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榜涉嫌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之 一审辩护词

第一篇：刘榜涉嫌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之 一审辩护词

刘榜涉嫌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我们接受刘榜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刘榜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担任刘榜的一审辩护人，出席庭审。首先我们对审判长的公正主持以及给予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我们多次会见了刘榜, 听取其陈述，并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的相关问题；我们对本案作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还到贵院详尽阅卷并复印卷宗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又经过今天的庭审活动,我们对本案的事实已十分清楚，我们坚定地认为，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规定,刘榜应属无罪。

这是一起典型的经济纠纷案而不是合同诈骗案，控方分别指控刘榜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包合同、刘榜与晓乔的融资合同构成合同诈骗，但辩护人认为控方对刘榜这两起指控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在深入了解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刘榜并不构成犯罪。在发表具体辩护意见前，请允许辩护人介绍一下本案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刘榜的广东桃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

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于2002年8月2日在香港注册，主营代理融资业务；广东桃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在广东注册，主营房地产投资，上述两间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榜，而且一直守法经营，资信良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桃园公司的“文化中心”项目情况及桃园公司与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合同的签订过程。

2004年6月29日桃园公司与广州百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衲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协议共同开发桃园花园会所（后改名为桃园花园文化中心，以下简称“文化中心”）。经过磋商，双方协议由桃园公司提供项目的全部开发资金，百衲公司提供项目的建设用地并负责一切报建手续，双方还约定桃园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独立享有项目的经营、管理、和收益权，并且在合作期内桃园公司享有随时提出将项目（包括相关物业）转移至自己名下的权利。协议签订后，桃园公司遂向百衲公司支付50万的定金，“开发协议”生效并开始履行，后来双方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产生不同理解，但双方都在尊重协议的基础上不断地协商，后来，桃园公司起诉百衲公司要求其按“开发协议”约定为桃园公司办理施工许可证，在诉讼过程中，百衲公司承诺办好施工许可证，桃园公司遂撤诉。

双方的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桃园公司为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寻找建筑商（2006年12月8日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和积极融资，就等百衲公司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就可以马上进场施工。

桃园公司在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桃园里建筑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已把“文化中心”的具体情况跟李灯德交代清楚，包括“文化中心”由桃园公司和百衲公司共同开发、施工许可证尚未办理等事宜，李灯德表示没有问题，于是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等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后由桃园公司向桃园里建筑公司发出进场通知，桃园里建筑公司进场施工。之后，桃园里建筑公司缴纳了38万履约金，但因种种原因，施工许可证一直没有办理办下来，桃园里建筑公司也就一直没有进场施工，虽然桃园里建筑公司没能进场施工，但其从没有向桃园公司提出任何退款要求，只是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耐心等候施工许可证办理下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融资合同的过程。

在展开陈述之前，辩护人强调，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文化中心”股份转让协议和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融资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两者是独立的。2007年8月，刘榜经罗某介绍认识晓乔，当时广州房地产正处于热潮当中，升值前景巨大，很有投资价值。当晓乔得知桃园公司的“文化中心”项目时，其当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表示有意投资入股共同开发“文化中心”项目。刘榜对其资金实力有所怀疑，于是婉言拒绝，后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晓乔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一切物业及资产（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的经营权和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作为付款担保，刘榜才同意转让“文化中心”30%股权给她。

后来双方在磋商的过程当中，晓乔得知刘榜是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于是晓乔向刘榜表示其因投资准格尔旗川掌镇XXX煤炭项目，资金一时难以周转，遂要求和刘榜洽谈融资事宜。应晓乔的要求，刘榜通过对煤炭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后，表示愿意帮助其融资，但必须有实物作为抵押，齐当即表示愿意以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采矿证号150000726XXX、采矿许可证号1500000720XXX）作为抵押，刘榜则表示其已经将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作为购买桃园公司“文化中心”项目股份的付款担保，不能重复抵押，遂不同意。晓乔则表示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市值6亿元，足够抵押，如果刘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把购得的“文化中心”30%股权及准格尔旗川掌镇XXX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抵押给桃园公司，刘榜才表示同意，双方继续洽谈合同的其它具体细节。

2007年8月18日刘榜以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名义与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中金字第011号）借款合同书”，桃园公司向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借款3亿元额度，为履行与晓乔的借款协议做好前期准备。

2007年8月22日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晓乔还向桃园公司出具担保书，愿以其名下包括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的经营权和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在内的一切物业及资产作为2008年8月23日前付款担保——详见辩方证据9），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晓乔）已对桃园花园会所项目有充分的了解同意受让甲方（桃园公司）转让的上诉股份（“文化中心”项目30%股份）的30%，转让价格为肆仟万人民币（￥4000万元）。签订本协议书后乙方（晓乔）应于2007年8月23日当天付400万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定金，余款在2008年8月23日前付清给甲方（桃园公司）。定金支付完毕，本协议股份转让才生效。如有乙方违约，向对方支付100万违约金”（详见控方证据股份转让协议书）。

双方签订完股份转让协议书后，晓乔表示工作太忙，要回内蒙古，遂要求一并签订与桃园公司的融资借款合同。刘榜表示理解，于是同日（即2007年8月23日）双方还签订了“（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抵押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抵押人（晓乔）提供的抵押物是：

1.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采矿证号***

42、采矿许可证号***50）

2.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 3.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

抵押合同第六条还第约定“抵押人（晓乔）必须在合同签字之日起5日内办妥抵押物登记及所抵押的股权托管手续，因抵押人（晓乔）的原因，致使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办妥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的，借款合同（中投字第2007-22号）的借款行为不生效，抵押权人（桃园公司）有权不借款给抵押人。”（详见控方证据抵押合同）

同日（即2007年8月23日）晓乔还和桃园公司签订“（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桃园公司贷款3亿元额度给晓乔用于露天煤矿开采，年息为16％”，同时该借款合同还约定“借款人（晓乔）与贷款人（桃园公司）办妥（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项下的抵押登记手续后及股权托管手续后5个银行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划入借款人帐户，如果因为借款人的原因致使抵押物不能办理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由借款人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办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2007-21号）项下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后，借款合同才生效。”辩护人提醒审判长，控方提交的借款合同并不完整，缺少了有利于刘榜的合同条款，辩方将提交完整的合同文本（详见辩方证据11）。

后来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了3份补充协议要求推迟给付400万，最后晓乔于2007年9月3日前履行“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给付定金400万元用于购买“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的30％股权，但之后晓乔再也没有履行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的抵押登记和股权托管手续，经桃园公司及刘榜多次催促仍不履行，致使（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不能生效，桃园公司未向晓乔发放贷款，双方引起纠纷。

