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杰案辩护词(李劲松律师)

第一篇：崔英杰案辩护词(李劲松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

身为辩护人，我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相关辩护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庭前我审阅了案件材料，听取了当事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进行了相关调查工作，在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后，现向法院致送如下辩护意见。

我有些辩护内容，跟第一辩护人会有些重复。请大家谅解，因为人命关天。

一、我认为：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认定事实不当！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因为，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质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公诉人所说的是实，崔英杰当庭所陈述说的意外伤人致死，不是事实。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被告人只有故意伤害受害人的犯罪故意。被告人并没有，故意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说的是明知，不是说的，应当知道，明知自已的行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依据这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故意犯伤害他人身体这样的故意伤害罪，指的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样一个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1，按照这个罪名的概念，按照公诉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或观点，我认为，被告人崔英杰，至多也就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故意犯终结他人生命这样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人家的生命终结，导致人家的死亡，这样一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受害人死亡这种结果发生。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崔英杰肯定不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李志强这样的结果，而故意还要再作这样的事。

所以我认为，就是刚才说的，公诉人认定说，崔英杰是故意杀人，这是和事实不符。

2、我注意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06年10月23号，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并且致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意见书。

在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它确认的是被告人崔英杰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

第234条，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北京市公安局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的结论是，崔英杰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我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对崔英杰行为的认定，相对而言，是客观公正准确的。

相比而言，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关于崔英杰的行为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

第232条，是故意杀人。

这个结论，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的，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特别是，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所说的，被告人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这样一个结论，我认为，更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有违我们做为法律人的基本专业经验和判断能力。如果说公诉人所说的这个结论，是大家可以绝对相信，是完全符合事实真相，没有一点错误的话。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很清楚，本案的公正判决结果，依法只能是一个：判处被告人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因为，把“一个杀人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样的专业用语，转换成大众的通俗用语，就是说，“这个杀人犯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二、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庭审质证，特别是，看了视听录像，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本案相关事实的基本真相。非常遗憾，最关键的那个就是，崔英杰刺伤李志强的过程，那个录像显示，在车的前面，我们不能看到。但这个行为，仅仅是3秒之内的突发的行为，这个大家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的。因为当时现场崔英杰这边只有一个人，他所说的，公诉人刚才已经说了，不足采信。公诉人说它跟崔英杰在公安局侦查阶段所说的不一致，而且反而说，他今天当庭的陈述，是对自己的罪行悔罪不够。但我相信，今天崔英杰所说的是客观事实。可是，我也很明确的说，我们也的确没有太多证据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相反，我们刚才当庭也看到了，公诉人所提交的在现场的其他证人的证言，这些与录象所示明显不符，显然涉嫌伪证的控方证人证言，多是指向，崔英杰是故意杀人，没有有利于崔英杰的，有利于崔英杰的证人证言，一份我都没看到。但是，作为公诉机关，基本职责，不是为了认定一个人有罪，为认定一个人的死罪，而去工作。公诉机关的责任，应该是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有罪的，都要全面收集才对。

我当庭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问题，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个很关键的证人，叫宋成栋，他是直接护送李志强到医院。我刚才说护送的时候，公诉人员强调说不是他护送去的，是车子送去的。我知道，是车子送去的。但在车上是他抱着李志强，而且用手抚着李志强的伤口。可能当时他也不知道刀片在里面。那么可能，所以我刚才说到，致死李志强的原因，你公诉人能不能当庭给我一个结论？是崔英杰一刀下去，就直接伤到了肺部，如果没有其他外力，它已经到达肺部了？还是说，确实，在送医院的过程中，包括在救治过程中，大家不知道有个刀片在里面，所以采取的救助手段不恰当，而把那个刀片又往下移，割到肺叶，割到肺叶之后，肺叶受伤之后，才会导致胸腔里面1500多毫升的血液囤积在里面，这个才是李志强致死的真正原因？但这个事实，我到现在，刚才经过庭审质证，我知道，公诉人是没有查实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医院救治李志强的这个医生，他的手术记录，按理来公诉人也应该调取到。他当时这个刀片，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刀片在里面的？这刀片在体内的什么位置？我相信，在医院的救护记录里面，应该都有。但是很遗憾，今天公诉人提交的证据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其实，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是：告人崔英杰，故意伤害，因为，我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是过失，或者说是无意伤害，我现在只能，先依据现有证据说，我认为他是，故意伤害城管队员李志强并且致李志强死亡。

崔英杰是一个，大家刚才也都见到了崔英杰，知道他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知道做人要自食其力，对家里人也很有良心，而且也具有靠自己的吃苦耐劳，来勤劳致富，这样一种很朴素的理想，而且，他在部队保家卫国这个期间，不仅表现良好，就在退伍的当年，还被评为优秀士兵。

这样的一个退伍军人，他是，由于，省吃俭用，刚刚借钱买来的，200多块钱的新三轮车，被强行粗暴的没收。由于，见到10多个城管工作人员，正向自己围拢，担心自己被带走，或许可能还会被罚款。在高度紧张、情绪亢奋、情急之下，也是在当时的混乱之中，在极其短暂的，我可以肯定，是三秒到五秒钟之内，做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确实结果是害人害已的；偶然，激情，犯罪行为。

公诉人刚才始终强调了一点，说根本不存在执法人员对崔英杰实行人身控制，这样一种可能的威胁。

这一点，我提醒合议庭注意，在公诉人刚才提交的证人证言里面，有控方证人明确地说了，我们抓了一个新疆人。而且控方证人也明确地说了，李队去追崔英杰，我也去追崔英杰。所以，崔英杰所陈述的，说他当时想跑不被控制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应该要认定的。

再一个，崔英杰主观上确实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所用的，所谓匕首，其实并不是一个匕首。其实只是他随手拿着的工作工具。所以，我认为公诉人也应该如实陈述这个事实。你在陈述他持刀杀人的时候，最好能把事实如实说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个不到20厘米的，一块钱一把的劣质水果刀。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它并不是，故意杀人的蓄意杀人者做案时会选择的，有杀伤力的一种致命武器。它只是崔英杰花了一块钱买回来的一把劣质水果刀。

第二个，就是说他第二次为什么要复出。

大家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他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出来？我昨天去会见他的时候，也问他，你第一次已经走了，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回来。他告诉我说，他出来是想看一下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了，他想把她带走。他过来看，没看见小女孩，看见他的车在向皮卡车上拉，而且皮卡车准备拉走，他真的很心疼。

他知道，他说他以前见过，有的新疆人，卖哈密瓜之类的新疆人，他们的东西，他们的车，被拉上车之前，还有人就在最后关头，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求他们，还是把车拉回来了。所以，他也想冲过去，再抢一下，救一下，再求一下。根本不是说，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报复。根本不是象公诉人刚才所说的，他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没收，受到了损失，就报复所有的城管。而且，这个报复目标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见城管就杀这种程度。我认为，公诉人刚才这种判断认识，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他第二次跑出来，根本不是为了杀死被害人李志强或其他任何一个城管。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谋生工具，想为自己借钱新买的一个三轮车，作最后一次努力。而且，他在发现车已经开走之后，是为了保自已不会被带走罚款而奔跑。因为车走后他回头一看，他刚才当庭所陈述的，发现当时有十来个人向他围过来。

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因为刚才录像已经放出来的，包括证人证言说的，最少跟受害人一起的就有六个人，还有之前的几个人，还有保安，加起来绝对超过了十个人。这十个人绝对是围向了崔英杰，是想抓住他。

