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辩护词

第一篇：韩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辩护词

韩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我受被告人韩某的委托，担当他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为他进行辩护。

本辩护人在受理案件以后，认真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两次会见被告人，听取他陈诉犯罪经过，并找有关人员调查案件情况，还去被告人所在村了解其平时情况。刚才又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对本案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我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罪名不能成立。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韩某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要追究韩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前提和依据应当是韩某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形。根据材料显示，两人是在装运馒头时，因发生碰撞而产生纠葛。刘女士动手打了韩某一巴掌，韩某当即回手向刘某的胸部打了一拳，结果刘女士当即倒地昏迷。在场群众将刘女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

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预见到的情形。经法医检验鉴定认为：

1、死者是因胸前受外力打击引起反射性心脏抑制而死亡；

2、根据案情，死者生前在胸前被打一拳后，后退两步倒地，送医院证明已死亡，死亡较急速。检查虽见右心室表面有点状出血，部分心肌细胞有断裂，但胸前皮肤、皮下及胸骨、肋骨均未见明显损伤，属于“抑制死”的情况（即：身体某些部分受到轻微的、对正常人不足以造成死亡的刺激或外伤，通过反射作用在短时间内使心跳停止而死亡，而尸检找不到明确原因。）正是由于刘女士在外表上与一般人毫无异常，所以韩某不可能预见到刘女士是“特异体质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拳就能致刘女士受伤甚至死亡。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因而其行为属于《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韩某在本案中没有过失致人死亡的动机和故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XX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因此XX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控被告人韩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韩某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第二篇：05次任务 韩过失致人死亡 案辩护词

韩*过失致人死亡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我受被告人韩*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为他进行辩护。

本辩护人在受理案件以后，认真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两次会见被告人，听取他陈述犯罪经过，并找有关人员调查案件情况，还去被告人所在村了解其平时情况。刚才又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对本案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我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罪名不能成立。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韩某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要追究韩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前提和依据应当是韩某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形。根据材料显示，两人是在装运馒头时，因发生碰撞而产生纠葛。刘女士动手打了韩某一巴掌，韩某当即回手向刘的胸部打了一拳，结果刘女士当即倒地昏迷。在场群众将刘女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

所谓“应当预见”应当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正常理智的一般人基于日常生活、工作经验所能够预见到的情形。经法医检验鉴定认为：1.死者是因胸前受外力打击引起反射性心脏抑制而死亡；2.根据案情，死者生前在胸前被打一拳后，后退两步倒地，送医院证明已死亡，死亡较急速。检查虽见右心室表面有点状出血，部分心肌细胞有断裂，但胸前皮肤、皮下及胸骨、肋骨均未见明显损伤，属于“抑制死”的情况(即：身体某些部位受到轻微的、对正常人不足以造成死亡的刺激或外伤，通过反射作用在短时间内使心跳停止而死亡，而尸检找不到明确原因)。正是由于刘女士在外表上与一般人毫无异常，所以韩某不可能预见到刘女士是“特异体质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拳就能致刘女士受伤甚至于死亡。韩某不具有过失犯罪中所要求的“预见义务”，因而其行为属于《刑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韩*在本案中没有过失致人死亡的动机和故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因此XX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控被告人韩*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韩*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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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律师

市***律师事务所

第三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被告人吕才荣及其家属的委托和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担任该起案件中被告人吕才荣的辩护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以辩护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一结果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吕才荣对此也一直后悔不已。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吕才荣，对案件经过进行了仔细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才荣不构成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故意伤害罪。同时辩护人认为：从全案来看，被告人吕才荣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关于定罪方面，认定吕才荣构成故意伤害罪与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属定性错误。

根据《鉴定意见》中所述可见，与被告人行为相关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评价的、受害人的伤害有两处。其

一、“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其

二、“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根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处伤害应当是被告人吕才荣用茶杯打击所致；而第二处伤应当是受害人倒地时与地面撞击所致。

