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犯罪的辩护词[共五篇]

第一篇：涉黑犯罪的辩护词

江 苏 致 邦 律 师 事 务 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 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1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 ；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

（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

（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1、黄某某2003年4月出狱，2004年11月再次被抓捕，在此期间，《起诉书》列明的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违法犯罪活动仅为1次聚众斗殴（发生于2003年12月23日的聚众斗殴）。但此次聚众斗殴，根据黄某某的供述，当时在小河地界刘红夫、陈志相、黄某某都在开设赌场，但刘红夫相对强势霸道，意图一人控制小河赌场生意，因此多次冲击黄某某、陈志相的赌场，黄某某与刘红夫斗殴，有自己寻仇的一面，也有被陈志相利用的一面。同时，所谓陈志相将开档盈利的一部分用来购买斗殴器械、支付工资、食宿费、医疗费也没有证据证实。在发生此次斗殴后，黄某某逃匿避祸，直至2004年11月被抓和陈志相再无往来，更没受到陈志相关照和资助。但公诉人刻意忽略了这段时间内陈志相、陈伟、黄某某之间的关系，在2004年11月因赌博罪(实际也是开设赌场）被抓，经审理也证明黄某某的赌博行为与陈志相、陈伟也不相干。所以指控黄某某初期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不符合该罪名的犯罪构成。

2、至于黄某某在2007年1月出狱后，陈志相、陈伟给予的钱款（具体数字已无法确定，32万？22万？还是17万？），公诉人也是搞了有罪推定，因为黄某某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这个钱款就一定是组织补偿。但陈志相、陈伟、黄某某一致的供述是还款十万元，如果是“组织”补偿，何必归还。因此陈志相给予的钱款只能理解为借款。

3、黄某某2004年11月因涉嫌聚众斗殴/赌博犯罪被羁押后，并没有什么“组织”给予黄某某家庭资助。陈志相庭审中讲黄某某老婆曾在黄某某服刑期间向其借过几千元钱也未有证据证实。

4、从起诉书指控的情形看，陈志相真正开始开设赌场（持续时间较长）是自2005年5月开始，此时离黄某某与刘红夫斗殴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一年半时间，公诉人怎么还能解释为黄某某的行为为陈志相“开山立派做出了贡献”呢？如果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在2003年下半年已经形成了“组织”，陈志相、陈伟还需要等黄某某、刘红夫都进监狱了，才合开赌场吗？

5、通过庭审，辩护人总体感觉陈志相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不成立，至少在2010年前不成立。辩护人统计了一下，公诉人指控陈志相犯有组织领导 3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下半年到2012年10月份，时间跨度十年，但是发生在2010年之前的案件只有7起，分别是2003年12月的黄某某聚众斗殴案、2005年陈志相非法拘禁案、2006年陈玉健砍人聚众斗殴案、2005年5月至2007年陈志相开设赌场案、2007年陈志相造房子寻衅滋事案、2009年陈志相心怡浴室寻衅滋事案、2008年陈玉建陈叶飞赌博案。8年时间7起案件，怎么看，也不像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犯罪，况且，陈志相对上述八起案件有3起（2003年12月的黄某某聚众斗殴案、2006年陈玉健砍人聚众斗殴案、2008年陈玉建陈叶飞赌博案）不承认与其有牵涉，有3起（2005年陈志相非法拘禁案、2007年陈志相造房子寻衅滋事案、2009年陈志相心怡浴室寻衅滋事案）不认为是犯罪。剩下一起开设赌场成立的话，就能因此确定陈志相在此期间已经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毫无法律依据。无论是人员、经费、分工、非法获利等相关事实，没有任何一方面的证据，证明“组织”已经产生，更别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了。可见，公诉人是先设定了陈志相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然后把零星的案子凑到一起来证明该罪名成立，属于是有罪推定。

因此，公诉人确认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在2003年下半年已经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法律事实。假定当时陈志相、陈伟、黄某某已经算是形成了“组织”，也够不上“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一年内三次以上作案）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标准，更谈不上符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的稳定、固定、有组织等等特征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还不存在，黄某某如何去参加？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捕后，客观上已经不具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条件，服刑期间也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辩护人注意到，已经由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红夫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时间段为“2010年底到2012年9月间”（见（2013）丹刑初字第330号刑事判决书第18页），黄某某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刘红夫等人高度相关、行为性质高度相似，故执法尺度理应一致，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另外，《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8页第14行：“由被告人黄某某带领马强〃〃〃等人，负责开设赌场〃〃〃”,但对于黄某某带领的马强〃〃〃等人，公诉人并未证明与组织有关联，且被追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事责任，而是（另案处 4 理）一笔带过，说明“由被告人黄某某带领马强〃〃〃等人，负责开设赌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

综上，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组织犯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应认定。

二、关于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第一、开设赌场罪

对于《起诉书》指控黄某某在2011年9月至10月期间开设赌场，辩护人不持异议。但非法获利的金额未能查明。因此应当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认黄某某的非法所得。

第二、聚众斗殴罪

《起诉书》指控2011年10月30日晚黄某某指使他人持械聚众斗殴，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黄某某有“指使”聚众斗殴的行为，该指控不能成立。

当晚黄某某不在现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晚是刘红夫带人强行控制赌场，事情发生具有突然性，后到现场的房杰等人出于保护赌场的动机（履行职责）与刘红夫一方发生冲突。但辩护人认为，房杰的行为与黄某某无关。理由是：

1、房杰的开枪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因为房杰在庭审中自称在赌场里当时是黄某某手下的，只有他自己一人，但他车上带了土枪。房杰拿枪出来枪击刘红夫也是与彭艳华商量后决定的。在室内基本也是房杰一人动枪，他人观望。房杰枪击行为，主要是为了威慑刘红夫等人，达到护档的目的。事实上房杰实现了其目的。

2、房杰在供述中提到：打电话给黄某某，黄某某第一次未接，第二次回答不方便（这说明黄某某实际不知道赌档里的情况），后来黄某某给他发了短信，是让去搞的意思。但是，房杰提到的短信未被查实（查实短信记录对侦查机关来说并不十分困难），房杰对于短信内容的陈述也出现反复。

从证据角度来分析，房杰的供述不稳定，是单方供述，并无书证印证，可信度不高；其次，事发后，房杰出于逃避责任的想法，将开枪的责任推给黄某某的想法也是存在的；再次，退一万步讲，假如黄某某发短信的内容是“办”，黄某某不在现场，也不清楚现场情况，如何去“办”全靠房杰等人现场发挥。而所谓 5 聚众斗殴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斗殴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就公诉人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黄某某“组织、策划或指挥”了房杰的枪击行为。

3、至于房杰事后打电话给黄某某，报告发生的情况及与黄某某的对话，以及公诉人提供的监狱录音证据（对话的时间、地点、人物没有被证明），也不能证明黄某某指使房杰开枪。充其量是要房杰隐瞒黄某某与陆军合开赌档的事实。

三、黄某某有立功行为

黄某某在2009年10月22日因其他犯罪被羁押期间，检举陈志相、陈伟等开设赌档以及商议与刘红夫一伙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2011年还和陈玉健一起向国家机关检举了陈志相开设赌档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陈志相、陈伟等犯罪已经查证属实，黄某某应属重大立功。

综上所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采纳！

江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 费章福 律师 二0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法条链接】：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四条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第五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第六条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七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 苏 省 公 安 厅 江苏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第四十七条 只有共同犯罪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非死刑案件，共同犯罪人的供述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排除各被告人串供以及案情泄露的可能；

（二）供述系合法取得；

（三）庭审中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

法律、司法解释对共同犯罪人供述的证明力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

第二篇：辩护词(余干方青宁涉黑一审)

关于被告人方维被控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一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方维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得同意，指派魏友援、龚兴波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开庭之前，我们仔细阅读过案卷、笔录，会见了被告人方维，并到现场查看，结合这几天的开庭审理情况，发表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综合案卷材料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方维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在此做无罪辩护。

在进行详细的辩护之前，关于本案的背景情况必须予以说明。自2003年至2006年江西省余干县政府在县城郊区征收了几千亩农田，到2007年县城还有近800亩征收的农田撂荒两年以上未用。为了完成省政府建经适房的任务，2007年8月4日和11月9日，江西省余干县书记陈建辉、县长李晋明主持下，征用县城郊区的关口解放村小组50多亩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由于补偿标准和村民安置县政府与被征地村民间至今未达成一致，造成解放村小组村民与政府对抗（至本案开庭前，仍有大部分被征地村民未领取补偿款，第二被告李荣花在开庭前向检察院交还了剩余的110万征地款），而方青宁因支持政府征地行为而被解放村小组村民敌视，关于此事有：

一、上饶市政府办市长热线

标

题：江西省余干县领导陈建辉、李晋明违法征田、暴力征田纪实

编

号：200900002501 提交时间：2009-3-2 16:40:58 允许公开

事 发 地：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江西省余干县及回复。

二、江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

标

题：失田农民的痛苦心声 血泪请求

编

号：X20080010092 提交时间：2008-12-5 10:03:13 允许公开

事 发 地：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江西省余干县玉亭镇关口村委会解放村小组

及回复

三、国务院纠风之窗

2010年5月2日向国务院纠风之窗投诉江西省国土厅,题目是“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助纣为虐 与余干县违法官员沆瀣一气” ,信件编号是:1005000061.。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在国务院纠风之窗作了回复，题目是“关于反映余干县征地有关问题的反馈”

上诉材料并非新闻报道，而是来自于合法的政府官方信息公开平台，有正式的官方回复，有文件编号并向社会公开，包括辩护人之后提供的余干本地干发〔2011〕29号文件，有合法的证据形式及证据来源，至于公诉方所说的电脑内没有打印和政府文件应当提供原件的质证意见完全不符合我国刑诉法关于对政府法律、法规、公开文件的示证要求，辩护人对上诉证据包括本辩护词都将在庭后向法庭提供完整的书面材料，并申请法庭向上述主管部门调取相关文件，核实其真实性。辩护人认为，合议庭应当对辩护人提供的上诉证据予以采纳。

以上材料均可说明，余干县关口村目前管理混乱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征地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方青宁及关口村其他村干部是因为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命令、协助上级部门工作造成在当地群众影响不好，而不是起诉书指控的方青宁为首的20多名被告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关口村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危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自余干县扩建新县城，将关口村列入城区规划范围以来（见干发〔2011〕29号文件《中共余干县委、余干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干县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理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关口村成为处于县城中心的城中村，与其他成为城中村的八个村同样存在私自买卖土地、大范围新建房屋行为。

