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第一篇：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我受XX人民法院的指定，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犯罪形态应当是盗窃未遂，属于未遂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事实如下：

其一，盗窃犯（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属于结果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在实行盗窃违法行为即刚拿钱包时就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发现，且这一发现并追讨行为从未间断过，事实上被告人李某某也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在店门口）制服，其犯罪行为已被完全制止，被告人最终也并未窃得任何财物，盗窃目的始终未实现过；

而且，在盗窃过程中被告人尚未完全非法占有过这个钱包，或者说并未完全取得过对这个钱包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造成财物对受害人来说无法掌控或者近乎无法掌控的事实，相反，钱物一直都处在受害人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可控之下，且从未脱离过受害人的视线之外，事实也说明，钱物已被受害人当场追回，且一分钱都没少，一切都完好无损，被告人的盗窃始终“未得逞”。

其二，根据1992年12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部分第“

（二）”项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本案中，“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即是受害人的反抗和群众的协助制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1998）4号的第一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以上两个《解释》都明确了盗窃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而本案中，情节显然轻微，数额亦非巨大（湖南省“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万元），也非文物和贵重物品（盗的只是一个钱包，且被告人并不知道包里有多少钱，更没想到有四千多块钱），显然被告行为不属于“应当定罪处罚”的盗窃行为。

其次，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因无钱吃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盗窃。盗窃是违法，但要知

道被告人不过是一个漂泊在数千公里外的异乡的刚满十六岁的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的残疾少年，举目无亲，社会救助又没跟上，被告人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跟正常人相比显然差很多，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亦说明主观恶性小，同时，被告人从“七岁到2011年”都在聋哑学校读书，之前从未犯过罪，是初犯，也是偶犯。

再次，从犯罪数额和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被告人并未窃得一分钱，受害人的损失轻微或者说“没有损失”，社会危害小。

本案中，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被告人的供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词，盗窃根本就未得逞，被告人未窃得一文钱，受害人未丢掉一分钱，赃物当场全部追回，受害人也没受什么伤，可以说没什么损失，量刑时应予考虑。

第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主动的向司法机关交待盗窃经过，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认罪态度极好，悔罪表现明显，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确实系又聋又哑的人，其残疾证号为142625199511xxxxxXxx，故被告人应当“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罚

”。

依据1999年6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2006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2007年1月9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的第九条：“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刚满16岁，其身份证是142625199511xxxxxX，且还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不久的残疾少年，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完全符合“可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本案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程序上也有不足：如没有邀请懂聋哑手语的人员

来问和翻译，在5月5日22时的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出现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等嫌疑人都无回答，到2012年5月18日XX县公安局在《关于李xx涉嫌盗窃一案的综合材料》中也承认：“目前，在XX县没有找到聋哑手语翻译人员给犯罪嫌疑人翻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无法正常进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被告人却被执行了逮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辩护人承认同被告人会见时交流也存在障碍；

糟糕的还有把被告写的“6”错成了“9”，把“16”岁错成了“19”岁，且之后都是按十九岁成年人的程序来办理案件的，直到2012年7月4日16时40分才查知其16岁，刚离开聋哑学校不久。根据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又如通知监护人不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再就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力度不够，等等。

然而，由于我国在司法上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和普通人的方式和程序，同时也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殊保护并有许多特殊规定，这就让辩护人不能不相信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就不能不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产生怀疑而质疑。

综上所述，请合议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弱势而无助的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免除处罚，就是“可不认为是犯罪”也完全合乎于情，合乎于理，合乎于法，既弘扬了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司法对花季少年和残疾人的深切关怀，也特别符合法院门口高高挂着的“谱科学发展、构建和美康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要求！

谢谢各位审判人员！

辩护人： 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国平

2012年8月27日上午 附：此为盗窃罪辩护词、未成年犯罪辩护词、又聋又哑人犯罪辩护词、指定辩护辩护词；

第二篇：35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2010最佳辩护词评选”获奖作品展示之三等奖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律师： 雷小冬

执业证号：

***77

所在律所：

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

案 情 简 介

本案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法释[2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陕西省第一起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判例。此前，陕西省及其他省份类似案件均被法院判决有罪。

被告人李某是超市老板，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2009年12月李某从河南、山西购进一批真品卷烟价值9.7万元，在西安被西安市烟草二分局查获收缴并将李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0年3月2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将李某起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后李某不服，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某家属聘请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小冬为其作无罪辩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案专门召开审委会研究。2010年7月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0年11月1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无罪。2010年11月2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1年4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2011年5月2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李某无罪判决生效。

