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教授给法学院学生推荐的十种书

第一篇：朱苏力教授给法学院学生推荐的十种书

朱苏力教授给法学院学生推荐的十种书

来自: 逍遥法内(太原)

创建时间: 2010-05-27 11:11:12

朱苏力教授给法学院学生推荐的十种书

一个人喜欢的书是变动的，也应当变动，没有变动意味着人没长进。

我曾经喜欢过文学，尤其是新诗，例如李瑛和艾青的诗，甚至至今喜欢。李瑛写的军人生活和情感不仅伴随了我的军人生涯，而且他对看似无奇的生活的观察力、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善于从小中见大，以及清雄的文词，对于我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一种“习性”的养成作用。艾青的开阔、雄浑和壮烈对我的学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到法学学术著作，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来自法学之外，主要是有关问题和方法的著作。有：

1.《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集中在三点，首先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解决其问题必须考虑的知识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错，即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毛的基本命题是正确的，其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尽管犯了许多实践者的错误。

2.《乡土中国》。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费孝通”>费孝通ersonName>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都作了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与我们的经验感受非常一致。这本书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无法写出来的。必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著作是无法替代的。

对我学术影响大的更多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有圣·奥古斯丁、休谟、马克思、尼采、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伽达默尔、福柯和罗蒂。这些学者并不能归为一类，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说来，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具体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法官的一些著作。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纳。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见于各种霍姆斯选集的论文、判例和书信。霍姆斯是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巨人，知识广博，同时文笔很好，有常识，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机智、敏锐和怀疑主义。他的《普通法》是对具体法律制度变迁的详细分析，综合了各个学科以及当时还在学科之外的各种洞识，思想开放又有一定之规，敢于且更能够说出一些常人不敢说的“真理”。此书由于太老，谈的又是外国的许多已经消失的制度，许多中国学者未必喜欢读，但是如果要研究法律和制度，特别是英美法，不能不读，尽管不一定需要读完。

4.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也是一位法官的经验之谈，同时是美国司法哲学的经典著作。此书很小，题目似乎也很偏，讨论的是法官的司法问题，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此书与霍姆斯的著作都是文采出众，言简意赅。

5.6.7.8我选择了波斯纳四本书，《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与文学》以及《性与理性》。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波斯纳特别伟大，特别正确，而仅仅因为这四本书分别代表了当代法学研究前沿的四个方面的突出成果：法经济学、法理学、法律与文学以及法学与社会生物学。就在某一个方面而言，有学者可能比波斯纳深刻、先锋，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法学学者可以在这些以及其他法律方面同时达到如同波斯纳具有的高度和融贯。波斯纳是美国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第一次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普通法国家之法律制度作出了系统全面分析，他的工作如今已经不在法经济学的最前沿，但是《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全面理解法律制度，意义重大，可以说至今无人逾越。它也可以使得人们看到简洁的理论所具有的丰富解释力和组织力。《法理学问题》将当代的许多哲学发展纳入了法理学讨论，从而根本改变了先前法理学的模式，更新了法理学；波斯纳提出的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在某些人看来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尽管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法律与文学是美国法学的一大流派，涉及到许多问题，波斯纳从其实用主义法学出发，参与了这场讨论，对文学与法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同样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学识，许多分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性与理性》更多采纳了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对性、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考察，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性”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法律制度分析，对法学是一个发展。这些著作的结论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使人看到法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包容和吸纳，看到法学的生动性，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福柯的《惩罚与规训》是一部研究法律制度历史变迁的杰出著作，其创造性、洞察力（尽管未必正确）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启示是福柯的极富想象力的细致分析，把一个个小问题分析得如此精致，并且视野是如此开阔，即使你不赞同，也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智识的愉悦，他让人们看到了许多因为太明显而看不到的东西。

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如同福柯一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家，但是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是独到的、深刻的，并同样让人感受到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能限于法律本身，必须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纳入法学。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的偏好：法律理论。这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对法律的关注，这一层面与法律实务差距很大。真正研究法律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但是真正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又必须超越甚至背离对理论的偏好，必须进入具体的法律分析。因此，想学好法律的人千万不要上了我的贼船。务实地研究具体问题，永远是读书不能替代甚至是不能弥补的，哪怕是你仅仅想成为一个学者。

此外，不要相信我的话，而是发现对你自己有启发的、认为重要的著作，哪怕别人不这样看（注意这句话是个悖论）。

第二篇：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毕业致辞(2002-2009)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毕业致辞（2002-2008）珍重自己（200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在三年或四年的勤奋的，或不那么勤奋的（有时甚至有点偷懒的），学习之后，你们以出色的，或不那么出色的，成绩毕业了。你们戴上了硕士或博士帽。我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教职员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你们即将远航。不论你们在校期间曾有过多少抱怨，有过多少不快，或对我或其他老师有什么不满，现在都请你们原谅，并且都正在过去；“而那过去的事”，如普希金所言，“都会变成甜蜜的回忆”。我相信，无论你们到天涯海角，北大，北大法学院都会不时在你们的梦境或闲谈或周围的议论中出现。当你们成功时，人们会说，没说的，北大的！当你们平庸时，人们也会说，还是北大的！乃至当你们失败或丢脸时，人们还会说，看看，居然是北大的！

是的，北大，北大法学院已经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你们无法挣脱的一部分了。

但北大不能注定你们的命运。尽管你们已经成为品牌的象征，尽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的效应肯定会日益显赫，但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将属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而我们，永远只能用欣赏的、惋惜的、感叹的目光看着你们。我们不可能替代你们。“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注视。”人生的相互间性注定了也界定了我和你，界定了你们各自的区别，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个体的区别。

因此，在这临别之际，我必须告诫你们：珍重自己。

珍重自己，并不只是珍重身体；更重要的是要珍重自己的才华，要珍重自己才华的运用。在未来的航程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漩涡、暗礁、惊涛、骇浪，而是古希腊神话中塞壬女妖，她用迷人的歌声诱惑那些无畏且高明的水手，最终导致过往船只触礁沉没。而这种诱惑，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尤为突出。社会旧有的控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功能失调，现代的以法治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完成，因此在这一时期，种种诱惑可能驱使你们用自己的才智以各种名义、甚至以法治的名义干一些不道德的事、违法的事，龌龊的事、卑鄙的事；甚至做了，也可能不会被抓到，不受惩罚，特别是因为你有超过常人的聪明和才智。但我必须提醒你们，有许多事，如果你的良心不能认同，就一定不要做，一定不能做。是的，也许你会得逞于一时或一事，但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相信法治会越来越细密严格，而法治不仅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同样法治也会剥夺你另外一些所谓的自由或权利——如果这些自由触犯了他人的自由的话。说不定那一天你就会面临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败，带来一次终身的耻辱；就算你逃脱了，你的良心也可能终身追逐你——假如你还有良心的话。俗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的，你们聪明智慧，但是一定要知道，聪明和智慧本身并不能保证聪明才智的正当运用；干坏事的其实更多是聪明人。聪明才智也许可以保证你未来的富贵荣华，但不能保证你们未来的坦然幸福，更不能保证我们会为你们骄傲，母校和祖国会为你们骄傲，你的父母亲人会为你骄傲。

我们当中没有谁会愿意成为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我与这些共和国所不齿的人、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截然分明的界限。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人，我们和他们的差别也许仅仅在人生的某一步以及后来的某几步。不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己创造的，但创造并不意味着只会成为英雄，其实，赖昌星也认为自己是个生命的创造。

同学们！在这个时候，作为院长，我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位院长，更是作为一位教师，甚至是作为一位兄长说这些话的，并且我是特意选择了这个时候说的。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这些话也许会给你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大家能记住《三国演义》上对袁绍的评价吗——“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袁绍。你们即将扬帆远航了，那么请想一想自己的前途！记住，珍重自己。这就是珍重北大，就是珍重北大法学院。

愿你们“乘长风破万里浪”！

林珣 最后编辑于 2009-06-12 15:37:50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法律电影课堂http://legalmovie.fyfz.cn/

2009-06-12 15:33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2 #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

（2003年7月2日在法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苏 力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

TOP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臵；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谢谢。

走不出的背景(2004年6月16日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刚才，我是有意从湖边走过来的，看细雨淋湿了未名湖，淋湿了这个下午。

每年这时候，校园里都纠缠着留恋：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对了，还有贺老师，以及那已成为你青春之象征的湖光塔影。

