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北方工大校召开

第一篇：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北方工大校召开

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北方工大校

召开

2010年8月12日

2010年7月20-21日，由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主办、我校经济法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以及全国其他高校或学术机构的近六十位专家学者。

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是我国经济法学界每年举行的学术会议，会议针对经济法发展中的前沿理论问题进行研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经济法问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分组讨论、研讨交流、闭幕式等五个环节。

开幕式由我校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田晓云教授主持，杨军副校长、法律系主任吴邲光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张士元教授致辞，介绍了学校、法律系、经济法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张守文教授分别讲话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文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杨紫烜教授，郑州大学法学院肖乾刚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围绕会议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及其他学者也就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经济法问题做了专题发言。

在分组研讨阶段，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闭幕式上，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新教授做了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经济结构的定义、内容、评价等进行了基础性理论分析。第二，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多层次、多元目标特点，并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阻力。第三，作为此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和重点，认为从经济法基础理论，到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等均应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并就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法对策。

本次会议是我校首次承办全国经济法会议，对推动我校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法学院供稿）

第二篇：全国拓宽刑释解教人员就业渠道理论研讨会在哈召开

全国拓宽刑释解教人员就业渠道理论研讨会在哈召开

由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与中国监狱学会回归社会学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拓宽刑释觧教人员就业渠道理论研讨会，于8月9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如何落实安置帮教人员就业渠道进行了理论研讨，对如何落实“四化”针，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由中国监狱学会回归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贾关良主持，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助理巡视员岳军到会并讲话，黑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朱文学到会并致辞欢迎。中国监狱学会回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王鑫包在会上作重要发言，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陈喧，“人民调解”杂志主编高建勋，参加会议，黑龙江省，湖北，浙江，等省市司法厅基层工作处负责人到会并发言。

岳军同志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时期安置帮教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职责规范化”帮教社会化，就是在各级政府和安置帮教机构的组织和动员下，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对刑释解教人员开展帮助教育工作，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当前，各地职责总结探索建立“安置帮教志愿者协会等新做法。丰富并完善帮教社会化的手段和措施。同时，我们一定要借鉴一些国外，外境的做法，做到帮教社会化。街接工作是安置帮教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关键环节，衔接工作不落实，就可能出现问题。各地要加强和改进斜街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开展排查工作，查清底数，摸清情况，特别是对去向不明的刑释解教人员开始查找。另一方面要加快信息管理建设，利用信息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管理。

第三篇：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研讨会在安定召开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研讨会在安定召开

定西日报新闻 时间: 2011年03月03日 来源: 定西日报

安定讯(通讯员 曹应森 史永红)料峭春寒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科技业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3月1日,科技部农村司副巡视员李增来一行深入安定区甘肃圣大方舟马铃薯变性淀粉公司和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进行考察,省科技厅副厅长赵旭东、副市长马琨及省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考察,并出席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研讨会。

在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研讨会上,副市长马琨致欢迎辞。她说,这次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工作研讨会在定西市安定区召开,充分体现了科技部对定西市和安定区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希望今后科技部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定西市的科技工作,在科技项目、科技扶贫等方面给予倾斜照顾。

科技部农村司、农村中心地方处和省市区及宁夏、新疆自治区科技部门负责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村处、新疆农垦科学院负责人结合实际,就今后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指标体系、考核计分方法和考核计分表进行了充分讨论,大家畅所欲言,谈观点谈看法,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市、县(区)科技工作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基础,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新的指标体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的目标和要求,保持了指标体系总体结构的稳定性,反映了新时期对市、县(区)科技工作的新要求,强化了考核科技发展的质量,更多地关注了科技促进节能减排等社会领域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覆盖了地方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

第四篇：监狱行刑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

监狱行刑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 中国法院网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2014年2月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内对减刑、假释、暂与监外执行，充分体现了从严精神，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与监外执行的法律责任。

2014年4月27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与川北监狱联合举办以“监狱行刑制度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来自省内外各司法实务部门和各高校的学者围绕中央政法委2014年2月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和“监狱行刑制度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并形成一定共识。

在此次会议上，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家琛对监狱行刑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思考。他主要围绕“国家如何把犯罪人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这个话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

1、中国人口构成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我们现在监狱的管理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死刑权收回最高法后，死刑量大大减少。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不要把改造作为教育公民的唯一目的，而要把改造犯罪人本身作为重要目标，使其能正常回归社会。现阶段我国独生子女比例很大，如果服刑犯人是独生子女，监狱行刑牵扯的家庭影响面是很大的，对服刑犯人改造应当努力实现其出狱后能对家庭的稳定重新做出贡献，服刑犯罪人家庭中的老人晚年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我们监狱行刑要考虑如何从人口结构的特殊化来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是很关键的问题。对罪犯的改造应该实行人性化，这个很重要。建议对判处3年以下除了缓刑、监外执行还可以扩大非监禁刑，例如社区矫正、家庭管教和加强其它途径的社会改造等。实践证明放在监外改造的犯人再犯罪率比收监改造的低的多。要实现内在的监管效果，要营造在监狱里服刑罪犯与亲属多交流的机会，在美国罪犯定期可与妻子相聚、同居等这也减少了罪犯的离婚率。