审判法院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

2010年11月17日

一审辩词

√

（在相应的方格内插入√符号）

二审辩词

辩 词 节 选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担任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律师。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我认为：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李某无罪。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不是刑事犯罪。理由如下：

一、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及准运证明”，因此认定李某“非法贩运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贩运”是指进货和运输行为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违法即“贩”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但实际上，进货行为和运输行为都不属于犯罪，均属于行政违法。

（一）进货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即“贩”违法。那么进货（购买）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第六十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由此可见，李某应当在当地（西安）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但其却在外地进货。其在外地进货的行为应当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行政处罚。《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制裁。

（二）运输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其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那么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二条 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第三十一条 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由此可见，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即使情节严重，也是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无论是“贩”还是“运”均属于行政违法，不属于刑事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三）“非法购买和运输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不属于法释〔2010〕7号依法惩治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宗明义：“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其立法目的清楚地写明打击的对象是非法生产和销售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没有非法购买和运输的行为。纵观该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也没有惩治非法购买和运输行为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购买和运输行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属于犯罪行为，反而明确地规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所以，不能认定李某犯罪。二．李某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李某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并且在合法的经营期限内，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2010年3月2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第一条第五款规定：“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非法经营罪有五个要件,五个要件缺一不可,即：1.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2.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3.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４.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５.情节严重的。这五个要件之间用的是逗号，表明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李某的行为符合1、2、4、5项要件，但不符合第3项要件，原因是李某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见起诉卷53页），李某是合法的销售主体。所以，该案缺少非法经营罪的成立要件，不符合该司法解释非法经营罪的直接规定，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李某销售的客体合法，李某的行为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不属于犯罪。李某销售的卷烟是真烟。李某购进的卷烟全部都有当地烟草专卖部门的喷码（见起诉卷贰47—

48、58—89页），证明这些烟经过了三门峡、运城的烟草专卖部门，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已经得到保障和享有，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一条 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烟草专卖是指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的制度。从它们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到，它保证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家的垄断利益，而不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李某的行为只是影响了地方烟草专卖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但他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不属于犯罪。

李某之所以从外地购烟，是因为本地的烟限量不够卖，而在三门峡、运城这些烟卖不动，这样就有了供需市场。所以，从客观上看，李某的行为不仅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反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

综上，辩护人认为：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李某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李某销售的客体合法，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所以，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应当判决无罪释放。请合议庭参考，谢谢！

获 奖 理 由

无罪判决结果的最终产生证明了一审论证的准确、有力，分析、论证细致准确，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是辩护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阐述准确。

第三篇：李庄辩护词

关于李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庄之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李庄的一审辩护人。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控方所称的“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拖罪责。”不符合事实，同时也严重与指控的罪名不符。

控方称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但事实上被告人是依法履行辩护人的职责，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控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龚刚模案尚没有一个定论，到底存不存在刑讯逼供尚且没有确定，又如何能够认定被告人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呢？可见控方指控的被告人所谓的犯罪事实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完全达不到犯罪事实清楚的程度，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

控方在公诉书中指控的被告人的罪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但结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们认为控方在公诉书中所述的所谓犯罪事实和被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不符，控方是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之下指控被告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严重不符合事实和法律。

二、认定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被告人于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侦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而在这一整个时间段内，被告人没有向法院提交过任何一份证据，更谈不上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由此可见，控方指控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完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指控不当，认定被告人李庄有罪的证据严重不足。我请求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宣判被告人李庄无罪。

辩护人：

****年**月**日

第四篇：辩护词——孙×奇涉嫌抢劫杀人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幸奇的父亲吴电勋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孙幸奇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对任何人均不例外，因此对孙幸奇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惩处。

站在被害人亲属的立场，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者，即使千刀万剐、剥皮抽筋、食肉寝皮也觉得难消心头之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阶段，大家都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现代社会素质的人，当然不会同意采取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惩罚犯罪，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为辩护人能够平心静气地提出辩护观点，发表辩护意见，完成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法定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的客观条件，我对这种现代公民和司法官员的素质十分赞赏并表示由衷的佩服和感谢，相信在这种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的原则下，本案会得到

