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佛道教文化该如何生存立足
城市佛道教文化该如何生存立足
一、案由
城市人才汇聚，信息流畅，媒体发达，高校集中，经济繁荣，文化活跃。城市是文化生存、发展、弘扬的主要空间，任何文化离开城市这个空间都可能被边缘化，最终走向衰亡。
中国宗教文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缺少了这个根基，先进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佛三教，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积淀，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又能推动世界文明和进步，特别在构建和谐社会，规范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百多年来，由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秩序、社会制度、城市发展等原因，以佛道教寺观为载体的佛道教文化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加以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国家文化战略建设，影响国家“软实力”，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案据
十八大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目前制约佛道教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承载城市佛道教文化载体的佛道教寺观数量少、规模小，满足不了信教群众和佛道教文化爱好者的需要。究其原因——
其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与本土文化碰撞、吸纳、嬗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信仰、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据清康熙六年（1667年）礼部统计，当时全国有寺庙79622处。清末至民国由于战争、动荡、庙产兴学、外来宗教的传播等原因，寺产流失，庙宇坍塌，信众减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将寺院经济等同于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僧道人员属于被改造的革命对象，寺观土地、房产被没收，分给当地群众或划归集体所有，多数僧道人员还俗，回原籍务农或到当地工厂做工，只有少数历史悠久、规模较大、文化底蕴丰厚的重点寺观被保留下来。在“彻底消灭封建与迷信”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宗教作为“封建阶级的好朋友”和“迷信的代表”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仅有的寺观也被改作他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相继出台，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房产落实给了各宗教团体。佛道教房产（除163处重点寺观外）因不在落实政策范围，大部分房产土地没有得到落实，这成为城市佛道教寺观数量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其二，《宗教事务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前，佛道教活动场所审批登记开放比其他三教高出两个级别。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登记开放，而佛道教活动场所则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因其审批开放规格高、层次多、要求严，寺观旧址恢复开放难度大，新建寺观则是不可能。新中国成立前夕，佛道教活动场所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而现在其他宗教活动场所数量远远多于佛道教活动场所。以郑州为例，郑州市目前登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500余处，其中基督教活动场所300余处，而佛道教活动场所只有70余处。近几年虽然五大教审批登记开放在同一层面上，但由于佛道教寺观原有基数太小，加之城市获取土地困难，成为城市佛道教寺观数量少的另一个原因。
其三，近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数量越来越多。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全国有标准化城市193个，城市人口比例为17.33%，到2012年城市数量达到661个（含县级市），城市化率达到50%。现在城市人口、城区面积都是改革开放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承载佛道教文化的载体佛道教寺观却很少增加，形成巨大反差。仍以郑州为例，新中国建国前夕，郑州市人口不足二十万人，城市面积不足二十平方公里，佛道教寺观十余处。现在郑州市区人口四百多万人，城区面积近三百平方公里，而市区登记开放的寺院仅有两处，总面积不足一万平方米，道教宫观一处也没有。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寺院人满为患，很多信众由于挤不到寺院内，而在大街上烧香礼佛，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由于佛道教寺观数量严重不足，给佛道教信众的宗教生活带来困难，制约了佛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同时，也给宗教事务管理带来很多新问题——
一是五教发展不平衡。很多民众开始接触某一宗教，多数无目的性，受好奇心理、功利思想、随众观念及家庭亲朋信仰影响等因素接触宗教，接触宗教的方式以简单方便为首选。由于个别宗教城市活动场所多、房产多、经济条件好，宗教礼仪简单成为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从历史经验看，一教做大，不是社会之福，它将打破信仰生态平衡，甚至会带来后患。
二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渗透活动加剧，利用空中传教、网络传教、旅游传教、文化传教等花样不断翻新。而作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传统宗教信仰却因活动场所少、信众少等原因，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宗教信仰全面复苏，信仰佛道教或认同佛道教文化的人群快速增加。为解决佛道教寺观少的矛盾，部分信仰佛道教的民营、个体业主利用自有的房舍，设立念佛堂、禅堂，成立居士林或念佛小组，开展宗教活动。这样不利于正法正道的弘扬，也为一些非法教会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三、建议 中国传统宗教一个突出的历史特点是重视个人修行，佛教追求解脱生死，道教以致逍遥无为，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自在。同时影响民众行善积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恶为善放在宗教教义与宗教活动的首位，作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给予传统宗教相应的自由发展空间，让他们更多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利于促进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战略。
一、将城市佛道教寺观布局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多，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城市的功能越来越齐全。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中国传统宗教经过60多年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传统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中，合理规划佛道教寺观，给传统宗教文化提供生存空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在设区的市，每区都应规划有传统宗教寺院或道观。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选择信仰最自由的时代，满足信教群众和传统文化爱好者要求，有利于保持信仰多元化生态的平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
