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首例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辩护词

第一篇：湖南首例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辩护词

湖南首例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胡某的委托，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廖霄翔律师为被告人胡某出庭辩护。根据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胡某犯有组织领导传销罪名成立。现对其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刑罚裁量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胡某在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

起诉书认定被告等是共同犯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胡某等人不构成共同犯罪，因为他们不具备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被告人胡某等人都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国家允许其进行的天狮产品直销活动，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更谈不上犯意的联络；其次，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在庭审中已经查明，在传销组织中内部是分级管理，一级只管一级的事，不存在组织和分工，所以胡某等人不构成共同犯罪。既然不是共同犯罪就无所谓主从犯。况且在本案中，每一个成员相对于上线是从，相对下线是主，因此无所谓主从犯。就被告胡某来说，相对于其上线苟斌、吴晓飞来说就是从犯。所以在本案中区分主从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不应认可。

可以明确的是，本案被告胡某由于上当受骗，后来协助组织者(李文杰)介绍、发展成员，以期获利。该传销组织的组织者(主犯)逃脱，致使本案被告胡某成为责任的承担者。因此，对被告胡某应参照从犯量刑。

二、被告人胡某不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较为次要的积极参与者。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中，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是传销组织的核心。一个传销组织中，有组织者、领导者、主要积极参与者、次要的积极参与者、一般的参与者。在本案中，被告人们所从事的传销活动成员分为五级，A、B、C、D、E五级，其中C级又分大C、中C、小C，被告人胡某是处于小C级别，只能算一个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三、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胡某发展了10名以上会员的，证据不足。此外，恰为凑巧的是四个被告人中胡某所住的房间为四个租住的房间中面积最大的一间，且所居住的人数由李文杰安排并具有随机性。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胡某发展了10名以上会员的依据是以其家庭成员人数作为认定依据的，事实上，四个被告人中胡某所住的房间为四个租住的房间中面积最大的一间，被告人胡某房间是三室二厅，在平时四个租住的房间的人数都差不多，胡某房间一般为7、8个人，因当时来了一个新的 “家长”及一些家庭成员，没有来得及租住房间，所以胡某的房间由李文杰安排住了17人。

四、被告胡某没有收取新进人员的产品申购款，只是参与了对新进人员的面试。而其家庭成员中就有其直接上线苟斌、吴晓飞，其这个“家长”是徒有其名。

按被告人的供述，本案的传销组织中只有大C以上级别的人员才能负责管钱，被告胡某只是小C级别，根本没有达到管钱的级别，只是受组织者李文杰的指令对新进人员进行过面试。

被告胡某家庭成员中就有其直接上线苟斌、吴晓飞，有时被告胡某都要听从他们的安排，且租住在内的成员外出的请假、事情汇报很多是由其直接上线苟斌、吴晓飞负责。被告胡某参与传销所起的作用极小。

五、被告人胡某参与传销的时间仅三个多月，其成为所谓的积极参与者“家长”的时间不到二个月，其招募传销下线的数量小，且其违法所得数额也小。

被告人胡某是08年底才加入从事传销活动的，09年1月底因其是女大学生且口才好才被传销组织者李文杰任命为“家长”的。其仅仅招募了张超、王丹、刘洋、张健、王文仓五人，且只有刘洋、王文仓是其直接下线。其违法所得数额仅有不到2000余元。

此外，认定经营数额、非法获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够的，至少应有汇款凭证或银行方面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果没有上述证明，其经营数额不应予以认定。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指控的经营数额。难以有证据可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经营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指控。

六、胡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他们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不是明知犯罪而为之。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无法区分传销、直销、连锁销售等的区别，加上受天狮直销产品的影响，以为自己从事是直销的一种方式，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本不知道传销行为本身会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这跟明知是犯罪还要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其他犯罪行为，主观犯意上是有所区别的。

七、被告人胡某没有限制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胁迫行为，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其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二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词

王某组织、领导传销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王某亲属的委托，X律师事务所指派X律师为被告人王某辩护,出庭参加庭审。根据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王某犯组织领导传销罪名成立。现对其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刑罚裁量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当受骗，后来协助他人介绍、发展成员，以期获利,在本案中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因此，对被告王某应参照从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较为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中，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是传销组织的核心。一个传销组织中，有组织者、领导者、主要积极参与者、次要的积极参与者、一般的参与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个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仅发展了三名下线，且申购量最大的下线是她的母亲薛某，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本人也属于受害者。

公诉机关提交的材料中已认定被告人王某直接发展的下线只有3个，且最大的一份申购单是其母亲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从犯罪活动中获利，反而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没有收取新进人员的产品申购款，只是参与了对新进人员的谈话，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所起的作用极小。

五、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的时间较短，其刚成为所谓的积极参与者“高级业务员”就被抓获，其招募传销下线的数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违法所得数额也小。

