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世界脉动之四猛药治顽疾（小编推荐）

第一篇：生态文明的世界脉动之四猛药治顽疾（小编推荐）

第四章 猛药治顽疾

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但是，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仍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举措，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是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的有力保障。

生态红线，要划到每一个公民的心里。推进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新的增长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国家的主人翁，每个人不仅享有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物、生活在宜居环境中的权利，也负有呵护天蓝、水碧、山青、空气清新的义务。我们不是美丽中国的客人，而是美丽中国的主人和建设者。所以不仅要问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更要问我们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做些什么。少开一次车，多走几步路，不乱扔垃圾，随手关灯关水龙头„„每个人都应该树立保卫生态红线的良好意识，把降低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担的有益行动日常化。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社会发展的本钱，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谁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谁不算长远账、不算整体账、不算综合账，谁肯定会吃大亏。

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壤污染防治，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为的就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现在，许多地方设立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城面积很大，有些人喊亏叫屈，显然没有看到好生态中蕴藏的无限价值。一些省市坐拥煤炭矿藏，却立下军令状压减产能、努力实现煤矿全退出，阻力和痛感都很强烈。但必须明白，物尽其用不等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当我们眺望美丽中国，万不可被短期利益蒙住了双眼。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古人物我交融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多些自然情怀、生态意识，世间的美丽风景不仅永驻，更能助力我 们“诗意地栖居”。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从达成、签署、批准到生效，《巴黎协定》完成了最后一个法律步骤。“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宣示，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为全球节能减排作出表率。“十二五”期间，中国碳强度累计下降20%，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17%的目标任务；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12%，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11.4%的目标；森林蓄积量增加到151.37亿立方米，提前实现了到2020年增加森林蓄积量的 目标。这些进展，彰显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善尽义务、多作贡献的诚意和能力。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著，其中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近期出台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及《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如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环境权重首次远超GDP。

2017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留住绿水青山的战略举措。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源头区、生态安全屏障区、河湖湿地、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是支撑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是最需要保留的绿水青山,把这些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严格保护，将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手段。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护良好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分类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建立和完善生态廊道，提高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对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大支撑。国土空间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实施差异化的用途管制，严格控制生态空间转为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的最重要、最核心部分，必须按照禁止开发 区域的有关要求，实行最为严格的保护和用途管制。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推动形成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从2017年起，广西全面停止国有林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广西国有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的新阶段。

据了解，广西现有天然林面积9886.63万亩，占全区林地面积的41.7%，全部纳入天保工程区。2016年2月，自治区林业厅印发了《转发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保护天然林的通知》，严格控制天然林采伐、采挖，严禁任何形式毁林开垦或毁林造林破坏天然林资源，全面停止国有林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2016年11月，全区部署开展严厉打击破坏天然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砍滥伐、毁林开垦、毁林造林、非法占用天然林地及以低产林改造为名违规采伐天然林等破坏天然林行为。专项行动共查处违法面积1870公顷、蓄积20900立方米，行政处罚274人，刑事立案121起，进入司法程序77起，有力打击了各种天然林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广西已经确定桂林、玉林、百色、贺州、河池5个设区市作为集体和个人天然商品林协议停伐的试点，并已将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经费分解到14个市、56个县(市、区）。

2017年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环境质量提升年”，同时将成都平原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全省“一号环保工程”，成都环保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为全面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真正做到“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进一步提高全市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成都市按照《四川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方案》要求和相关规定，党政一把手共同签署环保责任状，合力构建党委政府统领全局，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环保”工作格局，为确保各项任完成戴上了“紧箍咒”。

对于生态文明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

再如绿色GDP核算的问题。所谓绿色GDP，其基本内涵是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这样一种核算方法显然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真实状况，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与生态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

保护生态，还要引入多维绩效评价机制，增加普通民众对官员绩效评价的话语权，让官员对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民生福祉负责，让他们体会到建设生态文明的好处，真正转变官员的发展理念，修正官员的短视政绩观，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环境优美，植被茂密，是旅游胜地，也是一方群众赖以生存生活的宝地。然而，据央视报道，大理市凤仪镇云浪村龙王庙组的公益林地被多个采石厂侵占毁坏，严重危害洱海生态环境，青山绿水不再。这事引发社会关注，当地有关方面迅速介入调查，举起了问责利剑。

2016年10月上旬，大理市已关闭辖区范围内全部采石采矿企业，作业机械全部就地封存，违法采石场的负责人已依法被批捕。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已问责州、市两级15个党组织32名党员干部，其中1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5人被党纪立案进一步审查。保卫绿水青山，不仅依法惩处不法企业，还依纪依规问责失职渎职者，这把问责利剑很有针对性，直指环境保护、生态治理领域的痛点和难点。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11月正式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这是建设生态强省的必然之举。

