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探析

第一篇：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探析

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探析

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探析

【摘要】近年来，由于过量饮酒或不良饮酒习俗造成人身伤亡的事件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赔偿案件也越来越多。在数人共饮致人伤亡的案件中，共饮者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何种情形下承担法律责任？共饮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是什么？笔者拟用几个案例加以探讨。

【关键词】共同饮酒；死亡；法律后果

案例一：许某的朋友为庆祝生日，邀请许某和其他两位朋友聚餐。席间，朋友不断劝酒，许某喝了大量白酒，当场醉倒，朋友将其送回家休息。第二天清早，许某妻子上夜班后回来发现，丈夫手脚已经发凉。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认定许某因酒精中毒死亡。法院一审依法判决3名劝酒的被告每人赔偿死者家属5000元。

案例二：老王和老李俩人去喝酒，酒过三巡后，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老王把老李送到家门口。可谁知，老李下了出租车后没有找到家门，最后冻死在家门口。老李的家人诉至法院后，法院审理后认定，老王在老李醉酒后将其送回家门口，已经尽到了共同饮酒人的照顾责任，老王不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三：袁某上午11时许请张某吃饭，邀请马某、王某作陪。王某中途离席，袁某同事吴某赶到，参与喝酒。4人喝至下午1时许，马某和吴某有事离开，袁某、张某又到另一桌与3名年轻人喝酒。马某、吴某20分钟后返回时，袁某已经喝醉，3人将其送回居住地后各自回家。下午6时30分许，袁某的亲友见袁某不省人事，遂拨打120急救电话。经医院诊断，袁某系酒精中毒引发脑溢血死亡。袁某家人以4名共饮者过量劝酒，造成袁某酒精中毒死亡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定，袁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明知白酒对其身体有害，依然过量饮用，最终因酒精中毒引发脑溢血死亡，对自身的死亡承担80%的责任；四被告明知袁某有高血压，饮酒时却未及时劝阻，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对袁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按各自参与饮酒的阶段分别承担责任；判决张某赔偿16894元、马某赔偿11263元、吴某赔偿5631元、王某赔偿5631元。

通过上述三案例可看出，在因共同饮酒后死亡产生的纠纷中，法院裁判中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看似相同原因引起的纠纷，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是因国现行的民事法律滞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官对同一类型案例统一裁判尺度的意识，维护法律权威。结合以上三案例，笔者认为共同饮酒人是否构成侵权，如何适用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以及民事责任的范围等方面值得深思。

一、在出现共同饮酒人死亡的情况下，其他饮酒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 笔者认为，共同饮酒后出现饮酒人死亡，若构成侵权，应认定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损害事实，指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不利后果。

2、违法行为，指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

3、因果关系，指侵权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上的联系。

4、主观过错，是指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

在出现共同饮酒人死亡的情况下，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上的联系，是承担民事责任必备要件之一。首先，存在恶意劝酒的行为。如果是非强迫、礼节性劝饮，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为法律、习惯所禁止，一般不宜界定为侵权行为，而如果强迫性劝酒，故意刁难、刺激等方式恶意劝酒，应当认为其存在主观过错，如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其次，明知对方酒量有限或发现对方饮酒后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抑或是司机且饮酒后又必须驾车的，劝酒会给共饮者增添现实的危险性，就超出了善意的界限，从而也就具备了侵犯他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就可以认定侵权。再次，共同饮酒人明确表示其不宜饮酒或明确告知患有某些不能饮酒的疾病，在此情况下，造成人身损害的，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对其劝酒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劝酒者不知道其潜在的重大疾病，在劝了少量酒的情况下，对方突发疾病死亡，此时劝酒者无需承担过错责任。第四，如果共同饮酒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劝酒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应当对其劝酒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总之，共同饮酒人存在主观过错，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最重要依据。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追究当事人民事侵权责任的客观根据之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法学家长期研究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远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地加以解决。在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案例中，在实务中通常是以法医学检验报告来判定共同饮酒人与饮酒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法医理化检验，在饮酒者静血脉乙醇含量达到3.5MG/ML情况下，已达到致死量，即可能因醉酒猝死。饮酒者静血脉乙醇含量未达到3.5MG/ML，一般属于轻度或重度乙醇中毒，因乙醇中毒后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案件最多，各方当事人对此类案件的看法、态度不尽相同，赔偿义务人无不感到非常冤枉。笔者认为，共同饮酒与酒后死亡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情况客观地认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饮酒者饮酒达到致死量，极易引起死亡的后果，即饮酒和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饮酒者饮酒未达到致死量，即乙醇轻度或重度中毒，实务中有以下几种情况：（1）乙醇中毒诱发自身潜在疾病突发死亡。通常不饮酒的情况下，自身潜在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并不易诱发致死，在乙醇因素的介入结合下，共同造成死亡的损害产生，笔者认为在这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乙醇中毒是死亡事实的原因力之一。（2）乙醇中毒后自身潜在疾病突发死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暴病而亡”的疾病当中，主要有冠心病引发突发心肌梗塞、脑出血、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癫痫病等其他疾病。由于现代人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心脑血管疾病等身体潜在疾病已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死亡本是不能抗拒的自然事件。个人因某种病急性发作死亡，属于正常死亡，不属于法律问题。但饮酒者“暴病而亡”，死亡者家属主观上就认定死亡与饮酒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他共同饮酒的人理所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死者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其他饮酒人构成侵权。笔者认为，应根据尸体病理检验结论，在存在上述突发性致死疾病下，如果鉴定结论并未认定乙醇中毒是导致死亡的特定因素，应认定乙醇中毒不是死亡事实的原因，即不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亦不承担过错责任。

