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某某涉嫌诈骗一案辩护词
案件介绍:
被告人周某某,男,一九七0年一月六日生,汉族,无业,住新疆自治区哈密市。现因涉嫌诈骗罪于二00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安刑事拘留,同年九月十三日逮捕。
本案于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二次,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周某某于二000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位于某市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以能为某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仲裁官司为名,骗取该公司人民币二十万元。二00一年七月,周某某再次以相同手段骗取该公司人民币十万元。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为牟取积私利,竟虚构事实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律师评析:
本案对定性争议甚大,经过近两年的诉讼,才有了结果。律师从定性入手,认为周某某的行为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不是犯罪。
辩护词
审判长: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周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对本案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不应当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一、周某某对自己身份的宣传应当属于夸大而不是虚构。
在案件中我们看到,周某某在对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介绍自己时,确实自称是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但这里我们有两点需要说明:
1、被告人周某某是在自己曾经在中央党校下属的非职能单位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工作过的基础上,在时间、单位、职务上的表述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其表述的内容与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和职务是有关联性的。因此说他的表述内容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而不是纯属虚构。
2、从时间上看,周某某是在初次与某房地产公司的领导见面时这样介绍自己的,当时他并不知道某房地产公司与其他公司有纠纷,需要诉讼仲裁。也就是说周某某并不是为了代理仲裁才这样介绍自己。因此说从介绍自己的时间上看,他介绍自己的内容与仲裁代理是无关的。
另外,周某某在接受代理之前,称自己认识仲裁委员会的领导。从案件的证据看这是事实,虽然他们之间的来往程度有限,但这个情节不是捏造的。应当属于有根据的夸大。
二、周某某夸大自己的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诈骗代理费。
周某某在参与代理仲裁之前有一份工作,但他想到某公司工作,而且当时某公司也有这个意愿。周某某有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并接手仲裁代理其目的是为了给某公司证明自己的能力,将来能够正式到某公司工作。这是他夸大自己能力的直接目的。周某某在主观上并不存在骗取钱财的目的,如果存在骗取他人钱财的目的,他没有必要去学习法律知识,没有必要做与仲裁有关的工作,他可以拿到部分代理费就逃之夭夭。更不会出现在某公司被扣押的现象。因此说周某某没有骗取他人财产的目的。
三、周某某为了仲裁代理确实付出了劳动,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周某某是通过代理仲裁案件获取了30万元的费用。那么从某房地产公司与周某某签订的代理合同上看,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1、周某某是以个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周某某在合同中用的是真名真姓并没有使用虚假的姓名。2周某某被委托后,在仲裁委员会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参与了案件的有关工作,如提交诉讼费,参与开庭,找记者对案件进行有关的报道。这说明周某某是根据代理合同的规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的虚假成分。
3、仲裁案件的败诉是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撤诉导致的,而不是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某房地产公司的败诉对周某某来说是没有过错的,也不能抹煞周某某在代理仲裁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因此说周某某与某房地产公司以个人名义签订代理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事实,而且周某某确实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四、周某某在特定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存在合法性。
我们知道基于犯罪行为而获取的他人财产,从始至终都不存在合法性。但从本案的代理合同上来看,存在两种情况:
1、案件败诉应当退还代理费。
2、胜诉应当获取代理费。如果周某某在败诉的情况下退还了代理费,或在胜诉的情况下收取了现有的乃至比现在更多的代理费,都不会出现周某某现在被羁押的情况。也就是说案件败诉周某某退还了代理费是履行合同义务,胜诉收取代理费是依据合同规定他所享有的权利。那么如果真是胜诉了,周某某收取代理费就应当是合法的。既然周某某付出了劳动,在特定的条件下收取代理费又是合法的,那么周某某的行为与犯罪就没有关系。现在是因案件败诉,周某某应当退还代理费而没有退还,只能说明他没有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说周某某是否应当退还代理费是一个围绕合同的民事纠纷,他承担的责任应当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周某某为了代理仲裁案件确实在手段上存在夸大自己能力的成分,但在主要事实上即代理合同的签订、代理合同的履行都是真实的,周某某确实为仲裁案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主要事实上不存在虚假和捏造的情节。而且周某某不存在骗财的目的。因此说虽然周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认定为犯罪。至于根据合同规定应当退款而没有履行,应当是民事问题与本案无关。以上意见望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平
结果:
