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北大朱苏力竟然与我英雄所见略同

第一篇：很荣幸：北大朱苏力竟然与我英雄所见略同

很荣幸：北大朱苏力竟然与我英雄所见略同

2010年4月，我在雅典学园首发了原创《关于废除死刑的苏格拉底式对话》http://，朱苏力教授在此文中的观点竟然与本人一年多前文章中关于死刑的观点不谋而合，除了他文章中的那句话：“废除死刑基础是怜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让我深感荣幸！

问题是：如果我的文章写于他的文章之后，是否有人会说我抄袭北大名教授的观点呢？哈哈哈哈！附：

温跃：关于废除死刑的苏格拉底式对话

2010年04月16日21:04 东方法眼温跃19956人次浏览 评论0条字号:T|T

甲：春意融融，君心事重重，何不围着猪圈散散步？谈谈人生，谈谈死亡，其乐无穷！

乙：同去同去！文强君被判死刑了，弄得我最近很是纠结。你说干嘛不废除死刑？

甲：我不反对废除死刑呀，但你要给我个让我信服的理由。

乙：废除死刑是世界的大势所趋呀，多么浅显的道理！

甲：曾经有人说革命是世界的大势所趋，谁有资格定义“世界的大势所趋”？

乙：大势所趋就是逐渐增多，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了，我们应该顺势而为。

甲：随着人口的增多，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地球上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吧？这就是说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一起污染环境去吧！再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何总跟着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去走？为何要人云亦云？哈哈哈！

乙：废除死刑是节省人力资源的事情，犯人劳动可以创造大量财富，对受害者的赔偿也是很有利的，执行死刑是人力财富的浪费，很不经济。

甲：哈哈，就这理由而言肯定不成立的。自由刑的社会经济代价显然超过死刑。监管犯人的成本是很高的，肯定超过犯人在监狱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如果单从经济成本考虑，一枪了结最经济！

乙：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出现错案可以挽救。如果执行后发现错了，无论如何国家赔偿都挽救不了逝去的生命。

甲：担心犯错误的最好方式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干！即使是自由刑也有错判的问题，国家赔偿就能替代被关押十几年的自由的价值了？干脆关闭法院，肯定就没有错判了。君不见“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嘛，因为自由刑也会出现错判，干脆也取消自由刑吧？

乙：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限制自由的惧怕要超过对死亡的惧怕。因此，死刑达不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从世界各国废除死刑前后的犯罪率来，看同样可以得出结论。

甲：哈哈，借用伪造的心理学研究结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最好去问问死刑犯：是否都想一死了之？

乙：在他犯罪后被判死刑的时候何能这么惧怕死亡。但，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很多重刑犯的人认为，大不了一死，本来活在生命的边沿上。

甲：别忘记了，绝大多数犯罪不是激情犯罪。对于本来就想死的人来说，更不能说自由刑比死刑有更大威慑力。真想死，即使在监狱里也能找到死的方式的。

乙：不说犯罪分子，就是生活条件好的人，现在的自杀率也是很高的，他们在情急之下是不太在乎生命的价值的，但如果让其承受长期的劳累和限制自由，恐怕很容易吓倒一些人的。

甲：即使社会上自杀率很高，但大多数人还是苟且偷生地活着，因此，人们还是怕死的。

乙：大多数人苟且活着，不是因为他们怕死，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比死更可怕的事情——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监狱里的人之所以没自杀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怕限制自由，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改造好，早点出来，获得自由。

甲：如果限制自由比死亡更加可怕，在押犯人估计都会选择死亡了。你这种观点好像为最近在监狱和看守所里“被自杀”的现象找到了理论依据。乌小青就是因为害怕限制自由而自杀的？

乙： 虽然我没有看到心理学或者其他学科关于恐惧死刑的具体

数据，如果监狱统计的话，我相信恐惧坐牢的百分比比恐惧死亡的高！如果就针对我一人做调查，那恐惧在坐牢方面就是100%！

甲：哈哈哈，也就是说当法院判你有期徒刑2年时，你会大义凛然地对法官说：求你判我死刑立即执行吧！估计法官立即会把你送去做精神方面鉴定的。

乙： 哈哈哈，我不知道，把两年和死刑能不能放到一个天平上去量一量！您的意思是我说死刑可以改判两年，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您自己那样想的！

甲：

1、哈哈哈，你可能连你自己说的话的意思都不懂吧？好吧，我帮助你理解你自己的话的含义：“我相信恐惧坐牢的百分比比恐惧死亡的高！”既然你更加恐惧坐牢，显然是宁愿死亡也不愿坐牢了，当法官判你坐牢（不论几年），你都宁愿去死。

2、我上述解释是对你原话的忠实解解吧？如果说我的解释你不能接受，那就是你原话没有表达出你的真实意思。看来你需要提高中文的表达能力。

3、至于你说2年不能与死刑相比较，那你的意思是否就是如果判处你十五年有期徒刑，你就会求法官判你死刑立即执行？呵呵，可

惜绝大多数犯人都不会象你那样视死如归的。顺带说一句，你有自杀的倾向哦，这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建议你去弗洛伊德去瞧瞧，说不定他能发现你童年被虐待的悲惨故事。

乙：君真会说笑！我视死如归是因为我具有敢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别提弗洛伊德那个变态的小子，我很烦他的。

甲：别取笑弗洛伊德，我们很多人经常会像他那样一根筋地想问题的。

乙：我可是多向思维的人！从文明国度的角度来看，越文明国家，废除死刑的可能性越大。

甲：

1、晕死，进行这种所谓法社会学总结研究前，请先定义一下什么是你所说的文明国家？

2、而且请论证一下为何全世界各国都必须向你所说的文明国家方向发展？

3、并且请在你的所谓文明国家中不要包括伟大的美国等。

4、你竟然敢用你是所谓文明标准预测伟大的美国今后肯定废除

死刑，哈哈，先问问伟大的美国人是否会赞同你的预测。

5、而且按照你的标准，伟大的美国还不如安哥拉、柬埔寨文明了，因为后者已经废除了死刑。

乙：美国有这样的立法，也不能说这种法律就正确。虽然美国的文明程度很高，但不一定处处都是先进的和文明的顶端！

甲：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虽然美国的文明程度很高”但“废除死刑的可能性”并不大。

我模仿你上述的逻辑，构造如下的话语供人类娱乐：

原理：越文明的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越大。

事实：美国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解释呢？

答曰：虽然美国的文明程度很高，但不一定处处都是先进的和文明的顶端！

结论：你的原理是永远不能证伪的。哈哈，今天天气，多么，多么，哈哈哈！

乙：作为我们废除死刑的基础就是：谁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甲：

1、这是信仰还是论证？那我告诉你，我的信仰比较特别：谁都无权剥夺鸭子的生命。尽管人们每天都在消费无数只鸭子。

2、你的信仰比我的信仰更加高尚？人道主义比鸭道主义更加高尚？错，站在鸭道主义者角度看，人是万恶之源，鸭子至少没有疯狂消费地球资源，鸭子之间也没有整天尔虞我诈。

3、卑劣的人类呀，为何整天要想着吃掉高尚的鸭子？不可思议！

乙：国人迷信死刑，这与传统有关

甲：学点法律的人往往迷信非死刑，这与赶时髦有关。哈哈！

乙：不管你如何调侃我，我还是认同废除死刑。

甲：你可以认同废除死刑，就像你可以认同基督教一样。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真理在握了。其实，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其很多观点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与其说是理论论证，不如说是表达一种信念而已。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往往觉得真理在握了，容不得别人反驳。人们

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信念中究竟有多少是经得住推敲的。

乙： 那么死刑存在的根据是否又能充足呢？如果您能够将死刑的自然根据，社会根据解释透彻的话，我没准反过来赞成你的观点。

甲：呵呵，吾自知己无知！

--------------------------俯下身,倾听沉默的大多数

2011年09

月

3日

07:01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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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法律人喜欢不喜欢,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都已看到,基本是普通民众——有喧嚣的但更多是沉默的——其直觉在引导着并大致规定了法律的裁决。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朱苏力

死刑案件以及由此而来的死刑废立问题是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讨论的。民间讨论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案件,而一旦上了网络,更趋于凸显情绪最激烈的表达；意见双方也缺乏基本的信任,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用自己的坚定信念来裁断对方的立场。但这种情况无论好坏,都是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况,法学界必须正视,力求以建设性的说理方式,避免以意识形态的表态方式或伪装为科学、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方式,讨论这类问题。

不要简单贬斥死刑

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正视死刑,而不能简单贬斥死刑。这么说是因为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包括许多学法律的学生,都大大低估了死刑的生物基础,自然情感基础,因此也是社会基础。出于善良愿望,即使不把死刑本身视为恶,他们也常常把死刑存废看成一个纯伦理或文化的选择,似乎只要法学界集体努力,自己先相信了,然后就可以说服民众,或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政治决断,就可以废除死刑。

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感,听不出,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常常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他们认定的天理。更糟糕的是,许多法律人也因此没有能力或不愿努力直接面对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的复仇本能。对死刑,他们好像也给了一些理论分析,其实和普通民众一样,差别只是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表态。当然也有法律人不急于废除,但不是基于对民众的理解和对死刑的相关利弊的分析,只是出于策略考量,他们只是暂

时“迁就”民众,而这背后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说,不平等待人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在死刑问题上法理的贫困。一遇上引发社会热议的案件,除了表态,法律人从未给出多少令人信服或至少会让人予以考量的理由。

