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大全

第一篇：35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大全

“2010年度最佳辩护词评选”获奖作品展示之三等奖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律师： 雷小冬

执业证号：

***77

所在律所：

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

案 情 简 介

本案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法释[2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陕西省第一起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判例。此前，陕西省及其他省份类似案件均被法院判决有罪。

被告人李某是超市老板，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2009年12月李某从河南、山西购进一批真品卷烟价值9.7万元，在西安被西安市烟草二分局查获收缴并将李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0年3月2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将李某起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后李某不服，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某家属聘请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小冬为其作无罪辩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案专门召开审委会研究。2010年7月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0年11月1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无罪。2010年11月2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1年4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2011年5月2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李某无罪判决生效。

审判法院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

2010年11月17日

一审辩词

√

（在相应的方格内插入√符号）

二审辩词

辩 词 节 选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担任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律师。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我认为：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李某无罪。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不是刑事犯罪。理由如下：

一、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及准运证明”，因此认定李某“非法贩运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贩运”是指进货和运输行为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违法即“贩”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但实际上，进货行为和运输行为都不属于犯罪，均属于行政违法。

（一）进货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即“贩”违法。那么进货（购买）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第六十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由此可见，李某应当在当地（西安）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但其却在外地进货。其在外地进货的行为应当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行政处罚。《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制裁。

（二）运输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其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那么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二条 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第三十一条 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由此可见，没有准运证——运输违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即使情节严重，也是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无论是“贩”还是“运”均属于行政违法，不属于刑事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三）“非法购买和运输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不属于法释〔2010〕7号依法惩治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宗明义：“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其立法目的清楚地写明打击的对象是非法生产和销售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没有非法购买和运输的行为。纵观该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也没有惩治非法购买和运输行为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购买和运输行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属于犯罪行为，反而明确地规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所以，不能认定李某犯罪。二．李某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李某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并且在合法的经营期限内，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2010年3月2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第一条第五款规定：“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非法经营罪有五个要件,五个要件缺一不可,即：1.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2.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3.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４.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５.情节严重的。这五个要件之间用的是逗号，表明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李某的行为符合1、2、4、5项要件，但不符合第3项要件，原因是李某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见起诉卷53页），李某是合法的销售主体。所以，该案缺少非法经营罪的成立要件，不符合该司法解释非法经营罪的直接规定，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李某销售的客体合法，李某的行为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不属于犯罪。李某销售的卷烟是真烟。李某购进的卷烟全部都有当地烟草专卖部门的喷码（见起诉卷贰47—

48、58—89页），证明这些烟经过了三门峡、运城的烟草专卖部门，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已经得到保障和享有，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一条 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烟草专卖是指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的制度。从它们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到，它保证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家的垄断利益，而不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李某的行为只是影响了地方烟草专卖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但他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不属于犯罪。

李某之所以从外地购烟，是因为本地的烟限量不够卖，而在三门峡、运城这些烟卖不动，这样就有了供需市场。所以，从客观上看，李某的行为不仅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反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

综上，辩护人认为：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李某是合法的烟草销售主体；李某销售的客体合法，没有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垄断利益，所以，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应当判决无罪释放。请合议庭参考，谢谢！

获 奖 理 由

无罪判决结果的最终产生证明了一审论证的准确、有力，分析、论证细致准确，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是辩护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阐述准确。

第二篇：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欧阳林律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欧阳林律师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进行辩护，通过查阅案件、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前面两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鉴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动中所从事的行为和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其他被告人，辩护人补充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动的经营主体，其与被告人罗某系雇佣劳务关系，是在罗某指令下进行的劳务行为，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从事上述行为。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庭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罗某从事屠宰点的清洁、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为屠宰点的一名员工，服从屠宰点老板的安排是其职责，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点老板决定，被告人袁某没有从事生猪的收购工作、也没有从事猪肉的销售工作，其从事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均是执行屠宰点老板的指令。他的这些行为是劳务行为，而不是分工负责行为，是被动执行而不是积极参与的行为。“经营”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对任一经济实体，只有经管办理的行为才是经营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是否收购生猪、收购生猪的价格、数量、收购生猪行为以及决定猪肉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是经营行为，而现场清洁、看护、记账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从事经营活动，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润，主观上缺乏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

