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名校与培训机构的利益链条

第一篇：揭秘名校与培训机构的利益链条

2011年9月4日，大部分高校刚开学。位于广州市五山路的华南理工大学（后文简称“华工”）教工活动中心，一间不大的教室里挤着250名学生及家长。他们情绪激动，对前来维持秩序，探求究竟的华工老师出口爆粗，他们声称学校招生诈骗400多万元，甚至已致电110报警。

此时，华工上下皆茫然，这群年轻人从哪里来？究竟是被谁骗？他们何时与华工扯上了关系？

学生被骗：名校招考，松了戒备

今年7月下旬，各大高校录取工作接近尾声，数百名广东落榜生，突然接到自称华南理工大学招考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声称，可以帮他们进华工读自考学位，“第一年读专科，第二、三年就可以升本科”，并且可以享受和该校本科生同样的教学资源，毕业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

起初，学生们对这类送上门的招生电话还心怀戒备，但听说假期招生办有专车免费接送学生入校参观，就决定去看个究竟。7月28日至8月25日期间，不少接到电话的学生，或独身或在家长陪同下，由专车接至华工参观了教学楼和宿舍楼。招考人员给他们分发了《2011级新生入学须知》，明确了学生报到时间为8月25日；地点在华工东区教工活动中心，这与电话里口头承诺的入学安排相符，所以取得了不少学生的信任。

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前来报名的共有400多名学生。他们在报名当天上午缴纳了第一学年的学费，包括技能培训费、学费、考试费、住宿费、保险费、军训费等，共计1.1~1.3万元不等。奇怪的是，学校出具的两张收据上并未盖华南理工大学的公章，而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和“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

来不及推敲这两个公章背后的用意，当日下午，这400多学生就被直接拉往位于从化的广州南洋英文学校开始为期10天的军训。

军训结束后，9月4日，学生们被包车送回华工所在的广州市天河区，但车子却过校门而不入。下车后，学生才知道被安排在华工附近的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和紧靠华工西区一座培训学校的宿舍楼内住。部分学生反映，“那边没有装修过，十几个人住一个宿舍，蟑螂、虫子到处乱爬，根本就不能住。”而老师对此亦“哑口无言”。再三逼问后，学生才知，他们将要住的宿舍并不在华工校内；而他们的课程，也和华工学生大不相同，除了一些号称由华工老教授教的基础课外，其他大多是培训课程。一切的一切，都跟“招考人员”承诺的大相径庭。直到此时，学生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联想到收据上的诡异，他们蜂拥回教工活动中心讨要说法。骗局被识破后，培训机构难敌学生家长的激动情绪：承诺愿意全额退款。

9月5日，培训机构派来两名老师正式开始退款，因无点钞机，每人万元的学费全为人工点钞，持续了三日才将钱款悉数退还。而400多名学生就因这样一个骗局，错过了报考他校的机会。骗局：再三出现，招数不变

其实早在2009年7月，一模一样的诈骗招数在华工就发生过一次。

2009年，有一批广东学生收到了一份招生简章。该招生简章的抬头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徽与LOGO，中间是华南理工大学五山路381号正门的图片，下方则注明“高技+大专（本科）双学历——国家高技能大学生培养新模式”。招生简章的内页，则是华工的简介和专业设置，地址标着“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西区体育馆北侧”。

学生拨通招生简章上注明的招生电话后，对方声称是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对有意报名的学生，学校有专车接至校内参观。信以为真的学生在参观完学校后，被领到华工体育馆旁，一栋标有“学院教学二部”的五层建筑内。负责接待的老师拿出了另一版本的招生简章，这份简章的封面除了华南理工大学外，还出现了“广东省科技技工学校”的名称。但老师强调，学校就是“华工继续教育学院二部”，是华工办的。授课老师来自华工，学生毕业可获得盖有华工印章的毕业证书。学生可享用华工校内的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资源。因网上报考该校的人数“有几千人”，如果要报名，首先要缴纳1000元的留位费。

两份截然不同的招生简章，还要收取1000元的留位费，这一切，都让人心生怀疑。在学生及家长的投诉和媒体合力挖掘下，结果发现，这是一场子虚乌有的合作。“广东省科技技工学校”并未与华工联合办学，双方只签署过一份协议，该协议显示：该校学生考上华工成教，华工优先录取。而这些学校之所以敢打着华工的旗号招摇过市，是因为华工旁边有很多技校，就贴着华工围墙，不知情的学生或家长，会误以为学校在华工校内。

随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证实，广东省科技技工学校的确有正规的办学许可证和招生资格，不是“山寨学校”。而当媒体质问广东省科技技工学校负责人与华工的关系时，对方此次的回应却与华工老师所说基本一致，但对招生老师所说的——隶属华工，与华工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及收取留位费一事只字不提。

这件事，最终因双方澄清及时，并未给学生等造成影响，而平静收场。可是，招生老师为何撒谎？他们的虚假招生背后是否有更隐秘的利益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无人回答，亦无人调查。或许，正是这些类似事件的不了了之，才促成了两年后的华工又陷入了招生骗局。

名校和培训机构的隐秘利益链条

由于这次招生事件发生在华工校园内，就在250名学生大闹教工活动中心时，华工派出工作人员前去现场查证。第二天下午，华工发布官方申明，称此事与华工继续教育学院无任何关系，纯属校外培训机构盗用华工继续教育学院名义进行虚假招生，并表示已向天河区五山派出所报案。

