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辩护词
王天全被指控寻衅滋事案一审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依法接受王天全及妻子的委托,以亲友〔公民委托代理人身份〕担任王天全的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代理职责,承担被告人王天全的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特殊性,我和王天全妻子常录英在王天全被刑拘之后,曾多次直接向公安、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批捕的办案人员了解情况,通过王天全在被拘留、批捕、侦查、起诉的各环节上,都曾以书面形式,分别多次向公安和检察机关递交了申诉书、控诉书、控告书。并通过庭审前与王天全代理律师的多次接触及了解案情,本辩护人对王天全的整个案情比较熟悉,特别是经过今天参加庭审,并认真详细的听取公诉人的案件指控,今天上午在庭审中没有列举出王天全有犯罪事实的证据。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天全犯有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也不成立。为维护被告人王天全的合法权益,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指控王天全寻衅滋事罪的罪名不成立
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具有以下四个行为之一“〔一〕、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坏、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的规定。公诉指控王天全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根本就不符合是寻衅滋事罪名的法律要件,不具备也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条款的定罪量刑标准,更不具备采取刑拘逮捕起诉定罪的法定条件。指控王天全的行为,根本就构不成犯罪。寻衅滋事犯罪其主观方面必然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案中王天全的行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呢?两者都不是!王天全只是因兄弟与他人之间生气的相互辱骂,王天全都是在事后才到场,并且在双方相互辱骂中,王天全是受到他人连带其父母的辱骂伤害之后,才被迫还口吵骂了几句,这无非在他的人生中,也仅仅只有这么
一、两次,寻衅滋事罪必须是主观故意或随意闹事,并且为多次,王天全的行为根本就不符合寻衅滋事罪1-4款的法定条件,更得不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定标准,更不存在有寻衅滋事〔多次〕的犯罪事实。公诉指控王天全的行为与事实不符,其行为也构不成犯罪,因而指控王天全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根本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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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天全不具有团伙和结伙作案的共同犯罪行为
刑法原理告诉我们:团伙和结伙的犯罪是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犯罪行为,指控王天全参与团伙或结伙的共同犯罪行为,在本案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们兄弟之间,在实施犯罪前有过共同预谋的犯罪行为,仅仅是事件发生之后,得知兄弟生气后以兄弟的情份,并且是偶尔几次到场看看而已,根本就不存在有事先预谋并纠集去实施团伙和结伙共同犯罪的事实,王天全根本也不具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作案时间和事实,也没有结伙共同去故意寻衅滋事的这一犯罪行为, 也不属于是团伙或结伙作案的定罪范畴,以团伙和结伙共同犯罪指控王天全追究刑事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三、指控王天全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与事实不符。
公诉机关指控王天全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二〕、〔三〕、〔四〕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上指控王天全的行为,没有认真的针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细致地列举具体的犯罪事实,存在有是非不明,混淆黑白的随意指控的行为,指控王天全的行为不具有情节恶劣和严重的犯罪特征,且与事实存在严重不符,证据明显不力。因此,本辨护人针对起诉指控所列举的事实,提出具体的辨护意见:
1、指控王天全触犯了刑法第293条〔一〕“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的事实,毫无任何根据,关于2003年2月10日王双全与张新昌的发生口角的打架事件,起诉已定性为故意伤害案,也不属于寻衅滋事的范畴。首先,被害人张新昌没有直接指控王天全对他进行随意殴打和辱骂,不知公诉人凭什么指控王天全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事实呢?第二、公安机关有没有王天全对张新昌的原立案记录。公安机关案发当时有没有对王天全立案调查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第三、在案发四年之后,凭什么又对原案件的定性进行改变为寻衅滋事呢?为何在四年之后又另立案追究呢?为什么在案发四年之后才调查取证呢?因而四年之后调查的证据,其效力值得质疑,据此对王天全追究刑事责任,充分表明了是渎职侵权人为操纵的打击陷害行为。公诉机关指控王天全存在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事实和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也无证据支持。王天全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293条〔一〕项的规定,因而不构成犯罪。
