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嘉文涉嫌制造毒品案辩护词 2
徐嘉文涉嫌制造、贩卖毒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月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徐嘉文亲属的委托，并经徐嘉文同意，指派我们作为其涉嫌制造、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辩护人在开庭前，认真研读了起诉书、详细地查看、仔细分析了有关证据材料，现结合法庭调查查明的情况及应适用的法律，对本案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及量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被告人徐嘉文仅构成制造毒品罪，不构成贩卖毒品罪。本案中被告人徐嘉文仅有利用同案被告人购来的部分冰毒(大部分毒品，几被告自己吸食了)采用物理的方法调配毒品的行为，调配的毒品主要为自己吸食或送人尝试；没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本案中没有贩卖的时间、地点、价格、购买人等等必要因素和行为)，所以，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二、本案定性、定量鉴定时，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不当。
《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查获的毒品必须作定性和定量鉴定。但本案在做定性和定量鉴定时，存在程序不当，事实不清。公诉机关出示的缴获毒品称量报告及上交毒品收据载明:搜出的毒品可疑物的地点在三个地方，分别是
1、卧室西北墙角纸箱内；
2、卧床头压片机旁；
3、租住屋南侧房间。搜出毒品可疑物的性状除一包为粉末状外，其余为颗粒状。搜出的毒品可疑物的数量为8大包，10小包，总数18包。
但在作定性鉴定时，存在以下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首先，仅选取了两个检材，1号检材为红色颗粒物12颗(庭审查明为粉红色)，2号检材为红色粉末1克(称重报告及庭审查明均为粉红色)。一方面被告人徐嘉文明确陈述没有见到选取检材时18包可疑物的包装状态是否和当场查获时一致，被告人没有确认检材是从查获的可疑物中提取，退一步而言，即便选取的两个检材是从查获的包装完好的可疑物中提取，也仅能证明两包可疑物中含有毒品成分，鉴定书的特别说明也明确说道检验鉴定结果仅对所送检材和样本有效。
显然定性鉴定的两个检材没有在来自三个地方的性状不同的18包可疑物中分别选材；显然不能完全依据1、2号检材的鉴定结论即认定来自三个地方的性状不同的18包包装完好的可疑物中均含有毒品成分，显然可以合理推论16包毒品可疑物中不含有毒品，显然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没有排除所有疑点，显然不能满足案件控诉资料反映结果唯一性的要求。
在作定量鉴定时，仅选取了四个检材，两个检材为红色片剂(在缴获毒品称量报告及上交毒品收据的性状描述中没有片剂，且称重报告及庭审查明均为粉红色)，两个检材为红色粉末(在缴获毒品称量报告及上交毒品收据的性状描述中粉末仅一包，且称重报告及庭审查明均为粉红色)，需要的是四个检材没有出现颗粒状检材，但出现了两个粉末状检材，依据上交毒品收据载明上交的毒品性状为一包粉末状，其余颗粒状。一方面4号、6号检材均为粉末，但粉末状的毒品可疑物只有一包，两个粉末状检材毒品成分含量差异较大；18包毒品可疑物性状中均没有出现片剂，显然定量鉴定时的四个检材不能体现18包毒品可疑物均含有毒品成分及毒品含量状况，同时被告人陈述没有见到选取检材时18包可疑物的包装状态是否和当场查获时一致，被告人也没有确认检材是从查获的可疑物中提取，即便是从查获的包装完好的可疑物中提取，也仅能反映一包毒品可疑物或3包(假定片剂和颗粒状含义相同)毒品可疑物的毒品含量，显然可以合理推论17包毒品可疑物或15包可疑物中不含有毒品成分，显然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没有排除所有疑点，显然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不能满足案件控诉资料反映结果唯一性的要求。
特别是庭审查明:被告人王方勇和被告人彭妍购买了用于调配毒品的冰毒，不仅毒品含量不是很高，而且大部分也被几被告人吸食，少部分用来调配，并且是边调边试边尝，制一些，尝试一些，并没有将所有的材料用来完整的大规模的配制，这就必然存在一些可疑物不含毒品成分或含量很低很低，也就存在合理推论15包、16包、17包毒品可疑物中不含有毒品合理性和可能性，显然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没有排除所有疑点，显然不能满足案件控诉资料反映结果唯一性的要求。
所以，本案不仅毒品定性、定量鉴定不当，而且事实不清。
二、即便本案定性和定量鉴定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案毒品的含量也很低，应从轻处罚。《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海洛因含量在25%以上的，可视为《决定》和本解释中所指的毒品。含量不够25%的，应当折算成含量为25%海洛因计算数量。
法【2000】42号全国法院审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对大量掺假、毒品含量少的，在处刑时酌情考虑，本案中毒品含量最高的7.26%，最低的1.92%，特别是占公诉机关指控毒品总数88.9%的粉末状毒品的毒品含量很低，仅为1.92%或更低(两个粉末状检材均出自一包可疑物，一个检材为7.25%，一个检材为1.92%)。
所以，对本案被告人应从轻处罚。
三、依据本案被告人制造的基本事实，对本案被告人可从轻处罚。
一方面，本案被告人制作毒品的行为是购买少量毒品(约30多克冰毒，并且其中大部分也被被告人吸食)，采取物理方法掺杂掺假进行尝试性的少量的制造，在小范围内由经常吸食人员的试吸试尝，其中也包括本案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自己吸食。另一方面，制造的毒品含量极低等。
以上是本案制造毒品的基本事实，根据以上事实，本案可以从轻判处。
四、徐嘉文不应承担5479.4克的粉末状毒品的刑事责任。一方面5479.4克的粉末状毒品可疑物系赵佳华的物品，所以虽赵佳华将其处于丢弃状态，在没有得到赵佳华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徐嘉文也不敢将其抛弃，而是将其继续留置于租住屋南侧房间。
另一方面，5479.4克可疑物，布满灰尘，被告人徐嘉文没有对其进行提炼、加工，也没有对其进行物理调配，加入冰毒，更没有对其进行贩卖或自己吸食。
而是购买大量书籍自学，另行外购新康泰克等药品及麻黄草、咖啡因等原料及被告人王方勇、被告人彭妍购买来的冰毒进行掺杂掺假尝试性少量配制。本案被告人对这一制造行为及过程和数量才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和客观上的控制，对少量的尝试性的配制物才具有主观上的占有，所以，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本案被告人不应对5479.4克的粉末状毒品承担刑责。
况且，本案被告人徐嘉文对此包粉末状可疑物在选取检材进行定性和定量鉴定中没有看到包装完整性，没有看到检材是从中查获的包装完好的可疑物中提起等等。存在可以合理推论此粉末状可疑物中本身不含有毒品成分的疑点，显然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不能满足案件控诉资料反映结果唯一性的要求。依据有疑从无的规则，徐嘉文不应承担5479.4克的粉末状毒品的刑事责任。