但学生们对此申明表示怀疑。华工各个进出口都有学校保卫处所设的交通卡，外来大巴没有学校的批条是不能进入校园的，除非保卫处领导同意才能临时放行。当时将近10辆大巴多次进出校门，通行无阻；400多名学生在校内大张旗鼓地报名缴费，学校会完全不知？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工宣传部负责人的解释是，华工教工活动中心是学校离退休人员和在职教职工业余休闲场所，华工老教授协会也位于此幢楼内。当时，该培训机构只是租用了华工教工活动中心的一些场地，但“没想到他们盗用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名义进行欺诈式招生”。该负责人还进一步证实，不仅该培训机构承诺的“在校园内住宿”是虚假的，“在校园内上课、与华工学生共享教学资源”也是不可能的，“连华工的继续教育学院都不允许在华工校园内授课，而是在校外设立教学点”。该负责人强调，这些学生根本不可能拿到华工任何种类的毕业文凭。

针对学生收据上“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的公章，华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协会中的确有个别人参与了这件事。“社会上一些培训机构邀请一些退休的老教授教书上课，于是有一些人与所谓的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合作招生，答应为后者上课，并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作为报酬。”但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为广东老教授协会团体会员，系群众性学术团体，虽然打着校方的名义，但校方对其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这样的解释貌似严谨，但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

据华工知情人员透露，9月8日是广州天河区人大选举日，而选举的地点恰在华工教工活动中心，为了尽快解决学生聚众的现况，华工不但负责招待自9月4日起滞留在校的学生及家长食宿，甚至还帮助培训机构筹措偿还的钱款，而筹资中，还包括了部分华工领导的个人财款。由于学生缴费时，800元军训费已在军训时交予教官，这400多人共30多万的钱款，培训机构一时根本拿不出。为了不影响8日的人大选举，学生必须遣散，退款一事要在3日内完成。华工只能紧急筹款帮助退还。

不管是为了声誉还是为了保护学生利益，华工的这一举动，表面上是收拾残局，但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明眼人一看就知晓。因为9月8日后，这间诈骗机构在归还完学费后，消失了。能将整个事件探求究竟的，恐怕只有接到报案的五山派出所。

目前，五山派出所和广州市公安局以“案件还在调查中，不能透露任何消息”为由，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可另有知情的华工老师猜测，这次事件应该是华工的继续教育学院与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的一次合作，双方可能签订协议，诸如该校学生考上华工成教，华工优先录取或毕业后可能获得华工继续教育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等。不然，校外巴士怎会在学校进出自由？事发后，学校怎会帮助培训机构赔钱安抚学生情绪？

事实上，根据本刊记者调查，华工继续教育学院在外与一百多所培训机构都有合作关系，合作程度不一。这样的合作办学，大多是基于某种资源的共享，如，东方标准中心与华工继续教育学院签定网络成人教育直属班联合办学协议，成为华工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网络成人教育直属班的实训基地等。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培训机构提供了实操的场地和课程，校方则至少提供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名声等无形资产。对于多数培训机构来说，和名校发生关系是生源的主要保证。

培训机构：骗招常见，奈何屡试不爽？

你或许想问，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这次能成功诈骗400多学生，它的招数有何独特之处？你或许还想问，为何类似的招生诈骗频频出现，学生还会频频受骗？骗局不能被制止的“漏洞”究竟在哪里？

先看这次事件的主角——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在网络上基本查不到关于它的任何信息。仅在一个天天招生的网站上，留有一则该校的招生通告和学校简介。

点开学校简介的链接，上面写的是：广东省科技培训学校，成立于1993年，隶属于广东省科技协会，是我省普及科学技术的一家著名培训机构，主要从事计算机教育、会计教育，职称教育。学校地址位于五山路科技新街（华南理工大学正门），并留有联系电话，但当本刊记者拨打电话时，提示已是空号。另有网页提供的学校地址是：广州越秀区连新路171号，但联系电话同样为空号。除此之外，网上再也没有该校的任何信息。

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的学校简介链接上，介绍的是“广东省科技培训学校”，这两个名字究竟是不是同一学校？当记者致电广东省科协时，其负责人却明确否认，表示属下没有叫这两个名字的机构，“完全是一个民办、可能还是非法的”培训机构。为何非法的教育机构能存在十多年之久，这些机构谁来监管？这显然是个大问题。

其次，培训机构名称相似，以假乱真也是个问题。与“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校名相近（仅有两字之差）的学校至少有五六家。仅在华工附近就有三家，他们或位于华工正门，或位于华工西湖，或位于体育馆附近。以广东省信息科技职业培训学校为例，该校位于华南理工大学西湖边，跟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所说的学生住在华南理工大学西湖边的信息极为相近。而该校也恰与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合作办学——网络教育直属班、广信动漫培训中心，目前也正在招生中。当记者致电这所学校时，工作人员也说有很多学生家长以为他们学校就是这次诈骗招生的广东省科技职业培训学校，因为校名实在太像，媒体也有类似错误的报道。

不仅校名相近，有的甚至连学校的LOGO都极为相似，难免容易引起误解。一两字之差的校名，注册时也能审批通过，但更多的培训机构是毫无备案存在的。

这些年来，本科生收入不及专科生，研究生的专业能力尚不及技工，媒体上诸如此类的报道，着实伤了学生的心。一方面，年轻人彷徨读书何用，倒不如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差，花钱买学历也并非难事。所以，当成绩欠佳落榜时，这些刚成年的孩子，只能由家长陪着四处寻找合适的专升本学校。当发现一所既有名校参与办学，又能低分入读的学校时，自然喜出望外。许多培训机构正是看中了这类人群，所以每逢七八月，落榜的学子总会接到许许多多培训机构的电话，说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大学梦。而学校则不用干任何事情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在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这种做法实在太常见了，只要不发生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至于培训机构是从何处得到这些落榜学生的名单，进而可以精准地寻找目标客户，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第二篇：高档会所会员卡利益链

