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第一篇：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浙江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一案第一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多次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XXX，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调查。现在，本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为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冯天翔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无异议。同时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在发表的公诉词中认为被告人XXX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

二、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的被告人XXX贩卖毒品交易数量和次数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与XXX之间的毒品交易，从现有的证据和经庭审调查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明显是一起公安机关设套子抓捕，既诱捕。辩护对抓捕程序并无异议，但认为所设之套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经历，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被告人XXX在被抓获当日，其随身携带的毒品不得计入贩毒总量中；

三、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X还具有以下依法从轻和酌定从轻情节。

1、被告人XXX具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被告人XXX归案后除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实外，还具有对他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进行检举揭发的行为。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XXX检举他人犯罪的事实在查实后，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期刑事责任。

2、被告人XXX自愿认罪，依照两高一部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XXX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4、因被告人XXX的贩毒行为只是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带毒品，其犯罪主观故意模糊，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贩毒分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公正判处。

谢谢法庭

辩护人：

XXX年 月 日

第二篇：《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案情简介：2010年1月11日，陈某某在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附件以人民币39万元购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击民警当场抓获。2010年7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0年9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某某服从判决，不再提出上诉。

陈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一审辩护词(前略)

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多份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因其在诸多重要情节上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存疑，无法确认属实，不能据此认定陈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陈某某认罪的供述，并据此认定陈某某承认贩卖毒品的事实。然而，经辩护人当庭认真查看该五份供述的具体内容，发现第二份口供与第一份口供的录取时隔不到两个小时。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签字笔把第二次讯问的地点修改为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自始至终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字或手印予以确认。特别是，除了手动修改的审讯地点不同之外，这两份供述的内容甚至是标点符号都一样。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陈某某所述：“第一、二份认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下的供述，却要同时签两份。”这在公诉机关提交的第四份“认罪供述”中“审讯的侦查人员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得到印证。被告人陈某某只在刑讯逼供下认过一次罪的事实。

同时，辩护人还发现在第三、四、五份认罪供述中，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对讯问笔录内容予以确认属实的签名或手印，侦查机关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则丝毫没有提及，无法判断这两份供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再者，讯问全过程应当有录像进行监控，而对于被告人陈某某是否拒绝在供述上签字盖印，侦查机关也没有提供讯问现场的录像资料予以证实。

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陈某某进行有罪推定的侦查思路，并人为地促使口供的内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拢，违背了调查取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排除侦查机关是为了补全证据而自导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认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讯问笔录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情况，真实性受到严重的质疑，不能作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据。

（2）证人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存在主体不清、证据来源不明、内容雷同等问题，并与侦查机关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相矛盾，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瑕疵，难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看，仅提交“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却没有任何关于“周某某”和“张某某”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两份证据明显存在严重瑕疵，没有证据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张某某”如《询问笔录》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为伏击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证言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欠缺可靠性。

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看，两份证人证言所作的陈述基本雷同，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两份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侦查机关有“先定罪再找证据”的可能。

从“周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公安机关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的内容比较看，周某某提到当时将陈某某抓获时，是经过一轮搏斗才将陈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反映陈某某“在抓捕过程中并没有反抗、逃跑、阻碍等行为”，而民警张某某的证词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击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实的陈述。

而且，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到，在陈某某乘坐出租车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对面时，两民警见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车旁将一袋东西交给车上的陈某某，出租车驶离后，却未对该中年男人进行跟踪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陈某某；对中年男人交给陈某某一袋东西这么明显的行为情况下，两民警丝毫不动声，却在陈某某独自走出小区时才抓捕，“高老”和“黑鬼”双双缺席的这场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诱”的钓鱼执法呢？（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之外，居然没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不符合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和规则。伏击民警抓捕被告人陈某某的地点是在白云区机场路北区供电局门口。根据该位置所处的地点看，是一个车辆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时间是晚上23时许，这个时间段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并不少。但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外，却没有任何第三人比如当时在附近的路人、小区居民、出租车司机等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办案的程序和规则。