五、本案被告人事后的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认真悔罪。
被告人徐嘉文到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有多达七次以上的讯问，从第一次起至最后一次，包括庭审，均对整个作案过程从做主动的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在侦查阶段和控诉阶段均努力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争取立功，同时当庭认罪、积极悔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仅构成制造毒品罪；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本案被告人不应对5479.4克的粉末状毒品承担刑责。本案所制造的毒品，含量很少，及本案在定性、定量鉴定上存在的可合理推论15包、16包或17包毒品可疑物中不含有毒品的情况及公诉机关的控诉资料没有排除所有疑点，不能满足刑事案件控诉资料反映结果唯一性的要求和本案被告人徐嘉文事后的认罪态度好，积极认罪、真诚悔罪等情节，请合议庭对本案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
四川月城律师事务所 杨继平、刘运朝 律师 2013 年3月 21日
第二篇：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我受XX人民法院的指定，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犯罪形态应当是盗窃未遂，属于未遂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事实如下：
其一，盗窃犯（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属于结果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在实行盗窃违法行为即刚拿钱包时就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发现，且这一发现并追讨行为从未间断过，事实上被告人李某某也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在店门口）制服，其犯罪行为已被完全制止，被告人最终也并未窃得任何财物，盗窃目的始终未实现过；
而且，在盗窃过程中被告人尚未完全非法占有过这个钱包，或者说并未完全取得过对这个钱包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造成财物对受害人来说无法掌控或者近乎无法掌控的事实，相反，钱物一直都处在受害人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可控之下，且从未脱离过受害人的视线之外，事实也说明，钱物已被受害人当场追回，且一分钱都没少，一切都完好无损，被告人的盗窃始终“未得逞”。
其二，根据1992年12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部分第“
（二）”项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本案中，“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即是受害人的反抗和群众的协助制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1998）4号的第一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以上两个《解释》都明确了盗窃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而本案中，情节显然轻微，数额亦非巨大（湖南省“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万元），也非文物和贵重物品（盗的只是一个钱包，且被告人并不知道包里有多少钱，更没想到有四千多块钱），显然被告行为不属于“应当定罪处罚”的盗窃行为。
其次，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因无钱吃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盗窃。盗窃是违法，但要知
道被告人不过是一个漂泊在数千公里外的异乡的刚满十六岁的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的残疾少年，举目无亲，社会救助又没跟上，被告人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跟正常人相比显然差很多，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亦说明主观恶性小，同时，被告人从“七岁到2011年”都在聋哑学校读书，之前从未犯过罪，是初犯，也是偶犯。
再次，从犯罪数额和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被告人并未窃得一分钱，受害人的损失轻微或者说“没有损失”，社会危害小。
本案中，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被告人的供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词，盗窃根本就未得逞，被告人未窃得一文钱，受害人未丢掉一分钱，赃物当场全部追回，受害人也没受什么伤，可以说没什么损失，量刑时应予考虑。
第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主动的向司法机关交待盗窃经过，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认罪态度极好，悔罪表现明显，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确实系又聋又哑的人，其残疾证号为142625199511xxxxxXxx，故被告人应当“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罚
”。
依据1999年6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2006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2007年1月9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的第九条：“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刚满16岁，其身份证是142625199511xxxxxX，且还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不久的残疾少年，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完全符合“可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本案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程序上也有不足：如没有邀请懂聋哑手语的人员
