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
近些年，我国交通肇事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不断增高。最近几年发生的交通事故约77万起,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近11万人,受伤人数近60万人,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由于一部分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驾车逃逸，导致许多本来可以生存下来的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身亡。
现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在司法实践中的范围界定和定罪处罚予以探讨。为了保护被害人，也为了进一步有效地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新刑法对“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做了规定。
现将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作一粗浅探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概述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刑法》新增设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因为《刑法》的这一新增条款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具体含义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使得这一条款从一出现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争论的焦点。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5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关解释（《解释》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但是，《解释》的出台并没有使“因逃逸致人死亡”含义得以明确，反而由于其规定与刑法理论协调不一致而使该法条的合理性备受怀疑。所以，明确“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犯罪构成和行为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理论界争议较大，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在出现交通事故后，被害人受伤严重但并未死亡，如果抢救及时，可以挽救生命，但由于行为人不积极采取救护措施，逃离事故现场，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的行为[1]。继而有的学者主张该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放任的态度，但这是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应定交通肇事罪[2]。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述，认为逃逸行为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属于罪后表现，所以不能以其犯罪后的态度而改变起前行为的罪过形式。其罪后逃跑引起被害人不能抢救而死亡，可作为从重情节考虑[3]。更有学者认为，逃逸行为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自然延伸，因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4]。其他学者
进而论述，该种情形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行为人的行为致人重伤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二是由于逃逸行为出现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加重结果，逃逸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因果关系，是发生了基本构成以外的基于间接故意的加重结果，因而成立结果加重犯[5]。
第二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只适用于行为人肇事后逃跑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不包括故意（包括间接故意或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显然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如果逃逸过程中对致人死亡持故意，则成立另一个独立的犯罪，不能适用上述规定以一罪论处，而应实行数罪并罚[6]。
一、交通肇事罪与“因逃逸致人死亡”
(一)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和主要特征
1、交通肇事罪的概念
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违返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交通肇事罪的主要特征
(l)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2)本罪主体方面是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3)本罪客观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交通运输安全。
(4)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第5条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
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那么，这一解释是否准确?笔者认为，从交通肇事罪客观方面来看，对因果关系的界定不准确。这一解释是直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作出的，未涉及行为人对于因不救助而引起死亡的主观罪过问题。而从因果角度来看，该解释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设计了一个因果链条，整个因果链条表现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得不到救助—死亡。分析一下这个因果链条可以发现，逃跑是得不到救助的原因，得不到救助是逃跑造成的结果，似乎这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不逃跑，就一定能够得到救助;如果逃跑了，就一定得不到救助。然而司法实践能够证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必然的联系。有时候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即不逃跑，也不救助伤者，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没有逃跑，但伤者却没有得到救助。也有时候，肇事者先将伤者送往医院或者拿钱委托他人将伤者送往医院，然后自己再逃跑。这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跑了，但伤者却得到了救助。可见，《解释》把逃跑界定为得不到救助的原因是不准确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刑法第133条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把逃逸界定为死亡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逃逸本身不可能致人死亡，致人死亡原因是肇事行为和不救助行为。因此，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应着重强调致人死亡的原因不救助就够了，不必再强调其它原因。应该表述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情形。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
按照刑法第133条和《解释》的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不论其主观上对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结果是持故意态度，还是持过失态度，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适用刑法第133条第三档定刑，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来说，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情形有三种:第一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第二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对被害人伤情没有明确的认识，轻信被害人伤势不重不会死亡，即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过失的，实际上被害人伤势较重，由于行为人未及时救助而被害人死亡。第三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被害人伤势严重，不及时抢救就会死亡，却不履行救助义务，而故意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结果被害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解释》对第一种情况作了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以故意杀人罪处罚。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如果按照刑法第133条和《解释》的规定只能是交通肇事罪(结果加重犯)。那么，第三种情形，究竟应不应该定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不应当定交通肇事罪。而应定(间接)故意杀人罪。理由如下;
1、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待危害结果态度只能是过失的。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行为的态度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过失的，但对于危害结果的态度不能有故意的内容，只能是过失的。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这是没有争议的。既然如此，行为人对待交通肇事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当然只能是过失，而不能是故意。行为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故意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就不应再定交通肇事罪。