二、将佛道教寺观房产，落实给佛道教界。《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发〔1985〕59号文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长期被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使用；或者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经政府批准地基已被公用的，都不在列入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范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全面落实国发〔1983〕60号文件精神，保持佛道教领域稳定，适应改革开放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城市规模、信教人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对佛道教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者，一些城市建国前的部分佛道教寺观目前还保存的相当完好，山门、大殿、寮房都还存在，但却由文物、文化、旅游、农业、林业、教育等部门占有使用，而群众自发的宗教活动仍在进行，游离于宗教事务管理之外，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现象。在新的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出台之前，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管理使用权交给佛道教界正式登记开放，既能满足群众宗教活动需要，也纳入了宗教事务部门的统一管理。
三、降低城市佛道教活动场所审批登记开放的门槛。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信仰佛道教和认同佛道教文化的人群越来越多，城市登记开放的寺观有限，而民间自发组织的念佛堂、学佛小组已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他们利用自有或租赁的祠堂、空闲厂房、民居开展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文化，这样做虽然不符合《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但也是对寺观不足的有益补充。台湾各种寺庙、精舍2000多处，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民宅中。对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念佛堂、学佛小组，只要有相对固定的场所，不扰民，符合城市管理规定，愿意服从政府管理，经所在社区同意，由城市办事处审批登记开放，报区级宗教部门备案，可以允许其开展宗教活动。
四、让佛道教文化进社区。改革开放不仅会带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给群众带来实惠，也会带来困惑或扭曲。社会风气低俗，见利忘义，造假售假，强买强卖，坑蒙拐骗，赌博吸毒，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不守诚信，违法犯罪等丑恶现象成为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毒瘤”。这时候，需要用传统的优秀文化去充实社会主义文化内容，而佛道教文化便是促进社会稳定，维护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精神力量。优秀的传统文化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支持思想行为，金钱至上和欺诈犯罪的现象就会减少，社会冲突也容易和解，才能从根本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制止邪教传播。让传统宗教文化读物进社区图书阅览室，进文化活动中心；有条件地开展传统文化讲座；传播传统文化养生保健功法；组织信教群众开展助学扶贫捐赠、义务劳动等公益活动。对遵纪守法，勤劳致富，乐于助人，品德高尚的信教群众予以宣传表彰，让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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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佛文化与企业文化
静虑 2010-01-08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对照佛教的基本目的、理念及其精髓，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内蕴丰富，博大精深。按照黄念祖居士的话来说，佛教是哲学而超越了哲学，是宗教而超越了宗教，是科学而超越了科学。对于佛教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定义，我们会发现佛教的很多理念和观点对于我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认人自身的伟大，从人本身去寻求真知。佛教既没有中国传统道教的出世观，也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原罪说。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才使佛教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被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庶民所接受。但佛教文化与企业文化有什么关系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好什么是佛教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
从上述所说不难看出，佛教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种讲求以人为本的宗教派别。我们一般认为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人和超能力的，而佛教认为佛陀其本身只是人类的一员，他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并且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潜能。修行的目标就是明心。因此佛教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种“强调以人为本的，用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强有力的规则体系”。
对于企业文化，我们通常理解为企业的一种共有的价值体系，可以用以规范企业人员多数情况下的行为，是一个强有力的不成文的体系。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并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守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是团体意识、行为规范、思维模式和共同愿景的总和。通过对于佛教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到佛教与企业文化的许多共通点。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文化越符合民族的文化，越能够扎根久存。在具有深厚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如果同时考虑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将西方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堪称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一条新的出路。佛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以下即是就佛教文化对于企业文化的积极意义所作的阐述。
一、佛教传达了一种圆融的辩证法思想
佛教的众多经典中，都强调此岸与彼岸、现象与主体、全体与部分，乃至一多、大小、长短，隐显、成坏等等对立与差别之间是相通互融的。禅宗主张的人即佛、佛即人、世间即出世间、烦恼即菩提等也是一种圆融无碍的思想。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开导了我们的思维方法，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而且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为人们认识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全心的视角。
佛教的圆融无碍观作为一种观点、一种方法、一种境界，体现了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多极化的社会里，仍然需要这种智慧和情神境界。在企业文化中，圆融同样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在企业文化中，圆融包含两个重要思想：
1、在企业政策方针确定之后，重要的是我们的执行，但在实际运用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创造性执行，不能僵化，需要适度的灵活。
2、在团队内部建立一种团结合作的思想，一个圆融的团队才是真正有执行力又不乏温情的团队。
二、佛教揭示了“诸行无常”这一永恒发展变化的规律
“诸行无常”说的是一切有为法，皆生灭变异，不可长往。“诸行”讲的是范围，意思是“一切”；“无常”是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每一刹那都处在生灭变异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常存不变的，相反，它们都是瞬息化、流变不止境的。无物不变、无时不变、无处不变，变化普遍存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于企业来讲，一方面要将这种“诸行无常”的发展变化观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在时刻变化着，市场需求在变化、竞争对手在变化、经济环境在变化、宏观政策在变化、世界格局在变化、小环境变化、大环境也在变化。面对这纷繁复杂的变量，就要求我们的企业管理能够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以变应变，以变制变。海尔总裁张瑞敏曾说过：“每天我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方面，要将这种“诸行无常”的发展变化观借鉴到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多重性和外部环境的千变万化，价值观念的培养是一个微妙的具有柔性的心理过程，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可以遵循。
