，也一并归由河北省高院负责聂树斌案申诉的法官王琪负责。起初，外界推测，目标一致的聂、康两家，必然也会携手推进聂案的申诉，并很快获得成功，但世事难料。康家人回忆：2006年10月，自聂案出现“一案两凶”后，康家人第六次向河北省高院递交“王书金、聂树斌谁是真凶”的申诉材料，要求给出谁是真凶的结论。3名法官收下了康家的材料，答应转交院长，承诺两个月内答复。在此前后，聂树斌家属亦将该案申诉至最高法院。2007年11月，最高法院函复聂母张焕枝，称该案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请张与该院联系。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张焕枝至少都要跑一次河北省高院，但迄今没有结果。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审理了王书金案。庭上，王书金对未被纳入公诉的“西郊玉米地案”供认不讳。但时至今日，河北省高院仍然迟迟未能作出二审判决。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向记者证实，目前，王书金仍然被羁押于河北省广平县看守所。“聂家的申诉、康家的申诉、王书金案的二审——三条线索，像三条溪流一样，都汇集到了河北省高院”。在石家庄，被害人康某年过七旬的父亲，仍在为女儿被害一案奋笔书写申诉材料——在其家中，17年间的各种申诉材料已从地面堆到了屋顶，足有2米多高。聂、康两家虽均申诉多年，但康家一直对媒体采访及外界法律帮助极为谨慎，而聂家的申诉却非常倚重媒体和律师，其间，不免有提及康家人隐私的言辞。对于聂家的申诉，康家一度也乐见其成，但随着时间推移，申诉无果的康家人，逐渐无法容忍自己家庭被屡屡提及，终于在2011年底发起对聂家家属、律师和媒体的诉讼。2012年2月2日，下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又一次来到河北省高院。聂案的主办法官，一如4年多前，和气地向67岁的张焕枝表示：“再等一等”，“法院并没有放弃工作，肯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同日，受害人康某的家人也致电河北省高院，询问申诉进展，得到的，是与聂家类似的答复。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二审开庭

第二篇：聂树斌案看冤案的形成与预防

刑事冤案的成因与预防

——以聂树斌案为视角

一、聂树斌案过程：

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怀疑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将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

2015年9月15日，因复查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目前，聂树斌案的复查工作任然没有结果。虽然侦查机关排除了王书金是聂案的真凶，但是从聂案的卷宗及现存证据来看，仍然疑点重重，无法确实证明聂树斌就是真凶的情况下如何判了一个人的死刑。现存的证据迷雾重重，让人对于聂案持怀疑的态度，一共有以下的疑点： 疑点一：多次出现的花上衣是否为同一件？

李树亭认为，在聂树斌案中，花上衣至少曾经出现6次。

1、根据被害人父亲陈述：当年破案期间，专案组曾三次到其家中，第一次拿走了被害人的照片，第二次拿走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后来多次索要却并未归还），第三次又拿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让他们辨认，他们回答说不是家人的，不知道是谁的。

2、根据孔寨村村民段某某陈述，当年办案人员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段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3、根据聂树斌母亲张焕枝陈述：当年办案人员也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张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4、王书金案件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开庭时，张焕枝进入法庭旁听，休庭后称检方出示照片上的花上衣，与当年办案人员让其辨认的花上衣不一致，并质疑检方证据做假。

5、根据《青纱帐静悄悄》记载：1994年8月5日聂树斌在游荡中，从张营村梁某家门前三轮车上顺手偷走一件半袖上衣，缠在车把上。

李树亭分析，聂树斌案6次出现过的花上衣，至少应有3件完全不同：

1、从被害人家里提取的；

2、所谓从张营村梁某三轮车上偷的；

3、让张焕枝辨认过的。到底哪一件才是随卷移交的（即彩色照片上的）花衬衣或者短袖衬衣？查遍整个卷宗中也无法弄清楚。疑点二：花上衣从何而来？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聂树斌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受害者，至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将其强奸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