（4）现场勘验笔录、犯罪现场和搜获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明显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公诉机关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合证据运用规则，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陈某某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使用。

三、被告人陈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证性，如果从证据的角度来考虑，充其量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来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号】《纪要》“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的规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针对客观上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说明毒品的来源和流向，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从该立法意图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属于补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规定的罪名。

本案中，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目前查明的证据充其量证明被告人陈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对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对于毒品的真实来源、交易的对象，公诉机关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贩卖毒品罪的主要事实，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从证据的角度考虑，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充其量只满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篇：《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广东金际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ΧΧ的委托，指派高焰民律师担任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接受委托后，我详细查阅、认真分析了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通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参考和采纳。

一、被告人杨Χ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1、起意贩毒的不是被告人

是因为吸毒者的朋友曾思永举报，曾ΧΧ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主动提出犯意引诱，要求购买毒品。

2、购买毒品的资金是由“总部”提供的，出售毒品的收入全部要交给“总部” 3、被告人实际上没有从贩卖毒品中获得任何收益

被告人杨ΧΧ仅负责收取了毒资50元，要上交给“总部”以后，才能得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我的那份还没赚到。”（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毒品的来源及销路，即交易毒品的上线和下线、交易地点均不是被告人联系的，也不明知毒品交易的数量是多少

货的来源都是“总部”的，我不清楚是从哪里整来的。买家找“总部”买货（“白粉”），“总部”告诉我见面的地方。（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P3）。我不认识他（购买毒品的男子）（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被告人完全是受“总部”安排、引诱、利用、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

“总部”许诺以百分之十的提成引诱、利用被告人。2012年11月24日“总部”找我通知我有活干。直到晚上22时左右我接到“总部”的电话，叫我到华新住宿那条巷子，见买家收钱。是“总部”告诉我这样干的（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2、P3）。我和肥仔都是为“总部”打工，“总部”安排我在贩卖毒品中负责收钱，而肥仔负责出货（白粉毒品）（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

由此可见，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被动、被支配的地位，仅起次要、辅助的作用。依据2008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杨文琦系本案从犯。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在量刑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本案存在特情侦查（犯罪引诱）

毒品犯罪具有相对的隐蔽性，正常情况下，难以轻易人赃俱获。特情侦查又称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协助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动、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一般情况下，侦查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其目的是证实和查获犯罪，而不是在侦查中制造犯罪。而在贩毒等犯罪行为中，特情侦查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

本案存在诱惑侦查非常明显。曾ΧΧ是吸毒者的朋友，出于对贩卖毒品者的憎恨，向公安机关举报，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是举报人曾ΧΧ主动提出了犯意引诱，打电话给“总部”，要求购买毒品。被告人杨ΧΧ不认识曾ΧΧ。受“总部”引诱、指使，被告人涉世不深，为了蝇头小利，仅这一次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侦查机关利用了举报人曾思永充当“诱饵”（俗称“特情”），实施犯罪引诱。便衣民警在附近守候，（见2012年11月25日《第一次询问笔录》P2、《第二次询问笔录》P2），正是由于曾ΧΧ的配合、引诱，结果，公安机关轻易地人赃俱获。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布置“犯意引诱”，本欲抓捕贩毒分子“总部”，最后却使被告人落入法网。为何如此？是因为“总部”（30岁）自己老谋深算，不出面进行毒品交易，而是在背后通过电话遥控指使被告人（20岁）。被告人并无贩毒经验，在“总部”安排、指使下，第一次前去收取毒资。

2008 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了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依据该《座谈会纪要》第六条，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明确了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行为属于禁止的违法行为。