此外，认定经营数额、非法获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够的，至少应有汇款凭证或银行方面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果没有上述证明，其经营数额不应予以认定。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指控的经营数额。难以有证据可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经营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他们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不是明知犯罪而为之。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某等人被传销组织强化洗脑，无法区分传销、直销、连锁销售等的区别，认为自己从事的连锁销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国家对此是低调宣传，暗中保护，支持发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为本身会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这跟明知是犯罪还要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其他犯罪行为，主观犯意上是有所区别的。

七、被告人王某没有限制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胁迫行为，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其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家禁止传销主要是原因是，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没有出现其他传销案件中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发生严重治安事件等状况，社会恶劣影响尚未造成，未发生巨额货款无法追回等严重后果。直到现在，被告人王某参加销售的人员还没有出现治安事件，可见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同国务院条例中列举的要重点打击的传销还是有区别的。

八、组织领导传销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设立的罪名，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如何量刑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对本案的被告人量刑太重。

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高级业务员，刚参加“升总会”就被抓，只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抛开案情不说，其也只是处于刑事犯罪与治安处罚的交汇点，在现行刑事司法解释如何量刑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从轻量刑。

十、被告人王某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十一、被告人王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记录。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王某的犯罪情节较轻和悔罪表现好，适用缓刑或者拘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恳请法院对被告宣告缓刑或者处以一年有期徒刑，让被告更快地回归社会和家庭怀抱，给被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并予采纳。

X律师事务所

X律师

****年**月**日

第三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词

王某组织、领导传销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王某亲属的委托，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指派崔寓翔律师为被告人王某辩护,出庭参加庭审。根据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王某犯组织领导传销罪名成立。现对其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刑罚裁量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当受骗，后来协助他人介绍、发展成员，以期获利,在本案中仅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因此，对被告王某应参照从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较为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中，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是传销组织的核心。一个传销组织中，有组织者、领导者、主要积极参与者、次要的积极参与者、一般的参与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个次要的积极参与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仅发展了三名下线，且申购量最大的下线是她的母亲薛某，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本人也属于受害者。

公诉机关提交的材料中已认定被告人王某直接发展的下线只有3个，且最大的一份申购单是其母亲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从犯罪活动中获利，反而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没有收取新进人员的产品申购款，只是参与了对新进人员的谈话，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所起的作用极小。

五、被告人王某参与传销的时间较短，其刚成为所谓的积极参与者“高级业务员”就被抓获，其招募传销下线的数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违法所得数额也小。

此外，认定经营数额、非法获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够的，至少应有汇款凭证或银行方面出具的相关证明，如果没有上述证明，其经营数额不应予以认定。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指控的经营数额。难以有证据可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经营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他们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不是明知犯罪而为之。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某等人被传销组织强化洗脑，无法区分传销、直销、连锁销售等的区别，认为自己从事的连锁销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国家对此是低调宣传，暗中保护，支持发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为本身会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这跟明知是犯罪还要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其他犯罪行为，主观犯意上是有所区别的。

七、被告人王某没有限制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胁迫行为，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其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家禁止传销主要是原因是，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没有出现其他传销案件中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发生严重治安事件等状况，社会恶劣影响尚未造成，未发生巨额货款无法追回等严重后果。直到现在，被告人王某参加销售的人员还没有出现治安事件，可见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同国务院条例中列举的要重点打击的传销还是有区别的。

八、组织领导传销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设立的罪名，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如何量刑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对本案的被告人量刑太重。

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高级业务员，刚参加“升总会”就被抓，只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抛开案情不说，其也只是处于刑事犯罪与治安处罚的交汇点，在现行刑事司法解释如何量刑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从轻量刑。

十、被告人王某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十一、被告人王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记录。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王某的犯罪情节较轻和悔罪表现好，适用缓刑或者拘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恳请法院对被告宣告缓刑或者处以一年有期徒刑，让被告更快地回归社会和家庭怀抱，给被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并予采纳。

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

崔寓翔律师

****年**月**日

第四篇：浅谈认定组织领导传销罪应注意的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销开始传入中国并如洪水猛兽般在我国大江南北迅速蔓延开来。我国政府对此不遗余力地保持着高压的打击态势。然而这个“怪胎”生命力异常顽强，往往是今日某地刚刚端掉—个传销窝点，明日传销分子却又在异地“重新开业”。

2009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相关条款: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适用组织、领导传销罪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界定“组织”和“领导”。刑法上“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若干有某种犯罪目的的人，纠集成某种犯罪活动团体的行为;“领导”是指在某种犯罪组织中具有决策、指挥作用的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首倡、发起若干有某种犯罪目的的人”，—般是企业主和总裁等核心领导人。“在某种犯罪组织中具有决策、指挥作用的行为”，则可以包括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很多市场行为则由职业经理人发挥决策、指挥作用，尤其是负责市场销售—线的销售总裁、销售总监或分公司经理等。

