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吴敬琏主题发言

第一篇：首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吴敬琏主题发言

吴敬琏教授

我们的会议日程上，对我的会议介绍，有两条，一条是全国政协常委，一条是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我认为是不属实的。第一，我们是一个学术的讨论会，但是，诸位可能不太习惯，我们这里的陋习，一介绍就是一大堆的官职。我觉得我们还是学一学，跟国际接轨。我的主要工作，一个主要是委员们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国务院的机构，按照官员的规定，我65岁退休。我是跟几个退休的，比如陈金泰研究员，我们发挥余热，算是编外的自己讨论小组，叫做振兴产业。另外一个工作，我现在主要时间，占用时间最大的，是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教书。至于说那个政协的工作，早就退了，现在我跟全国政协没有任何关系。

言归正传，今天想讲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主要讲那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要经济学者理论的知识，第二个问题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是要面临很多障碍，有社会的障碍，还有自身方面需要作出努力的，第三个问题是为怎么改善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一点想法。先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应该说我们经济科学的进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在上个时代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上上下下，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意识到要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需要理论的指导，最开始的阶段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意味着就这样摸下去。其实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不是过一条小河沟，而是过大江大海，这石头是摸不着的，还没有底。所以很明显看到，你中国领导说，邓小平、陈云他们在早期都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可是到了八四年，共产党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第一次播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有十条，对邓小平的决定做了很高的评价。他同时指出在这十条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有各方面的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这个大江大海是过不去的，因为这石头是摸不着的，所以他非常地强调，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没有这样的经济科学和别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是难以进行的。正好，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主席的介绍，正好我们留美经济学会也是在这个时候酝酿。那个时候我正在耶鲁，杨小凯从中国来了以后，和耶鲁的钱颖一他们就找____先生来捣鼓这个事。那是八三年，八四年，到了八五年，CES建立了。我们的协会，对中国的改革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这里就不详细地讲了，在2003年第二届经济学会年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有一个讲演，这个讲演里面历数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到2003年，经济科学对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支持。社会上的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都用的是“摸石头过河”的方法，其实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是这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从1984年那次决议，更重要的是1993中国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个决定现在拿出来看，它是对经济制度的各个子系统，他的目标，他的方向，甚至具体实施的步骤，都做了相当深刻的说明，以至于有的问题到今天还没完全实现，所以说，1993年这个决定里面关于宏观调控，是实意义的。它是应该通过怎样的手段，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科学的知识，那是写不出来的，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跟_____教授讨论到最近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很多问题，经济科学是弄明白了，而且政府的文件里也有了规定，但是现在仍然出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它的成就跟经济学的贡献有关，它发生问题，跟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足或者说经济学已经得出的正确的结论，包括它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的结论，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以至于出现一些问题。