1、关于吕才荣造成受害人第一处伤的事实原因及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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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第一处伤是由被告人的击打行为所致，与被告人用茶杯的击打行为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处伤不应当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头盖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块骨头，打击前额的头盖骨一般不会致死这是常识，何况打击的器具只是10元钱买来的普通的玻璃杯，这种杯子能承受的打击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额的力量，相信这种杯子的承受力侦查机关本也应该可以查明；第二、从鉴定意见对于该处伤的描述来看“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可见这一处伤只是表皮创伤，没有伤及骨头，更不用说该处骨头下面的脑部，这伤口与第一点中所阐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证的，即玻璃杯的打击只是造成了“创口”；第三、受害人最终没有爬起来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脑与地面撞击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击打之后，相隔有几分鈡的时间，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受害人与被告人仍在发生争执。因此从这点看玻璃杯的打击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这处伤，是否可以构成值得刑法来评价的伤害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构成轻伤呢？公诉方也没有先关材料予以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假设公诉方今后补充证据后能证明构成轻伤）、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一行为暂时符合了一个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但是被告人吕才荣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击受害人的呢？有几点不容忽视，第一、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对于被告人劝架这一定纷止争的行为不满，且相隔一段时间后又拦住被告人、质问被告人并首先用拳头击打被告人的头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击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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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难受，„当时我右手正好拿着一只玻璃茶杯，我为了还击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挥手向谢其昌头部砸去„”也就是说被告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击的行为属于是防卫的性质，而且符合手段的相当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应当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这一行为应当是一个表面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时又有正当防卫这一客观阻却事由，使得被告人吕才荣这一打击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因此不应当被评价为犯罪行为。

2、关于受害人第二处伤的与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

“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这一处伤倒是与“原发性脑干损伤及右额、颞叶及左额叶挫伤„”的病理检验结果相互印证的。而这一处伤系“枕部与具有较大接触面的钝性物体（如地面）碰撞所致。”结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实，这一处伤确应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说在客观方面，死亡的损害结果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伤害行为呢？从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过程：吕才荣和谢其昌在被周围的同事拉开后，吕才荣无意与受害人纠缠，走回自己的车子处，受害人又追上来打击被告人，这时被告人吕才荣转过身推着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几步，受害人突然笔直倒下。刑法上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的行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故意伤害行为论处。因此，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是应当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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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法律上的伤害行为。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据监控录像可见，被告人推力的着力点是受害人的腹部，这一力量基本是一个均匀的力量，而不是突发的力量，受害人是在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而且倒地时身体的其他部位竟然无任何防护，倒地时身体呈笔直状，后脑部着地。这一切是矛盾的：着力点是腹部, 不应当最后呈笔直状倒地；已经后退了几步的情况下，对于可能的结果不仅大脑应已有意识，而且身体其他部位本能也应当有所防护动作。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时大脑已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已经处于中风的状况。其二，谢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记录中显示入院是的血压是高压199、低压101，如此高的时压也是中风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脑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死亡也就没有因果关系。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排除这一合理判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的可能。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应当被评价为伤害行为，“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致死亡的因果关系也存疑。然而同时被告人主观上也没有伤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伤害致死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存在混合罪过形式，即同时具有伤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是不愿意与其继续纠缠，没有任何伤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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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这一处脑后伤，不应认定为被告人故意及伤害行为所致，被告人“推”这一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性质。

二、关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吕才荣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

1、本案的发生过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当酌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无端引起，被害人谢其昌与他人发生争执之后，又对于吕才荣这句 “人家是不是看错车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满。于是被害人与他人发生纠纷结束后，又过了十几分钟，无端走到被告人吕才荣处，指责并用拳头击打被告人吕才荣，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才发生争执。