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不考虑环境的承载力，过度开发，过度消耗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发展再快都将不可持续，也十分有害。生态环境破坏容易修复难，忽视环境保护，忘记绿色发展，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些雾霾重灾区被迫限行或关停企业，教训十分深刻。说明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若想不落入生态环境保护的“禁区”，免遭被追究赔偿责任，就要切实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努力转变发展方式，毫不犹豫地拒绝或抛弃高能耗、高消费发展方式。

最高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全国共查办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1124人。尽管与全国人数众多的生态环保队伍相比，1124只是个小数字，但细细品味，发人深省。

渎职犯罪的核心，是监守自盗。顾名思义，环保工作者的天职就是保护环境、捍卫群众的环境权益。然而，从最高检公布的情况看，生态环境领域也不乏监守自盗的现象。人们对环境治理情况的满意率不高，与这些环保工作者的失职、渎职不无关联。

近年来，环境监管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为牟利甘当“保护伞”，包屁环评造假；给污染企业当“内鬼”，通风报信；还有一些部门的人以为“环保就是环保局的事”，跟他无关，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装聋作哑。要是放任环保工作者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堕落成为环境破坏者的帮凶，那么，环境保护就会沦为一句空话，生态红线就可能任人践踏。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青田7名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谦疑人投放了10万多尾鱼苗，主动进行生态修复。近年来像 青田这样，既打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又探索生态修复的地方还有很多。

生态修复是让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尽快恢复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2016年，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大幕开启，强调“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理念，成为生态修复的巨大推力。目前，吉林、江苏等7个试点省市已全面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有利于通过案例实践，为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提供可复制的制度储备。同时，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生态环境的产权，增强了可操作性。

2016年10月10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江苏特大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25名涉案人员遍布全国10省23个市，其中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十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并判处相应罚金。

然而，伤害野生动物尤其是非法捕捉、贩卖野生鸟类仍然屡禁不止。2016年国庆节期间，环保志愿者在河北唐山及天津两地发现2万多米的捕鸟大网，解救活鸟近3000只，挂网死鸟多达5000余只，满地都是腐烂的死鸟，许多属国家二级保护及“三有”动物。国家林业局已督办此案，已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拘留。野生动物频受伤害的现实警示，需把法律之剑打磨得更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显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降低了对非法猎捕、出售、购买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活动适用《刑法》的门槛，这是一种有力震慑，但在司法实践中还须对伤害野生动物构成犯罪的，坚决、果断亮剑。

2017年我国对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正式实施全面禁捕，让水生生物休养生息，以切实加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目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物种濒危程度加 剧，白鱀豚、白鲟、长江鲥鱼等物种已多年未见，中华鲟、江豚等极度濒危，“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97%以上。长江干流的捕捞产量已不足10万吨，相对于全国6900多万吨的渔业产量微乎其微。

为了保证保护区全面禁捕有效展开，农业部和沿江各级政府将在引导现有合法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基础上，分批对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发布禁捕令。各级各类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主要干支流及重要湖泊，全面禁捕之后，对整个流域还将继续大幅度压减渔业捕捞强度，同时大力推动捕捞渔民转产。为加强落实相关保护区全面禁捕工作，农业部会同有关部委还将强化督察督导，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的地区、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并追责。

2017年4月11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陕西省委、省政府反馈环境保护督察意见。截至2017年2月底，督察组交办的1309件环境举报问题均已办结，关停取缔222家、立案处罚363件，拘留26人，约谈492人、问责938人。

督察认为，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全国较早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组织实施治污降霾保卫蓝天五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完成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集中整治并启动新一轮治理行动，加强汉江丹江综合治理，确保“一江清水供京津”；持续推进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减少3万平方公里，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3.1%。

同时，督察指出，陕西省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够、环境保护认识仍有差距，例如，西咸新区环境监管缺失，每天近4万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渗坑或河流；重点区域流域环境问题严峻，关中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西安市已成为全国污染严重的省会城市之一；重点生态区域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秦岭地区采矿采石破坏生态情况突出，根据2016年卫星遥感监测，区域270多处矿山开采点中，60%以上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生态破坏面积达到3500多公顷。

2017年1月1日起，《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条例》对湿地保护明确了法律责任，强化了法规的刚性约束，标志着江苏省湿地保护事业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调洪蓄水、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室库。据估算，中国96%的可利用淡水资源被保存在各类湿地中，1公顷湿地每年可储存1000多公斤氮和130多公斤磷。占陆地总面积8.6%的湿地储存着地球陆地生态系统35%的碳，为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湿地因而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和“再生基因库”。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制定实施了省级湿地保护条例，但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律缺失，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突出。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减少的湿地面积约500万亩，湿地保护率仅为43.51%。尽管近年我国对湿地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却仍然无法阻挡湿地被侵占、功能退化、面积减少的步伐，全国40%左右的重要湿地面临退化威胁，保护形势异常严峻。