非本村村民在关口村建房的就有上千户，大部分建房户都缴纳了管理费，而起诉指控的因收取管理费定性为敲诈勒索的只有24起、收取管理费45人，说明收取管理费本身对大多数建房户来说，并非强迫行为。并且，在关口村已经建房的包括县、镇等多个相关部门的多名人员。对这种状况，余干县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玉亭镇政府对此都持放任态度，这些建房户都能办理合法的建房手续，有的已经拿到了房产证。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的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也明确表示，“余干县一些村民非法买卖土地的问题时有发生，该县有关部门曾查处了18户非法买卖土地的案件。”这些截止2010年7月已查处的案件明显不包括在关口村的交易行为。同时据我们询问当事人方维了解到，目前在县政府专门设立了二违办集中处理村民建房手续，其中土地、规划、建设等各个部门集中办公、收费，还有800多户已经办好了所有建房手续、缴纳了所有税费的建房户在二违办等待下发房产证。因此，关口村土地买卖行为猖獗，村民利益受损，并非出自方青宁等黑恶势力的支持与保护，而是因为余干县政府、各部门的许可、批准、同意与违法行政，其中包括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现的玉亭镇亲自参与土地交易与建房销售的朱某某、在每份个人建房申请表上签字盖章的周某某。

在以上背景下，辩护人认为，根据最基本的证据规则，本案中许多证人因上述利益关系、矛盾的存在，其对方青宁等村干部抱有敌视心理（例如，因解放村小组征地而多次上访、举报、投诉的王早福、王松茂、张淑冰、等人，其中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 “关于反映余干县征地有关问题的反馈回复”中，明确写明“经当地公安机关侦查，这起暴力阻工事件是关口村村民王早福、章海保等人组织策划的。2007年12月17日，余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妨碍公务罪批准逮捕章海保、王早福、王松茂、赵干德、李本年、艾增卫等6人。其中，章海保已于2008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王松茂、赵干德2人现羁押在县看守所，王早福、李本年、艾增卫等3人在逃。”或者为了摆脱其自身责任（包括朱某某、周某某、汤军智等人），其证言带有明显的主观情绪，不具有客观性。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于本案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本案所有被告人、辩护人对公诉方提供证人证言均提出异议，辩护人认为所有未经法庭被告人、辩护人质证的证人证言都不应当采纳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在庭审中，24位被告人中有20位都指出办案机关在对被告人进行询问时，存在刑讯逼供、威胁、恐吓或诱供，致使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笔录与庭审时的供述大部分相矛盾，有部分被告人的供述笔录竟然存在语句叙述结构、用词90%雷同的情况。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公诉方提供的大部分证据都存在真实性、合法性之疑问。

并且，公诉方在采纳相关人员笔录作为本案证据时，断章取义，例如： 卷7第被告人方维的笔录中1，68~169页，提问“你父亲方青宁为何让你母亲李荣花去舒永先建房的工地去？”答：：“在我家里，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我父亲方青宁很少出面，一般都是我母亲出面，很多事由我母亲出面处理。”

第173页，询问人员提问：“据我们调查，交管理费的对象都到你家里交，且你母亲会收，这是怎么回事？”，方维回答：“在我家里，我父亲说了算，我父亲交我母亲去，我母亲就会去。”公诉方却将被告人方维关于特定事项的回答，作为方青宁、李荣花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特征的证据。

基于以上背景，辩护人认为方青宁等人并不构成黑社会组织，我当事人方维更是无罪。

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方维不构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首先，关于以第一被告方青宁为首的多名被告是否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我们同意第一、二、三被告辩护人认为其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辩护意见。补充部分观点如下：

1、《村规民约》是在县领导的监督下产生的，2006年版本的第一条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可见，关口村的村民委员会是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的基层人民政权，并非反社会型组织。

2、本案中，公诉机关认定方青宁等人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所有被告的供述、辩解中都只说明了自己的村干部或村民身份以及方青宁作为村委会组织的领导者在关口村存在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任何一人认为方青宁领导的事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别说他们加入了黑社会组织。公诉方用这些被告人都不认可的供述来说明方青宁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有着明显的逻辑错误。

3、被告人中的村干部在供述、庭审和公诉方出示的村委会、村小组的账目当中，都显示，各村小组的工作都是由村小组长负责，收取的管理费用于本村或本小组公益事业等支出，无须向方青宁汇报，也从未在方青宁处领取过报酬，方青宁对村小组收取的管理费用也并无支配权力。这种完全松散、独立的经济关系，并不能成为证明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整体的经济利益联系。

4、根据起诉书，方青宁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活动经费，但综合起诉书全文，方青宁历年来提供的活动经费仅有2520元买香烟、4500元宴请、2200元医疗费、慰问及补贴。按照公诉方的指控应当自1999年当选村主任以来就逐步掌控了关口村，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以2006年元月一日《村规民约》签字生效后正式大范围收取管理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豢养的一批马仔，怎么可能组织运行5年以来，只参加了两次组织活动，经费不足万元。根据江西省统计局的2011年的统计数据，2010年，江西省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58元/月，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有5789元。何春武、方龙、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人给方青宁当马仔实在不符合经济效益，也非事实情况。事实是，方青宁与这些人并不存在组织关系，方龙、何春武等人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方青宁不够格做他们的老大。

5、关于方青宁等人是否垄断了关口村的非法土地买卖，公诉方并未予以说明。根据《反垄断法》和相关法规，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的首要因素是，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例如：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如此等等。那么，公安机关与公诉方没有对关口村土地、房屋交易总量、份额进行调查、统计，就得出方青宁等人垄断了关口村的土地买卖这一结论，缺乏事实基础。

辩护人认为，方青宁与所有其他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被告人之间，除其妻子李荣花和儿子方维外，与他人也不存在任何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联系以外的领导、组织关系、经济支持、利益分配联系。不具备最高法《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的四项特征，方青宁等被告人不应认定为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次，被告人方维与第一、二被告为直系亲属，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但不能因此认定为被告人方维与第一、二被告间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关系，更不能因此认定被告人方维参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根据方青宁、李荣花的笔录及庭审记录，以及其他被告人的笔录、庭审笔录，方维从未参加过村委会各项工作，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参与与舒建先的纠纷，是因为为了保护他母亲李荣花和保护自己的亲人，并无任何侵害他人的犯罪目的。起诉书指控“李明、方维、张振昌、方本亮听命于方青宁、李荣花，负责安排调集何春武、方龙、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一批马仔实施暴力活动震慑群众。”，但是，公诉方提供的所有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中，都明确说明是方龙、方本亮、何春武、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人都与方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证人的证言能够明确指明我当事人方维到底召集了哪些人参与了哪几次、什么样暴力活动。公诉方草率认定方维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方维无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的主观愿望，也无事实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客观行为，不符合积极参加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不应当认定构成此罪。

此外，余干县公安局2011年12月4日出具的证明，“经查阅关于2006年8月7日余干县公安局关于对举报方青宁、方青荣为地方黑恶势力线索的调查情况汇报，根据汇报，我 局组织了专案组作了调查，但由于证据搜集不够充分，所以对举报方青宁等人的违法犯罪情况未作认定或者否定结论。”辩护人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六机关规定》及公安部门的办案规程，案件的立案、侦查、侦查期间、侦查终结结论都有明确的规定，侦查终结结论更是必须有正式的结案文书，余干县公安局庭前作出的的这份证明不能说明2006年调查的真实情况，不具有合法性。

二、方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首先，关于管理费的性质，我同意前面三位被告的辩护人的意见。需要补充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24条规定，“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属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范围内，因此，关口村村民一致通过的《村规民约》中关于对外来建房户收取管理费用于本村公益事业是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村民自治权利，而非敲诈勒索。

其次，方维此次前往舒建先工地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收取管理费。方维2008年开始在余干县建设局执法大队工作，有工资收入，并非村委会干部，无收取管理费或赞助费之职责，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也表明村里所得到的赞助费使用、分配与方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2011年8月12日干发〔2011〕29号文件，第十条“县城规划区内的有关乡镇场，是县城规划区内涉及本乡镇场辖区的区域内农民、居民违法违规建房和非法交易土地行为的责任主体，负有及时发现、报告、制止、查处的责任，全力协助违法违规建房拆除工作。国土、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予以配合。国土、规划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同为责任主体。有关的乡镇场党政主要领导是重要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相关工作人员和有关村（居）书记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因此，处理土地、建房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单位为村（居）委会，关口村委会有权检查舒建先建房是否有合法的建房手续、是否属于违法建筑，被告人方维作为余干县建设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自然认为前往协助母亲李荣花配合父亲作为村主任的工作职责是合法合理的，并非前去敲诈勒索。

三、方维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根据〈刑法〉第292条及相关规定，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此罪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行为人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在犯本罪时其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客观方面应当实施了斗殴行为。

而本案中，方维、李荣花、包括舒建先和公安人员、镇政府领导等人的证言都证实，方青宁一方在对方到达前就已经报警，警方在下午舒建先等人到达前就已在现场周围，这显然表示方青宁一方希望由公安机关处理，其主观上就不具备聚众斗殴的故意。事实上，虽然舒建先一方纠集了一百多人，冲至方青宁家意图报复，但双方还未发生互相殴斗行为，方青宁一方就撤回了自己家内，只有李荣花因撤回不及时被舒建先一方单方殴打受伤，此事已于2009年10月15日经公安机关调查、调解结案。主观客观方面均不构成聚众斗殴罪。方维当然不构成本罪。

此外，公安机关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介入，并且会同县委、镇政府主持了双方调解，调解成功后双方并未产生新的冲突，说明此次处理是非常成功的。此事本就是村民自治前提下，村民族群之间因民事利益产生的纠纷，本次冲突唯一的受害人是本案第二被告李荣花（造成了轻伤），责任也完全在舒建先一方（是舒家纠集了近600人冲至方青宁家），公安、检控机关不应当为了将本案拔高到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将已经调解结案的重新追诉，违背“一事不二理”之基本的法制原则。假如公诉方认为当时的调解只解决了民事问题并未处理刑事方面，需要要追诉此事，那么请公安机关说明，为何在早已介入的2009年10月13日事情发生当日、10月15日进行询问、调解之时，不进行刑事立案，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在两年后方予追诉，并追究公安部门相关人员的渎职行为。