来问和翻译，在5月5日22时的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出现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等嫌疑人都无回答，到2012年5月18日XX县公安局在《关于李xx涉嫌盗窃一案的综合材料》中也承认：“目前，在XX县没有找到聋哑手语翻译人员给犯罪嫌疑人翻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无法正常进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被告人却被执行了逮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辩护人承认同被告人会见时交流也存在障碍；
糟糕的还有把被告写的“6”错成了“9”，把“16”岁错成了“19”岁，且之后都是按十九岁成年人的程序来办理案件的，直到2012年7月4日16时40分才查知其16岁，刚离开聋哑学校不久。根据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又如通知监护人不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再就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力度不够，等等。
然而，由于我国在司法上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和普通人的方式和程序，同时也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殊保护并有许多特殊规定，这就让辩护人不能不相信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就不能不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产生怀疑而质疑。
综上所述，请合议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弱势而无助的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免除处罚，就是“可不认为是犯罪”也完全合乎于情，合乎于理，合乎于法，既弘扬了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司法对花季少年和残疾人的深切关怀，也特别符合法院门口高高挂着的“谱科学发展、构建和美康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要求！
谢谢各位审判人员！
辩护人： 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国平
2012年8月27日上午 附：此为盗窃罪辩护词、未成年犯罪辩护词、又聋又哑人犯罪辩护词、指定辩护辩护词；
第三篇：周某某涉嫌诈骗一案辩护词
案件介绍：
被告人周某某，男，一九七0年一月六日生，汉族，无业，住新疆自治区哈密市。现因涉嫌诈骗罪于二00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安刑事拘留，同年九月十三日逮捕。
本案于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二次，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周某某于二000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位于某市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以能为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仲裁官司为名，骗取该公司人民币二十万元。二00一年七月，周某某再次以相同手段骗取该公司人民币十万元。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为牟取积私利，竟虚构事实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律师评析：
本案对定性争议甚大，经过近两年的诉讼，才有了结果。律师从定性入手，认为周某某的行为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不是犯罪。
辩护词
审判长：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周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对本案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不应当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一、周某某对自己身份的宣传应当属于夸大而不是虚构。
在案件中我们看到，周某某在对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介绍自己时，确实自称是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但这里我们有两点需要说明：
1、被告人周某某是在自己曾经在中央党校下属的非职能单位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工作过的基础上，在时间、单位、职务上的表述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其表述的内容与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和职务是有关联性的。因此说他的表述内容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而不是纯属虚构。
2、从时间上看，周某某是在初次与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见面时这样介绍自己的，当时他并不知道某房地产公司与其他公司有纠纷，需要诉讼仲裁。也就是说周某某并不是为了代理仲裁才这样介绍自己。因此说从介绍自己的时间上看，他介绍自己的内容与仲裁代理是无关的。
另外，周某某在接受代理之前，称自己认识仲裁委员会的领导。从案件的证据看这是事实，虽然他们之间的来往程度有限，但这个情节不是捏造的。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
二、周某某夸大自己的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诈骗代理费。
周某某在参与代理仲裁之前有一份工作，但他想到某公司工作，而且当时某公司也有这个意愿。周某某有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并接手仲裁代理其目的是为了给某公司证明自己的能力，将来能够正式到某公司工作。这是他夸大自己能力的直接目的。周某某在主观上并不存在骗取钱财的目的，如果存在骗取他人钱财的目的，他没有必要去学习法律知识，没有必要做与仲裁有关的工作，他可以拿到部分代理费就逃之夭夭。更不会出现在某公司被扣押的现象。因此说周某某没有骗取他人财产的目的。