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罗某并在其的屠宰点打工，每月工资1200元，无奖金，更无分红。被告人袁某未谋取非法利润，也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袁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工作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综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仅是一个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其不具备经营者身份，也未实际实施经营行为，更未谋取非法利润，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3、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经营数额5233.44万元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方面。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被告人不确定的供述认定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为1200元，证明力明显不足。（2）转卖生猪的数量上。公诉机关在缺乏被告人具体转卖生猪数量的证据情况下，单纯采信被告人万某估算的每天转卖15头生猪的口供，径直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这一推定显然证据不足。纵观本案在整个案卷材料，所有证据中关于转卖生猪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辩护人对相关供述做如下简要摘录。被告人罗某2012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22页】“你们一共卖过多少次猪？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比较频繁，大约一个星期会卖四、五次猪，每次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讯问笔录【见卷三第112页】“这些猪是否全部被你们宰杀了？大部分会杀掉，有一些特别肥的、大的猪没人要，他们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4页】“你们收购的生猪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销售？大部分会杀掉卖了，少部分比较肥的没人要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你们一共卖了多少次生猪，每次卖多少头？这个不好说，有时一次卖几头，有时一次卖二十多头的时候都有，卖了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你估算下大约卖了多少头生猪？我估计平均每天能卖15头生猪，一年能卖5千头左右。”从上述摘录笔录中可以知道，三个被告人对转卖生猪的数量都不确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径庭。公诉机关仅凭被告人万某每天估算转卖15头生猪这一模糊的回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显然证据不足。

（3）天亮期间屠宰生猪数量方面。公诉机关不能依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的屠宰数量。根据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27-128页】，“各脚”是一个在永叔路菜场卖猪肉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买猪，我帮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杀完后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厂卖猪肉的，和“各脚”一样，我是帮他屠宰，收5元屠宰费和一副小肠。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1页】为什么帮周某收猪？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场卖肉的，我帮周某收的猪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场杀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费用。从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也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收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根据被告人罗某与天亮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每屠宰一头生猪，就必须卖给天亮公司一副猪小肠。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确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罗某在天亮期间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收取的猪小肠卖给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说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罗某收取的所有小肠中也包括了被告人为他人屠宰生猪收取的小肠。被告人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非自己经营，该部分经营数额不能作为被告人的经营数额。因此公诉机关根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销售金额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应当剔除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的数额。

综合以上，就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证来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为5233.44万元，明显证据不足。

三、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公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首先，该罪的主体是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次，该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再次，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最后，构成本罪的行为，还必须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认定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足以引起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轻度食物中毒、轻度疾病的，则该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病”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安全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体要件，其只是从事现场清洁、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事务，其既不是生猪肉的生产者、也不是生猪的销售者。

其次，从客观行为上看，罗某屠宰、销售的生猪中被检测出患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不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风险论证报告》的论证意见明确表明猪支原体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没有人感染发病的临床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此病可以传染给人。也就是说在医学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肉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会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医学临床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报告。综上，辩护人认为基于本案的全部证据，被告人袁某无论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该项罪名的指控证据不足，该罪依法不能成立，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予以充分采纳。

辩护人：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律师 欧阳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三篇：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我受XX人民法院的指定，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犯罪形态应当是盗窃未遂，属于未遂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事实如下：

其一，盗窃犯（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属于结果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在实行盗窃违法行为即刚拿钱包时就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发现，且这一发现并追讨行为从未间断过，事实上被告人李某某也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在店门口）制服，其犯罪行为已被完全制止，被告人最终也并未窃得任何财物，盗窃目的始终未实现过；

而且，在盗窃过程中被告人尚未完全非法占有过这个钱包，或者说并未完全取得过对这个钱包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造成财物对受害人来说无法掌控或者近乎无法掌控的事实，相反，钱物一直都处在受害人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可控之下，且从未脱离过受害人的视线之外，事实也说明，钱物已被受害人当场追回，且一分钱都没少，一切都完好无损，被告人的盗窃始终“未得逞”。

其二，根据1992年12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部分第“

（二）”项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本案中，“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即是受害人的反抗和群众的协助制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1998）4号的第一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以上两个《解释》都明确了盗窃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而本案中，情节显然轻微，数额亦非巨大（湖南省“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万元），也非文物和贵重物品（盗的只是一个钱包，且被告人并不知道包里有多少钱，更没想到有四千多块钱），显然被告行为不属于“应当定罪处罚”的盗窃行为。

其次，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因无钱吃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盗窃。盗窃是违法，但要知

