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

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

唐崇怀

一.文意和理念的厘清

广义来说，本文乃略述基督教的商业伦理和道德观；更广一点来说，乃基督徒的社会性使命。笔者虽非商人，亦无在华从商的经验，但基于近年来对国人的民情世态关切日深，除为海外国人及非国人在华提供投资咨询外，本乎个人信仰及使命性之关切，亦为教会内外人士提供某种程度的教牧性协导，对中国经济发展略有间接直接性的了解。此外，暂将企管理论，转向基础理论的信仰层面来看，一切行为，包括商业运作，若无信仰基础，虽会璀璨一时，终将暗淡一世。没有使命感的事业，最后的结局只是损人害己，遗害万年。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看，神的拣选和救恩都存有预定性的目的，诚如彼得所说，乃是要我们作「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 ：9）。这不是宗教性的使命，而是存在性的使命。从神学方面来看，蒙恩的人是一种特殊的族类，他们的存在不但可以成为一般的法制规范，他们是神的仆役，顺服于宇宙性的真理，要让人因他们认识及学习真理（君尊祭司），为完美之典范（圣洁国度），以确认万物的主权和正用（属神的子民），作神真道的见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由此看来基督徒，不论是商人、学人、工人、农人都应有同样的使命。他们虽然任务不同，但使命却是一样，就是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 ：15）。很可惜，一般基督徒对这使命和使感常怀著致命性的错误，传统基督教和基要派的神学理念常将教会的福音使命定型为传福音、救灵魂、使万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和归化基督。这么一来，宣教竟然成了传教，一切事务和事工都本乎殖民主义的殖教精神和路线来进行。海外基督徒商人在华的投资和事务的成败，亦有形无形的以福音传教性的进度作为衡量，这样就和极端回教主义精神完全相似，是基督教之败笔。很明显的，基督徒的使命是传福音，不是传教；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引人入教。因为使人得救是神的工作，但让人听到福音是我们的本份。基督的福音有两个绝对性的层面：真理性和救恩性。福音的真理性是神的普通恩典，要让人可以明确的知道真理的要求，也可因此作个「真真实实的人」尽人的本份，作好人，作善人，作友人。福音的另一个层面是救恩，那是神自己的事，是神的内在运作和意旨。基督教自十二世纪后，因受回教影响，将福音使命看为占据地面的殖教使命，凡教徒所到之地，都得藉友善导诱，或武力强制，或

利惑蒙拐，引人入教。方法虽多，目的相同，就是殖教占地为要。暂且不谈政治目的，单就这方面来说，已是没有人道，何谈真理。所以在未谈到基督徒商人的使命前，我们应认清基督徒的使命虽与福音的广传有正面性的关系，但绝非为引人入教，亦非为殖民殖教，以免消耗无谓的精力和造成无谓的敌意顽拒。我们是基督和平的使者，本乎基督以我们的生活行为，事业职务，让人可以与神的创造和创造的神和好。这才是我们的使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二.基督徒商人的职责

原则上来说，基督徒乃是蒙主恩召，接受耶稣为主为救主的人，他们不但因听福音得著福音的好处，更是本乎神的怜悯和拣选，因信基督而得著了救恩。从神学的层面来看，在这双重的恩眷中，神更对他们有特殊性的派定事工。这就是神学上所谓的召派（vocation calling），他们感悟到神在商务上对他们的召派，也以从商为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本著神的真理作的事工。换句话说，基督徒从商，不是为生存和生活需求「不得已」的必然，而是本乎信仰和信念上的体验和委身；以商务为一种神圣的职份，在这职位上，本著所了解的福音真理，在国家和社会中，尽国民和神子民的责任。为此，基督徒商人与一般商人同样的有几种固定的任务，包括人力、物质、财务、经济资源的发掘和正用，以及各样资源的整体性关切，以促成社会的繁华，国家的富裕和安定，和民生质素的提高。除此以外，基督徒商人更得在履行其职责时，体验其福音真理性的使命，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么说来，从商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利。其实「利」含有多层面的意义，但不论个人利益，群众利益，国家利益，若从功用性的「得」来看，利的意义常是非常的狭隘，但若从本体性的「尽物」和「享用」来看，那么利的意义就可得著更广泛性的肯定。对海外国内一些已有成就的商人来说，从商投资，特别是在国内的投质，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未必是以「得」为出发点，他们多多少少都含有因「物尽其用」和「福于享用」的挑战。当然「得利」仍然有其附带性的魅力，因为一般富有的人总觉得还可以再富有一点，这也是人性。