四、方维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首先，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由于各主体存在信息、资金、地理优势、人际关系、个人信用等因素的影响，在交易过程中必然存在交易价格的高低，以及中间交易商的存在。方维与孙红卖地时可以卖到280元到300元左右，该价格还包括了购买土地后进行土地整理、办理相关手续的成本，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市场平均水平。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在国务院纠风之窗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据了解，该县非法买卖土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30--200元（每亩8.66—13.33万元），而政府征收的补偿款每平方米只有35--58元(每亩2.33—3.86万元)，因而一些村民认为被政府征用土地远不如自己卖地。”庭审过程中，各被告人回答辩护人地价问题时，都回答的均价是“每平方米80到90元左右”，余干县国土资源局认定的土地基准底价为每平方米490元，这明显与其制定的政府征收价格相差甚远，与市场水平不符，关于余干县国土资源局的认定是否具有参考性我将在下一罪名中详细陈述。在本案中，方维与孙红在孙家组买地的收购价为150元每平方米，此价格高于平均水平，不存在强迫交易的客观需要。

其次，强迫交易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失均不构成本罪。而方维、李荣花、孙红三人都未实际参与议价、定价过程，更未亲自或指使他人实施过堵路、堵水等强迫行为。因此，方维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五、方维不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首先，方维转让的土地并非基本农田、耕地。在前述本案背景中，辩护人已经明确指出，在余干县，转让、倒卖土地非常普遍，且有县土地部门、规划部门、建设部门、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同意与许可。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处理土地违法行为的直接主管部门是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但余干县国土资源局在2007年因关口村解放村小组征用土地建设经适房而被群众长期投诉、上访，其多次会同、协助上饶市国土资源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县、市、省多级信访、调查部门进行土地状况调查，甚至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进行过汇报。在此期间却从未对关口村买卖土地行为进行过任何查处，也没有要求关口村进行基本农田、耕地的划分与保护。并且，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的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1990年以来玉亭镇关口村被征用的土地为647.83亩，均非基本农田；余干县政府在2005年12月征用玉亭镇关口村124亩土地的申请中注明了征用地类，不存在以荒山荒地为名骗取征地批文的情况。”那么在这些调查过程中，为何一直没有认定本案涉案交易土地为基本农田和耕地，却在本案案发后认定为基本农田、耕地。

其次，在本案中，余干县认定所涉地块属于基本农田的依据是余干县1997~2010年总体规划，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中，我们找到了<余干县2011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其中，“为科学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积极发挥计划引导作用，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结合《余干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余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和土地利用计划，参考上供地情况和本用地需求，制定本计划。”在这两份余干县总体规划中，已将关口村纳入新县城城区规划内。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基本农田保护的直接责任单位，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监督单位，为何在认定中使用1997-2010年的老规划，而不使用新的总体规划？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依据已失效的规划图认定涉案地块为基本农田与耕地，并作出底价鉴定，该结论明显缺乏合理依据，辩护人认为不应当作为本案定罪证据。

其次，根据方维、李荣花、方青荣等人当庭的供述及相关证人提供的证据，均证实方维实际参与的土地转让只有孙家组6.728亩，且非基本农田与耕地。而方维等人的获利应当扣除其支付的所有成本，其中包括买入土地后进行地块整理、修路、办理各种审批手续、缴纳各种税费的费用，并非公诉方在起诉书中所认定的非法获利977,286元。辩护人认为，方维倒卖土地数量和获利并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上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

（一）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

（二）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的；情节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标准。

（四）非法获利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转让、倒卖上地接近上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如曾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等。假定该行为构成违法，方维所涉部分也是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根据《土地管理法》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包括“规划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规划的一项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中的布局安排、数量指标和质量要求”，“保护区制度，县级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保护责任制度，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承担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要通过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将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地块，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而本案公诉方提供的材料中，包括有余干县国土资源局玉亭镇土管所、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余干县财政局，余干县土地管理局等部门出具的关于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墙体改革费、配套费、垃圾管理费、测绘费收据、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江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专用收据、土地出让金、土管费收据等。

辩护人认为，包括我当事人方维和其他被告人及所有关口村土地买卖、转让人进行的土地交易是在余干县各级部门许可、许可、批准、同意下才实施的，并且参与土地买卖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本案的被告人。例如卷10第7页，黄浩生的笔录中有以下记载：“问：公安机关抓捕你时，你在干什么？答：我正在余干县玉亭镇关口村陈道港晚稻田胡雄鹰局长的地基上受胡亲属委托在此做此地基买卖的中介人，从中赚取几百元的介绍费。”

那么假如此事确实构成违法犯罪，余干县土地管理部门在此事上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应首先追求该部门的管理责任，和追究所有涉嫌土地倒卖行为的相关人员。

并且，辩护人在上周日开庭前到过起诉书中提到的新华组原交警大队办公楼附近、九甲组李荣花建房处及孙家组新建大街粮贸大厦附近。现场观察可知，新华组的旁边就是余干县的经济适用房和建满的四、五层楼的房屋、九甲组李荣花建房处有四排房屋，中间两排是方青宁家亲戚和方文娟的，而粮贸大厦附近都是建好的房屋和一个大型的菜市场。假如，本案所涉及的土地都是基本农田与耕地，那么为什么其他就在他们旁边的那些建房户不构成犯罪或者是违法。

六、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本罪名的基本理由同上，请先追究余干县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再追究本案各被告人的责任。况且，目前政府虽然对农村小产权房的建设、转让多有限制，但必须承认，农村小产权房交易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情况，且政府对此逐渐放开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房产交易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当事人方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中介并非专卖、专营或其他行政许可项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对需要进行行政许可的项目有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中介经营并不在的行政许可范围内。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还应当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可见，即使未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中介行为的，也只需承担行政责任，而不构成刑事犯罪。

其次，我当事人方维也没有进行房地产开发、买卖。九甲组的房屋所有人并非方维，包括李荣花都是代自家亲戚修建，其中并无牟利目的。而在新华组，我当事人方维纯粹是合伙投资给汤军智，由汤军智进行具体开发事宜，方维的身份是股东，《民法通则》、《合同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并没有任何条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东或者合伙人身份进行限制。《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并没有对成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合伙人、投资人或股东有任何身份要求。我当事人的投资行为仅限于投资，并未参与实际经营，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即使汤军智新华组的房产开发或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应当追究实际经营人的违法经营责任，而不应当追究股东投资人的投资责任，退一万步，这也达不到刑事责任的追究标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我当事人方维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但情节轻微，并不构成犯罪。并且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征地行为、普遍行政违法行为在当地造成的恶劣影响，方青宁等人并没有组建也没有能力组建称霸一方、欺行霸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方维更从未参加任何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过任何暴力胁迫行为。在关口村所有的土地、房屋交易行为都是在县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的许可、批准、同意下产生的，土地、房屋交易的范围也不限于本案指控的方青宁等人涉及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此，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仔细考虑，假定本案所涉及的土地、房屋交易行为确实属于违法行为。是否应当追究涉及土地、房屋交易违法行为的所有相关部门，而不仅仅是本案的被告人，同时建议方青宁与各位被告人，可以向检控机关提供线索，争取立功与重大立功，改过自新，利国利民利己。

此致 余干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年**月**日

第三篇：乡镇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整治实施方案

乡镇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省市安排部署，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决定，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开展专项整治，结合镇级工作职责，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实现深挖整治目标，依法严厉打击侵蚀信息网络秩序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利益链条，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信息网络延伸。通过专项整治，使信息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干净，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组织犯罪极大下降并努力根除，建立健全预防惩治涉信息网络黑恶违法犯罪长效治理机制，坚决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社会秩序。

二、职责任务

X、对专项斗争以来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等有组织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大起底”、“回头看”。对专项斗争以来的相关案件进行全面倒查梳理，对相关涉案人员与涉黑涉恶人员进行全面串并比对，进一步深挖隐藏背后的黑恶势力。

X、对专项斗争以来接获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警情进行“大起底”“回头看”。组织对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接报的涉信息网络黑恶违法犯罪警情、线索进行全面梳理，对查办案件情况进行汇总分析，重点对查否的涉信息网络黑恶警情疑点线索进行“大起底”“回头看”。

X、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打击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威胁他人，强迫交易，索取公私财物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破坏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黑恶势力；同步打击利用网络实施“套路贷”、高利放贷、非法讨债，暴力传销和黄赌毒的黑恶势力。

X、深入治理网络乱象。健全完善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害信息的举报处置机制，压实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以及对投诉的处置责任；加强信息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一体化受理处置机制；持续开展打击网络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行动，加强对属地网络技术服务商、广告服务商和数据支撑服务商的监管，集中曝光、关停一批违规网站。

X、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宣传发动，充分展现依法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沙黑涉恶等有组织违法犯罪的决心和成效，广泛动员各界群众积极举报犯罪线索，为集中整治工作深入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X、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积极参与全国统一的“打财断血”查控平台和机制建设，加强网络黑灰产业链整治，严打网络犯罪上下游，健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有效维护网络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X年X月X日前）：组织摸排核查。对各类涉信息网络黑恶违法犯罪线索进行大摸排、大起底，对专项斗争以来已立案但尚未打击的案件线索进行重新梳理，对已办结案件开展“回头看”。

第二阶段（X年X月至X月）：严厉打击处理。实施“四个一批”集中整治。一是坚决打掉一批。对已经露头、证据确凿的涉信息网络黑恶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做到有案必查。二是强势震慑一批。对有涉黑涉恶倾向和苗头，或者情节轻微，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的，及时给予制止、教育和震慑，并将其作为重点监管对象，随时掌握情况。三是从严深挖一批。对已经查实的涉信息网络黑恶违法犯罪案件，要深挖违法犯罪背后利益链条，对网络平台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甚至为涉黑涉恶犯罪提供帮助的，依法予以查处。四是强力整顿一批。对监管不力的网站，采取有效措施，深入开展整顿。

第三阶段（X年X月至X月）：巩固整治成果。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的同时，注重抓源头、打基础、管长远，坚持边排查问题、边整治化解、边总结完善，将集中整治的经验做法提炼固化为制度机制，巩固发展集中整治成果。

为切实抓好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等有组织违法犯罪专项整治，镇上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班子成员和派出所长为成员的x镇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专项整治工作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扫黑办，办公室主任由分管领导担任，专项整治工作组办公室负责及时收集掌握工作进展，做好对接协调，推进工作落实。各村和各相关单位要树立全局观念，认真完成各项工作，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第四篇：重庆打黑第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樊奇杭家属的委托并经樊奇杭本人同意，我们依法担任樊奇杭的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是一起假案