这个事实，我相信，只要把那些人叫到庭上来，当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他们的天良都会让他们说实话，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围过去想抓住崔英杰。么在这种情况下，崔英杰就是，为了自己不被带走，不被罚款。而在紧张奔跑之中，情急之下，临时起意，将这把劣质小水果刀，一直就在手上的水果刀，挥向离他最近的李志强。

所以，这个事实可以肯定，根本他并不是为蓄意伤害，特别是，他不可能说是为了谋杀受害人李志强，或者，你刚才所说的，其他不特定城管工作人员，而冲出来的。

这个录像资料我一直注意了一点，从被告人崔英杰第二次跑出来，向货车的方向冲去，到他跑离事发现场，仅仅9秒钟！我把那个录像，定点定格放过。从他在栏杆跑过去，再跑出来，这个过程只有9秒钟。

那么，从受害人以及其他的城管工作人员，向第二次跑出来的崔英杰围上去，到受害人被第二次跑出来的被告人崔英杰，用这把劣质的小水果刀所伤。这个时间，我也测算了，仅仅三秒钟！

那么这三秒钟，你就能说，他是故意为了报复杀人而去做事吗？

他要是为了报复杀人去做，他不用去追那个车。李志强，我们在录像里也看到了，在他去追那个车之前，李志强还有其他两个城管离他更近。

但他去追的，是那个车，他追的，不是比那个车离他更近的李志强等其他城管。

录像清楚反映出的事实是：他是去追车，而李志强及其他城管，是在他后面追他！

此外，从常理我们也能想到：人家几十个人，你只有这样的一把一块钱的小水果刀，你有可能会想靠它去实现杀死人家的目标吗？

所以，我认为，公诉人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经马振川局长审核确定的，这种正确的确定崔英杰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这种认定，强行的改变为故意杀人。我觉得，确实是，很说不过去的！

三、关于，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否的确如公诉人刚才所说的“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借助下面十二个案例，来进一步明确说明。

第一个案例、2005年6月25日早上6时多，21岁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二学生崔培昭，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宿舍内被同班同学安然杀害。检察院指控，今年22岁的北京人安然与同学崔培昭素有矛盾。案发时，安然在世纪坛医院教学楼西侧三至四层楼梯处与崔培昭相遇，并因琐事发生争执。然后安然在追赶崔培昭到四楼平台时，用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猛砍崔培昭头面部、颈部等数十刀，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扎崔培昭背部两刀，崔培昭因被砍切颈部，伤势过重而死。2006年3月14日，北京市一中院对“北大学生八十余刀杀死同学案”，刑事部分，作出判决，疑犯安然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与崔英杰同名的案例。

2004年10月10日下午，云马厂子弟崔英杰和宋金宁商量，一起实施抢劫。当晚10点左右，附近某中学高三女生王兰下晚自习后从云马厂路过，崔英杰和宋金宁持刀威胁，从她身上抢走现金15元，并将王兰挟持到附近某中学对面的山上，对王兰实施了轮奸。

随后，两人又将王兰挟持到她所租住的宿舍内，再次抢得现金40元。由于担心王兰报警，崔英杰和宋金宁决定杀人灭口，他们准备将王兰带到云马厂蜜蜂水库杀害。在前往蜜蜂水库的路途中，崔英杰和宋金宁又对王兰实施了一次轮奸。到水库后，崔英杰和宋金宁用一条小船将王兰载到水库深处，崔英杰跳下水，让宋金宁将王兰推下水，打算将她按进水里。当时已是秋天，水冰冷刺骨，崔英杰被迫爬上船，脱下王兰身穿的白色夹克，将她捆住后推进水库，准备将她淹死，谁知王兰会游泳，竟奋力向岸边游去。崔英杰和宋金宁未能得逞。

两人并没有放弃杀心。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哄骗王兰上岸，马上用岸边的石头对着王兰的头部一阵猛砸，致使王兰当场死亡。两人把王兰的尸体抛到水库中后逃逸。

经过审理，2005年6月16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死刑；判决后，崔英杰表示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005年11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在判决中，贵州高院维持了安顺中院对崔英杰和宋金宁的罪行认定，但撤消了对崔英杰的量刑，因“考虑到上诉人崔英杰能够坦白其罪行，认罪态度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将量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3、4月30日，宜昌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志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刘志祥原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判决认定刘志祥在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期间，被害人高铁柱因汉口火车站招待所转租一事，多次找刘志祥索要赔款，刘未予解决，后刘志祥得知高铁柱准备与他人一起到有关部门举报其违法犯罪问题，便指使无业人员彭支红去“修理”高铁柱。在刘志祥的多次催促下，彭支红邀约并指使冯立海殴打高铁柱。2002年12月8日，冯立海又邀约“长毛”等人携带弹簧刀、铁管等凶器窜入高的租住处，对其进行殴打，冯立海向其连刺三刀，刺破右股动静脉，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同时查明，1995年至2004年，被告人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使财务人员、工作人员和下属单位负责人等从汉口站“小金库”中取出巨额款项，以外出学习、考察、办事、旅游、需要用钱、“感谢”有关方面等名义，采取无条和白条领款等手段，单独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公款，贪污公款及公物其中刘志祥个人实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144万余元、美元52万元、欧元3.5万元。

在此期间，刘志祥利用职权，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巨额款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所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435.4万余元。

法院同时还查明，有关机关依法扣押、冻结被告人刘志祥财产的数额特别巨大，扣除其个人及家庭成员合法收入、个人贪污受贿所得、违纪款物等外，还有共计人民币527.5万余元、美元88.744万元、欧元5.8万元、港币120.47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根据被告人刘志祥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悔罪表现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4、9月12日，原辽宁省人大代表侯建军驾车杀人一案在沈阳宣判，被告从一审的死刑被改判为死缓。侯建军驾车将受害人刮碰，但他却不道歉，反而与对方争执、撕扯，竟然开车追撵受害人，受害人跑到人行道他不放过，受害人跑到百货大楼休闲广场，他还不放过，而是越过路边石，从行人通道口冲入该广场，将受害人撞倒致死。

5、曾为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的孔哲2000年10月15日中午在《浙江青年报》记者方筱萍住处，将其杀死。当天下午，孔哲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孔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6、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

7、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

8、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

9、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

10、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

11、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

12、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

客观上，经过刚才的法庭质证，大家都已经清楚看到，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一个平时表现良好的一个退伍军人，在服役保卫祖国期间，他曾经于2003年，被评为优秀士兵，也就是说，他曾经是国家的优秀卫士。

在本案中，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动机，我认为不是十分恶劣。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因偶然的原因，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

而且，我提请公诉人跟合议庭注意，在侦查机关工作人员提交的一份证据里面，我看到，下面的一些文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在到案过程中，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行为。

如果说，象刚才公诉人说，就因为，崔英杰没有认这个故意杀人罪，没有认这个暴力抗法罪，就说崔英杰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这不符合客观事实。

因为事实真相，他的故意，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知道自已不是故意杀人，他今天当然可以自己坚持下去，而且他这种坚持是对的。

如果说，他坚持对的东西，反而说他的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刚才，公诉人也问到了，说这些案例与本案有什么关联。那我现在就告诉公诉人，在这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把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与上列十二个案例中罪犯的罪行具体比对之后；你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你认定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如果你到现在，还坚持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一结论；哪么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对上列十二个案例里面罪犯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后果”您又将下怎么样的结论？！

就是说，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具体的差距？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一样的恶劣，严重？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比这十二个案例中的罪犯更恶劣，极其恶劣到了非斩立决不可的顶点？