其次，对于最终结果，被害人也有重大过错。双方冲突本已被众人拉开，被告人也欲已离去，受害人仍不罢休，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继续纷争的行为。但到最后出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基于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害人对伤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对于本案的发生被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事发后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应该认定为自首。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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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3、本案被告人家庭经济能力相当拮据，但能主动就赔偿事宜与被害人家属共同努力，尽力使的受害方家属在第一时间获得经济补偿，与此同时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属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家属主动与单位及对方家属联系商量赔偿事宜，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单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属赔偿各项损失近70万元，同时单位保留追偿被告人的权利。再此情况下，被告人吕才荣取得了受害者家属的书面谅解（受害者家属一致请求法院“让吕才荣好好过日子，宽大从轻处理吕才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请法院对此予以考虑。

4、本案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被告人吕才荣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特别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能够如实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态度诚恳，明确表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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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告人自愿认罪”程序审理案件的规定：“对于被告人自原认罪的案件，可以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发前没有前科劣迹，曾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岁就开始工作，同事、群众关系相当好，之前不仅没有过违法犯罪行为，而且热心助人，还曾经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能够通过教育改造，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故意伤害罪” 的，证据不足且证据内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若证明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虑到本案中重轻、减轻处罚的因素，综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对于被告人吕才荣从轻、减轻处罚，给他一个机会，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回馈受害人的宽容、报答家人的不离不弃。

辩护人：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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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护词

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依法接受被告人张X的委托，受安徽金晟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出庭为张亮辩护。我们首先对受害人因不慎遇难身亡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和歉意。辩护人对于公诉人起诉书中对本案指控被告人张亮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不持异议，辩护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本案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考虑：

一、被告具有从轻减轻酌定情节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并且系初犯。张亮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之前科，是一个遵纪守法、善良本分的公民，在邻里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另外，本案属于过失犯罪，因为被告人新婚不久，从亲友处借钱买了车运货，希望以此养家糊口。本次事故发生后不久，被告人爱人产下一子，可谓悲喜交加。我们由此可看出，作为被告人首先发自内心的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被告人是诚心悔过的，希望好好表现，积极改造。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到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

其二、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整个案件从被告人侦查的口供到起诉再到审判可以看出，在案发后被告人能够主动地、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有改过自新的良好愿望。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其三，被告人认罪态度很好。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辩护人认为用“很好”来概括并不为过。从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120救护受害人、然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自始自终都是诚恳的态度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真诚悔过，既不反复，又没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这一诚恳的悔罪表现，应当得到法庭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

二、被告人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按自首处理。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该解释列举了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自首的情况，被告人应当按自首处理。其理由是：

1、被告交通肇事时，当时显然还没有被司法机关所发觉;

2、从被告的笔录上可以看出，被告发生交通肇事后，主动投案和积极抢救伤者;

3、交警部门到达后被告人主动如实交代了交通肇事经过，既没有推卸责任，更没有隐瞒事实;

4、从被告人的交代的讯问笔录内容来看，被告人交代的内容是实事求是、不折不扣的，前后一致，悔罪态度是诚恳的。从上述四方面归纳来讲，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当按自首犯论处。

三、被害人家属已经进行了民事诉讼，并依法保全，应该可以依法得到应有的赔偿。

被告人的车辆本身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其次在本案开庭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人民法院依法诉讼，并进行了财产保全。应该说，受害人家属依法主张的赔偿应当可以得到应有的赔偿。我们也希望合议庭充分考虑此情节。

四、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案发现场的合淮路路况非常恶劣，交通事故不断，甚至曾经发生过九死二十伤的惨案，本市的出租司机甚至称之为“天堂之路”。事发时，从公诉方提供的现场照片，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事发地路况非常糟糕，而且没有路灯。我们强调路况绝非推卸责任，一方面我们希望提醒有关部门，避免悲剧的产生;二来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且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又有自首情节，希望合议庭能够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XX律师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

第五篇：韩冰辩护词

李××被控聚众斗殴案

第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李××及其法定监护人张金丽的委托，指派韩冰律师（以下简称“辩护人”或“本辩护人”）作为其被控聚众斗殴一案的第一审辩护人。