三.海外基督徒商人的中国机会

很明显的，海外及特区在中国的投资及经商者中有部份是基督徒，至于他们信仰的敬虔和真诚度都不得而知。但是从信仰持守和福音的使命来看，笔者有些心里的话想说：

1.动机和目的的澄清

海外基督徒在华的投资动机不应当是为传福音，协助教会或促进政府对教友的认同。因为经济干政不论在政治上和在基督教的福音真理上都是不对的，也是不需要的。我们不否认一般政治会受经济运作的影响，但一旦以经济去干预政治，那么当彼此间的利用价值和互惠条件不复存在时，原形毕露的丑相真可叫人难堪和难受。前文阐述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不是传教，而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在此不再赘述。要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从商的机会是投资从商的机会，甚至可说是为民族为国家效劳的机会，但绝不应被视为福音或传福音的机会。因为福音的机会在神，中国福音的门从未关闭。这个功课我想我们都学的甚苦，不应丢失。投资和从商的动机也不应该是出于怜悯或施惠。商业的正当运作基础是互动和互惠，都是一种平等地位的运作。商业一旦有上对下的施惠或施压态度时，平等地位和平等交易思想必是混淆不清。蒙骗诈欺，劳资矛盾，利润剥削等都是日后争执和情谊破裂的导火点。对华投资若以怜悯施惠为美名，那么在目前开放市场经济政策尚无完善法制的情况下，一旦在某些难以想像的冲突和挑战下，忍受不下时，自会心有不甘，或临时转向，或断袍绝义，这一切都非明智之举，除了损失惨重之外，主的名亦未能得荣，也不会使人得益。其实经济作业动机都应以放眼图展为基础，由片面至全面，由区域至全球，都是以小窥大，以大牵小，节节引进，在发展过程中，精心细算，惟幄筹划，在所必须，既是投资风险在所难免，爱国爱人情操应从个人情感经慎思明辨，转为独见智举。身为基督徒，更应有真理的了解，圣灵的引导和神子民的认同，藉此以完成神子民文化文明的使命，以推广神恩和共享神恩为动机，参与开发资源，建设和发展工商业，益人荣神。有了这正确的动机，我们才能谈到基督徒在华投资从商的目的。很明显的，营利虽不只从商的动机，但它毕竟是从商的目的。商而无利不为商。利虽有公私，奸义，恒暂之分，但利仍为利。是商人不能不谈的事。其实利不能以片面来制定，因为顺差逆差只有在全面的经济评估中才能看清价值。基督徒营利原则在圣经中多有明训。其中包括能叫人感恩，体验神的善良和丰富，无暴戾贪婪性质，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不叫人焦虑，能向神向人交代，因为凡事都应规规矩矩按著真理秩序而行。