2016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6年第二批环保督察工作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等7省（市）开展环保督察。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6年11月24日至30日陆续实现督察进驻。

环保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通过督察，重点了解省级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保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情况，推动被督察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在具体督察中，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盯住中央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整治情况；重点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重点了解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严格责任追究等情况。

督察主要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个别谈话、走访问询、受理举报、现场抽查、下沉督察等方式开展工作。

环境保护部已经印发通知，为推动地方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在开展城市空气质量客观状况排名的基础上，对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

环保部最新出台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方案》，将适用于国家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半年度和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的排名，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作为指标。若不同城市综合指数变化率相同以并列计；若城市当前评价年各项污染物浓度在排名时段均已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际准则不参与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程度排名。

国家将公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情况，包括改善程度相对较大的前10个城市名单和恶化程度相对较大的前10个城市名单。当改善或恶化城市数量不足10个时，列出全部改善或恶化城市名单。在公布城市名单时，还要同时公布各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变化率。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都西北的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这里素来“山青、水净、天蓝、空气清新”。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环境权益受侵害而导致的纠纷越来越多，案情也越来越复杂。非法开荒，处以行政处罚却不能强制开荒者补种被毁树木；化学药品泄漏污染水源，受害人却得不到经济赔偿„„对此，群众非常不满意。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呵护好青山绿水，不然会被追责；来延庆的各地游客，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破坏生态环境，不然就将面临追偿。2014年8月，延庆区先后出台了《延庆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延庆县环境损害赔偿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监管责任追究机制，企业、个人损害环境的赔偿机制。

“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是改善大气质量的有效途径。”山东东营市委书记申长友说。2016年，东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蓝天白云天数273天，同比增加46天。成绩的背后是苦干、实干。当年，东营市制定出台了《基本建设类化工项目先期介入服务工作程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严格环境准入，对重污染项目实施一票否决，对“地条钢”等高污染、高能耗项目采取停水、停电、拆除等断然措施，同时，鼓励引导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进重点企业技术改造。

为了巩固大气污染防治成效，东营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他们将突出针对PM2.5和挥发性有机物的防治，完善大气自动监控系统，年内所有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完成治理任务。实施“工业绿动力”计划，加强散煤治理，所有燃煤电厂和10吨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改造，全部淘汰10吨以下燃煤锅炉。

明确各级政府一把手担负主要责任，对秸秆焚烧防控不到位的采取从一般通报到干部调整、党政纪处分等追责办法——辽宁出台的《秸秆焚烧防控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为治理秸秆焚烧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省内秸秆焚烧点大幅减少，效果开始显现。

在防控秸秆焚烧方面，辽宁省抓住了关键少数——“一把手”。一把手重视，更有助于发挥体制优势，真正做到省管市、市抓县、县控乡、乡督村，层层传导压力，建立长效机制。一把 手重视，还能更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动用新技术手段，多管齐下、堵疏结合，综合防控秸秆焚烧。

其实，秸秆富含多种农作物生长必需的元素，本就是宝贵资源，以往由于公共服务缺失、产业链不全等原因被白白烧掉。如何让宝贵资源发挥应有作用，除了禁烧，更重要的还是要将其合理利用、变废为宝。通过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引导作用，政府给予必要投入，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来发展公益性强、社会急需的秸杆产业。这样，不仅能让农民不用出人出力往外运秸秆，还能从中得到实惠。如此，秸杆焚烧或许也就不再是治理难题。

在辽宁，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秸秆粉碎打包等新技术都在逐步推行，秸秆燃料、秸杆能源、秸秆肥料等新用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和企业欢迎。实践证明，秸秆并不是只有焚烧这一个办法，只要开动脑筋，就能变废为宝。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在2014年到2015年间，分两批在全国102个地区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在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禀赋、主体功能定位的地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地处西部的贵州以打造“山地公园省”为目标，牢牢守住“山青、天蓝、水清、地洁”的生态底线，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建造绿色家园、完善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育绿色文化。同时既立足生态抓生态，又跳出生态抓生态，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各方面，推进大生态与大扶贫、大数据、大旅游、大健康、大开放紧密结合，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2016年，贵州先后实施大数据、大生态、大健康以及数字经济、旅游经济、绿色经济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工程项目1311个，总投资1.57万亿元，全省绿色经济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此外，贵州还连续8年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传递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强音。

为了给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号召更多的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2016年9月，贵州省决定设立“生态日”。贵州省开展了规模浩大的“保护母亲河·河长大巡河”活动，组织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在内的1430名河长、2902名责任单位负责人和340名民间义务监督员共同进行了巡河活动。

一系列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举措，既充实了经济的底子，更改善了山水的颜值，让贵州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红利。