二、其他饮酒人在构成民事侵权的情况下，是否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在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某些侵权行为的构成中，法律推定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存在过错，行为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获得免责，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没有过错且不适用其他归责原则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以公平价值对责任进行分配的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的补充，而无过错责任仅是特例。

笔者认为，共同饮酒引起的民事侵权行为，需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即以其他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一般根据和标准，这时还需以饮酒行为和死亡的事实具有民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条件。在特定的情况下，公平责任原则可以适用，即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而法律又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和其它情况，由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实务中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一位“酒友”只劝另一位“酒友”饮用了少量的酒，结果却诱发了对方疾病甚至死亡后果的发生，而劝酒者先前不知其病情，被劝酒者也认为少量饮酒不会发生危险，这种情况下，根据公平责任，可酌情判令劝酒者适当承担补偿责任。

另外，在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情况下，在实务中还应注意“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因为凡是相聚一起饮酒谈心的人，都是关系不错的亲邻、朋友或同事，双方相互敬酒、照顾，不仅是道德上的安全保护义务，也是法定的义务，笔者认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考虑到我国的风俗人情，为社会和谐考虑，应以调解为先，不能生硬判决使当事人双方因此而失去亲情、友情。

三、其他共同饮酒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如何分担民事责任

我国法律没有对其他共同饮酒人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做具体规定，主要靠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的情节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如何分配这项责任，笔者认为，首先共同饮酒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情况下仅对他人因共同喝酒而引发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喝酒是一项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喝酒之前应当预见到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有责任控制喝酒行为，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而其他人的注意义务仅是补充性质的。如果本人对自己的安全义务都不加以注意，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所以，如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喝酒行为不加以控制，就会给社会和自身增加风险，应对因喝酒而引发的后果负主要责任。但是在灌酒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灌酒者明知过量饮酒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而仍然积极实施这种行为，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可认定存在直接故意，灌酒者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共同饮酒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造成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的，其他共同饮酒人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对于其他共同饮酒人未尽到特定情况的注意义务，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两人以上没有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可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第二篇：试论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确定与承担

试论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确定与承担

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由于过量饮酒或不良饮酒习俗造成人身伤亡的事件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赔偿案件也越来越多。在数人共饮致人伤亡的案件中，共饮者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何种情形下承担法律责任？共饮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情况比较复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言毕之。

一、在出现共同饮酒人死亡的情况下，其他饮酒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

笔者认为，共同饮酒后出现饮酒人死亡，若构成侵权，应认定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损害事实，指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不利后果。

2、违法行为，指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

3、因果关系，指侵权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上的联系。

4、主观过错，是指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在出现共同饮酒人死亡的情况下，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上的联系，是承担民事责任必备要件之一。