2.方针和原则性的探讨

中国地广人众，资源丰富，机会不缺，投资从商项目之多不在话下。我们所应关切者乃在于方针和原则性的问题。因为方针和原则绝对不能由项目的多寡和繁杂来决定。投资的方针应重于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藉农业的发展以稳定经济，再以经济的发展稳定财政，发展工业，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综观近数十年来世界的经济进展过程，邦国之分己不单在于贫富之别，而多在于供求，高低科技，速缓资劳之分。来日中国自然不会再是廉价劳力、原料的供应者或高科技成品的消耗者。当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法制上轨道后，那时外资内资自然会势均力敌，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只有那些有正确方针和固守高尚原则者可以生存显荣。基督徒的事业应以有神的智慧，存敬畏神的心做出发点。我们不能存随心所欲，见机突击，速战速结的心态。我们绝不能以种豆芽型的投资作业：今日播种，明日发芽，后日获利，再日收工走之夭夭，这是从商之大忌，只顾眼前。商人若无植木树人心态，只看眼前，从无远虑，就是忽视自然及人才资源，冒犯环保，凌虐大地。台湾、日本经济以近利失远，虽少许提高人民生活素质，但却无视环保德性之要，大有再回头己是百年身之感，应深以为监戒。基督徒从商的原则除随自然原理定律外，更应本乎善良德性，爱人如己之教训，无本大利，小本暴利皆为不义之财。投机取巧，欺蒙拐骗更当远避。基督徒既为神的儿女，所作所为应能持定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己和好，与神的创造和好的姿态。我们不单要保持和平，更要创造和平。此外，利的分、享、用也都应有得当原则，各取所需，按功行赏，劳资之分若有不公之嫌者都在于对真理的认识不深，商人若对社会无回馈意识，不肯下资作应有的研究和发展，没有训练后起人才，协助同行，顾全整体财经架构，无环保的关切，又无文化艺术之关注投资，怎能对神对人有所交代。笔者从圣经神学来看，神所要求其子民者为十输一，故从商盈利，个人最多亦可为己保留十分之一。其他余款应归元社会人类和文化，和为人类后代创作更好，更有质素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行为原则。

四.最后的话

笔者所接触的在华投资殷商，有鸿图大展者，有获利丰富者，有惊心破胆者，有头破血流者，有血本无归者，有敬而远之者，各式各样，总归来说，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一切都是商家常事，无可厚非，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澄清动机，确定目的，识辨方针，持守原则，随处随在自是道成肉身的福音见证，作防腐调味的盐，导向爱心的灯，点燃慈怜的火，让人可以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正如施洗约翰，作一盏明灯，引人到基督的面，是为至祷。

转自《中国事工》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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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基督徒剧增的六大原因

中国基督徒剧增的六大原因（原创）

在中国，基督徒人数在剧增。

1997年官方文件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1000万，2004年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曾圣洁在《了望时代周刊》上称基督徒有1600万，2010年《宗教蓝皮书》宣布中国大陆基督徒共有2305万。

2305万是个什么概念呢？意味着基督徒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我不是基督徒，并且一向不大关心宗教问题。圣诞节将至，孩子们正欢天喜地，这组数字却叫我细细思量起来。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呢？很久以前，我想是有的。不管儒学算不算宗教，几千来它是亿万中国人的信仰，却是真的。而后又来了佛教，也曾在中国遍地开花。儒学也好，佛教也罢，其盛行多多少少是借了政府之力。基督教来中国时间很短，又未得过政府的扶持，然而竟在这举目无亲的东土之上生根开花，而且枝繁叶茂起来，真是不易。

据说，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基督徒不是在增多，而是在减少，不知是否属实。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各种宗教在国内确实是都走了下坡路。它的再度辉煌，起自何时呢？我不作探究，免得有人一生气，把我给“和谐”了。今日单谈谈如今基督徒剧增的几个原因，对与不对，请大家指教。

首先，人情冷漠，渴求关爱。若用“人情薄如纸”来形容而今的中国社会，相信反对的人不会很多。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将金钱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伦理道德，抛弃亲情友情爱情。一张张伪善的面孔背后是一颗颗冷漠的心。一幕幕让人心寒的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上演。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心头浮泛着阵阵寒气。基督教堂是个大家庭，教会中没有高低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互助互爱，充满温情。这种极端的关怀让人感觉生活又重新有了意义。

其次，压力过大，寻求开导。随着市场开放，就业竞争加剧，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立身，为了创业，许多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越是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工作人员的压力。没有工作的苦苦求职，有了工作的担心被炒。年轻人要结婚，要购房；中年人房贷还在身，小孩在上学，父母已渐老；老年人看着子孙辛苦辗转，背负沉重思想包袱。基督教让人宽容，宣扬“今生多受苦，死后上天堂。”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心灵疾苦，平和了人们的焦躁之心，坚忍了人们的品质和意志。