2007年9月28日，晓乔以刘榜合同诈骗为由向越秀区公案局报案，遂引发本案。

如前所述，本案是典型的经济纠纷，并未涉及刑事，晓乔未履行合同义务，本应承担违约责任，可其却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这是典型的贼喊抓贼；而本是合同纠纷公安机关却以合同诈骗迅速立案，继而拘留，最后逮捕，也是在我们的办案经验当中少见的；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更让我们感到吃惊。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晓乔作为违约方逍遥法外，刘榜本无过错却无辜受冤，法院是坚守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深信尊敬的审判员和陪审员一定能明察秋毫，执神之权柄，使刘榜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我深信尊敬的审判员和陪审员一定能给刘榜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现在，我们来看看刘榜到底有没有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第224条，即：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作为诈骗类犯罪，有一个共通的、本质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长期以来，法律界对合同诈骗罪这一本质特征无任何争议。

辩护人认为，无论在与李灯德的合同还是与晓乔的合同，刘榜既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更没有携款逃匿，这两个合同纠纷，完全是合作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刘榜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已将新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均取自刘榜妻子李灯德处并经刘榜本人同意提交给法院的）当庭交给审判长及控方，控、辩、审三方均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别是对刘榜履约能力部门证据均没有异议。

下面辩护人分别就刘榜与李灯德（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刘榜与晓乔的融资合同发表以下辩护意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控方对刘榜的第一项指控——刘榜与李灯德（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

刘榜与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桃园里建筑公司）的“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是在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刘榜不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

一、“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的，桃园公司享有独家的开发权、管理权和经营权。

1.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协商合作开发“文化中心”项目，百衲公司曾就合作方式在法律上的可行性、风险性向广东海XX律师事务所咨询法律意见，广东海XX律师事务所于2004年6月18日出具法律意见书，该协议书提到合作方式“贵司（百衲公司）提供项目用地，桃园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所需全部资金，桃园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所需全部资金，桃园公司先以贵司（百衲公司）的名义独立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待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再给予桃园公司经营权”与后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互相印证，桃园公司取得“文化中心”项目的开发权。（详见2004年6月18 日法律意见书——辩方证据1）。

2.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于2004年6月29日签订“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规定由桃园公司提供“文化中心”项目的全部开发资金，百衲公司提供“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用地并负责一切报建手续，桃园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独立享有项目的经营、管理、和收益权，并且在合作期内享有随时提出将项目（包括相关物业）转移至自己名下的权利。协议签订后，桃园公司于2004年7月14日向百衲公司支付50万的定金，取得了项目的独家开发权。（详见控方证据“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

3.2004年6月30日广州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百衲公司是其属下企业）举行了党政联席办公会议，会议同意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合作开发文化中心项目。（详见2004年6月30日广州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关于合作开发桃园花园会所的党政联席办公会议纪要——辩方证据3）4.虽然事后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理解有所冲突，但双方仍保持协商，桃园公司曾于2006年6月委托律师发函以及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起诉要求百衲公司案“合作开发”协议为桃园公司办理施工许可证，在起诉工程中百衲公司表示愿意办理，因此该协议并未解除，该“合作开发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

5.控方以赖某某的证词以及百衲公司单方面作出的证明作为证据证明桃园公司没有取得“文化中心”项目的开发权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辩方认为，恰恰从赖某某的证词以及双方往来的函件可以看出，虽然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对“合作协议”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双方仍在不断地进行协商谈判，以期达成共识，“合作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桃园公司仍然享有“文化中心”的开发权。百衲公司于2005年2月23日的来函提出“若贵司不能按时缴纳合同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则该项目会被政府依法收回，则我司将视为贵司方面违约，有关合作项目的合作协议自动终止”，该函告是违反法律及双方“合作协议”规定的，应属无效，理由如下：

①桃园公司与白润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并没有约定协议解除的条件，换言之，如果要使桃园公司丧失合同约定对“文化中心”享有的权利，必须由法院或有权部门作出相关处理决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百衲公司单方的证明（百衲公司作为厉害关系人，其作出的证明没有任何证据效力），并没有任何有权部门对此作出处理，因此，桃园公司对“文化中心”仍然享有权利。

②从该函中可以看出，百衲公司要解除“合作协议”是有条件的，即该项目要被政府收回，但如今该项目仍然存在，因此，解除条件未能成就。③缴纳土地出让金是百衲公司的义务，桃园公司无预先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因此，百衲公司没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桃园公司于2005年3月2日就百衲公司2005年2月23日来函答复如下：“根据协议的约定，桃园公司只负责项目的建设开发资金，而百衲公司则以提供土地并办好各项手续，土地仍在百衲公司名下，所有权归百衲公司，而且报建手续应由百衲公司负责，因此土地出让金应该由百衲公司先行支付，待所有权过户到桃园公司，再由桃园公司补偿百衲公司（详见控方证据4）”，因此，百衲公司单方认为“合作协议”终止，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④刘榜一直坚持认为双方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桃园公司享有“文化中心”的开发权，只要百衲公司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就可以投入资金，进场施工。但百衲公司却迟迟不肯履约，经多次谈判无果后，桃园公司于2006年6月23日委托广东威X律师事务所向百衲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百衲公司按“合作协议”规定履行义务，可是百衲公司迟迟不予以答复，桃园公司于是委托广东威X律师事务所明兴平律师向白云区法院起诉百衲公司，要求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后来经双方协商，当时百衲公司并没有说“合作协议”终止，而是主动提出和解，百衲公司老总赖某某在开庭时表示可以6个月内办好施工许可证，桃园公司才于2006年7月31日向法院提出撤诉。

因此，刘榜一直认为桃园公司享有对“文化中心”项目的独家开发权，即便双方对“合作协议”产生不同理解，在没有法律或相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合作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文化中心”项目是确实存在的。

二、桃园里建筑公司的签约代表人李灯德已经清楚了解桃园公司对“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

桃园公司也把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等文件材料交给李灯德过目，当时就只剩下施工许可证没有办好，而李灯德也承认已经完全了解“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是其自愿与桃园公司签订承包协议的（这一点从公安机关对李灯德的询问笔录可以得知）。

三、双方约定办好施工许可证之后桃园里建筑公司才能进场施工。经过双方多次协商，桃园里建筑公司与桃园公司达成共识，于2006年12月8日签订“XX字第061130号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桃园里建筑公司支付38万元作为协议的履约金，待施工许可证办好后由桃园公司向其发出进场通知书进场施工，后由于种种原因施工许可证办不下来，桃园里建筑公司才没有进场施工。因此，桃园里建筑公司未能进场施工是合同约定，是可预计的风险，桃园公司并没有违反承包协议的规定。