三、周某某为了仲裁代理确实付出了劳动，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周某某是通过代理仲裁案件获取了30万元的费用。那么从某房地产公司与周某某签订的代理合同上看，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1、周某某是以个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周某某在合同中用的是真名真姓并没有使用虚假的姓名。2周某某被委托后，在仲裁委员会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参与了案件的有关工作，如提交诉讼费，参与开庭，找记者对案件进行有关的报道。这说明周某某是根据代理合同的规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的虚假成分。
3、仲裁案件的败诉是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撤诉导致的，而不是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某房地产公司的败诉对周某某来说是没有过错的，也不能抹煞周某某在代理仲裁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因此说周某某与某房地产公司以个人名义签订代理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事实，而且周某某确实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四、周某某在特定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存在合法性。
我们知道基于犯罪行为而获取的他人财产，从始至终都不存在合法性。但从本案的代理合同上来看，存在两种情况：
1、案件败诉应当退还代理费。
2、胜诉应当获取代理费。如果周某某在败诉的情况下退还了代理费，或在胜诉的情况下收取了现有的乃至比现在更多的代理费，都不会出现周某某现在被羁押的情况。也就是说案件败诉周某某退还了代理费是履行合同义务，胜诉收取代理费是依据合同规定他所享有的权利。那么如果真是胜诉了，周某某收取代理费就应当是合法的。既然周某某付出了劳动，在特定的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又是合法的，那么周某某的行为与犯罪就没有关系。现在是因案件败诉，周某某应当退还代理费而没有退还，只能说明他没有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说周某某是否应当退还代理费是一个围绕合同的民事纠纷，他承担的责任应当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为了代理仲裁案件确实在手段上存在夸大自己能力的成分，但在主要事实上即代理合同的签订、代理合同的履行都是真实的，周某某确实为仲裁案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主要事实上不存在虚假和捏造的情节。而且周某某不存在骗财的目的。因此说虽然周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认定为犯罪。至于根据合同规定应当退款而没有履行，应当是民事问题与本案无关。以上意见望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平
结果：
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周某某，男，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高中文化，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20日，被告人周某某在位于本区安立路的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并谎称熟识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能为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与其他公司的仲裁案件并需要疏通关系为名，与该公司鉴订《协议书》，骗取了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200000元。2001年7月，被告人周某某再次以相同理由骗取该公司人民币100000元。后被告发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有误，被告人周某某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周某某当庭关于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以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周某某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2年8月13日起至2013年81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周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十万元，发还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平
第四篇：辩护词——孙×奇涉嫌抢劫杀人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幸奇的父亲吴电勋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孙幸奇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对任何人均不例外，因此对孙幸奇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惩处。
站在被害人亲属的立场，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者，即使千刀万剐、剥皮抽筋、食肉寝皮也觉得难消心头之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阶段，大家都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现代社会素质的人，当然不会同意采取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惩罚犯罪，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为辩护人能够平心静气地提出辩护观点，发表辩护意见，完成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法定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的客观条件，我对这种现代公民和司法官员的素质十分赞赏并表示由衷的佩服和感谢，相信在这种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的原则下，本案会得到
妥当的处理。