2、严管的最终目的是把罪犯改造成对国家社会有用的再生力量，而不是单纯为了惩罚，严惩也不是唯一途径。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大中学生的轻微犯罪可以不进行监禁刑，采取其它非监禁刑罚方式给予特殊处罚。使其不中断学习或工作，更有利于对犯人的心灵教化与改造。

3、把监狱建设成为改造犯人、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的特殊学校，这是毛泽东主席在解放初期监狱罪犯改造就提出的目标，我们应当坚持做好。建议在全国监狱系统推行人性化改造，例如在监狱周围建立特殊工厂，可以使罪犯在工厂学习技术，改造后不致于丧失生活能力。《监狱法》48条、70条都体现了人性化改造。希望本次会议能为把罪犯改造后回归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在他的“对我国减刑制度改革的思考”中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减刑制度的改革的独到的观点。在王教授看来，减刑是教育刑的产物，它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是通过教育矫正可以实现的；减刑是激励罪犯改善的措施，在中国大地上改造的措施是劳动、是监管，以及我们日常生化的帮扶；减刑是调试刑法过失的方法，无论是对犯人、对刑法都可能有出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调试；减刑是监狱执行中一个法定的奖惩制度。诚然，减刑制度好的方面多，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1、容易导致刑法结构的失调，身形太轻；

2、减刑面太大。大面积减刑，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管理方

法和管理措施，大大减弱了法院判刑的报应威慑力，破坏了公平正义。实际上这就是最大的减刑弊端；

3、实体程序不够细化，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减刑的标准也难以掌握，尤其具体过程中公开、透明不够。王顺安教授还指出了减刑之所以存在这些弊端的原因：

1、监狱法内容太粗糙，覆盖监狱行刑面也较窄，不适合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2、百分考核的苛刻性。监狱的双百分考核是否就可以减掉原报应的处罚，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限制减刑的规定，刑事政策现在追求的是两级化的刑事政策，重重、轻轻，宽严相济才更符合事实犯罪的规律。刑法目的基于刑事政策应一体化，既强调教育，也强调惩罚，既强调预防，也强调报应。既追求个别预防，也追求一般预防，才能对潜在犯罪人具有威慑，才能更好的让激励罪犯悔过自新，认罪服法，真诚改造，勇敢面对现实来迎接挑战。最后王教授对减刑制度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制定一部以宪法为母法，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基本法以刑事执行为统帅的法律制度。使我们监狱执行刑法执行一体化在法制中国的框架下我们的刑法执行法制化。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袁林教授以两个具体的案例为基础，向与会学者阐述了自己在“死缓减刑后发现漏罪或新罪并发问题的研究”中的观点。袁林教授指出，1、《刑法》第70条对并罚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

2、《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将发现漏罪或犯新罪作为撤销减刑条件的规定存在制度性的缺陷，没有考虑漏罪和新罪的差异问题。《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作为司法解释，将漏罪和新罪规定为撤销减刑裁定的条件，与刑法关于减刑的裁定的规定直接冲突。对发现漏罪或新罪如何处罚，我国刑法规定的并罚方法已经体现了对罪犯的处罚，在刑法之外，司法解释又以撤销减刑作为对罪犯的处罚，无疑对罪犯创设了双重惩罚。与禁止同一事实双重处罚的原则不符。而且这种惩罚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为代价，侵犯了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更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袁林教授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1、确认罪犯因漏罪、新罪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的法律效力；

2、对《刑法》第70条提供更加明确的语义解释；

3、确定再次减刑从严的原则。

作为监狱行刑机关的四川省川北监狱袁洪监狱长，也对监狱行刑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袁洪监狱长认为，目前在减刑、假释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

1、法院的审理、裁定权流于形式。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负责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但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改造的情况，只能监狱报什么就裁定什么，法院仅发挥了“橡皮图章”的作用。

2、法院裁定假释不科学。假释是一项涉及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作，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不仅很难掌握罪犯在狱内的实际表现，也难以获得罪犯假释后能否适应社区、有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诸多信息，对假释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裁定，不符合现代行刑理念和实际的需要。

3、监狱办理减刑案件无确定期限，缺乏减刑启动程序，每年会有大量的申请减刑假释的服刑犯人因监狱人力所限不能及时处理。罪犯作为被刑罚执行的当事人，对此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监狱“应减而不减”的现象难以杜绝。

4、各省地方规范性文件对法律理解不一，导致全国使用减刑、假释的规定不统一。

5、法律对减刑对象规定一刀切，难以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6、财产刑执行机关职责不清，财产刑缺乏变更机制。

7、缺乏减刑后的制约机制。袁洪监狱长得观点的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与会学者对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也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央政法委出台的这个指导意见，是