四、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从来没有向桃园公司提出异议。双方签订“XX字第061130号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后，桃园公司一直在为尽快办理施工许可证作努力，而桃园里建筑公司也一直在耐性等候，期间并没有异议，也从来没有要求桃园公司退款。

五、刘榜并没有逃跑。

李灯德于2007年10月15日到桃园公司原办公地点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世贸中心南塔1802房，是因为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且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通知房屋租金要上调25%，刘榜觉得太贵了，成本太高，于是决定搬回刘榜自购别墅办公（详见辩方证据20），并不是要逃避李灯德，而且李灯德也知道该别墅的地址，也曾多次到该别墅做客，因此刘榜并不是要逃避李灯德。

六、桃园公司、桃园公司的资产还是按照正常运作，刘榜并没有转移资产，因此，刘榜并没有合同诈骗的意思。综上所述，刘榜并没有合同诈骗桃园里工程公司，桃园里建筑公司之所以迟迟未能进场施工，是因为施工许可证没有办下来，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桃园里建筑公司进场施工是以办下施工许可证为条件，双方签订的是附条件合同，条件为成就，合同就不能履行，因此，双方仅是合同纠纷，并不涉及刑事，刘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控方的第二项指控，刘榜（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与晓乔的合同。

无论是签订“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见“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还是贷款3个亿额度的借贷合同（见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双方都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均清楚明白“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合同和贷款3个亿额度的借贷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双方先签订“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合同，晓乔取得文化中心, 的30%股权，对股权享有处分权，然后晓乔因为需要融资，遂以股权作为借贷合同的抵押物抵押给桃园公司，桃园公司才为晓乔融资。因此，双方实际上先后签订了三个合同，分别是“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文化中心”30%股权转让是独立的，无论后面的融资是否成功，“文化中心”30%股权的转让都是合法有效的，而后来签订的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则是以文化中心30%股权作为抵押物之一，再后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投字第2007-22号）则是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为生效要件，只有晓乔按照抵押合同的规定办理好抵押物登记和股权托管手续，借款合同才会生效。

因此，这三个合同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却不能混为一谈，刘榜是否构成合同诈骗，关键是他是否虚构“文化中心”项目，但事实上，“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前面已论述，不再赘言），桃园公司对此享有开发权以及建好之后的管理权、经营权以及可以随时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权利。（详见控方证据“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第二条）刘榜与晓乔合同没有构成合同诈骗，辩护人理由如下：

一、刘榜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二、刘榜没有与梁谋、罗某密谋，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

三、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并不是以刘榜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的名义，刘榜不具备诈骗主体身份资格。

四、“股权转让协议”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桃园公司不向晓乔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刘榜不是合同诈骗。

五、桃园公司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资信良好，且已为融资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如果晓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及股权托管手续，桃园公司完全有能力为其融资3亿元。

六、刘榜没有携款潜逃，桃园公司有能力履行合同，且若继续履行合同，桃园公司将获得巨大的利润，刘榜没有潜逃的必要。

七、晓乔尚未取得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经营权却以此作为担保诱骗刘榜跟其签订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构成合同诈骗，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

下面，辩护人将分别就以上七大点展开具体论述：

一、刘榜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首先，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的，由桃园公司享有独家开发权（前文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其次，晓乔购买“文化中心”30%的股权，是对房地产感兴趣，是想要投资增值，完全是晓乔主动提出的，之后双方签订的融资3亿元的借款合同与“文化中心”30%股权的转让协议是互相独立的，并且晓乔已经清晰了解桃园公司及“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理由如下：

1.晓乔想投资房地产，提出购买“文化中心”的30%股权，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前，其向桃园公司出具了担保书，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一切物业及资产（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作为付款担保；同时晓乔还出具承诺书，承诺将文化中心30%股份向桃园公司提供担保，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购买文化中心30％股权是晓乔出于自愿和主动的。（详见“担保书”和“承诺书”——辩方证据10、11）

2.桃园公司已向晓乔清楚说明桃园公司和“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桃园公司向其出示了与百衲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文件，晓乔一一详尽阅读，并签收了“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资料清单”，可见，晓乔已经非常清楚桃园公司及“文化中心”的具体情况，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详见晓乔签收的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资料清单——辩方证据8）。

3.刘榜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自始自终刘榜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始终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都是合法注册的公司，而且刘榜多次公开其自购别墅地址。

二、刘榜没有与梁谋、罗某密谋，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

庭审过程当中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梁谋作为刘榜的员工，并没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力，因此对公司决定并不知情，刘榜也没有与梁谋密谋要共同诈骗晓乔；罗某并不是桃园公司或桃园公司的员工，而且晓乔更承诺事成之后将其所有的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股份的70%分给罗某，由此可见，罗某是非常想促进交易的成功，因此罗某并没有诈骗晓乔的故意，而从这一点恰好反证刘榜并没有与罗某诈骗晓乔。

三、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并不是以刘榜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的名义，刘榜不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因此刘榜并具备合同诈骗的主体资格，即便是要起诉，也应该以单位或法人犯罪的名义起诉，控方以刘榜为主体提起控诉，明显有违法律规定。

四、“股权转让协议”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桃园公司不向晓乔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

1.晓乔向桃园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双方签订的文化中心“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生效，但该协议的生效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生效，因为“股份转让协议”与“借款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

2.晓乔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抵押，致使“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是晓乔违约，桃园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有权不发放贷款。

根据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借款人（晓乔）与贷款人（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妥（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项下的抵押登记手续后及股权托管手续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划入借款人帐户，如果因为借款人的原因致使抵押物不能办理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由借款人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办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2007-21号）项下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后，借款合同才生效，任何一方违约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叁千万元人民币。”结合晓乔诈骗刘榜妻子470万的事实、至今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及单方撕毁合同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晓乔之所以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很有可能是因为要逃避巨额的违约金，因为根据公安机关对晓乔2007年11月6日8时40分——11时40分的询问记录（控方出示的晓乔第3份询问笔录），其对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根本不享有股权，根本就不可能根据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共的规定办理好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

“借款合同”是以办理好“抵押合同”约定抵押物的抵押登记及股份托管手续才生效，而根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抵押物为三种，分别是：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和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晓乔至今都没有根据“借款合同”规定办理上述三种抵押物的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且经桃园公司和刘榜的多次要求仍不办理，为避免投资风险，桃园公司只好按“借款合同”规定不予发放贷款，因此，不发放贷款，完全是因为晓乔违约。