现在呢，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转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善到位，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还需要改进。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话，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建设，都很难向前推进。从本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改革推进不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探索矛盾就积累起来了。我们现在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式，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我们不能说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和我们这个专业无关，我也说不太清，但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这两个问题一共就是我们研究的不足，或者说是我们经济理论的不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论的成果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了。一个就是社会______和我们文化传统上的问题。这个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情况不能很尽人意，我想这个有很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似乎我们社会里有一种传统，就是轻视理论思维，甚至抵触理论思维，这么一个很深的传统。举一些例子来说，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提倡一个叫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我们也被请去接受许多干部和讲授，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要根据政府的文件，利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但是很少有人讨论，发展的科学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浦东干部学院讲这个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发展转型，给我们的这些领导干部提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大家都很同意，提出要号召科学发展观，以此来指导工作，那么，大家能不能说说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到底有什么内容。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私下也问了好多出去宣讲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的人，怎么理解这个关于发展的科学，发展的科学讲过些什么吗，比如说发展经济学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印象。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说是要用科学来指导，但是科学本身讲了什么，没有人去讨论，没有人去关心。当前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式，现在显得很迫切。在十月初的时候，发现九月的CPI突破了3，接着出现了各种推测，我们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季节性的，主要是农业，到了十月十一月后，CPI就会平缓下去。结果十月十一月，既是上市，也是减价不起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其实在三十年代时就发生多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07年，07年的7月CPI就突破了5%，但是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出现了经济过热。而经济过热的问题是从03年的第四季度就开始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官方统计局的官员们在这个中央台给群众做了宣传，当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口号，叫做“经济没有过热，只是要防止从偏快变为过热”。到了08年，CPI突破了8，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钱都堆积到中国来。当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学界的讨论，就是货币超发，但货币超发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超发，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做深入的理论上的讨论，而是就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货币超发，从04年开始，它的主要渠道就是左右外汇占款，就是收购外汇，保持人民币的低汇。那么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汇率机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做深入的理论讨论。现在外国人都要求人民币升值，我们应该注意一个外交问题，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去年的货币供应，M2广义货币增长了27.7%，______增长了9.1%，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做理论上的讨论，这就成了和现行政策保持一致还是不一致的问题。去年十二月份，中央台做一个总结去年工作的节目，为去年的工作提供经济上的看法，我做了一次采访，其实我也有批评09年的宏观经济学，对10年提出一个希望，经济增长稳着点，悠着点，别那么海量地发货币。这边，据说这个节目叫做不合时宜，没播出。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后来在今年1月28日的时候，曾经有个国际讨论会，我今年刚好过生日，我说我们别庆祝生日了，改为讨论吧。讨论会的最后天晚宴讲演的主要是是我们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他讲了一通后，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有一些经济学家说那天晚宴上，周行长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逆周期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时间滞后期，所以要做逆周期的调节，必须有科学的研究，要有预见性。但在我们这里，人们不大相信这个经济科学，相信的是感觉，于是决策就慢，加上我们这个决策传导机制也有问题，于是就会发生延误。比如说，这个经济周期是一个正漩涡，因为决策不依据科学而依据感觉，就会发生延误，延误了90度；这个宏观经济传导政策也有问题，所以又延误了90度，结果逆周期的调节，180度旋转之后，正好跟周期重合。当时，有的人听出点音来了，有的人看得比较浅，就说他在讲08年的事。有的人更加忧心忡忡：他是不是在讲现在的事，假如是，那就麻烦了。我当时不知道，今年一月的前十个工作日，每天平均贷款是1000亿，一月份是贷出了13000亿。他做的是央行行长，我估计他是知道的，但他无法让人相信这样海量的贷款会引导什么后果。这种事情，我们刚才讨论过了，在87年到88年也发生了一次。现在的问题就是今后几年，面对现在这种困境，如何能解决。到这时候，从现象上已经看出来了，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地多，最近还有一件事，我们刚才说，也许我们对宏观经济学还掌握得不够，有些学者，他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选择了一种优先发展重工、大规模向重化工业投资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所以在七十年代末期和81年，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是为了抑制斯大林模式所带来的后果。这两次都做了什么呢？降低对重化工业投资，把轻工业发展得更快一些，恢复农业，这是解决由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而造成的后果，但是对斯大林模式本身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有些经济学家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受到了上级的反对，认为调整过度。在理论界，这个问题就被提高得更高一点，认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基本原理。在1953年的《红旗杂志》上，连续三期发表文章，叫《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意再生产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斯大林，叫做第一部类优先增长，优先玩发展重工业。