2、指控王天全触犯了刑法第293条〔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的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力。王天全根本就不存在有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行为,关于指控王天全在2003年冬的一天晚上,到村委会与田爱明吵骂的问题,是王天全在刑拘之后,而且时间跨越长达四年之久,公安机关在近四年后所取的〔回忆〕证言,难免存在与当时的事实不符和出入,所取的证言证据也存在相互矛盾,并有少数个别人存在故意陷害王天全的问题,仅仅因为兄弟生气,王天全偶尔一次到场后发生了几句
第2页 的相互吵骂,完全属于人们生活中正常行为,也是人之常情,不属于是寻衅滋事罪是主观故意或随意闹事的法律要件。在2003年案发当时,公安机关有没有报案记录,有没有对王天全寻衅滋事的询问笔录,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原案卷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单凭四年后的几个证人的回忆证言,不能证实王天全的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公诉指控王天全触犯了刑法第293条〔二〕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因而王天全也是无罪。
3、指控王天全触犯了刑法第293条〔三〕〔四〕项“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坏、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的行为。完全是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故意陷害,据下陶村广大干部群众对王天全〔老二〕的评论是老实忠厚,是长期靠提着瓦刀给人家盖房子,靠出力流汗挣钱为生的老实农民,并说不知王天全〔老二〕犯的是啥罪?逮捕王天全〔老二〕确实是冤,王天全的收入全部都是出力流汗换取的,没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坏、占用过公私财物,没有获取过一分饯的不义之财,王天全根本就不具备有公诉指控寻衅滋事罪的定罪条件,下陶村委会对王天会一贯表现并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予以佐证这一事实。指控王天全触犯了刑法第293条〔三〕〔四〕项的行为,毫无根据,纯属栽赃陷害。
4、关于指控王天全2006年9月23日晚上,到老五烧店聚众闹事和围攻、辱骂派出所民警的事实,本案的案情是比较清晰,公安机关有报警、出警、处警及询问调查笔录的案卷证据,既然指控王天全参与了老五烤店聚众闹事的行为,那么在公安机关出警和处警询问调查的案卷记录中,有没有公安机关案发当时,对王天全的询问调查笔录,有没有证据证实王天全参与老五烤店聚众闹事的直接证据。从王天全兄弟的口供和调查目击证人的证词,形成的证据链与整个案件的事实也完全吻合,并完全一致。充分证实了王天全、王双全、王双伏在老五烧烤店聚众闹事时,都不在现场的事实,并且都是在打架事后各自分别去的,证实了王天全是跟随着众多围观的人群,一起来到派出所大门外等候的事实,王天全根本就不存在参与老五烧烤店聚众闹事和围攻民警的行为,只是兄弟出了事到派出所大门外等候了一会,这难道就构成了是寻衅滋事的罪名吗?难道这就叫团伙和结伙犯罪吗?从本案的特殊性表明,不难看出王天全在无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而受到刑事侦查和犯罪指控,无疑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滥用职权,故枉法追诉,意罗织罪名,人为的陷害打击的渎职侵权行为。为此,本辨护人认为:王天全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
5、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个正常的人都应当理解《宪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懂得生命的价值,懂得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都曾有过为兄弟姐妹事帮忙的奔波经历,对兄弟发生事后,作为弟兄都难免会去看看,对事发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辱骂,并涉及到辱骂自己的父母,绝大多数兄弟对别人辱骂自己的父母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为兄弟帮帮腔骂上几句,第3页
甚至是帮兄弟动手打了几下,也是人之常情,这一行为虽然不对,并存在过错,但并不是寻衅滋事犯罪的主观随意殴打辱骂他人行为的法定条件。作为王天全偶尔知道兄弟与别人生气,并且是在事后才去,没有主观故意殴打和辱骂他人的情节,其行为就构不成犯罪。我们的司法活动应当是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对王天全这样老实巴交,长期靠出力流汗的辛勤劳动,靠提着瓦刀给人家盖房子挣钱谋生的农民来说,就仅仅因为兄弟的生气,知道后到场偶尔骂了几句,就因此而被羁押长达近六个月之久,并企图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提出犯罪指控,在法律面前显失公平。王天全由于被羁押长达六个月之久,其家庭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及劳动所得,导致了正在上高中的孩子王晓鹏被迫停学,不得不去打工挣钱来维持家庭生活。上大学的女儿王银银也被迫无奈几次主动提出了休学。对这个老实农民的家庭来说,对王天全的这一迫害,无疑就是天大的损失。王天全在不具有犯罪事实和行为的情况下,就被羁押长达六个月之久,国家工作人员无疑存在有渎职侵权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予以认真审查,并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综上所述,为了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本辨护人通过近半年的多方面调查了解。今天,又经过了认真的庭审质证辨论,对于王天全被指控寻衅滋事罪一案形成了我的辩护意见。辨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王天全的几个“犯罪实事”不明确,并与客观实际也不相符,由于起诉指控认定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以寻衅滋事罪追究王天全的刑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罪名也不成立。意图使王天全受到刑事追究,王天全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93条〔一〕、〔二〕、〔三〕〔四〕项的规定行为,因而王天全不构成犯罪。希望一审法院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为国家的法治大局着想,充分考虑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实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当今,认真考虑我的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判王天全无罪。谢谢!