四、我知道：在我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理想。我还注意到：刑法分则里面，除了少数几个绝对死刑的法定刑条款外，其他规定里面，有死刑的条款里面，死刑总是作为可供选择的刑期，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规定在一起。这在故意伤害罪里，也是一样。

我认为：在适用这些条款的时候，应当综合所有犯罪情节，判断行为人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是应该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这是我今天辩护的重点，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因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而必须被依法判处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第1 款规定：“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我坚信：本案被告崔英杰就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

1、按照这个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缓，应当同时符合这样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他罪该处死。就是说，如果他所犯的罪行本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适用死缓。其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2、由于刑法对于应当或者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哪些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刑法上是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在这里，我同样还是必须要借助，刚才我说的上列十二个案例，来做对比分析说明，以支持我今天要特别强调明确的，这样一个，我今天的，一个基本辩护观点。

我认为，崔英杰的此次犯罪行为，不管最终罪名是什么，即便就是按公诉人所说的故意杀人罪，而使得他，属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但是，与“贵州崔英杰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北大医学院安然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武汉铁路局贪官刘志祥雇凶杀人并贪污受贿2600多万元被判死缓案、原辽宁省人大代表富翁老板侯建军驾车杀人被判死缓案、原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孔哲杀害《浙江青年报》女记者方筱萍被判死缓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案”等十二个案例中被判处死刑并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的罪行相比；无论是从，法理、情理、天理角度来说；崔英杰显然更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3、刚才公诉人说到社会危害性。我认为，崔英杰的社会危害性，绝对要远远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九个贪官污吏！！

4、刚才公诉人提到人身危险性。我认为，从人身危险性这个角度来说，崔英杰的社会危险程度肯定要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贵州的崔英杰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安然及辽宁省的这个民企老板人大代表！

5、公诉人刚才说到了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的社会效果。我认为，从它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社会效果角度来分析，也不是非判死刑立即执行不可！

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庭审和之前的案件报道，如今北京所有知道这一案件消息的任何一个小摊贩，都已知道象崔英杰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性、不理性、不合算的。仅仅是由于一辆280多元的新三轮车而引发出来的命案，不但是害了李志强，害了李志强的家人；其实同时，也是害了本案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这样的行为，对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也是有百害而根本没有半点利的！

我相信，不用公诉人强调什么极其恶劣，极其严重，不用强调到那个份上，就是对崔英杰判的是无期徒刑，也都足以起到惩前毖后的社会效应。

6、根据我们作为法律人所了解的司法实践经验，我们知道，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通常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中跟崔英杰这个相关联的主要有3点，A、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十分恶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B、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责任不全在被告人的； C、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激愤犯罪的。

显而易见，崔英杰至少是，属于其中“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是十分恶劣，是因为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7、再一个，我想再谈一下关于受害人过错的问题。

刚才公诉人一直强调说，当天的城管人员的执法行为，是文明执法。但是，我想，经过刚才的庭审，我们知道，在刚才庭审放的录像中，我们已清楚看到，他们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是根本没有出示执法证件，也根本没有出示相关的处罚决定，就强行的把车拉走。他们拉走车的依据，我也看到了，就是国务院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按照这个办法里面，第十条的明确规定，这个办法的执法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实施查封，扣押，必须，这里用的是必须，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查封扣押财物及资料清单。

刚才，我们另外一个辩护人说到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的问题。

我这里要说，就算，工商局依照这个规定，把自已这个执法的权力移交给城管了。那么，城管也必须，依照国务院的这个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相应的权力。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们的行为，刚才你说的是说扣押行为，他们自己说的，是没收。这个你从刚才几个城管人员的证言里可以清楚看到，他们自已说的是没收。他们实施的没收崔英杰的新三轮车的决定，有没有经过县一级以上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批准？他们强行实施没收，就是强行违法把人家的车拿走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向人家出示执法证件？有没有当场交付扣押它的清单？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说，他们的执法，是文明的，和谐的，值得表扬的？

而且，我还要结合国务院的条例说明一点。

这一个条例上所说的，可以查封扣押的东西，是只限于，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等财物。这里有个前提，叫做专门用于。但是，本案中引致血案的是一辆三轮车，我们刚才从视听资料里看到。崔英杰所说的，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你们都拿走，就把我这车留下，好不好？

这个身高一米七的二十三岁的退伍军人，是一只脚跪在地上对着这一伙要没收他的新三轮车的人这么哀求说的。

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轮车，是不是从事无照经营的专门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

很显然不是。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权这样强行没收人家的三轮车。

那么，我反过来也要说，如果没有强行违法没收人家不该被没收的三轮车的行为，这个血案还会发生吗？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我相信，已进入天国的受害人李志强烈士个人是没有过错。

但是，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事实证明：目前在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客观存在的，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不够高、执法不够公平、选择性任意性执法、执法态度野蛮粗暴不够人性化、不按法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是必须得到检讨和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让曾是国家优秀卫兵的崔英杰也失去了生命或终生失去了自由。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给北京的城管队员换来了，武装到牙齿的技术装备。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城管执法不公，选择性任意性执法，和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没按规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得到制度性的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现实生活中，不科学不合法的城管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里不合法的方面，及时得到体制方面的反省。

则我想，这不仅仅是李志强烈士和崔英杰两个人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将会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刚才也说到，崔英杰指向的不是特定的人李志强，而是不特定的所有城管队员，我也曾经见到过有人说，这次死的是李志强烈士，但是相关的制度不改，李志强的死是偶然的，有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如果那些制度里面不合法不科学的东西不改的话，这种悲剧，不是说，靠杀一个崔英杰，就能真正制止住的。

五、公诉人刚才还说到，关于首都的社会管理秩序的问题，关于必须严打暴力抗法问题。

我认为：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确需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还是应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对这个，我持支持态度。

但同时，我认为：对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确定从轻的罪犯，无论他的罪轻罪重，无论他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会导致其他的人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执法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我认为：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象崔英杰这样的，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从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

我相信：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有利于真正的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我恳请合议庭，在本案的审理判决中，切实贯彻执行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的，“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谢谢！

崔英杰的一审辩护人： 李劲松律师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 2006年12月12日

第二篇：崔英杰案辩护词

崔英杰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诸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人。在发表辩词之前，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李志强的家属今天在场，也请您们能够接受我们作为辩方律师的诚恳致意。（情真意切，苍天有恨！）

针对起诉书和公诉人方才发表的公诉词，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发表以下意见，为崔英杰辩护。

一、关于起诉书指控的妨害公务

妨害公务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阻碍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明知阻碍之人是在依法履行职务或职责；客观上该人员也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该机关必须是依法设立的、拥有合法授权的适格的国家机关。我们认为，本案中崔英杰实施了妨害的行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务。理由如下：

（一）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

崔英杰经营的烤肠摊违法之处在于无照经营。按《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权查处之行政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涉及到公民的财产甚至自由，国家对于行政处罚权的授予是相当严格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机关须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公务人员。国家之所以把查处无照经营的权力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因为其是营业执照的颁发机关，具有营业执照的原始登记凭证，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无从得知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的。尤其是这种街头巷尾的现场执法，城管何能当场查证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而作出行政处罚。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查封、扣押和暂扣工具的行政处罚种类。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执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两份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备案之证据和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之设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之证据，以确认其是否是合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在此之前，经辩护人的调查，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机关具备法律规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件。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