二、案发时孙幸奇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依法推定案发时孙幸奇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一）公诉人向救提交证据证明：孙幸奇的年龄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经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显示：孙幸奇，男，汉族，生于1982年4月18日是，身份证号410***983X，家住登封市大冶镇后柿杭村150号。该户口信息是2001年户口实行微机管理后录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显示该户口没有任何变动轨迹„„”，公安机关同时提交了与上述登记资料一致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无变更、迁移。在调查后“登封市公安局建议将上述人口信息系统中显示的孙幸奇出生年龄1982年4月18日变更为1981年11月8日。经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审核批准7月23日已将孙幸奇出生日期由1982年4月18日更正为1981年11月8日。”这种作法是违法和无效的。
1、这种作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登封市公安局既非户主、亦非本人，无权直接建议变更、其上级公安机关更无权批准变更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
2、对孙幸奇的年龄调查，并没有查清其户籍登记资料登记是否有错误，也没有查找到录入户口微机系统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在没有查清原来的登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只是根据证人证言中证人的所谓记忆这一传来证据就直接变更公民户籍登记资料显然是不妥的，此先例一开，户口登记
资料的严谨性、可信性和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性将不复存在。
3、年龄调查时并未查清原来的登记是错误的，更未查到其中涉嫌职务犯罪或者工作马虎，亦或是依据的原始资料错误。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孙幸奇的年龄登记资料有错误。
4、登封市公安局是经上级核准后直接变更了当事人的户籍登记内容，户籍管理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行政，不得随意实施。公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的这种变更，既未经当事人同意，也没有给当事人任何救济途径和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违反了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明显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将行政执法者置于违法地位。
（二）从证据效力上来分析，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是政府档案，而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的所有证据均仅限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户口登记时有弄虚作假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政府档案记载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肯定政府档案的公示效力，不能随意变更被告年龄。
（三）登封市公安局的正确作法应当是将其调查的证据材料和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孙幸奇的年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庭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四）本辩护人在发言中指出：公诉人的意思是将上述各种关于被告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证据提交法庭，由法庭来认定其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但是公诉人在辩论中否定了这种意见，自认是其认
为孙幸奇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年龄已经满14周岁。这是其自认对行政管理法规的无知，是自愿承认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默许，也是承认其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的茫然。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本案的公平和公正，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负责的精神、精深的法律造诣和广泛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更需要一种慈母胸襟，否则就可能出现葫芦僧之判。如果法庭采纳了本辩护人本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即不必要赘述。
三、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对孙幸奇“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意见。
（一）根据1997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本案审理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认识能力。
无论法庭是否认定其实施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4周岁，根据本案被告的供述和案发时的认识能力，孙幸奇之所以会卷入指控的犯罪，主要是想要第一被告承诺给其购买的手机，而不是为了直接实施犯罪，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抢劫杀人，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也
就是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贪图第一被告的“买手机诱惑”，在1996年，一部手机要一万多元钱，少的也比农用四轮车的价格高。对于这一点，被告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其主要是因为被诱惑而卷入指控的犯罪。这种观点与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被告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未注意侦查和讯问，这反映出其对专业法律规定的掌握存在欠缺，其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本案的办案质量和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讯问中，有意无意地将持续数日之久的对未成年人的诱惑行为穿越式地按排在案发当天，忽视了直到郜城孙幸奇也并未完全了解殷大龙的全部想法的案件事实。
2、起诉书指控的孙幸奇“捡了一块小石头朝肖德柱头部先砸了一下”的事实不成立，即孙幸奇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行为。