高档会所会员卡利益链

2013年06月06日

近期的会员卡清退活动对高端会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5月27日，中央纪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这里所谓的“会员卡”，指的是一种特殊有价凭证，大多由一些行业机构比如娱乐、健身、美容、旅游、餐饮等，以及商场、会所、宾馆、俱乐部等发行，持卡人可凭卡消费或享受折扣。

这是纪委内部掀起的一场自我清查行动，直指会员卡消费。众多观察人士评价称，此举意味深长，可视为我国未来反腐的重要一步，将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

近年来，一些政府官员以“会员”身份出入高级会所，相对隐秘地进行奢侈消费，已经显现出了一种新型的“会所腐败”。这些会所或伫立在城市高楼之中，或隐匿于市井红墙绿瓦之间，往往低调却奢华，充满神秘感，仿佛一个磁场，对一些腐败官员极具吸引力，而成为他们权力寻租、享受奢靡的理想场所。

这些神秘的会所，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运营规则，隐藏了怎样的利益链条？

“清卡”风暴 自从中纪委作出清退会员卡指示后，目前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系统已刮起“清卡”风暴。公开报道显示，5月27日，全国各地省、市、县、乡镇一级的纪检委书记，都出席了当地的分会场收看电视电话会议。这是中纪委首次以电视电话会议这种一竿子到底的会议形式，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行动。

清退对象包括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各级纪委委员，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职工，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

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说，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职工按时清退，真正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率先从纪检监察系统开始清退会员卡，体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路，这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为向全党全社会推广做准备，“下一步会扩展到整个公务员系统，特别是领导干部系统。”

“现在我国反腐形势复杂，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可能会涉及到很多领域和方面，特点之一就是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比如会员卡、购物卡等各类卡，已成为社会上所谓沟通关系、送礼的一个主要形式。部分官员通过购物卡套现来行贿受贿，还有一些人以„会员‟身份出入于高档消费场所。”马怀德分析。

购物卡、会员卡属于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其实，201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直指商业预付卡市场存在监管不严、违反财务纪律、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公款消费和收卡受贿等突出问题，助长腐败行为。

以上意见要求，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任何形式的商业预付卡。凡收受商业预付卡又不按规定及时上交的，以收受同等数额的现金论处；对涉嫌受贿的，依法严肃查处。

此次中纪委开查会员卡，无疑是对“收卡腐败”的又一次正视和打击。

“会员卡腐败”

“清卡”风暴从另一方面亦表明，“会员卡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随着国家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官员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开始被摒弃，而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而相较于购物卡，会员卡具有更强的隐秘性，往往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其消费带有特权色彩。一些官员认为，相比于直接送礼等方式，收受会员卡风险小。因此，会员卡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案判例中，都能发现“会员卡腐败”的影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300余万元，被判刑14年，妻子刘志宏也被判刑11年。经反贪部门查实，唐若昕夫妇收受手表、高尔夫球会员卡、“打折”房款等合计355万元，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百万元。

因受贿等罪名被查处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是一位高尔夫球爱好者，生活中经常坐飞机前往各地打球。他被查出收受高尔夫俱乐部会籍卡、会员卡有3张，折合人民币50万元。而国家食药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案的突破，也是从一张会员卡上找到线索。

相关办案检察官剖析称，包括收受高尔夫球卡、办理高级美容卡在内的涉“会员卡”腐败案件，均实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脱离了监管。脱离监管也使这种贪污腐败行为极具隐蔽性，也令犯罪官员抱有侥幸心理。而涉案会所还通过所属公司开具不同名目的发票，为腐败官员到单位平账提供便利条件。

奢华顶级会所

“会员卡”腐败的背后，是奢华而神秘的会所生态。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以“会员卡”为门槛的形形色色会所遍地开花，其中有专门为商界精英和政要人士服务的“顶级会所”、“私人会所”，服务内容包罗万象，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温泉会所、雪茄会所等专门会所与综合性会所。

在《小康》杂志的相关文章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表示，会所在中国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高端人群，会所将这些高端人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

在这些高级会所中，华丽的外观和装修是最基本的门槛。北京一家著名会所，乘坐电梯半分钟就可直达位于50层的餐厅，在这里可360度鸟瞰整个北京城。除各类宴会厅、会议室外，顶级的综合性俱乐部一定会配有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和各类场馆，内容更丰富的还包括阅读室、红酒博物馆、雪茄吧、小型电影院等。除了硬件的奢华，会所还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年近三十的阿娟曾在上海一家高端会所做了6年领班。她被要求能准确喊出每一位会员的名字，并记住他们每人的要求。比如有的客人血糖高，那他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吃到含糖的东西；有的客人是左撇子，他来就餐的时候，餐具就一定是摆在左边的。

上海另一家会所的服务宗旨是满足会员的一切需求，无论是你想在下飞机后与市长会谈还是希望某个明星在你的发布会上站台助威，这一切会所都会帮会员搞定。

而高级会所最大的王牌，则是强调私密性。一些会所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或用特制的罩子将会员车牌盖起来等。有些会所的服务人员还经过专门的私密性培训，内容之一就是不听客人谈话，不向外透露客人的任何信息。此外，很多会所还特意避开公众视线，保持低调，门口不挂招牌，甚至没有警卫和接待。