五、桃园公司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资信良好，且已为融资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如果晓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及股权托管手续，桃园公司完全有能力为其融资3亿元额度。

在展开论述之前，辩护人首先要解释什么叫额度，所谓额度是指借款人享有的信用额度，而信用额度则以借款人资产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借款人要获得贷款，必须具有符合信用额度的资产作为担保，如果借款人的资产不符合信用额度要求则不能发生实际借款。因此，如果晓乔不能以3亿元的资产作为担保，就不能享有桃园公司的3亿元借款额度的权利。桃园公司为履行融资合同已做了相应的前期准备，融资合同之所以不能履行，是因为晓乔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是晓乔违约所致（控方提供的证据缺少对刘榜有利部分，辩方将出示完整的合同，见辩方证据11）。

其次辩护人想要解释一下桃园公司作为融资公司的融资运作方式，其实桃园公司融资的渠道相当于中介公司，桃园公司要获得资金源的信用额度也必须具有资产担保，因此，桃园公司要成功融资，必须由借款方向桃园公司提供财产担保，资金源看到桃园公司有资产担保才会发出借款，桃园公司实际上充当中介其连同作用。

解释完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公司的融资能力： 1.桃园公司于2007年8月18日跟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额为3亿元的“借款合同书”，为晓乔融资事宜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详见桃园公司与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额为3亿元的“借款合同书”——辩方证据12）

2.桃园公司于06年初已获得珠海交通银行金鼎支行授信8000万借款额度。3.桃园公司于03年12月与与广州奥底投资有限公司借入10亿人民币额度，而且收到1000万额度信用金（详见桃园公司与广州奥底有限公司的协议书——辩方证据14）。

4.桃园公司于05年10月获珠海渣X银行1000万美元借款额度。5.桃园公司目前还是河北衡水全富公路发展中心的第一大股东，占52.5%的股权。

六、刘榜没有携款潜逃，桃园公司有能力履行合同，且若继续履行合同，桃园公司将获得巨大的利润，刘榜没有潜逃的必要。

1.桃园公司搬离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世贸中心南塔1802办公室，是因为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且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通知房屋租金要上调25%，刘榜觉得太贵了，成本太高，于是决定搬回刘榜自购别墅办公，并不是要逃避，而且晓乔、李灯德等都知道地址，刘榜的手机也没有换（至今也没有更换手机号码），刘榜一直也没有逃避任何人（见桃园公司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通知——辩方证据20）。

2.刘榜没有必要合同诈骗，因为如果继续要求履行合同，他将获得更大的利润，据保守估计，如果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刘榜（桃园公司）将能获益上千万，没有人愿意为了捡芝麻而丢了西瓜的。3.刘榜没有转移资产，桃园公司、桃园公司的资产还是按照正常运作。如果刘榜有意诈骗的话，肯定会转移资产，而刘榜却没有这样做，很显然，刘榜没有合同诈骗的意思。

七、晓乔尚未取得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经营权及股权却以此作为担保诱骗刘榜跟其签订“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合同诈骗，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根据公安机关对晓乔2007年11月6日8时40分——11时40分的询问记录（控方出示的晓乔第3份询问笔录），晓乔自己明确表示其尚未取得煤矿的开发权，但其跟刘榜签订的“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三个合同中均将煤矿开发权重复用作抵押，因此按照控方的逻辑，构成合同诈骗的应该是晓乔而非刘榜。

如果处分了有瑕疵的权利就构成刑事的话，那么经济交易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合同纠纷将随时升级到刑事处理，极不利于经济贸易的有序进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在事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此，在现实的经济交往过程当中，往往允许人们进行预先交易，虽然权利、手续等存在瑕疵，但却在双方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通过可控的商业风险促进商业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

即使刘榜的“文化中心”项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瑕疵属于可控的合理风险之内，因此刘榜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现实中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开放商先向银行借款拿地，拿到地之后再抵押给银行，实际上不用投资一分钱，投资方并非实际出资者，而且这种交易方式也为市场普遍接受，辩护人恳请审判长充分考虑现实市场交易中的规则，作出公正的判断。

刘榜跟晓乔的纠纷是典型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而且是由于晓乔违约才导致合同争议。经济贸易过程中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风险，而本案当中，无论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合同，还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双方都是在公平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受合同法的约束，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但晓乔非但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反而捏造事实，以刘榜合同诈骗为由蒙骗公安机关，明显违反诚实信用，甚至构成诬告陷害罪。

另外，晓乔伙同其外甥邱某某利用刘榜妻子李灯德救夫心切，以只是合同纠纷为由，假借可以通过找关系把刘榜放出来，诈骗了刘榜妻子李灯德470万，扣除晓乔已支付的购买“文化中心”项目30%股权的定金350万，还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120万。事实上，据辩方掌握的证据证实，本案之所以能够启动，完全是因为晓乔动用了所谓的“关系”，而有关办案人员与晓乔相互勾结，诬告陷害刘榜，使其蒙冤被抓，得逞之后他们又以可以“搞关系”把刘榜放出来为由取的刘榜妻子李灯德的信任，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共计470万，但他们自始自终都没有帮过刘榜（详见辩方证据10、11以及李灯德取得的录音）。此事已经由刘榜妻子李灯德反映到了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和办案人员，该案正在处理当中，晓乔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请审判长及陪审员予以重视。

控方以晓乔的陈述作为指控刘榜合同诈骗的理由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首先晓乔作为本案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明显具有个人主观倾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晓乔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罗某（晓乔以尚未取得股权的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诈骗罗某，庭审已审理得非常清楚，详见控方证据晓乔对罗某的“承诺书”），一个有重大诈骗嫌疑的人的陈述就更加不可信了。本案本来是经济纠纷却闹成刑事案件，始作俑者是晓乔，其完全违背商业道德，不愿承担经济贸易中正常的投资风险，不履行合同义务不说，还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而且又诈骗了刘榜妻子470万，其行为令人发指，相关部门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被晓乔诈骗了470万，又被推上了审判台，刘榜才是本案当中最终的受害人。

辩护人再次强调，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经济纠纷，并不涉及刑事。在本案当中，一共涉及三个合同（这三个合同均是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合法有效），分别是“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其中“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因晓乔未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办理抵押物登记及关全托管手续而未能生效，桃园公司未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以上事实均有相关的证据佐证，请本案的审判人员依法查证，我相信，尊敬的审判长和陪审员一定能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查明真相，给刘榜一个公平的判决。结合辩护人上述的辩护意见，无论是刘榜（桃园公司）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还是刘榜（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与晓乔的合同，都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刘榜并没有虚构事实、隐瞒情况，也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欺骗桃园里建筑公司和晓乔，更没有携款潜逃，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只是经济纠纷。