批判卡斯米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增长模式，叫做投资拉动这种模式，不是现代经济学家，就是马克思本人。我们学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分析的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用他的语言，叫做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是物质资本投资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所谓的可变资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由此就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经济上的，因为这样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消费的比重越来越低，所以就产生了经济危机。另外一个方面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因为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低，所以劳动者的份额就越来越低，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失业的增加，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但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我知道是怎么问题，他居然忘掉了。在_____先生的回忆录里讲，他这篇文章是有感于时弊，和当时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权威讨论后写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违反了经济学最起码的常识。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不被人所接受。比如说06年那次春运的问题，春运期间大量在外的民工要返乡过节，在供给不能很快增加的情况下，那应该有什么办法呢？铁道部过去用的是价格调节的方法，后来06年的时候说改了。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坚持不涨价，于是____就提出了批评，说这种办法不是好办法，得到最大好处的就是黄牛党。我复合了____教授的意见，还给他做了点改良。我说了，供给不能增加，只好用价格调节，但是为了给那些不在年三十以前返乡的农民工补偿，当年不涨价是少收了两个亿，把这两个亿发一个普遍的年奖，那么你推迟的人就可以得到一点奖励，结果就被骂了一塌糊涂。说我为富人讲话，不顾农民工的利益。那么这个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很大的事，但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不被人们所承认，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前几天我到广州去跑火炬，就躬逢其时，广州政府为了办亚运，给广州市民办十件好事，其中有一件就是三十天坐公交车免费，这个发布会上，就有人提出来，这不会挤爆了吗？而且安全事故会发生。这个负责人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安全措施，没问题。结果，一实施，不但是挤爆了，学生还无法上学。五天以后，这个政策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还有人在网上批评这个事件，说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刚给老百姓干那么点好事，一遇到困难就取消了。那天在郑州和凯文教授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是起码的东西，对于有稀缺性的资源，把价格降到零，会发生时很么情况？这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就会发展成大事。所以我们要充分普及。我们这个忽视理论思维的传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说这是很强的一种传统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国，小生产和现代生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它依靠的是直接经验，而不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眼见为实，但是它忽视理论。第二个背景就是秦代以来，一切研究，文化，教育等等的发展的评价标准就变成了是否有用。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你看他们讨论的问题是“白马黑马”的问题，这是哲学上的问题，而不是说有用没用。在秦代以来就变成那样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有一种书是不烧的，就是农业技术的书。，因为它有用。至于儒家什么的，则造成黔首的混乱。这个变成了一个传统。到了近代的时候，我们的执政党，特别是在整风之后，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一个非常片面的程度，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知识的来源，最终是来源于实践的，可是作为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绝不是都从他本人的实践而来的，否则人跟动物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主人，从他的整风文件中看出，他有一句话是说得对的，理论要走在实践的前面，也就是先想好了再干，而不是盲目乱干。这句话是有的，但大量的篇幅都是说，只是来源于实践。所以，对实践没用的知识叫做“狗屎不如”，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数学院搞数论的人就一直在问，如果要有用，那么你说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在整风以前总结的时候，有一篇很有名的孙冶方和刘少奇的通讯。他们在1940年的时候，都认为共产党内这种错误的政策和路线，它的根源是经验主义。但是1942年以后不是这样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你的理论脱离实际，和实际不符”或者说，“你这个理论没用”，就是这么形成一种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危害性比较大。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别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的，其实理论往往把人们引入歧途。所以正想凯恩斯在《通论》里面说的，许多人自以为不受哲理的影响，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的奴隶。那么，这个说的是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能说我们总是怨这个环境不好，或者说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不相信理论。

这里再说，就是去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这需要发挥我们这个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我想我们留美经济学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但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也好，从我们历史背景也好，我们官学的传统太严重了。本来这次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个去行政化的建议，结果好像受到了我们学界领导的强烈抵制，好像就没下文了。因为如果不能有我们学界的共同体，所谓学家的共同体，来制定，执行学术规范和奖励科学。由官府用一套行政的体系，用官位的高低来评价和奖惩科学家，科学很难发展起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诸位也是从海外回来的，但是由于中国有几千年，这套体系曾经在农业社会里发挥很好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的重要的积淀，于是就会成为传统的一套制度和规则，这是一个大染缸。入乡随俗，在外国生活几年后，生活有所变动，但是当大家回国服务以后，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这个染缸染回去。也许在我们灵魂深处还保留很多东西。当今，这个学风的败坏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需要倡导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那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严于要求自己，发扬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和培育人才，我们就能够不辜负民族对我们的培育和期望，也不辜负我们这些年在国内外受到教育的熏陶。