然而，不是有钱就能成为高级会所的会员。这些会所对入会者都设置了较高门槛，并需经过严格的审查。据时代周报调查，入会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并且还要求要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才能加入。

上世纪90年代，香港马会的申请人必须由一位原顶级会员提名，并获得另一位顶级会员附议，再列举三位准备支持其加入马会的会员，才有可能被接纳。

故宫建福宫会所仅有500席会员席位，入会条件是拥有全球顶级富豪的身份，缴纳入会费100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每个月的月费。

“来消费的，都不是一般人。”阿娟坦承在她所在的会所客人中，官员不乏其人。“来的客人哪个是官、哪个官最大，我们能一眼辨出。”

隐秘的利益链

“在顶级会所里所接触到的人物，不是领袖级的企业家，就是高官要员，这对商人来说，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和开拓都有极大的帮助。”一位温州企业家说。

鉴于会员们的这种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事实上已成了众多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2010年8月9日、10日，温州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当地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温州在职领导干部，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热议。其实，这乱象背后潜伏着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这些高级会所由于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都很高，逐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且地点私密、空间封闭，无疑为官商利益输送提供了最佳载体。

“会所非官员成员，希望有权力的官员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为自己接近权力资源创造机会；一部分官员则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会所，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在《瞭望东方周刊》上表示。

因铁路系统出现严重腐败问题而浮出水面的女商人丁书苗，就曾在2008年成立英才会所，目标是世界顶级会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多国政要和前政要应邀担任该会所的高级别咨询理事。据接近丁书苗的知情者透露，凭借英才会所这个平台，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都被丁编织进了她的人际网络。

国内会所主要盈利方式是收取会费和会员的日常消费。但上海一位高级会所的管理者称，即使会所定的价格很高，也未必能做到账面上的收支平衡。据媒体披露的某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目前广州会所中约90%亏损，北京会所约60%亏损，上海的美洲俱乐部甚至由于长期亏损而最终倒闭。

上海这位会所管理者表示，无论综合还是主题性会所，建设时投资太大，但实行的是会员制，接待人群非常有限。赔钱是国内会所业目前的共性，但大家仍然没放弃，就在于大家考虑的不是账面的东西，而是看重这个平台带来的人脉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做增值业务获得盈利。”以上人士说，许多企业经营会所，目的在于，一是可通过会所平台推广企业品牌；会所还可用作企业的内部招待载体，内部消化招待费用。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方便地维护与政府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对主营业务有更大的回报。

“中国式送礼”最尴尬的是烧香找不到庙门，高级会所让商人在这方面少走了许多“弯路”。浙商冯云（化名）经营着一家涉外企业，非常渴望与海关的官员打交道，“但平时花钱也见不到，最后参加一个会所召开的主题会议时得到了机会，会议邀请官员中正好有海关的。”在冯云看来，会所的附加价值是可以收回经济成本，高效创造出有效的交流机会，从而为各方提供商机。而会所凭借资源能力又赢得会员的青睐；官员亦获得寻租通道。

冯云曾参与过一个会所饭局。他称那个包房的消费标准惊人，三个人一顿花费达数十万。一通胡吃海侃后，同行矿老板将一官员搀送上车，顺手放下一个箱子。监管的难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中国式的消费特色是，高端消费里很难撇清贪腐的空间，一些产业甚至因为贪腐空间的存在，极为兴盛。会所业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富人经济圈、富人消费圈，这在大都市成长得很快，就是会所消费。会所消费有合理性，即高端消费开始分层，某个群体围绕某个主题，大家形成讨论、研究，注重精神、文化的交流，而不完全是高端的物质消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法律并没有禁止高级会所，只要守法合规都属于正常经营范畴。”张孝德强调，当前应该关注奢侈浪费被打压后向私人会所转移的现象。

世界上一些国家，已对治理会所腐败有所行动，明确规定，严禁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商人出钱组织的娱乐休闲活动，对持有奢侈消费场所“会员卡”也有诸多限制。在我国，尽管各级纪检部门都出台了类似规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具有很大的缺陷。

1998年，央行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颁发“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央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

然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央行职能的调整，上述办法于2007年被宣布废止。我国目前对会员卡的监管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

此次中纪委清退会员卡，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这或将成为我国全面打击会所腐败的前哨战。

但仍有很多担忧之声。曾在某高级会所担任行政策划的董佳音表示，“在会所中，很多会员卡根本不是以官员的名字登记的，有些是一些富豪直接把卡放在会所，然后由与之相关的官员进行消费。使用者只需知道卡号，就可签单消费，查起来难度很大。”

“还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凭证，也不需要名字，完全靠会所工作人员对宾客进行„刷脸‟认证。贵宾的脸就是会员卡。”董佳音说。

更有业内人士反映，还有许多私人会所并不对外经营，因此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办理任何证照，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没有餐饮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属于无照经营，其运营根本得不到有效监管。“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反腐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李成言认为，治理会所腐败关键在于要管住官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

针对会员卡背后可能暗藏的腐败，据《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一方面出“重拳”治理，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有效地约束权力；另一方面，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对以会所为代表的高消费场所的监管，对会员卡的购买、使用严格实行实名登记制度。

“退卡令”震荡北京会所

在繁华的北京以及其他中国大城市，各种隐秘、豪华的会所经常成为老百姓远远观望的对象。所谓会所（会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的一种新的消费、生活方式。自从上世纪90年代，物业会所伴随着住宅小区的大规模兴建从香港引进内地以来，各种行业性的会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仅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各种会所就在万所以上。