本案并非是公安机关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侦破的一起重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是公安机关运用非法手段将一起普通而又简单的故意杀人案和几起普通案件糅合起来改编成的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大案，是公安机关改编的一场戏剧，这场大戏的总导演就是重庆市公安局。

在这起假案中，他们将几起毫不相干的单个犯罪或者一般共同犯罪强行扭结在一起，采用移花接木、强拼硬凑、无限株连的方法，并大肆运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阻挠律师介入等非法手段，非法获取大量不利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办成的一起令人震惊的假案。

假案对于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一起冤案

而对于历史来说就是一起错案

假案必须揭露，冤案必须昭雪，错案必须纠正

下面我就具体来揭示这起假案是如何炮制的（一）“爱丁堡枪案”的本来面目

2009年6月3日重庆市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发生了一起枪杀案。此案的被害者李明航在爱丁堡小区门口被人枪杀。公安机关将此案称为“6•3爱丁堡枪案”。一周后，此案成功告破。

2009年6月15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案件真相，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长王志勇、江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何内平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在这次会上市公安局公布：死者李明航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深藏不露的大毒枭！他7年前“黑吃黑”卷走万州一名毒贩吴川江的“货款”后积怨，最终被对方找到并射杀。（重庆时报2009年06月16日07:26的文章，标题为：王立军亲自尸检，7天破案死者是毒枭被“黑吃黑”）。在这篇重庆官方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耐人寻味：王立军亲自尸检指明案侦方向。案件发生后，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亲自进行现场勘察、尸体检验、一线指挥。在尸检过程中，发现至关重要的线索：李明航吸毒。市公安局随后组成专案组，经警方深入调查得知，44岁的李明航曾有吸贩毒经历和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行为。

2009年6月10日，民警组成三个抓捕组，分赴湖北利川、四川成都和本市万州区，先后将嫌疑人付仕培、张孟军、吴川江抓获。经突审，三人对持枪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时距离案发仅7天时间，关于案发原因，报道是这样介绍的：经审查得知，李明航原来做麻油生意，2000年后开始伙同他人贩毒。一次，他与多人带180多块、重60多公斤的毒品海洛因到广东贩卖时，同伴被抓，他侥幸逃脱。2004年李明航专程到境外学习造新型毒品的技术。近年来，李不仅贩毒，还拿出部分贩毒获得的资金放高利贷。今年32岁的犯罪嫌疑人吴川江是万州区五桥人，因贩毒认识了李明航。2002年，吴川江从李明航处购进70克毒品海洛因，转手获利后，吴便打定主意把生意做大，于是东拼西凑弄来6万元，并将这笔钱打进李明航指定的银行卡里，不料李卷款“蒸发”了。

去年秋天，吴川江在解放碑一商场偶然发现开着宝马轿车的李明航后，便邀约同乡张孟军、付仕培一起对李明航进行尾随和跟踪，并购买了枪支弹药，作好了除掉李明航的一切准备。2009年6月3日凌晨2时左右，吴川江携带手枪埋伏在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大门处，张孟军和付仕培则分别驾车接应，吴在射杀李明航后，与同伙乘坐事前准备好的车辆逃离现场，并将手枪拆散后扔入万州区高峰水库中。

从2009年6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中，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了“爱丁堡枪案”的真相：李明航被杀源于吴川江的寻仇报复。这是王立军局长亲自指挥侦破的一起涉枪命案，也是重庆市公安机关运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社会公布的案情。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虚假性。

（二）“爱丁堡枪案”演化成打黑第一案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爱丁堡枪案”侦破之后，当打黑的大戏还在一幕接一幕精彩上演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2009年6月15日公安机关新闻发布会上的“爱丁堡枪案”已经改了版本，即便是检察机关在“五加二、八加六”的工作负荷中也未能发现这个原本寻常的报复杀人案已悄然变成了重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的一场杀人游戏。我们不知道检察机关在四天审查起诉中是如何将117本案卷审查清楚的。

如果按照2009年6月15日的版本，“爱丁堡枪案”早已侦破，杀死毒枭的凶手也早已归案，并且杀人的原因也查得水落石出，即吴川江寻仇报复。那么这样的案件事实显然与我的当事人樊奇杭无任何关联，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樊奇杭和龚刚模被指控为该枪案的幕后指使者呢？

纵观各方消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此案的转变是重庆市公安机关为了在全国打黑行动中抢得头功，对媒体高调宣称重庆打黑正是从这一案件开始比原定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但遗憾的是该案的结果并不是黑社会。

历史就是这样往往会给人开个巨大的玩笑，当重庆公安机关发现“爱丁堡枪案”只是吴川江个人的孤立犯罪后。公安机关为了达到将这个孤立的故意杀人案的侦破演化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打黑成果，他们又将与吴川江认识的一些老乡，特别是一些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抓起来，非法收集证据以期达到将此案转化为涉黑大案。

只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办起来也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公安机关一直没能获得这些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证据。这一点从樊奇杭是09年6月被抓，但是7月才办理立案，龚刚模6月被抓，居然是09年11月3日才立案就可以看出在没有办理立案手续的情况下就开始抓人了。他们为了“荣誉”，为了“战果”，他们必须要得到所需要的认定此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证据。但是这些人本来不是什么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取不来什么证据，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被告人的口供。所以他们不惜采用秘密关押的方式，将樊奇杭等人关到看守所以外的非法羁押场所（铁山坪），避开规范的监督，对已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既不通知家属，也不让聘请律师，阻止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以及对他们违法行为提起申诉和控告。在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干扰律师行使辩护职责。他们肆无忌惮的通过刑讯逼供、威胁、不让睡觉、吊起几天几夜，甚至逼得本案多名被告发生自杀现象等非法手段对被告人进行无人性的折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直到获取达到他们要求的口供，满足他们扩大打黑战果的要求。

即便是这样，这些被告人早期的供述并不能让公安机关满意，有的口供甚至可能证明被告人是无罪的。但是，为了确保将这一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提交到法院的案卷中他们把那些在2009年6月至9月份期间取得的涉及“爱丁堡”枪案的证据几乎全部隐匿起来，却把后来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提交起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法院的案卷中看不到抓获犯罪嫌疑人吴川江、张孟军、付仕培等人后至09年6月15日的全部口供材料。即使到了公开的庭审，公诉方也没有出示一份这期间的被告人供述。因为那些证据只能证明本案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与黑社会无关。根据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而重庆市公安局的做法却是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隐匿起来以逃避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根据那些早期的证据，这起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就不会存在。那么已经广为宣传的所谓提前两个月在全国掀起打黑高潮的噱头就会变成一幕难以收场的闹剧。所以尽管这种做法严重违法，但他们却毫不畏惧！

可以看出，本案是重庆公安机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运用刑讯逼供、剥夺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隐匿证据的方法，采取践踏国家《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手段导演的一曲将普通刑事案件转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的荒唐大戏。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在人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重庆公安机关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等事情，可以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二、本案的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完全是在违法程序中进行的

（一）重庆市公安司法机关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告人的多项诉讼权利。

1.侦查阶段，剥夺被告人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的权利。被告人家属聘请的律师不知道被告人因为涉嫌什么罪名被关在什么地方，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守所找不到被告人的任何消息，全部侦查阶段被告人没能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几十名被告没有一人能聘请到律师，被告人家属聘请的律师也没有一个能会见到被告人，更不用说为其代理申诉和控告。本案的一名律师从万州到重庆来回四次，行程数千里，结果连接受法律文书的人都没有，将律师会见函用特快专递寄到公安局也石沉大海，至今没有任何回复。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要求，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后，应当告知他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本案被告人樊奇杭不仅没有被告知可以聘请律师，反而在自己提出要求聘请律师的时候被告知要经专案组批准。可是整个侦查阶段他也没有被批准聘请律师。

2.羁押地点非法。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所谓“应当”系强制性规范，公安部之所以对收押问题做出上述规定显然不仅为了防止嫌疑人脱逃，也为了杜绝违法取证。本案当中的“铁山屏”并不是看守所，所谓的市公安局批准的第三监区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首先重庆市公安局没有任何权利批准在看守所外设立监区。其次设立监区也是看守所自己内部管理的事情与市公安局无关。而设立看守所是在本行政区域内没有看守所的情况下才可以新建。“铁山屏”这个看守所外的所谓临时羁押点，正是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一块巨大的遮羞布。如果说当时犯罪嫌疑人爆满，在看守所关不下，那么现在开庭的时候为什么又关得下了呢？随着打黑的进展，现在抓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更多了吗？这个恐怕连审判长也没有去看过的“铁山屏”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是否符合“监区的规定”？在专案组警员张科的证词里可以看到，有铁椅子、有空调、卫生间。是的，铁椅子樊奇杭也说到了，只是他说的是在上面坐了五个月左右，而张科没有说坐了多久。但是，正是张科的这份证词为我们描述了在这样一个带有卫生间的类似宾馆的高档羁押场所里恰恰没有法定的隔离犯罪嫌疑人与办案人员的那道金属防护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无障碍”场所里，侦查人员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时进行刑讯逼供。我们知道在正规的看守所里，也正是由于有那道屏障，刑讯逼供才比较困难，所以说为了方便刑讯逼供，这才是公安机关设置这个非法羁押场所的真正目。至于什么江北看守所第三监区，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做“监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安部《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2.0.2监区解释为：看守所内关押在押人员依法实行武装警戒的区域。在该区域内是不得进入讯问人员的，那个张科等专案组警察天天在这个区域里到底干了什么？该规范3.4.1规定驻所检察室、讯问室和律师会见室应设立在政办公区内，而不是在监区内，同时该规范在4.5.2部分规定讯问室应用金属防护网隔离。还应该提到的是该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也就是说必须执行的规范。

在这次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中重庆市公安局聘请了50多位律师帮忙侦办案件，除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感到：一个庞大的专门侦查机关尚且需要律师的帮助，何况是一个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呢？

3.超期拘留。被告人樊奇杭是09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的，但是直至09年8月12日才被批准逮捕，拘留期间长达47天。法律规定任何案件的刑事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7天。而本案第一被告人龚刚模的拘留期限更是达到了53天。被告张孟军、吴川江、张茂才付仕培的拘留期限达到了60天。被告李仕军的拘留期限达到了62天。此外本案还有多人的拘留超过了法定期限。由此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在办理此案时完全抛开了法律，为所欲为。