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周某某,男,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高中文化,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20日,被告人周某某在位于本区安立路的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虚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并谎称熟识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以能为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打赢与其他公司的仲裁案件并需要疏通关系为名,与该公司鉴订《协议书》,骗取了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200000元。2001年7月,被告人周某某再次以相同理由骗取该公司人民币100000元。后被告发归案。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骗取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有误,被告人周某某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周某某当庭关于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以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周某某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2年8月13日起至2013年81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周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十万元,发还北京某长城房产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平
第二篇: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田浩家属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刘占营担任其辩护人,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田浩,查阅了起诉书和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庭审活动,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裁判时参考: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开设赌场罪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田浩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网络赌场的犯罪行为,各被告人在开始赌场行为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网络的主办人、经营管理人、代理商。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首先是参与网上投注,后发展到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是最底层的代理,权限只能给别人开设投注账号,没有资格再发展下一级的代理。在网站的代理行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账户管理和资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没有获取抽头油水。所以根据本案的事实,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根据本案的事实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种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资金有7000余元,应得的抽头1000元都被该网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参与开设的赌场的经营时间段,只有短短的2个月,其发展的会员也较少,没有造成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较小。
3、根据田浩所在的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意见,田浩一贯表现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属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认罪悔罪表现,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法庭审理过程中田浩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鉴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节及田浩的家庭环境,其本人有2周岁的儿子需要照顾,恳请法庭对田浩从轻处罚,并处以缓刑,给其以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希予采纳。
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占营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诈骗辩护词
诈骗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张**诈骗罪案的一审辩护人,依法为其提供辩护。辩护人在开庭前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现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本案诈骗罪的定性不持异议。
二、本案被告人张**具有一系列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本案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张**在本案中系从犯,处于从属的地位,依法应该从轻处罚。
在犯罪中,被告人张**处于次要地位,诈骗的犯意是同案犯“老*”提起并策划的,被告人张**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只有三个:听从老*和刘**的指使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招聘到同案犯韩*和李**。听老*的安排,让韩*办理两张银行卡,因王*要求在合同承租人处签字。所实施的行为均是他人的安排和指使。被告人张**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辅助作用,情节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从时间上来说,被告人张**是后来加入的,不是犯意提起者,也不是犯罪组织者,被告人张**最初是以帮忙买车为目的参与本案中来的,根本没有去诈骗对方的想法和故意,在案件的发展中,数次想抽身撤回,都因同案犯刘**的劝阻,被动参与,在本案中不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张**2013年10月11日第一次的《讯问笔录》第十二页中部:“问:在签合同时,你为什么签成刘**?答:当时我是故意签的刘**,故意写错的,我不想让老*买到车。问:你为什么不想让他买车?答:我很早就和刘**说我不想做了,我说我回家了,刘**和我说现在都走到这种地步了,不做也不行了,我就是已经觉得他骗人,我想抽身,不想参与他违法的事,刘**也想到了老*就是骗人,我和刘**说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想挣这笔2万块钱,就不想走--”
被告人张**不是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纵观整个事件的产生、发展及该损害结果的产生,他只是盲目的跟随,在本案中起作用是次要的、辅助的,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被告人张**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被告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诚恳。
