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第一篇：《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案情简介：2010年1月11日，陈某某在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附件以人民币39万元购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击民警当场抓获。2010年7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0年9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某某服从判决，不再提出上诉。

陈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一审辩护词(前略)

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多份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因其在诸多重要情节上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存疑，无法确认属实，不能据此认定陈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陈某某认罪的供述，并据此认定陈某某承认贩卖毒品的事实。然而，经辩护人当庭认真查看该五份供述的具体内容，发现第二份口供与第一份口供的录取时隔不到两个小时。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签字笔把第二次讯问的地点修改为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自始至终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字或手印予以确认。特别是，除了手动修改的审讯地点不同之外，这两份供述的内容甚至是标点符号都一样。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陈某某所述：“第一、二份认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下的供述，却要同时签两份。”这在公诉机关提交的第四份“认罪供述”中“审讯的侦查人员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得到印证。被告人陈某某只在刑讯逼供下认过一次罪的事实。

同时，辩护人还发现在第三、四、五份认罪供述中，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对讯问笔录内容予以确认属实的签名或手印，侦查机关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则丝毫没有提及，无法判断这两份供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再者，讯问全过程应当有录像进行监控，而对于被告人陈某某是否拒绝在供述上签字盖印，侦查机关也没有提供讯问现场的录像资料予以证实。

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陈某某进行有罪推定的侦查思路，并人为地促使口供的内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拢，违背了调查取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排除侦查机关是为了补全证据而自导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认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讯问笔录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情况，真实性受到严重的质疑，不能作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据。

（2）证人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存在主体不清、证据来源不明、内容雷同等问题，并与侦查机关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相矛盾，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瑕疵，难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看，仅提交“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却没有任何关于“周某某”和“张某某”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两份证据明显存在严重瑕疵，没有证据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张某某”如《询问笔录》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为伏击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证言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欠缺可靠性。

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看，两份证人证言所作的陈述基本雷同，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两份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侦查机关有“先定罪再找证据”的可能。

从“周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公安机关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的内容比较看，周某某提到当时将陈某某抓获时，是经过一轮搏斗才将陈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反映陈某某“在抓捕过程中并没有反抗、逃跑、阻碍等行为”，而民警张某某的证词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击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实的陈述。

而且，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到，在陈某某乘坐出租车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对面时，两民警见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车旁将一袋东西交给车上的陈某某，出租车驶离后，却未对该中年男人进行跟踪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陈某某；对中年男人交给陈某某一袋东西这么明显的行为情况下，两民警丝毫不动声，却在陈某某独自走出小区时才抓捕，“高老”和“黑鬼”双双缺席的这场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诱”的钓鱼执法呢？（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之外，居然没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不符合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和规则。伏击民警抓捕被告人陈某某的地点是在白云区机场路北区供电局门口。根据该位置所处的地点看，是一个车辆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时间是晚上23时许，这个时间段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并不少。但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外，却没有任何第三人比如当时在附近的路人、小区居民、出租车司机等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办案的程序和规则。

（4）现场勘验笔录、犯罪现场和搜获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明显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公诉机关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合证据运用规则，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陈某某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使用。

三、被告人陈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证性，如果从证据的角度来考虑，充其量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来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号】《纪要》“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的规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针对客观上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说明毒品的来源和流向，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从该立法意图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属于补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规定的罪名。

本案中，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目前查明的证据充其量证明被告人陈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对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对于毒品的真实来源、交易的对象，公诉机关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贩卖毒品罪的主要事实，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从证据的角度考虑，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充其量只满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篇：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浙江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一案第一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多次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XXX，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调查。现在，本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为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冯天翔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无异议。同时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在发表的公诉词中认为被告人XXX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

二、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的被告人XXX贩卖毒品交易数量和次数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与XXX之间的毒品交易，从现有的证据和经庭审调查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明显是一起公安机关设套子抓捕，既诱捕。辩护对抓捕程序并无异议，但认为所设之套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经历，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被告人XXX在被抓获当日，其随身携带的毒品不得计入贩毒总量中；