李树亭称，就此杀人工具即短袖上衣或褂子，亦即所谓的“花衬衣”的来源，聂树斌先后的供述混乱。这件衣服从最初的衬衣，变成白底小黑花短袖上衣，短袖的白底黑小花上衣，再变成了颜色是白底兰黑小碎花图案，再变成了从破烂堆上拿的；从拿这件衣服准备自己穿，但没有试，怕被人发现，变成了衣服式样不知是女士的还是男士的；从12点半多再到约摸下午3点半再到下午5点多，偷拿到衣服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聂树斌曾供述称花衬衣是从原石家庄市郊区留营乡张营村收破烂的梁某处偷来的，在警方调查取证时，梁某并没有证明自己曾经丢失过花上衣，或曾在三轮车把上搭过并丢失过任何衣物，更没有辨认过聂树斌供述的作案用的短袖上衣，是自己曾经丢失的衣物。侦查机关也从未将作为重要物证的彩色照片上的短袖上衣，交由梁某辨认过。疑点三：作案时间是下午1时30分还是5时？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作案时间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王书金则始终供述其作案的时间是中午1点半左右，作案后回到工地，工友们还在午休。

李树亭认为，关于作案时间，聂树斌一直未供述出具体日期，即1994年8月5日。对于作案前偷拿衣服和遇见受害人，以及实施强奸、杀人犯罪的具体时间，其也是先后供述了多个版本，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时间，与受害人亲属所说失踪具体时间相吻合。

疑点四：“一串钥匙”的细节

王书金供述，他作案后原来拿起了这串钥匙，在到井台边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的这串钥匙很可能成为作案的证据，于是返回到尸体旁边，将钥匙扔到离死者右手约一米的地方。

死者康某的工友余某某说，康当时穿的连衣裙没有口袋，钥匙没地方放，就经常用铁环挂在中指上。

聂树斌并没有供述本案最关键的隐蔽性细节：受害人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李树亭认为，王书金对一串钥匙细节的供述，与其他的间接证据之间，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且因其对关键的隐蔽性细节供述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基本排除了聂树斌作案的可能性。

陈光武亦认为，就案卷可知，警方当时在勘察现场时，对中心现场进行了警戒保护，未让除勘察人员以外的人员靠近，所以王书金是不可能靠近中心现场的。退一步讲，就算王书金到过案发现场，作为关键性证据的一串钥匙他也不可能看到：因为这串钥匙出现在草丛中，不仔细查看发现不了。

疑点五：除口供外，还有无其他证据？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案的两审判决，主要依据聂树斌的口供作出。但聂树斌本人的口供内容，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杀人工具、抛藏被害人衣物地点，还是逃跑路线等，都先后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同时，聂树斌案不仅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同样没有任何直接的物证，证明聂树斌实施了强奸、杀人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

另外，没有任何人指认、控告聂树斌实施强奸、杀人的犯罪行为，或者在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扭送公安机关。案件的发现，完全是基于受害人亲属的报案，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公安人员仅仅是因为聂树斌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到处看，而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蹲守抓获他的。

疑点六：聂树斌口供是否为其真实表述？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本人严重口吃，但所有《讯问笔录》显示聂树斌回答讯问时话语流利，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内容量很大的供述。甚至在两个多小时内，“口吃的厉害，一天说一点”的聂树斌，完成了长达8页、数千字的供述内容。李树亭称，这与常识不符。

李树亭还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聂树斌的时候，涉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所获得的聂树斌的全部口供，依法不具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聂母张焕枝亲述，聂树斌的一审辩护人张景和曾经对张焕枝说，他与聂树斌第一次见面时，聂树斌一直哭。张景和问聂树斌：“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承认（强奸杀人）？”聂树斌没吭声。张景和接着又问：“为什么你第二次承认了？”聂树斌说：“打哩！”

对于这样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中国在法治进程的历史中屡见不鲜，但是如何才能防范冤案的发生，真正保障人民的权益，实现真正的法治化，需要从根本分析原因以及积极防范。

二、冤案的成因分析

“证据问题上出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个主要原因。”证据是在程序中收集、固定、运用的，证据上出错，反映出程序的失范，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违反程序规定的错误或者疏漏。冤案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刑讯逼供与虚假供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仍然保留了如实陈述义务。“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