在犯罪事实尚未被发觉以前,被告人张**在感觉可能被骗后就第一时间于2013年10月4日主动通过QQ(与被害人王*唯一的联系方式)告知被害人被骗并建议报警且可以为其作证,等待公安机关抓捕,归案不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如实供述同案犯的全部事实,使公安机关可以迅速、顺利查破此案,抓捕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被告人张**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3、被告人张**具有立功表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并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李**的第二次《讯问笔录》第四页和第五次《讯问笔录》第四-五页中:“2013年10月2日,那个叫孙**的给我打电话说康总的电话打不通了,说没拿到钱。他说他要报警,让我给他作证。到了10月12日,孙**打电话叫我在红西门地铁站和他见面,我到那之后就被警察抓了。”根据2013年10月9日被害人王*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倒数第二页下部“在今年的10月7日,孙**用QQ和我联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公司被老*骗了,他可以找到老*并为我们作证,他让我们赶紧报警。”
被告人张**在最初感觉被骗后,就及时向同案犯求助,并有报警的想法和意图,经过仔细考虑后,又主动向被害人告知,并答应自己可以协助找到老*。所以,正是被告人张**向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提供同案犯的手机号码,刘**的照片,并约他们见面,本案得以迅速侦破以及同案犯刘**和李**、韩*的落网,刘**之兄刘磊和刘**女友刘子木两个银行账户30余万的被冻结,以及雷克萨斯车辆和浪琴手表的收缴,在最大幅度内挽回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张**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张**具有立功表现。
4、被告人具有积极退赃、退赔的情节,应根据退赃的数额以及对被害人弥补的程度适度减轻被告人的处罚。
正是因为被告人张**的如实供述,致使公安机关迅速冻结刘**之兄刘磊和刘**女友刘子木两个银行账户30余万的赃款,以及52万余元的雷克萨斯车一辆和价值2万余元的浪琴手表,共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约80余万。
5、被告人张**获利较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张**仅获得1800元,其主观上并没有骗取公司一百多万巨款的想法和意识,主观恶性不大。获利1800元,其中1000元是2013年9月30日老*通过韩*转交给张**的回山东老家的路费,从北京回山东老家**县来回路费需要800余元,被告人张**和同案犯刘**每次坐车去老*处,老*都很会给100-200元,一共大约三、四次,共所得800元,出去来回交通路费和吃饭,剩余的钱大都被刘**拿走,因为刘**当时,没有任何工作和收入,被告人张**一直打些零工、小工,多少有点收入。被告人张**实际所得应该在一千元以内,获利数额较小,在对其量刑时,此情节应予考虑。
6、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应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本案整个犯罪时间很短,2013年9月25日中午11时左右,刘**(老*)电话联系被害人,次日双方就草率、快速的签订了买卖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同签订后去对方公司参观、考察。9月27日,第一台车付款44万元,9月29日,被害人公司就给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汇入126万元。整个犯罪的实施只有短短五天时间,被害人在没有认真、仔细核实情况下,共向经销商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汇入170万元巨款。
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和过错行为,2013年9月26日,北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电话核实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现车信息后,双方当天签订购车及担保合同。被害人只是简单的电话核实经销商,并未去实地考察。被害人去大兴区采育搅拌站考察、参观,却没有核实搅拌站的资格、资质,甚至连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合同的签订者为张**、刘**、韩*,三人年龄均不到三十周岁,就是极为普通的打工者,经济条件极其一般,其经济实力根本不能买一台搅拌车,更别说是四辆。无论作为购买人还是担保人,其三人均无资格,无正当、稳定的工作,名下也无固定的住房和大额存款,被害人只是简单看了下三人的身份证,就签订了170万的租赁和担保合同。作为承租人的张**,电话一直保持通话,被害人从未与其联系过,交纳保证金,交车汇款等合同的实际履行,被告人张**一点也不知情,被告人张**只是和韩*一样在合同上签字,此后事情发展一概不知。直到收到检察院的起诉书才得知具体情况和犯罪的具体数额。假如,被害人对购车人、担保人、经销商、搅拌站负责人等任何一个人稍加考察、核实,相信本案绝不会发生。
7、被告人张**在合同上签字,并非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合同承租人处签字是因为被害人公司经理王*因其户口是北京户口,而提出让其作为承租人签字。被告人张**是被动签署的,无意识,盲目的行为。
从同案犯李**和韩*的询问笔录和辩护人多次会见交谈中得知,被告人张**(化名孙**)不会说普通话,山东口音较重。被害人公司总经理王*与其见面交谈数次,口音应该很容易分辨出来。
同案犯李**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和第五次《讯问笔录》在诉说孙**的体貌特征时,说:“孙**,男,30岁左右,身高1.74米左右,中等体态,短发,山东口音。”“由于姓孙的说话有口音,康总让他上去后尽量不要说话。”韩*的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在诉说孙**的体貌特征时,说:“孙**,户籍不详,27、8岁,身高172CM,较瘦,瓜子脸,外地口音。”根据2013年10月9日被害人王*的《询问笔录》“问:你跟谁签订的合同?答:我和孙**签订的合同。问:你为什么要和孙**签订合同?答:当时在对方家里,姓康的说他自己银行信用记录有问题,不能使用,在场的还有何**、韩*、孙**三人,由于孙**是北京人,他的银行记录正常,所以我们就和孙**签订的租赁合同”。
8、被告人张**没有前科、属初犯、偶犯,有悔罪表现。
被告人张**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违法及不良行为,历史清白,在归案后一直如实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诚恳。
9、被告人张**初中文化,所受教育程度很低,法律意识淡薄。
被告人张**既是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其因家庭经济条件极为困难,2013年7月18日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打工,因无一技之长,平时依靠在网上找一些小工、临时工度日,生活所迫加上老*的欺骗和诱惑,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告人张**的家乡为山东省**市**县**村,全国重点贫困山区,土地贫瘠,父母体弱多病,父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多种疾病,全家以种地为生,无其他生活来源,被告人张**于2010年4月20日经山东省**县人民法院调解以(2010)梁民初字第3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婚生女儿张**由张**独自抚养,现婚生女跟随其父母生活,被告人张**系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请合议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现实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鉴于本案的上述实际情况,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予以重视并采纳!