此致
林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公民代理辩护人:胡进生
二OO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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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本人接受被告人QZG亲友的委托和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GY、QZG寻衅滋事一案中QZG(以下称被告人二)的辩护人。本人查阅了本案证据材料,出席了今天的法庭审理,结合本案证据事实以及法律规定,进行辩护。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对事情的发生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综合法庭调查的情况,可以看到伤害过程的发生可以分为4个阶段:
1、受害人临时提价而没有事先向被告人一告知;
2、受害人存在强买强卖行为;
3、被害人方员工多人参与群殴是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而被告人的行为带有一定的防卫色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称上海高院量刑意见)第二章第三节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综合考虑案发的原因、被告人的一贯表现、被害人过错程度以及责任大小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被告人二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
理由有四:一是案发前没有攻击行为。二是没有犯罪预备过程。三是没有攻击被害人要害部位。四是主动停止攻击行为。
三.被告人二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该从轻处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一章第三节第一条第七款第2项规定:“未区分主从犯,但作用较小的被告人,可以作用最大的被告人的基准刑为参照,以10%为幅度递减,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情况,酌情从轻处罚,但一般不得低于作用最大的被告人的基准刑的70%。” 四.客观上被害人的受伤后果令人生疑,建议重新鉴定。
被害人的伤情鉴定结果与被害人受伤后的表现大相径庭。鉴定结果认为受害人手部一共有3处严重骨折,但是五十多岁的受害人却能够牢牢拉住被告人二直到警察赶到,这样违背常识的表现让人对鉴定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五.被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二责任。
被害人与被告人一是在被害人的家门口发生争议。发生争执后,完全可以息事宁人,但被害人却示意其员工出来帮忙,导致事态被进一步扩大。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被害人的受伤系被告人二所为。
理由有二:
一、被害人受到伤害的体表特征和伤害结论不符合钝器击伤的特征。这就排除了被告人二用椅子击伤被害人的可能性,被害人更可能是摔倒导致骨折,而被告人二并未将被害人摔倒;
二、被告人二椅子的攻击力相当有限,该折叠小木椅,不适合用作打人工具,被告人二椅子砸偏到被告人一头上,并未造成被告人一明显受伤;直到椅子碎了,被攻击的被告人一和蒋云义也未明显受伤。
七.本案并不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特征,宜按照故意伤害论处。《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法定情形,即: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最接近第一种情形。但本案中被告人二殴打他人并非“随意”,而是事出有因、基于江湖义气。
寻衅滋事系无事生非扰乱社会的行为,其侵害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而本案显然是因为特定的民事纠纷而引起的故意伤害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按照寻衅滋事罪论处。八.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参见起诉书)。
九.被告人二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只是因为被害人要价太高而未赔偿到位。损害发生后,被告人二表示愿意赔偿5万元,后因被害人要价过高未能达成赔偿协议。最高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章第九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上海高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有类似规定。
十.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应该从轻处罚。主观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江湖义气,在客观上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最高法院量刑意见第三章第九条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因此被告人二宜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较妥。请法庭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平、公正裁判。以上意见供法庭参考。谢谢!