就一般的反对死刑而言,法律人给出的理由大致有:其一,断言废除死刑是历史的潮流；其二,作为支撑,列举多少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其三,引证诸如贝卡利亚这样的法学家的废除死刑的言辞；其四,选择性引证某些可疑的研究成果,说死刑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其五,言之凿凿地断言终身监禁比死刑惩罚更严厉；其六,死刑可能错杀人,为避免错杀,就应废除死刑等等。而所有这些理由,无论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无论是法学教授或者是普通民众,没有谁真的能看到什么历史潮流,有没有这个潮流可能都是个问题。注意,所谓历史潮流其实是近代人类相信社会不断进步而构建的一个形而上的支撑,即人类将不断趋于完善。问题是如果有人不相信有这个潮流怎么办?信念本身是不可能战胜信念的,除非承载这个信念的人是大多数。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历史潮流的说法与这些法律人主张废除死刑的另一个形而上的支撑或基础,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法、普世价值或人权这些说法的前提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不断完善的。因此,这两种理论从骨子里就是不兼容的。由此可见,这些法律人或学者并不在意自己主张的内在逻辑是否统一。由此也可

见,他手中的底牌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而是他的信念或希望。有信念本身也不是问题,只是这样讨论,就惹出了问题:你隐含的居高临下,你的道德优越感,你流露出来的仿佛有同真理的合影,好像同某个领导的合影一样,很容易令普通人反感。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准备严格按照真理生活的——即使我们到目前知道的最确切的“历史潮流”或“自然法”或“真理”之一是每个人最终都将死去,甚至包括整个人类,我们还是会反抗死亡。

用某些外国废除死刑来做例子,同样没有必然的说服力。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不是看着别人生活的。我们无法让张国荣的狂热崇拜者成为同性恋,也不可能用世界上异性恋占了绝大多数来说服张国荣变成异性恋。榜样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

至于引证贝卡利亚等少数著名法学家的言辞,有说服力吗?除非你认为他有说服力。我还引证孔子和圣经呢,能说服主张废除死刑者吗?贝卡利亚凭着什么就豁免了错误的判断,同真理站到了一起?在这些需要并能够独自获得经验支撑的问题上,一个成年人接受或不接受某个论断常常与论断者的声望无关,有关的更多是这个论断是否符合接受者的感觉和判断；因此接受不接受某个论断都一定是选择性的。不是论断者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谁是我愿意引用的论断者。引证亚里士多德或杰弗逊都不可能让我接受奴隶制,尽管我可能接受甚至钦佩他们的其他论述。

死刑肯定不能震慑全部暴力犯罪(反恐也没有杜绝出现新的恐怖分子),甚至不能震慑许多非暴力犯罪(否则怎么会有贪官前赴后继呢)。但问题是有哪种刑罚能震慑所有的暴力犯罪甚或犯罪?坦白地说,这类研究是有的,但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把结论搬过来,把研究者的限定条件全丢一边,这不叫学术,这叫“忽悠”。而且,就算极刑不会减少暴力犯罪,从逻辑上看,收监以及其它刑罚也就肯定不会减少,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不是就该废除所有的刑罚。法律人都改唱“让世界充满爱”好了?人类之所以长期使用和保留死刑不可能只是前人错了；如果是错误,那也如尼采所言,它们也已在历史的焙烤中变得坚硬,因无法否证,也无法拒绝,而成为此刻的真理了。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不自由,毋宁死”,但真有这种感觉和信念并能够实践的人一定是少数。真实世界中,更多的人相信和实践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怎么能让人相信,那些一审被判死刑的人上诉,是要求加重自己的处罚?律师为此上诉,是铁心违反自己的职业伦理呢?而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为死刑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不是有意欺世,就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死刑是否会出现问题,其实是需要司法慎重的考量。但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不成立,以点概面,不合逻辑,是诡辩。吃饭也会噎死人,是否人类应废除吃饭?监禁更容易出错,是否就应当废除监禁:还别说监禁错了可以事后补偿,其实失去自由同失去生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都无法补偿。死刑有可能出错,这一点的真正告诫只

是,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极为慎重,一定要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裁判者一定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而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得不出在这些具体案件中应废除死刑,乃至于一概废除死刑的结论。

废除死刑基础是怜悯

如果真要说废除死刑,其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怜悯,一个情感的,而至少不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但这种情感并不能独自存在,怜悯的前提是怜悯者自身的绝对安全,居高临下,并且怜悯的对象还一定得是具体的个体。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能怜悯,就因为没人能真正伤害上帝。

我之所以这么矫情或叫真儿,首先是想说,在这个死刑存废的问题上,法律人手中并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炸弹或精确打击的巡航导弹,有的只是信念,哪怕包装成了学术。我尊重,但不能令我尊敬,这些信念。光有信念不管用。面对汹汹“民意”,面对每个具体个案的事实,法律人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在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一些死刑案中,一些法律人不直接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把自己的信念隐藏于法律人的技巧之中,一方面指责民众“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想先在个案免除某个罪犯死刑,借此逐步废除死刑。

这类战术有时有效,有些结果也许是有益的。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和伦理共识而言,常常不成功。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某些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令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很郁闷、很委屈。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民众,有些法律人就拿法院出气,因为这些法院在某些个案上没接受他们的观点。某些法院因此陷入了双重压力,必须应对前后夹击:民众怀疑法院太容易为法律人所操控,法律人则常常指责法院的判决为民众甚或暴民所胁迫。而在这些个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推进。攻守双方基本是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

其实,就算是法律人的信念都对,法律人还是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必须在这样的现实中推进。什么叫做转型时期,这就是!你不可能指望立法机关或某个领导人下个决心,就废除或大大减少死刑。法学家可以在其他一些方面指责中国还不民主,但在死刑问题上,中国实践的还真的是民主,立法者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信念和感受。反过来,如果死刑废立就在于立法机关或领导人的一言九鼎,这还是民主吗? 即使反对死刑的法律人坚信自己恪守的是天理,我认为,首先也必须理解,顽固不化的民众心中恪守的也许同样是天理。法律人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同普通民众展开对话。在这个对话中,诸如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词都是唬人的,不可能让人买账。别说什么为天下立

心,也别想着什么为未来立标杆,从现在开始,首先就得裁断眼前的案件。

法律人也不可能把所有死刑案中的问题都成功包装为法条主义问题,教义学分析或法律解释问题。近年来不少案件都表明,法律技巧包装只能用于常规的案件,也只能在相对狭窄的法律圈子里,才有效。一旦进入缺乏基本共识,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和表态的领地,就一定会是各说各话,很难交流。最终的结果,不管法律人喜欢不喜欢,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都已看到了,基本是普通民众——有喧嚣的但更多是沉默的——其直觉在引导着并大致规定了法律的裁决。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第二篇：法律教育随想--北大朱苏力

法律教育随想--北大朱苏力

学友从西北来京，自然免不了问及其他多年未见的学友。当谈到Ｚ君，说是Ｚ君现在在西北某省城当律师，收入颇佳，一年下来，也有个二十几万的收入；但Ｚ君如今正打算转移战场，到京城来。理由是，要“赚大钱”还得到京城或沿海城市来。

学友走后，Ｚ君的消息引起我一些思考。不，是一些关于法学教育问题的反思。近年来，法学教育一直是我的关注之一。在一些相关的文章和一些有关的法学教育会议上，我都大力主张改革法学教育，而我所借助的材料和参照系主要都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尽管我一直提醒自己重视法治的“本土资源”，强调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关注，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关注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贯穿自己思考的始终。在法学教育问题上，我主要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考虑的是北大、人大这样的位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精英法学院，考虑的是这样的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否能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工商经济的需要。

我并不认为我以前的观点就错了，但是在Ｚ君的战略转移面前，我发现我还是忘记了“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个基本命题，也忘记了任何知识都具有的“地方性”特点，即一种知识的有用与否以及能否真正运作受到该知识所运作的社会语境的限制。

同样都是学法律，也同样从事律师行当，学法律者的自然禀赋也不会差距太大，然而在不同地方从业，在排除其他因素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律师的收入会有相当大的差别。难怪Ｚ君会考虑做一个人生事业的战略转移了。再理一理当年的同学，无论他们当年来自城市或乡村，除了出国的外，所有的（而不是几乎所有的）如今都在城里工作，而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其他少数也都在一些省会城市工作。

近来，我到中国中部某省进行调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汉平原上的某县法院，我得知它只有两个正牌的法学院本科毕业生；该县共有40余名律师，大多不是法律院校毕业的；在该县的乡一级，约20个乡镇的司法所只有一名非法律专业毕业的专科生通过自学刚刚考试获得律师资格，但据说，如今也准备离开乡，到县城发展，理由同样是收入。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鄂西某县，全县只有8名律师，在乡一级的司法所则没有一个律师。

这种状况是否由于法学教育不发达造成的呢？未必。自80年代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高速发展着。而且，作为法律教师的我也得知，每年学校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都面 临着找工作难，但是所谓“难”仅仅难在要想在大城市和中国东部找一个收入比较像样的职业。我就知道每年都有很多法律系毕业生进了各种企业和机关，从事的工作并不直接同法律甚至未必同法律相关。

从这种状况也许可以提出几个还有待于证伪但大体可以成立的经验性命题：现代的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基本上是为工商社会和都市生活培养的；现代法学教育是附着于工商经济和市民生活的；现代法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也基本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产物。

注意，我并不是在说中国广大农村或中国西部完全不需要现代法学教育所传播和生产的知识。我的调查发现，由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并非截然不同，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也需要现代法学教育所传播和生产的某些知识。例如，基层法院的法官就明确告诉我，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的诉讼审判会更容易，更少麻烦；而我更亲眼看到农民跋涉几十里山路到基层派出法庭来讨说法，甚至是咨询。

问题在于，获得这种法律知识的服务是要付费的，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中国广大农村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的民众，基本难以支付这种知识的费用或支付很高的价格。因此，在乡一级，律师和他的知识就无法扎根。因此，Ｚ君的战略转移意图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些地方，经济交往的频率和速率都相对于中国东部和大都市要低，因此，对法律，特别是对律师所拥有的知识的需求就相对低，这使得这些地方也就无法以更为优厚的收入来吸引律师来到并逗留。

我不希望读者从中国人习惯的道德视角来评价这一分析结论，认为现在的人都太看重钱了；我更不希望当权者出于好心或为证明自己的政绩由此再设计一个强制性的或带有强制色彩的分配制度（例如所谓的“法律援助”工程）以强力改变这种状况。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更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工商经济发展了，交易频繁了，劳动分工更细致了，社会也更富裕了，人们才可能需要更多的现代的法律知识，也才可能消费得起现代的法律知识。简单地将社会问题作道德的解释，不仅反映了思维的简单和粗暴，而且会带来一些糟糕的“改革”。