三、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X还具有以下依法从轻和酌定从轻情节。

1、被告人XXX具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被告人XXX归案后除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实外，还具有对他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进行检举揭发的行为。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XXX检举他人犯罪的事实在查实后，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期刑事责任。

2、被告人XXX自愿认罪，依照两高一部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XXX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4、因被告人XXX的贩毒行为只是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带毒品，其犯罪主观故意模糊，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贩毒分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公正判处。

谢谢法庭

辩护人：

XXX年 月 日

第三篇：陈国雄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词

陈国雄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并受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的委派我担任陈国雄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辩护人，通过仔细研究本案案卷相关证据材料，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基本事实，本辩护人提出如下辩论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问题

（一）对于2014年6月11日下午，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被告人陈国雄，并从其身上缴获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为，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犯罪行为，被告人陈国雄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本起犯罪行为中，侦查机关并没有现场抓获陈国雄向李华或者是其他人贩卖毒品，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国雄将该毒品用于贩卖，只有在2014年6月11日19陈国雄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说是帮人送货”，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陈国雄贩卖毒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之规定及 “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被告人陈国雄依法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而且陈国雄本人就是吸毒人员，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故而，根 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因此，陈国雄2014年6月11日下午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从身上缴获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国雄2014年2月，先后向被告人李华以200元的价格出卖甲基苯丙胺15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犯罪事实，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的供述予以证明，没有查获毒品、毒资等证据，证明陈国雄上述行为的证据只有被告人李华的供述，而李华的几次供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如在2014年6月11日21时50分到22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供述：“第一次是今年过完春节，内蒙一个叫‘欣欣’的女子想我购买毒品，我便从姓陈的男子那里购买了五个包的冰毒，每包1克，价钱是210元/克，卖给‘欣欣’，姓陈的男子给了我不到1克冰毒，第二次是今年过完春节后，我一个叫“亮亮”的朋友受他朋友托付想我购买10包冰毒，我便向姓陈的男子购买了10包冰毒，每包1克，每克200元”；而在2014年6月23日10时40分到11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又供述：“在今年除夕后一天，我向陈国雄以二百元一克的价格向陈国雄购买了十克冰毒，后以二百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欣欣”，第二次是今年卖给“欣欣”冰 毒后的十几天，我又以同样的方法向陈国雄以二百元的价格购买了冰毒五克，后又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了亮亮”，两次供述明显矛盾，李华在2014年6月11日供述中说是以210元/克的价格从姓陈的买了5克，自己再卖给了一个叫“欣欣”的女人，而李华在2014年6月23日的供述中却说是以200元/克的价格向陈国雄购买了10克冰毒，再卖给了“欣欣”；同样矛盾的供述是购买了10克冰毒卖给了一个叫亮亮的人，一次供述说是购买了5克冰毒卖给了一个叫亮亮的人，因此，李华的上述供述自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被告人贩卖毒品的行为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认定。

（三）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2月，被告人陈国雄以每克甲基苯丙胺150元/价格出售给吸毒人员李昊10克亦同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在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事实中，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相关供述证明上述事实；其次，在案证据中，只有2014年6月12日李昊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从今年过年后至今买过十次左右，每次是

一、两小包，每包1克冰毒，共计花销了2000所元吧”，李昊的陈述也是一个推定的数字，比如每次是

一、两小包，每包1克冰毒，那么推定的就是10克到20克，而公诉机关指控的是10克就是李昊推定的一个数字，况且在辨认笔录中，被告人陈国雄并不认识李昊，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出售的毒品数，仅凭李昊主观推断，认定被告人陈国雄贩出卖其毒品，不但不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的要求，也明显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向李昊出售毒品10克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四）公诉机关指控的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陈国雄向被告人李华出售甲基苯丙胺15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在公诉机关指控的本起行为中，并无被告人陈国雄相关供述印证上述事实，也无缴获毒资、毒品等证据；其次，被告人几次供述相互矛盾，在2014年6月11日18时40分到19时40分被告人李华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向被告人陈国雄购买毒品，陈国雄给其一克毒品吸食，而在其向冯五平出售过程中，冯五平给其一克毒品好处，而在2014年6月11日21时50分至22时20分的讯问笔录中却说，冯五平在向其购买中并未给其毒品，前后自相矛盾，对于李华的上述供述不能采信，因此，对于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陈国雄向李华出售毒品15克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认定。