第二，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行为，不管传销涉及数额的大小、发展下线人数的多寡、诈骗的钱财的多少都可能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在刑法新增组织、领导传销罪之前，司法机关—般以非法经营罪对行为人定罪科刑。而非法经营罪需要计算非法经营所得，但司法实践中由于传销组织庞大、人员复杂等诸多原因导致对于传销组织者、领导者的违法所得难以准确把握，所以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增设将—改过去以非法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的诸多弊端。

第三，组织、领导传销罪不包括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这是因为，—方面刑法只规定了“组织、领导”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其他有关传销的行为当然不应当受到刑法追究。另—方面，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和传销行为之间毕竟存在差别，不能将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等同于或者完全纳入传销行为的范畴。

第五篇：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欧阳林律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欧阳林律师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进行辩护，通过查阅案件、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前面两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鉴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动中所从事的行为和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其他被告人，辩护人补充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动的经营主体，其与被告人罗某系雇佣劳务关系，是在罗某指令下进行的劳务行为，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从事上述行为。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庭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罗某从事屠宰点的清洁、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为屠宰点的一名员工，服从屠宰点老板的安排是其职责，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点老板决定，被告人袁某没有从事生猪的收购工作、也没有从事猪肉的销售工作，其从事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均是执行屠宰点老板的指令。他的这些行为是劳务行为，而不是分工负责行为，是被动执行而不是积极参与的行为。“经营”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对任一经济实体，只有经管办理的行为才是经营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是否收购生猪、收购生猪的价格、数量、收购生猪行为以及决定猪肉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是经营行为，而现场清洁、看护、记账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从事经营活动，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润，主观上缺乏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

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罗某并在其的屠宰点打工，每月工资1200元，无奖金，更无分红。被告人袁某未谋取非法利润，也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袁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工作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综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仅是一个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其不具备经营者身份，也未实际实施经营行为，更未谋取非法利润，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3、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经营数额5233.44万元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方面。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被告人不确定的供述认定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为1200元，证明力明显不足。（2）转卖生猪的数量上。公诉机关在缺乏被告人具体转卖生猪数量的证据情况下，单纯采信被告人万某估算的每天转卖15头生猪的口供，径直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这一推定显然证据不足。纵观本案在整个案卷材料，所有证据中关于转卖生猪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辩护人对相关供述做如下简要摘录。被告人罗某2012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22页】“你们一共卖过多少次猪？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比较频繁，大约一个星期会卖四、五次猪，每次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讯问笔录【见卷三第112页】“这些猪是否全部被你们宰杀了？大部分会杀掉，有一些特别肥的、大的猪没人要，他们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4页】“你们收购的生猪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销售？大部分会杀掉卖了，少部分比较肥的没人要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你们一共卖了多少次生猪，每次卖多少头？这个不好说，有时一次卖几头，有时一次卖二十多头的时候都有，卖了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你估算下大约卖了多少头生猪？我估计平均每天能卖15头生猪，一年能卖5千头左右。”从上述摘录笔录中可以知道，三个被告人对转卖生猪的数量都不确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径庭。公诉机关仅凭被告人万某每天估算转卖15头生猪这一模糊的回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显然证据不足。

（3）天亮期间屠宰生猪数量方面。公诉机关不能依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的屠宰数量。根据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27-128页】，“各脚”是一个在永叔路菜场卖猪肉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买猪，我帮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杀完后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厂卖猪肉的，和“各脚”一样，我是帮他屠宰，收5元屠宰费和一副小肠。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1页】为什么帮周某收猪？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场卖肉的，我帮周某收的猪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场杀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费用。从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也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收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根据被告人罗某与天亮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每屠宰一头生猪，就必须卖给天亮公司一副猪小肠。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确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罗某在天亮期间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收取的猪小肠卖给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说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罗某收取的所有小肠中也包括了被告人为他人屠宰生猪收取的小肠。被告人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非自己经营，该部分经营数额不能作为被告人的经营数额。因此公诉机关根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销售金额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应当剔除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的数额。

综合以上，就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证来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为5233.44万元，明显证据不足。

三、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公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首先，该罪的主体是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次，该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再次，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最后，构成本罪的行为，还必须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认定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足以引起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轻度食物中毒、轻度疾病的，则该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病”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安全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体要件，其只是从事现场清洁、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事务，其既不是生猪肉的生产者、也不是生猪的销售者。

其次，从客观行为上看，罗某屠宰、销售的生猪中被检测出患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不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风险论证报告》的论证意见明确表明猪支原体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没有人感染发病的临床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此病可以传染给人。也就是说在医学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肉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会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医学临床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报告。综上，辩护人认为基于本案的全部证据，被告人袁某无论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该项罪名的指控证据不足，该罪依法不能成立，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予以充分采纳。

辩护人：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律师 欧阳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