而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现代法学院教授和生产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也许看起来有点“反动”然而不过是反普适主义的结论：这种知识对目前中国的广大农村——或更准确地说对“工商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对路。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如果一律强调依据合同和《合同法》来办事，可能给交易双方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负担，因为《合同法》是陌生人交易的法律。而只有在现代商业 都市才可能有用的关于金融、票据、期货、公司、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在那些偏远的农村的确是没用的或没有太多用处的，尽管这种状况也许会改变并且也许正在改变，但这仍将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就曾遇到一位现在派出法庭担任庭长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坦然地说，当年在学校学的都忘光了，90%没有用。这种忘光，并不仅仅是心灵的记忆问题，更多是因为行为的记忆，因为在农村中，无法实践，因此已经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和知识在“农村”完全可能是扬短避长，大材小用。而从法律需求者和消费者来看，这种法律知识和人才是一种欺骗他们的“水货”。

这个结论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废除这些法律，也不意味着，应放弃现代的工商社会亟需的法律人才的培养，而仅仅意味着，我们不能因为“依法治国”就将总体的法律知识视做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而这种将特定法律知识普适化的状况的确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地存在，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例如，我发现某省司法局编写的农村村民普法材料中，排名第一的是《宪法》，第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且也存在于我们法学研究界和法律教育界。例如，我在1995年给当时的国家教委提交的一个关于法学院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研究报告中所列举的所谓法学院应设立的核心课程就完全忘记了“农村”，尽管我作了在当时看来比较细致扎实的社会调查，然而我调查的对象完全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或在校研究生，而这些调查对象都是以他们目前在都市中的工作以及未来在都市中的职业取向做出的回答。这些回答是真实的，然而却未必是反映了当代转型中国的真实需要。

说了这些似乎很不学术而且似乎与法学教育无关的话，有些离题太远了。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有几个基本信念。一是法律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无法分离的，因此，作为总体的法律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单一的、普适的法律。其次，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生产中国社会需要和对路的产品。第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无疑需要大量与市场经济和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大量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个转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现实，而且，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某些弱点，似乎也未必应当彻底改变。因此，转型期的中国法律教育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如果不是从概念世界来看，而是从生活世界来看，21世纪与20世纪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把21世纪看作某种理想的实现，而是今天的一种时间延伸，因此，我并没有如今甚为流行的那种对于未来的憧憬。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法学教育必须重新考察并重视中国“农村”对法律知识和法律人才的需要以及它的支付能力。我们必须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的大国；我们不能忘记法治的建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心的结果。我们不应让我们对理想的关注遮蔽了现实的需要，以一种知识压迫、压制甚至扼杀另一种知识。相反，我们应当重新研究中国农村对于法律规则、法律知识的需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这些知识进入法律学术和教育界的视野，进入法律实务界的实践。

这些结论还要有所限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学院或法律教授都应同样地关注这些不同的知识，并同样地在法律教育中贯彻。我是主张有社会分工的，即不同的法学院系可以各自依据自己的资源来追求自己在法学教育上的比较优势。这样，也可能会对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经济学帝国主义？(朱苏力)

经济学帝国主义？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3-6-24

“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庄子·逍遥游》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是一本经济学家的个案研究报告汇编。但是如果不是从作者的学科出身来阅读这本书，也不过分关注它所借助的学术术语之出身门第，并因此得以摆脱对此书的经济学的定位，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在学界看来许多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对于关心改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法学的学者来说，这都是一本扎实、有见解、有启发的书；尽管在理论层面，它也许还没有提出更为一般的原理或核心概念，但有些篇章相当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对我们的一些习惯看法提出了挑战。对于这本书的成就和不足，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细致且有说服力的评论，[2]无需我再来“叨叨”。引起我思考的倒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说法：“经济学帝国主义”。

一． 的确，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趋势，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有的学科甚至主动邀请经济学的加入，有的学者则似乎是皈依了经济学。1992年，贝克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这一扩张达到了最为尊荣的一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学问题：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将一大块“社会学领地”纳入了经济学门下研究，尽管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独占的领域。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又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研究、甚至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都囊括进入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在法学领域，尽管无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微观经济学对法学以至法律实践的影响，至少在美国，甚至超过了上述学科。无论是传统的普通法领域，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府规制，无论是宪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甚至司法体制都经过了经济学的分析。科斯、布坎南等人在法学界有着重大影响，而波斯纳早在1973年就一手对美国的几乎全部法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的重构（当然，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且也与人们的视角和政治观点有关）。一大批法律经济学学者已经进入了从联邦最高法院以降的各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法律经济学早已从纯学术研究进入了司法实践。即使在中国，经济学也在向各个领域深入。在大学里，由于樊刚、汪丁丁、盛洪、张宇燕等人的漂亮的经济学散文和随笔，使得许多文科学生从思维方式到日常术语都有明显的变化，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似乎是最便利的分析概念或模式之一。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在包括经济学界本身的许多学术人士中传播起来。例如，在美国，对法律经济学影响深广、被公认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科斯本人就认为经济学管不了那么多，也不应当管那么多。[3]这种说法自然也很快进口到中国来了。似乎，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是哀叹、遣责，也可以是调侃或自我解嘲。

然而，当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时，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说，一些被定位为经济学家的人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据说是由经济 1 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进路？或者是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我看来，主要是前两种情况。而如果真的是前两种情况，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

我想以科斯作为一个分析的范例。科斯是对当代法学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又很难被仅仅界定为一位经济学家，甚至即使在经济学界，他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他毕业于商学院，部分就职于法学院，他一直对量化模型相当反感，甚至对“理性最大化”这一经济学的根本假设也表示没有必要。[4]不仅如此，如果从其他角度看，他的最有影响的、创立了一个经济学派并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两篇论文至少在其发表之际也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讨论的是为什么企业会发生。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研究的几乎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即社会组织问题；[5]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法学的问题（由此可见，真实世界在学科层面上必定是多维度的）。科斯的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更是首先发表在法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杂志上，并且，是法学杂志引证最多的论文。[6]此外，从1976至1990年间，根据《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引证科斯的全部文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出自法律杂志而不是出自经济学杂志，[7]而这种比例还在增加。[8]我这里当然并不是要对科斯的学术身份有怀疑，也并不想通过这种定义之战来为法学或其他学科“挖”来一位重要学者或思想家来“光宗耀祖”。科斯的身份是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包括哪些现象属于某个领域、学科相联系的，是与后来的某个学科的学者的引证率、科斯在什么系教书、他的学术朋友的研究领域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相关的；甚至与诺贝尔奖的名字有关。

而且，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说，经济学领域本身似乎也在被蚕食。如果将哈耶克、科斯、布坎南、贝克尔、诺斯等人换一个界定（这些人如同科斯一样，重新界定其身份都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没有可能的），那么似乎就该是经济学悲叹了。而最典型的也许是如今在经济学界很“火”的博弈论。我不想在此追溯博弈论的“原产地”，但可以确定地说，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传统产品；仅仅从“囚徒困境”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个“杂种”。1995年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先生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而且，从知识社会学上看，任何学科，当它“入侵”其他领域时，它自身也必然会面临着某种被蚕食、侵蚀的危险。知识/权力并不必定为某个人、某个学科所独占。但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并没有听见经济学家惊呼“数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或“法学帝国主义”，也没有很多经济学家称现在的经济学不伦不类。

因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简单回答说，经济学研究现在很热，因此，经济学家有自信。其实如果从财政或就业来看，未必如此。至少在美国，法学院都比经济系更为有钱，毕业生就业更有保障，收入也更高。很显然，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并不来自他们更有钱或就业便利，而是“功夫在诗外”。我们还可以回答说，我们反对经济学的扩张是因为希望保持严格的学科学术传统。我当然尊敬这种学术责任感和荣誉感，但是我们不可能用“跑马占地”的方式，以靠定义取胜的方式来维护学科传统，重要的是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来。学术传统从来是通过学术成果，而不是通过划分边界来延续的。必须看到，学术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产品，最终要靠征服学术消费者的心来选择。当然，我这样说也许本身就已证明我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俘虏，但又未必如此。一个真正有实力和自信心 2 的学科和学者应当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鲁迅先生说的“汉唐气象”。

而且，退一万步，我们要问，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研究？在我看来，引发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并不是学科本身（尽管我们只有在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传统中，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才可能找到研究问题的进路），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然社会生活本身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那么界定明晰的，既然每个社会问题都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学科的维度，既然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既然人们在这个领域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弥散到人的其他活动领域，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某些领域应当由某个学科独占呢？因此，只要一个学者关心的是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也不应当在传统的学科边界“饮马长江”，而必定为其求知的好奇心所驱动而“欲罢不能”。一个学者如果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那么就不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也丧失了学术，因为他忘记了海德格尔的那个“存在”。也正是在问题的导向下，真正的学者才从来不会作茧自缚，而是总是试图不断自我超越。只要看看中外的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无论是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克思或韦伯，我们都很难给他们作一个精确的学科定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学术而生活，而是因为生活而学术的。因此，重要的是思想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学科的领域。