江西省以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为目标，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红线制度，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空间管控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考核评价制度，初步形成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框架。

在推进生态文明国家试验区建设过程中，江西省以鄱阳湖流域综合治理为抓手，着力建设覆盖全流域的国土空间开发与管制制度，积极探索大湖流域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模式，建立高规格的“河长制”推进机制，实施赣州山、水、林、田、湖修复和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两大工程，森林质量、耕地地力逐渐提升，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为其他地区流域保护与科学开发提供了示范。

此外，江西还探索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补偿“五河一湖”及东江源头保护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筹集生态流域补偿资金20.91亿元，是全国生态补偿金筹集力度最大的省份。

2016年，该省的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湿地保有量保持在91万公顷；同时，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设区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86.2%，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88.6%，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发展成效明显，江西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2016年，江西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9%左右，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0%左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40%。

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强省战略，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截至目前，中央部署给福建的38项改革任务中，有25项已落地实施，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全流域生态补偿、小流域综合整治、生态司法保护、多规合一、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环境权益交易、绿色金融等一批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根据《2016年福建省环境状况公报》，2016年，福建省12条主要河流水质持续为优，I类至Ⅲ类水质占比达95.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98.4%；福建成为全国“最绿”的省之一，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大陆首位。

第二篇：八项规定实施两年：一剂“猛药”力祛八大“顽疾”

八项规定实施两年：一剂“猛药”力祛八大“顽疾”

“说实话，八项规定在地方上有用么？”

面对记者的这一提问，江苏公务员哈瑞不假思索发来一条信息：“当然了，现在谁还敢顶风违纪，那就是找死！”

“我来这里两年了，听同事们讲过去的日子，真的就像在听故事，和现在完全不同。”在内蒙古一家参公单位供职的基层公务员王国韬向记者这样描述中央八项规定的“威力”。

正如哈瑞和王国韬所言，中国官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两年前的今天，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实施。两年来，至少超过8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中共以“猛药”力祛“顽疾”，持续引发关注。

一祛“公款吃喝”

多年来，公款吃喝问题成为积弊。鉴于此，2012年祭出的这一剂“猛药”，首先开诊公款吃喝的脉象。

从昔日“肯定是一阵风”的蔑视，到如今“肯定是不能再吃了”的敬畏，两年间，中国官场自上而下有了这样的转变。

这种转变源于制度层面的硬性规定，更源于铁面执纪的通报曝光。其中，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就“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被降级。

“媒体买通饭店服务员，拍一张领导吃喝的照片给2000块钱，你说，谁还敢吃？”在内蒙古挂职的杨建军这样反问记者。他说，现在厅局级干部连机关食堂的小灶都不敢吃了，就是简单的四菜一汤。

官员公款大吃大喝锐减的同时，一些基层公务员偶尔的“公家饭”也在减少，“工作餐”不再是公款吃喝的“遮羞布”。在王国韬单位，现在“桌餐全没了，即使加班也是自己解决”。

二祛“公车私用”

遏制“舌尖上的腐败”的同时，“车轮上的腐败”也遭到“围剿”。

继中央八项规定划出“红线”之后，今年7月，中国官方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在道道“高压线”之下，公车渐渐被关进“笼子”。在公务员系统“潜伏”了7年的哈瑞说，“以前特别是基层单位，科级干部都配公车，随意使用，送孩子买菜都可以，但现在不行了，公车私用被拍下来上网，肯定要受处分。”

已是正处级的杨建军说，“前几年，一些官员都是开公车去吃饭，公车就停在饭店门口，司机一桌、领导一桌，现在断然不敢了。”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仍有一些人顶风违纪，包括最近一个月，新疆、青海、河北等省份仍在通报公车问题。

三祛“公款旅游”

剑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同时，两年来，针对“公款旅游”也开出“药方”。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2月1日发布的消息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日前通报了6起公款旅游典型案件，其中阿拉善盟就有3起。

有媒体注意到，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今，各省份因“公款旅游”被通报的案件已达25起，涉及安徽、浙江、江西、广西、西藏、河北、海南、辽宁等省市区。

在被通报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兼中版教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俊国。今年8月1日，他因变相用公款出国旅游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持续的曝光中，想以“开会”旗号“游山玩水”的歪主意越来越难打。官方印发的通知明确，严禁党政机关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一些景区负责人说，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很多公务接待都被取消了。

四祛“大操大办”

规范公职人员“嘴”和“腿”的同时，八项规定还着力管住他们的“手”。

就在12月3日，河北省纪委监察厅通报：唐山市乐亭县审计局主任科员张顺侠为其子操办婚宴，违规收取礼金，经乐亭县纪委常委会研究，给予张顺侠党内警告处分。

此前上个月，湖北省纪委还集中通报了11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的典型案件，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升学宴”等。