第一，存在恶意劝酒的行为。如果是非强迫、礼节性劝饮，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为法律、习惯所禁止，一般不宜界定为侵权行为，而如果强迫性劝酒，故意刁难、刺激等方式恶意劝酒，应当认为其存在主观过错，如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第二，明知对方酒量有限或发现对方饮酒后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抑或是司机且饮酒后又必须驾车的，劝酒会给共饮者增添现实的危险性，就超出了善意的界限，从而也就具备了侵犯他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就可以认定侵权。

第三，共同饮酒人明确表示其不宜饮酒或明确告知患有某些不能饮酒的疾病，在此情况下，造成人身损害的，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对其劝酒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劝酒者不知道其潜在的重大疾病，在劝了少量酒的情况下，对方突发疾病死亡，此时劝酒者无需承担过错责任。

第四，如果共同饮酒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劝酒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应当对其劝酒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总之，共同饮酒人存在主观过错，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最重要依据。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追究当事人民事侵权责任的客观根据之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法学家长期研究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远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地加以解决。在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案例中，在实务中通常是以法医学检验报告来判定共同饮酒人与饮酒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法医理化检验，在饮酒者静血脉乙醇含量达到3.5MG/ML情况下，已达到致死量，即可能因醉酒猝死。饮酒者静血脉乙醇含量未达到3.5MG/ML，一般属于轻度或重度乙醇中毒，因乙醇中毒后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案件最多，各方当事人对此类案件的看法、态度不尽相同，赔偿义务人无不感到非常冤枉。

笔者认为，共同饮酒与酒后死亡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情况客观地认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饮酒者饮酒达到致死量，极易引起死亡的后果，即饮酒和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饮酒者饮酒未达到致死量，即乙醇轻度或重度中毒，实务中有以下几种情况：（1）乙醇中毒诱发自身潜在疾病突发死亡。通常不饮酒的情况下，自身潜在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并不易诱发致死，在乙醇因素的介入结合下，共同造成死亡的损害产生，笔者认为在这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乙醇中毒是死亡事实的原因力之一。（2）乙醇中毒后自身潜在疾病突发死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暴病而亡”的疾病当中，主要有冠心病引发突发心肌梗塞、脑出血、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癫痫病等其他疾病。由于现代人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心脑血管疾病等身体潜在疾病已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死亡本是不能抗拒的自然事件。个人因某种病急性发作死亡，属于正常死亡，不属于法律问题。但饮酒者“暴病而亡”，死亡者家属主观上就认定死亡与饮酒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他共同饮酒的人理所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死者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其他饮酒人构成侵权。笔者认为，应根据尸体病理检验结论，在存在上述突发性致死疾病下，如果鉴定结论并未认定乙醇中毒是导致死亡的特定因素，应认定乙醇中毒不是死亡事实的原因，即不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亦不承担过错责任。

二、其他饮酒人在构成民事侵权的情况下，是否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在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某些侵权行为的构成中，法律推定行为人实施该行为时存在过错，行为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获得免责，也就是举证责任倒臵。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没有过错且不适用其他归责原则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以公平价值对责任进行分配的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的补充，而无过错责任仅是特例。

笔者认为，共同饮酒引起的民事侵权行为，需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即以其他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一般根据和标准，这时还需以饮酒行为和死亡的事实具有民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条件。在特定的情况下，公平责任原则可以适用，即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而法律又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和其它情况，由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实务中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一位“酒友”只劝另一位“酒友”饮用了少量的酒，结果却诱发了对方疾病甚至死亡后果的发生，而劝酒者先前不知其病情，被劝酒者也认为少量饮酒不会发生危险，这种情况下，根据公平责任，可酌情判令劝酒者适当承担补偿责任。

另外，在共同饮酒致人死亡的情况下，在实务中还应注意“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因为凡是相聚一起饮酒谈心的人，都是关系不错的亲邻、朋友或同事，双方相互敬酒、照顾，不仅是道德上的安全保护义务，也是法定的义务，笔者认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考虑到我国的风俗人情，为社会和谐考虑，应以调解为先，不能生硬判决使当事人双方因此而失去亲情、友情。