第三，贫富分化，弱势心理。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橄榄形，中产阶层当是社会的主流。这样的社会具有稳定性，百姓产生安全感。可是现在的中国，社会阶层呈“工”字形发展，中产阶层断档，贫富严重不公。大批勤劳本分的草根民众相对贫穷，特权阶层由于既得利益，成为迅速致富的人群。人民普遍缺乏幸福感，弱势心理在社会上蔓延。人们广泛地产生孤独感、被边缘化、被抛弃感。整个国家缺乏向心力，整个民族出现信仰真空。人们在内心渴望寻求精神依靠，基督教正迎合了人们的需求，以它的平等友善赢得了大批信徒。第四，多灾多难，求医治病。当一个人身体强健，道路平坦时，精神状态常常是饱满昂扬的。而病人的心理则大不相同。特别是患有慢性的疑难杂症者，如果现有医疗条件无法有效治愈，或是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治病时，人们多会从心理上找寻安慰，将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神灵，渴望神的解救。虽说大多无效，然也有个例因精神好转而痊愈的，传将开来，就更坚定了一些病人企图通过祈求神灵来治愈疾病的信念。

第五，失去工作，打发时间。这一类的信徒应该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或是下岗，或是退休，亦或是打零工。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们是在无聊中度过。而教堂这样的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自然容易吸引这些人。再加上教堂时常会有活动，这对于这类精神相对空虚的人群而言，真是再好不过的去处了，基督教给了他们活动的空间，给了他们精神支持，同时也给了他们信仰。

第六，父母带动，家庭影响。这一因素不可小觑，因为基督教的信徒大多十分虔诚，他们对于《圣经》所言十分相信，对于上帝万分景仰，以一颗赎罪的心日复一日地做着祈祷，相信这样可以减轻罪行，将来是能上得了天堂的。自然，他们会把这种思想传给儿孙，让他们早早地信教，成为上帝之子。在父母的影响之下而参加都会的年轻人，由于较早地信奉基督教，通常也是十分虔诚的信徒。

假如唐宋之时，基督教来到中国，它未必能够盛行，因为儒家思想主宰了这个社会，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假如回到文革之前，基督教也难开花，因为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崇拜我们自己的精神领袖。然而，我们回不去。儒家思想如今渐行渐远，共产主义愈发虚无飘渺，我们还能信仰什么？干枯的池塘里，我们自己没能用水将它填满，还能挡得了别家的水流来吗？

（金色秋风原创）

第三篇：优秀商人个人事迹WORD

XXXXX有限公司总经理XXX同志

事迹

XXX，男，汉族，现年45岁，现任XXXXX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在领导企业成长和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吃苦、坚韧能干、卓越的领导才能、经营能力和突出业绩，成为南华县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能干事、会挣钱，乐善好施，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十分优秀，显示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风采。

勤劳奋发，坚忍不拔，以创业和冒险精神，带动企业发展壮大

XXX在家乡南华县兔街镇以建筑业及农林业起家，起步阶段克服资金少、缺技术等难题，经过艰苦拼搏，取得了成功，积累了一定资金和经验。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为了规范企业发展，使企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XXX对原有企业设施设备进行改进升级，企业经营管理中本着以先进文化引领职工思想，以先进技术引领企业发展，着力建设理念领先、文化先进、制度严谨、培训完善的优秀企业，注重培养和引进具有施工管理经验的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公司每年投入50余万元组织职工进行各类专业技能培训，拥有专业图书、各类学习资料1000余册，为职工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提升专业技能及素养的良好条件，公司现拥有工程师6人，二级建造师16人，助理工程.师15人，优秀项目经理20人。凭着敢闯敢干的闯劲和吃大苦、流大汗的干劲，硬是让公司变了样，近五年公司年均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每年上缴利税500多万元；员工人数达到130人，XXXXX有限公司实现了飞跃，成为南华县县发展较快、创收较大的私营企业。

淳朴厚道、诚信正直、担当责任，亲民惠民赢得互信和支持

如何搞好与当地关系并将企业做大做强，成为摆在XXX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通过对当地建筑企业的调查，他认定了诚信、亲民是他的企业成功的基础。所以，他将“诚实做人，守信经商、亲民爱民、互惠互利”作为经营的宗旨，不当阔老、不做奸商，以淳朴厚道、诚信正直的品行与人打交道。正是凭借这样的人生信条和经营理念，他大胆探索建筑企业的经营方式，从企业正式经营开始，他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和群众，并与当地政府和群众建立了互信合作关系，并从企业经营费用中拿出足够资金补偿当地农民，同时雇佣当地农民当工人，从来不拖不欠，谁家有急事总是派车派人帮助解决, 公司各项业务每年可带动附近农村就业2000多人，附近农村就业人员人均年可增收1万多元。XXX的企业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从未发生民企矛盾影响正常生产。正是这种“诚信、亲民”作风，使企业从一起步便与当地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既维护了当地农户的利益，也使自己的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在“诚实做人，守信经商、亲民爱民、互惠互利”已经成为嘉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和企业文化。