近两年来，类似河北、湖北这样的通报，频频见诸报端。事实上，节日喜庆、婚丧嫁娶本是传统习俗，亲朋好友“随份子”、送礼物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官员正是利用这些人之常情而心安“礼”得，成为贪腐“挡箭牌”。节假日变“进贡日”，成为媒体对于这一现象的调侃。

截至今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被处理。

与此同时，多地下发文件，要求狠刹公款送礼歪风。值得一提得是，随着官风的改进，民风社风也开始好转。

五祛“楼堂馆所”

在八项规定出台两周年前夕，官方发布文件提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必须从严控制用地规模，严禁超标准占地，甚至细致到“部级正职办公室每人不超过54平方米”。

从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正官风的举措还指向备受民众诟病的“豪华办公楼”。

2013年，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上，李克强代表本届政府“约法三章”，其中就包括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当年7月，官方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停止新建、扩建、迁建、购置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切实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三令五申的禁令并非仅限于口号，今年4月，在媒体曝光湖北房县违规建设豪华办公楼问题后，包括房县原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等11名县级干部，以及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县国土局局长、县财政局局长等10名科级干部就遭到严肃查处。两年来，这样的严查已成常态。

六祛“四风隐身”

两年来，以八项规定为起始的正风肃纪正改变着官场生态。但是，诸如内部食堂设高级包间、公款送礼用“微信红包”、吃喝从大酒店转到私人会所等，一些“四风”顽疾正在更为隐蔽的场所顶风上演。其中，中央巡视组在对于北京的巡视反馈中，甚至直接提出“一些培训中心成为不良作风的滋生地”。

对此，中纪委祭出治理“组合拳”。继去年“清卡”行动之后，针对会所中的歪风，今年官方发文，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私人会所。

针对培训中心内的隐蔽四风，今年7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开设专题，邀请网友“起底隐蔽在培训中心里的享乐和奢靡”，以网友建言的形式揭露“培训腐败”，形成舆论震慑。

针对公款送礼的高科技，今年9月，中纪委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分析指出，查处“四风”隐身正成为未来落实八项规定的重点。

七祛“年节腐败”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八项规定出台两年来，每逢年节，都成为官方整饬官风重要节点。

2012年12月，在八项规定出台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就针对2013年元旦、春节发出通知，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这份通知中，中纪委用了9个“严禁”。

此后，从月饼禁令到粽子禁令，从贺卡禁令到爆竹禁令，“逢节必令”已成惯例。

除了禁令，去年“五一”前夕，中央纪委书记、副书记约谈53位派驻纪检组长、纪委书记，对“五一”前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督导。今年“五一”前夕，中纪委7名副书记分赴7地密集展开调研，对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进行督导。

从发布禁令、群众举报，到点名通报、严格执纪，对于铲除积弊已久的官场歪风，中纪委以节日为切入，力求抓铁有痕、步步为营的治理思路已渐清晰。

八祛“不务正业”

除了上述问题，一些公职人员的工作纪律问题也难以遁形。

在广东，有人因“在上班时间上网打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在重庆，有人因“打牌赌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河北，有人因“工作日中午饮酒，下午在办公室睡觉”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更有人因对下属“使用警用电脑看电影、玩游戏问题未及时发现和制止”被行政警告处分„„

在中国官方的集中曝光之下，“日子不好混了”成为舆论对公务员群体的注解。

“以前‘挂’着工作，还可以去外面做点儿小生意，现在不行了，必须按点上下班，怕被暗访。”黑龙江一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向记者抱怨。

工作“本来就挺紧张”的哈瑞说，自己现在更谨慎了，“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针对公务员的明查暗访增多了，工作生活都绷着一根弦，很担心作风上出了问题被曝光。”

虽然坦言有点累，但哈瑞觉得这才是正常状态，他说，“中国官场正在改变、进步，我希望自己也不要落下，希望官方在正风肃纪的同时，其他配套措施也及时跟进。”(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第三篇：汝阳县：“四大引擎”聚合力 “实招猛药”治顽症

四大引擎聚合力 多策并举求实效

——河南省汝阳县全面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

今年以来，汝阳县委坚持以创先争优为统揽，以后进村整顿为突破口，“四大引擎”聚合力，“实招猛药”治顽症，迅速将“基层组织建设年”和后进村整顿工作引向深入。

一、以实施“头雁领飞工程”为引擎

为进一步突出党组织书记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领军作用，大力实施“头雁领飞工程”，开展以“领航型、科技型、贴心型、创业型、精干型”为主要内容的“五型”村级党组织书记争创活动。一是建立保障激励机制，激发工作热情。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村级党组织书记进行绩效工资奖励，并优先推选为县乡“两代表一委员”候选人；把符合条件的优秀“五型”村级党组织书记纳入乡科级后备干部管理库。二是建立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工作能力。通过“上送、外看、自学、内助”等途径，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养。三是建立典型选树机制，肯定工作成效。开展“五星三评一挂牌”评比竞赛活动，对村级党组织、村级党组织书记、农村党员实行“星级化”管理。“贴心型”书记李建保、“创业型”书记谢六海等29名村级党组织书记先后获省、市表彰，“领航型”书记禹水平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参加洛阳市评选。