（1）孙幸奇在其多次供述中均未承认并且在被讯问时是否认这一行为的，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孙幸奇时核实这一情节时其也是完全否认的。
（2）上述指控只是引用了审理本案第一、第二被告时起诉书的指控的原句，但是由于当时孙幸奇并未到庭，是没有经过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指控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这一指控的原始来源是孙俊辉1996年7月13日的供述。孙俊辉共接受六次讯问，这一次之前、之后的供述均是说“孙幸奇未砸”。说明他在这次讯问之前、之后均是否认这一供述的，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当然不应当采信。如同原起诉书中还有“孙幸奇借故让司机停车”的指控，但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法庭可以认定孙当时确实是要小解，并不是整个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法庭对此未予以认定，这次的起诉也不再提及这一行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认定孙幸奇并未对被害人实施伤人任何加害行为。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案时加害被害人两块石头的图片。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两块石头皆是足以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比较大的石块，决不是孙俊辉供述、孙幸奇供述所称的卵石蛋。同时，孙俊辉、殷大龙均承认自己用石块砸被害人的情节，这也就排除了孙幸奇砸的可能。因为直接接触被害人的石头只有两块，并没有第一、第二被告向孙幸奇递交石头的情节，也没有孙幸奇自己直接捡拾大石块的情节。公诉人对于孙幸奇使用这两块石头之一，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即目前没有任何孙幸奇直接伤害被害人的证据。
（5）根据案发时孙的年龄，他也用不动那么大的石块。
3、孙幸奇在本案中是从犯甚至是胁从犯。
（1）主观上没有直接实施抢劫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是被利诱而被动卷入本案。
（2）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客观上只实施了捡拾一个小鹅卵石扔在殷大龙旁边的行为（殷嫌小没有用）和帮助抬被害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成年人，也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
（3）根据其案发时的年龄，在殷大龙实施犯罪时，只要稍有威胁的行为，一个凶狠的动作、一个凶狠的眼神、一声恐吓，就可以迫使其参加犯罪行动。更何况在孙红敏不同意去的时候，殷明确对其讲“他不去，回来弄死他”。这一点据他自己讲在侦查时曾经多次提及，但是讯问笔录中均未显示。考虑到登封市公安局将其自首称为“被我局抓获”，直接更改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行为，孙幸奇的供述更为可信。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尤社枝、叶社侠、高松婵等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只是昏迷状态，其死亡的原因除了受伤外，还有在野外环境中的寒冷天气下停留五、六个小时和失血过多。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的这一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应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
5、被告孙幸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该款第（一）项后半段明确“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二）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孙幸奇的供述、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中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2011年12月27日的证明均可明确孙幸奇的行为应当“视为自首”。
6、孙幸奇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即使在法庭向其提出复杂讯问时也是直接了当地表明其认罪的态度。只是在继续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才能明白其供述的具体事实。
7、孙幸奇有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悔罪表现且已经穷尽赔偿能力。在庭审中，孙幸奇主动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在外流浪十几年连身份证也没有，没有积蓄，家庭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男到女家落户，倍受歧视，自顾不暇，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努力筹措资金，赔偿被害人亲属近一万元。根据本案发生时的法律规定，这已经是很高额的赔偿了。在庭审中，孙幸奇也主动向被害人家属赔礼道歉，表示悔罪，愿意接受法律判决。
对于孙幸奇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上述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法庭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并且必然会予以充分考虑。
四、对被告孙幸奇的量刑意见。
如果法庭采纳本辩护人第二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可以不予考虑。以下发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简称“细则”。
（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根据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本案对孙幸奇的起点刑应当为十年。
2、根据“意见”第四条第（五）项，“细则”第四条第（五）项第2目关于对抢劫罪量刑的规定，对被告的量刑基准刑以十二年为宜。
（二）量刑情节和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
1、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目、“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5）目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60%。