第三篇:刑事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而根据本案材料及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王某之女和被告人王某恋爱引发的,被害人王某因不满女儿与被告人王某在一起,而找到王某对其进行辱骂,继而两人对骂,后面刘某就提出并安排被告人王某等去敲诈被害人王某的钱。在主观方面,被告人王某本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因为被害人王某是其女友的父亲,对于被害人关心女儿这也是人之常情,被告人能够理解(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五次讯问笔录),故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对被害人产生敲诈之心,也因此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而他们之后去找被害人也是听从了刘某的话,且和被害人协商最后解决事情的金额王某并没有参与到其中(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九次讯问笔录),所以被告人对敲资是多少和怎么处理并不知情,只是机械的听从他人的安排,而所敲钱财本没有落入被告人手中,只是从刘某手中获得100元现金,故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只是充当了刘某的类似于“工具”的角色,而他所获得的100元现金就变相的相当于是刘某给被告“工作”的报酬,被告人为刘某做事而获取报酬。故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故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的调查发现,对于敲诈李某一事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事件是由刘某的朋友想承包修路权引发的,在2008年11月21日,被告人王某等在刘某的带领下去修路工地要求工地工人停工未果,而将工人殴打,后来刘某以在殴打工人肖连生的构成当中被肖某打到为借口,向李某敲诈3500元现金(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录)。在主观反面,被告人并没有和李某有什么过节,也没有打过交道,故其不存在敲诈李某的可能性,客观方面被告人也没有参与敲诈一事当中,只是在阻止修路过程,对肖某进行了人生伤害,且肖某受伤不重,故辩护人认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是一般性的违法行为。
四、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能成立,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未遂。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该案件是由被告人王某与其女友恋爱的事情引发的,被害人王某找到被告人王某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被告人王某不听,于是被害人易鹏的战友陈涛也找到被告人易鹏,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并威胁被告人王某,被告人觉得这样很没面子,对陈某进行了报复并对被害人王某进行敲诈,要其花4000元来解决这件事情,而后在取钱的过程中被害人逃离并报警。当时,被害人是、身上只有200元钱,且200元钱也没有拿出来,4000元是刘某、钟某要被害人拿出来的,4000元是刘某和钟某敲诈勒索的金额。最终,被告人王某当场未取得钱财。
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在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果针对的是被害人的财物,即使在行为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身伤害,亦不能以本罪论处。而在本案中,被告人是针对被害人的财物而行使暴力,最后的结果是,被告等人并没有当场及最终取得财物。在主观反面,被告等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可以发现被告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因被告等人并没有最终取得财物,故辩护认为应当以敲诈勒索未遂认定本案。
五、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绑架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本案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本案是由被害人陈某散烟一事引起的,2009年元月的一天中午,被告等人在被害人陈某打工的饭店吃饭,其间陈某给被告等人散烟,在给被告人王某散烟的时候,烟掉到地上打湿了,被告人就要被害人再发一根,但被被害人拒绝,被告人王某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其后对被害人进行了轻微的人身伤害,后被害人叫人向被告人王某索要医药费,并想殴打被告人王某,但是被害人叫的人因与被告人王某认识而没有打成,后来刘某等人带被害人到溜冰场,而被告人是后面才去的,随后刘某等人要被害人打电话到家,要其父母过来商量解决的事情。