但年轻人往往多情又无情，敏感又迟钝，执著又漂浮；四周有太多鲜活的诱惑，未来则灿烂得令人眩目，匆忙的你也许正忙着“毕业前一定要做的10（或20）件事”，或是哼着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一边在“一塌糊涂”上贴一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决心把别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帖子；也许你没有时间细细感受一些因熟视而无睹的东西，一些背景。

因此，我们把张文教授和盛杰民教授的退休仪式放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不仅是你的老师，也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也曾同今天的你一样年轻，一样的激情洋溢；在为法学院、为我和你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华年之后，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他们比徐志摩更懂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但许多时候是不允许悄悄别离的，否则，我们就“太不仗义”，会感到愧疚。我们希望借此刻，不仅表达你、我和法学院对他们的感谢，祝福他们健康、幸福，希望两位老教授能从你们身上感到一种欣慰和满足；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和责任。

我更想提一下你的父母。几天前进城，路过两所中学，看到一些中年人在校门前的林荫间溜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高考的日子，不禁眼睛有些发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父母，在四年前或数年前的一个焦灼季节都经历过这种焦灼。而在今天，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们，拿着相机，笑容比你的更茂密，比你的更阳光；尽管更多同学的父母没来，或者说，没有能来。

其实我并没打算神话你的父母，神话“养育之恩”。这是“欠了儿女的债”，普通百姓说；而今天的你也许会调侃地引证《婚姻法》第21条。我提起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因为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在你今天的这个年龄，当年的他们是知青、士兵、工人或农民，有的至今如此，有的今天则已经下岗或者“提前退休”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更不用说进北大的校园；大学是他们许多人的一个永远的梦，一个醒时的梦。而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的这个梦，你从小就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也许你因此没能看某部电影或电视剧，失落了童年或少年本应享有的一份快乐；也许你挨过骂，甚至挨过打——因为某次考试成绩或者一次恶作剧。而此刻，你是他们的骄傲，满足了他或她那难免的一点虚荣……

你是他或她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一些虽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人，一些可能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一些分享了人类其他种种“弱点”或称之为“人性”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背景，你的背景；不可或缺。你的行动的一切意义，最终由他们赋予；成功与否，也得由他们说了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并不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或许还隐含了一种，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理解你人生事业的进路？！

同学们，在这湿淋淋的、难得的沁凉夏日里，在这浓荫如云、曲径通幽的未名湖畔，毕业、青春和别离，我想，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愤青”，也会神奇地“小资”起来……

我也如此。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背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法律电影课堂http://legalmovie.fyfz.cn/

TOP 2009-06-15 16:32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5 #

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在北大法学院2005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苏 力

20多年前，和你们一样，我在北大过着一段悠闲得令人羞愧的日子，一段努力地无所事事的日子；没有时间的概念，我愿意、好像也可以永远这样地赖在这里。也知道毕业这个词，但它没有体温；直到有一天才残酷地发现，原来大学也会毕业的。于是，“改邪归正”，从春天开始（那时还不用自己找工作），就不再上课，不再到图书馆占座，茫然地一心一意——毕业ing。

今天，你们的这个ing也走到了尽头，黑色的学位服凝重在你身上……

不要说你们伤感。伤感不是青年人的专利。静下来，写这段讲话的时候，其实，我，我们这些看着你们长大的老师，也一样伤感；并且年年如此。岁月并没有让我们的心长出茧子，只是我们学会了掩饰，也善于掩饰。我们不再表达；伤感的表达是青年知识人的专利，我们知道。

“自古多情伤离别”；但离别会让你想一些来不及想的事，说一些本不会说的话，让没心没肺的你第一次品味了甚至喜欢上了惆怅，或是让滴酒不沾的你今晚变成了“酒井”先生或小姐。如果没有这样的离别，人生会多么乏味！问一问今天在座的王磊老师，还有刘燕老师、沈岿老师，还有今年毕业的凌斌博士、李清池博士，自打他们本科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的校门，或只有短暂的离开。他们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都不像你们今天这样百感交集，有滋有味，肆无忌惮；在他们心中，那只是又一个暑期的开始。

这一个暑期是不一样的，你再也“赖”不下去了。

其实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走出大学校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充满着活力。当然，活力并不都是美好、清新、温情脉脉的，吉它、摇滚和玫瑰花；社会中的活力常常很“糙”，更多野性、欲望和挣扎，还有你们要时时提防的贪婪、阴谋和背叛?? 一如桑德堡笔下的《芝加哥》。但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活力，伴随着小麦颜色的农民工、水泥森林和汽车尾气中灰蒙蒙的朝阳，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身姿一同在这块土地上崛起。

想一想，为什么最近美国和欧盟会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什么近来小泉等人总在那里惹事，搞些小动作，没什么技术含量，搞得“中国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海峡对岸，连战来了，宋楚瑜也来了；阿扁没来，但很憋气，知道迟早也得来。我们周围也还有一大堆问题，贫富不均、发展不平衡、污染、腐败和不公。有同学可能还没找好工作，没有“签约”；签了的，也未必满意，可能还想毁约。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烦心，让人不爽。但有哪个时代，人人都爽??管它到哪一天，至少也会有人失恋吧？换一个角度看，也许这些问题都表明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和崛起，以一种任何人都无法遏止的强劲活力。中国正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一个更宽敞但不一定更平整的舞台；这意味着你们要面对更多的麻烦，一些前人和我们都没有经历因此有待你们来应对的麻烦。你们任重而道远。

说着说着就高调起来了。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人都有点，也应当有点，理想主义。还是渴望为了什么而献身，这是青春期的焦灼，也是生命力的反映。

但是，按照一种说法，一个男人（其实女人也是如此）不成熟的标志就是他（或她）还愿意为某种东西（甚至包括爱情）献身。咋看起来，这好像是对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个讽刺。其实不然。这句话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活，暴露了那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之脆弱和虚妄。献身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也许只要一丝血性，一点勇气，有时甚至只要一分冲动。但这往往不能改变什么，最多只满足了青春期那一份个人英雄主义的激情。激情过后，则往往是空虚、失落，甚至堕落。而在今天这个好像越来越斤斤计较的年代，人们连激情也洋溢不出来了??前几年傻乎乎地，也许在看中国足球队比赛时，山呼海啸，人潮起伏，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感觉。但今天还有多少人看中国队比赛？！

然而，真正的理想主义往往在激情之后。它不是夏日的骄阳，而是秋日的明亮，它要经受时光的煎熬和磨砺，要能够接受甚至融入平和、平凡、平淡甚至看似平庸的生活，从容但倔强地蜿蜒，在不经意中成就自己。它常常包含了失败甚至屈辱，还必须接受妥协、误解、嫉妒、非议。它同坚忍相伴，它同自信携手。

想一想那选择了在辱骂声中顽强活下来最终为赵氏孤儿复仇的程婴；想一想在北海的秋风长草间十九年目送衡阳雁去的苏武；想一想走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的上班路上并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或者只是想一想多年来养育了也许是你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位大学生、硕士生或博士生的你们的父母。

这些理想当然是不同的，有些似乎还不够崇高，不够伟大，今天的法律人甚至会批评其过于野蛮或狭隘；但抽象看来，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是成熟的并因此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今天我们社会，判断是否真正理想主义者的标准不应全都是实质的，不完全是你是否认同、分享他/她的追求，是否值得你为之献身；而至少部分应是形式的，即他/她是否始终并无怨无悔地追求了，是否展现了一种坚忍，一种对目标的恪守，一种我先前说过的那种“认命”或“安分守己”。

也因为理想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社会的构建，基于一个人对自身能力、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判断和想象。你们也不例外。也许你们的理想会显得比我们的，比我们前辈的更宏阔，更高远，但那不过是你们的能力以及北大和今日中国为你们展示了更多选项以及更大的可能性。而我们最关心的是，许多年后，在漫长的再也谈不动理想的年月后，你能否像你所敬重的甚或不那么敬重的前辈那样，拿出一个作品，值得你向世人自豪??即使仅仅如同此刻站在你父母亲骄傲目光中的你？

因此，我希望你们切记，真正的理想，无论大小，无论高下，最终都一定要用成果来兑现，否则最多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但对这个世界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意义的愿望表达，甚至只是一通大话、一张空头支票或一个笑柄。

我们会宽容、理解并心痛你们必定会有的失败和挫折，但我们祝福、渴望并欣喜你们成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成功——如同当年你跌跌撞撞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并不苛刻。

而且，我们也有耐心。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

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你们会是有出息的孩子！

林珣 最后编辑于 2009-06-15 16:34:14 希望就在你们中，就在那些不满足于法条技巧而对更广阔的法律真理充满热情的公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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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38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6 #