在详尽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首先申明，昨天在庭审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即在庭审举证质证阶段的抗辩当中，在否定公诉人援引司法解释时，由于自己记忆的错误，将本应作为有效司法解释的表述为检察机关内部的规定，从而对法庭产生了误导。对此，本辩护人向合议庭、公诉人表示歉意，同时也向我的委托人李××表示歉意。

但本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审理的确存在着程序与实体两方面的问题。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反驳，若做一个概括的话，那就是：本案有没有聚众？有。有没有持械？也有。但是否就是双方聚众持械斗殴呢？当然不是。本案的性质是，一方聚众持械实施不法侵害，另一方则是聚众持械的正当防卫。

下面，本辩护人将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展开辩护。

一、本案的程序问题

首先，起诉鉴于对被告人李××指控犯罪时未满18周岁，所以常熟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没有与何强等其他五名被告人并案审理。虽然在本次庭审时被告人李××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单独的庭审体现了常熟法院尊重法律，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充分考虑的合法且人道的行为；但仍有一些不足：

1、本辩护人认为，既然是少年法庭就应当充分从未成年人自身心理成长的角度考虑，依照最高法少年法庭设置的规则，被告人李××本可以享受与其监护人坐到一起而不是坐在像现在这样的被告席上；虽然这是一种庭审设置的形式，但之所以规定这样的形式，主要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心理压力承受能力的考量。但正是由于案件被长时间拖延，使得被告人李××无法享受到其本应具有的权利。

2、既然李××涉嫌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属于未成年人。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就应当在之前侦查、批捕及审查起诉各个阶段，根据其涉嫌的行为和情节充分考虑，从速改变强制措施。然而，直至羁押十个月之久才办理取保候审，不能不说是缺少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应有的宽容。

3、在今天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方在发表公诉意见过程中播放专门针对李××而剪辑制作的视频，以说明其公诉观点，而法庭未予制止，其结果造成被告人李××所参与实施的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犯罪的错觉。本辩护人认为，从法庭审理程序上讲，既然是法庭辩论而不是举证质证，辩论各方就只应当允许发表意见、观点，进行言辞辩论，再次播放经过剪辑的视频显然超越了程序法律的规定，对被告人李××是不公平的。

以上几方面程序上的问题，合议庭在对本案进行裁决时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本案的实体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无限防卫权。

根据《刑法》规定，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只有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第二、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第三、必须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四、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对无关的第三者实施；第五、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纵观本案，到底是起诉所指控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涉嫌聚众斗殴，还是辩护人所认为的从“起因、发生、发展”而形成的正当防卫。辩护人认为，本案之所以做出有罪指控，主要因为：

第一、公诉方对“准备”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形成了错误认识；

第二、对“讨债”的不法性前提没有正确认识并加以查清。

现辩护人通过以下几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聚众、持械的目的

1、被告人李××参与的何强一方的聚众、持械，其目的完全是防备侵害而非主动加害（正当防卫的准备）。从庭审中公诉方举证，以及通过对另两案被告人曾勇、杨佳、何强、张胜及证人徐建中出庭质证，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少小离家到常熟短短十几日未成年的“打工仔”，在对方有可能上门寻衅行凶的情况下，除了准备防身的东西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呢！？

2、那么，既然同为聚众，又同为持械，也发生了后来的“互殴”，双方的行为性质是否就相同呢？辩护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说明。五个方面全部基于公诉方的证据，包括视频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

第一先说“聚众”。曾勇、杨佳一方的聚众与何强、李××一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何强因受徐建中之托，与曾勇、杨佳等人了结债务，徐建中既有明确的授权，亦有授权的内容。何强在杨佳等人谈判未果之后、曾勇继续追讨之时，通话当中有过激之词。此时何强所能做的就是叫来张胜、李××等同乡，以防有不测发生。其没有告知张胜等人什么事，也没有让携带什么东西。而曾勇、杨佳一方却能一声令下，在数分钟之内调集甚至还有不知名姓的二十余人，分乘四辆车从常熟不同地方迅速汇集一起，且车内都装有管制性刀具。这两种“聚众”是一回事吗？