2、交通肇事行为和不救助行为(不作为)是致人死亡的原因。交通肇事后，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致使伤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这是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当然不能把死亡的结果归结到交通肇事案件中去。更不能把行为人对结果所持的态度归结到亨通肇事行为上
3、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所持的放任态度，是在交通肇事后产生的。交通肇事发生前，行为人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时，主观上对可能发生危害后果(致人死亡)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己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当致人重伤的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不实施救助行为而逃逸的时候，才对伤者的死亡产生了放任的态度。这种放任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害怕负刑事责任和赔偿，也可能是因为漠不关心他人的生命。行为人放任伤者死亡的间接故意根本没有对交通肇事行为起支配作用，因而，不能把死亡的结果归到交通肇事罪中去。
4、因不救助致使伤者死亡的，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因为，按照理论上的通说，结果加重犯只有三种:一是基本犯是故意，加重结果也是故意;二是基本犯是故意，加重结果是过失;三是基本犯是过失，加重结果也是过失。分析这三种结果加重犯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罪过性质只能低于或等于基本犯罪的罪过性质。但交通肇事后不救助伤者，放任伤者死亡的案件，行为人对死亡的罪过性质，显然己超过了交通肇事罪的罪过性质。因而此种情况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而只能将放任伤者死亡的情形，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
5、如果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量刑，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按照第三档量刑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故意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所以量刑差别较大。如果把上述第二种情况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更不利于打击这种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按照刑法和《解释》将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伤者死亡的案件一律按交通肇事罪论处，是不正确的。
三、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建议
新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对于第三档法定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过于含糊，从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交通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泯灭良心和道义，不履行救助义务而驾车逃逸，使许多本来可以生存下来的被害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交通肇事案件因肇事者致人伤害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实际上案件的性质己经发生了转化。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得这类行为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罚，实为不妥，致使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产生困难。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仍未能圆满地解决此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对刑事立法失误予以弥补。如果“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在刑法或《解释》上不能正确界定，将使人民法院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的被告人不能处以相应的刑罚，也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不仅不能有力打击这一方面的犯罪，而且还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定性困难。笔者建议立法将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伤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案件，分两种情形处理:如果行为人对待死亡结果，主观上是过失的，定交通肇事罪(结果加重犯);如果行为对待结果，主观上是(间接)故意的，定故意杀人罪。
第二篇：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
来源： 作者： 日期：07-03-0
2交通肇事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司法实践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据以定罪量刑的结果也往往不相同。因此，往往对同一犯罪情节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互相渗透着矛盾的观点。笔者试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对这一规定进行简单的分析，对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如何定罪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如何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当前，在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条文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被害人受伤严重，但并未死亡，如抢救及时可能挽救其生命，但由于行为人不采取积极的救护措施，并逃离事故现场，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的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也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的情况，就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的规定。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在这里显得非常关键。因此，客观的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对如何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以及就此类案件如何定罪就显得非常重要。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作为该罪的核心。其潜在的含义是指过失犯罪。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肇事后果。然而，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不断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故意行为可以转化为过失行为，过失行为也可以转化为故意行为。随着主观心理态度的变化，行为的性质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因此，在处理“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时，就要特别注意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及其变化情况。尤其要注意查明行为人肇事后对自己交通肇事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因而，笔者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在理论上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行为人将人撞伤后逃逸，被害人死亡，主观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行为人因逃逸过失致使受伤者死亡。这种情况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后，误认为被害人没有受伤，或者只受轻伤，凭自身经验武断地认为不会出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从而逃逸，致被害人死亡；还有一种情况，即行为人肇事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后逃逸，致被害人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这两种情况，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抱有侥幸心理，过于自信，因而成立过失的罪过，即过失致被害者死亡。
2.行为人肇事致人重伤后逃逸。在当时情况下，行为人认识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会因伤而致死，但是为了立即逃离现场以逃脱罪责，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采取听之任之，放任的态度。也就是行为人既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同时也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罪过形式就是间接故意。