（三）控方未能证明参与当天现场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

妨害公务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执法人员并没有在执法时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证件，而且执法人员成分复杂，既有城管，又有协管，还有保安；更何况当日出现在执法现场的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便装出现，怎么能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具备这种认知能力。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受害人李志强及案发现场参与行政执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芦富才、吕平安、赵双顺、张建国、尼玛、何兴民及卢海龙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身份。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参与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缺乏执法依据并且严重违反执法程序。

首先，城管执法于法无据。城管执法人员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被告的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在执法现场，执法人员也并没有询问被告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是否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城管并没有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其次，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应该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甚至包括送达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执法人员没有遵守相关法律程序，当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故而，起诉书所指控的妨害公务并不成立。

或谓，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此规定所称“一个行政机关”显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辩护人认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法律根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乃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

刑法学上所说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这两个特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断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水平、行为能力，也要考虑案发时的客观环境，案发的全过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发性、不可重复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观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事实与情节进行具体、全面、客观的分析，以对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确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从本案来看，被告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是因为现场混乱，城管在追赶被告，被告担心不止是三轮车被没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的情况下随便挥了一刀。而且从公诉人提供的视听资料来看，被告第二次进入现场时曾经经过李志强的身边，并没有对李志强实施任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指控被告具有杀害李志强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须注意到，刺中李志强的刀是用来切香肠的、一把从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钱买的刀，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这把刀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乱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强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对位置和被告的反手握刀姿势分析，由上而下斜划一刀就是当时被告最顺手的姿势，并非刻意为之。被害人受伤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结果。

（三）被告崔英杰对受害人李志强死亡结果的态度

当被告离开案发现场到达天津之后，曾经发短信询问被害人的伤势状况，因此可以证明其确实没有预见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无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乱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顺手一刀。其实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种强烈的感情支配下导致的犯罪。

故而，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悯

辩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河北省阜平县各老村村民委员会、阜平县平阳镇人民政府及阜平县公安局平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个守法的好公民，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2.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名优秀的学生；

3.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思想品质良好，成绩优良。

4.崔英杰曾经服役71799部队给崔英杰家长的来信，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

5.崔英杰所服役部队颁发的优秀士兵证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登记表，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曾荣获“优秀士兵”称号，获嘉奖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队是电子干扰部队，其所受专业训练为报务专业；

6．崔英杰在名柜娱乐城同事黄金杨调查笔录，证明内容：崔英杰在城市谋生的艰辛，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以及温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队的战友给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证明证实崔英杰一贯表现良好，无打架斗殴，也无前科，确系良民。在部队还是优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艰辛，为生存挣扎。另外调查还证明，崔英杰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结辩：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适度的压力！）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辩护人：夏霖 律师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三篇：崔英杰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诸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人。在发表辩词之前，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 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李志强的家属今天在场，也请您们能够接受我们作为辩方律师的诚恳致意。

针对起诉书和公诉人方才发表的公诉词，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发表以下意见，为崔英杰辩护。

一、关于起诉书指控的妨害公务

妨害公务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阻碍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明知阻碍之人是 在依法履行职务或职责；客观上该人员也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该机关必须是依法设立的、拥有合法授权的适格的国家机关。我们认为，本案中 崔英杰实施了妨害的行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务。理由如下：

（一）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

崔英杰经营的烤肠摊违法之处在于无照经营。按《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权查处之行政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涉及到公民的财产甚至自由，国家 对于行政处罚权的授予是相当严格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机关须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公务人员。国家之所以把 查处无照经营的权力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因为其是营业执照的颁发机关，具有营业执照的原始登记凭证，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无从得知经营者是否具 有营业执照的。尤其是这种街头巷尾的现场执法，城管何能当场查证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而作出行政处罚。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 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查封、扣押和暂扣工具的行政处罚种类。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管理局超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执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

第二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 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两份提请收 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备案之证据和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之设立是否由北京市 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之证据，以确认其是否是合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在此之前，经辩护人的调查，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机关具备法律规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 性要件。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

（三）控方未能证明参与当天现场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

妨害公务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执法人员并没有在执法时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证件，而且执法人员成分复 杂，既有城管，又有协管，还有保安；更何况当日出现在执法现场的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便装出现，怎么能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具备这种认知能力。辩护人已经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受害人李志强及案发现场参与行政执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芦富才、吕平安、赵双顺、张建国、尼 玛、何兴民及卢海龙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身份。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参与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身份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缺乏执法依据并且严重违反执法程序。首先，城管执法于法无据。城管执法人员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被告的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被告是否存 在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在执法现场，执法人员也并没有询问被告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是否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城管并没有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其次，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 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 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应该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甚至包括送达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执法人员没有遵守相关法律程序，当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故而，起诉书所指控的妨害公务并不成立。

或谓，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此规定所称“一个行政机关”显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辩护人认 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法律根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乃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

刑法学上所说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 或者放任这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这两个特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断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水平、行为能力，也要考虑案发时的客观环境，案发的全过 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发性、不可重复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观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事实与情节进行具体、全面、客观的分析，以对 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确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从本案来看，被告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是因为现场混乱，城管在追赶被告，被告担心不止是三轮车被没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的情况下随便挥了一刀。而且从公诉人提供的视听资料来看，被告第二次进入现场时曾经经过李志强的身边，并没有对李志强实施任何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指控被告具有杀害李志强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须注意到，刺中李志强的刀是用来切香肠的、一把从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钱买的刀，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这把刀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乱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 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强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对位置和被告的反手握刀姿势分析，由上而下斜划一刀就是当时被告 最顺手的姿势，并非刻意为之。被害人受伤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结果。

（三）被告崔英杰对受害人李志强死亡结果的态度

当被告离开案发现场到达天津之后，曾经发短信询问被害人的伤势状况，因此可以证明其确实没有预见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无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乱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顺手一刀。其实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种强烈的感情支配下导致的犯罪。故而，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悯

辩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河北省阜平县各老村村民委员会、阜平县平阳镇人民政府及阜平县公安局平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 崔英杰是个守法的好公民，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2.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名优秀的学生；

3.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思想品质良好，成绩优良。

4.崔英杰曾经服役71799部队给崔英杰家长的来信，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

5.崔英杰所服役部队颁发的优秀士兵证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登记表，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曾荣获“优秀士兵”称号，获嘉奖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队是电子干扰部队，其所受专业训练为报务专业；

6．崔英杰在名柜娱乐城同事黄金杨调查笔录，证明内容：崔英杰在城市谋生的艰辛，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以及温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队的战友给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证明证实崔英杰一贯表现良好，无打架斗殴，也无前科，确系良民。在部队还是优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艰辛，为生存挣扎。另外调查还证明，崔英杰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结辩：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

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 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 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 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辩护人：夏 霖 律师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四篇：夏霖：崔英杰案辩护词

夏霖：崔英杰案辩护词

夏霖律师：崔英杰案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诸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 人。在发表辩词之前，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李 志强的家属今天在场，也请您们能够接受我们作为辩方律师的诚恳致意。

针对起诉书和公诉人方才发表的公诉词，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发表以下意见，为崔英杰辩护。

一、关于起诉书指控的妨害公务

妨 害公务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阻碍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明知阻碍之人是在 依法履行职务或职责；客观上该人员也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该机关必须是依法设立的、拥有合法授权的适格的国家机关。我们认为，本案中崔 英杰实施了妨害的行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务。理由如下：