1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所致。” 刑事程序法学者和实体法学者对刑讯逼供与冤案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刑讯逼供获得的虚假供述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念斌、赵作海等冤案中的虚假供述，都源自突破法律底线的讯问手段。身体折磨使被讯问人感受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强烈的恐惧与求生欲望使人屈从于讯问人的需要。

二是虚假证人证言。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因案件利害关系人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2）因询问人员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3）证人蓄意作伪证构陷犯罪嫌疑人；（4）证人受感知、记忆、表述能力的限制；（5）证人受案发现场目击条件所限导致证言虚假。证人的虚假证言从类型上可划分为：（1）主动作伪证，主动作伪证者通常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处罚；（2）被动作伪证，被动作伪证者是为了避免因作证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或者为了获利；（3）无过错的证言错误则是无动机的虚假证言，这种证言受证人感知、记忆、表述能力所限，或者受现场目击条件所限，或者因受到难以察觉的诱导而作出，证言的虚假性难以发现。

三是立功人员的伪证。我国《刑法》第68 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立功减刑，曾经发生过在押人员在监管场所内采用殴打虐待、威逼利诱等方式迫使同监室在押人员作出虚假的有

2罪供述，制造冤案。“任何一个清白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人物存在而被判刑。”如在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中，因贩卖淫秽出版物而获刑的袁连芳，在入狱后成为了警方的线人，被指两次参与伪造证据。袁因制造伪证立功减刑，却致无辜者入狱，造成两起刑事冤案。四是鉴定错误。鉴定科学所使用科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有严格而科学的证实，是决定鉴定意见可采性的重要前提条件。造成鉴定错误的原因主要有四种：（1）鉴定人的疏忽过错。（2）鉴定设备落后、实验室条件不足。（3）不可靠的鉴定方法，如测谎鉴定、警犬鉴定、足迹鉴定等均未经严格科学证明，在美国均已慎用。有的落后的科学方法，如毛发鉴定等，其排除嫌疑与认定嫌疑的能力均十分有限。（4）过去使用的有些鉴定方法的科学基础已经被现代科学否定。不可靠、落后、错误的鉴定方法造成的鉴定错误是发生冤案的系统性风险。五是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体现在：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以及不应作为而作为。具体表现有：（1）制造有罪证据；（2）毁灭、隐瞒无罪证据；（3）妨碍律师行使辩护权，律师会见、阅卷难；（4）拒绝采纳律师无罪辩护意见；（5）刑讯逼供；（6）超期羁押。少数公安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获取有罪证据，尤其是获得供述，并通过供述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少数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有罪判决，避免无罪判决致使败诉。少数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有时恰是迫于履职的严格要求：警方不破案会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的政策压力和内部考核处罚；检察官的案件如获无罪判决也会 12陈兴良：《错案何以形成》，《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参见：《平反张高平案检察官：我偏要做个捣蛋的人》，《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4月28日。受考核纪律处罚。尽管发生冤案也会受罚，但在所发生的冤案中，检警都为了避免眼前的、一时的风险与处罚，选择让无辜者入罪。

六是辩护意见不获采纳。律师辩护意见不获采纳，除了律师本身的原因，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刑事司法制度原因：（1）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只有会见权，没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辩护的对象是案卷记载的指控事实与指控罪名，看不到案卷就无法针对指控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辩护意见。侦查阶段的律师有效辩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2）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意见不受重视、不获采纳。现有对已曝光死刑冤案的统计，如秦艳红案、杨文礼、张文静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孙邵华案、于英生案等，辩护律师均提出有力的无罪辩护意见，但无一获得法院采纳或者重视。

三、完善冤案预防机制

在冤案的预防制度上，一是应当充分遵循证据裁判，严格坚守证据裁判主义；二是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以下相关的制度有继续改革的空间。