据此，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对“总部”的“特情侦查手段”属于“直接特情引诱”，而对被告人则属于“间接特情引诱”。被告人此前并没有参与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因公安机关利用曾ΧΧ对“总部”的“特情引诱”，再加上“总部”的安排、指使，导致受特情引诱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又引起本没有犯意的被告人第一次实施收取毒资的行为。被告人原本清白，后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主观意图是在外在特情引诱和犯罪嫌疑人“总部”的安排、指使下而产生的，虽主观上有过错，同时其又是受害者。因此，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起因、情节、特情引诱这一侦查手段，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涉案毒品处于被监控状态，没有流入社会，未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害，其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案属于特情引诱犯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该起毒品犯罪是公安机关利用特情引诱破获的,涉案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从最初的联系、交易、一直到抓获都是受到监控的，涉案毒品完成了交易以后，即被等候的公安民警人赃并获, 涉案毒品不可能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被告人仅负责收取毒资，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杨Χ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如前所述，杨ΧΧ系本案从犯。同时根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1）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辩护人认为，以下犯罪情节，可以说明被告人情节轻微—

1、在主观上，被告人帮“总部”收取毒资，是被动而为，而非主动。

2、在客观上，被告人只实施了收取毒资的行为。

对于整个贩卖毒品的过程而言，被告人并未参与整个贩卖过程，而仅仅参与实施收取毒资这样一个环节。说明被告人只是一个帮助犯，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用很小。

3、涉案毒品数量很小，毒资很少。

4、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被告人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涉世不深，初中未毕业即辍学，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认识到贩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在本案中被告人既不是毒品的拥有者，也不是买家或卖家，更不是贩卖毒品的组织者、策划者，不是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没有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

被告人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本次犯罪是初犯，是因法律意识淡薄、年轻、幼稚，受到“总部”的引诱、利用、指使所导致。被告人本次犯罪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犯罪引诱的情况下，根本不明知他人存在犯罪引诱，不存在预谋已久，不存在临时起意，次数少，仅仅是这唯一的一次，就被抓获。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仅仅是收取50元的毒资，实际上没有为自己谋取到任何经济利益。所以，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较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不存在以贩养吸，其尿液检查为“阴性”。所以法院对其量刑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五、被告人杨ΧΧ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从多份讯问笔录、检讨书等可以看出，被告人自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起，到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直至今天法庭审理时，被告人自始自终都是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自愿认罪，真诚悔罪，且前后多次供述稳定、一致，既不反复，又未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并明确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永远不再触犯法律，请求律师向法院转达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意愿。其积极、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坦白。这一自愿认罪、诚恳悔罪的表现，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并且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被告人以前由于对法律的无知，主观上对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严重匮乏，被告人当庭的悔罪表现深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尽管所涉及的罪名属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其行为本身产生的社会恶果较小。并考虑到被告人已被羁押近五个月，惩罚的目的已经达到，为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恳请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对被告人杨ΧΧ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依据我国《刑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第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考虑！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法院判决】经过高焰民律师的成功辩护，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个月！【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四篇：贩卖毒品罪办案总结

贩卖毒品罪的办案总结

青岛周海滨律师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目前常见、多发案件，其中贩卖冰毒（甲基苯丙胺）案件是其中最常见的案件，笔者多年来办理多起毒品犯罪案件，其中不乏涉案数量近2000克冰毒的重大案件。现将贩卖冰毒案件的有关问题总结如下：

一、关于贩卖毒品（冰毒）罪的量刑

（一）基本量刑

1、刑法基本规定：

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47条，根据该条规定，基本量刑分如下几档：

（1）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于贩卖冰毒来说，主要指：贩卖冰毒50克以上；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犯罪；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问题提示：人们较为关心的是实践中多少克可以判处死刑的问题，该问题待后面陈述。

（2）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贩卖冰毒来说，主要指：贩卖冰毒10克以上不满50克的情况。

（3）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贩卖冰毒来说，指贩卖冰毒不满10克。（4）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该问题，刑法条文规定的不具体，只是在347条规定，不满10克但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到七年。但对于什么是情节严重并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对此做了规定，指出贩卖冰毒7克以上不满10克，判处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二）、贩卖冰毒死刑问题及辩护角度