你柔软地想起了这个校园:在北大法学院200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曾以为这段日子非常漫长，此刻都已打包存盘。四年前（也许是两年前、三年前甚或是十年前），夏末初秋，你怯生生走进了这个校园。时间像刚出屉的馒头，饱满且热气腾腾；“发现你的热爱”，每一天都在心灵中占了很多空间。后来，日子渐渐慵懒起来，周而复始，“同上”、“同上”——似乎是费孝通先生童年的日记；后来就变成了对寒假、暑假以及毕业的期盼。但此刻，时光又一次丰满起来，每件事都很细腻和缠绵；在今晚的“散伙宴会”上，或许是未来几天的一次开怀大笑后或独自发呆时，莫名的酸楚涌动着不期而至，终于，你一个大小伙子变得比女孩还脆弱，泪水扑簌而下，甚至相拥着，肆无忌惮地哭泣……。六月是最残忍的；一转身，校园硬生生地扯断了、拽下了一段你舍不下的青春。

其实入学和毕业都只是人生的片刻。“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想来，在天地的眼中这一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之相伴的微笑和泪水表明了我们人类不完全是，或者说注定无法成为，纯粹理性的动物。我们无法超越肉身，成为自己生活的无情旁观者。许多时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因我们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对于我们；我们为它或他或她而感动。

我们是为自己感动：为我们的无知，为我们的年轻；为我们故意装出来的粗鲁和野蛮，为我们掩饰不住的温情与脆弱；为那个夜晚未名湖畔你野狼般的吼歌；为那个白天一教门前飘过你眼前一个倩影；为“非典”时被隔离的惊惶；为院庆100周年前夜的忙碌；为连战和李敖的造访北大；为杨利伟和神

五、神六的穿云登天……。为那再也不会有的、只属于你的这个集体，为了那再也不会有的、只属于你的这个离别。为所有虚度的和没有虚度的时光感动，为我们是那么容易感动而感动；或者，什么都不为，就只是感动，因为我们自恋、敏感和矫情，因为我们率性和真诚。

在这个因市场竞争而日益理性和匆忙的年代，说实话，我希望你们保持这样一份真性情。有所追求但不刻意，渴望成功但也接受平凡，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事业上，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功名。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不要把生活变成一项志在必得的竞赛，因为生活不是竞赛。

因此，不要总是拿自己同别人比，无论是昨天的同学还是明天的同事，除非你想把自己往死路上逼，把自己变仇人的影子，把生活变成自己的炼狱。每个人的天分和机会都有差别。你是戴昕，你是游艺，你是田田（请允许我这样称呼庄田田同学），你们都不是刘翔；而且，即使就是刘翔，你就真的愿意天天比赛——哪怕是奥运会？我们当然希望，也相信，你们有骄人的成就；但如果没有，只是做好了自己的事，问心无愧，那就足够好了，那就是有出息。不要仅仅生活在他人的期待中，或者被北大的牌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也千万不要把“明天北大为我而自豪”太当真。什么地方规定了北大的毕业生就不能平凡、平庸甚或是失败？就不能比别人收入低，房子小，就必须有车？请记住你父母亲的话，一句老百姓的话，“平平安安就是福”。也因此，你们千万不要上了某些法学教科书的当，总觉得，或刻意寻找，社会或某个人欠了你什么，这里没有起点公平，那里没有结果公平。一不小心，你会把一生都用来挑剔抱怨了。生活从来就有许多偶然、意外，幸与不幸，以及许多你认为的不公平，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但无论什么，都只能面对，那为什么不从容一些——人所谓的荣辱不惊？其实，你走进和毕业于北大法学院，虽不是纯属偶然，但也并非天经地义；其中就可能有一丝幸运，而你这一丝幸运的背后或许就有你的许多不知名同代人的失落、遗憾甚至不公平感。我当然不是在劝说你们听天由命；你们一定不会。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愤懑和抱怨都是沙漠，山野丛莽间的杜鹃才会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怒放；当你抱怨时，你就是在毁灭你的当下，就正在失去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这一刻。如果你看不清这一点，你就不会有幸福，也不配享受幸福。而我希望你们幸福。

这是临别之际我对你们的真切希望，一个也许太平庸俗气的希望。只是也许。我并不认为庸俗，即使在这一有点庄严的场合和背景下。高谈阔论，宏大话语，你们已经听了很多，尤其是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法学院；但即使句句正确，连续的高亢单音也只是高分贝的噪声，会让人受不了，更会湮灭心灵的感悟和感受。因此，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我都没打算对你们重复什么正义或人权，勤奋刻苦或自强不息，而只是絮叨一些小道理，希望你们幸福。似乎不合时宜，但即使是“依法治国”，又有什么地方规定了毕业典礼上院长就只能说一番大道理，不能说一些悄悄话？只能豪情满怀，不能温情脉脉？

而如果不是希望你们幸福，我们还能为什么工作？你们的父母又为什么辛劳？而如果不是首先希望你们幸福，我们又如何追求和拓展人类的幸福？

我，以及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们，都爱着你们；除了家人，也只可能首先爱你们。也许，在这个高歌人权和全球化的时代，我的这种情感、思想和表达都已经落伍，至少是不那么政治正确。但我并不因此惭愧和惶恐。作为生物的和社会的人，我们的感受、想象和爱其实都注定是地方性的、狭窄的，有时甚至是“自私”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是老百姓的俗话，而我们都是些俗人。但别忘了，耶稣基督对其信徒的要求也不过是“爱你的邻人”。我坚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实践地拓展我们的感受力、想象和关爱的实在出发点和可靠路径。

首先爱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胞，你的祖国；这其实不是一个要求，而更多是一个祝福——只有这里你才会发现你情感的归宿；否则，能有谁真正分享你的成功，或分担你的痛苦？

无论此刻你是多么向往远方，憧憬未来，即将远走他乡，甚至飘洋过海，都请相信我，多少年过去后，你光洁的脸庞变得粗糙，纤细的腰身变得臃肿，在一个飘雪的薄暮，或是细雨的清晨，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柔软地想起的不会是图片或电影中的哈佛、耶鲁，不会是宇宙间某个遥远星球上陌生的高等生物，而只会是这个让你心疼过的校园，这个残忍的六月，这些相拥而泣的XDJM——也许还有你们的邓峰GG、郭雳GG……。

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祝福你们！

2006年6月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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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39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7 # 责任高于热爱:2007年6月21日北大法学院毕业欢送会致辞 又是合影留念，又是祝福叮咛，又是离愁别绪；只不过这是2007年的六月。去年说是今后全校统一毕业典礼，法学院还是举行了今天的欢送会；名字变了，主题、情调和程序却都差不多。确实，一起待了好几年，哪能悄默声息地就走了？世界上好多事改头换面也要坚持不懈，这也算遵循先例，即所谓制度吧（对不起，一不小心，又给大家讲起了法理）。甚至听说，有同学大气磅礴地替我撰写了题为《光荣与梦想》的致辞，10天前就在未名BBS上“剧透”了；前天，一位英语国家的记者为此还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不认领，还以为我矫情，一定要强加于我。谢谢这位同学的良苦用心。虽说如今倡导志愿者行动，但也不能如此深入普及吧？太多的事不可替代；你有权沉默，无权代理。而且，照着你的稿子念，看到帖子的同学会觉得忒没劲，且不说枪手、抄袭或者是署名权问题了；但不照着念，苏力院长每年也就那几句煽情，让你先占了，他还说什么？我只好旧话重提。几年前，特别针对北大校园的学习生活，在迎新大会上，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无论你是否发现了，此刻，针对你新的社会角色，我却想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做你能做的，而不是想做的事。不中听的一般是实话。找工作，说是双向自由选择，但都知道，你既没太大自由，也没很多选择；更大程度上是进入一个格式化的社会，是“求职”。社会一点也不“小资”；它最多也就听听，却不在乎你的感受和自尊，不会迁就你。你要与之兼容，而不是相反；你可能得在一个甚至是一系列未必热爱，更多出于功利而选定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干出业绩，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开拓和创造自己。当然，也不必太多抱怨或感叹，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就没几个成年人干的都是自己想干的事。因为，你们大了，已经有了更多可以统称为“社会的”责任。“老板”对你有要求，同事对你有期待，甚至就因为毕业的这所大学、这个法学院，你也有额外的压力。你得活的像样，更得活的正派，让父母欣慰，让（已有的将有的）妻子/丈夫和孩子幸福，顺带着也让亲友、同学和老师放心。这都是你的责任。当然，还可以，也应当谈谈“治国平天下”或“和谐社会”或“大国崛起”之类，只是“修身”和“齐家”是最起码的。如果连自己都撑不住，本职都干不好，还得那最多几十号关心你的人为你操心，还说什么社会贡献，谈什么人类关怀？记住，在社会、职业以及家庭中，责任永远高于热爱。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工作或职业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执着；即使有，是否真值得一生追求，也是问题；即使情愿，谁又能保证你恪守此刻的山盟海誓——你不也曾沉迷于金庸、“曼联”或王菲，甚或认为自己某方面才华不菲？还有，你喜欢，就真能干好？有什么根据说，此刻的热爱，甚或不热爱，不是“吾从众”，不是社会对你的塑造，或干脆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选择？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也挺喜欢，至少不坚决拒绝职业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包括与之相伴的意外、风险、惊喜以及一些可以用来装点回忆录的小小——不敢太大——失败。很多时候，一个人此时此地的成功恰恰因为他彼时彼地的失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陈兴良老师就曾是千岛湖畔的一位民警，白天走家串户，深夜还抱着郭小川或浩然。而牟平姜格庄的大地也一定记得那本梦想署名“卫方”的《春苗》类剧本；甚至十多年前，我们的“老鹤”还曾勇敢下海，尽管几个月后又扑腾着水淋淋的翅膀上了岸。还有，我们的姜明安老师、王世洲老师、龚刃韧老师和孙晓宁老师，30年前都当过或当着军人；也许早早预知了贺老师的批评？复转军人没进法院，都进了法学院，而且是北大法学院。在一个30年前不曾想到更谈不上热爱的职业中，如今，他们都创造了自己，也正塑造着你们和你们的未来。