田国强教授

刚才吴敬琏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看法，一个就是要重视经济学的理论，它会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实践，另一个就是对我们海外归来学者一种语重心长的期待。今天我讲座的题目就是根据吴敬琏教授对我们的期望，进行一个展开，就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CES的历史使命。在我给这个讲座之前，我想做一个说明，这个主题发言，本来是让央行副行长，老会长，易刚教授，代表老的CES会长们来作一个发言。但因为易刚教授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去了开会，所以两天前，大会组委会和会长王艳玲教授就把这个任务压在我头上。为什么我要谈的是历史改革和CES的使命呢？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第一个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就是方向性问题，新一步的改革是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还是国济民配，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大的重要，紧密相关的就是“中国模式”问题。第二个是CES的宗旨和中国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留美经济学会1985年5月26日成立时起，支持和参与到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际中去，在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中，我们CES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会做出怎样的贡献？我想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不妨把CES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在过去25年，我们这些会长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为中国市场改革充当改革得先锋，并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去。从三个方面来看，从1993年以来，咱们CES每年都在中国大陆举办年会，以宽阔的国际视野，前人的眼光，特别是言简的现代经济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在一些光圈视觉上给有关部门谏言，比较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对于当时某个关于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从深层次，从经济体制转型的方面，大家就去探讨。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字太小），比如说1993年就是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得研讨会，随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中西部的发展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你们可以看见CES18年来举行的年会都和当时的经济热点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CES的会长们和会员们也逐步回到了国内，成为中国改革的参与者。比如说，林一夫中心就是由CES和______经济协会共同创办，由林一夫教授担任主任，我们在座历届会长都是中信的创始人。这些年来，中信依然还有它的历史地位，它是首先系统地介绍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项目，对引领经济学的教育起来很大的作用，对现代商学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我想我们最近几年，在各地高校，单位的各位领导，也在推行经济学的教育，也有商学和科学的工作。另外，还有易刚，方新海在政府本部的工作。

现在我就正式开始讲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我想，对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可以说它是结合中国确实的资源贫富条件，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政治结构，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取得了我认为前所未有，甚至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就是中国经济在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32年以来，以10%的速度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也就在短短的30年内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成为世界上经济和政治举重若轻的力量。为什么取得那么多成绩，有许多原因，在转型的过程中，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不外乎推行了开放的政策，满足了一个经济体制运行良好的四个条件，就是承认个人利益、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上选择自由、执行分散化的决策以及引进国有和市场的经济体制，成了很好地解决了任何一个经济体制必须面对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当然，说到这个原因，还有国家以及社会的稳定，允许地方政府的竞争，包括建立时的改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总结就是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由于30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带来的巨大的动能和势能，像一个正在腾空的火箭，尽管有许多外部阻力和摩擦力，但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型当中所面临的波动。但是由于许多动力、阻力和摩擦力在一起，就造成很多现实上和理论上的混淆和误区。一些当事者和利益既得者就把阻力当成动力，把缺点当成优点，是本末倒置的、似是而非的论断。现在有的认为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过分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了一个终极发展模式，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区，把“次优”当成“最优”，误将“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当做“终极性的制度安排”。所以说，其政策的要点在于不断扩大政治规模，提高行政财政收入，不断加大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这样造成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裹足不前，还造成了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局面。我们把视角切换回来当前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功地实现了“保八”的路，因为一旦低于8%，有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代价是巨大的，以短期的巨额经济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所导致的后果是深层次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和制度障碍的局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久保持在8%以上，因为这是边际收益原理，随着从低收入向中等国家跃进，它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如果在一个达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下，这么一个低速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良好地运行，关键是在于深层次的市场化的改革，改变它的方式，让人们满足更加的参与性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中国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教学书，只是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当然，必要时是需要的。就像一个人快牺牲掉了，给他打强心针可以，但是每天给他打他受得了吗？所以说，不断地对国家宏观的政策调整，大幅度调整，像1983,1984的宏观政策，好人也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宏观调控，导致了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价格，干预市场供给，使得市场的三个功能扭曲，实质上凯恩斯的政策用多了不好。应该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用熊彼特的创新使得在市场经济上能够激发群众的创新来证明市场最优，用海耶克的认识，市场机制从信息的方面是优于计划体制的这么一些基本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少干预。因为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赫斯认为在市场实名的情况下，怎么样地制定各种机制。应该用这些人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以后的经济改革，就是说要从制度改革，长项建设抓起，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从“道”，“势”和“术”三方面抓起来，“道”讲得就是基本皈依，一种基本原理；“势”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术”就是方法。随着中国经济的治理，就是刚才吴敬琏教授讲的，许多地方都是不要理论，实质上是需要标本监制，短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长期深层次的问题，长期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短期热点的解决成为障碍。我们必须理性地看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调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长期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在与深层次制度障碍。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社会与市场治理的边界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了“三重三轻”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深层次改革得低一点就是政府把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抓住不放，该管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去管或没管好，就出现了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导致了大政府小市场的现象。也就是说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使得政府从市场维护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活动参与的主体。变为市场的参与主体，就像我们刚讲的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受到了限制。由于有这层次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动力。这还导致了当权者对民企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还有导致许多别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政府与民争利、政策反复变动、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等。这是第一个关于“重政府轻市场”。