二．

我并不因此否认学科传统的重要性，也并不因此主张废弃现有的学科分类。传统是我们可能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国目前许多学科的发展之所以不尽人意恰恰是因为其缺乏真正坚实的学术传统；[9]而且现有的学科体系作为是一种实际运作的制度也不是任何人试图废除或重建就可能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现有学科划分视为一套先验的、永恒的和应然的scheme。只要回顾人类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知识、学科体制都是历史演变、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10]这种体制从历史演化理性来看，具有合理性，它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承；但它确实又是许多偶然事件（例如，某个重要学者研究所跨越的领域、他对自我以及他人对他的定位等）碰撞的产物。因此，现有的知识体制不是一种终极真理，各个学科的边界的界定是可变动的，必定会随着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展，随着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而发展，有的甚至会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例如古代社会非常流行的占星学如今就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了）。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日益交叉化的趋势，即使是经济学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有些昔日的“显学”会失去其显赫，也许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科变得醒目起来，或者本来就很醒目的变得格外刺眼。但只要不是过分self-important，以致有维护既得利益者之嫌疑，而是以学术发展和自我的学术兴趣为重，这又有什么了不起了。这一方面，也许许多学者应当向一些并非为了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乐此不疲的集邮者、京剧迷学习。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许多问题不仅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甚至根本就有待研究；对于中国的问题，也并非如同人们很容易设想的那样，我们已了如指掌，而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根本不理解。引入的“西学”学科，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当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的实际问题之学科性质和研究的圣经。因此，从我们的日常或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在问题导向下，进行研究，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不尊重现有的学科“产权界定”但有利于效率之提高的现象（又一个“经济学俘虏”之例证）；其 3 实，现在许多学者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跨越了自己本来学科的界限，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个大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经济学学者进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域，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现象。它不仅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对真实世界的关切和学术好奇心与责任心，而且他们的进入可能激活一些实在太缺乏活力和学术理论竞争的学科领域。当然，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学科传统的研究，因为“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他们的研究也必定会出错。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本学科之内研究就一定不会出错，结果就一定更真确吗？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学者的研究发放其结果必定真确的保证。只要是真正的研究，那就在一定层面上，都是在积累我们共同的学术和知识传统。

事实上，眼前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就同时揉和了法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所涉及的内容上，还是在所使用的方法上，尽管其作者已经被作者的学位、工作单位以及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其他社会标签体制标识为“经济学家”。对于我这位法学界人来说，它给于我的启发就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学者的法学（法理学的和经济法学的）著作。它使我看到了在一些具体的世界中法律、法规和政府机构的决策和行为是如何起作用（包括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的，它让我看到了在这些具体的世界中，社会生活是如何形成着规则，规则又怎样改变着社会生活，以及这一切活动的某些后果。例如，自发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形成规则的（杨晓维文和陈郁文），政府垄断行业内的竞争与最后这种竞争又如何打破这种垄断的（张宇燕文），等等，这都是传统的法学理论所没有的，甚至是在传统的法学概念框架中难以想象的。当然，也许，这些个案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法学界也无法直接利用；但是，它给人的启发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它所蕴含的某些社会生活的常识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研究者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变迁的记录，以及这记录中隐含着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和情感。

波斯纳，这位极力推进法律的经济学改造（但不限于此，尽管人们习惯这样标签他）的学者，曾经说过（大意）：即使法学家是一位社会清洁工，他们也不应只能固守传统的扫帚和拖把，而不能使用其他更为便利和有效率的工具。[11]话虽俏皮，但道理是对的；而且这道理不限于哪一个人，也不限于某一个学科。只有具备了这种常人的心态，我们也才有可能超越本来的学科，包括超越“入侵”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1997年6月初稿，1997年11月23日改定于北大蔚秀园

[1]《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张曙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春夏季卷，页234－260。特别是周其仁的文章。

[3]参见，Richard A.Posner,“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in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40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84)第231页。“没有什么理由要假定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除不幸福以外的最大化，而且即使这一点也不完全成功”。又请看，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Essays o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第4页。那么为什么要假定企业努力将交易成本最小化，或者当交易成本许可时企业和个人要进行有利的贸易呢？因为“对于人的群体来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任何物品的更高（相对）价格 4 都会导致需求量的减少”（同上）。但如果人们想最大化他们的不幸福，他们为什么不尽快通过购买更多的其相对价格上扬的商品来耗尽他们的资源呢？科斯在其他地方还说，他会很欢迎在经济学中放弃“个体选择前后一贯的”假设。“Duncan Black,”in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1994)；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5]这在社会学上也是有传统的。韦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官僚制和各种政治权力的组织。

[6]有关的实证研究，请看，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Revisited,”Chicago-Kent Law Review(1996);又请看，James E.Krier and Stewart J.Schwab,“The Cathedral at Twenty-Five: Citation and Impression,”Yale Law Journal(1997)。在这两个根据不同数据库所作的实证研究中，科斯的这篇发表于1960年（实际是1961年）论文的引证次数都居榜首，而且遥遥领先，超出排名第二的论文——霍姆斯的名著《法律的道路》——近一倍。

[7] 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on Law: A Quantitative Study," 36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85, 405(1993年)(表6)。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8]在1986－1990年间，法学杂志对科斯这一论文的引证比例上升到40％。转引自Posner,同前。

[9]参见，朱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传统与本土化”，《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5月总第5期。

[10]参见，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

[11] Richard A.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38.

第四篇：法律社会学(朱苏力)

法律社会学（1）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3

第一讲 总论

一、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

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查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

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 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

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 2 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法律社会学（2）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8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

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运阶级分析、3 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

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

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

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4 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

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

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

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

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

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

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

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

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 5 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法律社会学（3）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18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

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6 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

(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栋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

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

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对于中国的启示。

法律社会学（4）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3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

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

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 8 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

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

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兵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

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

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

不过，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不绝对是上述两种社会中的一种，没有纯粹机械性或有机一体化的社会。但大致还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怎么判断是哪一种社会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法律。

两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类型：压制型和赔偿型。

压制型的法律，对个人惩罚，剥夺自由、前途，施加痛苦。刑法是典型的压制型的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中某种行为与社会的共同良知相背，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即使这种行为未必有社会危害性（如同性恋）。压制型的法律是为了不使社会和谐遭到破坏，保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共识。

赔偿型法律，是恢复事物的原状，使原来弄乱的社会关系恢复。民、商是典型的赔偿型 9 法律。通过这种法律使社会正常运转。

在原始社会，压制型法律是主导，与机械一体化相联；在现代社会，赔偿型法律是主导，与有机一体化相联。

与此相关的是，压制型法律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法律实施机关，有集体良知的制裁。而赔偿型法律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保证法律实施的连续、稳定，需要明确的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人才如法官律师。

社会失范和犯罪现象

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犯罪、自杀会增加。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失范问题。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就是对社会集体良知的侵犯。（在人类社会有很多禁忌，不是规范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害，但触犯之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是犯罪而谴责之，而是因为谴责之而认为它是犯罪”。）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的集体良知有关。

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都需要犯罪。犯罪是社会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但不必定是犯罪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为什么社会内部需要发现和制造犯罪呢？

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特殊的功能。社会需要犯罪来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功能1：社会可以增强和重新增强社会的集体良知。如欧洲中世纪瘟疫产生便惩罚巫婆，其实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的一种稳定，为社会找一个发泄口。是把社会统在一起的需要。又如古代社会的“罪己诏”。

功能2：增进社会发展。集体良知构成道德的边界，但道德的边界不能太僵化，需要突破。有些犯罪就是对社会限制的突破，使社会限制减少从而使社会更有活力。并可以帮助社会形成新的集体良知。如同姓不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并不是一种纯粹病态的现象。

影响和评议：

影响很大。

芝加哥学派由此而来。“失范学派”认为，不仅要打击犯罪，更要重建社会的一体化，使人们有归属感。

还有的学者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主张废除对妓女、毒品的限制。

《法律的运作行为》也受到了迪尔凯姆的影响。社会的文化越发展，社会分层越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分工越多，组织机构越多，则法律越多。

同时，功能主义的分析也遭到了批判：

1、受马克思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刑法是社会共同的集体良知掩盖了阶级性、阶层矛盾。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代表了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集体良知。解禁妓女，其实是一个男人的视角。

2、功能主义本身很难预测。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倾向于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

第七讲 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法律社会学（5）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8

第五讲：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二、法律人类学对法学研究的贡献

1、对于单线进化论的批判。指出法律不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这个文化包含的就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等因素。所以法律的正当化应当是它能否满足自己的文化。所以，不能以所谓现代的法律来取代所谓古代的落后的法律，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变革法律。（如证人出庭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实行的不是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与熟人社会有关。）

2、关于法律的概念。

法律不仅仅是成文法。在初民社会也有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那里也有实体性的规则乃至宪法性的规则，只是没有成文而已。说他们没有法律，乃是说他们没有成文法，没有西方法的一些特征，没有西方的司法机关等，但这些都不是法律的根本特征。哈特说过，当一个人 12 觉得有义务遵守它的时候，它就是法律。部落法律就是该部落社会习惯的总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样对于法律的理解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以理解一些潜规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成文法的局限，和法律变革的艰难。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民间法”的概念。当然，民间法的称谓可能有些问题，它容易浪漫化。民间法也不是什么超国家、超阶级的东西，它也可能受到特定社区中强权者的影响，或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民间法虽然有自己的好处，但也要以国家法律制约民间法。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法律多元的现象。就是一个社会中同时有几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律。如殖民地的法律。其实，这种法律多元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如美国（存在欧洲法律与印第安人的法律）。这种多元的法律互相交流、借鉴和发展，是一种流变关系。这种法律多元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功能主义的分析，法律要满足社会的需要。

法律社会学（6）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3-7

女权主义与法学研究

一、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法学

现在出现了许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如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女权主义法理学乃其中一种。也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法学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表现。这个流派以女性为主，但并不都是女性。

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1、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照搬18、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律哲学而形成的。创始人是密尔。强调抽象的人，女性也是人，应当拥有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财产、自由权等。应给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以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中心，认为只要给了妇女选举、结社等的权利，她们就团结起来选举出她们的代理人进入议会从而改变她们的现状。

这种思想是贫瘠的，抽象化，不考虑妇女的特殊问题。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而且，这种抽象的人是以谁为标准的呢？男子，白人，有产阶级等。）强调以自由为本，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对妇女的压迫为代价。如言论自由可能导致淫秽物品的增多，往往带有对妇女的暴力。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经济问题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2、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认为妇女解放不是与意志而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有关，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办法发挥其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分析。指出大工业生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使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边缘地带进入中心，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加强。女性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互相形成了共同利益，形成了作为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