三、其他共同饮酒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如何分担民事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其他共同饮酒人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做具体规定，主要靠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的情节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如何分配这项责任，笔者认为，首先共同饮酒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情况下仅对他人因共同喝酒而引发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喝酒是一项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喝酒之前应当预见到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有责任控制喝酒行为，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而其他人的注意义务仅是补充性质的。如果本人对自己的安全义务都不加以注意，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所以，如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喝酒行为不加以控制，就会给社会和自身增加风险，应对因喝酒而引发的后果负主要责任。但是在灌酒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灌酒者明知过量饮酒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而仍然积极实施这种行为，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可认定存在直接故意，灌酒者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共同饮酒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造成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的，其他共同饮酒人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对于其他共同饮酒人未尽到特定情况的注意义务，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两人以上没有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可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第三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被告人吕才荣及其家属的委托和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担任该起案件中被告人吕才荣的辩护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以辩护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一结果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吕才荣对此也一直后悔不已。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吕才荣，对案件经过进行了仔细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才荣不构成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故意伤害罪。同时辩护人认为：从全案来看，被告人吕才荣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关于定罪方面，认定吕才荣构成故意伤害罪与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属定性错误。

根据《鉴定意见》中所述可见，与被告人行为相关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评价的、受害人的伤害有两处。其

一、“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其

二、“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根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处伤害应当是被告人吕才荣用茶杯打击所致；而第二处伤应当是受害人倒地时与地面撞击所致。

1、关于吕才荣造成受害人第一处伤的事实原因及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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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第一处伤是由被告人的击打行为所致，与被告人用茶杯的击打行为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处伤不应当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头盖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块骨头，打击前额的头盖骨一般不会致死这是常识，何况打击的器具只是10元钱买来的普通的玻璃杯，这种杯子能承受的打击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额的力量，相信这种杯子的承受力侦查机关本也应该可以查明；第二、从鉴定意见对于该处伤的描述来看“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可见这一处伤只是表皮创伤，没有伤及骨头，更不用说该处骨头下面的脑部，这伤口与第一点中所阐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证的，即玻璃杯的打击只是造成了“创口”；第三、受害人最终没有爬起来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脑与地面撞击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击打之后，相隔有几分鈡的时间，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受害人与被告人仍在发生争执。因此从这点看玻璃杯的打击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这处伤，是否可以构成值得刑法来评价的伤害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构成轻伤呢？公诉方也没有先关材料予以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假设公诉方今后补充证据后能证明构成轻伤）、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一行为暂时符合了一个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但是被告人吕才荣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击受害人的呢？有几点不容忽视，第一、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对于被告人劝架这一定纷止争的行为不满，且相隔一段时间后又拦住被告人、质问被告人并首先用拳头击打被告人的头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击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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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难受，„当时我右手正好拿着一只玻璃茶杯，我为了还击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挥手向谢其昌头部砸去„”也就是说被告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击的行为属于是防卫的性质，而且符合手段的相当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应当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这一行为应当是一个表面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时又有正当防卫这一客观阻却事由，使得被告人吕才荣这一打击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因此不应当被评价为犯罪行为。

2、关于受害人第二处伤的与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

“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这一处伤倒是与“原发性脑干损伤及右额、颞叶及左额叶挫伤„”的病理检验结果相互印证的。而这一处伤系“枕部与具有较大接触面的钝性物体（如地面）碰撞所致。”结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实，这一处伤确应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说在客观方面，死亡的损害结果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伤害行为呢？从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过程：吕才荣和谢其昌在被周围的同事拉开后，吕才荣无意与受害人纠缠，走回自己的车子处，受害人又追上来打击被告人，这时被告人吕才荣转过身推着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几步，受害人突然笔直倒下。刑法上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的行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故意伤害行为论处。因此，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是应当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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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法律上的伤害行为。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据监控录像可见，被告人推力的着力点是受害人的腹部，这一力量基本是一个均匀的力量，而不是突发的力量，受害人是在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而且倒地时身体的其他部位竟然无任何防护，倒地时身体呈笔直状，后脑部着地。这一切是矛盾的：着力点是腹部, 不应当最后呈笔直状倒地；已经后退了几步的情况下，对于可能的结果不仅大脑应已有意识，而且身体其他部位本能也应当有所防护动作。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时大脑已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已经处于中风的状况。其二，谢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记录中显示入院是的血压是高压199、低压101，如此高的时压也是中风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脑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死亡也就没有因果关系。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排除这一合理判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的可能。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应当被评价为伤害行为，“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致死亡的因果关系也存疑。然而同时被告人主观上也没有伤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伤害致死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存在混合罪过形式，即同时具有伤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是不愿意与其继续纠缠，没有任何伤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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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这一处脑后伤，不应认定为被告人故意及伤害行为所致，被告人“推”这一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性质。