听起来很有点传奇，这却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不希望你们重复，也不可能重复；前方拐角等着的有你们的传奇。但它还是给你我一些启示：生活和职业，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个人爱好的光影投射；它是子弹划出的那条抛物线，无论是否连接了击发者和他心中的目标。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规划人生，却无法完成设计；向往未来，却只能始于现在。我们只能向生活妥协！但妥协也可以是一种坚持。不仅我们每个人的追求和爱好都必定在社会中校订和丰满；更重要的是，成攻和失败，伟大和平凡，从来都不在起点，而只是基于结果的事后评价，甚至——改一改奥威尔的话——未必是你干的事，有可能是你赶上了什么事。评价标准是社会的，不是你个人的；跟自个儿比武，分不出高下。做你能做的事，因此，既不消极，也非无奈，它的另一意味就是超越，超越那个感性的自我。

时间过得真快！对法学硕士来说，有些书可能还没来得及打开，毕业已猛然站在你眼前，带着青春的欢乐、骄傲、活力以及些许伤感。这不是你的第一次，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你还会重复今天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向前看，光阴迢迢，望眼欲穿；事后才感叹，白驹过隙，人生苦短。而随着年龄增长，你还会发现日子是越过越快。这是我生命的体验，每个人中年后都会感觉，尽管未必自觉。在此说明，只希望你们更珍惜时光，热爱生活。想做些什么事，一定抓紧；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工作、学习、创造还是爱，无论追求功名、享受人生还是两者兼得，也无论最后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还是失败。具体生活永远在琐细平凡的当下，千万别把它抵押给关于自己的“愿景”或“理想图景”，vision这个词更多译作幻觉。你可以持之以恒，也可以随遇而安；可以雄心（野心？）勃勃，也可以知足常乐；可以谨小慎微，也可以大胆奋进。只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当一个个未来变成“此刻”时，怅然和失落。未来其实并不遥远；此刻不就是你曾经眺望过的一个未来？！

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话”相似。在这送别之际，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师生，我祝贺你们每一个人毕业；更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坦坦荡荡，走进社会，平平安安，走过未来！2007年6月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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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 22:40 | 只看楼主树型| 收藏| 小中大8 # 在许多感动之后: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无论你何种心情，这一天还是来了；居然来了；或，终于来了。但我不打算太多关注校园，因为过去半年来扎了堆的意外！二月，冰雪冻住了南中国。三月，拉萨的浓烟；全球华人呐喊：“做人不能太CNN”。四月，埃菲尔铁塔下，金晶抱着火炬，那感动了整个中国的羸弱但坚强的身姿。然后是五月和六月，撕裂大地和河流、也撕裂亿万中国人肝肠的特大地震，以及那些背着生者走出死亡、背着死者走出瓦砾的，比你更年轻的中国军人……

我们流了许多泪水，和中国一起；此刻的你，还会感动吗？ 这注定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情感大起大落，一场最生动的毕业教育；你更多理解了自己，理解了中国，理解了这个相当复杂，不只有温情，还有险恶、有时还很残忍的世界/自然界。银杏树叶日见浓厚的那个早上，在排队献血的长长队伍中，我看到了你，和你的选择。你的身影告诉我，你的成长；然后，学位帽的流苏一闪，你走进了这个刚刚举行了110周年校庆的大讲堂……

代表北大法学院，我欣慰地也真诚地祝贺你们毕业！

预言当下是危险的。但我还是想说，多少年后，2008年不仅是你，更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年份之一。不仅仅因为上述事件以及一个半月后的奥运，更因为你、我以及无数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直觉、情感、思考和行动。一个利益和情感紧密交织的中国正在发生，穿越了生死于斯的村落、县乡甚或省市，也不再限于政界、商界或知识界人士。打湿中国的泪水，涌向汶川的志愿者和救灾物资，低垂的国旗和驻足的行人，以及舰、船、火车、汽车和工厂三分钟的悲鸣，重新锻造了我们每个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与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我看到了共和国；我看到了共同体。

这当然有，却不仅仅是人性和善良；更不因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否则，死难更多的缅甸风灾为什么没有激起你我同等强烈的悲痛？奥运火炬传递为什么在各国会有如此不同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尽管华人抗议，还是有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也没打算知道卡弗里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至少今天，民生与福利，民主和宪政，仍然、并只能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利益共同体缺乏认同，对共同的基本利害缺乏感知，他们就还只是法律定义上的而不是自觉的公民；所谓民主就不无可能导致战乱和分裂——想想10多年来版图一次次被切割的南斯拉夫以及今年2月间自行宣布独立的科索沃！而所谓宪政不仅可能成为一个地理国家的政治闹剧，更会是那里民众日常的生活悲剧——想想几年来爆炸声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说这些也许boring的话，不仅仅因为你我是法律人。精神洗礼或情感升华固然重要，仅此却不足以应对当今世界，甚至不足以有效展开你个人的未来生活。需要更有穿透力地思考、感受和理解社会，智慧地洞悉幽暗的人性，看到那些也许恰恰因为情感强烈、我们才有意无意拒绝看和思考的东西，并行动。

是的，我们愤怒于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或成见，但那非常的愤怒也暴露了我们曾有过非常不切实际的期待，而这本身就是偏见。为什么如此期待别人对自己“全面”、“客观”甚至“正确”的评价？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深刻的不自信，甚或自卑？而创造者会以行动和作品创设标准！当然应当批评CNN或BBC或德国《镜报》不理解甚至妖魔化中国，但怎么可能期待他们同你我一样、甚至比你我更理解这个国家？更别说热爱了。而你我又真的理解我们自己，或他们？卡弗里先生的刻薄言辞确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但不无可能，他试图以“很黄很暴力”的语言争夺收视率；如果这一猜测不错，那么你我有理由分享的情感反应，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是又有点“很傻很天真”？即使他真的仇视中国，那也正常——你怎么可能期待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中国友好？正如不可能期待每个人对你真诚一样——除非你准备上当受骗！《让世界充满爱》是期盼，恰恰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也许永

远都不会充满爱。仅仅歌声，改变不了世界！

我们关心别人的看法，会努力沟通，必要时也将抗争。但看法，和爱情、友谊、信任乃至你未来的事业一样，不可强求；强求会使一切变质。中国和中国人的世界形象，说到底，要靠你我的长期努力。相信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善良和判断力，但首先自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更是伟大的中国！