第二个就是“重国富轻民富”，如果你们看看国内的收入史财政史，发现国内财富的格局使得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穷，内需严重不足的现象。问题严重突出，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对于外需我们必须考虑不可控的外部条件，如果民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那么内需怎么被拉动呢？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保持在年均10%左右，但同时政府的收入增幅却在20%左右，这就是说超过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一倍，这两者间的差距现在又有拉大的差距。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更与早期发展中国家形成对比。比如说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我们从发展开始就收，那么老百姓怎么会有钱去购买东西呢？刚刚看到的数据也说明了国民收入的配置向政府倾斜，这就是我国国民消费上不去，只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09年我们的种植业的消费额仅有78%，不但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是80%，也低于其他新兴国家，比如巴西、印度。追溯到和那些发达国家在同一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消费率是偏低的。由于消费偏低，老百姓的消费偏低，就会出现群体性的社会冲突事件。因为发展史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无论如何也很难发展上去，那么由于收入过低就会导致收入的不稳定。那么这里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是低于世界大多国家。“国富民穷”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市场作用欠发挥，可以说咱们的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做对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必须关注老百姓的经济选择。根据过往的经验，哪里的政策越放松，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益就会更高。比如说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转手以商业化手段高价收购，形成巨额的土地财政，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造成的。垄断国有企业靠垄断利率高，一旦发生亏损，就由全民来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使得市场的三个基本功能全部失去作用，导致了滋生腐败等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以弥合的。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后，我看到社科院的教授说提出“要民富先要国富”，这人还敢说自己是社科院的教授，竟然说出这种话。要我说，就是“要国富，先要民富；要民富，必赋予私权”。我这里讲的“私权”就是关于经济的自由选择权、财产的私有产权、以及生存权。要赋予私权，就必须卸公权，就是应该对政府的作用有所界定，所以关键又回到关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界定，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是“重发展轻服务”，把财政收入用来发展而不是用来服务，不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自己用，或者用来发展经济建设，这样就形成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的模式，使得政府充当经济活动主体，在公共服务里面是严重的缺位，忽视了自己要有的服务职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问题。尽管就当期来说，我们政府已经预示到这些问题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的经费有所增加，但在财政支出的总额中仍然是偏小，并且是非常小。在2009年的财政支出中，76000亿的支出，仅有30%的支出是用于医疗卫生、支持就业、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失衡、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这一切都与政府的错位有关。尽管咱们城乡居民的收入在整体上升，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差距是2.5，曾经降到了1.82，到去了去年却增长到了3.3。并且基尼系数在08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看出来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收入的分配问题不加以修正的话，就会出现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起点就难以得到保证，社会的公正正义将无法实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制的首要价值一样。

互动环节

雷司长：我不是经济学人士，作为一个外行人，提一个外行问题。网上议论说房地产经济绑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我想听听田教授对这个的看法。