（一）关于讯问与供述

为了防止虚假供述，笔者试对讯问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一是如实陈述义务的废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条规定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嫌疑人必须回答，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果不回答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2）回答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一方面，无辜者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到过现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道听途说等，在不懂法的前提下容易受到诱导或者暗示，在回答讯问人员的提问时，很容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尤其是当讯问人员向其透露犯罪事实的细节时，无辜者很容易将这些细节融入自己的回答，其陈述更像是有罪者的供述，审判阶段难以分辨真伪；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上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这项义务意味着他/ 她必须证实自己有罪，是一项立法强迫，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因此应予废除。

二是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讯问规则。讯问人员在告知嫌疑人诉讼权利后，在提问关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问题之前，增加一个关于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环节，向嫌疑人提问：“你是否愿意如实陈述？如果不愿意如实陈述，没有人能够强迫你证实自己有罪；如果你愿意如实陈述，接下来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如果嫌疑人回答愿意如实陈述，接着向其提出问题；如果嫌疑人回答不愿意或者拒绝回答，应停止讯问。

三是讯问录像应当全面、完整，从进入讯问室到讯问结束，中间不得有裁剪；镜头应当包括讯问双方；每次讯问均应录像。录像设备出现故障时，除非情况紧急、有新的犯罪事实即将发生，否则不得讯问。

四是建立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当前我国许多地方试行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律师值班站就设在看守所门口，如能移入讯问室，就能够建立讯问时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则无疑可以有效防止办案机关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保护无辜者不受定罪处罚。

（二）关于辨认与证言的审查

在辨认程序中应确立双盲辨认原则和顺序辨认原则，以保障辨认程序的中立。双盲辨认原则是指辨认主持人和辨认人均不知嫌疑人是谁，可有效避免主持人影响辨认人的独立辨认；顺序辨认原则是指辨认对象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辨认人面前，而不是将辨认人领到一堆辨认对象面前，后者容易使无辜者被辨认。此外，现行规定禁止警方在辨认的时候给予暗示，但何为暗示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发现有警方暗示的，是否一律不予采纳，还是采取别的审查标准，也缺乏明确规定。如果确定有警方暗示的，应当视证人能否不受警方暗示影响，如能则可以作证，如不能则不得允许其作证。

（三）关于对立功人员证言的审查 立功人员检举揭发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减刑或者其他利益，其作证动机可能不纯，存在作伪证的风险。因此凡是有在押犯检举揭发的案件，应严格审查其证言的真实性，与案件其他证据相印证，并记入笔录，方便辩护律师查阅，以便辩护律师分析其证言的可靠性，便于法庭兼听则明。

（四）确保鉴定的可信度

首先，实践中，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并未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应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比如，应审查鉴定所使用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可靠，业内同行是否对其可靠性仍有异议；对于新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存在已知或者潜在的错误比例等。如未达到以上审查标准，应认为鉴定证据不具有充分可信度，可予以排除。

其次，应由公安、检察机关加强对内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专业水平的管理，提高鉴定的科学标准，保持技术设备的更新，保证鉴定人的专业素质。应对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使其成为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业务的前提条件，使鉴定机构具备符合刑事案件要求的专业性。

（五）完善公安司法人员的冤案追究制

审者不判，判者无责，是当前冤案追究制的重要疏漏。“追究政法委工作人员错案责任在立法上没有依据。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践中政法委协调案件出现错误几乎没有被追究责任的。”3对所有有权力决定案件的人，都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不追责就难以保障履职的责任感。此外，应完善对造成冤案的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受害人后，对于有关责任人员直接侵犯受害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以及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对案件做出错误处理的行为，应当向相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这不但维护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而且是表明政府的态度，表明违法司法行为侵犯了政府的利益，表明公正执法才符合政府利益；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依法公正执法是一个极为有力的督促。

（六）加强有效辩护权

我国虽未能对所有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已普及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从当前已发现的死刑冤案成因来看，需要加强律师有效辩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1）侦查阶段关系到口供等证据收集，应建立辩护律师对侦查阶段程序变动的知情权；（2）侦查终结、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应书面通知辩护律师指控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实；（3）对没有委托律师的死刑复核案件应指定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应有3 年以上从业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死刑复核案件召开简易听审程序，听取律师辩护意见；（4）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办案人员必须进行审查，并予以书面回复 ；（5）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调取结果应通知辩护人；（6）各级党委政法委不得协调刑事案件，以保护律师辩护权利。