三、佛教提出了“诸法无我”的大智慧和大境界
佛教认为，天地宇宙包罗万象的一切东西，其演化与运行遵循着自有的诸多大法，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法有的至深至奥，有的至简至明，有的亘古不变，有的应运生灭。但无论怎样变化，万物都不可能脱离大法。要达到“合于诸法”就必须首先进入“无我”——这是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待“诸法无我”——因为“无我”而“法现”，因为“有我”则“蔽法”。佛法又讲“无我利他。普济众生”。实际“无我”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和大智慧。
古人说：“由无我，方能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这句话的前半句意思是，心中破了“我相”，方能治理国事、世事（世事中当然包含着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建设）。这句话的后半句意思是：怎样才知道已经“无我”了呢？看看他所作所为是否已经利益众生和他人（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了价值）便知。从企业文化和管理角度，“诸法无我”给予我们三个方面的借鉴：
1、现实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应探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从而设定我们的战略方法和战术手段，而不能主观的臆断和盲目决策。
2、在与客户和消费者的各种形式的沟通中，应以对方为中心。在现实生活中，调查证明2/3的人在处理和判断问题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只有“无我”的心态，才有“利他”的结果，才能使客户接受我们产品的同时，接受我们和我们的企业文化。
3、在企业内部，我们以“无我”的精神，对待企业、工作和同仁，就能形成积极进取、团结敬业的氛围。
四、佛教对僧团队伍的管理功能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自我功能有相似之处
佛教僧团队伍作为一个组织能历几千年而不衰，经数十代而不竭，这与佛教用清规戒律管理佛门弟子以及它组织完备的丛林（即寺庙）制度有关。作为一个团体组织，它向它的成员传达了人人成佛的理想目标，指出只有按照“众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思想行事才能修成正果，并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上有严格和详尽的规定。另外作为佛教传播的基地（寺庙）也建立了严格的组织机构。纪律严明、上下明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种严密完备的组织方式及严格的规章制度保障了佛教历经几千年流传到今而不衰落。作为现代企业，从佛教的组织和管理中可以得到的借鉴是：必须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组建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完善的操作规程、职务说明书、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知道员工的日常工作，要有“规矩”来管理企业员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同时规矩的建立不是摆花架子，还需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对任何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员要严格惩戒，不能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工作有章可寻、有的放矢，并以此建立责任心和自我反省能力，促进有质量的工作成果，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这是因为，作为现代企业，其成员来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目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跨国经营越来越普遍。企业的经营日益国际化，企业的成员也日渐国际化。个性和文化各异的人们聚集在同一个企业，企业成员的差异前所未有地变大，这给企业管理带来挑战，加剧了企业成员之间的摩擦、排斥、对立、冲突甚至对抗。这大大加大了企业沟通协调的成本，不利于企业目标的顺利实现。企业文化通过建立共同的愿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寻找和扩大观念共同点，不断强化企业成员之间的合作、信任和团结，使之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实现价值观的认同和融合，达成共识，使企业具有一种巨大的耐力和凝聚力，从而协调企业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共同行动。最后，佛教用每一个人都能成佛的理念激励着每一个崇信佛教的人们，与佛教及寺庙组织共同成长。作为现代企业要善于从佛教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提升企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企业要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提出企业发展的愿景，用圆融无碍的辨证观，将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定为己任，丰富和完善企业文化，去掉“我执”，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实现员工个人发展的目标，实现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双赢、多赢的局面。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为百年企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佛教拥有庞大的教义体系，因而全面研究、学习和应用佛教知识对于普通人而言并非易事。何况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国，已有一千九百年的历史，佛教的根本精神，常常因为民间固有的民俗加上神道怪诞的传说而湮没。一提到佛教，往往令人联想到巫婆神汉和牛鬼神蛇的低级迷信。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相当数量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现象，使理性的判断不能清醒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在借鉴佛教文化时应该引起注意和加以剔除的。参考文献：
[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八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原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李新庚、熊钟琪，管理学原理，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4]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刘林红
第三篇：城市该如何有效进行精准扶贫2——评《城市的胜利》
城市是贫困人口 辩证地理解城市贫困：
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而是它们吸引了贫困人口
——评爱德华·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
邓智团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到2020年更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可以看得出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农村，这在说明城市贫困人口占比相对较低的同时，也表明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贫困问题的减少。
城市有助于解决贫困，正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其2011年出版的《城市的胜利》中的重要观点。《城市的胜利》是一本解读城市崛起与衰落、现状与未来的颠覆性著作，是2011年《经济学人》杂志非虚构类最佳图书，2011年《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提名，该书自2012年12月1日出版，21个月以来长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城市规划与发展类图书”第一！其作者是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也是新城市主义倡导者。本书是爱德华·格莱泽及其团队对全球主要城市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的结果，其最重要的结论是：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一、农村贫困是城市贫困存在的根本原因