二、以“五支队伍”联建为引擎

为集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全县上下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汝阳县在后进村整顿工作中，派驻“五支队伍”助推整顿工作。一是县级领导干部队伍。39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联建后进村，走访入户不少于10天，为联建村办实事好事不少于3件，帮助联建村上富民项目不少于1个。二是第一村支书队伍。选派12名优秀党员干部进驻后进村担任第一村支书，带领村“三委”班子，从解决实际问题着手，与党员群众共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整改落实。三是法官村长队伍。统一安排业务精通、为民意识强的优秀 “法官村长”分包后进村，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四是信访专员队伍。针对信访问题突出的后进村，选派业务骨干常驻后进村，配合乡（镇）党委、政府处理各类信访问题。五是县派督导队伍。县委派出5个督导组，深入后进村进行不间断巡视，全方位督导。

三、以“组工干部下基层、村村联建惠民生”活动为引擎

采取每名组工干部至少联系1个村级党组织、1名村级党组织书记、2个党员示范户、3个贫困户的“1123”联系方式，集中开展以“四心”专项行动为主要内容的“组工干部下基层、村村联建惠民生”主题实践活动：一是开展“走访座谈知民心”行动。深入联系点开展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体会民意、体察民情、体验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问三体”大走访活动。二是开展“转变作风贴民心”行动。按照“作风转变年”活动要求，住农家，吃农饭，干农活，体农苦，与基层干部面对 2 面，与贫困群体手牵手，做基层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暖心人。三是开展“夯实党建聚民心”行动。重点围绕后进村和乱村整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推行、村干部挂牌值班、村室阵地建设等工作加强指导，推进联系点党建工作不断晋位提升。四是开展“推动发展得民心”行动。开展以“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助贫、助残、助孤”为主要内容的“三送三助”活动，积极为联系点和联系对象办理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实事、好事。截至目前，全县200余名组工干部已与全县216个村级党组织、216名村级党组织书记、400多位党员示范户、600多个贫困户“结对联姻”。

四、以“树杆履诺、夺旗争星”竞赛为引擎

分行业开展“树杆履诺、夺旗争星”活动，激发各行业、各层面党组织和党员争先晋位激情和内在动力。在乡（镇）、村党组织，开展“五个一”特色乡（镇）、村评比竞赛活动；在县直机关，开展“示范窗口、便民窗口、形象窗口”评比竞赛活动；在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争创“优质服务先锋旗、学科建设先锋旗、工作业绩先锋旗、党建工作先锋旗、科室文化建设先锋旗”五旗，争当“党员模范之星、党员技能之星、优质服务之星、职工文化之星、学科专家之星、夕阳红专家之星、突出贡献之星”七星评比竞赛活动；在“两新”党组织，开展“兴业先锋旗”评比竞赛活动；在党组织负责人中，开展争当“科学发展明白星、执行政策带头星、员工群众贴心星”活动；在党员中开展争当“创业标兵星、技术能手星、服务模范星”活动。

“四大引擎”有效整合了党建资源，充分激发了基层党组织创造力。汝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在“六加一”攻坚战、中原经济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三化”协调发展等中心工作中勇挑重担、创先争优，全县上下呈现出基层组织建设和中心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良性互动的“双赢”局面。汝阳县市定的12个后进村通过有效整顿，4个村的“两委”班子得到健全、干部素质得到提升，6个经济发展滞后村经济得以发展，2个信访重点村信访量明显减少。下步，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县委将把蔡店乡常渠村等7个村打造成以白酒酿造业为主，以休闲、旅游、服务、商贸等为辅的杜康风情新型农村社区；将把付店镇牌路村等6个村打造成以西泰山旅游为核心，以服务业、家庭宾馆为支撑的西泰山新型农村社区，最终实现三产协调发展、突出地方特色、群众增收致富的良好效果。

第四篇：生态文明与绿色世界

生态文明与绿色世界

牛文元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外延

用一句话来概括生态文明与绿色世界的内涵，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各类活动的总能量，不能够超越自然的承载能力，全球、国家、区域的发展原则是：不损害、不削弱、不干扰生态服务能力，不超出环境容量的承载。另外人类在社会领域中的行为共识，必须要服从公平、合作、共建共享的总原则。在上述两大基础上，生态文明用“有序、循环、协调、共生、和谐、简约、高效”等元素的总和，参与人类共同形成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发展观，以此去规范我们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和社会行为。