长久以来，会所一方面成为许多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易的场所，另一方面，其内部奢靡华丽、高昂的消费乃至暗藏的不法活动又成为许多老百姓想象的题材。会所，可以说是中国“都市传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近日中纪委的清退卡活动，很有可能对这些会所腐败构成重大的冲击。因为清退卡的主体，就是针对这些高档豪华会所的会员卡。据新华网的解读，长期以来，各种高档会所的会员，往往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其消费带有特权色彩，加之其有私密性，难以监管，也容易沦为腐败的温床。随着反腐力度加大，“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逐渐成为腐败官员们青睐的方式。

价格不菲的会员卡

会员卡，顾名思义，是进入很多高档会所的门槛。无论主营的项目是高尔夫、美容、健身、餐饮、歌舞还是洗浴，这些会所都需要会员卡。

以北京某国际俱乐部为例，其会员卡分四种—终身制会员卡、VIP贵宾卡、家庭卡、商务卡，分别针对不同客户群。此次中纪委清卡行动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会籍卡和会员卡两种类型。会籍卡是指取得某会所入门资格的基本条件，一般会对会员身份有比较高的甄审，会员卡一般是指可以充值使用的卡，与身份无关。在北京，丽池（中国CEO）会所颇有名气，很多熟悉北京的政商人士都去过或者听说过那里。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丽池会所的会员卡分为两种，一种是全国卡，一种是地方卡，两种卡的消费和优惠政策不一样。

这几种卡怎么区分？“全国卡现在是充值1万送5000,3万送3万，6万送7.5万；而像北京的门店的卡优惠就比全国卡更大，充4万可以消费10万，充5万可以消费13万，充6万可以消费16万。”丽池俱乐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如果没有会员卡的话，那么想进入丽池会所就得买门票。光门票就要398元，可以享用的项目包括免费提供的一些餐点、淋浴、桑拿、冲浪池等。但是它的消费也是不低的，比如追加一些饮料、果盘什么的，一个人轻轻松松千把元就可以花掉。

工作人员介绍，丽池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邀请会员参加，许多人是冲着他们这个“中国CEO”的名头加入的。简单来说，名气，是丽池吸引顾客和会员的一个很大卖点。

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知名会所的入会资格审核相当严格，大多数是知名人物和富豪。以前述的长安俱乐部为例，入会不光要有千万资产，如果是个人会员的家人持卡前来消费，还会审查户口簿，以验证持卡人是否会员的真正家人。

如果是这些级别的会所的话，会员卡一般难以转让或进行腐败性消费。而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的大大小小的商务会馆和行业性会所才是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

而根据时代周报记者的调查和媒体的报道，近期的会员卡清退活动对行业性会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退卡令”的“对策”

据《北京晚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指出，过年过节，请客送礼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甚至还有人将办理会员卡赠送政府官员的行为视为正常的„公关‟，认为只要按照实际情况开具发票、如实入账既不违规也不违法，殊不知可能触犯刑法，构成贿赂犯罪。”

上海市一位身家过亿的富豪陈牧民（化名）经常穿梭于京沪之间，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坦承，一些腐败是很难避免的。

而《法制日报》报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会员卡在腐败行为中属于危害性最大的一类。

“会员卡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受贿嫌疑，使用却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莫纪宏说，其危害性在于，官员不可能与其他持有者一样付出相同的价钱，不存在对价交易。亏空的部分，会员卡发行人必然要利用持卡官员手中的权力变相或直接寻找机会，获得更大的回报，“发卡人向官员发卡，必然隐藏„红利‟回报的心态。”

对于目前紧缩的风声，丽池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表示：“目前会员卡销售没有感觉到受什么影响。”

但是，行业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这些会所的入会资格的放宽和充值卡优惠力度的加大来看，会所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过去，会所门口都是车，如今不行了。不敢那么嚣张了。现在大部分会所生意基本都门可罗雀，会员的消费水平明显降低。比如过去每次消费6000元左右的，现在基本都降到2000-3000元。洗浴按摩住宿行业的会所也是降低到很低了。很多会员是不敢消费了。会员卡有的是退了，像那些送礼的卡有的也就不退了，也许就留作纪念了吧。”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媒体的关注也形成对会所生意的冲击，有经营者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现在常有记者在门口偷拍，吓得很多有政府背景的人真的不敢去了。但是外地人或者商人没事，还是有去消费的，但价格明显降低了。

然而，陈牧民透露说：“其实对于日前中纪委的清卡行动，各地的官员早有应对之法。” 陈牧民自己常去的一家会所，就采取应对办法。过去那里的会员都是持卡消费，现在都改现金了，去消费前，拎足钞票，吃饭的酒是自带的，发票分成几张开。有些会员提前把酒存放在会所，吃饭时直接让服务员从专柜拿出来。

陈牧民介绍，一般高档的会所发展会员是走高端路线和圈子以及口碑效应。比如一家会所开业后，他最初的会员就是老板生意上的朋友和管理部门的官员，他们对会员的身份、可靠程度一般做严格的挑选，对那些可能会危害会所安全的，坚决不接纳。新的会员一般是由老会员推荐，然后会所进行审查后接受。对于不同级别的会员，他们分别有不同级别的服务，服务的隐私度和会员的级别有相当高的关系。一些重要的会员会有相对固定的服务人员。