尽管聂树斌案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是从案件的瑕疵来看也足够让人诟病，从其他的冤案也可以得知冤案的发生不仅造成了家庭的悲剧，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且使得国家的司法公正受到质疑，防范冤案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进步。

3陈永生：《冤案的成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的分析》，《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

第三篇：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杨健星

社科1514 3150101461 主要内容：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这一原则在一般法律中的贯彻落实却远远地落后于我国法治化进程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在“严打”“从严从快”“破案率”的压力下，往往对一些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死刑立即执行制度过于仓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人权的漠视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因此从宪法学角度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保障进行思考和反省十分重要，宪法的尊严值得每一个人去维护。

关键词：刑事诉讼；司法过程；宪法；人权保障；宪法尊严

一直以来，人权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要方面之一。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人权的保障机制上还不是非常完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当中，一部分执法人员对公民的基本人权并没有做到充分地尊重，采用了一些不当的执法手段让案件仓促结案并立即执行判决，以至于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国公民权利缺失所带来的巨大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缺失进行反思并做出改变。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着指导作用，因此从宪法学的层面上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事件梗概

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孔寨村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9月24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庄聂树斌家里来了3名便衣警察，告诉聂的母亲张焕枝，聂树斌可能是一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直到4名警察给张焕枝送来一张拘留证。张焕枝这才知道，聂树斌8月5日在孔寨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将一姓康的妇女强奸并杀害。

1995年3月，聂树斌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当年4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4月27日，聂树斌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律师可以查阅的卷宗共计17本，包括聂树斌案卷3本、王书金案卷8本以及河北省方面复查卷6本。4月8日聂树斌案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代理意见。4月24日山东省高院决定就聂树斌案于4月28日13时30分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6月11日经最高法批准，决定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5年9月15日。9月15日复查再次延期至12月15日。12月14日山东高院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于因案件重大、复杂，复查工作涉及面广，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2016年2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由于申诉代理律师又提交了新材料，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获悉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6年6月15日。3月26日山东高院再次约谈聂案代理律师。6月8日最高法决定依法再审聂树斌案，已向聂树斌母亲送达再审决定书。

二、人身权利视角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完善了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司法部门和相关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嫌疑人的权利完全视若不见。从2004年宪法加入人权条款到2012年人权条款落实到具体程序法中，这中间的八年时间里，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值得我们反思。2009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到2016年6月14日第二次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发布，这其中在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一部分尤其提到了司法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第一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身权的保障。聂树斌一案最初调查的时候，聂树斌的代理律师在会见聂树斌时曾问：“你第一次说没干，第二次怎么又说干了？”.聂说：“打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既然聂树斌在和代理律师会面时曾经反映出有刑讯逼供的可能，那么这份口供的有效性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本案的这一细节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首先可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司法程序上刑讯逼供、警察权力过大等问题。而其次，法院在客观证据不足、口供存疑的情况之下就认定聂有罪，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于司法规范程序的践踏，更是对宪法中的“人权”理念的漠视，更不用说领会和遵循宪法中的人权精神了。

在2016年6月14日最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里提到近年来，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这是我国人权精神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表现，而聂树斌案由高院提审更是对于这一进步的最好诠释。尽管已经是死刑执行后二十一年，但这次的提审对于进一步纠正问题，规范整个司法过程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具体的规范措施应该包括警方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允许会见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以及对刑讯逼供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否定非法证据等。这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规定，必须严格得到贯彻。

第二是具体的生命权的保障。长期以来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到普遍社会观念中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传统以及出于社会维稳考虑所要求的快速打击犯罪要求的影响，司法机关单纯为了追求严厉打击和破案率，对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甚至死刑立即执行。这种制度过于仓促以至于最烦甚至是无辜者无法及时地寻求救济。比如聂树斌在宣判后两天内就被执行死刑，连家属都没有接到通知，更不用说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等等，这已经不仅仅是人性化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完完全全对公民的生命权的漠视。