还回到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血脉相连，但要清醒意识到，这种心心相印未必，甚至就不会持久。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曾有过生动描述；涂尔干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则有过理性分析。情感是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和灾难不一样。而一旦生活回归常规，斤斤计较、勾心斗角甚或贪婪卑下，也会如野草重新占领它的领地。灾难考验个体的选择，但它不改良人性，因此谭千秋老师安息了，而我们的一位校友“范跑跑”老师则闹出了很多动静；灾难也不是长效的道德保洁剂，否则诺亚方舟的大洪水或肆虐的黑死病早该把人类带进天国了！事实上，这次地震同样没能挡住某些罪恶的手伸向死者的财物。而我们如此动情，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发达的媒体，特别是电视。“触目惊心”，“触景生情”，人类更多是依赖图像感知世界和自我的生物。我们很容易震惊于如山的废墟、成片的特别是儿童和孩子的尸体，乃至废墟间小郎铮的一个敬礼就让多少人潸然泪下；否则，8.0级、特大地震、近10万人死亡和失踪，在我们心中几乎就是一些抽象的文字或数字。不是苛求或批判，但也不是宽容，我只想暴露，你我在内，人类的一些弱点。永远不要低估这些至今没多少改变的人类弱点。

甚至，我想说，地震后的许多慷慨，尽管发自内心的善良，却不仅仅因为善良，至少部分地，因为我们的人民更富裕了，国家也更强大了。许多个人才可能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捐款，捐出的也不再是穿旧或退出街头风景的衣物；才有人能够自行驾车甚至“打的”千里迢迢去当志愿者。中国政府才可能一个多小时即启动了，并在几天内运送了，10多万军人武警进入灾区；震后一个月就制造和调运了上百万顶帐篷和十多万套活动房。是，富裕不等于善良，但极度贫困甚至会剥夺善良。一个强大的祖国不可能仅仅是情感的，她还必须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其实，我们从来善良；但只是这一次，在整个世界面前，中华民族才得以展现令我们自身也震撼的强大的善良；而正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人性在这一刻的饱满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还算一个毕业致辞吗？冷酷说教中还夹带了“政治不正确”！但替代公式化毕业致辞的并非只是“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面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必须超越昨天和自己；我们拥抱，却不止步于感性和温情！

而且，我相信，无论如何，这都会是你心中最好的校园，留下了你的一段刻骨铭心；种种失意，哪怕是失望，时光打造，都会成为你回忆中的亲切。其实，记住这一点也就够了：

贺岁之夜的广场上，这个大学的校长为你们，更为了你们，唱着“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真的，我相信，即使流了许多泪水之后，今晚，“上元居”的散伙饭上，我仍会看见你盈盈的泪光！

朱苏力：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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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03日14:29

朱苏力

我要评论(319)

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致辞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

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也确实很难接受刘德华的“残酷教育”，更无法实践。影片中，刘德华也没做到；他还是倒下了，为保护梦着天下无贼的傻根。更可怕的是，刚听罢“无毒不丈夫”，一转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李冰冰就满含热泪恳请原谅，把自己的导师交给了警察；老奸巨猾的黎叔只能连连感叹“大意了”。一个字——报应！

莫非我们和刘若英一样，“怕遭报应，想做点善事积点德”。但一时的善良会不会变成长远的残忍？而且，我们真的善良吗，或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善良——其实证明的是我们的虚幻、虚弱并因此是虚伪？

这是教育的深刻且永远的两难。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易子相教”、斯巴达教育以及毛泽东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这还只是生活磨难的替代品；严苛不让人长记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有时甚至怀疑，今天大学搭起的知识殿堂，只是暂时搁臵、部分隔离、更多是推迟了你终将面对的严酷，也缓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

知识也未必能走出这个困境，尽管我们常常王婆卖瓜，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弄不好也，甚至很，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其实，至少我，或许还有其他老师，选择校园并不只因为酷爱学术、追求真理，还部分因为读书比做事、特别是比做成事更容易，也更惬意。校园教育注定是残缺的。它确实拓展了你某些方面的想象和思辨能力，却也可能因此弱化了你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

出于责任，而不是愧疚，我把这些困惑和担忧，包括自身局限，都告诉你们。就是没法给你一张IQ卡，也没有密码；而且“是真没有”，即使“这可以有”，即使你像范伟一样举着斧子。希望你们重新审视并尽快走出校园。不要只用规范的眼光看世界。生活世界一定不规范，有时还抵制规范。不要把符合逻辑或看似普世的话都当真或太当真。生活不是逻辑；真正普世的无需倡导，有人促销的则一定不普世，还可能假冒伪劣。如果没有准备，一旦遇上忽悠行家或策略高手，甚至卑鄙小人，你就会手足无措。无论是消极无为，还是同流合污，即便愤世嫉俗，那也是行动力的丧失。说不定，一次情感创伤就毁了你的善良和未来——想想法大的付成励同学。你就得像宋丹丹说的，“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请记住，是对自己。要抗造，经得起摔打，顶得住飞来横祸或无妄之灾。“好人一生平安”也就一只歌，听听就行了。出门被车撞的，并非都是，其实基本不是，不孝子孙或贪官污吏。就算民主法治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消除不了办公室政治。安徒生童话里，你也得走到结尾，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不是说放弃诚实和善良；只是老百姓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正的善良只能出自知情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话冷峻，却不冷酷，更非冷漠。怎么可能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只是既然你走进了这个校园，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注定不是为重复昨天的故事，听从教科书的安排。我们只能创造你的此刻，你要创造的却是自己的未来；你要实现的，不是别人——包括父母——对你的期待，而是，最好是，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必须有能力承担起想象中你独自无力承担的责任，即便是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友。

而且你们是共和国的年轻公民！你们当中应当产生，也定会产生这个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领袖。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但凭什么说你的今生今世或此后，中国就不再遭遇汶川，就没人折腾了，就没人打西藏或台湾或南海的主意了；或贪婪不再引发其他什么全球危机，人类就此与9.11决绝，一路高歌，直奔历史的终结。过去一年来，我强烈感到，中国不是正走向，而是被推上更大的世界舞台。主要还不是“奥运”，而是金融海啸。当然还有索马里护航、美国要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以及盘算中的收购悍马或沃尔沃。即使看似波澜不惊，也意味着波澜壮阔、也一定波诡云谲的挑战。不尽是机遇，一定有莫测的风险、陷阱、圈套，弄不好还有灾难。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你们必须，也相信你们会坚定、冷静、智慧和执着；还必须有人准备，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承担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这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推荐这条路。没有。我只是指出有这么个选项。和天下的父母差不多，其实，我们更愿意你们平平安安；也算想过，却未必期待你们成为英雄。英雄路注定坎坷，更是狭窄；无人允诺，更没法保证，你选择了，终点就是成功，而不是悲壮。至少，我的这番婆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想到了，你们当中也难免有人失落、失意甚或失败。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都祝福你们！

也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并相信你们，会无怨无悔！

第三篇：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2010毕业典礼致辞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2010毕业典礼致辞。尽管有些年了，但致辞还真不是件惬意风光的事。我嗓子也不行，唱不了高调，还老跑调，每每让那些挤在真理身边的人士听了窝心（都往那儿挤，若是把真理挤掉下去，那可就狼狈了）。而且也就那么些话，真诚的重复还是重复，深情的唠叨还是唠叨，因此我很担心你们厌烦。

但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制度化即所谓法治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得遵守制度，履行职责。

因此就不全是调侃。因为，法治并非某个文件或书本上那些让一些人热血上头让另一些人昏昏欲睡的词语，而就是现代生活少不了的大大小小的规矩。规矩不一定起眼，有时还让人闹心，却大致能给人们一个稳定的期待。而你即将踏入的社会，就是我们参与创造的这样一个制度网络。她对你会有全新的稳定的期待；你要从更多接受他人的关爱和宽容转向更多地关爱和宽容他人；甚至仅仅因为你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要求更高、更苛刻。不错，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那是在新生入学之际，是就大学学习而言；对于毕业生，我的告诫从来都是“责任高于热爱”。记住，承担责任，有时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尽管你不喜欢。这是对成人的要求；理解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大人了。这或许是毕业对于你最重要的意味。与此相关的则是要守住自己。去年我已说过，大学教育天生有缺陷，还无法弥补。今年再加两句吧：学校会增加你的知识，但知识不等于德行，提升不了人的德行，也增加不了你的判断力和意志。别以为学了多年法律，有了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嘴边挂着正义，就真以为自己正义了或是比别人更正义。这是一些脑子不清楚或是脑子太清楚的法律人编出来的，忽悠别人，捎带着推销自己，但弄不好也会把自己给忽悠了。想一想，难道学经济的，天天念叨亚当·斯密或成本收益，就个个亿万富翁了？好像比

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都不是学经济的，还都辍学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不对，但也别以为念过几本书，知道几个词，还会说“我很happy”，人就聪明或高尚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们就生生看着一些法律人倒掉了，学位、地位甚至学问都不低；最近，还包括我们一位1986年毕业在商务部工作的校友。我不怕丢人，也不怕这一刻令各位扫兴，提及这位校友，是因为，对于承担更多更大社会责任的精英来说，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个真问题，很现实，也很要紧。