4.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出聘请律师的要求居然说“没有这个义务”。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遗憾的是，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的不负责任，才导致本案34名被告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几乎没有任何人见到过辩护律师，没有任何一名律师从检察机关查阅到本案的案卷。

5.审查起诉阶段违反法律规定怂恿公安机关违法开展侦查活动。庭审中我们发现检察机关居然宣读了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讯问被告人的笔录。我们注意到本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并没有退回补充侦查，但是却看到了公安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审被告人获取口供的情形。而这一切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加以怂恿，并将这种非法获取的证据悄悄塞到本就不多的移送给法院的证据中。

6.审判阶段，律师仅仅是在接到开庭通知的时候才介入案件。109本案卷，律师看到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散页，而这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鉴定结论、户籍证明等资料，这就是检察机关所谓的主要证据。辩护律师在办案机关了解不到案件进展情况，反而要看报纸才知道案件进展到了哪一步。如其说这是在依法办案，倒不如说是在作秀而已。什么时候侦查终结，什么时候起诉，什么时候开庭，就像是在演戏。然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审判阶段手持开庭通知、委托书、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的辩护律师们依然不能合法地会见被告人。在江北看守所律师会见被告人时每一次均受到本案侦查机关的监视、监听。这一切除了证明了侦查机关的严重违法、检察院和法院没有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之外，不也正好说明公安机关心虚吗！

辩护人在每一次会见被告人时都受到专案组警察的控制，被告人不能正常与律师交流。我依然记得樊奇航每说到刑讯逼供的时候都要看看专案组警察眼色的情形。辩护人也曾强烈的针对公安机关的严重违法提出抗议。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不需要任何手续随时进入监区内接触被告人。即便是到了真正的江北看守所专案组警察仍然可以非法进入监区内站在被告人身边监视律师会见，监听会见谈话。这是一种极其恶心的卑劣行径。然而更为恶劣的是，就在开庭前一天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时，不仅有专案组人员在场监视、监听，而且对于律师所做的会见笔录侦查人员居然一把抢去审查后才给被告人签字，其行为嚣张如土匪无异。

本案的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的权力无限扩张，甚至到了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讯问被告人时他们也在场对检察机关进行监视、监听。检察机关本来应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进行监督，但遗憾的是作为本案的公诉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是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一种耻辱，反而在庭审中进一步为虎作伥，对于被告人当庭指控的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展开猛烈的打压，频频向法庭抗议。他们生怕触痛了什么，揭露了什么，表现出极度的恐慌。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除了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外还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可是本案中检察机关形同虚设，不仅没有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反而对其违法行为加以怂恿，并直接采用他们违法取得的证据向法庭提供。

在审判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遭到警察，特别是本案的办案警察的监视和监听，不要说这在世界范围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在中国，也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今天这种严重剥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事情重庆做到了。

我知道他们是害怕了，但是他们怕什么呢？如果案件没有问题有必要这么做吗？我们接触过多起公安部督办或者直接办理的案件，甚至在办理总理批示的案件时也没有遇到重庆公安这样的违法行径。我要问的是，在重庆是谁给了公安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阶段干扰律师正当执业的特权？这不仅仅是个案中对律师权利的侵害，也不仅仅是对某一个被告人权利的侵害，它实质上是对宪法规定的被告人辩护权的侵害，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应该知道，这不是在百年前的封建中国，也不是在一个闭塞的乡村，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度里，是在中央的直辖市——重庆。发生的这些违法事件如果不能在法院审判这个环节得到纠正，那必将成为重庆司法史上一个莫大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一批冤假错案也许就正因此而发生。

（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在侦查期间遭到刑讯逼供下作出的

在法庭上，我们都听清楚了，那么多的被告人都表示受到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他们逼我那样说的”，“把我们两个人关到一起，什么时候口供一致了才放出来”，“让我认1750克（毒品），我不认，他们又叫我认1000克，我还不认，他们最后叫我认300克”。还有“审判长，你千万不要相信公安的，随便抓个什么人不要说十公斤（毒品），就是二十公斤他们都会认的”那种绝望的呼喊。甚至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再不承认就“活埋了你”的语言。我特别记忆深刻的是我的当事人樊奇杭双手上那深深的伤痕，头顶上两道长长的伤口。我更难以忘记的是本案唯一女性的被告人卢红，昂首挺胸的大胆揭露公安机关对她的“严刑拷打”，他要求审判长查看在她头上的伤痕，甚至她还说牙齿都被打掉了。

本案被告人樊奇杭在律师会见时，即使有警察在场，还是吞吞吐吐的说出了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受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樊奇杭的原话是“人总是有极限的”。他说公安机关的专案组警察，曾把他吊起来连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不让睡觉，折磨得失去知觉。法庭上他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时至今日，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可以在他的双手上看到累累伤痕，这就是吊他形成的证据，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掉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一分院组织人员在09年12月4日对他的伤检中也证实了这些伤痕，还有“双手感麻木”的表述，这就是他被长时间吊起的后遗症，开庭审理中还有一位被告人也提到双手已经没有知觉。公安局医生唐勇关于樊奇杭两次自残（樊奇杭说自杀）被送往医院的证明。

在那样一个非法的场所，被告人形成的心理恐惧，超出了常人的极限，难怪在庄严的人民法庭上，当没有刑讯逼供的时候，这个军人出身年轻人居然一时无法准确描述出他曾受到的折磨。他用了“非人的待遇”、“精神备受折磨”、“度日如年”这样的字眼。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感到生不如死，只能用头撞墙，咬破舌头这样悲壮的方式选择自杀。他讲到公安机关把所需要的材料编好拿来签字，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笔录是什么样的内容。那种背景下，不要说涉嫌八个罪名，即便是一百个罪名，他也没有拒绝签字的选择。他知道，在一个不讲法治的环境中，签不签字无非都是个死。选择自杀，一定是他在逼供时所遭受的折磨比自杀还要痛苦；选择违心地认罪，他一定是感受到审讯所遭受的折磨比死刑还要恐怖。试想，在这种让人生不如死的环境中，还有什么样的证据不能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61条均规定采用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所以本案中被告人在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所做的对自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被告人在被非法羁押和刑讯逼供下所做的有罪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庭审中绝大部分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质证

在本案的庭审中，公诉机关不出示证据给被告人和辩护人质证，197名证人无一出庭作证，无法对其进行询问和质证，鉴定人无一出庭接受质证，物证无一出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公诉人在法庭质证阶段，对于指控被告人罪行的证据，均是简要的摘读或是按照自己意思的概括，主观地加入了很多公诉人个人的判断，且拒不出示给被告人和辩护人一一辨认和质证，该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告人和辩护人对所有未辨认的所谓的证据是否客观存在产生怀疑，即便这些宣读的证据存在，那么这些证据的形式是否合法和内容是否真实性也无法辨别。公诉人不出示证据，不让被告人和辩护人辨认这些证据，对这些未出示和未经辨认的证据怎么质证？怎么发表质证意见？公诉机关的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法，也体现了一种极权和专制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公诉机关所有未在法庭上出示给被告人辨认和质证的证据均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没有问题，为什么不敢拿出来当庭质证呢？合议庭说休庭后查看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所有证据必须当庭质证，而一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本案109本证据加上后来又补充的共计117本，在辩护人强烈的要求下公诉人只出示了关于樊奇杭买枪的证人杨可的一份证言。就是这唯一出示给辩护人质证的证人证言居然存在对证人在羁押地点取证、在审查起诉阶段违法开展侦查活动、证人不出庭这样严重的违法问题。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本案197名证人无一出庭作证。但是他们均不属于法定的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人或者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可以不出庭的几种情形。

117本案卷庭前不交给法庭，庭审中不交被告人和辩护人查阅（庭审中仅仅将关于枪支的部分照片和鉴定资料以及部分司法文书给被告人和辩护人看一眼），其他大量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经过请求审判长之后辩护人只看到一份，另一辩护人也只看到一份。整个七天庭审，34名被告所涉及的证据仅有这两份证据出示。然而正是这样的证据公诉人还要求法庭予以充分采信，何其荒唐。本案在开庭前合议庭成员同辩护律师一样均未能看到全部案卷，所有关于本案的信息均来源于媒体经过渲染的报道。如果证据在庭审中还不出示，谁能保证对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

四、个案罪名辩护意见

本案指控被告人樊奇杭涉嫌八项罪名，经过法庭调查之后发现，这些指控无一成立。首先指控被告人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毫无证据，纯属无中生有。其次关于指控被告人涉嫌故意杀人、贩卖毒品、非法买卖、运输、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开设赌场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关于指控被告人涉嫌非法经营罪既无证据同时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以下予以分别说明：

（一）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1.组织本不存在，本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织特征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存在，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必然以一个“组织”的存在为前提。

为什么说这些被告不是一个组织呢？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组织这一概念。

组织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作为概念自有其特定的含义，按照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定义：

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结合，指定职位，明确责任，分工合作，协调行动的人工系统及其运转过程。组织是具有既定目标和正式结构的社会实体。组织的构成要素是成员、职务、指令、共识、规范，具有以上五项要素的团体。

由此可见，所谓组织，是指完成特定使命的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合成的有机整体。组织的特征是：

（1）组织是人的集合体；

（2）参加组织的人具有共同的目标；

（3）组织有一定结构，参加组织的人必须按一定的方式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是我们将几个甚至几十个人抓到一起就会天然形成一个组织。但是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组织领导者龚刚模、樊奇杭，他们对所谓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识，绝大部分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人中没有任何的职务层级设置，樊奇杭没有对他们发布任何指令，34名被告之间也无任何共识，更谈不上什么规范。也不存不在任何共同的目标。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是一个组织，那只能说是公诉人用毫无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常识用一份起诉书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接受审判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检察机关虚构和想象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没有组织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性质是不是黑社会这一论题。

其实在这些特征中，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其中一点，即“共同的目标”，再结合龚刚模和樊奇杭这两个被指控为黑老大的人他们主要是做什么的就会明白这种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指控何其荒唐。龚刚模主要做摩托车配件生意，樊奇杭主要做建筑工程。而被指控的那些所谓成员没有一个人与龚刚模或者樊奇杭的目标有关。事实上龚刚模与樊奇杭的目标也不一致。那么老大的目标不一致，老大和小弟的目标不一致，何谈组织特征呢？