最后，辩护人恳请审判长注意，晓乔与有关办案人员相互勾结，诬告刘榜以谋求非法利益，我们配合刘榜妻子李灯德已将相关证据及具体情况反映到检察院、纪委、市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因此，辩护人恳请审判长将刘榜案延期审理，待晓乔案处理完毕之后再作出公正判决。

我们也知道，贵院审理的案件较多，工作量较大，但从庭审的过程来看，贵院的法官素质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为刘榜作无罪辩护，我们希望本案的审判长及陪审员能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查清事实，还原真相，判决刘榜无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思鲁

二ＯＯ八年八月十四日

第二篇：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本律师担任阿来涉嫌盗窃罪一案阿来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接到指派后，辩护人详细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鉴于被告人阿来已经自行认罪，而且态度诚恳，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盗窃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阿来有如下法定以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阿来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到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非能力薄弱，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差，思想不成熟，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司法理性。

2、被告人阿来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具有坦白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阿来到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被告人在事发时由于年少无知，一时冲动，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且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在量刑时能予以酌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阿来无前科，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

四、本案被盗窃财物已被当场追还，被害人的损失得到了挽回，依法可以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阿来系未成年人犯，没有前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到案后能如实交代案件经过，确有悔改之意，被害人的损失也当场予以追回，同时，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辩护人恳请法庭本着惩罚与挽救并重的原则，在量刑时考虑被告人上述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对被告人阿来从轻、减轻处罚，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辩护人：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史锡刚律师

第三篇：陈力强、陈力烨涉嫌偷税案(从轻处罚,缓刑释放)之一审辩护词(一)

王思鲁办理案件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陈力强、陈力烨涉嫌偷税案（从轻处罚，缓刑释放）之

一审辩护词

（一）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分别接受陈力强、陈力烨委托，在陈力强、陈力烨涉嫌偷税案中担任各自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庭审。由于我们的辩护思路和辩护观点基本一致，为了节省法庭的时间，在此一并发表辩护意见。

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对审判长的公正主持以及给予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先后六次各自分别会见了陈力强、陈力烨，听取了他们的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并作了适当的调查；特别是专门利用三天时间在贵院详尽阅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我们坚定地认为，陈力强、陈力烨不构成偷税罪,应属无罪。

我们先来看看指控是不是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

先了解检察机关的指控。从《起诉书》看，检察机关是认为两被告人于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2月28日期间，“采取隐匿销售收入、擅自销毁账簿、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从中少缴税款进行偷税，经增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认定：……少纳增值税2928009．44元”，从而构成偷税罪。

针对指控，我们从三方面陈述辩护理由：

第一、从偷税罪犯罪构成要件角度考虑：在客观上，陈力强、陈力烨不符合偷税的客观行为特征，在主观上，陈力强、陈力烨不符合偷税必须具备直接故意的条件。

其一、关于偷税罪的具体法律规定。我们先来看一下偷税罪的具体法律规定：

《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可见，法条对偷税罪作了详尽、明确的叙明罪状规定。何为偷税，根据法律规定，只能从这刑法条文中寻找依据。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偷税罪的客观特征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偷税罪的主观特征为：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违反税收法规、逃避缴纳应缴税款义务的行为，这种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后果，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其

二、现在，我们来看看陈力强、陈力烨是否符合上述偷税罪的具体法律规定。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陈力强、陈力烨是否构成偷税，首先必须正视“定期定额包税”的客观事实。

“定期定额包税”的实际情况：国税部门从2000年1月1日始至2002年12月期间，对被告人所在的南泉商行实行“定期定额包税”征税方式(定期是一年一定，定额是每年由税务部门对商行当年应缴的税额进行核定),南泉商行每年都是按税务部门核定的纳税额每月通过银行划扣方式缴税。对“定期定额包税”的方式，不仅是南泉商行，而且在整个增城地区普遍的经营者都认为这是“包税”，多年来也是按这种模式向税务部门缴税，“定期定额包税”方式是增城地区税务部门多年的特点。

“定期定额包税”根本不需要建账：“定期定额包税”方式按规定不需要建账,缴纳税款只是按税务部门核定数额缴纳。

“定期定额包税”从根本上证明陈力强、陈力烨没有偷税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故意。这还有权威判例支撑。

其次，陈力强、陈力烨没有隐匿销售收入、没有销毁账簿（包税期间删除过期的电脑记录不是销毁账簿行为）、没有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从而在客观上，陈力强、陈力烨不符合偷税的客观行为特征。

值得强调的是，连陈力强、陈力烨是否漏税以及漏多少税都无法证实。再次，陈力强、陈力烨没有偷税故意，特别从陈某某和陈某某主动配合调查更可佐证：南泉商行在接受税务机关的稽查时,积极主动配合,不仅把公司的所有财务等资料交给税务稽查人员,还十分配合稽查人员的询问，稽查人员检查后曾认为没什么问题,主动把资料返还给他们。

“定期定额包税”取消后，在经营行业、经营范围、规模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每月缴纳的税款比包税期间多了1000多元，更充分证明陈力强、陈力烨没有偷税的主观故意。未及时完善财务制度也不符合偷税罪必须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特征。

第二、从是否具备充足有罪证据角度考虑，本案欠缺偷税罪必备的 关健证据：《税务鉴定报告》、《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南泉商行销售货物凭证等（货物销售合同、买卖双方交易的货物及款项等会计及银行记录凭证、买卖双方经办人证词等）。

何为偷税罪必备的关键证据。

在司法实务中,偷税案件中的鉴定主要是《税务鉴定》和《司法会计鉴定》。税务鉴定是指刑事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聘请有税务专业知识的人员,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根据侦查中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对涉嫌偷税的行为及有关问题,违反哪些税收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以及涉嫌偷税等数额计算的依据做出鉴定结论。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刑事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聘请有会计专业知识的人员，依照财政的法律法规，根据侦查中提供的与偷税案件有关的账目、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对涉嫌偷税的行为所涉及到的账证上的问题,具体违反哪些财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的条款和数额等做出鉴定结论。

控方恰恰没有掌握成立偷税罪的关键证据。

你看：控方撑握的证据无非是《税务检查报告》、《电脑资料》、国税部门取得的“证人证词”及外调的其它资料，在行政程序中，国税部门根据这些证据根本无法下处罚决定，更何况刑事证据更严格呢？司法介入后仅对“投案自首”的两被告人录了口供，没有收集其它任何证据！从口供的内容对两被告人更有利，……。亦即是仅仅录有被告人的口供啊！