人们常说今天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是社会转型、社会道德共识重建的时代。但换个说法，今天是一个诱惑很多、外在规范特别是制约不够的年代。这挑战法治，更挑战一个人的德行、操守和判断力。如果没有或不足，或是有侥幸心理，你就把握不了自己，容易忘乎所以，随波逐流，一不小心也可能混迹于成功人士。但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大意是：如果你真能折腾，真会忽悠，也会小有斩获；但要想凭此成大事，自古以来，门儿都没有。

当外在规范和制约不足时，我们心里就更需要有点荣辱感，也就是当独自面对自己或永恒时，你心头会突然掠过的那一丝莫名的骄傲、自豪和优越感。你就会更看重做事、努力做成事，而不是太计较所谓的公正回报，也不那么关心或总是关心别人对你的看法。人生有许多事不值得较真，但有些事必须较真，要对得起自己。如果觉得不该做的，无论是折腾人还是倒腾事，就是不做；该做的，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爱谁谁！但这不是知识问题；就算是，北大也给不了你。得你自己养成，在一次次艰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选择和行动之后。它拒绝机会主义，需要德行，对自己的真诚，有时还要有点血性。听起来像是说教和劝善，其实不是。我55岁了，有点天真，却不只有天真；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相信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我是认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穷达淡定，荣辱不惊，守着自己的那点事业，守着自己的那分安宁，哪怕在世俗

眼光中他／她既不富有也不成功，甚至很失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个虽不完美却还是值得好好活着并为之努力的社会，而许多人也会因此多了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

难道我们不就是为此才走进北大的吗？尽管，许多同学就要告别这个校园了，我也将告别院长的职责。我们都如流水；我们都是过客。但我们不可能告别北大。北大并不只是一所大学的名字，不是东经116.30北纬39.99交汇处的那湾清水、那方地界，甚至不是所谓的北大象征——“一塔湖图”或墙上铭刻的北大校训。你我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大，包括农园的油饼或二教的自习，一帮子伪球迷半夜爬起来光着膀子看世界杯，或是那枚从没别上你胸前、已经找不到了却永远别在你心头的校徽„„北大也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的一个梦。因为北大，我们懂得了责任，并且有能力担当。

这个夏日，北大见证了一批过客，他们要到一个叫做“前方”的地方去！（文章有删节）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第四篇：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被下属集体举报

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酿成“十年浩劫”？

标签： 北大法学院 法理学 绩效工资 精品课程 朱苏力 2010-07-21 02:59 【博主按】朱苏力的声名在法学界如雷贯耳。突然闻听“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备感震惊。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被下属集体举报

以下为转载之联名信

-------------我们是法学院的部分教师，在此，我们依据《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和《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赋予教师的民主权利向北京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反映法学院朱苏力院长存在的严重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

我们认为，法学院在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指引下和北大“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性战略的指导下，在校党政领导的具体领导下，在学科建设、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其中也包括了朱苏力个人的贡献。但是，客观地讲，法学院的成绩和进步主要是法学院多数教师自觉努力的结果，朱苏力作为教授是比较优秀的，但其作为院长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导致法学院整体的学术发展大大受阻，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而且在现实情形下其继续任职已直接演变为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障碍，甚至已经成为影响教师团结、学院和谐的不稳定因素。我们认为，朱苏力不立即离职，法学院的管理团队就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法学院就没有希望，法学院将再无宁日，就连安定团结局面的最低要求也难以保障。

一、朱苏力在任十年，不良记录斑斑，群众基础丧失殆尽，最近又发生新一轮教职员工不满

2000年九、十月间，因前院长吴志攀调任北大领导岗位，朱苏力即开始主持法学院工作。2001年春季，朱被学校任命为法学院院长。虽然当时已有老师反对其任职，但他的不良表现尚未持续、大量暴露，故多数老师还是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接受了朱当院长的事实。在其就任院长以来，他的业绩平平，工作作风粗暴简单，醉心于建立自己的一言堂地位，而对法学院的发展事业奉献甚少，甚至给北大、给法学院抹黑很多。朱的第一任到期时间是2004年春季，但因朱自己的请求被学校拖延了两年。到2006年春季，法学院换届开始，朱谋求连任的行动遭遇到不少教授的坚决反对。如果一个学有所成、质量刚正的教师也许就会主动放弃连任，安心教学和学术研究（法学院以前的各位领导都是自觉不谋求连任）；但朱苏力一方面尽力掩藏其官僚主义习惯行为，放下身段向各位教师主动示好，和颜悦色打招呼，另一方面向各位反对他连任的教授尽力曲意周旋，送烟送酒，使反对的声音逐渐被遮蔽，最终得志。但正是由于法学院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所以本来并不复杂的换届工作却持续了九个多月，甚至在北大校党委决定朱苏力连任院长后，原定一个星期的“公示期”也延长至半年之久。这在北大法学院及校内其它各学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朱苏力在一片反对声中获得连任后，本应当以法学院的公共事业为重，检讨自己的种种错误、失误，团结全体老师为法学院的振兴拼搏。但他完全辜负了学校党委的信任，故态复萌，自恋自傲，不再关心其它教师的困难疾苦，作风武断，排斥异己，大搞任人唯亲的一套，使得法学院的院风败落，乌烟瘴气。因此而引起的教师和他之间的种种冲突年年不断，如2008年8月，因为补任法学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一事，法学院部分教授和朱苏力发生了严重对抗。这次，因绩效工资的安排而引发的全面冲突确是历年积怨的新一轮爆发。

2010年1月18日下午，法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宣布了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的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该方案事先并未征求任何教师的意见，方案宣布后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法学院许多教师先后在院内教师邮件群中发表意见，对此方案表示出强烈不满。

龚刃韧教授于1月19日发文称，用数量衡量学术是荒谬的，是对学术的亵渎和对学者的污辱，是把教授的工作贬低为计件工人的工作。他还认为根据宣布的方案，如果一名教授上未能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所得的多，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他认为，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汪建成、贺卫方、傅郁林、李红云、梁根林、赵国玲、刘燕、白桂梅、葛云松、陈永生、马忆南、刘东进等近二十名教授和副教授相继发文公开表示赞同龚刃韧教授的意见。其中，汪建成教授认为，从程序上讲，凡是涉及教师重大利益的事情不能完全由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而是应该征求广大教职工的意见。法学院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惧怕朱苏力打击报复而在私下表示了对上述教师们的支持意见。在邮件群中发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批评学院的学术政策和管理方式上，认为采用计件工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是荒谬的。“论文决定工资”与“论文决定职称”一样，都是中国“特色”，其导致的后果是学术论文粗制滥造和抄袭成风、学术期刊唯利是图、“论文产业”畸形膨胀，学术精神流离失所。

由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引发的讨论，迅速引向对以朱苏力为院长的领导班子的激烈批评。甘培忠教授在1月20日的群发邮件中提出，“因为由院里领导决策的计件分配模式引发的讨论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新的深深不安和氛围紧张，也足以说明院里主要领导的个人公信力进一步面临危机，我真正觉得忧虑。因为朱苏力同志的武断的工作作风和平庸的处事方式，以及他只顾自己学术私利和在青年学生中的某种魅力散发而罔顾法学院团队建设的恶行，今日的法学院用一盘散沙形容已远不足于说明真实的现状”，并披露法学院老师集体不参加学生大型活动的事实和原因。甘培忠公开呼吁朱苏力辞职以给法学院一个机会。在北大法学院学习工作30多年的曲三强教授在给全院教师的信中写道：“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法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几经更迭（陈守

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朱苏力），像本届领导班子所招致的如此尖锐的“干、群”矛盾还从未发生过。……法学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作为强势一方的领导班子严重缺乏人性化。领导班子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心声，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院领导对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思想状况、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一无所知！” 这次法学院教师群体对朱苏力院长的激烈批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地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法学院内部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使得法学院在过去近10年时间里，人心涣散、怨声载道、情绪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旦有触犯“民意”的事件出现，便有可能酿成轩然大波。因此，在同一屋檐下的北大其它院、系对绩效工资分配安排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却在法学院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引起众多教师的集体反对，其中原委也就不足为怪了。朱苏力连任院长以来，因其工作作风粗暴简单、排斥异己、官僚主义冷漠等屡遭教师诟病，正面的直接冲突包括在全院大会上的公开对抗时有发生，这次只是新的一轮而已。