道被告人不过是一个漂泊在数千公里外的异乡的刚满十六岁的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的残疾少年，举目无亲，社会救助又没跟上，被告人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跟正常人相比显然差很多，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亦说明主观恶性小，同时，被告人从“七岁到2011年”都在聋哑学校读书，之前从未犯过罪，是初犯，也是偶犯。

再次，从犯罪数额和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被告人并未窃得一分钱，受害人的损失轻微或者说“没有损失”，社会危害小。

本案中，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被告人的供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词，盗窃根本就未得逞，被告人未窃得一文钱，受害人未丢掉一分钱，赃物当场全部追回，受害人也没受什么伤，可以说没什么损失，量刑时应予考虑。

第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主动的向司法机关交待盗窃经过，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认罪态度极好，悔罪表现明显，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确实系又聋又哑的人，其残疾证号为142625199511xxxxxXxx，故被告人应当“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罚

”。

依据1999年6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2006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2007年1月9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的第九条：“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刚满16岁，其身份证是142625199511xxxxxX，且还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不久的残疾少年，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完全符合“可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本案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程序上也有不足：如没有邀请懂聋哑手语的人员

来问和翻译，在5月5日22时的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出现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等嫌疑人都无回答，到2012年5月18日XX县公安局在《关于李xx涉嫌盗窃一案的综合材料》中也承认：“目前，在XX县没有找到聋哑手语翻译人员给犯罪嫌疑人翻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无法正常进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被告人却被执行了逮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辩护人承认同被告人会见时交流也存在障碍；

糟糕的还有把被告写的“6”错成了“9”，把“16”岁错成了“19”岁，且之后都是按十九岁成年人的程序来办理案件的，直到2012年7月4日16时40分才查知其16岁，刚离开聋哑学校不久。根据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又如通知监护人不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再就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力度不够，等等。

然而，由于我国在司法上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和普通人的方式和程序，同时也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殊保护并有许多特殊规定，这就让辩护人不能不相信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就不能不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产生怀疑而质疑。

综上所述，请合议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弱势而无助的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免除处罚，就是“可不认为是犯罪”也完全合乎于情，合乎于理，合乎于法，既弘扬了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司法对花季少年和残疾人的深切关怀，也特别符合法院门口高高挂着的“谱科学发展、构建和美康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要求！

谢谢各位审判人员！

辩护人： 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国平

2012年8月27日上午 附：此为盗窃罪辩护词、未成年犯罪辩护词、又聋又哑人犯罪辩护词、指定辩护辩护词；

第四篇：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田浩家属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刘占营担任其辩护人，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田浩，查阅了起诉书和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庭审活动，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裁判时参考：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开设赌场罪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田浩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网络赌场的犯罪行为，各被告人在开始赌场行为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网络的主办人、经营管理人、代理商。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首先是参与网上投注，后发展到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是最底层的代理，权限只能给别人开设投注账号，没有资格再发展下一级的代理。在网站的代理行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账户管理和资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没有获取抽头油水。所以根据本案的事实，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根据本案的事实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种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资金有7000余元，应得的抽头1000元都被该网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参与开设的赌场的经营时间段，只有短短的2个月，其发展的会员也较少，没有造成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较小。

3、根据田浩所在的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意见，田浩一贯表现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属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认罪悔罪表现，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法庭审理过程中田浩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鉴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节及田浩的家庭环境，其本人有2周岁的儿子需要照顾，恳请法庭对田浩从轻处罚，并处以缓刑，给其以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希予采纳。

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占营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五篇：李某危险驾驶罪辩护词

危险驾驶罪辩护词

（朱权平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万千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李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危险驾驶罪被上诉人李某上诉案件的辩护人，经询问被上诉人及查阅原审案卷事实，结合法律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交通肇事不是发生在道路上，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应该宣判无罪

危险驾驶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关于公共场所很多，如机场、公共交通工具、道路、商场影院等，都是公共区域的公共场所。本案不仅要求醉酒驾驶机动车，而且要求发生在道路上。关于道路，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同属《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侵犯的法益是同类，根据刑法用语统一性的解释原理，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与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的范围应当是一致的。本案发生在小区内，而且是有门卫值守的封闭式小区，小区的“道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另外，上诉人挪动车位，没有在小区的道路上挪动，而是在小区停车位之间挪动。这里的小区停车位，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停车场”。因此本案驾车行为不是发生在法律意义的道路上，虽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不应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以按照其他犯罪处理。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评议时参考并采纳。

代理人：

河北万千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