2、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9项第（1）、（3）目关于对从犯、胁从犯量刑的规定，应当至少减少基准刑至少40%，如果认定胁迫、诱惑，应减少基准刑6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
3、根据97“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意见”第三条一款第4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3项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4、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7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6项关于当庭认罪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10%（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5、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9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根据上述各项，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比例在150%—170%之间。考虑到孙幸奇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事实，为了保证案件处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本辩护人认为对孙幸奇的宣告刑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确定。
综上所述，本案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指控的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果不采纳这一意见，则应考虑其是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且没有直接实施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是被引诱、胁迫卷入犯罪、有自首行为、当庭表示认罪、努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已经穷尽赔偿手段等情节，采纳本辩护人的宣告刑意见。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王从智 2013年04月17日
附：本辩护意见涉及的法律规定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
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7、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五）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没有造成残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致人伤亡的后果、次数、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
行）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6 0%;(5)未成年人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或酗酒、赌博屡教不改的，或曾因淫乱、色情、吸毒等违法行为被处罚或教育过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下限。未成年人犯一贯表现良好，无不良习惯的，或被教唆、利用、诱骗犯罪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
(6)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犯的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可以在本条规定从宽幅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6 0%。
9、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节确定从宽幅度。
(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作用相对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 0%;参与实施少量或部分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4 0%;怍用相对较大的，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30%;参与实施全部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 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3)对于胁从犯，可以根据犯罪性质、被胁迫的程度、实行犯罪中的作用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 0%以上；作用较小，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4)并非出于被告入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7)其他类型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8)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1
6、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
1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积极赔偿被害人大部分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3)虽然未能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友情提醒：以上法律规定，仅供参考，在适用时请以核对后的法律规定为准！
第五篇：《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辩护词》 姜保良
《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辩护词》
姜保良 案情简介：公诉机关指控徐某某故意杀害其干妹妹张某，并涉嫌在其死后侮辱尸体，法院一审判处徐某某死刑。本辩护词为二审辩护词，二审法院改判徐建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徐某某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案二审辩护词