贫困问题的普通存在，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制约经济社会整体水平提升的主要短板。从贫困的空间分布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都有广泛的分布。贫困并不是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事实上，农村贫困广泛存在，城市贫困也同样存在。格拉泽引用了柏拉图的话说：“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是富人的城市”。
城市贫困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城市，事实上，城市贫困的存在正是城市优越性的直接反映。根据格拉泽的观点，“城市充满了贫困人口，并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穷，而是城市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可以说，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根本原因是因为农村贫困的存在。在一个自由移动的区域，人们选择居住地的依据来自于自身的理性决策，因为信息收集、信息处理的门槛存在，即使贫困人口不能作为经济理性进行自由迁移，但从社会经济人的角度来看，贫困人口“怀着城市可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及城市有原来居住地没有的优势（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教育）”，他们也有一个从发展机会少的地方向发展机会多的地方迁移的动力。即使迁移到了城市贫民窟，相比农村贫困而言，“城市贫民窟的生活仍然要好于贫困农村里单调乏味的生活，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公共服务和乐趣。”
二、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城市贫困、城市拥堵等城市问题的广泛存在，城市被看作是“不平等和被剥夺的地方”，由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印度孟买等特大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让大量研究人员认为，超大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大挑战和最严重危机。但城市贫困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即使是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顶级全球城市，在集聚大量亿万富翁的同时，也大量集聚了贫困中的孩子。
但城市贫困的解决，并非由城市本身决定。当城市政府，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交通设施来改善城市贫困地区生活环境时，这个贫困地区不会立即消失，反而会吸引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到该城市，从而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区域。这里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城市的生活环境即使是城市贫困的生活环境，要相对好于农村贫困地区所导致的。格拉泽引用了一项研究成果作为支撑，“90%的里约热内卢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东北部农村地区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以上。”加尔各答也被认为是“一个严重被剥夺的地方”，但这座城市的贫困率为11%，而西孟加拉邦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则为24%。
与此同时，城市也是减轻城市贫困的重要路径。格拉泽说：“城市贫民窟可能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同时贫民窟中偶尔会有激励人心的成功事迹，贫民窟的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贫民窟，步入社会中上阶层。”而且，往往城市贫民区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成功故事”，城市里的贫民窟成为贫困人口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由于城市贫困地区环境的改善，其附带结果是将吸引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进而对城市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带来压力。其结果可能是，“任何试图降低某一座城市贫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会提高这座城市的贫困水平。”，格拉泽认为，“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这给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中超大城市广泛存在的贫民区提供新的认识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真正地彻底解决城市贫民区，其前提是要消灭农村贫困。
三、“帮助贫困人口，而非贫困地区”能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效率
在能够自由迁徙的时候，人们既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也可以选择通过迁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贫困人口的自由移动，从有效性来看，解决贫困人口的最关键路径，最好是帮助贫困人口而不是帮助贫困地区。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时候，一个比较自然的想法是，“看到较为贫穷的超大城市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认为人们应该返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农村地区”
——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将会拯救发展中国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农村。许多贫穷国家存在着土壤质量不佳的问题，这是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之一。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全球农业领域的领导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导致普遍的繁荣。贫穷国家农村地区的开发存在着内在的困难，因为大量地提供基础设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贫穷的农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了解遥远过去的窗口，千年以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是风力强劲的旋风，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痛苦。城市给人带来的可能是一颗子弹，但它也提供了一个让人过上更加富裕、健康与快乐生活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于与全球各地的紧密联系。农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贫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种让世世代代永远受穷的安全。全球最贫穷地区的现状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因为城市可以传播各国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需要具备的知识。