妥当的处理。

二、案发时孙幸奇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依法推定案发时孙幸奇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一）公诉人向救提交证据证明：孙幸奇的年龄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经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显示：孙幸奇，男，汉族，生于1982年4月18日是，身份证号410***983X，家住登封市大冶镇后柿杭村150号。该户口信息是2001年户口实行微机管理后录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显示该户口没有任何变动轨迹„„”，公安机关同时提交了与上述登记资料一致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无变更、迁移。在调查后“登封市公安局建议将上述人口信息系统中显示的孙幸奇出生年龄1982年4月18日变更为1981年11月8日。经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审核批准7月23日已将孙幸奇出生日期由1982年4月18日更正为1981年11月8日。”这种作法是违法和无效的。

1、这种作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登封市公安局既非户主、亦非本人，无权直接建议变更、其上级公安机关更无权批准变更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

2、对孙幸奇的年龄调查，并没有查清其户籍登记资料登记是否有错误，也没有查找到录入户口微机系统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在没有查清原来的登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只是根据证人证言中证人的所谓记忆这一传来证据就直接变更公民户籍登记资料显然是不妥的，此先例一开，户口登记

资料的严谨性、可信性和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性将不复存在。

3、年龄调查时并未查清原来的登记是错误的，更未查到其中涉嫌职务犯罪或者工作马虎，亦或是依据的原始资料错误。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孙幸奇的年龄登记资料有错误。

4、登封市公安局是经上级核准后直接变更了当事人的户籍登记内容，户籍管理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行政，不得随意实施。公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的这种变更，既未经当事人同意，也没有给当事人任何救济途径和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违反了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明显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将行政执法者置于违法地位。

（二）从证据效力上来分析，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是政府档案，而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的所有证据均仅限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户口登记时有弄虚作假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政府档案记载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肯定政府档案的公示效力，不能随意变更被告年龄。

（三）登封市公安局的正确作法应当是将其调查的证据材料和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孙幸奇的年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庭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四）本辩护人在发言中指出：公诉人的意思是将上述各种关于被告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证据提交法庭，由法庭来认定其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但是公诉人在辩论中否定了这种意见，自认是其认

为孙幸奇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年龄已经满14周岁。这是其自认对行政管理法规的无知，是自愿承认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默许，也是承认其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的茫然。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本案的公平和公正，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负责的精神、精深的法律造诣和广泛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更需要一种慈母胸襟，否则就可能出现葫芦僧之判。如果法庭采纳了本辩护人本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即不必要赘述。

三、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对孙幸奇“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意见。

（一）根据1997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本案审理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认识能力。

无论法庭是否认定其实施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4周岁，根据本案被告的供述和案发时的认识能力，孙幸奇之所以会卷入指控的犯罪，主要是想要第一被告承诺给其购买的手机，而不是为了直接实施犯罪，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抢劫杀人，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也

就是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贪图第一被告的“买手机诱惑”，在1996年，一部手机要一万多元钱，少的也比农用四轮车的价格高。对于这一点，被告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其主要是因为被诱惑而卷入指控的犯罪。这种观点与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被告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未注意侦查和讯问，这反映出其对专业法律规定的掌握存在欠缺，其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本案的办案质量和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讯问中，有意无意地将持续数日之久的对未成年人的诱惑行为穿越式地按排在案发当天，忽视了直到郜城孙幸奇也并未完全了解殷大龙的全部想法的案件事实。

2、起诉书指控的孙幸奇“捡了一块小石头朝肖德柱头部先砸了一下”的事实不成立，即孙幸奇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行为。

（1）孙幸奇在其多次供述中均未承认并且在被讯问时是否认这一行为的，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孙幸奇时核实这一情节时其也是完全否认的。

（2）上述指控只是引用了审理本案第一、第二被告时起诉书的指控的原句，但是由于当时孙幸奇并未到庭，是没有经过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指控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这一指控的原始来源是孙俊辉1996年7月13日的供述。孙俊辉共接受六次讯问，这一次之前、之后的供述均是说“孙幸奇未砸”。说明他在这次讯问之前、之后均是否认这一供述的，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当然不应当采信。如同原起诉书中还有“孙幸奇借故让司机停车”的指控，但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法庭可以认定孙当时确实是要小解，并不是整个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法庭对此未予以认定，这次的起诉也不再提及这一行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认定孙幸奇并未对被害人实施伤人任何加害行为。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案时加害被害人两块石头的图片。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两块石头皆是足以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比较大的石块，决不是孙俊辉供述、孙幸奇供述所称的卵石蛋。同时，孙俊辉、殷大龙均承认自己用石块砸被害人的情节，这也就排除了孙幸奇砸的可能。因为直接接触被害人的石头只有两块，并没有第一、第二被告向孙幸奇递交石头的情节，也没有孙幸奇自己直接捡拾大石块的情节。公诉人对于孙幸奇使用这两块石头之一，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即目前没有任何孙幸奇直接伤害被害人的证据。