富而思源、扶危助困，彰显赤子情怀，弘扬社会正气

XXX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带头做好事、善事，博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南华县这片热土给了他创业的机会，作为南华县的一份子，他愿意为家乡贡献自己微薄之力。几年来，嘉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为兔街敬老院、五街敬老院、兔街镇政府、马街唐家村委会、马街唐家小学、南华县思源学校、兔街镇中学和兔街镇小学以及当地贫困学生、兔街镇困难家庭慷慨捐资共计150余万元，受到南华县县委统战部、工商联、总工会的表彰奖励；在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方面，XXX也做了表帅，在企业安全生产、劳动用工方面从未发生恶性事件。与地方各方面关系相处的也十分融洽和谐，多年来未发生因企地矛盾的引发的上访案件。XXX始终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企业的发展是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结果，企业的发展是为了社会，只有真情的回报社会，企业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所以，XXX一份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做一名社会真情回报者。

关爱职工，凝聚力量，不断促进公司全面发展

.在搞好经营多创利润的同时，XXX十分注重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开展各项组织活动，团结职工力量，奠定了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石，坚定了企业员工信念，提升了员工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近年来，他所领导的企业经济成效明显，社会贡献突出。几年来，XXX精心呵护着他钟爱的企业，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前进着。凭着一颗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创造未来的心，在平凡的事业中创下了诸多效益，实现着他人生梦想。XXX同志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以诚立信”的企业理念。克服重重困难，在危急和逆境中勇敢面对，大胆进行创新，使得企业一步步稳固，不断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他热心于公益事业，不计个人报酬、不图回报、不图索取、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是一个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努力实现梦想、追求远大目标的人。.

第四篇：◎一个日本商人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

一个日本商人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

(2010-03-20 23:48:58)

我是一个典型的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商人，到中国已经6年多了，先后在中国5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在日本大学学过中文，能听懂中文但口语还不流利，能看懂中国字的大体意思但不会写，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有自己的认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觉得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有人把日本人比做蚂蚁，但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差得远。在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这些工厂技术低、效益差，唯一的优势就是有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的中国人在支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低级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是在中国的优越性。

如果以小时计算报酬，中国人是全球工资低的，比越南稍高一些。一些计件取酬的工厂，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平均长达12小时以上，不被工头逼着不肯休息。本人工作的企业有一些从事环境卫生的中国女工，她们一声不吭、默默地、不停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没有人督促她们、也没能人直接管理她们，只因为她们比其他工厂的卫生女工收入高一点点，她们就十分珍惜。当听说她们能把收入的80%寄回家时没有人不惊讶，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她们余下的那点钱连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消费都不足，何况她们还必须付房租水费，如其说她们在打工，不如说在卖命。我曾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工作过，即使在落后的缅甸，要工人加班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在菲律宾，这样的苦活他们是不会干的，而且菲律宾人干一个月后会休息一个月，等把上个月的薪水花得干干净净后再去干活。显然跟中国人的理念不一样。在印尼，这样的工作根本没有人去干。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世界工厂落户中国，是由吃耐劳的中国人的血汗支撑着，这些工厂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生存的，除非有中国人，才能完成这苦力活。

二、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昨天，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大部分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缺乏技术支撑造成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们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没有基本的岗位培训。

同时由于工厂也缺乏长远计划，往往是什么好卖就一窝蜂似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变更，大部分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然后到市场上重新招，这就造成绝大部分工人难以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的时间，产业技能就无从提高。今天的招工荒，不是因为技术，而是中国遍地都有廉价活，何必到南方来卖命？