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我们通常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讲是就是对于两大主线的认知，第一主线要求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应当处理好人和资源、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里面讲的“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其实就是对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提炼。生态文明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这个“索取”包括了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整体环境，包括了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包括了在实现人类进步过程中的生态服务与生态演进。人类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大量索取了自然的各类财富，我们对自然本身回馈的水平和强度是不是抵消了这种不断的索取？这是生态文明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实现不了“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必然受到加倍的惩罚。

第二主线就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区际关系，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互相损害、尔虞我诈，还是互利和谐、共建共享？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还是通过协调达到“双赢、多赢或共赢”？这些均可从生态文明中得到借鉴。

可持续发展理论贯穿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这两大主线。而这两大主线在生态文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升华和凝炼。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全球承载能力的20％，人类在加速耗竭自然资源的存量。全世界在100多年工业革命进程当中，对自然界的资源、能源以及自然环境方面的掠夺和干扰，应当超出此前的几百倍。现在经常提到干部的政绩，我们过去比较清楚的是最好不出现“财政赤字”，知道借了钱将来要还，银行的贷款将来要还。但要是问一个干部“生态赤字”怎么样，他就会基本不管，留给后代。我们通常讲借债要还，父债子还，我们留下的生态债务，后代也一定是要还的。因此生态赤字要逐渐和财政赤字一样引起中国未来发展的充分注意。这两大赤字将来都应当作为衡量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内容。

要正确认识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要了解这样的背景：世界上国土面积在7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有6个，包括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在这6个国家中，中国的资源总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条件在总体上还是有优势的，但是所有优势被13亿人口这个分母一除之后，基本上变为了劣势。中国6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丘陵，我们要在这上面建设、发展，当然要比平地付出的艰辛更多。中国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区荒漠区，70％的国土上每年遭受到典型的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东亚季风给中国带来的自然灾害在世界大国中是罕见的。我们有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大陆平均高度的1.83倍，我们是在一个高平台上搞建设，这样它的稳定性，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很高。我们有13亿人，以每年土壤和岩石的搬运量和运输量的总和作为一个指标，世界有一个统计，每年中国总强度是380.17亿吨，每人大概是33吨左右，而世界人口平均是15.6吨，也就是说中国平均翻动地表面的频率和总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2倍还要多。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这个频率的次数是以每损失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面积来算的--大约1500年前的隋代，每年1.6次，逐渐加大到现在每年的3.9次，从现在到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还可能增长到4.1次。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环境污染。目前，中国的CO2排放超过50亿吨（居全球第二），SO2排放2500万吨（居全球第一），COD排放1200万吨，废水排放量482亿吨，中国665座城市中有41.1%的水质遭受严重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达到1800万吨。

中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6％左右。2006年，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6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的37.1%，草原退化速率平均每年200万公顷。中国的黄土高原（如陕西安塞）近25万年以来生态环境在不断地退化。这种现象有自然侵蚀的原因，自然侵蚀再加上人类不断增加的活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共同造成了这种人类活动对于地表干扰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

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克服五个基本瓶颈

（一）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背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人口的再生产数量很高，物质再生产没有跟得上去，因此长期处于一种短缺经济，尤其是粮食的短缺，使得中国整体的发展构不成一个生态型的社会。当人口总量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是生态型的社会。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的再生产之间产生了良性的好转。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中国的人口列车仍以巨大的惯性每年800万-1000万的增量向前奔腾，还要延续30年左右。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生态型社会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二）资源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背离。过去我们过分注重资源的生产价值，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水资源，把它的生态价值，特别是在构成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服务功能忽略了。忽略的结果，使得我们对于生态型社会的体会比较浅，而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联合国曾经在非洲的刚果河流域做过一个实验，把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叫在一起，在热带雨林当中砍掉了1公顷的树木，然后计算它的价值。如果造纸或者是做家具等等，它们能够换来的价值是多少？生态学家就把这片森林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生态功能、生态服务能力，它对水、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等等都算进去，最后计算的结果是生态价值高出生产价值31％，二者之比是1：1.31左右。大家可以看，在过分强调资源的生产价值，而忽略它的生态价值之后，我们实际上欠了大自然的债。