第二说“持械”。古语说：动铁为凶。那么，砍刀是凶，菜刀也是凶，但在本案中它们的性质该如何分辨呢？何强、李××一方准备的是市场可以购买、且在宿舍和忠发公司日常必备的自行使用的菜刀。而曾勇、杨佳等二十余人一方所持的均为管制性砍刀、匕首等刀具。什么是砍刀？在公诉方播放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就是那种一掌宽四五十公分长的东西。这些刀具正常途径是根本无法获得的，其用途也是显而易见。在辩护人对杨佳质证时，杨佳毫不隐讳坦言，这些刀具在车里随时放着几十把，已经习惯了。当辩护人再问，这些刀具是公民能够合法持有的吗？杨佳说可以。辩护人再反问，你在警察面前持过这样的刀吗？杨佳无言以对。所以，如果说曾勇、杨佳一方所持刀具是准备的话，那也是一种经常性的。我们不禁要问，什么人会经常性持有这样的刀具呢？因此，若说同样准备了刀具，但刀具性质截然不同。很显然，何强、李××一方准备，除了防范、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目的，为此而准备与“持械”，与曾勇、杨佳等人的行为性质完全不同。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地点”。事发的地点是忠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而非其他公共场所，是忠发公司经营的场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公诉方一个错误认识加以纠正，即公诉方在法庭调查中，将何强、李××等人是否为忠发公司员工，作为其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前提；辩护人认为，公诉方形成了一个误区，即只有忠发公司的员工自卫才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我们要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也包括针对他人的；否则任何第三方都不可能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实施正当防卫了。因此，在忠发公司、在忠发公司董事长徐建中办公的合法场所里面发生了不法侵害，无论徐建中本人，还是其他第三方都有权实施防卫。辩护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公诉方混淆了防卫的正当性与“准备”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有公司员工在未准备的情况下采取的防卫才是正当的，否则就是不正当的，就是双方聚众的斗殴。这也正是本案错误起诉的症结之一。

第四个问题说说“时点”。所谓时点包括两方面，一是何强“纠集”张胜等人的时点，二是“斗殴”发生的时点。何强在与曾勇、杨佳等通话发生了争执之后，才叫张胜等人过来，此时不叫来其他人，若曾勇、杨佳等人真的来了（是不是一定会来何强无从判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个时点只能说明何强担心对方可能来，而防备万一。另一个时点，就是曾勇、杨佳等人到了忠发公司之后动手的时点。在对曾勇质证时，辩护人问是否认识徐建中，曾勇给了肯定的回答，辩护人再问，既然徐建中不在办公室，你们去的目的是讨债，能不能不动手，曾勇回答可以。但从公诉方举示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在曾勇、杨佳等多人持砍刀闯入忠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之后，首先有一人直接把管制刀具架在了张胜的脖子上，同时另一人开始攻击何强。也就是说，如果曾勇发话，完全可以制止动手。所以本案发生的直接时点是曾勇一方首先实施不法侵害，这个时点也是何强、李××一方针对不法侵害已经发生且而开始防卫。

第五个问题看看“致伤”的情况。起诉指控本案发生的结果除三人轻微伤及忠发公司董事长物品损失之外并未造成更大的伤害。辩护人认为，之所以如此皆因环境及何强等人克制所致。从公诉方据实的视频可以看到，何强挥菜刀的动作很大，但其明显有一个瞬间迅速收手的动作，也就是说，向对方挥刀，并非真的要致害对方，只是阻扰对方不致伤害到自己。另一方面，当对方被从正门阻击出去之后，试图从后门继续进入加害何强等人，李××是全力用沙发抵住后面，曾勇等人才未能得逞。然而公诉方却认为，是曾勇一方的克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要说，当地办公室的环境以及何强等人多使用办公室物品砸向对方，使对方躲闪无法发挥砍刀的作用才是实质。