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肯定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这是反对发展超大城市的最为常见的论据之一。尽管新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质量的下降，但新移民从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地方来到了城市，他们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与公共设施带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通过阻止人们使用来维持城市基础设施优质与高效的做法是错误的。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这是更加合乎道义的做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从传统上来看，政府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并非总是足够的话——远远多于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情况在巴西已经存在了100多年。里约热内卢在1960年之前毕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贫民窟距离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纪初开始，巴西开展了一项旨在让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运动。政府发起了一场接种疫苗的活动，并最终在贫民窟里设立了学校和某些医疗保健机构。“上帝之城”是政府为改善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条件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它为一部讲述里约热内卢贫困生活的电影提供了素材。维持治安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过贫民窟中的犯罪起码已经被视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决的一个全国性问题。因此，一些资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难一见的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这些改善里约热内卢贫困人口生活的努力获得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了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贫困的悖论。如果政府只在城市里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而没有扩展到农村地区，那么这些服务将会吸引更多的贫困人口涌入到城市中来。任何试图降低某一座城市贫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会提高这座城市的贫困水平。
Chapter3贫民窟有何好处？（6）
进步的平台对贫民窟的脏乱感到震惊的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城市的过去。这种极端的贫困和富裕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是很常见的现象。逃避饥饿的爱尔兰移民经常居住在贫民区里，如纽约的“地狱厨房”。它位于曼哈顿西区第34街到59街之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追求时尚、引导潮流的街区。曼哈顿上东区从第59街延伸至96街，位于第五大道与东河之间的区域，如今拥有一些非常昂贵的住宅房产，但在19世纪时也曾充斥着爱尔兰人的简陋棚屋。上东区兵工厂的位置显得很不协调，它的周围是耸立在公园大道旁边的高级公寓，贪图享受的士兵当初就是为了保护城市的精英们免受狂放不羁的移民的袭扰而驻扎在这里。
除了纽约之外，波士顿也被认为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母亲城。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实际接纳的爱尔兰移民要多于波士顿，但纽约的爱尔兰移民后来被来自东欧和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淹没了。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波士顿接收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但它所接收的后来成为移民主流的其他种族的移民却很少。波士顿的爱尔兰特色肯定是兴旺发达的帆船时代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前往波士顿比前往纽约更加便捷，如果不是更加便宜的话。如果你们是一个贫穷的、缺少食物的爱尔兰家庭，那么前往波士顿并在那里定居，往往是非常明智的做法。30年之后，蒸汽机代替了船帆；前往波士顿的船只大幅度减少，19世纪末的移民大量地涌向了纽约。前往波士顿的移民减少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座城市将会为美国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冲突所困扰。
波士顿作为一座爱尔兰裔美国人城市的声名与一个家族——肯尼迪家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个家族的故事可以说明城市的贫困是如何转化为机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823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县，他接受的教育很少。贫困的农村地区通常很少提供教育服务。当他出生的时候，禁止在爱尔兰提供天主教教育的规定依然在实行着。年轻时的肯尼迪在他哥哥的农场里工作，种植马铃薯和粮食。他所掌握的一项与农业无关的技能来自于一位更加靠近城市的朋友——帕特里克·巴伦。巴伦在一家酿酒厂工作，把制作酒桶的技术传授给了肯尼迪。
发生在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给肯尼迪一家惨淡经营的农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面对饥饿的威胁，帕特里克·肯尼迪跟随巴伦来到了波士顿，巴伦帮助他在东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制桶工人的工作。波士顿提供了经济机遇，因为它拥有市场，肯尼迪可以在这里向拥有资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劳动力。波士顿提供了一个成熟的酒桶市场，因为这里是交通枢纽，当然也是酿酒中心。
正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一样，东波士顿的人口密度为贫困人口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细菌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帕特里克·肯尼迪在一场霍乱中不幸去世。不过，肯尼迪的儿子——也叫做“帕特里克”——成长了起来。他最初在码头上干苦力，并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购买了一家酒馆。他很快拥有了第二家和第三家酒吧，并逐渐偏重于为更加富裕的波士顿本地人提供服务。通过进口威士忌，他实现了自己企业的垂直一体化。
Chapter3贫民窟有何好处？（7）
帕特里克·肯尼迪采用了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山姆·亚当斯的模式，即把酒精与政治结合在一起。1884年，他第一次被选入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并多次当选为州众议员与参议员。1888年，这个来自贫穷移民家庭的儿子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在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凭借着不断增加的财富，他把自己非常聪明的儿子约瑟夫送进了哈佛大学。鉴于帕特里克·肯尼迪的政治关系，他的儿子迎娶了波士顿市长约翰·F.“亲爱的菲兹”·菲兹杰拉德的漂亮女儿，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约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份工作是受政府指派的银行审查员，后来他接管了一家其父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20世纪20年代，他通过基本上值得尊敬的方式在华尔街赚取了巨额的财富。同样重要的是，他适时地退出了华尔街，并找到了其他有利可图的生意，如投资房地产和进口英国烈性酒。当然，他的儿子们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王朝之一。
城市对于像帕特里克·肯尼迪这样的移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国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整个美国与此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3%和20%。正如城市给移民带来了好处一样，移民也让城市受益匪浅。波士顿非常感激肯尼迪家族，正如纽约非常感激从安德鲁·卡耐基到艾尔·乔尔森再到祖宾·梅塔等移民一样。事实上，从1891年到2009年的118年间，除了12年以外，纽约交响乐团一直依赖那些在国外出生的音乐总监。毋庸讳言，纽约文化中那些更为流行的元素也是移民的产物，如百吉饼、比萨和宫保鸡丁。
美国和它的城市从移民人才潮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国裔美国人领导了击败德国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贾斯特·尼米兹。苏格兰人帮助我们建立了工业，如安德鲁·卡耐基和安德鲁·梅隆。爱尔兰裔美国人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如肯尼迪家族、艾尔·史密斯和芝加哥的戴利家族。一位肯尼亚人的儿子坐进了椭圆形办公室。美国不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由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组成的集体，他们主要是在大城市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很难说美国是唯一一个让移民发了大财的国家。罗伯特·凯恩和他的家人离开贫穷的家乡爱尔兰去了利物浦，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去海边做了一名制桶工人。19世纪40年代，他在利物浦定居，并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酿酒厂。他发了大财，他的儿子最后进入了英国国会上议院。卡洛斯·斯利姆可能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墨西哥城一位黎巴嫩移民的儿子，他父亲是靠一家纺织品商店起家的。正如这