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根据材料分析,被告等人并没有采取暴力或胁迫等手段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被害人陈辉自愿和他们一起去的溜冰场,而被害人打电话给家人,只是要他们过来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而且被告人并没有参与到将被害人带到溜冰场中,是后来才去的(见被告人王某的第六次讯问笔录),而且在溜冰场待了一会就离开去上网了(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要刘某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被告人并没有要求刘某去敲诈被害人陈某的财物,仅仅是要求其处理下这件事情,故在主观方面,被害人王某没有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发要求为目的,没有勒索的意图,这一切都是刘某在从中安排,被告人王某也没有以暴力或胁迫等方式来控制被害人的人生自由,等到他们到了溜冰场后,被害人陈某和他的帮手及刘某等人都在一起(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双方人马都在场,所以当时并没有人限制了被害人陈某的人身自由,其后被害人陈某父母来了,刘某向被害人陈某亲属索要财物,这符合了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在客观上,通过被害人陈某要挟其父母拿钱,也符合敲诈勒索的客观要件,但是因其并没有采取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故不构成绑架罪,而是构成敲诈勒索罪。
鉴于被告人王某在犯罪中一直是处于被动地位,只是机械的服从刘某的安排,主观恶性不深,因其法律意识不强,才会犯下以上错误,而且在讯问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坦白、悔罪态度良好。犯罪后产生的后果也相对较轻,因此请求法院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和“惩前毖后,救人治病”的原则,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政策,以改造犯罪分子为目的,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绑架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均是共同犯罪,但是,被告人王某主观上在以上五个犯罪中,均无共同犯罪的犯意,因其他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与被告人王某发生过一些纠纷,为了解决纠纷发生的争斗或者超越法律敲诈一些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被告人王某刚满18周岁,对所涉嫌的事件缺乏辨别分析能力,出于江湖义气,王某在整个五个所渉犯罪中,仅仅从中获取200元钱,况且,被告人王某一直都没有对五个所犯罪纠纷结果任其发展下去。因此,请求法庭,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从轻,敲诈勒索罪未遂,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此致
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黄友生 2010年1月22日
第四篇:刑事辩护词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罗某某本人及其家属委托,指派邹宙阳律师担任涉嫌盗窃罪一案被告罗某某的辩护人,现依法出庭参与本案的一审庭审活动。开庭前,我多次会见了罗某某,并认真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对本案已有了全面的了解,刚才我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调查和质证工作,现依法履行辩护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慎重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把本案定性为盗窃罪,表示没有异议。但本辩护人同时认为,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罗某某涉嫌参与的15次盗窃,其中有很多次的盗窃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根据公诉机关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全部认定。另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罗某某在本案中,还存在众多有利于其量刑的情节。现逐一阐述如下:
一、首先,公诉书中指控罗某某涉嫌参与盗窃次数达十五起,但本辩护人认为:其中有些盗窃行为,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该次盗窃并不能成立。
1、公诉书中所指控的第一、二、七、八起盗窃,参与盗窃的人员只有罗某某和刘某某,但在两人的供述材料中,并不存在以上四次盗窃过程口供一致的情形,尤其是在具体时间、参与人员、地址及盗窃赃物数量和名称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一致。且被害人也并未指认系罗某某和刘某某实施的盗窃,而其他被告人也并未有以上四次盗窃的供述。另在罗某某处,侦查机关也并未搜出以上四次盗窃的赃物。因此,以上四次盗窃指控证据严重不足,不足以认定上述盗窃行为的存在。