最后我们再看本案是如何“结束”的。从公诉方举示的视频、曾勇的口供及当庭对曾勇质证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完全在曾勇控制范围内。当辩护人质证曾勇是如何撤离的，曾勇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还是被打出来的”，曾勇自证是他让停止的。也就是说，何强等人只是阻却对方不法侵害，并不足以对不法侵害形成攻击，而曾勇、杨佳等人离开，是在没有条件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在曾勇指挥下完成撤离。即使这样，在曾勇等人撤离之后，何强、李××还是“仓皇”地从二楼跳窗逃跑，为什么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对方会再次实施攻击。而公诉方则通过视频，证明“斗殴”之前已经把车开到了公司后面的街巷里，就已经安排好了作案后逃跑。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蓄意的斗殴，为什么考虑逃跑？何强并不确知对方会来二十几个手持砍刀的，既然已经组织了六个人，又准备了菜刀，难道还需要逃跑。对此，我们要说，这些事先的行为不是为事后准备的，而是防备对方采取连打人带砸车。另外，安排逃跑的话，也应该安排在董事长办公室，事实上是从董事长办公室对面总经理办公室阳台跳下去逃跑的。何强事先怎么能确知一定会打、一定会打败对方呢？因此，逃跑恰恰说明何强等人仍然陷于对曾勇等人不法侵害的恐惧之中，此时，除了立刻逃跑没有别的选择。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辩护，可以充分说明，“聚众”也罢，“持械”也罢，对曾勇与何强而言完全不是相同性质。起诉指控双方斗殴是不能成立的。

（二）行为的正当性（私力救济的边界）

除了上述说明何强、李××等人行为的正当性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债”的角度来分析说明本案完全属于正当防卫，进而说明其正当性。

1、债的形成非法

第一个问题，什么债？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方对本案起因的概括，即本案起因于债，直截了当地说，是赌债；是什么样的赌债呢？从庭审调查看出，表面上事情起因于徐建忠到澳门赌博，在所谓债权人郭瑞新的带领下，徐建忠三次赴澳门赌博。赌金采用澳门赌博、常熟结算的方式。但这个赌债，不是徐建中与郭瑞新相互对赌欠下的。徐建忠的证词显示，是因为其在澳门赌场输了之后，郭瑞新提供赌码，徐建中再输之后，形成了对郭瑞新的欠债。也就是说，徐建中欠下了赌资。这是合法的债吗？

第二个问题，债是多少？按徐建中所述债的数额并没有那么多，是在强行被加上了高额的利息之后对方单方确定的。对方是如何确定的呢？是派了杨佳等人多次到徐建中的办公室、住宅，按杨佳的说法并没有使用暴力；可是，在法庭上都看到了身高马大的杨佳，就不难想象会怎样向徐建中讨债，也不难想象徐建中为什么老老实实写下欠条，然后再办理抵押自己的财产。因此，徐建中完全有理由不认可、且拒绝支付75万元。但徐建中不知道欠了不该欠的债，欠了不该欠的人的债。

第三个问题，债权人是谁？既然形成了债，债权人是谁呢？真正的债权人既不是郭瑞新也不是曾勇，而是叶家益。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牵涉到曾勇为什么出面讨债。在向徐建中追讨过程中，徐建中才得知给郭瑞新提供赌资的另有其人，叫叶家益。债权人不直接讨债而委托他人当然可以，但问题是自始至终除了口头告知，除了徐建中被迫写下的借据之外，没有得到片纸涉及真正债权人相关的文件。