些以及许多不太著名的案例所证明的一样，世界各地的城市让人们从一贫如洗走向了大富大贵，也有人走到了介乎两者之间的任意一点上。长期以来，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为没有土地、牲畜或设备的人找到一份工作提供了方便。肯尼迪家族曾先后以劳方和资方的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当身无分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可以向拥有资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劳动力。他的儿子在年轻时也是一样，但在长大成人并积攒了资本以后，又可以转而雇用别人。资本家和工人经常被看作是敌人。他们的确是敌人，如在罢工期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提高了劳动力的收入，正是城市里的资本使得城市对穷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城市不仅把缺少资本的工人与拥有大量资本的雇主联系在一起，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让穷人（事实上是每一个人）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原本可能永远也无法被知晓的才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曾经写道：“在愚昧无知的政权统治下，恩里科·费米将成为一名花匠，冯·诺依曼将成为药店里的一位收银员。”斯蒂格勒对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的设想是令人震惊的。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在大城市里长大，都具有相当优越的背景；而且，他们的数学与科学才华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发现了。同样，波士顿以一种爱尔兰农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让帕特里克·肯尼迪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城市的胜利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于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新书《城市的胜利》，引起了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等元素国际媒体的广泛注意。
关于城市贫苦
在格莱泽看来，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但是战后美国的都市化实际上是在否定城市胜利所，因为郊区化稀释了城市人口，造成了大多数的贫困和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的世外桃源，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使富裕和贫困都是带花，美国原有的高社会流动性消失了。
在西方较为富裕的国家城市已经度过了工业化时代喧嚣嘈杂的末期，现在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和迷人，在较为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城市正在急剧的扩张，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为人们从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途径。
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所看到的一样，城市的道路有时会通向地狱城市，可能会获胜，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会遭遇失败，每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都会受到独特的人物和经历的影响，每出现一条第五大道就会有一座孟买的贫民窟，每出现一所索邦大学就会有一所依靠金属探测器来保证安全的哥伦比亚特区中学。
格莱泽发现研究城市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因为他们面临着吸引人关注意义重大而且经常会产生麻烦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裕的人口往往会以最为贫穷的人口比邻而居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市如何衰落的，为什么某些情景会反复的出现？
在本书中格莱泽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是人员和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
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这些高出的工资被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这并不能改变高工资体现出高生产效率的事实。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受设在城市所带来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够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都会区里的美国人，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会区你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平均高出50%以上。在其他富裕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同样巨大，在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一差距甚至更为明显。
在哥那者看来，圣雄甘地当时说的话是错误的。圣雄甘地曾经说过在印度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里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印度人生活在70万个村庄里和印度的发展并非依赖城市，而是依赖村庄。圣雄甘地对于当时的反城市化运动诗词赞赏态度的。然而现在的发展来看，这位伟人是错了，印度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他的城市，印度的城市化与繁荣发展之间存在着近乎完美的关系。平均来看，印度的城市人口每增长10%，人均产值就会增长30%。
有一种说法认为即使城市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等他还是会让城市人口感到痛苦。但是就各个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本国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生活的满意度也是随着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的。比如在城市人口超过50%的国家有30%的人口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有17%的人认为他们不是很幸福或者一点也不幸福。在农村人口超过50%的国家，有25%的人口认为他们很幸福，有22%的人口认为他们不幸福。
纽约和班加罗尔的生机和活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城市都会取得成功。1950年底特律是美国的第五大城市，拥有185万人口，到2008年人口只剩下77.7万，还不到以前的一半。底特律和其他许多工业城市的失败，与其说是城市存在着任何整体性弱点，还不如说那事因为那些与重新振兴的必备要素失去联系的城市出现了衰落。