再看检察机关指控：该组织形成要听大哥的话，每人要有两部手机，一部专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定期更换电话号码，樊奇杭每月给成员发2000-5000元工资，统一租房居住，定期提供吸食毒品，朋友之间要团结等。可是这些空洞的语言竟然没有一份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两部手机在哪里？没有证据。几十人中，只查到一人有两部手机，其他人均只有一部手机，甚至没有手机；定期换电话号码，分别使用了哪些号码？哪些是用于违法犯罪的，分别用于什么犯罪了？号码是多少？毫无证据；34名被告庭审中无一例外的明确表示樊奇杭从来没有给他们发一分钱工资，有一部分甚至都不知道樊奇杭是谁，检察机关也没有樊奇杭发工资的任何记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樊奇杭在哪里租房给谁居住，当庭也没有一个人供述樊奇杭租房给他们住；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樊奇杭给他们提供过吸食毒品。所有的关于组织特征的说辞完全是检察机关按照几份供述臆想的，并被当庭推翻。更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

2.本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特征，相关人员的犯罪是具体的个案犯罪或者一般共同犯罪，而不是组织的犯罪

犯罪包括个人犯罪、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集团的犯罪、特殊性质的犯罪集团（如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本案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贩卖毒品等其他罪名，这些犯罪看似重大，其实质不过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如果能查证属实，应由具体的犯罪人承担责任，但这些犯罪均与被告人樊奇杭无关。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可知，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李仕军、张茂才、张孟军等人，他们开设赌场是李仕军等自己出资、自己实施、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也都是为他们自己，李仕军占赌场一半股份，其他参与者占一半股份。收益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的，与樊奇杭没有任何关系。李仕军等人开始赌场不是为了所谓的“龚刚模、樊奇杭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他们既没有收到龚刚模、樊奇杭这两个所谓的老大投资，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收益上缴给所谓的组织。况且，龚刚模、樊奇杭这两个老大并不是以开赌场为目的的。

3.本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控制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是以控制社会为目的，控制社会有时为了更好的实施犯罪服务，因此在分析犯罪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要看实施这些犯罪的背后是否还有非法控制社会的目的。如果具有这一目的，才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否则就只能认定为普通刑事犯罪，不然将不合理地扩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外延。对有些危害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相近、相同，个别甚至更大的犯罪组织，不能为单纯追求打击力度而挂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名单，这不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

公诉机关没有举证证明在哪些地方，有哪些部门被这个所谓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哪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中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均要符合以下特征：即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控制特征。

本案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被告人没有在任何一定地域、一定行业形成了一种非法控制、非法垄断。甚至连个集贸市场都没有控制。

诚然，在这些被告人中，的确出现了一起吴川江枪杀大毒枭的案件，杀死大毒枭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如果不讲程序的话，这种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为民除害。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故意杀人毕竟构成犯罪，但他构成的是一起简单的普通刑事犯罪，而且这个普通的刑事犯罪由于被害人“大毒枭”的身份，其社会危害性也很小。同时这也只是吴川江或者张孟军个人因寻仇报复的个体犯罪，即使加上付仕培也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共同犯罪，并不是这几十名被告所谓的“组织犯罪”。如果把这起案件说成是这个组织的犯罪目标之一，难道说检察机关要认为这个组织是以杀毒枭为民除害为目标的吗？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任何一个共同犯罪或者说犯罪集团都具备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一个犯罪集团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还要看他是否具备刑法294条规定的“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限制条件。

本案看不到一星半点关于樊奇杭到底在哪一方称霸，欺压、残害了那些群众，破坏而且是严重破坏了哪一个行业领域的经济秩序，严重破坏了哪个地区的社会生活秩序，更不用说证据了。

本案被指控的所谓“组织”的犯罪中涉及暴力的犯罪，其实就只有吴川江故意杀人案一起，完全不符合“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表述。不存在“多次暴力”、也没有达到“欺压、残害群众”的要求。检察机关将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是组织犯罪的另外的几起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案也放到一个起诉书中，让人感觉本案有四条人命，罪大恶极。甚至官方媒体宣称什么“杀人生产队”。这是一种非常不客观的极力渲染案情以影响群众感受和预判案件的不正当做法。

辩护人也注意到，为了进一步强调暴力特征，检察机关在起诉书罗列的罪名的最后部分甚至出现了“暴力讨债”这一环节，可笑的是在这里指控的暴力讨债并不是这些人替龚刚模或者樊奇杭讨所谓的发放的高利贷之债。而是李仕军向杨晓成讨他们两人之间的债。况且在这一环节的表述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暴力情节。在这一部分指控中，也没有任何人动手打人一拳或者踢人一脚。没有任何人被暴力打成轻伤、重伤，哪怕是一个轻微伤的字眼都没出现。此暴力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又与龚刚模特别是樊奇杭何干？

4.本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在起诉指控的这个组织的经济特征中，涉及到龚刚模发放的高利贷问题，并指控龚刚模以樊奇杭暴力为支持，大肆发放高利贷。数额大1.64亿元。

但是证据显示这些指控纯粹是无中生有：

关于“龚刚模通过提供大量资金供樊奇杭发放高利贷让其获取高额利息”。控方既没有证据显示龚刚模何时提供给樊奇杭多少资金，也没有樊奇杭将这些资金发放给什么人了，获得了多少高额利息，甚至连所谓的借高利贷的人都找不到。竟然杜撰出龚刚模为了支持樊奇杭为其提供50万元发高利贷的说法，可见指控之空洞。在法庭上樊奇杭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警方逼着他说发放高利贷的问题，他只好编了一个人的名字，警方居然就相信了。但是他也告诉法庭说：我说的这个人就在重庆，公安怎么不去找呢？因为我是编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关于“无偿给与保利夜总会40%的股份、提供大量活动资金给樊奇杭等方式，扶持樊奇杭组织的发展壮大”。这一问题在庭审中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庭审中龚刚模否认他给樊奇杭股份，樊奇杭也否认龚刚模给他股份，龚刚模说他早就将保利的股权转给了唐筱，而李仕军承认他从唐筱手里买了40%的股份，并且有合同为证。这样完整的证据链检察机关不相信，公诉人自己手中掌握的的工商登记档案也不相信，难道就相信没有任何证据的猜想吗？。公诉人心里非常清楚该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保利夜总会从来都与樊奇杭无关。但是检察机关故意在庭审中不出示这份档案资料，还强行指控就是龚刚模给了樊奇杭40%的股份。

这种强词夺理的公诉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庭审当中公诉人那些令人震惊的话语：“尽管没有轻伤、重伤，那也是严重的暴力”，还有“尽管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高利贷是犯罪，但是也没有规定不是犯罪，所以就是犯罪”。

关于“龚刚模以樊奇杭暴力为支持，大肆发放高利贷。数额达1.64亿元。”既然数额如此之大，我们难以想通的是，本案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却是龚刚模从05年至今发放高利贷6笔，共计1.64亿元，至今连本带息才收回14376.3万元，目前连本金尚有2023.7万元未能收回。真不知道公诉人到底想说明什么？高利何在？危害性何在？如果说那些借了龚刚模高利贷的人都是受害人，借了钱连本金都不用还，那么我们都愿意当这样的受害人！可见检察机关指控龚刚模说有樊奇杭的暴力支持没有收不回来的钱，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在指控的这几笔贷款中没有一起是通过樊奇杭的暴力收回来的。不管高利贷够不构成犯罪，既然起诉至少也还是要费点功夫找几笔龚刚模赚大钱的证据来才有点像那么回事吧。

5.本案人员的基本组成问题

通过庭审，可以看出本案人员大致可以做以下划分：34名被告仅有21名被指控涉黑。21人中大致有三大部分，其一龚刚模、樊奇杭部分，其二是李仕军为主的开赌场部分，其三是谭华为主的“万州部分”。并且在这三个部分中明显的在几个关键环节存在断层：其一就是龚刚模和樊奇杭这两个被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领导者与所谓的被领导者（李仕军以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龚刚模、樊奇杭二人与李仕军等人的开赌场行为毫无关联，他们既没有出资、也没有收益，既不知道具体李仕军怎么开赌场，李仕军也没有向其汇报赌场经营情况。至于贩卖毒品也是一样，龚刚模、樊奇杭既不出资也不参与，既不指挥协调也不听取汇报，既不收取利润也不发放工资，请问谁会认这样的人做老大？如果抛开组织的性质问题，但就组织而言，那只能说从以李仕军为主的几个人可能涉嫌是一个以赌博或者叫做开设赌场的团伙，但这绝不是黑社会。

在李仕军以下又有一个明显的断层，那就是谭华、吴名山、向爱华、任运胜、张春宝、李洪洲等六人，他们不仅与龚刚模、樊奇杭没有任何关联，甚至与李仕军等人的赌博团伙也没有任何关联。谭华也没有利用夜总会进行任何违法犯罪问题。检察机关指控他们涉黑仅仅凭着谭华和樊奇杭曾经一起旅游过这一证据，实在可笑。谭华在法庭上也证实，他与樊奇杭一直就像亲兄弟一样，是纯洁的朋友之谊，他们一起旅游时是AA制消费，黑社会大哥和小弟之间还有AA制的吗？

另外在本案中，吴川江和曹恩来完全是两个单独的个人，他们两个一与龚刚模、樊奇杭无关，二与李仕军等人赌博无关，三与谭华无关。

二）故意杀人罪

1.爱丁堡枪案存在四个以上的版本

⑴在辩护词第一部分辩护人已经说明了关于爱丁堡枪案的第一个版本，即李明航是被吴川江寻仇报复所杀，这是重庆市公安局公开发布的通报，并且是王立军局长亲自破案确定的案件真相。如果是这个版本那么吴川江就是该故意杀人罪的主犯，张孟军仅仅是协助其跟踪，付仕培地位不变。

⑵在庭审当中，第二个版本出现，那就是张孟军承认杀李明航是他自己的意思，与龚刚模、樊奇杭无关。理由是他曾经看到徐向阳对他的朋友龚刚模不尊敬，所以要杀了李明航，李明航与徐向阳到底是什么关系证据没有准确显示，仅凭几份供述认定徐向阳是李明航小弟，然后就推测出徐向阳在夜总会对龚刚模不尊敬就必然导致张孟军要杀李明航的结果。

⑶检察机关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显示本案第三个版本是李明航与龚刚模有过节，徐向阳找到龚刚模闹事，然后龚刚模将李明航等人电话号码给樊奇杭，樊奇杭安排张孟军实施报复。在这个版本中又有两种情形：一是说樊奇杭让张孟军“制一下”李明航，意思是对于徐向阳闹事“总是要讨个说法的”，并没有要杀李明航的意思表示。而且后来樊奇杭又通知张孟军不要报复了，张孟军也在供述里谈到樊奇杭叫他不要报复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张孟军实施杀害李明航要么是实行过限行为（还存在樊奇杭明确表示中止报复），要么是其自身单独的意思表示，但是不管哪种情形，樊奇杭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情形是说樊奇杭要张孟军去报复李明航，要杀李明航。但是这种观点仅有张孟军一个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按照这种版本樊奇杭与故意杀人案无关。