3、激进的女权主义

二战后形成的。认为男女在生理、心理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女性压迫的根源就在于男性。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就是弱者。相信科技的发展能根本改变男女生理、心理差距。如人工流产、避孕药品、基因工程、试管婴儿等。

这种观点建立在当时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上。其优点在于细致的考察了妇女特殊的原因。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使问题简单化，把男女不平等固定化，当他们诉诸的科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差距在他们那里就成为永恒的了。这显然是分裂主义的思路。

4、文化批判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认为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是一个因素，但是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而且，还要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进行批判，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建立全新的视角。

二、贡献

1、研究的问题

女权主义研究的是有关妇女的问题，特别是离婚、性别歧视、人工流产、色情淫秽出版物以及对妇女的性犯罪等问题。让社会听到一些以前被压制的声音。

（1）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问题

在职务提升和收入上，男性占了很大的便宜。怎样把妇女的付出变成社会财产呢？但这里有一个两难问题：若允许私有财产，则应该允许以自由意志雇工。（妇女的生育被认为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至少没有给其雇主创造价值。）女性的就业权利却需要国家进行干预，那么，国家应干预到什么程度呢？（女性权利和对私有产权的激励）

（2）人工流产问题

如果承认妇女是独立的个人，则就应当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作决策、自主。

但怀孕其实并不是妇女之私事，可能与丈夫的权利有关，跟整个社会的文化有关（如西方天主教文化禁止堕胎，认为受孕是生命的开始。）还有妇女的权利与胎儿权利的冲突等等。其实，关于人工流产，就体现了两种女性的关系：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一种妇女价值的上升意味着另一种妇女价值的贬低。传统女性反对人工流产。

（3）色情作品

色情作品是否应当保护？会不会有侮辱女性的倾向？会不会有男权宣传？许多色情作品可能会贬低女性，鼓吹对女性的征服，会造成对所有女性的侮辱。

但色情怎么界定呢？边界在哪里？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另外确实有一些描写色情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反应现实不可以吗？文学必须是理想的吗？

大法官斯图特加：什么是色情，我看了就知道。

（4）对女性的性犯罪问题

关于强奸。现在的制度往往从男权主义角度考虑，要求女性提供证据，有自己强烈反抗的证明，置妇女于难堪的境地。这种批判是强有力的，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又可能反过来造成男性的危险。

关于性骚扰。性骚扰很难界定。对于女性来讲，同一种行为不同人做就有不同的意义。

2、对于男权主义文化的批判

男女文化不同论

认为男女由于心理、生理、社会教育等原因，形成不同的声音。男性强调逻辑、分析、思辩、规则、个人主义、法律规定；而女性更强调情感、直觉、整体表达、和谐、集体主义和冲突和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别，而是生理、心理等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别。

诉讼程序的设置是依据男性的思维方式，只要求回答yes或no，但女性往往会说：Yes,but„；法律上的理性常人（reasonable man）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法律也保护妇女，但许多保护是从男性的角度。如有的酒店不允许女性作招待员，好像是对女性的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把女性从这种行当上解放，但问题是，女性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如果是因为怕女性受到侮辱，为什么要解除女性的职务而不惩罚那些侮辱女性的男子呢？（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女性推出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惩罚那些男性的成本是很高的，比较困难。）

主张用新文化代替现有的文化，男女应重新界定其位置。

3、女权主义方法论

（1）着重研究妇女问题

（2）具体问题不是用一个系统的、逻辑的规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实体正义。强调人跟人不同，案子跟案子不同。

（3）强调社群主义、多视角主义

三、评价

女权主义是否有一定的方法论还值得商榷。激进女权主义过分强调了特殊性，乃至使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失去了意义，增加了社会成本。女权主义强调社群主义的道德听起来很好听，但在高度工商社会中法律很难办到。另外，男女是存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别，但未必无法沟通。

当然，男权主义的文化还是存在的。在我国，现在至少是某些妇女的生活地位在下降，男权主义文化在振兴，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不利。最终来说，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社会经济条件。

女权主义的观点在细节的问题上还是有启发的，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等等。

所以，女权主义法理学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女权主义法理学或方法论，而是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后果使我们重新考虑妇女、女性的问题并且可能对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第五篇：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毕业致辞(2002-2009)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毕业致辞（2002-2008）珍重自己（200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在三年或四年的勤奋的，或不那么勤奋的（有时甚至有点偷懒的），学习之后，你们以出色的，或不那么出色的，成绩毕业了。你们戴上了硕士或博士帽。我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教职员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你们即将远航。不论你们在校期间曾有过多少抱怨，有过多少不快，或对我或其他老师有什么不满，现在都请你们原谅，并且都正在过去；“而那过去的事”，如普希金所言，“都会变成甜蜜的回忆”。我相信，无论你们到天涯海角，北大，北大法学院都会不时在你们的梦境或闲谈或周围的议论中出现。当你们成功时，人们会说，没说的，北大的！当你们平庸时，人们也会说，还是北大的！乃至当你们失败或丢脸时，人们还会说，看看，居然是北大的！

是的，北大，北大法学院已经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你们无法挣脱的一部分了。

但北大不能注定你们的命运。尽管你们已经成为品牌的象征，尽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的效应肯定会日益显赫，但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将属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而我们，永远只能用欣赏的、惋惜的、感叹的目光看着你们。我们不可能替代你们。“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注视。”人生的相互间性注定了也界定了我和你，界定了你们各自的区别，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个体的区别。

因此，在这临别之际，我必须告诫你们：珍重自己。

珍重自己，并不只是珍重身体；更重要的是要珍重自己的才华，要珍重自己才华的运用。在未来的航程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漩涡、暗礁、惊涛、骇浪，而是古希腊神话中塞壬女妖，她用迷人的歌声诱惑那些无畏且高明的水手，最终导致过往船只触礁沉没。而这种诱惑，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尤为突出。社会旧有的控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功能失调，现代的以法治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完成，因此在这一时期，种种诱惑可能驱使你们用自己的才智以各种名义、甚至以法治的名义干一些不道德的事、违法的事，龌龊的事、卑鄙的事；甚至做了，也可能不会被抓到，不受惩罚，特别是因为你有超过常人的聪明和才智。但我必须提醒你们，有许多事，如果你的良心不能认同，就一定不要做，一定不能做。是的，也许你会得逞于一时或一事，但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相信法治会越来越细密严格，而法治不仅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同样法治也会剥夺你另外一些所谓的自由或权利——如果这些自由触犯了他人的自由的话。说不定那一天你就会面临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败，带来一次终身的耻辱；就算你逃脱了，你的良心也可能终身追逐你——假如你还有良心的话。俗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的，你们聪明智慧，但是一定要知道，聪明和智慧本身并不能保证聪明才智的正当运用；干坏事的其实更多是聪明人。聪明才智也许可以保证你未来的富贵荣华，但不能保证你们未来的坦然幸福，更不能保证我们会为你们骄傲，母校和祖国会为你们骄傲，你的父母亲人会为你骄傲。

我们当中没有谁会愿意成为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我与这些共和国所不齿的人、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截然分明的界限。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人，我们和他们的差别也许仅仅在人生的某一步以及后来的某几步。不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己创造的，但创造并不意味着只会成为英雄，其实，赖昌星也认为自己是个生命的创造。

同学们！在这个时候，作为院长，我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位院长，更是作为一位教师，甚至是作为一位兄长说这些话的，并且我是特意选择了这个时候说的。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这些话也许会给你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大家能记住《三国演义》上对袁绍的评价吗——“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袁绍。你们即将扬帆远航了，那么请想一想自己的前途！记住，珍重自己。这就是珍重北大，就是珍重北大法学院。

愿你们“乘长风破万里浪”！

林珣 最后编辑于 2009-06-12 15:37:50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法律电影课堂http://legalmovie.fyfz.cn/

2009-06-12 15:33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2 #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

（2003年7月2日在法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苏 力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

TOP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臵；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谢谢。

走不出的背景(2004年6月16日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刚才，我是有意从湖边走过来的，看细雨淋湿了未名湖，淋湿了这个下午。

每年这时候，校园里都纠缠着留恋：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对了，还有贺老师，以及那已成为你青春之象征的湖光塔影。

但年轻人往往多情又无情，敏感又迟钝，执著又漂浮；四周有太多鲜活的诱惑，未来则灿烂得令人眩目，匆忙的你也许正忙着“毕业前一定要做的10（或20）件事”，或是哼着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一边在“一塌糊涂”上贴一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决心把别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帖子；也许你没有时间细细感受一些因熟视而无睹的东西，一些背景。

因此，我们把张文教授和盛杰民教授的退休仪式放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不仅是你的老师，也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也曾同今天的你一样年轻，一样的激情洋溢；在为法学院、为我和你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华年之后，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他们比徐志摩更懂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但许多时候是不允许悄悄别离的，否则，我们就“太不仗义”，会感到愧疚。我们希望借此刻，不仅表达你、我和法学院对他们的感谢，祝福他们健康、幸福，希望两位老教授能从你们身上感到一种欣慰和满足；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和责任。

我更想提一下你的父母。几天前进城，路过两所中学，看到一些中年人在校门前的林荫间溜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高考的日子，不禁眼睛有些发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父母，在四年前或数年前的一个焦灼季节都经历过这种焦灼。而在今天，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们，拿着相机，笑容比你的更茂密，比你的更阳光；尽管更多同学的父母没来，或者说，没有能来。

其实我并没打算神话你的父母，神话“养育之恩”。这是“欠了儿女的债”，普通百姓说；而今天的你也许会调侃地引证《婚姻法》第21条。我提起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因为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在你今天的这个年龄，当年的他们是知青、士兵、工人或农民，有的至今如此，有的今天则已经下岗或者“提前退休”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更不用说进北大的校园；大学是他们许多人的一个永远的梦，一个醒时的梦。而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的这个梦，你从小就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也许你因此没能看某部电影或电视剧，失落了童年或少年本应享有的一份快乐；也许你挨过骂，甚至挨过打——因为某次考试成绩或者一次恶作剧。而此刻，你是他们的骄傲，满足了他或她那难免的一点虚荣……