控方掌握的主要证据，亦即赖以支撑指控的主要证据能证明什么？ 从主体角度，国税部门不能成为刑事证据收集的主体。从与相对人关系角度，双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从实体内容角度，《税务稽查报告》的实质为行政证据而非刑事证据，并且移送司法机关手续不齐备；《电脑资料》只能作为取证线索，欠缺刑事证据效力；国税部门取得的“证人证词”及外调的其它资料欠缺了销售合同、买卖双方交易的货物及款项等记录的会计及金融凭证、买卖双方经办人证词等关键证据。

因而上述证据不具有刑事证据效力。

特别是，根据案件事实，即使根据控方的逻辑，所谓“偷逃”税额也难以确定：

没有考虑自用、因霉变而报废、运输中的损毁、因积压而削价出售、退货； 只有部分进货额证据，严重欠缺销货额的证据，增值税征收的依据是销货额啊。在“偷逃税额”认定上，自相矛盾、逻辑非常混乱：开始时，欲落实南泉商行的具体销售额，找了一些证据，但无法落实；进而欲落实南泉商行的具体进货额，也找了一些证据，亦无法落实；我们都明显感觉到，国税及侦查部门一直想在被告人口供中落实进货额减去库存额即销售额，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后“偷逃税额”认定时，却莫名其妙地适用了“视同销售”的公式。司法机关介入后仅仅对“投案自首”的两被告人录了口供，又能证明什么问题？只能证明被告人没有偷税的故意和行为。

第三、从适用法律角度考虑，在本案中，指控明显错误适用了税收征收以及行政处罚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本案中，必须正视本案的背景：有关国税部门在违法行政处罚无法实现之后，再移送司法机关刑事介入。

首先，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7、第39条规定，关于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办理纳税申报的，必须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规定制作限期改正通知书、应纳税款通知书、缴纳税款通知书等税务文书，并送达当事人，才能对其做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国税部门没有做到。这显属违反法定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其次，在本案中，存在一事再罚的问题，其于法无据。

国税部门曾对南泉商行在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8月31日的缴税情况进行检查，并同时于2003年1月17日作出增国税罚告（03830002）号《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2003年1月21日一并作出增国税稽处（0383000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增国税罚（0383000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南泉商行也已认缴、认罚，国税部门却违反《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的“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欲第二次行政处罚。

特别是第二次行政处罚时，其程序和实体处理均存在行政违法。

还值得注意的是，国税部门居然将增国税罚告（03830015）《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以及增国税稽处（0383001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04年2月11日同一日一并作出并送达两被告人；两被告人当即要求听证，国税部门于2004年2月24日举行了听证，令人遗憾的是，国税部门没有作出处罚决定，实际上，也无法作出处罚决定而无理将之移送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也显属违法。

这还是有权威判例依据的。

再次，在本案中，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追诉，都错误理解“增值税”的法定概念，并错误适用“视同销售货物”公式计算所谓偷逃增值税税额。《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

何为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生产经营单位销售货物的增值额征收的并由消费者或使用单位承担的一种流转税，即生产经营者销售货物时，向消费者或使用单位收取的销项税金与购进货物时支付的进项税金之差为增值税税金。

什么样的纳税人是增值税纳税人？

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均是增值税纳税人，都要依法缴纳增值税。视同销售货物的条件和计税公式如何？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纳税人有条例第7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不正当理由或者有本细则第4条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者，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一）按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二）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１＋成本利润率）……”

又见《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一）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二）销售代销货物；

（三）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四）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五）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六）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七）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八）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在本案中是如何错误认定的？

南泉商行的经营情况不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第7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不正当理由的情形，也不属于上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的8种情形中任何一种，根本上不适用“视同销售货物”公式计算所谓偷逃增值税税额，所以控方指控的偷税额显属错误。

最后，关于本案处理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值得参考的判例等资料。我们热诚地期盼贵院能还当事人一个公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思鲁

第四篇：陈力强、陈力烨涉嫌偷税案(从轻处罚,缓刑释放)之一审辩护词(二)

王思鲁律师办理案件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陈力强、陈力烨涉嫌偷税案（从轻处罚，缓刑释放）之

一审辩护词

（二）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分别是陈力强、陈力烨的一审辩护律师，基于辩护观点完全相同，我们一并出具辩护词。为不占用合议庭太多时间，本案第一次提起公诉后贵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我们所出具的辩护词在此作为《陈力强、陈力烨偷税案一审辩护词之一》一并书面出具，也不作口头重复。我们仅作如下补充：

首先，我们对国家公诉人朱先生在处理本案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表示由衷的钦佩。但我们对此案的理解的确与控方恰恰完全相反！我们坚定地认为，被告人不构成偷税罪，应属无罪。

一、处理本案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本案贵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控方撤回公诉补充侦查期间，控方没有取得任何新证据，仍然再次强行提起公诉，从而出现了今天的第二次开庭。

本案曾由于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具有偷税故意、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具有偷税行为和无证据证实具体“偷税”数额的客观事实，在贵院开庭审理后，控方申请撤诉，结果贵院裁定准许撤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控方在补充侦查后，无取得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强行提起公诉。

关于这一点，相信贵院已经十分清楚，在此不展开。

二、在琳琅满目的各类“证据”中，本案唯一可作“刑事证据”的是被告人的一些口供和一些证人的证词，但其也根本不能证实被告人具有偷税的故意、偷税的行为和具体偷税的数额。

众所周知，只有公安、检察等刑事司法机关才能作为刑事证据收集的主体，非其直接收集或其委托取得的“证据”无效。在本案中，以公安、检察等刑事司法机关作为证据收集主体取得的“刑事证据”仅仅是被告人的一些口供和一些证人的证词。

但是，从被告人的这些口供和这些证人的证词内容看，无法证明被告人具有偷税的故意、偷税的行为和具体偷税的数额（详见法庭调查阶段辩方质证意见）。

本案的其它证据不是由公安、检察等刑事司法机关收集或委托收集，不具有刑事证据效力。

因公诉人重点以这些国税部门收集的“证据”支持其指控，我们还得看看这些“证据”中的关键“证据”——《税务检查报告》。

在本案第二次提起公诉的今天，我们已经注意到，因凭藉所谓的《电脑记录》、产品库存量等“证据”的确无法计算出被告人所在南泉商行的销售量，公诉人这次没有提及这些“证据”（实际上，这些“证据”的确无以支撑指控，见《陈某某、陈某某偷税案一审辩护词之一》）。