此 致
北京市**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罗**、姜**
山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4年3月4日
第四篇:诈骗辩护词
被告人王某某被控诈骗罪一案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某父亲戴华章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律师王华丽、陈晓霞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某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接受委托后,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参与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现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法律、司法解释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总的观点:
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犯诈骗罪罪名成立,但是王某某有从轻减轻的情节。
辩护人观点分述: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和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证实被告人王某某主观上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有诈骗的行为,被告人王某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已承认并表示自愿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在汴金检刑诉[2012]139号起诉书及公诉词中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违法犯罪事实和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
(一)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从轻减轻的情节
1、被告人王某某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王某某归案后,全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彻底坦白,特别是对作案手段、作案经过作了详细交代,便于本案的彻底查明。其对自己的犯罪确有悔罪表现。在今天法庭审理本案时,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依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按10%以下的比例减少基准刑。”因此,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减少基准刑10%的幅度予以从宽处罚。
2、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较小,其行为不能单独、直接地引起犯罪结果,是次要的辅助的实行行为,情节不严重。犯罪行为上,根据受害人代洁的《询问笔录》和被告人张某某、王某某的《讯问笔录》:用来诈骗的电脑、手机、木马病毒网站和6张银行卡都是张某某提供的,盗取被害人女儿的QQ、冒充被害人女儿网络聊天也是由张某某负责的,因此,其行为对本次诈骗起着主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王某某仅仅负责接打了4个电话,因此,其行为对本次诈骗只起次要的辅助作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三条第10款规定:“对于未区分主从犯,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减少基准刑30%的幅度予以从宽处罚。
3、被告人王某某是因家庭生活困难,一时糊涂才会走上歪路,参与实施诈骗。被告人王某某被侦查机关抓捕归案后,认识到自己犯罪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性,确有悔罪表现,并表示愿意退还赃款。根据被告人张某某和王某某的讯问笔录,王某某分得赃款27000元,其已通过家属向亲友借钱,主动退还赃款人民币4万元。在对比自己所获得的款项上充分超额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依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的第三条第18款的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主动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减少基准刑30%的幅度予以从宽处罚。
4、被告人王某某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的行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并向法庭提交了《谅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减少基准刑30%的幅度予以从宽处罚。
5、被告人王某某属于初犯、偶犯、没有前科,认罪态度较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规定,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被告人王某某在案发后通过家属向亲友借钱主动退还赃款,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主观恶性较小。为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基本原则,建议合议庭能够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依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运用自由裁量权在减少基准刑10%的幅度内对基准刑进行调整。
三、关于对被告人王某某并处附加刑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在对被告人王某某判处主刑的同时,还应并处罚金。至于并处罚金的具体数额,请合议庭根据对被告人王某某适用的主刑并结合被告人王某某家庭的具体情况(父母亲年迈体弱,没有收入,需要照顾;还有两个年仅五岁和两岁的孩子,妻子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酌情从轻确定罚金数额。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某某主观上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有诈骗的行为,其本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已承认,对指控其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人王某某在本次诈骗中所起的只是次要的辅助作用,是因家庭生活困难,一时糊涂才会参与实施诈骗,先前并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属于偶犯初犯。其归案后,如实地交代了诈骗犯罪事实,全部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特别是对作案手段、作案经过作了详细交代,便于本案的彻底查明。在今天的庭审中,他当庭表示自愿认罪,并通过家属向亲友借钱主动退还部分赃款。被告人真诚悔罪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并向法庭提交了《谅解书》,建议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王某某的犯罪原因、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及其家庭状况,依法酌定从轻处罚,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王华丽 律师 陈晓霞 律师 2012年11月20日