二、院长专权武断，对老师缺乏人性关怀，导致“干群”对立情绪尖锐

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朱苏力的官僚主义和专权武断作风给法学院的发展和“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现任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就是朱苏力一个人说了算，事关法学院重大发展机会的事项，他也从不与教职员工商量，重要的人事安排也从来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征求群众意见。在学科建设、招聘、续聘教师和管理团队成员组成等问题上，朱苏力也不能坚持公正原则，甚至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排斥异己。现今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人心涣散，学术团队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下降。在教育部的一次评审中，北大法学院居然下滑到三流位置，学校努力拼搏的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在法学院正在丧失人心基础。我们倍感心痛。由于朱苏力的独断专行，造成了法学院相当多数年轻教师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在刚刚过去的数年中，就有多名德才兼备、品学兼优、潜力非凡的青年副教授被迫离开。这些青年才俊包括：被专业同行认为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民法学者王轶副教授、张谷副教授，曾首获德国马普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并且是北大知识产权功底最扎实的韦之副教授等。他们在国内外都已经建立起很高的学术声誉。还有一些治学严谨并颇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也倍受压抑。最近，一位年轻教师给龚刃韧教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法学院或单位，像目前的北大法学院，在学术方面，如此地专制，如此地一言堂，如此地压抑，如此地摧残独立精神，如此地党同伐异。”韦之副教授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十三年，在被逼离开北大时曾前往朱苏力办公室道别，朱非常冷漠地只说了两句话：“你走可以，但要低调”。没有挽留，没有宽慰，没有一个正常的领导人哪怕是同事所应表达出的惜别之情和恻隐之心。之所以要求低调，是朱苏力怕韦之的离开给他个人的领导声望造成更有深度的负面影响。另有一位去年退休的老教师非常痛心地说，“在法学院干了一辈子，退休时总得由他出面举行个小小的仪式吧，就像狗一样被赶出来了。真寒心哪！”许多离退休老师生活艰难，法学院除了党委每年组织集体性活动以示关怀外，没有任何真正有实际效用的人性化关爱行动。田如萱老师家住甘家口独身一人，身体有病，李华兰老师原是资料室退休的，已卧床多年，朱苏力从未亲自或者委派其它班子成员前往探望。就在前天即2010年3月1日，我院著名教授王铁崖先生（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遗孀（按年龄和辈分说是我院大部分现职教师的祖师母）因病逝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清华大学法学院派出其党委书记车培照教授出席，而北大法学院没有任何党政负责人前往，这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几位在场老师倍觉寒心和汗颜。在朱苏力那里，受到重视的人基本上就是三种情形：一是扶持他就任院长和连任院长的人；二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个别教授：三是他的利益团队成员。任何处在弱势地位的老师无论是否退休都被排除出他的利益关照之列。朱苏力是法学院风气不正的麻烦制造者。

朱苏力严重的官僚作风与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许多教师感到屈辱。例如，几年前，张建国教授曾经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站起来发言，建议法学院尝试建立教授会制度以为学校的示范。但是，坐在最前排的朱苏力对张建国教授的发言理都不理，甚至连一个字的响应都没有。当时大会为此冷场了好几分钟。事实上，教授会制度在清华法学院、中央财大法学院、经贸大学法学院均已建立，而且运行得很好。我们的左邻右舍在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早就超过了北大法学院，形成了学术团队的凝聚力，而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北大法学院，却滋生和存在了朱苏力的个人独断专行模式。

朱苏力严重的个人专断和极端自恋的表现造成法学院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的局面。众多教师抱着独善其身态度不再关心法学院的具体事务，而是冷眼旁观。在法学院很难组织起全院教职工大会，每学期只能勉强召集两次全院大会，每次到会者往往不足教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由法学院学生组织的重要的典礼性活动如迎新大会和毕业典礼，凡是有朱苏力参加的场合，绝大多数教师都不愿意参加。每当这种场合，教师们的内心都很纠结：本来是受到学生们的热情邀请应该去参加的盛典，但是，由于不愿意见到朱苏力矫情粉饰的做秀表演，只能忍痛不参加，致使这些本应隆重的场合变得冷冷清清，学生失望，老师痛心。年龄稍长的许多教师常常拿吴志攀和朱苏力做比较，其中的道德和人性评价相差万里。

许多老师认为，教师之间在方方面面存在竞争是合理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能够让每一位老师能够舒心工作的优良环境。领导必须具备人性化关怀的素养，法学院才有望和谐而强大。

三、教师队伍建设中滥用权力，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平衡结构 朱苏力身为院长本应广泛听取全体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意见，全面评估法学院各学科的建设状况，适当配置教学资源。但是，他把个人好恶亲疏和院长职务的连任保障夹杂其中导致法学院各学科发展严重失衡。在朱苏力滥用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体现他一人意志的学科发展判断和进人计划完全搅乱了学科正常需求，导致有的专业因刻意的选择性留校安排而出现了人满为患、教师年龄梯队结构极不合理、教学安排难以正常落实的局面，而有些专业如环境法学、社会保障法学、中国法制史学教师长期或即将唱独脚戏。朱苏力还公然违反2004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第5条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中禁止近亲繁殖的规定，擅自聘用其刚毕业不久的弟子加入本院教师队伍。

四、院长头衔成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工具

在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个年头中，朱苏力几乎没有给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他缺乏对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和对全体教师的真诚、热爱的感情，而是热衷于他自己的“学术事业”，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或穿梭于其它单位演讲捞外快。他利用院长的职权把教育部长江学者的资格、法学院唯一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法理学》等各种名利好处统统都安排给自己。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如此赤裸裸地捞取名利。朱苏力在本科教学中过去很少讲《法理学》这门课，也没有写过或主编过一本法理学的教材，他的专业兴趣集中在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方面，讲课也是这样做安排的居多。事实上，面向本科生的《法理学》主要是周旺生教授、张骐教授承担讲授任务，强世功教授和赵晓力讲师也有一些承担。而且，周旺生教授是学校任命的该门课程的主持教师。但令人不齿的是，在将《法理学》申报北京市精品课程时，朱苏力利用院长职权违反事实将自己安排为申报奖励项目的主持教师，周旺生和贺卫方作为主要参加人一起申报，而将长期担任该门课程教学的张骐教授和任课较多的强世功教授、赵晓力讲师排斥在外。申报材料中除“教学情况”（1-2）、“学术研究”（1-3）（注：参见《国家精品课程网上申报评审系统——公示课程＜法理学＞》）的内容外，其它大量的材料组织和编写由周旺生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完成，朱苏力除了最后审阅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文字贡献。申报完成后过了至少半年多，周旺生和贺卫方并未得到任何讯息，直到某一天院里教务部门通知周旺生教授去做教学录像（获取精品课程奖励后的硬性要求），才获知半年前就已经获得奖励批准。该门课程申报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奖励也是如此。也许，奖励名单仅限于公布主持人一人名字是这一奖励程序自身的瑕疵所致，但颁发的奖金无论如何不应由名义主持人一人独占。恰恰最令人恶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朱苏力身上。这两项奖励的奖金合计近15万元（北京市级为5万元，国家级则为10万元左右）净由其一人占有，就连应发给参加组织材料的周旺生老师的博士生的劳务费都未得发。这种公然独占集体合作成果，贪利沽名，埋没他人工操作绩的龌龊丑陋之事，朱苏力居然做得出来。最近，经我们反复追问，始确认一起参加申报精品课程的周旺生教授、贺卫方教授从未从朱苏力手中分得过一分钱的奖金，周旺生教授始终担心他的学生会怀疑他把钱全弥掉了，连劳务费都不发。至于法理学专业的巩献田教授、张骐教授等其它老师本身不在精品课程申报之列，讲课就由你们完成，荣誉、奖金与你们大家有什么关系？大小通吃，名是自己的，利也要颗粒归己，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相信是法学院院长所为。这样水平的处事品行，怎能担当得起法学院团队的领军人物角色？ 这件事情，事实上隐含着一种空前巨大的丑闻风险，它是一颗学术炸弹：就是北大法学院2004申报并获取的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奖励中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一般来讲，授课次数和时数的多少仅仅是个工作量计算方面的问题，最多也就牵涉到课时费的数额多少，但是在申报精品课程的国家奖励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因为申报的是课程奖励，没有持续的数量较多的讲授次数和巨大的课时讲授量是不可能获奖的，由朱苏力作为主持人申请的《法理学》精品课程项目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盖源于此。04年申报该奖项时，要求填写1999年至2003年合计5年期间该门课程的讲课量。《法理学》是我院本科生的基干课，朱苏力、周旺生、贺卫方三人合作申报奖项的授课对象也是本科生，每学年就开设一个学期，朱苏力的申报材料中居然填写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中一共讲了5次，而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不开设此门课程，法律硕士是开设这门课程的，朱苏力曾经给00级政法法律硕士讲过该课，但绝不会是5年内都由他包揽，香港的树仁学院、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班上未听说朱苏力去讲过这门课，1999年夏季至2000年夏季朱苏力还在美国访问一年。

