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为人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轶事

第一篇：最不为人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轶事

最不为人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轶事

一、那个勤奋的小说家

昨晚8时许，记者见到曹树莹，得知莫言获奖，他着实高兴，在酒至微醺中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与莫言有关的点点滴滴：

曹树莹是军人出身，莫言也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曹树莹在兰州军区政治部，喜欢写诗，经常有作品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当时他有个朋友，在文学界颇有名气，后来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那里是培养军队作家的培训班，是文学的“黄埔军校”。

“王主任大力推荐了一个人，进了我们学校，和我一届。”一天，朋友告诉曹树莹。朋友口中的“王主任”，正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王愿坚，被推荐进来的人，正是后来的莫言。1984－1989年期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刻苦学习。曹树莹从朋友口中得知，当时30岁的莫言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长时间伏案看书、写作，他是同学中最勤奋的一个。

在校的三年，莫言飞速成长。1986年春，莫言的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期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夏天，莫言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进校时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莫言，很快变得名声大噪。

二、骑破自行车的老头

2011年3月，曹树莹去了趟北京，恰好莫言也在北京。几个同门师兄一起，相约吃个饭。

“快看，莫言来了。”一位没见过莫言的朋友，指着不远处驶来的一辆豪华宝马轿车喊道。

曹树莹赶出来，有些不信：“开着宝马车？”果然，那辆宝马车开到近了又掉了个方向，不是莫言。此时，一个蹬着一辆破自行车的老头，热情地向他们挥手：“曹树莹。”嗨，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上面坐着的才是莫言。

这么出名的大作家，居然骑着辆破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第一次见莫言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莫言不爱喝酒，吃饭时讨论的都是朋友间的近况，和最近的一些文学创作。”曹树莹说道，“有时爱和朋友们喝茶，聚在小茶馆里聊聊天，谈谈文学创作。”

那莫言的经济状况如何？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出行？

“一辆车还是买的起的，现实生活不可能让他那么潦倒。但多年来都是追求纯文学，也不是那么富裕。”曹树莹说，“莫言想得很简单，街上那么多车，车已经够多了，他骑自行车就很好。”

第二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喧嚣不会永远掩盖真实

演讲人：莫言 地点：广州大剧院 时间：2014年8月

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关于真实，我想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万象风云的社会，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首先我们要冷静地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我们要考量现实，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我们还要展望未来。然后通过分析得到判断，然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描写，然后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活动，过去演讲很少写稿，这次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半个上午，本来主办方昨天晚上通知我上台之前给我化妆，后来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化妆是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但是不可能把丑的变成美的，美不需要化妆，丑的无论如何涂脂抹粉都不会变美。所以我想还是以本来面貌见人为好，尤其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更要给大家以真实面貌，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

其实要保持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除了要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之外，还要跟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学生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员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也要跟老板和自己的同行打交道，这样社会的结构就迫使每一个人都有几副面孔，无论是多么坦诚朴实的人，在舞台上和卧室里都是不一样的，在公众面前和在家人面前，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地以本来的面貌见人，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喧嚣与真实”，这个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热闹是热情，是闹，是热火朝天，也是敲锣打鼓，是载歌载舞，是一呼百应，是正声喧哗，是望风捕影，是添油加醋，是浓妆艳抹，是游行集会，是大吃大喝，是猜拳行令，是制造谣言，是吸引眼球，是人人微博，是个个微信，是真假难辨，是莫衷一是，是鸡一嘴鸭一嘴，是结帮拉伙，确实是众生喧哗。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当然了，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原始社会里是不喧嚣的，我们去参观半坡遗址的时候，我们想象当时的人们生活场面肯定是不喧嚣的，我们回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那个时候也是不喧嚣的，但是我们想象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我们1958年大炼钢铁时很喧嚣，我们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也是很喧嚣，后来改革开放前几年比较安静，但是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喧嚣，这种喧嚣有的是有声的，是在大街上吵架，或者是拳脚相加，有时候是无声的，是在网络上互相对骂，我想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冷静的对待，既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很好，所以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也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应该习惯喧嚣，我们要具备习惯喧嚣跟发现正能量的能力，我们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邪恶的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因为工人不能只喧嚣不做工，农民不能只喧嚣不种地，教师不能只喧嚣不讲课，学生不能只喧嚣不上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否则只喧嚣没饭吃。