对于贩卖冰毒判处死刑的问题，毒品数量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要结合刑法规定的其他要素来综合决定。实践中，对于贩卖冰毒案件，一般是把握在三、五百克以上（有地区甚至更高），考虑判处死刑。但并非绝对，比如贩卖冰毒刚刚超过50克，但有刑法347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仍然可以考虑死刑。

作为律师，在贩卖冰毒案件死刑辩护时，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进行辩护：

（1）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

（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

（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

（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

（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二、贩卖冰毒案件常见的辩护角度

1、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只是靠言辞证据定罪。

贩卖冰毒案件，往往是只有交易双方秘密交易且早有防范，所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就是获取贩毒者和购毒者的口供，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就是凭借买卖毒品的双方的供述来定案的。作为律师，在阅卷时就要严格审查买卖毒品双方的供述是否完全一致，口供之间无矛盾之处，言辞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矛盾，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问题。

对于只是凭借买卖毒品的双方的言辞供述来定罪的案件，律师需要积极与法官进行沟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其实，如果一个案件只凭借言辞证据定案，尤其是买卖毒品双方的口供存在瑕疵的情况，法官在量刑时也会考虑的。

2、是否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根据法院的审判精神，以贩养吸是会酌情考虑的。作为律师，就要特别留意被告人是否是吸毒者，是否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3、是否存在公安机关“特情介入”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即通常讲的“钓鱼方式”，在抓住某被告人之后，让其以购买毒品的名义来抓获其他贩毒者。对于以这种方式被抓获的被告人，律师要特别注意，要仔细阅卷审查被告人在该次贩毒中的犯罪事实，如果确实存在“犯意引诱”、“数量引诱”，法院在量刑时会予以考虑从轻处罚。

4、是否存在“立功”情节

在毒品犯罪中，被告人被抓获后，是存在着立功机会的，即协助公安抓获其“上家”或“下家”。是否认定立功，按照《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遵循以下原则：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5、在共同犯罪中，是否为“从犯”。

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6、毒品含量问题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的结论。该意见为律师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辩护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同时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毒品含量极少的，律师可在辩护意见中建议法院量刑时酌情从轻考虑。

7、是否认罪、是否是初犯、是否是未成年人、贩毒次数、是否累犯等。

三、笔者案例：贩卖冰毒2000克，判处无期徒刑。

以下为笔者办理案例：王某某贩卖冰毒近2000克，从法律规定来看，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的。

笔者接受委托后，立即查阅了卷宗，发现了两个重要问题：

1、对于涉案毒品，并没有毒品含量鉴定，而根据相关规定，毒品死刑案件是要求要有毒品含量鉴定的；

2、王某某在前几次贩毒过程中，属于从犯。

通过上述分析，因为没有含量鉴定，不判处死刑是有可能的了。下面就面临这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两个选择了。

这里面有个技巧，法官当庭询问律师的量刑意见，在我已经作出我的当事人可能会判处死缓或无期的判断的时候，我该如何回复法官呢？我要求法院如何判处我的当事人呢？

经过思考，我提出要求判处有期徒刑。我明知这不可能，但我仍然要这样提。因为我是在为了争取判处无期徒刑做准备。

案件最终宣判了，我的当事人作为第二被告贩卖冰毒近2000克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这里面还得“谢谢”第一被告，因为第一被告比我们严重很多，因为没有毒品含量鉴定，第一被告被判处死缓，我们作为第二被告也就成了无期徒刑。

周海滨律师简介：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同时具有文学学时学位，为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部主任，同时为青岛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友情联系***.邮箱zhouhaibin1975@163.com