你是他或她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一些虽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人，一些可能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一些分享了人类其他种种“弱点”或称之为“人性”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背景，你的背景；不可或缺。你的行动的一切意义，最终由他们赋予；成功与否，也得由他们说了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并不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或许还隐含了一种，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理解你人生事业的进路？！

同学们，在这湿淋淋的、难得的沁凉夏日里，在这浓荫如云、曲径通幽的未名湖畔，毕业、青春和别离，我想，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愤青”，也会神奇地“小资”起来……

我也如此。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背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法律电影课堂http://legalmovie.fyfz.cn/

TOP 2009-06-15 16:32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5 #

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在北大法学院2005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苏 力

20多年前，和你们一样，我在北大过着一段悠闲得令人羞愧的日子，一段努力地无所事事的日子；没有时间的概念，我愿意、好像也可以永远这样地赖在这里。也知道毕业这个词，但它没有体温；直到有一天才残酷地发现，原来大学也会毕业的。于是，“改邪归正”，从春天开始（那时还不用自己找工作），就不再上课，不再到图书馆占座，茫然地一心一意——毕业ing。

今天，你们的这个ing也走到了尽头，黑色的学位服凝重在你身上……

不要说你们伤感。伤感不是青年人的专利。静下来，写这段讲话的时候，其实，我，我们这些看着你们长大的老师，也一样伤感；并且年年如此。岁月并没有让我们的心长出茧子，只是我们学会了掩饰，也善于掩饰。我们不再表达；伤感的表达是青年知识人的专利，我们知道。

“自古多情伤离别”；但离别会让你想一些来不及想的事，说一些本不会说的话，让没心没肺的你第一次品味了甚至喜欢上了惆怅，或是让滴酒不沾的你今晚变成了“酒井”先生或小姐。如果没有这样的离别，人生会多么乏味！问一问今天在座的王磊老师，还有刘燕老师、沈岿老师，还有今年毕业的凌斌博士、李清池博士，自打他们本科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的校门，或只有短暂的离开。他们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都不像你们今天这样百感交集，有滋有味，肆无忌惮；在他们心中，那只是又一个暑期的开始。

这一个暑期是不一样的，你再也“赖”不下去了。

其实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走出大学校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充满着活力。当然，活力并不都是美好、清新、温情脉脉的，吉它、摇滚和玫瑰花；社会中的活力常常很“糙”，更多野性、欲望和挣扎，还有你们要时时提防的贪婪、阴谋和背叛?? 一如桑德堡笔下的《芝加哥》。但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活力，伴随着小麦颜色的农民工、水泥森林和汽车尾气中灰蒙蒙的朝阳，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身姿一同在这块土地上崛起。

想一想，为什么最近美国和欧盟会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什么近来小泉等人总在那里惹事，搞些小动作，没什么技术含量，搞得“中国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海峡对岸，连战来了，宋楚瑜也来了；阿扁没来，但很憋气，知道迟早也得来。我们周围也还有一大堆问题，贫富不均、发展不平衡、污染、腐败和不公。有同学可能还没找好工作，没有“签约”；签了的，也未必满意，可能还想毁约。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烦心，让人不爽。但有哪个时代，人人都爽??管它到哪一天，至少也会有人失恋吧？换一个角度看，也许这些问题都表明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和崛起，以一种任何人都无法遏止的强劲活力。中国正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一个更宽敞但不一定更平整的舞台；这意味着你们要面对更多的麻烦，一些前人和我们都没有经历因此有待你们来应对的麻烦。你们任重而道远。

说着说着就高调起来了。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人都有点，也应当有点，理想主义。还是渴望为了什么而献身，这是青春期的焦灼，也是生命力的反映。

但是，按照一种说法，一个男人（其实女人也是如此）不成熟的标志就是他（或她）还愿意为某种东西（甚至包括爱情）献身。咋看起来，这好像是对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个讽刺。其实不然。这句话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活，暴露了那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之脆弱和虚妄。献身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也许只要一丝血性，一点勇气，有时甚至只要一分冲动。但这往往不能改变什么，最多只满足了青春期那一份个人英雄主义的激情。激情过后，则往往是空虚、失落，甚至堕落。而在今天这个好像越来越斤斤计较的年代，人们连激情也洋溢不出来了??前几年傻乎乎地，也许在看中国足球队比赛时，山呼海啸，人潮起伏，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感觉。但今天还有多少人看中国队比赛？！

然而，真正的理想主义往往在激情之后。它不是夏日的骄阳，而是秋日的明亮，它要经受时光的煎熬和磨砺，要能够接受甚至融入平和、平凡、平淡甚至看似平庸的生活，从容但倔强地蜿蜒，在不经意中成就自己。它常常包含了失败甚至屈辱，还必须接受妥协、误解、嫉妒、非议。它同坚忍相伴，它同自信携手。

想一想那选择了在辱骂声中顽强活下来最终为赵氏孤儿复仇的程婴；想一想在北海的秋风长草间十九年目送衡阳雁去的苏武；想一想走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的上班路上并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或者只是想一想多年来养育了也许是你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位大学生、硕士生或博士生的你们的父母。

这些理想当然是不同的，有些似乎还不够崇高，不够伟大，今天的法律人甚至会批评其过于野蛮或狭隘；但抽象看来，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是成熟的并因此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今天我们社会，判断是否真正理想主义者的标准不应全都是实质的，不完全是你是否认同、分享他/她的追求，是否值得你为之献身；而至少部分应是形式的，即他/她是否始终并无怨无悔地追求了，是否展现了一种坚忍，一种对目标的恪守，一种我先前说过的那种“认命”或“安分守己”。

也因为理想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社会的构建，基于一个人对自身能力、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判断和想象。你们也不例外。也许你们的理想会显得比我们的，比我们前辈的更宏阔，更高远，但那不过是你们的能力以及北大和今日中国为你们展示了更多选项以及更大的可能性。而我们最关心的是，许多年后，在漫长的再也谈不动理想的年月后，你能否像你所敬重的甚或不那么敬重的前辈那样，拿出一个作品，值得你向世人自豪??即使仅仅如同此刻站在你父母亲骄傲目光中的你？

因此，我希望你们切记，真正的理想，无论大小，无论高下，最终都一定要用成果来兑现，否则最多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但对这个世界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意义的愿望表达，甚至只是一通大话、一张空头支票或一个笑柄。

我们会宽容、理解并心痛你们必定会有的失败和挫折，但我们祝福、渴望并欣喜你们成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成功——如同当年你跌跌撞撞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并不苛刻。

而且，我们也有耐心。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

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你们会是有出息的孩子！

林珣 最后编辑于 2009-06-15 16:34:14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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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38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6 #

你柔软地想起了这个校园:在北大法学院200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曾以为这段日子非常漫长，此刻都已打包存盘。四年前（也许是两年前、三年前甚或是十年前），夏末初秋，你怯生生走进了这个校园。时间像刚出屉的馒头，饱满且热气腾腾；“发现你的热爱”，每一天都在心灵中占了很多空间。后来，日子渐渐慵懒起来，周而复始，“同上”、“同上”——似乎是费孝通先生童年的日记；后来就变成了对寒假、暑假以及毕业的期盼。但此刻，时光又一次丰满起来，每件事都很细腻和缠绵；在今晚的“散伙宴会”上，或许是未来几天的一次开怀大笑后或独自发呆时，莫名的酸楚涌动着不期而至，终于，你一个大小伙子变得比女孩还脆弱，泪水扑簌而下，甚至相拥着，肆无忌惮地哭泣……。六月是最残忍的；一转身，校园硬生生地扯断了、拽下了一段你舍不下的青春。

其实入学和毕业都只是人生的片刻。“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想来，在天地的眼中这一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之相伴的微笑和泪水表明了我们人类不完全是，或者说注定无法成为，纯粹理性的动物。我们无法超越肉身，成为自己生活的无情旁观者。许多时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因我们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对于我们；我们为它或他或她而感动。

我们是为自己感动：为我们的无知，为我们的年轻；为我们故意装出来的粗鲁和野蛮，为我们掩饰不住的温情与脆弱；为那个夜晚未名湖畔你野狼般的吼歌；为那个白天一教门前飘过你眼前一个倩影；为“非典”时被隔离的惊惶；为院庆100周年前夜的忙碌；为连战和李敖的造访北大；为杨利伟和神

五、神六的穿云登天……。为那再也不会有的、只属于你的这个集体，为了那再也不会有的、只属于你的这个离别。为所有虚度的和没有虚度的时光感动，为我们是那么容易感动而感动；或者，什么都不为，就只是感动，因为我们自恋、敏感和矫情，因为我们率性和真诚。

在这个因市场竞争而日益理性和匆忙的年代，说实话，我希望你们保持这样一份真性情。有所追求但不刻意，渴望成功但也接受平凡，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事业上，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功名。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不要把生活变成一项志在必得的竞赛，因为生活不是竞赛。

因此，不要总是拿自己同别人比，无论是昨天的同学还是明天的同事，除非你想把自己往死路上逼，把自己变仇人的影子，把生活变成自己的炼狱。每个人的天分和机会都有差别。你是戴昕，你是游艺，你是田田（请允许我这样称呼庄田田同学），你们都不是刘翔；而且，即使就是刘翔，你就真的愿意天天比赛——哪怕是奥运会？我们当然希望，也相信，你们有骄人的成就；但如果没有，只是做好了自己的事，问心无愧，那就足够好了，那就是有出息。不要仅仅生活在他人的期待中，或者被北大的牌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也千万不要把“明天北大为我而自豪”太当真。什么地方规定了北大的毕业生就不能平凡、平庸甚或是失败？就不能比别人收入低，房子小，就必须有车？请记住你父母亲的话，一句老百姓的话，“平平安安就是福”。也因此，你们千万不要上了某些法学教科书的当，总觉得，或刻意寻找，社会或某个人欠了你什么，这里没有起点公平，那里没有结果公平。一不小心，你会把一生都用来挑剔抱怨了。生活从来就有许多偶然、意外，幸与不幸，以及许多你认为的不公平，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但无论什么，都只能面对，那为什么不从容一些——人所谓的荣辱不惊？其实，你走进和毕业于北大法学院，虽不是纯属偶然，但也并非天经地义；其中就可能有一丝幸运，而你这一丝幸运的背后或许就有你的许多不知名同代人的失落、遗憾甚至不公平感。我当然不是在劝说你们听天由命；你们一定不会。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愤懑和抱怨都是沙漠，山野丛莽间的杜鹃才会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怒放；当你抱怨时，你就是在毁灭你的当下，就正在失去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这一刻。如果你看不清这一点，你就不会有幸福，也不配享受幸福。而我希望你们幸福。