许多来自遭遇困境的城市的官员错误的认为通过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比如一个新的体育馆或轻轨系统一个会议中心或者一个建筑住宅项目，他们就可以领导他们的城市重新再现昔日的辉煌，我们绝不能忽视生活在铁锈地带的贫困人们的需要，但公共政策应该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的地区。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可能会为一座城市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层亮色，但无法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鉴于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重建的拥护者，希望投入数千亿美元来重建新奥尔良，但是如果将2000亿美元分配给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每人将获得40万美元，足以支持他们迁移到其他城市或接受教育或购买更好的住所。新奥尔良的伟大之处一直在于它的人民，而不在于它的建筑，认真的考虑联邦政府的开支，怎样才能更好的造福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哪怕是让他们迁移到其他地区。总之，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市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的，其实这个城市的规模在不断的缩小。底特律以及那些相似的城市中存在的难以摆脱的贫困是城市的不幸，但城市的贫困并非都是坏事，显然，在一位参观者见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之后，他可能会赞同甘地的意见，至于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否明智，但是城市的贫困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它们吸引了贫困人口。弱势人群流向里约热内卢鹿特丹等城市，证明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弱势。城市的结构可以几个世纪保持不变，但城市人口是流动的1/10以上的曼哈顿居民，五年之前并不住在那里，贫困人口不断的来到纽约圣保罗和孟买，其目的是寻求某种更好的东西，这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城市生活的写照。城市贫困与否不应该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出判断，而应该基于农村的贫困作出判断，与一片繁荣的繁华的芝加哥市郊相比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可能看起来十分寒酸，但是里约热内卢的贫困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巴西西北部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没有办法迅速的富裕起来，但他们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做作出选择，其中许多人明智的选择了城市。
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拥入城市，使得城市地区充满了活力。但是贫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成本是难以避免的。接近性，为理念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它同时也方便了细菌的传播和钱包的盗窃。全球所有较为古老的城市都已经遇到了城市生活的痼疾疾病，犯罪拥挤，这些问题从未因为消极的接受现状或愚蠢地依赖只有市场而得到解决。美国的城市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变得更加健康，是因为他们在供水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几乎相当于联邦政府除军事和邮政以外的全部开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21世纪可能会重复欧洲和美国城市的巨大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全球的城市化。纽约市的健康状况现在大大好于美国的总体水平，但1900年出生的纽约孩子的预期寿命曾经要比其他地区的美国孩子低七岁。
三、城市胜利的政策隐喻：城市的胜利，人类的胜利
1、贫困的普遍性
2、城市是解决贫困的重要手段
3、城市的胜利是人类的胜利
城市让人类变得亲密，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撞击、文化交流与科技创新；城市鼓励创业，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城市中密集的高层建筑、发达的公共交通、大幅度降低了人均碳排量，实现了保护环境的伟大目标；城市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排污与完善的医疗系统等维护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
关于全球生产网络
全球化一方面消除了纽约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的优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提升了这座城市在创新理念方面的优势。尽管纽约不再生产多少服装，但大量的卡尔文克莱恩和唐纳卡兰的设计仍然是在纽约完成的。
关于新城市主义
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田园资本主义的能源平静，环保运动的崛起也使人们对汽车社会开始反省。于是，1980年代初期，新城市主义兴起了，其要旨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的城市设计原则，比如注重创造步行空间与公共交通，特别是轮轨通勤设施为核心来设计城市，强调密集型的发展，最大限度的减少汽车的运用等。这样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卫星城，彼此高轮轨连接轮轨车站盛维都市和卫星城的中心地带，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林立，大部分人口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这样的中心地带。如今，新城市主义已经成为城市理论的主流，其建筑和规划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区和城市设计工作。
第四篇：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文化部
关于印发《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
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9年12月14日 财教[2009]4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文化局：
为规范和加强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我们制定了《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附件：
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管理，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建
于每年4月30日前将申请文件上报财政部和文化部。
第九条 文化部负责审核汇总中西部地区资金申请文件，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建议，同时根据东部地区上项目实施情况提出本年是否予以奖励以及奖励经费分配建议，汇总后将分配方案报财政部。
第十条 财政部对文化部报来的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后会同文化部下达专项资金预算。
第十一条 各地财政厅(局)、文化厅(局)应密切配合，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规范设备购置工作。
第十二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关设备购置由各地文化厅(局)根据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确定的备选设备参数及详细目录，选择适合本地区的方案统一组织实施。基本业务设备购置，由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自行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各地应加强对已购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切实发挥已购设备的功能和作用。
第十四条 文化部应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于每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告上一本部门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
第十五条 对专项资金购置设备形成的固定资产，应按照国家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财政部、文化部将适时对专项资金使用、设备购置和使用情况进行督查。
第十六条 各地要切实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财政部将暂停核批补助资金，收回已拨经费，并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虚报项目规划数量，骗取补助资金；
(二)擅自改变补助项目内容；
第五篇：构建海洋文化为城市主题文化的青岛城市品牌
构建海洋文化为城市主题文化的青岛城市品牌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主题文化网 更新日期： 2007-7-10