⑷本案第四个版本，那就是吴传江所说的是他自己单独接的“活”（杀李明航），价格是20万，张孟军仅是协助而已。如果是这样的版本那么樊奇杭甚至龚刚模均与此故意杀人案无任何关联。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李明航被吴川江枪杀的事实不变，但是按照以上不同版本却可以对不同的人追究不同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版本都是公安机关侦查得到的结论或者是已经在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那么究竟应该相信哪个版本，辩护人认为至少应该调取公安机关全部的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材料。特别是2009年6月15日以前的被告人供述材料，以便进一步核实真相。如果这些几个版本的证据矛盾得不到完全排除，建议法庭首先采信比较早期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认定的版本，即吴川江寻仇报复。因为这样完全有可能杜绝冤案发生，毕竟吴川江实施枪击的事实可以基本固定，他自己也予以认可。其次可以考虑采信张孟军在庭审中的供述，即杀李明航是他自己的意思，客观上张孟军在实施杀害李明航的过程中有参与行为。但是绝不能采信起诉书所描述龚刚模默许，樊奇杭安排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完全是检察机关的一种推测，也与公安机关的认定有重大出入，以此定案，极有可能乱杀无辜。

2.认定樊奇杭涉及故意杀人案除张孟军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外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张孟军在庭审中当着控辩审三方多次强调在公安的笔录是被刑讯逼供作出的，他确认杀李明航与樊奇杭无关。我想请合议庭特别予以关注的是张孟军说被刑讯逼供并不是想推脱自己的罪责，他是想说明杀李明航并不是受樊奇杭安排指使，与龚刚模和樊奇杭无关的真实情况，这其实是他良心发现，不愿意冤枉别人的一种表现。

可以看出，李明航被杀一案中，樊奇杭从来没有过杀人故意，也没有教唆行为，更没实施任何杀人行为。

至于什么跟踪地址的服务电话号码到底有没有，侦查阶段樊奇杭说他是在自己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可以跟踪电话号码，但是在庭审当中樊奇杭再次强调，那都是他被逼瞎编的。他也提出请法庭调取他手机上的短信记录，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条短信。跟踪器存在不存在现在都是个疑问，检察机关出示了一张取货单，这张取货单既没有写有跟踪器，也没有本案涉案人员签名，即便是有人认可，鉴于所签的不是本人名字至少也应该做个笔迹鉴定吧。

（三）贩卖毒品罪

1.关于指控樊奇杭涉嫌贩卖毒品罪主要涉及樊奇杭的唯一情节就是与肖辉谈毒品价格。但是樊奇杭和肖辉均否认这件事，也没有其他证据对此事实予以证明。

2.案卷中有人谈到毒品是小陈娃的冰毒厂的，但是案卷中没有任何关于小陈娃的资料，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厂均是个迷。

3.李仕军当庭明确否认与樊奇杭一起在成都与肖辉谈到贩卖毒品的事情，这一说法与樊奇杭和肖辉的供述可以映证。

4.在被指控的贩卖毒品过程中，樊奇杭没有任何出资行为、没有任何购买行为、没有任何运输行为、没有贩卖行为、也没有任何收益或者别人的收益向他上缴，如此重大的“组织活动”到底是谁组织的，是怎么组织的没有任何证据。

5.案卷中只有张茂才曾供述说听李仕军说过贩卖毒品的事，并说出发前在酒店大厅见过樊奇杭。但是庭审中张茂才强烈要求法院调取酒店大厅的录像，以证实他在侦查阶段所说的樊奇杭在酒店大厅安排他们去成都的事情是假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6.李仕军供述从来没有买卖过毒品，更没有受樊奇杭指使去贩毒

7.没有毒品物证，十公斤冰毒是会要很多人人头落地的，本案全是被告人供述，仅有几份转账证明，不能证明是买毒品，更不能证明与樊奇杭有关。

8.本案没有毒品鉴定报告，不同种类的毒品量刑是不一样的，本案没有任何毒品物证，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鉴定。所以，毒品是否存在是个疑问，即便存在是什么毒品也是个疑问，即便是冰毒，数量有多少、成分如何也是个疑问。

9.涉及毒品犯罪的几个人中最关键的来两个人没有出现，不知道是没有抓到，还是根本不存在。本案共被指控涉及十公斤冰毒。但是其中六公斤都到了一个叫秦阳的人手中。且不说没有这个人的任何证据，甚至案卷中连这个人的基本身份资料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指控有些被告人从肖辉指定的人手中接货，但是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存在也不清楚。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仅凭几份刑讯逼供下得到的有罪供述就指控樊奇杭等人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本案以现有的证据连贩卖毒品的基本事实都不能认定。

（四）非法买卖、运输，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

1.没有在与樊奇杭有关的任何地方查到任何枪支弹药，包括在樊奇杭的家中、住处、身上、车上。

2.把张孟军亲戚家中查到的枪支弹药指控为是樊奇杭的与事实不符，张孟军在庭审当中也说枪支弹药是他自己用赌场赚的钱买的，不是樊奇杭的，龚刚模的枪张孟军也说是他送给龚刚模的。

3.关于张孟军、樊奇杭、龚刚模三人关于枪支来源问题的证据，全案仅有被告侦查阶段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庭审中被告人供述与侦查阶段供述不符，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认定樊奇杭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

4.关于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的指控仅有一份非法取得的供述。该所谓卖枪介绍人杨可的供述在09年11月17日作出的，被告人樊奇杭的供述是09年11月18日作出的。此时本案已经是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本案在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时间为09年11月16日至09年11月20日）。在此期间检察机关并没有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公安侦查活动已经结束。在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换押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违法进行侦查活动所做的讯问笔录，属于违法取证，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5.杨可所说的卖枪人藏族人老赵并不存在，本案中没有老赵的任何资料，也没有关于此人的任何证据或者身份信息。卖枪人都不存在，何谈买枪？

6.公诉机关认定杨可在本案中作为证人，但是既不让其出庭作证，甚至连其身份都说保密。而且公诉人出示的笔录显示杨可在09年11月17日之前还有不同证言，根据法律规定不出庭的证人如果还提供过不同的证言，法院应该要求检察机关提供该证人的全部证言，但是检察机关并未提供。

7.关于买卖、运输枪支弹药，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具体数量没有查清。起诉书指控樊奇杭买卖、运输，非法持有、私藏枪支15只、手榴弹一枚、子弹500余发。但是既没有查清到底买卖运输多少、也没有查清非法持有、私藏多少，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

（五）开设赌场罪

1.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樊奇航开设赌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樊奇杭与李仕军开设赌场有何种关系。

2.樊奇杭从来没有参与开设赌场，也没有与任何人参与合伙开设赌场，本案也没有证据显示樊奇杭何时在何地以什么形式开赌场，参与者是谁。没有证据证明樊奇杭在任何赌场有投资，也没有证据证明樊奇杭在任何赌场有收益。

3.李仕军等人开设的赌场与樊奇杭无任何关系。李仕军开设赌场是其与他人共同投资开设的，利润各占50%，没有樊奇杭的任何参与。甚至检察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中也提到是“到李仕军开设的赌场赌博”。

4.检察机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樊奇杭在任何地方的赌场里参与放高利贷。

5.检察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樊奇杭在任何地方租房供人赌博。

6.检察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樊奇杭组织任何赌客进行过赌博。

7.检察机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樊奇杭为任何参与赌博的人员发放工资。

8.涉及开设赌场的罪名基本全是被告人供述。

（六）容留他人吸毒罪

1.此罪名证据全部是被告人的口供

2.没有任何吸食毒品的任何物证，包括吸食工具、毒品种类等。

3.樊奇杭对公诉机关所说的容留吸食毒品的场所保利夜总会没有所有权或经营权，该夜总会自始至终均没有樊奇杭的股份，樊奇杭也没有参与管理。工商档案显示该夜总会股东是唐筱等人。樊奇杭也没有权利在此容留他人吸毒。

4.没有一个参与吸毒的人员指认樊奇杭为他们提供过毒品吸食。

5.李仕军也证实给别人吸食毒品与樊奇杭无关。

6.李仕军强调保利夜总会是他从唐筱手里买了40%股份，并有书面协议为证，与樊奇杭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樊奇杭容留他人吸毒。

（七）非法经营罪

1.罪刑法定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民间高利贷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被认定构成犯罪。刑法分则400多个罪名，只在一条近似于“高利贷”。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但是，该条所规定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它指的是“高利转贷”。即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将所获得的银行贷款转贷给他人，从中赚取利差的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

高利贷虽然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有关高利贷的规定，但并未违反有关法律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充其量属于违规行为，而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性，因而不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刑法第九十六条“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而不是指违反国务院各部委等的部门规章。

2.立法脉络

从高利贷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一直没有将其入罪。首先，在1952年11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函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认同“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银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场物价情况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但降低利率目前主要应该依靠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信贷业务，在群众中大力组织与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

此后的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制定中没有将高利贷行为入罪。

直至199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仍然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里所谓的“超出此限度的”即属于所谓高利贷。根据这一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的法律后果仅在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即高利贷者应自行承担高利无法实现的责任。在这里，不但没有对高利贷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甚至也不像单位间的借款一样被规定所约定的利息应予以追缴并对借款人予以同等罚款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之间的借款无效的司法解释，也不构成犯罪。

在91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之后的97刑法修订中，仍然没有将高利贷入罪。

通过以上我国关于高利贷问题的司法以及立法脉络来看，高利贷行为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不管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认为是犯罪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保护。

3.罪责刑相适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据此，明知他人实施赌博而向其发放高利贷因系属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而应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乃题中之意。在这一明示之下，同时也就暗示着向非赌博者发放高利贷不构成犯罪，系当然之理。赌博罪中发放高利贷视为提供资金，以赌博罪共犯处罚，最高刑是三年，而且是从犯。那么将高利贷发给犯罪的人最高判三年，将高利贷发给合法商人，反而可能要判十五年，完全违背刑法精神

刑法中的“高利转贷罪”，最高刑是七年。可见从银行贷款发放高利贷远比用自己的钱发高利贷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要大得多。但是如果要定高利贷为非法经营罪最高刑为15年，会形成重罪轻刑、轻罪重刑的悖论，明显违背立法宗旨和法律精神。