受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由我们作为本案被告徐某某的二审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徐某某并参加庭审，现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围绕本案焦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前略)
二、原审判决中诸多犯罪事实疑点未查清
我国定罪量刑中对于犯罪事实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被判处死刑案件，更应该查明案件事实，确保证据的客观、真实、全面以及疑点的合理排除。但是，本案中发现如下犯罪事实疑点：
疑点一：徐某某所述故意杀人前后行为与陈某所述有偏差。
徐某某称大约早晨5点左右，其到四方大酒店天桥溜达，回到旅馆后再次外出捡到石块，后来发生故意杀人事件。简言之，在凌晨5点左右，徐某某共出入旅馆两次。
为民旅馆系普通住房改造而成，旅馆空间非常狭小。住在5号房间隔壁6号房间的陈某证实4：30左右听到5号房间内“有女人在吆喝说我热，我不盖被，你别给我盖被”（卷三第46页），因为4号房间客人退房，陈某后来去了这个进旅馆门后直冲着的4号房间。同时证实“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从5号房间内出来一个男青年，进了5号斜对过的厕所，男青年进厕所后，我再也没有注意到他”。4号房间位于进旅馆后的直冲位臵，因此，可推断频繁进出旅馆的举动应该可能会引起陈某的注意。但是，陈某称“男青年进厕所后，我再也没注意他”。对于基本处于同一时间点的行为，徐某某所称几次出入旅馆与陈某所述有一定出入，是为本案疑点。
疑点二：徐某某所述张某的尖叫声，隔音效果很差的隔壁房间居住的陈某及赵某某均没有听到。
陈某证实房间隔音效果很差，并说可以听到5号房间内的电视声音以及说话声音，并对说话内容可以清楚判断。安静的夜里，陈某没有入睡，在6号房间门口抽烟，后来去4号房间看电视，对徐某某所述张某在受到侵害时的尖叫声，却没有听到，不能不视为案件一个疑点。
疑点三：徐某某拿石块的时间及地点等。
正如上述陈某所证实的，陈某从未见到徐某某几次出入旅馆，而只是看到其上厕所。陈某所述时间与徐某某所述时间大致在一个时间段，两人的说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徐某某何时出旅馆以及又是从何处捡来的石块，只有徐某某个人供述，也是本案的一个疑点。疑点四：徐某某犯罪时间以及何时离开旅馆。
徐某某在供述中均称大约早晨5点左右，离开5号房间出去溜达，回到房间后张某提出借钱的说法，徐某某再次外出并顺手拿到了石块，回来后，发生了犯罪行为。大约早晨8点左右离开旅馆。但是。冷某某却非常肯定地确认“5号房间的男青年是在2009年1月1日早上5：30离开的旅馆。当时我看到他出旅馆大门。他离开后我也没再睡着，从5：30以后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还有别人进入5号房间，5号房间的门也一直紧闭着没开过”（卷三第19页）。
三、原审判决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证据不充分
原审判决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的依据是被告人供述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鉴定文书》（青公刑物鉴字2009字第012号）。但是，该鉴定文书只能证明徐某某曾与张某发生性行为，而无法证实行为时间是在故意杀人行为之前还是之后。
被告人供述与现场勘验笔录存在很大矛盾。据徐某某当庭陈述，其与张某发生性行为是双方自愿发生，且时间在所涉故意杀人行为之前。因此，本案认定徐某某是否构成侮辱尸体罪的关键认定在于发生性行为的时间。
结合徐某某所述其之所以被逼对自己的“妹妹”狠下毒手，其导火索在于张某在自愿与其发生性行为后的要挟，以致徐某某极为恼怒。且徐某某在笔录中均证实“我本打算将张某的裤子给她穿上，可又一想她已经死了，穿不穿也无所谓了，于是我就没给张某穿裤子”（卷二第36页）；“我本打算将张某的裤子也给她穿上，可又一想她已经死了，穿不穿也无所谓了，于是我就没给张某穿裤子”（卷二第61页）。在徐某某笔录中也多次证实“问：描述一下张某死后的面貌、衣着特征？答：当时张某上身穿黑色外套（我和张某发生性关系后我给她穿上的）里面穿一件粉红色毛衣，下半身赤裸〃〃〃〃〃〃”（卷二第38页）“她的外裤本来就没有穿，将保暖裤及内裤放在床上”（卷二第60页）。通过上述笔录可知，张某是下身赤裸，没有穿裤子。陈某在笔录中也曾证实听到“5号房间内，有女人在吆喝说我热，我不盖被，你别给我盖被”（卷三第46页），”也可间接证实上述事实。但是，上述作为定罪依据的笔录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卷二第8页）中“裤子褪至脚腕处”明显矛盾。
结合前部分所阐述的徐某某与张某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二人同居一室，毫不避嫌，徐某某所称二人系自愿发生性关系存在一定的合理可能。
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判决证据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通常理论上所说的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但是，显然本案中用以指控徐某某犯侮辱尸体罪的两组关键证据存在不可解释的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根据上述存在冲突的矛盾认定徐某某犯侮辱尸体案证据不充分。
四、徐某某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从本案案卷材料及庭审情况来看，徐某某到案后能够积极认罪，如实供述，配合办案机关工作，主动坦白交代自己所涉犯罪事实。其在犯罪结果发生后曾经自杀，想用一命偿一命的最原始方式弥补自己所犯罪行。徐某某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及严重性，已经深深悔罪。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特别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准确惩治犯罪，慎重适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坚持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徐某某刚刚年满二十周岁，其人生道路刚刚展开，却因为年轻的冲动给自己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探究其本案动机及行为发生的原因，徐某某并非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不可饶恕的犯罪分子。刑事法律的基本功能也不仅仅在于打击犯罪，更在于挽救失足之人，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
综合以上情况，恳请审判长、审判员依法对徐某某从轻判罚。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充分考虑并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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