城市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和文化的土壤，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又是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能为一个城市在综合竞争中提供巨大优势和不竭动力。因此，城市文化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地位，彰显城市魅力，培育城市特色，发掘城市文化，构筑城市理念是将城市文化理念融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步入21世纪，我国各大城市逐步融入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中，开始面对面地竞争资金、人才和市场。在这一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下，“经营城市”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构建城市品牌也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青岛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品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有人说青岛的工业知名品牌要远远大于城市品牌，这固然是青岛城市经营中的优势和成就。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激烈的角逐中，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将直接决定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与繁荣程度，也最终决定这一城市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优势，因此构建强大的城市品牌与发展品牌城市双管齐下，才能够更好地发挥青岛的优势，推动青岛早日跻身世界名城行列。
纵观青岛的历史和现实，可以说青岛是在海洋文化产生之后才发展壮大起来的。青岛文化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虽然目前青岛的文化积淀还不够深厚，但青岛文化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特色，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潮流，有利于青岛文化的未来发展。因此，在建设青岛城市品牌的过程中，发扬海洋文化优势、构建以海洋文化为中心的青岛城市品牌对于青岛未来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优势
青岛的海洋文化由来已久，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为今天青岛发展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主题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青岛的文化在发展中融入了海洋文化、异国文化和移民文化，使其具有源的双重性和流的多样性。从文化渊源讲，青岛的文化源自于儒家与道家文化，在既往的文化历史上深受大陆文化影响。青
岛地处齐鲁之邦，与儒家圣地曲阜相距不远，在地域上有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便利条件。从远古至近代，青岛地区出现了三次大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交流，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齐鲁文化与道家、佛家文化的交流，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绵绵不绝的文化交流形成青岛儒、道、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以及中西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独特文化格局，青岛的历史几乎是中国历史的完整缩影，却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出其独特的多元文化格局。
从居民构成上来看，早期的青岛移民，也大多来自山东省内，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思想深处始终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地域上的便利和移民主体的本土化特点决定了儒家文化是青岛文化的渊源之一。但由于青岛地处沿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青岛较之内陆地区更多地接受了海洋文化的甘霖。同时，青岛早期的移民，还有少量来自沿海和内地的其它省份，他们共同形成了青岛早期的移民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和移民的接收、涵纳恰恰反映了青岛文化中具有海洋文化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
从自然条件看，青岛坐拥碧海青山，是我国北方天然良港。城市的三大支柱经济：港口经济、旅游经济、海洋经济无不与海洋文明息息相关。因此，海洋文化对青岛城市精神层次上的影响也日渐突出。青岛山、海、城浑然一体，海洋文化已经融入了青岛的城市建设、城市生活和城市精神当中。
二、发展海洋文化的积极意义
正如企业经营靠企业文化，城市经营要靠城市主题文化。追溯一个城市在其发展历程中的文化渊源和文化背景，不仅可以寻觅到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还可使城市精神植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从而提升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城市主题文化属于经营城市的一门最前瞻的学科——政府软科学技术设计系统。根据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战略决策对城市的各种景观特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城市主题文化。从而有利于形成城市文化良好的发展态势、科学的发展格局、打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由此使整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在城市主题文化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运作下科学、有机地运转，在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青岛现在适时地提出增强海洋意识，弘扬、研究海洋文化，对于构建积极合理的城市主题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已经证明，海洋从未间断地给我国带来“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经济利益。中外文化的交往，亦多通过海洋而来。在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中，海洋文化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纵观当今世界上的大中城市，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是位于大陆腹地和海洋腹地的交接点。今天，面对全球多极化发展的时代，青岛要实现与世界的接轨，海洋仍然是重要通道。对此，青岛近些年来适时提出的海洋强市的新观念就是基
于海洋文化的理念。但是“海洋强市”应该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和海洋文化实力的综合体现，而目前对于青岛来说，海洋文化基础构筑还是远远不够的，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青岛要建设海洋强市，就十分有必要深刻认识、总结和研究海洋文化，逐渐构筑坚实的海洋文化基础，将海洋文化打造成青岛闪亮的城市品牌。
三、深化海洋文化主题，打造青岛海洋文化品牌
城市品牌战略规划并非综合性的整体规划，它是在功能层面与经济、环境、社会、政府等战略平行，并协同作为城市发展战略职能的一部分，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促进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城市品牌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建设：整体品牌和旅游品牌。整体品牌是对某一地理位置的政治、经济、人文、自然等多方面的综合，以提炼出城市品牌核心，并以之对全体品牌受众，进行品牌体验管理。旅游品牌从功能角度出发，为某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服务，其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风俗的独特吸引力，进而对旅游业经营者、游客的整体体验进行管理。城市品牌战略是城市有目的的通过物质手段作用于受众的精神以及心理层面的所有方法、手段的整合，而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等城市战略则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建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以及物质财富，与品牌战略的紧密结合构成城市发展战略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实现城市的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标。
青岛具有鲜明的海洋经济比较优势，港口经济、海洋旅游、海产品养殖加工、海洋药物等领域都具有相当规模，是城市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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