综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被告人陈国雄定罪量刑。

二、关于陈国雄量刑的问题 首先，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陈国雄定罪。

其次，关于缴获的毒品并未经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称重记录，并由陈国雄签字。

再次，对本案的涉案毒品并未进行含量鉴定，并出具检测报告书。

请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述情节。

辩护人：凌兴旺

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广东金际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ΧΧ的委托，指派高焰民律师担任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接受委托后，我详细查阅、认真分析了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通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参考和采纳。

一、被告人杨Χ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1、起意贩毒的不是被告人

是因为吸毒者的朋友曾思永举报，曾ΧΧ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主动提出犯意引诱，要求购买毒品。

2、购买毒品的资金是由“总部”提供的，出售毒品的收入全部要交给“总部” 3、被告人实际上没有从贩卖毒品中获得任何收益

被告人杨ΧΧ仅负责收取了毒资50元，要上交给“总部”以后，才能得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我的那份还没赚到。”（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毒品的来源及销路，即交易毒品的上线和下线、交易地点均不是被告人联系的，也不明知毒品交易的数量是多少

货的来源都是“总部”的，我不清楚是从哪里整来的。买家找“总部”买货（“白粉”），“总部”告诉我见面的地方。（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P3）。我不认识他（购买毒品的男子）（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被告人完全是受“总部”安排、引诱、利用、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

“总部”许诺以百分之十的提成引诱、利用被告人。2012年11月24日“总部”找我通知我有活干。直到晚上22时左右我接到“总部”的电话，叫我到华新住宿那条巷子，见买家收钱。是“总部”告诉我这样干的（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2、P3）。我和肥仔都是为“总部”打工，“总部”安排我在贩卖毒品中负责收钱，而肥仔负责出货（白粉毒品）（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

由此可见，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被动、被支配的地位，仅起次要、辅助的作用。依据2008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杨文琦系本案从犯。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在量刑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本案存在特情侦查（犯罪引诱）

毒品犯罪具有相对的隐蔽性，正常情况下，难以轻易人赃俱获。特情侦查又称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协助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动、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一般情况下，侦查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其目的是证实和查获犯罪，而不是在侦查中制造犯罪。而在贩毒等犯罪行为中，特情侦查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

本案存在诱惑侦查非常明显。曾ΧΧ是吸毒者的朋友，出于对贩卖毒品者的憎恨，向公安机关举报，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是举报人曾ΧΧ主动提出了犯意引诱，打电话给“总部”，要求购买毒品。被告人杨ΧΧ不认识曾ΧΧ。受“总部”引诱、指使，被告人涉世不深，为了蝇头小利，仅这一次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侦查机关利用了举报人曾思永充当“诱饵”（俗称“特情”），实施犯罪引诱。便衣民警在附近守候，（见2012年11月25日《第一次询问笔录》P2、《第二次询问笔录》P2），正是由于曾ΧΧ的配合、引诱，结果，公安机关轻易地人赃俱获。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布置“犯意引诱”，本欲抓捕贩毒分子“总部”，最后却使被告人落入法网。为何如此？是因为“总部”（30岁）自己老谋深算，不出面进行毒品交易，而是在背后通过电话遥控指使被告人（20岁）。被告人并无贩毒经验，在“总部”安排、指使下，第一次前去收取毒资。

2008 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了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依据该《座谈会纪要》第六条，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明确了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行为属于禁止的违法行为。