4.立法技术考察

如果高利贷构成犯罪应该在刑法 “破坏金融秩序罪” 一章中规定，但是该章并没有高利贷构成犯罪的表述。

5.高利贷的积极作用

帮助那些急于用钱的人，用更简洁的方法，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国家权力不应该干预。

6.法条本意

刑法225条所说的“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经营行为”应该指的是在立法之前没有出现的情形，而高利贷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

7.责任追究

如果高利贷是犯罪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双方共同实施的行为，为什么只追究贷款者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借款者的刑事责任呢？

8.先前判例

200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湖南衡阳的张鸿飞、袁启明等案，2003年发生在湖南邵阳的“小红宝”案、2005年发生在广州的简竹醒案、近来今年判决的陕西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奇案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放高利贷的行为，但最终无一就放高利贷的行为本身定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邵阳“小红宝”案所作的判决，即以民间高利贷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为由，未支持关于高利贷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

五、总结陈词

审判长、审判员，从“6.3爱丁堡枪案”开始，一起简单的故意杀人案，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的为民除害的故事在今天的指控中演绎成我的当事人樊奇杭指使的故意杀人案。继而一个很黑、很暴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挖出来。通过庭审我们也看到，公诉人紧紧抱着所谓的117本案卷根本不敢拿出来质证，东一句西一句的摘录他们所需要的字句，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漏洞百出，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实在难理解的是，在重庆市公安机关非法关押和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案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疑点。的确，在庭审中我们注意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他们可以把案件变成任何一个他们想要版本。就“爱丁堡枪案”而言，试想，如果按照公安机关六月份的材料，樊奇杭就是无辜的。而按照今天的指控，所谓的6.3案件侦破的报道就是假的。

但是我想请各位注意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6.3爱丁堡枪案”在本案中存在的两个甚至四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或者说事实，这几个版本不可能都是真的，但完全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就是逻辑学：两个以上的矛盾判断，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理论。

仅仅几个月时间，一起简单的七天就破案的“爱丁堡枪案”像魔方一样在不停地变换，而这几个版本均出自重庆公安司法机关之手，我们不敢想象，如果再过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关于本案还会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我们最怕看到的是有一天今天的这些版本均不真实，到那时谁能担负的起这些也许被错杀的生命。难道我们真的能够对已逝的生命执行回转吗？！

违法程序得到的结果，就是“毒树之果”，必须要予以排除，如若不然，也许人们什么都会相信，也许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本案的一切侦查、审查起诉都是在一个密闭的黑箱中非法进行的，开庭也如走过场一样似乎是在为了完成预定的任务。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公安机关可以超越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制约随时随地展开侦查活动，在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可以进行侦查活动，甚至到了审判阶段他们依然可以不需要任何手续进行侦查活动，获取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肯定地说本案一切关于被告人有罪的供述都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时候得到的，它不一定是真相，即便是真相我们也要予以否定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理由，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国家机器、动用国家武装力量破坏我们的前辈用千万颗人头和成河的血液换来法治社会，也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律进行践踏。如果任其发展，那么这种行为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几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过是偷偷摸摸的进行，而这种以执法打黑的名义明目张胆的撕裂和破坏国家法律的行为却是公然进行的！

本案尽管涉及命案、毒品、枪支，其实不过是几起的普通刑事犯罪，并且是属于不同的被告人分别实施的。且不说证据严重不足，即便是铁证如山，那也不是某一个组织的行为。这些犯罪完全不具有组织性，更不能认为是某个组织的目标行为。即便是在有几个人参加的共同犯罪中，也仅仅是一般的共同犯罪，连犯罪集团都算不上，何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公诉机关指控的八项罪名与樊奇杭毫不相干，我们不能将几起普通的刑事犯罪捏到一起，于是就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期达到将全部的犯罪加到所谓的组织领导者身上的目的。

最后，作为重庆打黑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案件的辩护人，我有责任指出：龚刚模、樊奇杭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完全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非法的程序中产生的，即便是在这样非法的程序中，也没有一份能够指控他们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关键的证据。具体的个案也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樊奇杭究竟是不是黑社会，他们到底有多黑，有多坏，是要靠证据来证明的，不是靠想象来认定的。本案中，法官和我们一样，在庭审前对此案的感知完全来自媒体报道。而媒体大量的不负责任的渲染性的报道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视线。庭审中公诉机关还不敢出示证据，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判案，是极其令人恐怖的。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作出任何一个判决，不仅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更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法律，对得起历史！

作为国家的公务人员，若干年以后，都有脱下官服的那一天，那时候，当我们步履蹒跚地徘徊在夕阳的余辉之下，也许有一天暮然回首会发现一个个头颅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瞪大了眼睛向我们高喊冤枉。这就是今天我们用非法的手段，用践踏法治的代价将它们送上断头台的这些年轻的生命。的确，本案的办理，让我感觉到了，什么时候侦查终结，什么时候起诉，什么时候审判，就像是要演一场大戏，容不得任何人的质疑。法庭是较量证据的战场，不是伪装极权的舞台。渴望“枪声”不是司法的文明，容忍“杂音”也许会兼听则明。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使，也不代表正义，正是因为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国家才制定了法律，我们才崇尚法治。也正是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我们才有了公、检、法和律师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诉讼原则。警察权力一统天下，绝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景象。

一个月来，我是在极度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中度过的，之所以恐惧，倒不是我惧怕什么，为了揭示真相，为了履行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我不惧怕失去自由，更不惧怕失去生命。我怕的是我等不到公开审判的这一天。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于等来了。当我走进这个被称之为人民法庭的时候，我的心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看到了神圣而庄严的国徽依旧高悬在人们的头顶。

有人告诉我，开这个庭就是走一个过场，说多了，也许我都走不出这个法庭，我想说，如若真的这样，那倒是我作为一名辩护律师至高无上的光荣！不要说走不出这个法庭，即便是饮血重庆，我那殷红的鲜血也一定能化成中国法治天空下的一抹彩虹。

34名被告之中也许有的人真的犯过罪，也许有的人真的罪该至死。但是我还要强调：所有的，那些都不敢拿出手的所谓“证据”也根本不能证明樊奇杭实施过被指控的八项犯罪。如果我们采信那些非法获得的依旧不足的证据就把一个年轻的生命送上不归路，他会死不瞑目的。

重庆打黑，世人瞩目，如果以践踏法治的模式打黑，那么我们打掉的不一定是黑社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打掉的一定是一个国家本就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孰轻孰重，作为一个法律人当扪心自问。的确，打黑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理由。打黑是民心所向，但是这样黑打一定会是众叛亲离，中国需要法治，重庆需要法治。

审判长、审判员，我坚信在中国法律界的黄埔军校——西南政法大学坐镇的重庆一定会是一片法治的天空。我更相信审判长、审判员一定能秉承法律人的职业良心和法律智慧，排除任何非法的干扰，以非常的胆略，实事求是，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在这场将载入史册的审判中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依法宣告我的当事人樊奇杭无罪！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 朱明勇律师

第五篇：犯罪黑数调查报告

犯罪黑数调查报告

法学院 0802 宗学成 学号：2008100091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表面看似平静的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我们无法只晓得案件，有些事被害人刻意隐瞒的，而有些则是在侵犯人的威胁、恐吓之下被迫隐瞒的，此次我们调查的的课题就是未在警方记录在案范围内的。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犯罪黑数，所谓犯罪黑数又称犯罪暗数、刑事隐案，是指实际已经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纳入警方记载的犯罪数量。犯罪黑数的测量方法主要有罪案自报调查和被害人调查两种。由于条件限制，我们主要针对被害人、知情人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涉及是否有被犯罪侵害、被侵害后是否报案、未报案原因、公安机关是否受理，且受理后案件是否侦破等。

一、调查分析。

经调查我们发现被侵犯人大多属于少年和老年人范畴，而对于青年人则相对较少。而对于职业分析，我们发现不少被侵犯的被害人大多属于上夜班，诸如在娱乐场所做服务员或者加班的晚回家的并且独自一人的。而发生地则大多发生在农村，由于城市人口比较密集，人员繁杂，出现此类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而且大多数被侵害的为上夜班的女性，且绝大多数属于未婚范畴。

2、在受到侵害后，被害人往往通过私了或者报复或者忍气吞

声等方式解决，而非通过正常的法制程序解决。总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私了的一般是事件不是很严重的并且双方所谓的实力相当，不想再造成更大的伤害，一般选择私了，而打击报复的则相对严峻些，一般情况下是一方暂时没有足够实力等被侵害完毕，事后纠集他人对侵害人实施打击报复，且一般对被侵害人伤害比较大，相对于上面的二条而言忍气吞声的则相对稳定，着部分人比较老实，对侵害一般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但是觉得对自己伤害很小可以忽略等。而调查还发现，大多数被侵害人都没有选择报案请求官方处理，原因是他们对公安机关的办能能力持有怀疑并且在目前的社会局势下公民普遍存在这样的意识。着一点值得政府部门深思。

二、经过上面的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我国由于人数较多，尤其是在城市这样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出现此类情况的现象比较多，也就是说，我国的犯罪黑数是巨大的。再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类先进的作案工具出现对被害人造成更加严重的侵害，更有甚至造成被害人终生残疾甚至致死。再一点，公民对于执法机关的普遍不信任或者说执法机关的程序性或者严重点叫自身累赘蛀虫问题，导致公民在受到此类侵害后一半不会到执法机关报案寻求帮助，而是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来渡过这段时期。由此可见提高执法机关自身的能力提高公民对于执法机关的认知程度应经到了相当严峻的时期。应该加强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三、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国因为种种原因犯罪黑数大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下解决方式，首先针对此类案件大多出现在少年和老年人身上，我们应该加强对少年的教育，从小教导，让少年队此类事件有足够的认识，在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反映。再者对于老年人应该加强对于老年人的照管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应该寻求居委会或者邻居的帮助，减少老年人单独外出受到侵害的机会。再者对于此类案件，一经发现应该严肃处理，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惩处力度，让人们有所警觉，以此来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再者上面我们提到公民对于执法机关的普遍不信任造成此类事件原因，因此应该打执法机关方面做出努力，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提高其在公民心目中形象。努力营造一个警民一家的和谐气象。这样人民在受到侵害时才会想到执法机关，我国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和谐稳定。

我国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大国，由于人多各类案件层出不穷，因此想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