第三篇：教授兼职曝出灰色-利益链-_2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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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兼职曝出灰色”利益链”

中国青年报讯 岁末年初，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举报文章把48岁的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篇题为《关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乱象的一个例子——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泉声》的网帖，直指刘泉声教授违规兼职，同时担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职岗位工作。

举报者“不得不说”在帖子中称，“自己也算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深恶痛绝，尤其对一些所谓的学霸到处兼职，侵吞国家科技资源非常不满。”

根据“不得不说”举报中的提示，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却发现人才争夺背后隐现一条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

一个兼职时代的典型样本

在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网页中，刘泉声出现在专任教师一栏中：2009年7月起，刘成为该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2009年11月，刘就任该院副院长。

与此同时，在山东科技大学网站上，刘泉声又作为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出现。

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在研究队伍研究员一栏中，他的身份则是该所二级研究员。

资料显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要求：善于培养青年人才，注重学术梯队建设，能带领一支创新团队协同攻关。

相关文件同时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工作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泰山学者”建设工程的意见》中也明确规定：“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每年须在岗工作9个月以上。

为保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全身心地进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该《意见》甚至专门作出要求，“受聘人员聘期内不得担任校级领导职务。” “不得不说”称，网上找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对二级研究员的要求，但作为正式在册职工，似乎每年在岗工作时间也要9个月以上。

他就此推算，“这个刘泉声教授一年在三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应是，9+9+9=27，也就是工作时间至少是27个月，可是1年只有12个月，那么这个刘泉声教授是会分身吗？”

当事人反应淡然：兼职的确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致电刘泉声。电话中，刘泉声表示自己现在不在武汉，也不愿意见面采访，“我不希望媒体来报道。之前我们获奖时也有很多媒体要来采访，我们同样拒绝了。”

对于新语丝上以刘泉声教授名义出现的答复，他表示，“我不评论。我不知道。” 刘泉声称，“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多说，当时双方单位都是知道的。通过评审之后，包括（山东方面）用人单位，包括省里的相关职能部门，都来做过调查、考察，也专门开过座谈会。作为兼职应该是双方认可的。”

他表示，自己2007年受聘为“泰山学者”，因为本身是兼职，一直拿的是补贴，没有拿山东科技大学的全额工资，“如果是全职过去就是拿全额工资。全额工资一个普通的四级教授，一个月也得有七八千块钱。我从来也没有全额拿过他们的工资，拿的是补贴。”

刘泉声称，2009年自己帮山东科技大学申报了一个山东省的重点实验室，申报成功之后就再没有去过，不久申请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被武汉大学聘任，因此多次口头上向山东科技大学提出过辞职，而且此后没有再去领补贴，也不知道是否还在发放，“因为他是存折不是卡，如果是卡的话异地是可以查询的。如果他们是存在存折上，到时我会全额退给他们。”

刘泉声还表示，自己同时仍在帮山东科技大学做一些远程的推动，比如科研项目的争取，把学生带到武汉来培养，还有给本科生研究生做讲座。但他也坦言，至今没有收到过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是山东科技大学的正式解聘通知。至于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所网上的简介，则是很早就有，自己离开的手续没有办完。

山东科技大学宣传部负责人3月3日下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学校聘请刘泉声教授做‘泰山学者’在前，学校没有过失。”该负责人还证实，刘泉声教授仍然是该校“泰山学者”，“在学校比较尽职尽责，个人品质、敬业精神都不错。”

第二页：多赢的“潜规则”中谁是输家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國青年報訊 歲末年初，新語絲網站上的一篇舉報文章把48歲的武漢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長江特聘學者、副院長劉泉聲教授推上瞭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篇題為《關於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亂象的一個例子——武漢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副院長劉泉聲》的網帖，直指劉泉聲教授違規兼職，同時擔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職崗位工作。

舉報者“不得不說”在帖子中稱，“自己也算是一個科技工作者，對自己身邊發生的一些事情深惡痛絕，尤其對一些所謂的學霸到處兼職，侵吞國傢科技資源非常不滿。”

根據“不得不說”舉報中的提示，中國青年報記者展開瞭調查，卻發現人才爭奪背後隱現一條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鏈。

一個兼職時代的典型樣本

在武漢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的網頁中，劉泉聲出現在專任教師一欄中：2009年7月起，劉成為該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二級教授；2009年11月，劉就任該院副院長。

與此同時，在山東科技大學網站上，劉泉聲又作為山東省政府泰山學者特聘教授出現。

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國科學院武漢巖土力學研究所的網站上，在研究隊伍研究員一欄中，他的身份則是該所二級研究員。

資料顯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的要求：善於培養青年人才，註重學術梯隊建設，能帶領一支創新團隊協同攻關。

相關文件同時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的工作時間提出瞭明確要求：保證聘期內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個月以上。

《中共山東省委、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實施“泰山學者”建設工程的意見》中也明確規定：“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每年須在崗工作9個月以上。

為保證“泰山學者”特聘教授全身心地進行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工

作，該《意見》甚至專門作出要求，“受聘人員聘期內不得擔任校級領導職務。” “不得不說”稱，網上找不到中國科學院武漢巖土力學研究所對二級研究員的要求，但作為正式在冊職工，似乎每年在崗工作時間也要9個月以上。

他就此推算，“這個劉泉聲教授一年在三個單位的工作時間應是，9+9+9=27，也就是工作時間至少是27個月，可是1年隻有12個月，那麼這個劉泉聲教授是會分身嗎？”