田教授：房地产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是效益和公平的问题。从中国今年的房地长形势，可以看出政府要打压房地产，可是打压有用吗？刚性需求太大。那还有税收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日本20年前不同，日本在20年前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长期发展的正常轨道，GDP只有3%，中国的GDP多少？都10%了，如果算上灰色收入，更高。从98年以来，中国房价的增长速度比日本好。而且，房子是耐用品，从发展和动态角度看，用现代经济学的假设，我觉得房价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些国际化大城市。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里面包含了很多综合复杂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政府缺位错位的问题，包括房产税的问题、物业管理费的问题、土地不能自由流动的问题„„限制了供给，需求就变得刚性。

马院长：其实田教授刚提了，也包括吴老师提了，理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些约束条件。中国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最终归结为很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一个约束条件，和别的都不一样。一个看着很好的办法，执行不了，那就是没用的方法。

学生：若干年后我们从美国学友所成回来，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声音总是无法被采纳，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心态？

吴敬琏：那得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探寻经济学的奥秘。对于科学来说，最大的冻·动力应该是求知欲和好奇心。因为我们生存在地球上，经济发展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作为一个人你就要弄清楚这发展规律。我们以此为动力，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自己。如果说你是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闻达于诸侯，很可惜我提不出什么好的意见。

田教授：我觉得应该是常态心，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呢？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就是信息对称，把自己的观点亮出，领导可能有别的考虑。他有几百种方案，为什么要选你的呢？所以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把你的观点讲出来，供领导参考，用不用是领导的事，不是你的事。

马院长：不知道这位同学听明白没有，你的意见不被采纳，有两层原因。一是你的观点根本就是错的，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观点是对的，但大多数人没意识到这是对的，于是“众人皆醉你独醒”，那么你醒着也没用，你应该把大伙唤醒，然后告诉他们你的观点，你还得提升。

陈平教授：吴老师，对于你提出的深刻的观点，理论应该走在实践前面，我很赞同。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话，发现很多理论都有问题，包括弗里德曼的理论、凯恩斯的理论。从你的观察来说，中国改革的实践，有没有出现一些好的现象来发展现有的理论，让中国经济学对世界有贡献。

这是我给吴老师的问题，我跟教授也提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宏观经济学家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消费比例是最佳的，美国的消费过度，中国的消费不足。从你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说，你对宏观经济学这个问题有答案吗？你刚才举的巴西、俄国的例子，他们的宏观表现是远比中国差的，如果以他们的消费比例来作为标准的话，好像有点问题。

吴敬琏：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说30年的经济发展，至少在中国是取得一个空前的成就。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这种发展的状况，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状况、经济体制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其实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给我们树立了不少反例，我们并不比日本、韩国和台湾高明多少，但是和自己的历史比较是很辉煌的，辉煌是来自于我们吸收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这30年来的发展史自豪的，但是我并不承认中国自己发明了这条道路。至于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在我看来，造成这次危机的扭曲的世界金融体系不但美国有责任，我们也是有份儿的，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我们老说形成了一个影像互补的情况，通过中国大量的出超和美国的出超，在两个扭曲失衡的经济间搭起了桥梁，这个曾经维持了美国的高消费，也促成我们的高增长，但是在这个变化了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模式就是高消费低储蓄，我们呢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还有一部分通过进出口送给美国人，当这种情况一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及时调整。至于美国为什么无法调整，我无法替美国人回答，但是我的美国朋友们十多年前就提出来这个是维持不了的。至于中国，因为有日本失落十年的先例，韩国、台湾的先例，一直在给我们敲警钟，但是我们没有进行调整，所以造成了现在的金融的危机。我们又要做出贡献，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总结一下，就是要认真地研究和探索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出贡献的就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应对这个危机，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领头国家，负有很大责任，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但是我们也有问题，就是摆脱不了老的增长毛病，一直说了多少次要转变新的增长模式，转变靠出口靠投资拉动经济。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还是没变。明年我们就要开始“十二五”计划了，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发生转变呢，就是解决我们方面的结构失衡，如果能够做到，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贡献。