（一）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

崔英杰 经营的烤肠摊违法之处在于无照经营。按《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权查处之行政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涉及到公民的财产甚至自由，国家对于行 政处罚权的授予是相当严格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机关须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公务人员。国家之所以把查处无 照经营的权力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因为其是营业执照的颁发机关，具有营业执照的原始登记凭证，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无从得知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 执照的。尤其是这种街头巷尾的现场执法，城管何能当场查证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而作出行政处罚。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十条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 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查封、扣押和暂扣工具的行政处罚种类。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 行政处罚的种类执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 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两份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备案之证据和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之设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 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之证据，以确认其是否是合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在此之前，经辩护人的调查，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机关具备法律规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 件。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

（三）控方未能证明参与当天现场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

妨 害公务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执法人员并没有在执法时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证件，而且执法人员成分复杂，既有城管，又有协管，还有保安；更何况当日出现在执法现场的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便装出现，怎么能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具备这种认知能力。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受害人李志强及案发现场参与行政执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芦富才、吕平安、赵双顺、张建国、尼玛、何 兴民及卢海龙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身份。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参与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或 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缺乏执法依据并且严重违反执法程序。

首先，城管执法于法无据。城管 执法人员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被告的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在执法 现场，执法人员也并没有询问被告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是否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城管并没有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其次，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 重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 权利的除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应该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甚至包括送达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执法人员没有遵守相关法律程序，当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故而，起诉书所指控的妨害公务并不成立。

或 谓，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此规定所称“一个行政机关”显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辩护人认 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法律根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乃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

刑 法学上所说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 条的规定，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这两个特 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断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水平、行为能 力，也要考虑案发时的客观环境，案发的全过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发性、不可重复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观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事 实与情节进行具体、全面、客观的分析，以对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确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从本案来看，被告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 识、无冤无仇，只是因为现场混乱，城管在追赶被告，被告担心不止是三轮车被没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的情况下随便挥了一刀。而且从公诉人 提供的视听资料来看，被告第二次进入现场时曾经经过李志强的身边，并没有对李志强实施任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指控被告具有杀害李志强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须注意到，刺中李志强的刀是用来切香肠的、一把从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钱买的刀，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这把刀 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乱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强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对位置和被告的 反手握刀姿势分析，由上而下斜划一刀就是当时被告最顺手的姿势，并非刻意为之。被害人受伤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结果。

（三）被告崔英杰对受害人李志强死亡结果的态度

当被告离开案发现场到达天津之后，曾经发短信询问被害人的伤势状况，因此可以证明其确实没有预见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无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乱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顺手一刀。其实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种强烈的感情支配下导致的犯罪。

故而，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悯

辩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河北省阜平县各老村村民委员会、阜平县平阳镇人民政府及阜平县公安局平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 崔英杰是个守法的好公民，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2.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名优秀的学生；

3.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思想品质良好，成绩优良。

4.崔英杰曾经服役71799部队给崔英杰家长的来信，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

5.崔英杰所服役部队颁发的优秀士兵证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登记表，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曾荣获“优秀士兵”称号，获嘉奖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队是电子干扰部队，其所受专业训练为报务专业；

6．崔英杰在名柜娱乐城同事黄金杨调查笔录，证明内容：崔英杰在城市谋生的艰辛，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以及温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队的战友给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证明证实崔英杰一贯表现良好，无打架斗殴，也无前科，确系良民。在部队还是优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艰辛，为生存挣扎。另外调查还证明，崔英杰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结辩：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 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 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 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 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 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辩护人：夏 霖 律师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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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劲松律师辩护词

崔英杰辩护人李劲松律师的庭审辩护发言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

身为辩护人，我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相关辩护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庭前我审阅了案件材料，听取了当事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进行了相关调查工作，在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后，现向法院致送如下辩护意见。

我有些辩护内容，跟第一辩护人会有些重复。请大家谅解，因为人命关天。

一、我认为：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认定事实不当！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因为，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质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公诉人所说的是实，崔英杰当庭所陈述说的意外伤人致死，不是事实。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被告人只有故意伤害受害人的犯罪故意。

被告人并没有，故意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说的是明知，不是说的，应当知道，明知自已的行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依据这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故意犯伤害他人身体这样的故意伤害罪，指的就是：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样一个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1，按照这个罪名的概念，按照公诉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或观点，我认为，被告人崔英杰，至多也就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故意犯终结他人生命这样的故意杀人罪，是指：

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人家的生命终结，导致人家的死亡，这样一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受害人死亡这种结果发生。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崔英杰肯定不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李志强这样的结果，而故意还要再作这样的事。

所以我认为，就是刚才说的，公诉人认定说，崔英杰是故意杀人，这是和事实不符。

2、我注意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06年10月23号，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并且致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意见书。

在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它确认的，是被告人崔英杰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

第234条，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北京市公安局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的结论是，崔英杰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我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对崔英杰行为的认定，相对而言，是客观公正准确的。

相比而言，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关于崔英杰的行为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

第232条，是故意杀人。

这个结论，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的，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

特别是，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所说的，被告人

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这样一个结论，我认为，更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

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

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有违我们做为法律人的基本专业经验和判断能力。

如果说公诉人所说的这个结论，是大家可以绝对相信，是完全符合事实真相，没有一点错误的话。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很清楚，本案的公正判决结果，依法只能是一个：

判处被告人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因为，把“一个杀人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样的专业用语，转换成大众的通俗用语；

就是说，“这个杀人犯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二、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庭审质证，特别是，看了视听录像。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本案相关事实的基本真相。

非常遗憾，最关键的那个就是，崔英杰刺伤李志强的过程，那个录像显示，在车的前面，我们不能看到。

但这个行为，仅仅是3秒之内的突发的行为，这个大家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的。

因为当时现场崔英杰这边只有一个人，他所说的，公诉人刚才已经说了，不足采信。

公诉人说它跟崔英杰在公安局侦查阶段所说的不一致，而且反而说，他今天当庭的陈述，是对自己的罪行悔罪不够。

但我相信，今天崔英杰所说的是客观事实。

可是，我也很明确的说，我们也的确没有太多证据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相反，我们刚才当庭也看到了，公诉人所提交的在现场的其他证人的证言，这些与录象所示明显不符，显然涉嫌伪证的控方证人证言，多是指向，崔英杰是故意杀人。

并没有有利于崔英杰的。

有利于崔英杰的证人证言，一份我都没看到。

但是，作为公诉机关，基本职责，不是为了认定一个人有罪，为认定一个人的死罪，而去工作。

公诉机关的责任，应该是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有罪的，都要全面收集才对。

我当庭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问题，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个很关键的证人，叫宋成栋，他是直接护送李志强到医院。

我刚才说护送的时候，公诉人员强调说不是他护送去的，是车子送去的。

我知道，是车子送去的。

但在车上是他抱着李志强，而且用手抚着李志强的伤口。

可能当时他也不知道刀片在里面。

那么可能，所以我刚才说到，致死李志强的原因，你公诉人能不能当庭给我一个结论？

是崔英杰一刀下去，就直接伤到了肺部，如果没有其他外力，它已经到达肺部了？

还是说，确实，在送医院的过程中，包括在救治过程中，大家不知道有个刀片在里面，所以采取的救助手段不恰当，而把那个刀片又往下移，割到肺叶，割到肺叶之后，肺叶受伤之后，才会导致胸腔里面1500多毫升的血液囤积在里面，这个才是李志强致死的真正原因？

但这个事实，我到现在，刚才经过庭审质证，我知道，公诉人是没有查实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医院救治李志强的这个医生，他的手术记录，按理来公诉人也应该调取到。