當事人反應淡然：兼職的確存在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致電劉泉聲。電話中，劉泉聲表示自己現在不在武漢，也不願意見面采訪，“我不希望媒體來報道。之前我們獲獎時也有很多媒體要來采訪，我們同樣拒絕瞭。”

對於新語絲上以劉泉聲教授名義出現的答復，他表示，“我不評論。我不知道。” 劉泉聲稱，“這件事情我也不想多說，當時雙方單位都是知道的。通過評審之後，包括（山東方面）用人單位，包括省裡的相關職能部門，都來做過調查、考察，也專門開過座談會。作為兼職應該是雙方認可的。”

他表示，自己2007年受聘為“泰山學者”，因為本身是兼職，一直拿的是補貼，沒有拿山東科技大學的全額工資，“如果是全職過去就是拿全額工資。全額工資一個普通的四級教授，一個月也得有七八千塊錢。我從來也沒有全額拿過他們的工資，拿的是補貼。”

劉泉聲稱，2009年自己幫山東科技大學申報瞭一個山東省的重點實驗室，申報成功之後就再沒有去過，不久申請瞭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被武漢大學聘任，因此多次口頭上向山東科技大學提出過辭職，而且此後沒有再去領補貼，也不知道是否還在發放，“因為他是存折不是卡，如果是卡的話異地是可以查詢的。如果他們是存在存折上，到時我會全額退給他們。”

劉泉聲還表示，自己同時仍在幫山東科技大學做一些遠程的推動，比如科研項目的爭取，把學生帶到武漢來培養，還有給本科生研究生做講座。但他也坦言，至今沒有收到過山東省政府相關部門或者是山東科技大學的正式解聘通知。至於中科院武漢巖土力學所網上的簡介，則是很早就有，自己離開的手續沒有辦完。

山東科技大學宣傳部負責人3月3日下午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學校聘請劉泉聲教授做‘泰山學者’在前，學校沒有過失。”該負責人還證實，劉泉聲教授仍然是該校“泰山學者”，“在學校比較盡職盡責，個人品質、敬業精神都不錯。”

第二頁：多贏的“潛規則”中誰是輸傢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国青年报讯 岁末年初，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举报文章把48岁的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篇题为《关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乱象的一个例子——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泉声》的网帖，直指刘泉声教授违规兼职，同时担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职岗位工作。

举报者“不得不说”在帖子中称，“自己也算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深恶痛绝，尤其对一些所谓的学霸到处兼职，侵吞国家科技资源非常不满。”

根据“不得不说”举报中的提示，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却发现人才争夺背后隐现一条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

一个兼职时代的典型样本

在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网页中，刘泉声出现在专任教师一栏中：2009年7月起，刘成为该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2009年11月，刘就任该院副院长。

与此同时，在山东科技大学网站上，刘泉声又作为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出现。

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在研究队伍研究员一栏中，他的身份则是该所二级研究员。

资料显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要求：善于培养青年人才，注重学术梯队建设，能带领一支创新团队协同攻关。

相关文件同时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工作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泰山学者”建设工程的意见》中也明确规定：“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每年须在岗工作9个月以上。

为保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全身心地进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该《意见》甚至专门作出要求，“受聘人员聘期内不得担任校级领导职务。” “不得不说”称，网上找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对二级研究员的要求，但作为正式在册职工，似乎每年在岗工作时间也要9个月以上。

他就此推算，“这个刘泉声教授一年在三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应是，9+9+9=27，也就是工作时间至少是27个月，可是1年只有12个月，那么这个刘泉声教授是会分身吗？”

当事人反应淡然：兼职的确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致电刘泉声。电话中，刘泉声表示自己现在不在武汉，也不愿意见面采访，“我不希望媒体来报道。之前我们获奖时也有很多媒体要来采访，我们同样拒绝了。”

对于新语丝上以刘泉声教授名义出现的答复，他表示，“我不评论。我不知道。” 刘泉声称，“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多说，当时双方单位都是知道的。通过评审之后，包括（山东方面）用人单位，包括省里的相关职能部门，都来做过调查、考察，也专门开过座谈会。作为兼职应该是双方认可的。”

他表示，自己2007年受聘为“泰山学者”，因为本身是兼职，一直拿的是补贴，没有拿山东科技大学的全额工资，“如果是全职过去就是拿全额工资。全额工资一个普通的四级教授，一个月也得有七八千块钱。我从来也没有全额拿过他们的工资，拿的是补贴。”

刘泉声称，2009年自己帮山东科技大学申报了一个山东省的重点实验室，申报成功之后就再没有去过，不久申请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被武汉大学聘任，因此多次口头上向山东科技大学提出过辞职，而且此后没有再去领补贴，也不知道是否还在发放，“因为他是存折不是卡，如果是卡的话异地是可以查询的。如果他们是存在存折上，到时我会全额退给他们。”

刘泉声还表示，自己同时仍在帮山东科技大学做一些远程的推动，比如科研项目的争取，把学生带到武汉来培养，还有给本科生研究生做讲座。但他也坦言，至今没有收到过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是山东科技大学的正式解聘通知。至于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所网上的简介，则是很早就有，自己离开的手续没有

办完。

山东科技大学宣传部负责人3月3日下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学校聘请刘泉声教授做‘泰山学者’在前，学校没有过失。”该负责人还证实，刘泉声教授仍然是该校“泰山学者”，“在学校比较尽职尽责，个人品质、敬业精神都不错。”

第二页：多赢的“潜规则”中谁是输家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第四篇：时政热点：切断课外培训利益链,让需求回归理性