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重点严控的是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三类犯罪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条件。这些严苛的条件可以有效的防止司法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条件是否也昭示这三类罪犯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方面要区别与其他类似的具有社会危险性但罪名不同的罪犯，就这一点来讲是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是值得思考的。有学者也在此提出，职务犯罪是身份犯，但是入狱后再以他的“身份”来评价他以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获得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是否存在不妥当之处。其他类型的犯罪出狱后或许会有再犯的危险，但是职务犯罪的罪犯一般在出狱后就几乎没有了再犯的可能性，如此严苛的条件是否也是一种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表现，对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执法者不能跟风执法，而只能依法行事。还有学者对减刑、假释的申诉程序、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也提出了个人见解。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莉莉所阐述的“从韩磊摔婴案谈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构建”一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思考。王莉莉谈到，对于一个人犯了罪，从不同的角度，应认为他是恶人消灭他还是应认为他是病人要治疗他。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心理帮扶体系的构建王莉莉提出了以下问题：

1、韩磊在监狱服刑期间，是否学会了如何有效的疏导自己不良情绪以及正确的控制自己打人行为；

2、韩磊出狱后作为刑满释放人员，如果自身或他人发现其出现严重心里障碍难以适应以社会，可以从哪些机构得到切实有效的帮助；

3、对于刑满释放的人员是否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其提出行为禁止令，如禁止饮酒、禁止驾车、禁止出现在特定场所。在本案中韩磊在案发前大量饮酒正是导致其愤怒升级情绪失控的主要诱因。

围绕这个题目，王莉莉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监狱心理矫治是构建以及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重要前提；

2、扩大社区矫正职能是构建以及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王莉莉的构建畅想，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提出了自己见解。他认为王莉莉的理念很好，梦想很高，但成本高昂，这种预防很难把握。心理帮扶实际上不是我们刑法体系，是预防犯罪的延伸体系。未来我们的社区矫正体系应该在这方面扩张。

研讨会主持人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廖斌教授认为：监狱对犯人行刑要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惩罚的目的是让其不再犯，教育的目的是让其能正常回归社会，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其能否被给予减刑和假释的重要依据，不能看其入狱前的犯罪背景，也不能主观臆断其在监狱的良好表现就是伪装，如果一个人能在监狱伪装三年、五年良好的表现，说明监狱的规矩对其试图形成良好的养成教育目的已达到，我们不能假设其未来可能还要犯罪而不敢担责，不能对该减刑或假释的犯人采取推三阻四或者拖的工作态度。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制度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调动犯人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保障犯人人权的需要，更是实现犯人未来回归社会能重燃生活信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追求社会和谐不应忽略服刑犯人家属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旦家人有人犯罪，可以说是子子孙孙都很难抬起头的，如不关注服刑犯人的改造和帮助他们正常回归社会，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对社会不稳定就会立即显现。对于减刑、假释的程序完善极其有必要，减刑和假释的公示制度、撤销制度的建立都是有价值的。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应当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本次研讨会收到来自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等实务部门和全国高校论文、调研报告共27篇。

第五篇：推进唐山“十二五”转型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推进唐山“十二五”转型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我院召开.txt你无法改变别人，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无法改变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无法改变生命长度，但你可以拓展它的宽度。推进唐山“十二五”转型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8月30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和唐山学院共同筹划主办的推进唐山“十二五”转型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我院北校区五楼会议室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海英和市发改委副主任杨文平博士出席会议。我院党委书记、院长华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由我院党委副书记、中科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学谦主持。

我院党委书记、院长华玉首先致辞，强调唐山学院作为以市为主建设的地方大学，多年来始终坚持融入唐山、服务唐山的宗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信任支持下，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为唐山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科技和文化支撑。表示今后将继续坚持把为唐山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作为学院的办学重点，以质图强，特色发展，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唐山重要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科学技术创新基地和先进文化传播基地。

为更好地发挥服务唐山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从今年4月份开始，中科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和唐山学院围绕如何推进唐山“十二五”转型发展这一主题，组织北京和唐山市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了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研讨会上，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高民杰教授，唐山学院经济管理系高静副教授，市委党校张继成教授，唐山学院图书馆馆长杜军教授，唐山学院文法系主任杨继昭教授，中科院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杨多贵研究员等6位专家先后发言，从各自研究领域视角出发，围绕唐山市“十二五”转型发展的着力点、主要机遇与发展动力，转型发展的瓶颈问题、转型主线以及经济发展转型与文化视野转变等方面，认真探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状，深入透视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矛盾问题，点明认识处理这些矛盾问题的方向路径，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市发改委副主任杨文平博士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唐山“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和唐山“十二五”时期转型发展的重点、难点等问题。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海英做了总结讲话。她认为，转型发展是我市“十二五”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此次研讨会以此为主题，体现了主办单位对我市中心工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体现了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她指出，会上发言的既有中科院和我市的专家学者，又有政府官员，交流的话题十分广泛，从更高的视野、更宽的领域，全方位、多角度地阐述了对转型发展这一重要课题的认识，解读了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她希望广大专家学者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我市的中心工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