2、对于2012年6月19日(即:第三次)的盗窃,罗某某多次向本辩护人表示:其根本没有参与过该次盗窃,因为要查明该次盗窃事实真相很简单,既然参与该次盗窃的嫌疑人有人供述系罗某某开自己所属的粤AJ0S55车辆运送他们去作案的,那么必然可以调取到该嫌疑车辆经过必经路线的监控视频,从而认定罗某某去过该次作案地,反之,若根据该次盗窃相关嫌疑人提供的该次驾车作案路线,无法查找到嫌疑车辆途径本次作案路线的证据,就证明罗某某并没有参与过该次盗窃,而且,此方法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排除或查明其他次的盗窃行为是否存在。根据审理刑事案件应遵循的“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和“疑罪从无”原则,罗某某涉嫌本次盗窃,关键证据缺位,而罗某某本人又完全予以否认,故对于罗某某涉嫌参与本次盗窃的指控,建议法庭不予认定。3、2012年6月20日(即:第四次)的那次盗窃中,罗某某不应被认定为盗窃同伙。根据罗某某第五次供述材料的第二页第一段,2012年6月的一次共同盗窃完毕后,罗某某曾对刘某某等人说:“你们搞这个以后就不要叫我了”,另根据常理推断,罗某某从无前科劣迹,不可能与刘某某等人一认识后,就开始一起合谋盗窃。且根据刘某某的当庭供述:罗某某至少有一两次这样说过。表明上述情节也是吻合的。据此,2012年6月20日的那次盗窃,是在罗某某根本不知其所运送的人系去盗窃的情况下,单纯为赚取出租车费,对该次盗窃人员进行了运送,其本人根本不清楚有盗窃这回事,而是在该次盗窃已经完毕后,才知道了车上这些人是去盗窃的。据此,罗某某主观上并不具备盗窃意图,该次盗窃罗某某不应被列为盗窃同伙。
4、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罗某某涉嫌15次盗窃,除了上述6次,本辩护人已提出上述辩护观点外,本辩护人还认为:虽然对于剩余的9次盗窃,罗某某可能系为了争取认罪态度好或者根本记不清楚了,而对其中的一些并未予以否认,但并不代表就能确定其有参加,同样仍需以证据充分为前提,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于辩护人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在此慎重提醒法庭:不能因为本辩护人为罗某某所作的辩护,而认为罗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本辩护人认为:罗某某被指控参与的全部盗窃,都存在口供等证据混乱的情况,因为对于每次盗窃的主要证据,无非是各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称述,但只要细心研究,我们并不难发现:各相关被告人每次的口供内容,在具体时间、地点、参与人物及赃物数量与名称上,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赃物数量与名称上,更是与被害人的陈述出入很大。因此,对于其中的很多次盗窃行为,若无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辅证,根本很难予以认定。望法庭认真予以排查,作出准确认定。
二、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罗某某涉嫌盗窃金额达¥94199.11元,此与事实不符。因为有些指控其盗窃行为根本不能成立,故相应金额应予以扣除,而有些盗窃行为虽然成立,但在盗窃金额上,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依法应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
1、根据前述一中第1、2、3点论述,至少对于第一、二、三、四、七、八起盗窃,不能认定为罗某某有参与过,故对于相应的盗窃金额,应予以扣除。
2、对于每次盗窃什么财物,盗窃到多少财物?罗某某作为一名司机,事先不由其策划,事中更无法把握,事后也并不清楚,因此在进行盗窃金额的认定上,应该对罗某某进行区别对待。
3、根据前述一中第4点论述,公诉书中指控的第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盗窃,对于其中难以认定的盗窃行为,不但次数应该减除,而且相应的盗窃金额,也应予以扣除。而对于其中能认定的盗窃行为,也要充分注意到被害人陈述与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就被盗物品种类和数量上存在的差异,若单一被告人供述与单一被害人陈述不一致,又无其他证据补充的情况下,应采取“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
三、罗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恳请法庭予以重视和考虑。
首先,罗某某在本案中属于从犯。本案每次作案均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属于共同犯罪,但在本案中,罗某某既不是盗窃行为的策划者,又不是具体入户盗窃行为的实施者,更从未参与过赃物的分配。在其主观意识上,其只是在赚取自己车辆的出租费,并捎带购买些便宜的盗窃物品,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运送他人盗窃的行为,在法律上其实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尽管如此,罗某某在本案中显然是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不论其是否参与,盗窃行为都会按照原定轨迹进行,其行为对盗窃行为的完成与否,不具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或次要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罗某某在本案中应属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另依据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其次,罗某某在本案中,主观恶意程度不深。