这是临别之际我对你们的真切希望，一个也许太平庸俗气的希望。只是也许。我并不认为庸俗，即使在这一有点庄严的场合和背景下。高谈阔论，宏大话语，你们已经听了很多，尤其是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法学院；但即使句句正确，连续的高亢单音也只是高分贝的噪声，会让人受不了，更会湮灭心灵的感悟和感受。因此，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我都没打算对你们重复什么正义或人权，勤奋刻苦或自强不息，而只是絮叨一些小道理，希望你们幸福。似乎不合时宜，但即使是“依法治国”，又有什么地方规定了毕业典礼上院长就只能说一番大道理，不能说一些悄悄话？只能豪情满怀，不能温情脉脉？

而如果不是希望你们幸福，我们还能为什么工作？你们的父母又为什么辛劳？而如果不是首先希望你们幸福，我们又如何追求和拓展人类的幸福？

我，以及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们，都爱着你们；除了家人，也只可能首先爱你们。也许，在这个高歌人权和全球化的时代，我的这种情感、思想和表达都已经落伍，至少是不那么政治正确。但我并不因此惭愧和惶恐。作为生物的和社会的人，我们的感受、想象和爱其实都注定是地方性的、狭窄的，有时甚至是“自私”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是老百姓的俗话，而我们都是些俗人。但别忘了，耶稣基督对其信徒的要求也不过是“爱你的邻人”。我坚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实践地拓展我们的感受力、想象和关爱的实在出发点和可靠路径。

首先爱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胞，你的祖国；这其实不是一个要求，而更多是一个祝福——只有这里你才会发现你情感的归宿；否则，能有谁真正分享你的成功，或分担你的痛苦？

无论此刻你是多么向往远方，憧憬未来，即将远走他乡，甚至飘洋过海，都请相信我，多少年过去后，你光洁的脸庞变得粗糙，纤细的腰身变得臃肿，在一个飘雪的薄暮，或是细雨的清晨，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柔软地想起的不会是图片或电影中的哈佛、耶鲁，不会是宇宙间某个遥远星球上陌生的高等生物，而只会是这个让你心疼过的校园，这个残忍的六月，这些相拥而泣的XDJM——也许还有你们的邓峰GG、郭雳GG……。

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祝福你们！

2006年6月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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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39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7 # 责任高于热爱:2007年6月21日北大法学院毕业欢送会致辞 又是合影留念，又是祝福叮咛，又是离愁别绪；只不过这是2007年的六月。去年说是今后全校统一毕业典礼，法学院还是举行了今天的欢送会；名字变了，主题、情调和程序却都差不多。确实，一起待了好几年，哪能悄默声息地就走了？世界上好多事改头换面也要坚持不懈，这也算遵循先例，即所谓制度吧（对不起，一不小心，又给大家讲起了法理）。甚至听说，有同学大气磅礴地替我撰写了题为《光荣与梦想》的致辞，10天前就在未名BBS上“剧透”了；前天，一位英语国家的记者为此还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不认领，还以为我矫情，一定要强加于我。谢谢这位同学的良苦用心。虽说如今倡导志愿者行动，但也不能如此深入普及吧？太多的事不可替代；你有权沉默，无权代理。而且，照着你的稿子念，看到帖子的同学会觉得忒没劲，且不说枪手、抄袭或者是署名权问题了；但不照着念，苏力院长每年也就那几句煽情，让你先占了，他还说什么？我只好旧话重提。几年前，特别针对北大校园的学习生活，在迎新大会上，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无论你是否发现了，此刻，针对你新的社会角色，我却想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做你能做的，而不是想做的事。不中听的一般是实话。找工作，说是双向自由选择，但都知道，你既没太大自由，也没很多选择；更大程度上是进入一个格式化的社会，是“求职”。社会一点也不“小资”；它最多也就听听，却不在乎你的感受和自尊，不会迁就你。你要与之兼容，而不是相反；你可能得在一个甚至是一系列未必热爱，更多出于功利而选定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干出业绩，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开拓和创造自己。当然，也不必太多抱怨或感叹，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就没几个成年人干的都是自己想干的事。因为，你们大了，已经有了更多可以统称为“社会的”责任。“老板”对你有要求，同事对你有期待，甚至就因为毕业的这所大学、这个法学院，你也有额外的压力。你得活的像样，更得活的正派，让父母欣慰，让（已有的将有的）妻子/丈夫和孩子幸福，顺带着也让亲友、同学和老师放心。这都是你的责任。当然，还可以，也应当谈谈“治国平天下”或“和谐社会”或“大国崛起”之类，只是“修身”和“齐家”是最起码的。如果连自己都撑不住，本职都干不好，还得那最多几十号关心你的人为你操心，还说什么社会贡献，谈什么人类关怀？记住，在社会、职业以及家庭中，责任永远高于热爱。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工作或职业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执着；即使有，是否真值得一生追求，也是问题；即使情愿，谁又能保证你恪守此刻的山盟海誓——你不也曾沉迷于金庸、“曼联”或王菲，甚或认为自己某方面才华不菲？还有，你喜欢，就真能干好？有什么根据说，此刻的热爱，甚或不热爱，不是“吾从众”，不是社会对你的塑造，或干脆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选择？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也挺喜欢，至少不坚决拒绝职业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包括与之相伴的意外、风险、惊喜以及一些可以用来装点回忆录的小小——不敢太大——失败。很多时候，一个人此时此地的成功恰恰因为他彼时彼地的失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陈兴良老师就曾是千岛湖畔的一位民警，白天走家串户，深夜还抱着郭小川或浩然。而牟平姜格庄的大地也一定记得那本梦想署名“卫方”的《春苗》类剧本；甚至十多年前，我们的“老鹤”还曾勇敢下海，尽管几个月后又扑腾着水淋淋的翅膀上了岸。还有，我们的姜明安老师、王世洲老师、龚刃韧老师和孙晓宁老师，30年前都当过或当着军人；也许早早预知了贺老师的批评？复转军人没进法院，都进了法学院，而且是北大法学院。在一个30年前不曾想到更谈不上热爱的职业中，如今，他们都创造了自己，也正塑造着你们和你们的未来。

听起来很有点传奇，这却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不希望你们重复，也不可能重复；前方拐角等着的有你们的传奇。但它还是给你我一些启示：生活和职业，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个人爱好的光影投射；它是子弹划出的那条抛物线，无论是否连接了击发者和他心中的目标。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规划人生，却无法完成设计；向往未来，却只能始于现在。我们只能向生活妥协！但妥协也可以是一种坚持。不仅我们每个人的追求和爱好都必定在社会中校订和丰满；更重要的是，成攻和失败，伟大和平凡，从来都不在起点，而只是基于结果的事后评价，甚至——改一改奥威尔的话——未必是你干的事，有可能是你赶上了什么事。评价标准是社会的，不是你个人的；跟自个儿比武，分不出高下。做你能做的事，因此，既不消极，也非无奈，它的另一意味就是超越，超越那个感性的自我。

时间过得真快！对法学硕士来说，有些书可能还没来得及打开，毕业已猛然站在你眼前，带着青春的欢乐、骄傲、活力以及些许伤感。这不是你的第一次，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你还会重复今天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向前看，光阴迢迢，望眼欲穿；事后才感叹，白驹过隙，人生苦短。而随着年龄增长，你还会发现日子是越过越快。这是我生命的体验，每个人中年后都会感觉，尽管未必自觉。在此说明，只希望你们更珍惜时光，热爱生活。想做些什么事，一定抓紧；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工作、学习、创造还是爱，无论追求功名、享受人生还是两者兼得，也无论最后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还是失败。具体生活永远在琐细平凡的当下，千万别把它抵押给关于自己的“愿景”或“理想图景”，vision这个词更多译作幻觉。你可以持之以恒，也可以随遇而安；可以雄心（野心？）勃勃，也可以知足常乐；可以谨小慎微，也可以大胆奋进。只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当一个个未来变成“此刻”时，怅然和失落。未来其实并不遥远；此刻不就是你曾经眺望过的一个未来？！

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话”相似。在这送别之际，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师生，我祝贺你们每一个人毕业；更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坦坦荡荡，走进社会，平平安安，走过未来！2007年6月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搂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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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40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8 # 在许多感动之后: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无论你何种心情，这一天还是来了；居然来了；或，终于来了。但我不打算太多关注校园，因为过去半年来扎了堆的意外！二月，冰雪冻住了南中国。三月，拉萨的浓烟；全球华人呐喊：“做人不能太CNN”。四月，埃菲尔铁塔下，金晶抱着火炬，那感动了整个中国的羸弱但坚强的身姿。然后是五月和六月，撕裂大地和河流、也撕裂亿万中国人肝肠的特大地震，以及那些背着生者走出死亡、背着死者走出瓦砾的，比你更年轻的中国军人……

我们流了许多泪水，和中国一起；此刻的你，还会感动吗？ 这注定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情感大起大落，一场最生动的毕业教育；你更多理解了自己，理解了中国，理解了这个相当复杂，不只有温情，还有险恶、有时还很残忍的世界/自然界。银杏树叶日见浓厚的那个早上，在排队献血的长长队伍中，我看到了你，和你的选择。你的身影告诉我，你的成长；然后，学位帽的流苏一闪，你走进了这个刚刚举行了110周年校庆的大讲堂……