关于真实，我想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这个我可以讲四个故事，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是，几十年前，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在村子里面扬言他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棵人参，卖了几十万元的人民币，从村子东头搞到西头，又从西头搞到东头，让我们的村民们很多家里面争先恐后的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还是很尊敬的，大家还是希望一遍遍听他讲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了这一棵人参的经历，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我家炕头上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们当时的农民眼里面看起来是很漂亮的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即便坐在热炕头上也不脱下这件大衣，我记得我们家擀面条给他吃，我奶奶就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说穷生虱子富生疖子，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永远不脱下来那件呢子大衣，但是他的内衣肯定很破烂。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大衣，奶奶问他，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说我表哥就是借我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前面这个人喧嚣的谎言。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检察院工作期间，曾经了解和接触了很多有关贪官的案件，当然我不是检察官，因为我们是新闻单位，要报道，我作为记者，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一个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朴素，他上下班骑自行车，他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外观形象。他每次开会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的抨击贪污腐败。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人民币。所以真实就把贪官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2011年我在我的故乡写作，有一次到集上去买桃子，一个卖桃子的人看起来很剽悍，他也认识我，或者他认出了我，他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他点了我们市委书记的名字说，某某某给你送一车不就行了吗？然后我说我又不是当官的，他干吗要给我送？他马上说你是当兵的，实际上我也不是当兵的，我已经转业了，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了你们，连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在那边占领。我说小日本也没有占领，他说反正你们当兵的白养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很好办嘛，放一个烟幕弹就把问题全解决了。尽管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我后来还是买了他五斤桃子，我说桃子甜吗？他说太甜了，新品种，我说你给我够秤，他说放心，结果回家一称桃子只有三斤多一点，他亏了我将近两斤秤，然后一吃又酸又涩，所以真实又一次把卖桃人的喧嚣给击破了。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不久前的中考，我有一个亲戚，经常见，每次见他，他义愤填膺地痛骂当官的，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但是今年他的儿子参加中考，离我们县最好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了五分，他就找到我了，说就差了五分，你找一找人，让他去。我说现在谁还敢，现在反腐败的呼声如此高，现在为难了。他说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说你让我去送钱，这不是让我去行贿吗？这不是腐败吗？你不是痛恨贪官污吏吗？现在你这样做不是让我帮着你制造新的贪官污吏吗？他说这是两码事，这是我的孩子要上学了。这个真实也把亲戚反对贪官污吏的喧嚣给击破了。

我对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讥讽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假如我是我的那位亲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几分，上不了重点中学，也许我也要想办法去找人，我也会跟我的亲戚说，不怕花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正派，非常刚强，非常廉洁，非常正直的人，而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了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腰立刻又软了，我们的原则立刻不存在了，我想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社会体制的缺陷。所以我讲这四个故事没有讥讽意义，而是要通过这四个故事来反省，让每个人在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在面对社会喧嚣的时候，能够冷静的来想一想喧嚣背后的另一面。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说得好听点是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是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它也可能是夸张的，也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总而言之，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万象风云的社会，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第一我们要冷静的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我们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大量信息，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我们要考量现实，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我们还要展望未来。然后通过分析得到判断，然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描写，然后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现场互动】

问：在您的书《檀香刑》里，有很多关于行刑的描写，当我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就为之一震，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经常想到甲方乙方的关系，特别像檀香刑里描写的，您怎么看这种折磨和这里面隐含的善与恶？

莫言：这是我2000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到现在14年过去了，这里面确实有几个章节涉及行刑的过程，我这样写的目的不是要展示残酷，而是用这样的描写来刻画人性，因为鲁迅先生在好几个小说里描写了受刑的人，也描写了看客。看客的心态是鲁迅先生的一大发现，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看客，我们都在看热闹，我想在大清国灭亡之前，废除了腰斩，但是斩首还是存在的，那时候每当在北京的菜市场行刑的时候，都会万人空巷，而且官方也希望老百姓看，这样也一直延续到后来文革，游街示众，通过这个方式来惩戒其他老百姓，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犯法，犯了法要得到这样的报应。所以看客心态是鲁迅先生的一大发现，他描写了看客的心理，但是没有描绘执行的人，没有对刽子手来做研究，当然我弥补的未必全面，我想刽子手的人格也很分裂，一方面他杀人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执行了上司的命令，真正杀人的是封建王朝，是皇上，没有这样一个人执行也不行，所以《檀香刑》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描写，希望刽子手手艺特别高强，不要在砍人的时候磨磨蹭蹭，所以我的小说里主要是这方面来揭示人性方面的阴暗面，当然，可能比较优雅的读者看了会受刺激。