3.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罪责，毁灭罪证，故意将被害人移至丛林、沟壑等不易
被人发现的地方，而后逃逸，使被害人失去被抢救的机会而引起死亡。也就是行为人明知被害人若不及时救助，必然会出现死亡的结果，却为逃脱罪责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对于这种必然的情形，行为人对救助责任的不作为构成直接故意犯罪。
（二）行为人发生交通事故，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二次肇事问题。这种情况，行为人在主观上会有以下几种罪过形式。
第一种，即行为人在第一次肇事后，又以同样的过失继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进行逃逸，对先前违反的注意义务明知故犯而造成第二次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受伤者死亡的罪过形式符合间接故意的要求。
第二种，即行为人在第一次肇事后，为逃脱罪责在驾车夺路逃跑时，不顾他人安全而撞轧他人致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构成直接故意。
二、从司法实践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这类案件只是简单地以交通肇事或者故意杀人罪去定罪处罚是不够准确的。因此，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的定性，应当根据行为人逃逸时的主观罪过形式及逃逸过程中的客观行为予以正确的分析认定。
（一）行为人将人撞伤以后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应根据行为人不同的罪过形式予以定罪处罚。
1.对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因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只要有证据能充分证明行为人不知道逃逸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没有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即不具备间接故意杀人主、客观条件的，均应按交通肇事定罪处罚。
2.交通肇事后被害人伤势极其严重，以至生命垂危即使行为人及时抢救也不能挽回其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为逃脱罪责驾车逃逸，而被害人最终确已死亡的，对于这类案件，笔者认为应当认定该行为只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处罚。而应根据第二款，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后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来定罪量刑。
3.行为人因交通肇事后逃逸。在当时的情形下行为人明知其逃逸后被害人受伤严重有死亡的可能，却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案件，应视不同情况分别定故意杀人罪或以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二罪并罚。
4.行为人肇事致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故意将被害人移至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致被害人死亡的，对此行为应以直接故意杀人罪定罪。
（二）在处理二次肇事案件时，由于行为人对第二次肇事结果有故意和过失的不同心理，我们应分别考虑。
1.“因逃逸致人死亡”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表现为同种数罪的情况。比如行为人交通肇事
后，或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害怕巨额的赔偿费用，以至于匆忙逃跑，至此行为人已触犯了一个完整的交通肇事罪。此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违反交通法规，又致他人死亡，重新又构成一起完整的交通肇事罪。由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均是过失犯罪，客观方面均是肇事行为，先后两次肇事侵犯的客体相同。刑法理论上将这种情况称为同种数罪，按照数罪理论和司法实践同种数罪不宜并罚，应在该罪法定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
2.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为夺路逃跑，不顾他人安全撞轧他人致死的。如果行为人先前的肇事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应对其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并罚。如果行为人先前的肇事行为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则只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驾车逃跑，在逃逸过程中对撞轧多人致一人或数人死亡。笔者认为，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放任另一种肇事结果的发生，对于这种间接故意的二次肇事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按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罚。之所以这样认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就是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实施了用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4.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重伤。此时，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而驾车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此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肇事又致第二次肇事的被害人死亡。对这种案件，笔者认为，行为人第一次肇事造成重伤等危害结果，已成立交通肇事罪。后又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这种阶段上行为又成立故意杀人罪。此时应对行为人进行二罪并罚。因行为人对二次肇事有间接故意和过失之分，我们应分别处理。第一、如果行为人的第二次肇事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应将前二罪的并罚结果与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再进行并罚。第二、如果行为人的二次肇事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或交通肇事罪的，仍应依据数罪并罚的理论进行并罚。
第三篇：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作者：裴宇琼 主任律师
交通肇事罪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本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是公共安全的一个方面。
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表现在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包括几个方面：（1）行为人必须处在从事交通运输活动中或者与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有着直接联系；（2）行为人必须是在交通运输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3）必须是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情形，依照刑法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要是交通运输人员，也可以是其他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致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在前文中，武汉交通事故律师韩飞（预约电话1398-6149-448）阐述了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理解，今天再来说一下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相关规定。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规定：
一，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失，交强险的承保保险公司在十一元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即交强险对死亡伤残的赔偿额度为十一万元。
二，上述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不仅仅局限于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赔偿，而且还包括丧葬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项目的赔偿。
三，如果机动车事故车辆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则上述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由十一万元降为一万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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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交警大队连续作战成功侦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件
遂昌交警连续作战成功侦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件
2月26日下午，交警大队全体参战人员在副局长、交警大队长邓建平，教导员金存序及大队班子成员的直接指挥和带领下，按照处置交通事故预案的要求，通过处置部门、中队和事故处理中队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和通宵达旦的工作，历经36小时，冒风雨，顶严寒，连续作战、攻坚克难、缜密侦查成功侦破“2.25”交通肇事逃逸案，抓获肇事嫌疑人罗某某，现已被遂昌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肇事车辆已被暂扣。