时政热点：切断课外培训利益链，让需求回归理性

包括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在内的不少市民吐槽，校外培训班价格高，孩子教育成本高。以小升初为例，有的课程一个课时300元，一上午就是1200元，三年为考初中就花了10万多元。(4月7日 西安网)教育减负年年喊，却总是难以见实效。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是父母的希望，成绩好了，一家人脸上贴金;学习差了，总是在街坊邻里面前抬不起头。这其实是以成绩论英雄式的传统教育延续下来的病灶，在这种攀比心理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重金为孩子找课外培训班，周内下晚自习了补，周末休息了还要补，孩子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当然，父母间的攀比属于加重孩子学习负担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校外补习班、培训机构这块肥沃的土壤有着魔性的作用。就像报道中所述，一些学校教师队伍更愿意把精力花在校外，课堂上所讲的总是有所保留，把更多的考点、知识点留到校外。这样一方面逼迫学生不得不参加校外培训班，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自己在校外培训班的“含金量”，毕竟重点知识都在校外讲。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倘若把金钱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甘心把自己的学生当作赚钱牟利的工具，这样的老师，无疑是污染了整个教育环境。并且还带有“传染病”，在利益的诱惑下，将会带动越来越多的教师队伍加入校外培训，使得教育环境呈恶性循环，如此损失的不只是家长的钱袋子，还有国家的未来。

不是说校外培训机构就不该存在，客观讲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应是独立于学校的专门机构，不应把学校教师捆绑于一体，更不应把利益直接输送到学校教师身上。这样一来，有兴趣特长的学生可到一些培训机构学习“充电”，挖掘出自身更多的潜能，于教育来讲，也是一件好事。但现实是校外培训机构早就把眼睛瞄准了校内老师，而校内老师也热衷于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校外培训，还鼓动学生在校外报班，无形中形成了一条收益丰厚的利益链条。

斩断这条利益链，不容迟缓。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尝试，比如重点学校取消了奥数竞赛加分等，有的学校不再以成绩论高低，而是采取摇号入学的方式等等，这样一些做法多少也为校外培训班挥了一棒，使得家长、学生的培训需求多少有些降低，但效果不是很大。关键震慑，需要有关键作为。为学生减负，关键还需要教育部门重拳出击，通过严查整顿校外培训，明令禁止学校老师在校外办班等方式净化教育环境。比如可视严重程度吊销教师资格证，列入师资队伍“黑名单”，限制评先评优等，均不失为一种管理“失控培训班”的有效途径。

第五篇：道德与利益

道德与利益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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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在道德与利益面前；有些人选择了利益。道德在利益面前显示得那么苍白无力。往往人们在利益面前不择任何手段，也可以不顾身份。不要面子了。谁说中国人最要面子，在争夺利益的时候就有人连面子都可以不要了。这就是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负出的最沉重的代价。

贫穷和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当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时，又何以谈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一小部份人，虽然自己已十分贫穷可在精神道德却十分富有。象白芳礼老人，为了让贫穷的孩子能读上书，以60多岁高龄每天踏着三轮车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别人的穷孩子能读上书而操劳着。白芳礼老人他选择了道道一种高尚的情操。可是象这样贫穷的老百姓又有多少个人是选择了道德呢？穷人是不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并不想穷是社会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们穷了。可以指责的是社会为什么让他们贫穷！

贪婪的追求是从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们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几。而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道德的。这种人是当今社会中最为可狠，而又具有伤害性的团体。贪婪是可以杀人的。为了达到夺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他们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辞。

当中央下令；要求参与煤矿投资党员干部在一个月内撤资。有些人却向中央叫板；宁可不要党证和官帽子，也不撤资。气恼十分嚣张张。这主要原因是他们每天就有几千元的利益收获。为了点利益，他们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顾身份体面了。人间悲剧除了生离死别，还有象这些人为了一点毫无生命的金钱而走险了。这里正中了古人曰；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你说可悲不！

一旦社会已形成了贪婪风气后，社会将无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盲目地追求着他们所锁定的目标——金钱。他们哲学论理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就象野兽一样，只有狂叫而没有表情和人性。弱势团体和妇女们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他们一面是残暴而又无情的怪兽，而另一面又以他们雄厚的资金给予社会一种表面上繁荣兴旺。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狐狸一样忙为他们叫好贴金。只乞求他们能在茶余饭后所剩下的一点碎未烂肉留给这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

我们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畴之内的问题。是体现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但子反映出社会民众整体素质水平问题。也同时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们过份强调体现出个人价值观的话其结果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我们主张个价值应当在集体主义中才能得到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主张个人私自存在的价值理念。这种私自价值存在的理念其实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这种一事当前先为自己的利益所出发，想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理念只是为了他们所在集团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环节是集团里的小数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大局利益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寻找着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现象在毛泽东年代是决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在过去物资十分贫困的年代里。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是比现在物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关键就是国民整体素质教育我国政府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最为失策的一面。

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就了我们要负出的血的代价和国民整体素质滑坡。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道德与利益的重新选择。两者是不可调和存在东西。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团集利益必须要服从大局利益。过去毛泽东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是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力争双赢只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两者利益在交换中也就有可能产生第三者利益的损失。这是利益交换过程中必然基本规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企业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换中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会十和谐局面。

目前想搞和谐社会提高全民素质，首先要纠正过去的利己主义思潮。重从树立起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个人价值溶合到国家利益和集体上来。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有可能得到好转。社会风气想要得得到基本上好转主得由我们共产党党员带头。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带头。上梁纠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