问：作为很多人的偶像，您自己有偶像吗？

莫言：这次来广州有一个重大的发现，男人剃了光头是很美的。因为最近十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头上疏松的头发烦恼，一鞠躬它会滑下，一刮风也会滑下，这次接触了好几个朋友，都是光头，我回去也考虑一下是否也剃个光头，这就让我有借鉴作用。

问：我们各自的烦恼是不一样的，您刚刚说到了行刑的描写，听说您家那边现在土都变得很值钱了。

莫言：这也是一种喧嚣，当然我想在2012年刚宣布得奖的时候，我们家老家房子确实热闹了一些，很多邻县的文学爱好者去看了，但是看了以后很失望，当时院子里面，我父亲种了一点胡萝卜，确实有人把胡萝卜挖下来了，也有人说想挖一块砖回去，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夸张的说法，我反倒希望他们把旧房子拆了。那时村里有个老太太没有房子住，就借我们的旧房子住，后来一直住着，等老太太去世了以后，我也有一点名气了，想拆房子，可当地政府希望能够不拆，所以就留下来了。

问：莫言老师在您获奖前后，刚刚您提到老家的一些人和当地政府，可能前后应该对您的态度有些变化，您觉得这是世态炎凉还是理所当然呢？

莫言：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些官员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从80年代写完《红高粱》之后，在我的老家就出名了。当然这个名是两方面的，好多方面说，大家知道这个人写小说得过奖，坏的方面说，他小说里面糟蹋我们乡亲了，说我们酿酒往酒里撒尿等等，好在当时县里领导比较有文学修养，从那个时候，我跟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得奖以后，也没有特别把我的待遇升格了，因为彼此都很了解，都知道莫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没有任何神秘感，天天在一块混当然没有神秘感。所以我想一个父亲哪怕当了大将军，在老婆孩子眼里依然只是男人，我想对我来说，在我的乡亲们心中是一样的，我最近看到有人采访我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几个特别说实话，说我学习的时候根本不行，老抄别人的作业，打架也打不过，确实是这样。

问：您怎么能把这事忘了呢？

莫言：我没忘，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我老记得我的光彩史，不光彩的事立刻就忘了，我忘了，我的小伙伴们没忘掉，你们可以到网上去看看《红高粱》的孩子们。

问：您对于中国的年轻作家和对中国有引领作用，您有怎样的价值观？ 莫言：文学的作用管它准确不准确，文学的作用是这样，它没那么具体，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因为一部小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样的情况确实发生过，像美国南北战争好像就是因为一部小说，我想更多的情况下，文学对人的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教科书，它也不是宣传品，它是用形象的方式，优美的语言，潜移默化地把作家的精神传给读者，读者在当中受到影响。

问：您对现在一些青年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这类的作家有什么看法，特别是他们的作品，比如《小时代》有什么看法？

莫言：这是个老问题，我回答很多遍了，第一我对这两个作家一直很欣赏，当然欣赏的角度也不一样。我确实读过他们的书，但是他们最近拍的电影我没看，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要描写的内容，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要表达的感情。50后我们这样的作家代替不了他们，当然，他们也覆盖不了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观众和读者，表达的是自己的情感，描写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文学发展必然的结果，他们也很快会被90后或者00后的年轻作家，不是覆盖，也不是超越，90后和00后也会写出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品来。

问：在现实生活中您更多的生活在喧嚣之中还是真实之中，在喧嚣的社会中，您是怎么样找回真实的自己，怎样维持真实的自我？

莫言：我是交替生活在喧嚣和真实里面，现在我们生活在喧嚣里，但这也是我自愿的，因为面对面跟广大读者交流非常有意思。我在说话讲故事的时候，也在反省自我，当然，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或者是因为我的个性，我还是喜欢相对安宁的生活，有的作家可以在咖啡馆大街上写作，我还是愿意躲到不被干扰的地方去。一个人有两个层面，如果把个性非常安静的人，把他放到荒岛上十年，他也想寻找城市，把喜欢热闹的人放到特别嘈杂的地方他也想寻找宁静，这不是绝对的。