一、老妇凌晨推车卖菜遭横祸
2月25日5时30分左右，天仍是很黑。遂昌交警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遂昌县古院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老妇女倒在公路边上，可能是交通事故。值班民警范沈斌等迅速赶赴现场经勘察：现场发现一名老妇女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人力三轮车被撞翻、蔬菜散落一地。现场同时还留着一些摩托车的仪表盘、前大灯、转向灯碎片或散落物。经“120”确定，伤者已经死亡，经初步勘查，散落物基本上是肇事车辆在发生事故后留下的，但人、车均已经逃逸。死者今年80多岁了，家就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个村，凌晨用三轮车拉着菜准备到县城卖，不料在路上出了这样的事。
二、迅速启动预案展开排查
值班民警迅速将事故情况报告至大队领导。邓建平副局长、李波副大队长等领导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察，鉴于发生重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危害性、影响性，及时启动重大交通肇事逃逸预案处置预案。制定排查侦破工作方案，设置走访排查统计表，预案工作组由邓建平副局长担任总指挥，李波副大队长任专案组长，大队班子成员分别成立工作小组。当日上午8时集合完毕，召开了第一次案情通报会和侦破部署会，并迅速作出安排和部署，要求大家统一思想，全力以赴侦破该案件，将70余名警力迅速分成现场勘察组、调查取证组、走访排查组、视频排查组、协查宣传组、车辆排查组及后勤保障组，立即全身心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中。
三、明确重点分工细致排查
鉴于在事故现场肇事车辆遗留的散落碎片少，起决定性确定车辆类型的条件并不充分。民警和修理摩托车师傅一起认真鉴别，细致对比，初步确定为一辆红色的大阳125系列的男式二轮摩托车。刑侦技术人员固定了现场留下的相关证据。梳理汇总全县该类型的摩托车，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印制悬赏通告并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发布，突出重点区域在妙高镇的东峰村、后江村和三仁乡等乡镇，重点对摩托车修理店、医疗诊所、农户、工厂等进行排查，一张查缉大网瞬时拉开。
四、攻坚克难连续作战
任务目标明确后，全体参战人员按照工作小组的职责，大队领导带队深入事故现场周边的三仁乡、妙高镇的村庄、医院、诊所，对菜市场及存在早班交换的工厂单位展开走访和排查，张贴悬赏通告。期间，副局长邓建平等大队领导亲自带队，冒雨展开走访排查工作。25日下午又召开案件侦破工作分析会，传达县局政委王坚兵的指示精神，要求整合力量，按照侦破命案一样全力侦破该案。专案组同时认真汇总梳理各组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的薄弱的环节，多方下手，为次日的侦破工作明确方向及任务。又决定在26日上午5时开始，对事发现场进行设卡调查，询问这个时段经过的人员，积极寻求线索。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展开排查侦破工作，大队各中队迅速响应，对各自辖区开展细致排查。全体人
员共走访30余个行政村，60余个医疗点，50多个摩托车修理点，排查核对500余辆摩托车，走访群众1500余人次，张贴悬赏通告近200份。调取道路监控10余个，分析查阅视频资料近6个多小时。
五、36小时成功抓获肇事嫌疑人
2月26日下午4时许，经过缜密排查和努力细致工作，锁定遂昌县新路湾镇某村的罗某某，现年19岁未取得驾驶证，并将其成功抓获，缴获肇事的摩托车，距案发到侦破仅用了36个小时。罗某某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并交待了整个过程。事发当天他骑摩托车准备到遂昌接人，在撞倒三轮车和老人后由于害怕赔偿等因素，趁着天黑拉起摩托车就往回骑，在半路选择了一条新路逃回了新路湾老家。
至此，“2.25”交通肇事逃逸案成功告破，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此案在县局、大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通过相关乡镇党委、政府，村两委领导，县局刑大及广大参战民警、协警的共同努力下，在极短的时间侦破了一起影响恶劣、社会覆盖面广的案件，有效的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沉重打击了交通肇事逃逸的嚣张气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罗某某撞倒老人不相救，而是费尽心思地逃逸，担误了伤者最佳救命时间导致死亡，着实让人唾弃和愤慨。同时也再次验证，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抢救伤者赢得生命，尽最短时间报警赢得宽大处理，但费尽心机逃逸将是“徒劳”，就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罪加一等，等待罗某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第五篇：关于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在非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如何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２款已有明确规定，即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确定为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更符合法律原理和立法精神。
一、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行为。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即主要在乡村自行修建的道路、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住宅楼群道路、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以及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虽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征，但这些非道路同样是公众经常出入的地方。在这些非道路上行驶，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同样会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带来危险。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侵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公共安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因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推断，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由于我国刑法分则未规定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何罪，所以，可将这种犯罪归类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行为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科学笔者认为，对在非道路上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过失致人死亡罪更科学，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规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表面上看似无不妥，但此罪侵害的客体是人的生命，与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侵害公共安全这一客体比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其首先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在这种公共安全下才对特定人的生命产生侵害；而过失致人死亡罪，其首先危害的就是特定人的生命。其次，从刑法立法精神来看，在非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以及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均应构成同类犯罪，而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却规定分别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事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的三个罪，分别侵犯了两种不同的客体，即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客体是公共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而在一般情形下，由相同的主观因素，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侵害同一社会秩序，只不过造成了多种后果，所以应定一罪为宜，而不宜在不同的客体分别定罪。第三，从处罚结果来看，司法实践中对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交通肇事罪中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形的，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情形的，才“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两罪的量刑幅度看，对非道路交通肇事犯罪，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很显然，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这对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的肇事者来说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是不公平的。但是，以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它的量刑幅度则和交通肇事罪基本一致，即“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最低刑种也是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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