第四个问题，债权转移了吗？从上述简单罗列的事实可知，即便是赌债，徐建中与曾勇之间也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难道债权转移给曾勇了吗？在法庭对曾勇质证时辩护人问曾勇，曾勇给出的答案是徐建中直接欠他的债。辩护人问借债之前与徐建中认识多久，曾勇答三天；辩护人问没没有了解过徐建中是否具有偿债能力，曾勇答看到徐建中的忠发公司了；辩护人再问出借有没有手续，曾勇答没有手续；辩护人继续问借款有没有提供担保，曾勇答没有；辩护人问认识几天就出借巨款且没有手续也无担保将来怎么主张权利，曾勇答通过法律；辩护人问你说的债能通过什么法律呢，你说的法律是指砍刀吗？曾勇无语。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公诉方虽然认为此案源于债，但并没有查清曾勇与该债之间是什么关系；若不查清这个问题，只能说对本案斗殴性质的指控就是证据不足。

2、讨债的行为非法

以上通过对本案的债如何形成、债的性质、债的数额多少、谁对谁的债、债权有没有转移等问题的分析，充分说明此债为不可讨之债。那么，为什么曾勇等人会讨债呢？

通过法庭调查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曾勇、杨佳等人其实主要就是靠讨这种债为生的，其所谓通过法律手段讨债不过是一种自虐的说法。其所讨之债本身具有不合法性，其讨债行为如何能够合法呢？曾勇在接手讨债之后，为了掩盖债的非法性，采取派杨佳等人到徐建中公司和住宅的方式，形成人身威胁，强令迫使徐建中写下欠条，继而又以远高于债务的财产抵押，意图表面上使债合法化。殊不知并不能改变债的性质，也并不能使其讨债行为合法化。

然而，对于该项直接的严重影响本案定性的基本问题，侦查机关并未进行调查，公诉方也无法举证证明这些都是如何发生的。不对此定性，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何强受托从中斡旋会引来如此巨大的后果。公诉方认为，徐建中单方面委托何强免除百分之三十的债务是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要说，公诉方对债的保护出发点就错了，曾勇讨的本身就是非法之债。

3、聚众持械讨债的非法

必须指出，在说明了债的形成非法之后，其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讨债都是不合法的，因此，采取本案这种聚多人之众、持管制刀具、大打出手的讨债就是一种不法侵害。当何强面对可能到来的不法侵害进行预防性准备、继而在对方首先实施现实的对人身的不法侵害之时进行反击，何罪之有！？

所以本案的发生不在于何强斗气的通话，而在于徐建中不甘于就范、希望借何强与对方谈判得到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数额和还款期限，而曾勇、杨佳对此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只要徐建中不还欠下的恶债，曾勇等人就一定持续追讨，而且除了采取人身威胁或直接加害人身等方法之外，不可能有其它合法的手段可以采取。所以，在曾勇、杨佳直接致电徐建中追讨之时何强回话，一方面是对老板徐建中托付自己有所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对曾勇等人讨恶债的一个正告。而曾勇本能的反应就是打上门去，正如杨佳在接受辩护人质证时所言，那些所持的管制性刀具长期就存放于汽车当中。所以，本案不是何强能决定是否不发生，而是那些刀具本身已说明，不是不用，只是何时用、对谁来使用！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本案的发生绝不是起诉指控的相互聚众持械斗殴，起诉指控显然并未查明引发本案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因而才得出“债是原因，何强的电话是诱因”的错误的结论。曾勇、杨佳等人就是以暴力为后盾追讨恶债，不法之债，当徐建中幻想通过谈判解决遭拒、而通过何强传达了不满之后，曾勇、杨佳纠集二十余人上门实施暴力追讨，完全说明是一种典型的不法侵害，何强等人奋起反击就是对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不再能得出任何其它的结论了。

然而，起诉指控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查清与债相关的事实，仅从何强等人准备的行为，即得出“不法对不法”的相互斗殴的结论，不能不说是对本案性质的极大混淆。上述辩护，清楚地得出结论，本案指控被告人李××聚众斗殴，显然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李××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要件，应当以正当防卫作出判决。

据此，本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本着对法律负责、对被告人合法权益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全面审慎地考虑上述辩护意见，依法对被告人李××做出无罪判决。

谢谢！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冰

2012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