（5）根据案发时孙的年龄，他也用不动那么大的石块。

3、孙幸奇在本案中是从犯甚至是胁从犯。

（1）主观上没有直接实施抢劫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是被利诱而被动卷入本案。

（2）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客观上只实施了捡拾一个小鹅卵石扔在殷大龙旁边的行为（殷嫌小没有用）和帮助抬被害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成年人，也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

（3）根据其案发时的年龄，在殷大龙实施犯罪时，只要稍有威胁的行为，一个凶狠的动作、一个凶狠的眼神、一声恐吓，就可以迫使其参加犯罪行动。更何况在孙红敏不同意去的时候，殷明确对其讲“他不去，回来弄死他”。这一点据他自己讲在侦查时曾经多次提及，但是讯问笔录中均未显示。考虑到登封市公安局将其自首称为“被我局抓获”，直接更改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行为，孙幸奇的供述更为可信。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尤社枝、叶社侠、高松婵等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只是昏迷状态，其死亡的原因除了受伤外，还有在野外环境中的寒冷天气下停留五、六个小时和失血过多。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的这一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应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

5、被告孙幸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该款第（一）项后半段明确“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二）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孙幸奇的供述、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中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2011年12月27日的证明均可明确孙幸奇的行为应当“视为自首”。

6、孙幸奇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即使在法庭向其提出复杂讯问时也是直接了当地表明其认罪的态度。只是在继续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才能明白其供述的具体事实。

7、孙幸奇有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悔罪表现且已经穷尽赔偿能力。在庭审中，孙幸奇主动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在外流浪十几年连身份证也没有，没有积蓄，家庭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男到女家落户，倍受歧视，自顾不暇，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努力筹措资金，赔偿被害人亲属近一万元。根据本案发生时的法律规定，这已经是很高额的赔偿了。在庭审中，孙幸奇也主动向被害人家属赔礼道歉，表示悔罪，愿意接受法律判决。

对于孙幸奇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上述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法庭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并且必然会予以充分考虑。

四、对被告孙幸奇的量刑意见。

如果法庭采纳本辩护人第二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可以不予考虑。以下发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简称“细则”。

（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根据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本案对孙幸奇的起点刑应当为十年。

2、根据“意见”第四条第（五）项，“细则”第四条第（五）项第2目关于对抢劫罪量刑的规定，对被告的量刑基准刑以十二年为宜。

（二）量刑情节和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

1、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目、“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5）目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60%。

2、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9项第（1）、（3）目关于对从犯、胁从犯量刑的规定，应当至少减少基准刑至少40%，如果认定胁迫、诱惑，应减少基准刑6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

3、根据97“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意见”第三条一款第4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3项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4、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7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6项关于当庭认罪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10%（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5、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9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根据上述各项，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比例在150%—170%之间。考虑到孙幸奇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事实，为了保证案件处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本辩护人认为对孙幸奇的宣告刑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确定。

综上所述，本案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指控的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果不采纳这一意见，则应考虑其是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且没有直接实施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是被引诱、胁迫卷入犯罪、有自首行为、当庭表示认罪、努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已经穷尽赔偿手段等情节，采纳本辩护人的宣告刑意见。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王从智 2013年04月17日

附：本辩护意见涉及的法律规定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

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7、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五）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没有造成残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致人伤亡的后果、次数、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

行）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6 0%;(5)未成年人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或酗酒、赌博屡教不改的，或曾因淫乱、色情、吸毒等违法行为被处罚或教育过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下限。未成年人犯一贯表现良好，无不良习惯的，或被教唆、利用、诱骗犯罪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

(6)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犯的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可以在本条规定从宽幅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6 0%。

9、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节确定从宽幅度。

(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作用相对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 0%;参与实施少量或部分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4 0%;怍用相对较大的，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30%;参与实施全部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 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3)对于胁从犯，可以根据犯罪性质、被胁迫的程度、实行犯罪中的作用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 0%以上；作用较小，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4)并非出于被告入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7)其他类型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8)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1

6、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

1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积极赔偿被害人大部分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3)虽然未能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友情提醒：以上法律规定，仅供参考，在适用时请以核对后的法律规定为准！

第五篇：周某某涉嫌诈骗一案辩护词

案件介绍：

被告人周某某，男，一九七0年一月六日生，汉族，无业，住新疆自治区哈密市。现因涉嫌诈骗罪于二00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安刑事拘留，同年九月十三日逮捕。