问：第一个问题是，莫言老师现在是怎么分配自己每天的24小时？第二个问题比较严肃，有人说您的诺贝尔奖给现在中国商业文学一个发展，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莫言：一天24小时，我的分配是这样的，有个大概的计划，这个月几号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具体到每一天，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只能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任何文学一个发展，商业文学跟所谓的纯粹文学也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过去老说通俗文学，这个分法实际上也未必科学，因为任何所谓的严肃文学里都包含了通俗文学的元素，通俗文学里也有严肃文学的描写，所以诺贝尔文学奖跟商业文学没有任何的排斥。

问：当你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为什么从童年开始写感言？

莫言：这个演讲非常有限，只有40分钟，第二个，一个作家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隆重的时刻，确实要想表达的内心情感很丰富，想说的话很多，所以只能选择一个部分。我想对一个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童年记忆，因为这两个原因，我就讲了跟母亲有关的故事。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山东高密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第三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经典语录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经典语录大全

1.作品的影响力要靠读者来发现。有些作品名声很大，但它确实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所以不能靠名声来判断价值，还有比名声更有价值的东西。

2.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

3.我只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4.作家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作，每一位作家都知道应该将自己独到的东西传递出来。

5.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6.一个作家写久了，总会想到要寻找自己的语言。……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我是说写作时，常常感 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我可以要寻找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根本用不着多 思考怎么说，怎么写，到了人物该出场时，就会有人物出场，到了该叙事时，就会叙事。

7.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8.【莫言作品语录】五十年代的人是比较纯洁的，六十年代的人是十分狂热的，七十年代的人是相当胆怯的，八十年代的人是察言观色的，九十年代的人是极其邪恶的。——《生死疲劳》个人观点，晚安伙伴们。——《生死疲劳》

9.“我们现在一提到民间，就会想起穷乡僻壤、荒山野岭，把偏僻以及落后两个词与之相联系。但我觉得它的涵义不应该如此狭隘。我会写高密县，因为这是我的民间；而王安忆会写上海，因为这是她的民间。民间是每个人心底的故乡，只是它以不同的形态呈现。”

10．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11.土地跟农民关系的转变，农民跟土地的感情也在发生变化。我记得我爷爷是一个很经典的农民，他对土地的这种感情，让我们都感觉到难以理解。在 1954年，就是人民公社化的前期，他竟然把半生积蓄买了人家的5亩地。买了两年，人民公社全部入社了，这笔钱等于扔掉了，白花了。

12.【莫言：狼一样的背叛】我崇拜反叛父母的孩子，因为我认为敢于最早地举起反叛义旗的孩子必定是乱世或者治世英雄的雏鸟。父母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父母必须接受训练，具有相当的质量才行。

13.一个好铁匠，总是盼望着一块好钢的出世，然后用奇特的方式，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变成一把宝刀。（月光斩）

14.老铁匠从姑娘怀中接过那包裹，放在屋子正北方向的祖先牌位前，跪地，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礼毕，将包裹解开，悲切切地说：列祖列宗，保佑吧！祝毕，将右手中 指塞时嘴巴，交破，在那蓝光的映照下他的血也成了蓝色，滴滴下落到那钢上，先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仿佛珍珠落到冰上，然后又咬左手中佛，将血滴上去，又发 出滋滋啦啦的声响，仿佛那钢是灼热的。铁匠的儿子们嗅到了古怪的香气，与那用茶叶包裹着的人血馒头放到灶火里烧烤时的香气颇为接近。血祭完毕，那钢的蓝色浅了，淡了，不似初时坚硬凌厉，增添了些许温柔，与深秋时节的满月光 辉有几分相似。然后，也不包扎手指，搬起那钢，如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孩，塞进了熊熊的炉火之中。

15.老铁匠操着小锺，与其说是打，毋宁说是抚摸了一下那蓝钢。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各操着十八磅的大锺，各打了一锺，挟带着狂热与激昂，如同奔驰中的烈马之 蹄，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明地砸下去。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声音。往常这父子四人打铁时发出的声响半条街都能听到，连火车的汽笛声都能被盖住，但现在，这锻打，这劳动，剧烈至极，连墙角上蟋蟀的鸣叫都声声入耳，让人感觉到深秋之悲凉，生命之短暂。

16.我的老婆----这个十年前就从丙纶厂下了岗的倒霉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我把左路的炮沉到底，叫了一声：将！然后抬起头，看着跑得浑身肉颤的老婆，问：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奸了？

17.“好啊！皮发红，你这个流氓！革命革命，革到女人腚上去了！”我娘手持着面棍冲出来，对准皮发红的脑袋就是一棍---嘭----皮发红慌忙用手去遮拦----嘭----这一棍拓在皮发红的手骨上-----你他娘的还真打----“我打死你这个色鬼！”