他当时这个刀片，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刀片在里面的？

这刀片在体内的什么位置？

我相信，在医院的救护记录里面，应该都有。

但是很遗憾，今天公诉人提交的证据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其实，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是：

被告人崔英杰，故意伤害，因为，我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是过失，或者说是无意伤害，我现在只能，先依据现有证据说，我认为他是，故意伤害城管队员李志强并且致李志强死亡。

崔英杰是一个，大家刚才也都见到了崔英杰，知道他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知道做人要自食其力，对家里人也很有良心，而且也具有靠自己的吃苦耐劳，来勤劳致富，这样一种很朴素的理想，而且，他在部队保家卫国这个期间，不仅表现良好，就在退伍的当年，还被评为优秀士兵。

这样的一个退伍军人，他是，由于，省吃俭用，刚刚借钱买来的，200多块钱的新三轮车，被强行粗暴的没收。

由于，见到10多个城管工作人员，正向自己围拢，担心自己被带走，或许可能还会被罚款。

在高度紧张、情绪亢奋、情急之下，也是在当时的混乱之中，在极其短暂的，我可以肯定，是三秒到五秒钟之内，做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确实结果是害人害已的；

偶然，激情，犯罪行为。

公诉人刚才始终强调了一点，说根本不存在执法人员对崔英杰实行人身控制，这样一种可能的威胁。

这一点，我提醒合议庭注意，在公诉人刚才提交的证人证言里面，有控方证人明确地说了，我们抓了一个新疆人。

而且控方证人也明确地说了，李队去追崔英杰，我也去追崔英杰。

所以，崔英杰所陈述的，说他当时想跑不被控制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应该要认定的。

再一个，崔英杰主观上确实没有杀人的故意。

他所用的，所谓匕首，其实并不是一个匕首。

其实只是他随手拿着的工作工具。

所以，我认为公诉人也应该如实陈述这个事实。

你在陈述他持刀杀人的时候，最好能把事实如实说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个不到20厘米的，一块钱一把的劣质水果刀。

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

它并不是，故意杀人的蓄意杀人者做案时会选择的，有杀伤力的一种致命武器。

它只是崔英杰花了一块钱买回来的一把劣质水果刀。

第二个，就是说他第二次为什么要复出。

大家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他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出来？

我昨天去会见他的时候，也问他，你第一次已经走了，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回来。

他告诉我说，他出来是想看一下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了，他想把她带走。

他过来看，没看见小女孩，但看见他的车在向皮卡车上拉，而且皮卡车准备拉走，他真的很心疼。

他知道，他说他以前见过，有的新疆人，卖哈密瓜之类的新疆人，他们的东西，他们的车，被拉上车之前，还有人就在最后关头，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求他们，还是把车拉回来了。

所以，他也想冲过去，再抢一下，救一下，再求一下。

根本不是说，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报复。

根本不是象公诉人刚才所说的，他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没收，受到了损失，就报复所有的城管。

而且，这个报复目标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见城管就杀这种程度。

我认为，公诉人刚才这种判断认识，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他第二次跑出来，根本不是为了杀死被害人李志强或其他任何一个城管。

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谋生工具，想为自己借钱新买的一个三轮车，作最后一次努力。

而且，他在发现车已经开走之后，是为了保自已不会被带走罚款而奔跑。

因为车走后他回头一看，他刚才当庭所陈述的，发现当时有十来个人向他围过来。

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

因为刚才录像已经放出来的，包括证人证言说的，最少跟受害人一起的就有六个人，还有之前的几个人，还有保安，加起来绝对超过了十个人。

这十个人绝对是围向了崔英杰，是想抓住他。

这个事实，我相信，只要把那些人叫到庭上来，当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他们的天良都会让他们说实话，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围过去想抓住崔英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崔英杰就是，为了自己不被带走，不被罚款。

而在紧张奔跑之中，情急之下，临时起意，将这把劣质小水果刀，一直就在手上的水果刀，挥向离他最近的李志强。

所以，这个事实可以肯定，根本他并不是为蓄意伤害，特别是，他不可能说是为了谋杀受害人李志强，或者，你刚才所说的，其他不特定城管工作人员，而冲出来的。

这个录像资料我一直注意了一点，从被告人崔英杰第二次跑出来，向货车的方向冲去，到他跑离事发现场，仅仅9秒钟！

我把那个录像，定点定格放过。

从他在栏杆跑过去，再跑出来，这个过程只有9秒钟。

那么，从受害人以及其他的城管工作人员，向第二次跑出来的崔英杰围上去，到受害人被第二次跑出来的被告人崔英杰，用这把劣质的小水果刀所伤。

这个时间，我也测算了，仅仅三秒钟！

那么这三秒钟，你就能说，他是故意为了报复杀人而去做事吗？

他要是为了报复杀人去做，他不用去追那个车。

李志强，我们在录像里也看到了，在他去追那个车之前，李志强还有其他两个城管离他更近。

但他去追的，是那个车，他追的，不是比那个车离他更近的李志强等其他城管。

录像清楚反映出的事实是：

他是去追车

而李志强及其他城管，是在他后面追他！

此外，从常理我们也能想到：

人家几十个人，你只有这样的一把一块钱的小水果刀，你有可能会想靠它去实现杀死人家的目标吗？

所以，我认为，公诉人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经马振川局长审核确定的，这种正确的确定崔英杰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这种认定。

强行的改变为故意杀人。

我觉得，确实是，很说不过去的！

三、关于，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否的确如公诉人刚才所说的“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借助下面十二个案例，来进一步明确说明。

第一个案例、2005年6月25日早上6时多，21岁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二学生崔培昭，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宿舍内被同班同学安然杀害。检察院指控，今年22 岁的北京人安然与同学崔培昭素有矛盾。案发时，安然在世纪坛医院教学楼西侧三至四层楼梯处与崔培昭相遇，并因琐事发生争执。然后安然在追赶崔培昭到四楼平台时，用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猛砍崔培昭头面部、颈部等数十刀，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扎崔培昭背部两刀，崔培昭因被砍切颈部，伤势过重而死。

2006年3月14日，北京市一中院对“北大学生八十余刀杀死同学案”，刑事部分，作出判决，疑犯安然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与崔英杰同名的案例。

2004年10月10日下午，云马厂子弟崔英杰和宋金宁商量，一起实施抢劫。当晚10点左右，附近某中学高三女生王兰下晚自习后从云马厂路过，崔英杰和宋金宁持刀威胁，从她身上抢走现金15元，并将王兰挟持到附近某中学对面的山上，对王兰实施了轮奸。

随后，两人又将王兰挟持到她所租住的宿舍内，再次抢得现金40元。由于担心王兰报警，崔英杰和宋金宁决定杀人灭口，他们准备将王兰带到云马厂蜜蜂水库杀害。

在前往蜜蜂水库的路途中，崔英杰和宋金宁又对王兰实施了一次轮奸。到水库后，崔英杰和宋金宁用一条小船将王兰载到水库深处，崔英杰跳下水，让宋金宁将王兰推下水，打算将她按进水里。当时已是秋天，水冰冷刺骨，崔英杰被迫爬上船，脱下王兰身穿的白色夹克，将她捆住后推进水库，准备将她淹死，谁知王兰会游泳，竟奋力向岸边游去。崔英杰和宋金宁未能得逞。

两人并没有放弃杀心。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哄骗王兰上岸，马上用岸边的石头对着王兰的头部一阵猛砸，致使王兰当场死亡。两人把王兰的尸体抛到水库中后逃逸。