本案于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二次，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周某某于二000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位于某市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以能为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仲裁官司为名，骗取该公司人民币二十万元。二00一年七月，周某某再次以相同手段骗取该公司人民币十万元。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为牟取积私利，竟虚构事实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律师评析：

本案对定性争议甚大，经过近两年的诉讼，才有了结果。律师从定性入手，认为周某某的行为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不是犯罪。

辩护词

审判长：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周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对本案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不应当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一、周某某对自己身份的宣传应当属于夸大而不是虚构。

在案件中我们看到，周某某在对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介绍自己时，确实自称是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但这里我们有两点需要说明：

1、被告人周某某是在自己曾经在中央党校下属的非职能单位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工作过的基础上，在时间、单位、职务上的表述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其表述的内容与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和职务是有关联性的。因此说他的表述内容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而不是纯属虚构。

2、从时间上看，周某某是在初次与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见面时这样介绍自己的，当时他并不知道某房地产公司与其他公司有纠纷，需要诉讼仲裁。也就是说周某某并不是为了代理仲裁才这样介绍自己。因此说从介绍自己的时间上看，他介绍自己的内容与仲裁代理是无关的。

另外，周某某在接受代理之前，称自己认识仲裁委员会的领导。从案件的证据看这是事实，虽然他们之间的来往程度有限，但这个情节不是捏造的。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

二、周某某夸大自己的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诈骗代理费。

周某某在参与代理仲裁之前有一份工作，但他想到某公司工作，而且当时某公司也有这个意愿。周某某有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并接手仲裁代理其目的是为了给某公司证明自己的能力，将来能够正式到某公司工作。这是他夸大自己能力的直接目的。周某某在主观上并不存在骗取钱财的目的，如果存在骗取他人钱财的目的，他没有必要去学习法律知识，没有必要做与仲裁有关的工作，他可以拿到部分代理费就逃之夭夭。更不会出现在某公司被扣押的现象。因此说周某某没有骗取他人财产的目的。

三、周某某为了仲裁代理确实付出了劳动，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周某某是通过代理仲裁案件获取了30万元的费用。那么从某房地产公司与周某某签订的代理合同上看，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1、周某某是以个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周某某在合同中用的是真名真姓并没有使用虚假的姓名。2周某某被委托后，在仲裁委员会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参与了案件的有关工作，如提交诉讼费，参与开庭，找记者对案件进行有关的报道。这说明周某某是根据代理合同的规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的虚假成分。

3、仲裁案件的败诉是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撤诉导致的，而不是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某房地产公司的败诉对周某某来说是没有过错的，也不能抹煞周某某在代理仲裁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因此说周某某与某房地产公司以个人名义签订代理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事实，而且周某某确实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四、周某某在特定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存在合法性。

我们知道基于犯罪行为而获取的他人财产，从始至终都不存在合法性。但从本案的代理合同上来看，存在两种情况：

1、案件败诉应当退还代理费。

2、胜诉应当获取代理费。如果周某某在败诉的情况下退还了代理费，或在胜诉的情况下收取了现有的乃至比现在更多的代理费，都不会出现周某某现在被羁押的情况。也就是说案件败诉周某某退还了代理费是履行合同义务，胜诉收取代理费是依据合同规定他所享有的权利。那么如果真是胜诉了，周某某收取代理费就应当是合法的。既然周某某付出了劳动，在特定的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又是合法的，那么周某某的行为与犯罪就没有关系。现在是因案件败诉，周某某应当退还代理费而没有退还，只能说明他没有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说周某某是否应当退还代理费是一个围绕合同的民事纠纷，他承担的责任应当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为了代理仲裁案件确实在手段上存在夸大自己能力的成分，但在主要事实上即代理合同的签订、代理合同的履行都是真实的，周某某确实为仲裁案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主要事实上不存在虚假和捏造的情节。而且周某某不存在骗财的目的。因此说虽然周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认定为犯罪。至于根据合同规定应当退款而没有履行，应当是民事问题与本案无关。以上意见望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平

结果：

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周某某，男，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高中文化，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20日，被告人周某某在位于本区安立路的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并谎称熟识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能为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与其他公司的仲裁案件并需要疏通关系为名，与该公司鉴订《协议书》，骗取了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200000元。2001年7月，被告人周某某再次以相同理由骗取该公司人民币100000元。后被告发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有误，被告人周某某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周某某当庭关于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以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周某某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2年8月13日起至2013年81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周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十万元，发还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