所以在我国的人权行动中，为了使公民的生命权得到充分保障，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厅，严格规范死刑复核监督机制，在2015年8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取消了9个罪名的死刑，死刑的适用更加严格，而且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是更加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还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是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重要体现。

第三是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检法三大机关之间本来应该是分工配合并相互监督的关系，可是在聂树斌案中，在面对明显有漏洞的证据链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并没有起到监督公安机关的作用，反而是极其配合地，非常高效地对整个案件做出了判决，这样的行为对于聂本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判决作出之后聂树斌的家人以及其代理律师第一时间向法院索要判决书也被法院拒绝，这样的审判绝对难说公正。而在王书金落网之后主动承认自己杀害康某的事实是所描述的细节比判决聂树斌时的证据明显更具有可信性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却都认为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试图维护原判的权威，尤其是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关，对于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是纠正而是维护的话，这对于嫌疑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侦查监督部门调查核实侦查违法行为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这分别分别对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的效用进行了约束，排除非法证据；另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保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且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得到了保障，可以享有必要的知情权以便更好地参与到诉讼中，这些都是对于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保障。

三、结语

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之中，最重要的其根本性作用的还是宪法。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一原则必须要贯彻落实每一部具体法律的实施当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条文，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法律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了解认可人权精神，这些法条才能成为维护我们权利的工具。

第四篇：聂树斌案改判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有标志意义

聂树斌案改判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有标志意义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日讯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检察机关一直高度关注该案的办理，并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复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责令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复查工作进行同步监督。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后，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该案及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成立办案组，专门负责审查该案。办案组赴沈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认真审查了在案全部卷宗，全面梳理了原案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复核工作，向与案件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复核了相关证据，实地查看了案发现场。针对案件中疑点和复杂问题，办案组多次研究商讨案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

经审查，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本院认为，原案中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作案工具来源不清，聂树斌未能供述出原案中某些关键情节，其所作的指认笔录和辨认笔录存在瑕疵，无法起到对有罪供述的印证作用，其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明力较弱，可信度不高，且与物证、鉴定意见和辨认笔录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印证关系，原案的定罪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封闭的证据锁链，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的检察意见。通过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完全采纳了最高检的意见。

最高检认为，聂树斌案件得以纠正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此案办理，司法机关切实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贯彻落实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彰现了司法机关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对今后办案工作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检察机关同步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监督，及时提出了依法改判无罪的检察意见，有效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确保该案得到了及时公正处理。近年来，检察机关监督纠正了安徽于英生故意杀人申诉案、海南陈满故意杀人申诉案等一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冤错案件，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权利的司法救济，畅通救济渠道，依法保障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能得到及时审查办理。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发现一起，监督一起。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纠防冤错案件的长效机制，加强冤错案件源头治理工作，在加强对外监督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监督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和水平。

第五篇：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诉姓名权名誉权侵权案

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诉姓名权名誉权侵权案

2013年1月28日上午，“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隐私名誉侵权案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开庭，康菊花的父母将包括聂树斌母亲在内的7名当事人告上法庭。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律师因私人原因也没有来到出庭现场，但其助理石玉成律师在庭审后表示，刘博今作为聂树斌申诉案的代理律师，在整个申诉过程中并不存在对受害人康菊花侵权的事实和故意，在涉及原告方亲属的文字中也未涉及侮辱、诽谤等内容，这些文字也都没有

[3-4]超出过一、二审判决书的范畴，不构成对受害人的侵权。审判庭宣布2月1日将宣判。2013

年4月3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博今律师及其他被告不构成对受害人的侵权，判决驳回原告康某、尹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康某、尹某依法提起了上诉。2014年4月8日上午9时，该案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上诉人康某、尹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博今本人未到庭，其助理石玉成律师、被上诉人朱爱民律师、以及被上诉人法制网的代理人依法到庭参加了二审诉讼。上诉人在庭审中情绪激动，多次打断审判员及被上诉人发言。目前二审判决尚未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