（三）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和自觉养护的失衡。我们每天的生产生活当中，都要把自己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抛弃到自然环境之中，你丢我丢，丢来丢去，直到最后环境容量无法消纳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们一些企业、生产者仍然对于环境容量还是抱有无偿占有的心态。什么时候它和自觉养护、自觉维护、自觉的保持，自觉的回馈相平衡的时候，那么生态型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过去我们注重效率当然非常必要，但是公平就不重要了吗？我们通常讲可持续的发展有三大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发展动力，用高效率或者是先进的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我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等等。第二个元素是发展质量。质量主要是考虑在生产过程当中，从源头到末端，整体的过程当中对于环境本身的干扰和破坏是怎样的，如果破坏超出了环境容量，那么这种发展质量不高。第三个元素就是公平，也就是说发展的成果要有利于或者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知道经济的增长是有区域不同的，我们不可能要求西北地区和东部一样，产出那么高，这个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谁经济产出高就应当独自享受，必须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使每个人只要生下来就应当享受社会提供的基本界限以上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说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不协调必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五）经济运行成本的外部化必须得到克服。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如果你在生产过程当中该付出的成本你却不付，而推到社会上让别人付出的话，作为企业公民是不合格的，这将会导致制度失灵。总之，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要以生态型经济和生态型社会的完整图景作为前提。

三、从生态文明到制度建设

构建生态文明，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完善的规范性制度。

一是产业补偿制度。这个十分复杂，应当把每一个产业在它的产业链当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对环境

本身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进行分析，根据产业链本身的位置及其所作出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和对自然状况的干扰的净值来计算。世界上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也在研究。在不同链条当中你对环境本身的干扰和破坏的能力，以及你自己的水平要算出来，这样算出你所作的贡献和你造成破坏的差值，如果有的话，你就需要补偿。包括第二产业当中的源头产业和后续产业之间的基本关系。一旦我们建立起来了，我们对战略环境评价也好，生态补偿也好就有了一个定量的依据。

二是生态补偿制度。我们有区域的，包括东部、中部，对于西部的生态屏障、脆弱地区的生态补偿，这是一个面上的。从一个线上讲，大江上游对中游下游的关系怎么处理。从一个点上讲，比如对水源地周边居民的生态补偿。我们从点线面三者之间的生态补偿中，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和谐的关系。通常我们移民的时候为什么矛盾那么大，就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是不合理引发的。

三是灾害补偿制度。灾害大家都不愿意发生，但肯定要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是随机的，在全国大局面来讲又是必然的。这种灾害发生在哪里，实际上不应该只由那个地区去承受，应该是整体社会都要分担，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四是社会补偿制度。对于弱势群体，对于贫困地区、对于整体的低收入阶层等等人群的补偿。

从整体来讲，我们只有从战略上和根本上把握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在生态精神、生态理念和不超出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价值、不超出环境容量的承载力这样前提下，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彻底的实现。

作者简介

牛文元，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科学家。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应急管理中心专家组成员。美国耶鲁大学SDLP讲席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Fulblight教授。《中国发展》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发展，社会物理学，已出版专著16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奖1项，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和北京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1983年参与联合国布伦特莱委员会起草世界可持续发展奠基性文本《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行者之一。199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自1999年以来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至今已连续出版10卷。2007年3月，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总主编）与牛文元（执行总主编）共同主编并出版中国首部权威性巨著《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20卷）。2007年9月与意大利前总统钱皮一道，获颁“圣弗朗西斯国际环境大奖”。获“2007中国10大科技英才人物”。

第五篇：广药集团免费回收过期药 共建生态文明

广药集团免费回收过期药 共建生态文明

广药白云山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于8月13日再度揭幕。8月13日至8月31日期间，广药白云山将在全国各授权的更换点进行家庭过期药品的回收，居民可凭身份证按《换药目录》中的品种1:1比例更换新批号产品，不同城市的回收时间可参见官方活动公告。

同时，本次活动还支持线上参与。市民可使用支付宝扫描药品上的电子监管码，填写提交相关信息，一键呼唤菜鸟快递上门取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线上方式参与，市民还能领取广药白云山天猫旗舰店的优惠券，优惠券使用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至9月30日，可用于购买广药白云山天猫旗舰店的任何商品，欢迎广大市民前来参与。

据了解，广药白云山为鼓励广大市民参与药品回收，还专门推出了趣味小游戏。小游戏以动态漫画故事的形式展开，根据故事指引，玩家将了解到药品的一生，体验一粒药被买下、被遗忘到最后过期的感受，用户将会为这颗过期药做出选择，决定它的去向结果，同时还能将结果分享到朋友圈，生成玩家所在城市的支持海报，与伙伴们共同分享游戏乐趣和药品回收所带来的满足感。游戏最后，玩家可转入广药集团回收过期药品活动，同时收获超值药品、知识和快乐。

据了解，广药集团早在2004年就关注过期药品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启动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今年时值活动十五周年，广药集团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免费更换）机制”再次进行创新提升，与老百姓大药房、一心堂、国大药房、大参林、海王星辰、成大方圆、张仲景大药房、怡康医药、阿里健康等主流医药终端连锁正式组建“广药白云山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终端联盟”，并将陆续在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永不过期药店”进行过期药品回收或免费更换。

在过期药品回收联盟组建大会期间，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指出，广药集团不仅要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传承、创新，更邀请并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为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奋斗！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过期药都能有个“好归宿”，让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并打造出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