18.皮发红主任捂着头窜到院子里，大声说：“王桂花，我要和你离婚！”“你要是不离，就不是人做的！”我娘怒吼着。“革命啦！革命啦”我得意地嚷叫着。嘭----我听到自已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眼前金花乱冒，接着看到王桂花红彤彤的脸，和那脸上瞪得溜圆的大眼，接着听到她说：“小兔崽子，你也不是个好 东西！” 嘭----这一棍子也打在了我遮挡脑袋的手骨上。我抱着头，窜到院子里。和皮发红站在了一起。王桂花拿着面棍冲出来，我跟随着皮发红跑出院子，跑出胡同，站在大街上。（挂像）

19.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白狗秋千架）

第四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日前为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题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日前为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题字，横匾上从左到右题了“乾隆石经”4字，即惹来网民抨击，指“题书错向”。

据香港《明报》网站5月12日报道，有国学专家表示，北京孔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地，题匾应遵旧制从右向左，也有网民直言“莫言的字好丑”。

香港《明报》网站引述澎湃新闻报道，微博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的网民“儒生任重”前日发帖，称“莫言给北京孔庙题写龙匾，再次暴露管理部门无知”，指“继上次在十三经碑林搞外国时装展后，这次又在大厅门上悬挂莫言题写的牌匾，令人吃惊。不仅题书错向，而且僭制龙匾，书者毫无自知之明，主事者极为无知”。

但也有网民认为是小题大作，“金希澈的小崽子”认为，“并没有影响到什么，莫言的字和艺术品两者不是一个性质，现在书法家不少，但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网友“北京李清”则以“颐和园里李莲英题的院子名也是从左到右的”为据，替莫言辩护。

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戬炜表示，以现代建筑物来说，题匾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写都可以，“但北京孔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地，是宗庙，其中的文字表达，自有规制。所以，此地题匾，应遵旧制，从右向左。尤其是，此块为龙匾，本身就是旧制形式”。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2013年9月，孔庙碑林曾摆放荷兰设计师斯洛博的红色概念设计展的红衣女模，引起争议，被指极度失礼。

第五篇：“莫言好动贪玩,也嗜书如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莫言好动贪玩，也嗜书如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在管谟欣的印象中，小时候的莫言是个“调皮蛋子”，“他好动，也贪玩，什么都喜欢摸摸看看，第一次看到别人拿弹弓，他非要拿来拆分开看个究竟。那时候，树林子里的鸟很多，其他人都是打鸟玩，但是他每次都要拽着大人分清楚哪个鸟叫什么名字。”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样子，管谟欣的脸上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作耳旁风。”管谟欣介绍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莫言聪慧过人”

不仅如此，在二哥管谟欣的眼里，莫言也是聪慧过人的。“大哥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时候，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他有很多作文本，上面有他自己写的文章和笔记。莫言小的时候很喜欢翻看，而且他翻看时学到的词句很快就用到了自己的作文里。所以，上学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很好。”

在管谟欣的记忆中，莫言还有一个特殊嗜好，那就是背《新华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时候，问起哪个字在第几页，莫言都能答的出来。管谟欣也常常因为弟弟的这些聪慧而觉得自豪。

“我看莫言作品，看到的是他的不易”

“莫言今天能够得到认可，也是他自己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他吃过的苦在我们几个兄弟里是最多的，农家的孩子一步步走出来不容易。”回忆起莫言没当兵前在县城打工的日子，站在莫言旧居院子里的管谟欣突然语调低了下来。他说，莫言18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他自己很不情愿，他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当时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早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

因此，直到现在，无论谁提起莫言有多大的成就，说起莫言的作品多么富有感染力，二哥管谟欣都笑而不和，他心里清楚这些为人瞩目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心酸。如他所说，“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节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长和不易。”

“希望莫言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如今，管谟欣也退身家中，专心照顾年迈的父亲。虽自莫言当兵后，兄弟俩基本分居两地，但管谟欣对莫言的关心却从未因距离的拉远而减少过。莫言每次有了新作他都会关注，但用他的话来说，“莫言的各类小说和散文出的太快了，有时我们也来不及看。”

“父亲和我都希望莫言能在外健健康康的，至于得不得奖、排不排名都无需放在心上，安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就好。若是莫言这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希望他能够不骄傲，继续以此为新的起点，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路。”管谟欣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