田教授：这就是我们CES的辩论风气。我想对吴老师的回答做出补充，你说是你人错了，我说是你话错了。你人没有错，除了有逻辑问题。学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行业里面如果有外部性，金融行业就是典型的外部性。从1984年以来，美国不断放宽金融方面的规制和管制，有人说是华尔街的人太贪婪了。可是他贪婪有错吗？他也不违法不违规，要是把你放到那儿去，你不也一样吗？至少把我放上去就是我一样会贪。那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政府，甚至美联储犯的错。另外，所有的理论都是谈理想状态，都有限制条件。

第二个，谈得是我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中国消费内需不够，你怎么知道高了还是低了？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判断是，在美国是过度消费，这个判断我没认为是正确的。我可以用一个参照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政府的功能就那五个，由于内需不足，使得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因为政府的前还没用到公共服务上面。你可以通过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来看出比例，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多少，但我知道它是既定的。另外，你刚才说现在这个比例，不是美国就是8%，而中国就是30%，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会发生波动，而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它是合理的，这是我的看法。

学生：谢谢马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我想问田教授一个问题。田教授是生活在上海吧，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你有去买菜吗？

田教授：有过。

学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农副产品的价格飙升得很厉害。体现在我们大学生活里面，我们想不出一些什么高端的问题，比如说一套天津的典型的早点，大饼鸡蛋，涨价幅度甚至达到了20%。前些天看到农副产品的涨价，官方和媒体给出了不同解释，有的是成本推动说、资本炒作说、资本的预期推动。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对于这个农副产品的涨价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是刚才您和吴老师都提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前些天国家颁布了法令来抑制农副产品价格的攀升，而你们也提到了之前国家发布类似的法令要抑制房价，但是成效甚小，想问一下你对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您能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分析一下这个关于民生民计的问题吗？

吴敬琏：你是学经济学的吗？ 学生：对，我是经济学院的。

吴敬琏：我想知道你提的是农副产品涨价的问题还是物价总水平的问题。

学生：我想问的是农副产品问题，毕竟关乎到我们日常生活。吴敬琏：你的问题是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 学生：宏观问题

吴敬琏：宏观问题这就没有办法讲农副产品了。宏观问题说的就是物价总水平。以你学过的知识，物价总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

学生：我忘了。

吴敬琏：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框架的问题，物价总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根据不同的框架，我们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田教授：所以说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把内功练好就来给国家献计献策。我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我看了一下报道，在广东的小白菜竟然比美国还贵。农副产品的价格攀升受很多因素影响，也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就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有这个大年和小年，和高考一样的，有可能今年高，明年低，都有这种周期性，因为人们的预期不是那么准确的。这个问题当然重要，因为价格一旦升上去以后，许多低保人士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包括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政府打算提高退休人员，包括低保和学生的伙食补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那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前两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的，印了大量的钞票，就有可能是货币量过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会发生大的变化，不希望因为通货膨胀而把房价和股市打压下去。

吴敬琏：我们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大概都承认一点，就是物价总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决定的。总供给是比较慢的，但是需求可以变化得很快的，并且当局可以对其造成影响。这就是很简单的情况，你看看过去10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情况，同时过去10年M2广义货币的增长是18%，而供给的增长，我们用GDP来表示，就是接近10%。就是购买力的增长比供给高，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货币化问题。实际生活中的垫底资金会影响，每年应该有5%的货币的购买力是没有实现的。09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广义货币增长了27.1%，而总供给到头也只是9.1%，这个总需求和总供给对比会有什么状况？根据过去的说法，大概M2货币的增长18个月之后就会表现为低压，但是日本90年发生的货币超发现象，因为房地产便宜之后，一方面抑制货币升值，另一方面拉动内需，所以采取宽松的货币，但是它物价并没有上涨，从此之后人们就认为这个多余的货币量不一定表现为消费指数，可以表现为股票、收藏品。现在的房地产，在我看来是明显地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打压房价就是药不对症的。但是这个房价现象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房价高涨，不能让它太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长时间。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家庭都买不起房子，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根本解决的同时需要治标，现在的方针也许是对的，就是公租房，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给予不同的补助或者不补助来解决人人都有房子住的问题，这样标本兼治或许是不错的。