法庭调查表明，就控方思维，其将《税务检查报告》作为入罪被告人的关键证据，控方这次明显仍然把成败握在了《税务检查报告》的证明价值。

《税务检查报告》真的能证实有偷税事实吗？这本在两次开庭的法庭调查阶段辩方质证意见及《陈力强、陈力烨偷税案一审辩护词之一》中已讲得很清楚，但在这里还得强调：

《税务检查报告》是增城市国家税务局根据其取得的“行政处罚证据”制作出的一个内部意见，在实质上，不是“行政处罚证据”本身，也不是《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本案中，控方居然将其作为关键的“刑事证据”。我们坚定地认为，无论从收集证据的主体看，还是从收集证据单位与本案被告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客观事实看，甚至从其记载内容看，都不具有刑事证据效力和不能证明被告人偷税。

我们了解到，在退回补充侦查期间，控方首先是着手搞《税务鉴定》，后来，由于有关鉴定部门明确凭现有的这些“材料”根本无法鉴定，使得控方一直刻意追求的《税务鉴定》无法问世，从而出现了上述控方仍然把成败握在了《税务检查报告》证明价值上的滑稽局面。实际上，由于凭现有的“材料”的确无法鉴定，即使是什么时候搞出一个什么《税务鉴定》，也无证据效力。

《税务鉴定》是偷税案必备的形式证据，有《税务鉴定》都未必能定罪，没有《税务鉴定》必然不能定罪。任何一本偷税罪专论都提及这个问题。如：

“„„通过鉴定获取鉴定结论。为了获取偷税、漏税的证据，组织司法会计鉴定和税务鉴定是必要的手段。司法会计鉴定是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怀疑涉及经济犯罪行为的财务人员经营的财务账目进行的一种鉴定。它是依照财政法规和财政部门的有关文件、会计制度、会计纪律等，根据侦查人员提供的与偷税有关的会计资料，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违反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具体违反的条款和数额作出鉴定结论。

税务鉴定是运用税务专业知识，依照国家税收法规和税收政策，根据侦查人员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违反税收法规和政策，以及偷税、抗税的数额作出鉴定结论。

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和税务鉴定，侦查机关要提供足够的检材并明确提出鉴定要求。偷税案件常用的手段是经营收入不入账或做假账，侦查机关应在收集案发单位会计资料的同时，广泛收集有关银行存款对账单、运输部门的托运单、邮电部门的汇款单等单据和资料„„”。（《税收征管犯罪认定与侦查》，魏东、唐磊主编，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P63—64）

三、被告人没有偷税的故意。

这同样在两次开庭的法庭调查阶段辩方质证意见及《陈某某、陈某某偷税案一审辩护词之一》中已讲得很清楚，但在这里还得概括、补充几点。

其一、“定期定额包税”的实际情况决定着被告人欠缺偷税的故意。

其二、“定期定额包税”方式是增城地区税务部门多年的特点，这决定着作为非税收专业人士出身的被告人不知道还要交什么“税”外“税”。

其三、从被告人一直主动配合调查也可佐证被告人欠缺偷税的故意。

其四、在2003年“定期定额包税”取消后，在经营规模缩小的情况下，被告人每月缴纳的税款比包税期间还多了1000多元，也可佐证被告人没有偷税的主观故意。

成立偷税罪必须具有直接故意。在本案中，无证据证明2003年“定期定额包税”取消后，被告人有欠缴（多少）税款。实际上，这一两个月，即使欠税，也不是偷税，更无证据证实什么具体数额。

我们热诚地期盼贵院能还被告人一个公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思鲁

第五篇：《刘某涉嫌挪用公款罪辩护词》 韦国

《刘某涉嫌挪用公款罪辩护词》

韦国

案情简介：被告人钱某原系甘肃省武威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六七月份，钱某在担任武威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武威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进入该公司进行稽查前，其指使该公司财务人员将2001年至2006年6月的真实财务资料全部转移隐匿，税务部门多次要求提供真实的财务资料，钱某拒不提供；2007年5月份，钱某在担任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期间，凉州区公安局对钱小挺以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后，钱某再次指使财务人员将公司2001年至2007年5月的真实财务资料全部转移隐匿，凉州区公安局于2008年6月19日向武威市浙江村实业公司下达调取证据通知书后，钱某仍然拒不提供，2008年11月10日凉州区公安局根据侦查线索，将钱某隐匿的财务资料全部查获。起诉书还指控钱某在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侵占公司财产272万元。

凉州区法院一审判决钱某犯隐匿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宣告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审法院改判单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钱某涉嫌职务侵占、隐匿会计凭证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钱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隐匿会计凭证罪。我们对于隐匿会计凭证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我们认为钱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现就本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钱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补充起诉书认为，被告人钱某在武威市浙江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村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期间，共计支出公司资金6457335.2元，因有2726854元不能说明合理用途，进而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指控犯罪的数额，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所证明的数字与起诉书指控的数字不一致，且无说明。我们认为，起诉书的这一指控不能成立。

（一）从这些资金支出的情况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借条、欠条的本质属性。

借条属于便条式的借据，而借据是借用他人的财物所立的字据；欠条的词典解释是‚欠别人财物所立的字据‛。从借条和欠条的概念出发并根据经验法则，我们可以肯定：借条和欠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反映，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之一。由于借条和欠条都是债务人出具、债权人保管的，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凭借条或欠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我们之所以阐释借条、欠条的属性，是因为检察机关将借条、欠条所反映的数额作为犯罪事实进行指控。我们认为，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钱某职务侵占的事实中，将有关借条和欠条所涉及的资金指控为犯罪，混淆了刑、民关系的界限。即把本来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内容，纳入了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属于刑民不分或以刑代民，属于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起诉书指控的2726854元的职务侵占的事实中，有617000元（即2007年1月27日的300000元、2008年的128000元、2006年的39000元、2007年的148000元）属于借条或欠条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浙江村公司根据钱小挺所出具的借条、欠条，可以实现公司的权利。即借条和欠条所反映的资金617000元不属于犯罪。

2、股东签字证明或认可的支出部分不属于犯罪事实

在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数额中，钱某从浙江村公司支取的资金，不论是领款还是借款、欠款的部分，只要有其他股东签字认可的部分，都不能认定为被告人犯罪的事实。证人陈赛丰证实，‚公司允许至少两个股东签字可以支出资金‛；被告人钱某在当庭的供述亦如此；浙江村公司的财务制度规定，经总经理签字就可以报销或支出资金。上述三方面的证据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且是互相印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其他股东或负责人的签字认可，属于履行了资金支出的正常手续，不能以犯罪论。这是公司、企业自治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公司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公权力不能过度干预，更不能把正当或正常的民事活动当成犯罪对待。