经过审理，2005年6月16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死刑；判决后，崔英杰表示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005年11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在判决中，贵州高院维持了安顺中院对崔英杰和宋金宁的罪行认定，但撤消了对崔英杰的量刑，因“考虑到上诉人崔英杰能够坦白其罪行，认罪态度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将量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3、4月30日，宜昌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志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刘志祥原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判决认定刘志祥在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期间，被害人高铁柱因汉口火车站招待所转租一事，多次找刘志祥索要赔款，刘未予解决，后刘志祥得知高铁柱准备与他人一起到有关部门举报其违法犯罪问题，便指使无业人员彭支红去“修理”高铁柱。在刘志祥的多次催促下，彭支红邀约并指使冯立海殴打高铁柱。2002年12月8日，冯立海又邀约“长毛”等人携带弹簧刀、铁管等凶器窜入高的租住处，对其进行殴打，冯立海向其连刺三刀，刺破右股动静脉，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同时查明，1995年至2004年，被告人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使财务人员、工作人员和下属单位负责人等从汉口站“小金库”中取出巨额款项，以外出学习、考察、办事、旅游、需要用钱、“感谢”有关方面等名义，采取无条和白条领款等手段，单独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公款，贪污公款及公物其中刘志祥个人实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144万余元、美元52万元、欧元3.5万元。

在此期间，刘志祥利用职权，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巨额款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所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435.4万余元。

法院同时还查明，有关机关依法扣押、冻结被告人刘志祥财产的数额特别巨大，扣除其个人及家庭成员合法收入、个人贪污受贿所得、违纪款物等外，还有共计人民币527.5万余元、美元88.744万元、欧元5.8万元、港币120.47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根据被告人刘志祥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悔罪表现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

4、9月12日，原辽宁省人大代表侯建军驾车杀人一案在沈阳宣判，被告从一审的死刑被改判为死缓。侯建军驾车将受害人刮碰，但他却不道歉，反而与对方争执、撕扯，竟然开车追撵受害人，受害人跑到人行道他不放过，受害人跑到百货大楼休闲广场，他还不放过，而是越过路边石，从行人通道口冲入该广场，将受害人撞倒致死。

5、曾为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的孔哲2000年10月15日中午在《浙江青年报》记者方筱萍住处，将其杀死。当天下午，孔哲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孔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6、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

7、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

8、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

9、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

10、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

11、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

12、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

客观上，经过刚才的法庭质证，大家都已经清楚看到，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一个平时表现良好的一个退伍军人，在服役保卫祖国期间，他曾经于2003年，被评为优秀士兵，也就是说，他曾经是国家的优秀卫士。

在本案中，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动机，我认为不是十分恶劣。

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因偶然的原因，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

而且，我提请公诉人跟合议庭注意，在侦查机关工作人员提交的一份证据里面，我看到，下面的一些文字：

本案被告人崔英杰在到案过程中，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行为。

如果说，象刚才公诉人说，就因为，崔英杰没有认这个故意杀人罪，没有认这个暴力抗法罪，就说崔英杰认罪态度不好。

我认为，这不符合客观事实。

因为事实真相，他的故意，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知道自已不是故意杀人，他今天当然可以自己坚持下去，而且他这种坚持是对的。

如果说，他坚持对的东西，反而说他的认罪态度不好。

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刚才，公诉人也问到了，说这些案例与本案有什么关联。

那我现在就告诉公诉人，在这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把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与上列十二个案例中罪犯的罪行具体比对之后；

你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你认定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如果你到现在，还坚持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一结论；

哪么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对上列十二个案例里面罪犯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后果”您又将下怎么样的结论？！

就是说，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具体的差距？

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一样的恶劣，严重？

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比这十二个案例中的罪犯更恶劣，极其恶劣到了非斩立决不可的顶点？

四、我知道：

在我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理想。

我还注意到：

刑法分则里面，除了少数几个绝对死刑的法定刑条款外，其他规定里面，有死刑的条款里面，死刑总是作为可供选择的刑期，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规定在一起。

这在故意伤害罪里，也是一样。

我认为：

在适用这些条款的时候，应当综合所有犯罪情节，判断行为人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是应该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这是我今天辩护的重点，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因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而必须被依法判处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第1 款规定：

“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我坚信：

本案被告崔英杰就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

1、按照这个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缓，应当同时符合这样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他罪该处死。就是说，如果他所犯的罪行本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适用死缓。

其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2、由于刑法对于应当或者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哪些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刑法上是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在这里，我同样还是必须要借助，刚才我说的上列十二个案例，来做对比分析说明，以支持我今天要特别强调明确的，这样一个，我今天的，一个基本辩护观点。

我认为，崔英杰的此次犯罪行为，不管最终罪名是什么，即便就是按公诉人所说的故意杀人罪，而使得他，属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但是，与“贵州崔英杰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北大医学院安然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武汉铁路局贪官刘志祥雇凶杀人并贪污受贿2600多万元被判死缓案、原辽宁省人大代表富翁老板侯建军驾车杀人被判死缓案、原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孔哲杀害《浙江青年报》女记者方筱萍被判死缓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 1304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案”等十二个案例中被判处死刑并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的罪行相比；

无论是从，法理

情理

天理

角度来说；

崔英杰显然更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3、刚才公诉人说到社会危害性。

我认为，崔英杰的社会危害性，绝对要远远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九个贪官污吏！！

4、刚才公诉人提到人身危险性。

我认为，从人身危险性这个角度来说，崔英杰的社会危险程度肯定要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贵州的崔英杰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安然及辽宁省的这个民企老板人大代表！

5、公诉人刚才说到了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的社会效果。

我认为，从它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社会效果角度来分析，也不是非判死刑立即执行不可！

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庭审和之前的案件报道，如今北京所有知道这一案件消息的任何一个小摊贩，都已知道象崔英杰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性、不理性、不合算的。

仅仅是由于一辆280多元的新三轮车而引发出来的命案，不但是害了李志强，害了李志强的家人；

其实同时，也是害了本案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这样的行为，对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也是有百害而根本没有半点利的！

我相信，不用公诉人强调什么极其恶劣，极其严重，不用强调到那个份上，就是对崔英杰判的是无期徒刑，也都足以起到惩前毖后的社会效应。

6、根据我们作为法律人所了解的司法实践经验，我们知道，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通常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中跟崔英杰这个相关联的主要有3点，A、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十分恶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B、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责任不全在被告人的；

C、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激愤犯罪的。

显而易见，崔英杰至少是，属于其中“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是十分恶劣，是因为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7、再一个，我想再谈一下关于受害人过错的问题。

刚才公诉人一直强调说，当天的城管人员的执法行为，是文明执法。

但是，我想，经过刚才的庭审，我们知道，在刚才庭审放的录像中，我们已清楚看到，他们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是根本没有出示执法证件，也根本没有出示相关的处罚决定，就强行的把车拉走。

他们拉走车的依据，我也看到了，就是国务院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按照这个办法里面，第十条的明确规定，这个办法的执法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实施查封，扣押，必须，这里用的是必须，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查封扣押财物及资料清单。

刚才，我们另外一个辩护人说到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的问题。

我这里要说，就算，工商局依照这个规定，把自已这个执法的权力移交给城管了。

那么，城管也必须，依照国务院的这个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相应的权力。

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们的行为，刚才你说的是说扣押行为，他们自己说的，是没收。

这个你从刚才几个城管人员的证言里可以清楚看到，他们自已说的是没收。

他们实施的没收崔英杰的新三轮车的决定，有没有经过县一级以上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批准？