马院长：我简单地再点评一下。通货膨胀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紧缩货币，但是肯定在中国就没那么简单。田教授，如果你只做货币，如果美国不断地增发流动性，结果就是可能在你引入货币后，你紧缩货币后，打压了自己的经济，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价格还是照样不变，于是留下滞涨。可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所以鼓励大家在CES的前辈的带领下，能够发展好经济学，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篇：吴敬琏 经济转型 南方周末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来源:

南方周末

吴敬琏曾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PHOTOTEX/供图

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但如果生产结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转型规划的体制障碍

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各地方实际上是在组织了，可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转型的招数雷同，结构雷同，相当地普遍。我们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还要研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广东，它的基础是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那么它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它有条件在某些产业上率先实现转型。

制造业方面，广东有两个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个是改造，依据的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方法。另一个是根据当前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寻求新突破，从中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

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两大革命：一个是芯片的革命，中央处理器及其他芯片。一个是网络的革命。现在的三网融合，会促成一场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大革命、大调整。

组织经济增长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们过去在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长补短的地方。现在初步转型已经上了轨道，就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无锡或者苏南其他几个城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跟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然后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然后技术攻关，再由国家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

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

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商品化、产业化了，但被叫做小老头树，老长不大，什么原因？体制。

目前，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

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从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要考虑效率。否则，它的日子过不了。

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政府仍是转型领导者

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发挥，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变得分工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

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投资整个就是个行政许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向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转型无止境

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当然地，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还有一个改造教育体系的问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谈西方国家转型时，都非常强调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后期的逐渐形成，以及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这方面秉持学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关注。

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在放弃改革。

转型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台币放开以后，转型告一段落。但现在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转型。

第三篇：吴敬琏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财经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5条

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2.00-0.38%]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

第四篇：吴敬琏-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吴敬琏

我想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因应的措施谈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的危机，或者把它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华尔街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美元是受美国的黄金储备的约束的；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各国都可以按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黄金储备减少，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第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刚才提姆·赖特（TimWright）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第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的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Shiller）的批评，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Exuberance，现在往往被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纽约股价也下降了2%。从此以后，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动”，而是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9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简称CDS）到今年总规模已经到了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0倍！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华尔街金融海啸”，或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事情的根源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引进了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极端形态，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的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中找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无可置疑的积极影响。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存底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问题那样，中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调整原来利益格局的困难，使这种改革很难进行。就中国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存在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促成了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约3亿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平均收购7、8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4月，每天约收购26亿美元。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目前的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了1.9万亿美元。根据“克鲁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TriangleTheorem），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必然使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10万亿元）。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其实，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到效率拉动的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转变过来。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更加复杂和难于处理。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突然中断。

第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四，可以考虑的对策。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短期对策

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倒闭。1998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间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归纳说明、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活动“翻明”、“转正”等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长期对策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实现。对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系的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有关国家应当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第五，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转变。“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变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进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它们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悲观的估计。虽然中国技术人员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量上的扩张，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R&D）、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

谢谢大家！2008年11月2日

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论坛上所作的特邀嘉宾演讲。

第五篇：吴敬琏呼吁,警惕中国重蹈东亚金融危机覆辙

吴敬琏呼吁，警惕中国重蹈东亚金融危机覆辙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近日在多个场合呼吁，基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政策，应当“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改善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化解宏观经济长期风险”。吴敬琏用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来比较中国当前风险。东亚金融危机时，东亚地区的ICOR是5，而西方国家是1或者2。对比中国，1991-1996年是2的水平，而1996年后就是5-8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资金推动的，消费增长相对很慢，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中国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低工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大量的产出，相对应的是他们目前的低消费，这导致了大量的储蓄，银行以此放贷给企业。但这些条件在5-10年内肯定发生变化。首先，2010年前后，中国就会进入老龄化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储蓄下降和取款上升，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而此时中国银行领域和资本账户对外资会有相当程度的开放，这都会加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

出处：安邦2003年11月13日13时5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