根据案卷中的证据材料统计，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职务侵占的数额中，经股东陈某签字证明支出的部分为1685854元（冯某签字的128000元已经在前面计算借条时已经计算，此处不重复计算）。我们认为，对于上述体现公司意志的合理支出，不能认定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3、关于其他几笔款的性质判断

起诉书指控的除了前面的支出外，还包括钱某以领条方式支取的部分资金。主要有：2005年3月10日领取的100000元、2006年1月25日领取的43000元、2007年1月25日领取的300000元。以上三项支出合计为543000元。我们把这几笔资金支出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梳理，看看这几笔开支是否有根据或是否有合理用途。

（1）关于2005年3月10日的100000元（领条）。这笔100000元的支出是有根据的。浙江村公司在2005年1月27日董事会上研究决定，2005年福利费的开支为100000元。关于福利费的概念问题，证人张某在当庭作证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福利费就是公司对外联络的费用，并不是给公司内部职工高福利的费用。钱某正是凭这个会议决定才支取资金的。且这一笔支出的用途清楚，用于浙江村公司向有关单位的有关人员请客送礼。公诉人认为这笔100000元福利费与本案的100000元‚业务费‛是两笔支出，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在公司会议记录中有记载、证人宜证实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定。况且，2005年浙江村公司的支出中，再没有同样的100000元的福利费的支出，应当作出同一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请客送礼是否适当，但对于钱某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确实把钱送出去的行为，指控为个人侵占，实属定性不准。

（2）关于2006年1月25日的43000元（领条）。这43000元中，有28000元是用于单位验收过程支出的费用。作为犯罪指控时，应当排除其他任何可能性。据了解，浙江村公司在财务支出项目中，并没有验收工程的费用。被告人的辩解这28000元就是验收费用，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被告人辩解的情况下，凭什么否定这28000元没有用于工程验收？其余为单位用于拜年了，不能认定系个人占有。我们注意到，钱某经手的开支达七、八百万元，其中就有因为请客送礼的支出。但是，起诉书的指控数额中并不包括其他请客送礼的支出。这就存在同样的事实没有做出同样的评价的矛盾。同样的事实应当做同样的定性，同样的犯罪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这是刑事诉讼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一项原则。但从起诉书对本案的指控情况看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对于确实用于给其他单位请客送礼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侵占；退一步说，即便现有证据不能肯定被告人是否用于请客送礼了，仍然属于控方举证不充分，不能排除请客送礼的可能性。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同样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实践。

（3）关于2007年1月25日的300000元（领条），这是钱某从浙江村公司退股所领取的现金，只是在领条上没有注明而已。但公司其他股东知道此事，马某得书面证明已经证实。不仅如此，浙江村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委托甘肃金升会计师有限公司所做的（2009）039号《审计报告》和公安机关委托甘肃武威恒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做的（2008）088号《审计报告》均反映，钱某所领的30万元现金，属于钱某退股；浙江村公司的账面上反映，钱小挺的股金由2200000元变更为1900000元。甘肃武威恒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做的（2008）088号《审计报告》确认，钱小挺‚领取现金冲减‘实收资本’300000元‛。可以肯定，多个有效证据证明的事实为：这300000元是钱某领取的退股的资金，是属于钱某自己的钱，不是公司资金。既然资金不属于公司所有，指控其侵占公司资金当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通过对以上393000元支出情况的逐笔梳理，可以肯定每笔支出都是有根据的，不存在被告人将公司资金占为己有的事实。

（二）、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职务侵占罪属于财产犯罪，是目的犯。该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条件。起诉书以部分资金支出‚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为由，认为被告人将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已有。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钱某在当庭供述中否认自己具有侵占公司财产的目的。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起诉书采用了推定的方法，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们不否认推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但我们同时认为，起诉书的这种推定方法不符合推定的规则，不能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一个事实推定出一个结论，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二是没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三是允许反驳；四是禁止二次推定。现根据刑事推定的上述规则，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控方的推定是否成立。首先看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我们否认，钱某在浙江村公司任职期间，确有大量资金支出。但支出的资金并不是‚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一方面，‚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不是证明行为人职务侵占的方法；另一方面，所谓的‚不能说明合理用途‛只是控方的一种认识。被告人能说明用途、浙江村公司董事会可以说明用途、其他股东也能说明用途。经如经陈某签字证明的部分，如果不能说明用途，陈某是不可能签字的。因此，‚不能说明合理用途‛的事实是无法确定的。既然基础事实不确定，就不能作为刑事推定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否存在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没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实际上就等于排除了其他合理怀疑。但是，仅从被告人钱某在支取资金时出具的领条、证明等凭据所反映的内容看，这些凭据中记载的内容就是‚业务费‛、‚手续费‛、‚开办费‛等等。在没有进一步调查、审查的情况下，怎么能认为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合理怀疑呢？显然，就控方出示的这些凭据，已经向法庭提出了明显的否定性解释，已经有了合理怀疑，而这些合理怀疑就目前已有的证据来说，实际上根本无法排除；第三，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在质证阶段提出的质证意见，控方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反驳。

因此，起诉书关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不能成立。

（三）控方指控犯罪或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

检察机关有权对犯罪提起公诉，同时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证明的标准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人及辩护人有权否认或反驳，但只要提出质疑或举证证明存在合理怀疑即可。即控方有罪起诉举证标准是绝对证明标准，辩方无罪辩护举证标准是相对证明标准。在辩方提出反驳或证明的情况下，控方还必须进一步证明辩方的观点或证据不成立，才能给被告人定罪。如果控方不能有效反驳辩方观点或证据，则属于指控犯罪的证据不足，法院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做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从这个角度看，本案的情况正是如此。检察机关以被告人钱小挺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但所举证据却无法证明其控诉观点。我们认为：在无法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无法证明被告人实施了侵占行为、无法排除被告人将资金用于公司事务的可能的情况下，都应当依法认定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判断，都无法得出被告人非法侵占公司财物的结论！起诉书关于被告人钱某职务侵占的指控不能成立！

二、钱某具备的从轻处罚的条件

浙江村公司为了掩盖逃税行为被查处，实施了隐匿会计凭证的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但被告人参与实施的行为是公司绝大多数股东知道、并一同组织实施的行为。我们认为，这种为了掩盖单位逃税的问题可能被查处所实施的手段行为，属于单位行为，也属于牵连行为。虽然被告人钱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在量刑时必须考虑到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检察机关为起诉单位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只对个人作出判决），不能把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的行为的责任由被告人一人承担。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隐匿的会计凭证已交出、税务机关已罚款），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或单处罚金是适当的。以上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