据此，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对“总部”的“特情侦查手段”属于“直接特情引诱”，而对被告人则属于“间接特情引诱”。被告人此前并没有参与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因公安机关利用曾ΧΧ对“总部”的“特情引诱”，再加上“总部”的安排、指使，导致受特情引诱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又引起本没有犯意的被告人第一次实施收取毒资的行为。被告人原本清白，后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主观意图是在外在特情引诱和犯罪嫌疑人“总部”的安排、指使下而产生的，虽主观上有过错，同时其又是受害者。因此，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起因、情节、特情引诱这一侦查手段，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涉案毒品处于被监控状态，没有流入社会，未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害，其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案属于特情引诱犯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该起毒品犯罪是公安机关利用特情引诱破获的,涉案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从最初的联系、交易、一直到抓获都是受到监控的，涉案毒品完成了交易以后，即被等候的公安民警人赃并获, 涉案毒品不可能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被告人仅负责收取毒资，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杨Χ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如前所述，杨ΧΧ系本案从犯。同时根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1）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辩护人认为，以下犯罪情节，可以说明被告人情节轻微—

1、在主观上，被告人帮“总部”收取毒资，是被动而为，而非主动。

2、在客观上，被告人只实施了收取毒资的行为。

对于整个贩卖毒品的过程而言，被告人并未参与整个贩卖过程，而仅仅参与实施收取毒资这样一个环节。说明被告人只是一个帮助犯，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用很小。

3、涉案毒品数量很小，毒资很少。

4、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被告人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涉世不深，初中未毕业即辍学，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认识到贩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在本案中被告人既不是毒品的拥有者，也不是买家或卖家，更不是贩卖毒品的组织者、策划者，不是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没有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

被告人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本次犯罪是初犯，是因法律意识淡薄、年轻、幼稚，受到“总部”的引诱、利用、指使所导致。被告人本次犯罪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犯罪引诱的情况下，根本不明知他人存在犯罪引诱，不存在预谋已久，不存在临时起意，次数少，仅仅是这唯一的一次，就被抓获。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仅仅是收取50元的毒资，实际上没有为自己谋取到任何经济利益。所以，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较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不存在以贩养吸，其尿液检查为“阴性”。所以法院对其量刑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五、被告人杨ΧΧ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从多份讯问笔录、检讨书等可以看出，被告人自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起，到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直至今天法庭审理时，被告人自始自终都是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自愿认罪，真诚悔罪，且前后多次供述稳定、一致，既不反复，又未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并明确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永远不再触犯法律，请求律师向法院转达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意愿。其积极、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坦白。这一自愿认罪、诚恳悔罪的表现，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并且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被告人以前由于对法律的无知，主观上对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严重匮乏，被告人当庭的悔罪表现深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尽管所涉及的罪名属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其行为本身产生的社会恶果较小。并考虑到被告人已被羁押近五个月，惩罚的目的已经达到，为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恳请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对被告人杨ΧΧ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依据我国《刑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第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考虑！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法院判决】经过高焰民律师的成功辩护，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个月！【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篇：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田浩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田浩家属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刘占营担任其辩护人，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田浩，查阅了起诉书和案卷材料，刚才又参加了庭审活动，并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裁判时参考：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开设赌场罪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田浩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网络赌场的犯罪行为，各被告人在开始赌场行为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网络的主办人、经营管理人、代理商。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首先是参与网上投注，后发展到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是最底层的代理，权限只能给别人开设投注账号，没有资格再发展下一级的代理。在网站的代理行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账户管理和资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没有获取抽头油水。所以根据本案的事实，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根据本案的事实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种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资金有7000余元，应得的抽头1000元都被该网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参与开设的赌场的经营时间段，只有短短的2个月，其发展的会员也较少，没有造成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较小。

3、根据田浩所在的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意见，田浩一贯表现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属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认罪悔罪表现，能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法庭审理过程中田浩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鉴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节及田浩的家庭环境，其本人有2周岁的儿子需要照顾，恳请法庭对田浩从轻处罚，并处以缓刑，给其以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希予采纳。

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刘占营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