罗某某在主观上没有盗窃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意图,其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在赚取出租车费,而并非是在参与或协助盗窃。事实上,罗某某也从未参与过分赃,每次盗窃完毕后,他只是收取几百元的出租车费,而对于一些看中的赃物,也是自己掏钱从其他被告手中买下。而其他被告也从未把罗某某当做他们中的一员,这从每次盗窃分组情况可以体现,罗某某并不属于任何一组。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6月20日(即:第四次)那次盗窃后,当罗某某得知是盗窃后,其还向其他被告人说:“你们搞这个以后就不要叫我了”。这些充分说明,罗某某在主观上是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是触犯了盗窃罪的。
第四,罗某某没有分得赃物。虽然其从中购得了一些赃物,但都是少量一些不值钱的二手家电,且很多还是用于抵扣出租车费,而对于其中的金银首饰等等贵重物品,其根本不清楚有它们的存在,更谈不上购得。
第五,罗某某没有犯罪前科,此次涉嫌犯罪纯属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属于初犯,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第六,罗某某自始至终都没有亲自去实施过盗窃具体行为,更谈不上入户。第七,罗某某虽然为他人盗窃提供了运送协助,对每次的盗窃物品均不清楚,且每次收取的都是正常的出租车费,主观上从未要求分赃,客观上也没有分配到过赃物,只是贪图小便宜,从看中的赃物中予以购买,这与盗窃财物后直接进行分赃,将赃物据为己有或者挥霍掉的情节,是有本质和重大区别的。
第八,罗某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在公安侦查阶段,罗某某对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可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而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及法院审理阶段始终,罗某某也从未改过口供,积极配合查清案情。在刚才的庭审中,罗某某悔罪态度十分真诚,法庭有目共睹。在最后的陈述中,罗某某也表示要重新做人,请求法庭给予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九,在被指控的第十五次盗窃中,多名被告人被当场抓获,而所获赃物也因此得以归还被害人,此次盗窃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依法可以从轻处理,恳请法庭予以考虑。
第十,对于罗某某所属的车辆粤AJ0S55,系其在本案发生之前所购,且系用于二手档口的日常正常营运,即用于拉运市场上所购得的二手物品,有时也用来出租赚钱出租车费。在本案中,罗某某在主观上也系为了赚钱出租费用,而并非为了协助盗窃。综上所述,对于上述粤AJ0S55车辆,不应作为非法所得或作案工具对待,应当予以返还。
四、人性关怀及人道角度的恳求。据辩护人了解,罗某某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出了名的孝子,其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被拘之前,罗某某几乎每过几日就要和其母亲通电话,并每月给寄生活费。几月前,当老母亲得知儿子已身陷囹圄,竟至今卧床不起,老人家目前最大的心意,就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最后见上儿子一面,但由于年事太高,又远在江西农村,想法基本不能现实。若罗某某被判刑期不至于太长,老母亲最后见上儿子一面的心愿,或许还有一线实现的机会。故恳请法庭从人性关怀及人道主义的角度予以考虑,在对罗某某进行量刑时,体谅到上述情况。综上所述,罗某某虽然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结合罗某某上述从轻、减轻的情节及有些盗窃指控在证据上并不充分的事实,辩护人在此慎重建议法庭:对罗某某判处3至4年有期徒刑为宜。
以上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恳请依法采纳。此致:
从化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邹宙阳
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 2013年
月
日
律师
第五篇:刑事辩护词格式
刑事辩护词格式
基本要义:
(一)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二)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三)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四)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五)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基本格式: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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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