他们强行实施没收，就是强行违法把人家的车拿走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向人家出示执法证件？

有没有当场交付扣押它的清单？

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说，他们的执法，是文明的，和谐的，值得表扬的？

而且，我还要结合国务院的条例说明一点。

这一个条例上所说的，可以查封扣押的东西，是只限于，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等财物。

这里有个前提，叫做专门用于。

但是，本案中引致血案的是一辆三轮车，我们刚才从视听资料里看到。

崔英杰所说的，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你们都拿走，就把我这车留下，好不好？

这个身高一米七的二十三岁的退伍军人，是一只脚跪在地上对着这一伙要没收他的新三轮车的人这么哀求说的。

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轮车，是不是从事无照经营的专门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

很显然不是。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权这样强行没收人家的三轮车。

那么，我反过来也要说，如果没有强行违法没收人家不该被没收的三轮车的行为，这个血案还会发生吗？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我相信，已进入天国的受害人李志强烈士个人是没有过错。

但是，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事实证明：

目前在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客观存在的，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不够高、执法不够公平、选择性任意性执法、执法态度野蛮粗暴不够人性化、不按法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是必须得到检讨和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让曾是国家优秀卫兵的崔英杰也失去了生命或终生失去了自由。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给北京的城管队员换来了，武装到牙齿的技术装备。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城管执法不公，选择性任意性执法，和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没按规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得到制度性的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现实生活中，不科学不合法的城管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里不合法的方面，及时得到体制方面的反省。

则我想，这不仅仅是李志强烈士和崔英杰两个人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将会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刚才也说到，崔英杰指向的不是特定的人李志强，而是不特定的所有城管队员，我也曾经见到过有人说，这次死的是李志强烈士，但是相关的制度不改，李志强的死是偶然的，有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

如果那些制度里面不合法不科学的东西不改的话，这种悲剧，不是说，靠杀一个崔英杰，就能真正制止住的。

五、公诉人刚才还说到，关于首都的社会管理秩序的问题，关于必须严打暴力抗法问题。

我认为：

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确需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还是应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

对这个，我持支持态度。

但同时，我认为：

对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确定从轻的罪犯，无论他的罪轻罪重，无论他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会导致其他的人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

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

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执法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我认为：

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比如，对象崔英杰这样的，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从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

我相信：

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挽救失足者！

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

有利于真正的减少社会对抗！

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

我恳请合议庭，在本案的审理判决中，切实贯彻执行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的，“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谢谢！

崔英杰的一审辩护人： 李劲松律师

第五篇：李庄案辩护词

[陈有西按]这份辩护词，30日公开开庭一结束已经交付法庭。全文12300字。迟迟不公布的原因，是考虑这样的真相公布出去，可能影响不好。想不到这三天来，全国媒体对本案的庭审情况，公开得比我们的辩护词还透明。连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重庆方面的决策内幕，记者们都深追披露出来了。网络时代，真的无法控制一件大家普遍关心的事件真相。由于这些报道，读者产生了很多的猜测；很多律师和新闻界朋友都向我要辩护词；本网上好多读者也要求强烈。有些同行认为我们可能只会说豪言壮语而没有辩到位；重庆方面组织的西政的两位教授甚至称关证人取证、只读证不出示是合法的。如果我再不公布这份辩护词，会产生更多的猜想和误解，把事实都搞混。因此，考虑再三还是将其公布。欢迎各位律师同行批评指正。

李庄律师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第一审辩护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 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

《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程序之辩：

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事实之辩：

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P113）“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其实，龚刚模在律师会见时向李庄讲的刑讯逼供的严重程度，是令人发指的，龚被提出看守所外的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李庄听原在公安工作过的吴家友律师了解到了有人目击刑讯，也认识这些医生，因此请他动员他们出来作证。但从来没有说要去收买。吴家友的证言，因为自己私下收费等已经无法解脱，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不惜作诬陷假证，说李庄要他去收买医生。公安机关将其悔过书让媒体公布发到网上。吴家友根本不是龚的律师，本案已经有李庄同马晓军两个律师，李庄也没有同意他同案辩护，没有给吴一分钱，哪来收买？

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这些地址和细节不可能是李庄编造。原话肯定是龚刚模所述。

到了12月16日，公安对龚刚模的笔录进一步完善，完全掩盖了龚原先向律师先检举刑讯逼供的事。为了自己立功保命的龚刚模，这时向公安讨好说：“我接受讯问过程中民警都是依法办事的，实事求是交代的。”（P132）然后公安机关就向媒体公布说是李庄引诱伪证。

重庆公安本次打黑办案中，刑讯和变相刑讯的事实，在本案和龚刚模案的公安笔录证据中即可以得到印证。（见辩方证据公安笔录通宵审讯的时间记录）龚刚模被逼供的事实基础可信，就更谈不上李庄编造的问题。李庄被抓后，作为一个北京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江北公安局同样对他进行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通宵突讯。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这不但有李庄的自辩控告，从李庄的公安笔录时间即可以看出：12月12日李被从北京抓到重庆，关进第二看守所。13日开始审讯时间是凌晨2时34分，可以看出一直没有让他睡觉。结束时间是天明后的8时32分。（检察起诉卷P1）一些看守警察笔录作证称，这个看守所没有夜审，显然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其他的夜晚审讯，在龚刚模同案犯的审讯记录中，比比皆是。如2009年6月24日审讯张孟军，到夜20：45时（龚刚模案卷P59）；8月24日审陈涛，夜晚20：55到25日的凌晨2：20时；（龚刚模案卷P14）。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问题，只有得力部门组织力量才能查明。

感谢江北法院重视我们的一再申请,对龚刚模的手腕伤痕进行了鉴定。尽管离审讯时间已经有六个月（龚刚模是6月20日拘留，8月12日逮捕，11月12日才移送起诉，公安阶段将近6个月），但是，龚被刑讯吊打的腕部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色素沉着清晰。重庆法医验伤所的12月29日作出的《法医临床学鉴定书》（重法[2009]临鉴12字第5926号）报告显示：龚自诉：近期未受损伤，双手曾戴过手铐。检见：左腕关节桡侧有一1.5×0.5CM色素沉着区,其中有1.3×0.1CM色素减退区.左腕关节尺侧有一1×0.5CM色素沉着区。分析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这一重要证据显示了龚刚模确实被长期悬吊过。刑讯的指控已经得到法医学鉴定证据的支持。这样一来，李庄穷追刑讯真相，要求龚如实当庭陈述，就变得完全有理的律师依法行政辩护权行为。而那些想通过抓律师掩盖刑讯逼供真相不败露的人，成了应当成立专案进行调查的人。李庄根本没有罪。

李庄发现龚的口供明显虚假，两份不同时间的口供（9月29日；10月8日）有明显复制后作可能，亲眼看到龚的手腕上有明显拷吊受伤的痕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他要求被告当庭指证刑讯逼供，以实现违法证据无效，排除龚的黑社会头目的错误指控。这是履行律师责任，是必须这样做的，是完全合法而得当的。现在被指控为犯罪行为。只有想掩盖违法刑讯逼供行为、想整治律师一手制造冤案的人，才会对这样负责任的律师进行罗织和下手。这个真相已经非常清楚。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

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

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j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

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

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

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证据之辩：

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黃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 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5、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

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

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辩：

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306条原文是：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

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

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

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

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 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橫。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

谢谢法庭。

李庄辩护人：

京衡律师集团

陈有西律师

康达律师事务所

高子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