第五篇: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我受XX人民法院的指定,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犯罪形态应当是盗窃未遂,属于未遂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事实如下:
其一,盗窃犯(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属于结果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在实行盗窃违法行为即刚拿钱包时就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发现,且这一发现并追讨行为从未间断过,事实上被告人李某某也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在店门口)制服,其犯罪行为已被完全制止,被告人最终也并未窃得任何财物,盗窃目的始终未实现过;
而且,在盗窃过程中被告人尚未完全非法占有过这个钱包,或者说并未完全取得过对这个钱包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造成财物对受害人来说无法掌控或者近乎无法掌控的事实,相反,钱物一直都处在受害人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可控之下,且从未脱离过受害人的视线之外,事实也说明,钱物已被受害人当场追回,且一分钱都没少,一切都完好无损,被告人的盗窃始终“未得逞”。
其二,根据1992年12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部分第“
(二)”项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本案中,“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即是受害人的反抗和群众的协助制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1998)4号的第一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以上两个《解释》都明确了盗窃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而本案中,情节显然轻微,数额亦非巨大(湖南省“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万元),也非文物和贵重物品(盗的只是一个钱包,且被告人并不知道包里有多少钱,更没想到有四千多块钱),显然被告行为不属于“应当定罪处罚”的盗窃行为。
其次,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因无钱吃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盗窃。盗窃是违法,但要知
道被告人不过是一个漂泊在数千公里外的异乡的刚满十六岁的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的残疾少年,举目无亲,社会救助又没跟上,被告人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跟正常人相比显然差很多,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亦说明主观恶性小,同时,被告人从“七岁到2011年”都在聋哑学校读书,之前从未犯过罪,是初犯,也是偶犯。
再次,从犯罪数额和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被告人并未窃得一分钱,受害人的损失轻微或者说“没有损失”,社会危害小。
本案中,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被告人的供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词,盗窃根本就未得逞,被告人未窃得一文钱,受害人未丢掉一分钱,赃物当场全部追回,受害人也没受什么伤,可以说没什么损失,量刑时应予考虑。
第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主动的向司法机关交待盗窃经过,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认罪态度极好,悔罪表现明显,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确实系又聋又哑的人,其残疾证号为142625199511xxxxxXxx,故被告人应当“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罚
”。
依据1999年6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2006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2007年1月9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的第九条:“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刚满16岁,其身份证是142625199511xxxxxX,且还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不久的残疾少年,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完全符合“可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本案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程序上也有不足:如没有邀请懂聋哑手语的人员
来问和翻译,在5月5日22时的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出现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等嫌疑人都无回答,到2012年5月18日XX县公安局在《关于李xx涉嫌盗窃一案的综合材料》中也承认:“目前,在XX县没有找到聋哑手语翻译人员给犯罪嫌疑人翻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无法正常进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被告人却被执行了逮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辩护人承认同被告人会见时交流也存在障碍;
糟糕的还有把被告写的“6”错成了“9”,把“16”岁错成了“19”岁,且之后都是按十九岁成年人的程序来办理案件的,直到2012年7月4日16时40分才查知其16岁,刚离开聋哑学校不久。根据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又如通知监护人不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再就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力度不够,等等。
然而,由于我国在司法上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和普通人的方式和程序,同时也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殊保护并有许多特殊规定,这就让辩护人不能不相信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就不能不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产生怀疑而质疑。
综上所述,请合议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弱势而无助的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免除处罚,就是“可不认为是犯罪”也完全合乎于情,合乎于理,合乎于法,既弘扬了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司法对花季少年和残疾人的深切关怀,也特别符合法院门口高高挂着的“谱科学发展、构建和美康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要求!
谢谢各位审判人员!
辩护人: 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国平
2012年8月27日上午 附:此为盗窃罪辩护词、未成年犯罪辩护词、又聋又哑人犯罪辩护词、指定辩护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