代表北大法学院，我欣慰地也真诚地祝贺你们毕业！

预言当下是危险的。但我还是想说，多少年后，2008年不仅是你，更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年份之一。不仅仅因为上述事件以及一个半月后的奥运，更因为你、我以及无数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直觉、情感、思考和行动。一个利益和情感紧密交织的中国正在发生，穿越了生死于斯的村落、县乡甚或省市，也不再限于政界、商界或知识界人士。打湿中国的泪水，涌向汶川的志愿者和救灾物资，低垂的国旗和驻足的行人，以及舰、船、火车、汽车和工厂三分钟的悲鸣，重新锻造了我们每个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与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我看到了共和国；我看到了共同体。

这当然有，却不仅仅是人性和善良；更不因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否则，死难更多的缅甸风灾为什么没有激起你我同等强烈的悲痛？奥运火炬传递为什么在各国会有如此不同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尽管华人抗议，还是有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也没打算知道卡弗里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至少今天，民生与福利，民主和宪政，仍然、并只能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利益共同体缺乏认同，对共同的基本利害缺乏感知，他们就还只是法律定义上的而不是自觉的公民；所谓民主就不无可能导致战乱和分裂——想想10多年来版图一次次被切割的南斯拉夫以及今年2月间自行宣布独立的科索沃！而所谓宪政不仅可能成为一个地理国家的政治闹剧，更会是那里民众日常的生活悲剧——想想几年来爆炸声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说这些也许boring的话，不仅仅因为你我是法律人。精神洗礼或情感升华固然重要，仅此却不足以应对当今世界，甚至不足以有效展开你个人的未来生活。需要更有穿透力地思考、感受和理解社会，智慧地洞悉幽暗的人性，看到那些也许恰恰因为情感强烈、我们才有意无意拒绝看和思考的东西，并行动。

是的，我们愤怒于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或成见，但那非常的愤怒也暴露了我们曾有过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而这本身就是偏见。为什么如此期待别人对自己“全面”、“客观”甚至“正确”的评价？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深刻的不自信，甚或自卑？而创造者会以行动和作品创设标准！当然应当批评CNN或BBC或德国《镜报》不理解甚至妖魔化中国，但怎么可能期待他们同你我一样、甚至比你我更理解这个国家？更别说热爱了。而你我又真的理解我们自己，或他们？卡弗里先生的刻薄言辞确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但不无可能，他试图以“很黄很暴力”的语言争夺收视率；如果这一猜测不错，那么你我有理由分享的情感反应，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又有点“很傻很天真”？即使他真的仇视中国，那也正常——你怎么可能期待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中国友好？正如不可能期待每个人对你真诚一样——除非你准备上当受骗！《让世界充满爱》是期盼，恰恰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也许永

远都不会充满爱。仅仅歌声，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关心别人的看法，会努力沟通，必要时也将抗争。但看法，和爱情、友谊、信任乃至你未来的事业一样，不可强求；强求会使一切变质。中国和中国人的世界形象，说到底，要靠你我的长期努力。相信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善良和判断力，但首先自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更是伟大的中国！

还回到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血脉相连，但要清醒意识到，这种心心相印未必，甚至就不会持久。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曾有过生动描述；涂尔干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则有过理性分析。情感是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和灾难不一样。而一旦生活回归常规，斤斤计较、勾心斗角甚或贪婪卑下，也会如野草重新占领它的领地。灾难考验个体的选择，但它不改良人性，因此谭千秋老师安息了，而我们的一位校友“范跑跑”老师则闹出了很多动静；灾难也不是长效的道德保洁剂，否则诺亚方舟的大洪水或肆虐的黑死病早该把人类带进天国了！事实上，这次地震同样没能挡住某些罪恶的手伸向死者的财物。而我们如此动情，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发达的媒体，特别是电视。“触目惊心”，“触景生情”，人类更多是依赖图像感知世界和自我的生物。我们很容易震惊于如山的废墟、成片的特别是儿童和孩子的尸体，乃至废墟间小郎铮的一个敬礼就让多少人潸然泪下；否则，8.0级、特大地震、近10万人死亡和失踪，在我们心中几乎就是一些抽象的文字或数字。不是苛求或批判，但也不是宽容，我只想暴露，你我在内，人类的一些弱点。永远不要低估这些至今没多少改变的人类弱点。

甚至，我想说，地震后的许多慷慨，尽管发自内心的善良，却不仅仅因为善良，至少部分地，因为我们的人民更富裕了，国家也更强大了。许多个人才可能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捐款，捐出的也不再是穿旧或退出街头风景的衣物；才有人能够自行驾车甚至“打的”千里迢迢去当志愿者。中国政府才可能一个多小时即启动了，并在几天内运送了，10多万军人武警进入灾区；震后一个月就制造和调运了上百万顶帐篷和十多万套活动房。是，富裕不等于善良，但极度贫困甚至会剥夺善良。一个强大的祖国不可能仅仅是情感的，她还必须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其实，我们从来善良；但只是这一次，在整个世界面前，中华民族才得以展现令我们自身也震撼的强大的善良；而正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人性在这一刻的饱满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还算一个毕业致辞吗？冷酷说教中还夹带了“政治不正确”！但替代公式化毕业致辞的并非只是“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面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必须超越昨天和自己；我们拥抱，却不止步于感性和温情！

而且，我相信，无论如何，这都会是你心中最好的校园，留下了你的一段刻骨铭心；种种失意，哪怕是失望，时光打造，都会成为你回忆中的亲切。其实，记住这一点也就够了：

贺岁之夜的广场上，这个大学的校长为你们，更为了你们，唱着“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真的，我相信，即使流了许多泪水之后，今晚，“上元居”的散伙饭上，我仍会看见你盈盈的泪光！

朱苏力：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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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03日14:29

朱苏力

我要评论(319)

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致辞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

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也确实很难接受刘德华的“残酷教育”，更无法实践。影片中，刘德华也没做到；他还是倒下了，为保护梦着天下无贼的傻根。更可怕的是，刚听罢“无毒不丈夫”，一转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李冰冰就满含热泪恳请原谅，把自己的导师交给了警察；老奸巨猾的黎叔只能连连感叹“大意了”。一个字——报应！

莫非我们和刘若英一样，“怕遭报应，想做点善事积点德”。但一时的善良会不会变成长远的残忍？而且，我们真的善良吗，或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善良——其实证明的是我们的虚幻、虚弱并因此是虚伪？

这是教育的深刻且永远的两难。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易子相教”、斯巴达教育以及毛泽东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这还只是生活磨难的替代品；严苛不让人长记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有时甚至怀疑，今天大学搭起的知识殿堂，只是暂时搁臵、部分隔离、更多是推迟了你终将面对的严酷，也缓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

知识也未必能走出这个困境，尽管我们常常王婆卖瓜，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弄不好也，甚至很，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其实，至少我，或许还有其他老师，选择校园并不只因为酷爱学术、追求真理，还部分因为读书比做事、特别是比做成事更容易，也更惬意。校园教育注定是残缺的。它确实拓展了你某些方面的想象和思辨能力，却也可能因此弱化了你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

出于责任，而不是愧疚，我把这些困惑和担忧，包括自身局限，都告诉你们。就是没法给你一张IQ卡，也没有密码；而且“是真没有”，即使“这可以有”，即使你像范伟一样举着斧子。希望你们重新审视并尽快走出校园。不要只用规范的眼光看世界。生活世界一定不规范，有时还抵制规范。不要把符合逻辑或看似普世的话都当真或太当真。生活不是逻辑；真正普世的无需倡导，有人促销的则一定不普世，还可能假冒伪劣。如果没有准备，一旦遇上忽悠行家或策略高手，甚至卑鄙小人，你就会手足无措。无论是消极无为，还是同流合污，即便愤世嫉俗，那也是行动力的丧失。说不定，一次情感创伤就毁了你的善良和未来——想想法大的付成励同学。你就得像宋丹丹说的，“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请记住，是对自己。要抗造，经得起摔打，顶得住飞来横祸或无妄之灾。“好人一生平安”也就一只歌，听听就行了。出门被车撞的，并非都是，其实基本不是，不孝子孙或贪官污吏。就算民主法治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消除不了办公室政治。安徒生童话里，你也得走到结尾，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不是说放弃诚实和善良；只是老百姓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正的善良只能出自知情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话冷峻，却不冷酷，更非冷漠。怎么可能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只是既然你走进了这个校园，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注定不是为重复昨天的故事，听从教科书的安排。我们只能创造你的此刻，你要创造的却是自己的未来；你要实现的，不是别人——包括父母——对你的期待，而是，最好是，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必须有能力承担起想象中你独自无力承担的责任，即便是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友。

而且你们是共和国的年轻公民！你们当中应当产生，也定会产生这个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领袖。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但凭什么说你的今生今世或此后，中国就不再遭遇汶川，就没人折腾了，就没人打西藏或台湾或南海的主意了；或贪婪不再引发其他什么全球危机，人类就此与9.11决绝，一路高歌，直奔历史的终结。过去一年来，我强烈感到，中国不是正走向，而是被推上更大的世界舞台。主要还不是“奥运”，而是金融海啸。当然还有索马里护航、美国要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以及盘算中的收购悍马或沃尔沃。即使看似波澜不惊，也意味着波澜壮阔、也一定波诡云谲的挑战。不尽是机遇，一定有莫测的风险、陷阱、圈套，弄不好还有灾难。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你们必须，也相信你们会坚定、冷静、智慧和执着；还必须有人准备，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承担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这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推荐这条路。没有。我只是指出有这么个选项。和天下的父母差不多，其实，我们更愿意你们平平安安；也算想过，却未必期待你们成为英雄。英雄路注定坎坷，更是狭窄；无人允诺，更没法保证，你选择了，终点就是成功，而不是悲壮。至少，我的这番婆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想到了，你们当中也难免有人失落、失意甚或失败。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都祝福你们！

也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并相信你们，会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