日本在技术开发上，可能不比中国人聪明、睿智、点子多，所以说，不占优势。但有一支世界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他们灵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是多年磨练出来的，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他们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现在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没有给他们磨练双手的舞台，中国工人像流沙一样今年在这明年在那流动，他们难以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条件。

三、没有规模化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中国工厂大都规模小，制造相同产品的工厂比比皆是，如果以日本标准来衡量，这些工厂只能算作坊，达不到产业化的生产标准，在中国工厂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部工厂加起来的年产值只有日本一个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一样的产品无数工厂分开来做，其结果是工厂开工不足、产品成本高，企业无多余资金进行技术开发，也无多余资金供养一支技术开发队伍。

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无意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和作坊式企业数不胜数，但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从事服装、鞋帽、玩具的工厂更是满目皆是，同样也没有一家达到起码的规模化生产标准。

四、以低技术为主体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享誉世界的企业基本都有产品自主开发能力，能形成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而大部分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仿制或为别人代理生产，技术上受制于人，利润最高的部分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品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以仿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极少。

五、效益低下的管理方式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企业生产越是进步，对管理的要求越是严格，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中国工厂总数比日本多无数倍，但能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很少，大部分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各工厂可以看到，相对先进的设备、工艺要求高的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这方面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对成套设备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套设备不同于规模生产的产品，一套生产流水线设备几年也许只能卖一套，要想产生利润，就必须把各相关材料、厂家、规格、标准等各种复杂因素进行综合组织像装配钟表一样进行精确装配，一个环节的管理错乱就会造成成本增加、性能降低，而中国还缺乏这样精确的组织管理能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基本上是官员式的管理方式，规模较小的工厂没有这样锻炼机会，我想，如果把空中客车飞机的生产放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来管理的话，那么造价会高很多。

以我个人观点看，中国不缺管理者，而是缺乏对管理者进行科学的选拨标准，大量无能、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计的无能之辈占着高薪管理者的位置，堵塞了优秀管理人员的发展空间。中国有世界上任何地方无可比拟的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世界最多的工厂，但没有一家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造成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并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难以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我的话很不好听，但中国不是有句话叫：苦口良药利于病吗？

第五篇：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观察 老板基督徒崛起

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观察 老板基督徒崛起

2010-04-01 10:23:11|来源：福音时报 | 报道：王小牧

核心提示：“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凤岗说。（福音时报）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时一贫如洗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也开始从追求物质文明向想往精神文明过度。这些尤其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在获取了巨大物质财富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和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也尝试将一个人使命和人生价值观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

30多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当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时，在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张邦松最近撰文说，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用4句话概括了信仰的真谛：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现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相关报道，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部分成功的港台企业家、跨国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管作了如此比喻。把他介绍给记者的某资深猎头对其第一面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碰巧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他一直翻阅着案头那本厚厚的英文书《Discipline》。我以为那是一本员工管理类书籍，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专门为基督徒所写的。”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张邦松近日在文章中提到。

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赃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杨薏赃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 “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这个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温州，很多企业的名称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基督徒企业家郑胜涛的神力集团，“神力”，就是精神（上帝的大能与爱）与力量的组合，郑胜涛曾经这样诠释“神力”的涵义。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

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

“至于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张邦松在文章《温州老板基督徒调查》提到，温州人被称为 “中国的犹太人”，如果说之前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来形容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智慧与坚忍，那么，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温州的勃兴，则让这个称呼变得更加名副其实，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和犹太人一样，信奉同一个上帝。

“温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当地一名教士说。从1867年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把福音传入温州之后，温州就已成为中国基督信仰的重镇。在解放前，温州的基督教徒一度达到了7万之众，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温州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信仰开始复兴，并因其深厚的积淀使这一信仰更加盛况空前。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与宗教的复兴相伴随的，是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

——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这一提法是陈村富的创造。2003年，陈村富赴浙江温州调研，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的基督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陈村富这么定义这个群体：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大多不善于交际，但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就是一名典型的老板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奉者，又是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和温州商会的会长。他在温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要寻找一种安宁、平静的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跟教徒们在一起，没有生意场上为了利益的你争我斗，没有竞争，没有防备，大家在这里是开放的。”小林鞋材总经理蔡小东说。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张邦松最近撰文说。

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凤岗在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说，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