第五篇：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欧阳林律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欧阳林律师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进行辩护，通过查阅案件、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前面两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鉴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动中所从事的行为和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其他被告人，辩护人补充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动的经营主体，其与被告人罗某系雇佣劳务关系，是在罗某指令下进行的劳务行为，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从事上述行为。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庭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罗某从事屠宰点的清洁、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为屠宰点的一名员工，服从屠宰点老板的安排是其职责，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点老板决定，被告人袁某没有从事生猪的收购工作、也没有从事猪肉的销售工作，其从事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均是执行屠宰点老板的指令。他的这些行为是劳务行为，而不是分工负责行为，是被动执行而不是积极参与的行为。“经营”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对任一经济实体，只有经管办理的行为才是经营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是否收购生猪、收购生猪的价格、数量、收购生猪行为以及决定猪肉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是经营行为，而现场清洁、看护、记账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从事经营活动，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润，主观上缺乏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

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罗某并在其的屠宰点打工，每月工资1200元，无奖金，更无分红。被告人袁某未谋取非法利润，也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袁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工作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综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仅是一个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其不具备经营者身份，也未实际实施经营行为，更未谋取非法利润，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3、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经营数额5233.44万元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方面。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被告人不确定的供述认定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为1200元，证明力明显不足。（2）转卖生猪的数量上。公诉机关在缺乏被告人具体转卖生猪数量的证据情况下，单纯采信被告人万某估算的每天转卖15头生猪的口供，径直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这一推定显然证据不足。纵观本案在整个案卷材料，所有证据中关于转卖生猪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辩护人对相关供述做如下简要摘录。被告人罗某2012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22页】“你们一共卖过多少次猪？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比较频繁，大约一个星期会卖四、五次猪，每次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讯问笔录【见卷三第112页】“这些猪是否全部被你们宰杀了？大部分会杀掉，有一些特别肥的、大的猪没人要，他们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4页】“你们收购的生猪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销售？大部分会杀掉卖了，少部分比较肥的没人要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你们一共卖了多少次生猪，每次卖多少头？这个不好说，有时一次卖几头，有时一次卖二十多头的时候都有，卖了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你估算下大约卖了多少头生猪？我估计平均每天能卖15头生猪，一年能卖5千头左右。”从上述摘录笔录中可以知道，三个被告人对转卖生猪的数量都不确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径庭。公诉机关仅凭被告人万某每天估算转卖15头生猪这一模糊的回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显然证据不足。

（3）天亮期间屠宰生猪数量方面。公诉机关不能依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的屠宰数量。根据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27-128页】，“各脚”是一个在永叔路菜场卖猪肉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买猪，我帮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杀完后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厂卖猪肉的，和“各脚”一样，我是帮他屠宰，收5元屠宰费和一副小肠。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1页】为什么帮周某收猪？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场卖肉的，我帮周某收的猪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场杀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费用。从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也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收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根据被告人罗某与天亮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每屠宰一头生猪，就必须卖给天亮公司一副猪小肠。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确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罗某在天亮期间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收取的猪小肠卖给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说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罗某收取的所有小肠中也包括了被告人为他人屠宰生猪收取的小肠。被告人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非自己经营，该部分经营数额不能作为被告人的经营数额。因此公诉机关根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销售金额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应当剔除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的数额。

综合以上，就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证来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为5233.44万元，明显证据不足。

三、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公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首先，该罪的主体是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次，该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再次，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最后，构成本罪的行为，还必须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认定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足以引起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轻度食物中毒、轻度疾病的，则该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病”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安全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体要件，其只是从事现场清洁、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事务，其既不是生猪肉的生产者、也不是生猪的销售者。

其次，从客观行为上看，罗某屠宰、销售的生猪中被检测出患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不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风险论证报告》的论证意见明确表明猪支原体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没有人感染发病的临床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此病可以传染给人。也就是说在医学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肉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会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医学临床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报告。综上，辩护人认为基于本案的全部证据，被告人袁某无论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该项罪名的指控证据不足，该罪依法不能成立，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予以充分采纳。

辩护人：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律师 欧阳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