二、关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吕才荣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

1、本案的发生过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当酌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无端引起，被害人谢其昌与他人发生争执之后，又对于吕才荣这句 “人家是不是看错车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满。于是被害人与他人发生纠纷结束后，又过了十几分钟，无端走到被告人吕才荣处，指责并用拳头击打被告人吕才荣，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才发生争执。

其次，对于最终结果，被害人也有重大过错。双方冲突本已被众人拉开，被告人也欲已离去，受害人仍不罢休，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继续纷争的行为。但到最后出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基于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害人对伤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对于本案的发生被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事发后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应该认定为自首。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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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3、本案被告人家庭经济能力相当拮据，但能主动就赔偿事宜与被害人家属共同努力，尽力使的受害方家属在第一时间获得经济补偿，与此同时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属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家属主动与单位及对方家属联系商量赔偿事宜，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单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属赔偿各项损失近70万元，同时单位保留追偿被告人的权利。再此情况下，被告人吕才荣取得了受害者家属的书面谅解（受害者家属一致请求法院“让吕才荣好好过日子，宽大从轻处理吕才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请法院对此予以考虑。

4、本案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被告人吕才荣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特别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能够如实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态度诚恳，明确表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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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告人自愿认罪”程序审理案件的规定：“对于被告人自原认罪的案件，可以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发前没有前科劣迹，曾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岁就开始工作，同事、群众关系相当好，之前不仅没有过违法犯罪行为，而且热心助人，还曾经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能够通过教育改造，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故意伤害罪” 的，证据不足且证据内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若证明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虑到本案中重轻、减轻处罚的因素，综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对于被告人吕才荣从轻、减轻处罚，给他一个机会，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回馈受害人的宽容、报答家人的不离不弃。

辩护人：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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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河北文安县建设局长率众饮酒致人死亡被免职

河北文安县建设局长率众饮酒致人死亡被免职

2014年07月11日 06:21 央视

央视新闻:7月3日,河北廊坊文安县建设局局长邵俊德率副局长等人接受当地一村支部书记宴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工作日午间饮酒,导致当地一村支部书记张希胜死亡。8日,文安县纪委决定免去邵俊德职务,其他人员停职检查,目前廊坊纪委已介入调查。(央视记者谢宾超)

第五篇：驾车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驾车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驾车致人死亡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其中，故意分故意杀人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可分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和交通肇事罪。首先，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中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下面来讲一个案例来说明驾车致人死亡在什么时候为故意杀人罪。

李某是一个运输司机，一天夜晚，他开着一辆东风牌大货车去外地拉货，在回来的路上，因疲劳过度，不慎将一名妇女撞成重伤，他见四下无人，便将这名妇女拉至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后驾车逃走，这名妇女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李某被法院判为故意杀人罪。

我国刑法规定：由于自己的行为而引起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排除这种危险状态或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如果行为人能履行而不履行这项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则要担负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而这种犯罪在主观上表现为间接故意。李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本应立即报告交警部门，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这是他负有的特定义务。但李某却将伤者抛在树林，弃之不管，对她的死活漠然视之，致使伤者未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造成严重的后果。李某此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已经从过失转变为间接故意。就由交通肇事罪转为故意杀人罪。

其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醉酒驾车中行为人醉酒后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原则上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交通肇事后为逃避责任，将受害者隐匿而致人死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撞伤人后，又故意轧死人或挂带人逃跑而致人死亡、伤残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杀人（伤害）罪数罪并罚。

再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

（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

1、行为人具有致人死亡的行为；

2、客观上必须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

3、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四）本罪在犯罪主观上的表现为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种，该过失是针对死亡结果而言。

过失致人死亡罪在驾车致人死亡中表现为因疏忽大意发生重大事故，如实习司机初次开车就因操作不当误撞他人，导致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可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最后，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交通肇事罪构成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人只要从事对机动车驾驶的，均可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2）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如果行为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则应按《刑法》的其他有关条款定罪量刑。（3）行为人必须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违反交通运输法规”，是指违反国家有关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4）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事故，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驾车致人死亡若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过失且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的话以交通肇事罪论处，若主观方面为故意的话可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最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