经我们初步调查，1998年9月朱苏力曾经给本科生讲过法理学课程，自1999年2月起到2004年9月前的5年半时间内，朱苏力从未给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讲授过《法理学》课程。01年的9月至02年1月，朱苏力曾经给01级本科生讲授过《法学原理》课，但其内容和精品课程《法理学》的课程内容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朱苏力在申报的奖项表格中填写5年内5次讲授本门课程没有事实基础。哪怕实际讲授了4次，只有1次不成立，也不可以以统计疏忽而去推卸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学术造假，是为了获得精品课程荣誉而编造的数据。在法学院，持续、大量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师是周旺生教授和张骐教授。贺卫方教授在1997年给本科生讲授《法理学》之后，到2003年9月前，未再给本科生讲授过此门课程。

我们请求学校对此事采取极端认真和谨慎的态度，为了维护北大的声誉、尊严和社会形象，我们严格控制了这个怀疑事项，目前并未有任何扩散。由于这件事情高度敏感，我们也未敢作深入的调查。2005年，首尔大学黄禹锡干细胞造假案的惨烈场景我们至今历历在目，早先在北大发生的历史系教授王铭铭事件给北大造成的创伤刚刚愈合，我们真的不想让北大再受到那样的伤害，不想让北京市教育系统、国家教育部发文撤销这两项奖励的事件发生。而且，据称北京大学申报的精品课程奖励中还有其它项目也存在讲课人被排斥在外，未讲课的领导人或领导人的关系人员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虚假情形！这说明，在整个学校层面，官本位文化腐蚀教学科研纯洁性的局面是广泛存在的，精品课程上的学术造假可能在北大存在有许多个死角。我们敬请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至少，学校应要求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教师所填报的讲课数量最好由教务人员负责核实签字为妥，以免再生纰漏，说不定哪天就会着火。限于目前中国的国情，国家和大学还不能为所有教师提供办公室等设施条件，各个院系不得不自筹经费解决教师的办公条件等问题。因此，担任院系领导的人负有责任筹集捐款，努力改善教师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但是，朱苏力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年以来，从不屑于为法学院集体事业服务，对筹集捐款改善办公条件的工作毫无作为。他不仅缺乏对外交流能力，更缺乏为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由是，有着如此得天独厚品牌的北大法学院其科研楼竟然是由学校贷款建设的，而办公楼则是由罗豪才教授动员香港企业家赞助修建的，法学院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北京其它大学法学院教师的收入。在学校停止福利房分配的情况下，年青教师无力购房，这些都未能成为朱苏力作为院长去关注的问题。法学院有的教师认为，朱苏力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像朱苏力这样完全缺乏为集体服务的奉献精神。

由于朱苏力怠于履行院长应当担负的公共责任，坐失了几次于法学院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好时机。2007年，欧盟的教育主管机构首选欲同北大法学院合作建设中欧法学院，拟捐资3000万欧元，当时是朱苏力一人单独接待了欧盟代表。在未向北大党政领导做出汇报，也未与全体教师协商，甚至连领导班子其它成员的意见都没有征求的情况下，他竟然草率地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合作的商请，声称北大法学院对此没有兴趣。然而，之后因汪建成教授在外校听说此事后，在全院会议上责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和广大教授商议就轻率回绝，出席会议的教师们才获知此事并一时群情激愤，朱苏力发现自己的早先表态完全失当，然后通过办公室系统向各位老师传出口信，我院还是要争取中欧法学院项目的，让大家不要再行议论这事。再后来不知朱苏力做了多大努力，但先机尽失，大错已然铸就，朱苏力为逃避教师责骂，却在另一次法学院教工会议上欺骗全体教师，谎称有关申请建设中欧法学院的事情已委托给常务副院长李鸣教授办理，而事后李鸣本人竟不知道有此“委托”！最终北大法学院将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导致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政法大学三家竞争局面。据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专门为此事三次奔赴欧洲进行游说，最终争得了这个项目。2006年我院集体申报教育部重大项目，但身为主持人的他却在项目申报答辩时不出席答辩会（他本人当时就在北京），导致投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启动资金80万元的项目，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争走了。与香港树仁大学的合作，是在20多年以前香港尚未回归的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张国华、金瑞林、赵震江、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吴志攀等法学院的前任领导为这一合作项目的达成和健康发展付出了许多努力，而该项目为在香港开展中国法学教育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法学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树仁学院还未获得香港政府的承认，却在被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承认为大学之后，硬是被朱苏力独断终止了该项目。恬居院长职位，却夜郎自大、刚愎自用，致使法学院的整体发展遭受种种挫伤。如今的法学院，里里外外的合作项目空前萎缩，朋友越来越少，路越走越窄，难怪有些老师说，北大法学院是“吴志攀盖房子，朱苏力毁地基”；有的老师则认为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

为了向上级领导汇报“政绩”以及为个人获取更多的奖金，朱苏力一直偏执地强调《核心刊物》论文发表数量，坚持用数字衡量学术和学者的荒谬的管理模式，造成法学院学风日益浮躁。用产业化的模式管理学术和教育，势必造成“播下的是龙种，生出的是跳蚤”的悲剧。现在的北大法学院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而正在走向一个生产大量平庸作品和学术垃圾的工厂和官场。

五、朱苏力的言行一再损害北大及法学院的声誉

早在2004年造成全国影响的“甘德怀考博”事件（被人戏称为朱甘事件）中，朱苏力就因为违反招生规则（强行录取专业课或外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拒绝录取各科考试及格的学生）而引发了全国性的网上和纸面新闻媒体的广泛指责，迫使北大主要校领导不得不出面收场。虽然作为博士生导师对选择考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以严格遵守规则为条件，特别是作为北大法学院若不能遵守公示的表彰教育机会公平的制度势必造成更坏的影响。事实上，朱苏力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已对北京大学及法学院的声誉造成了长期伤害。在世界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发生了此类事件，作为院长不主动辞职也会被立即解职。

2008年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作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的讲座。朱苏力不顾学者操守和历史事实，讲座内容硬伤累累，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诟病。例如，朱苏力由于缺乏历史基本常识，竟将近代人权概念的产生归因于欧洲国家面积太小；朱苏力还把19世纪浸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德国“民族精神”吹捧为对法治的“重要贡献”。又如，朱苏力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重大差别“不完全因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同”，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政客式讲座不仅损害了北大法学院的声誉，而且也对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在全国高校法学院推行法治教育计划的事业严重抹黑。举例来说，《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1日刊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教材、进课堂、进脑袋》报导中也提到了朱苏力的讲座内容，当时就引起大量网民的批评和讽刺，以至于《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异乎寻常地删除了网民的评论。本来对法学专业学生讲授法治是法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凡是看过朱苏力那篇广为人知的“著名”讲座的各大学法学院学生们，对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准备推行的法治教育普遍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

由于朱苏力缺乏基本素养，经常闹出种种贻笑大方的话柄使北大法学院蒙羞。例如几年前，朱苏力应邀到海淀区法院演讲，当时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数字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台下则有近200位法院干警。在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了一半多的时间讲“黄碟”案件。其中最尴尬的事情是，他竟然设问在场的法官们有谁没有在家中观看过黄碟，他甚至坦承说他自己就在家中看过黄碟。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问在座的朱江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难道朱江院长等二位没有在家里看过黄碟？”搞得两位法院院长面红耳赤，不知所措。2008年11月15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所庆50周年大会，朱苏力受邀发表致辞，他的开场白是建所50年有什么好庆祝的，又不是百年庆典，也不是一幢50年的房子需要修缮那样有意义，并以美国人波斯纳的观点卖弄一番，证明反对人家50年庆祝活动的合理性，演讲到最后两分钟才说法学所的一点点贡献。在场各界贤达数百人无不惊愕不已，唏嘘不断，据说会后退休的老所长责问现任领导“怎么把这样一个混球请来发表致辞？”答复是，“他代表北大，北大派个猪来，我也得安排演讲呀”。最近，我院教师和法学所党委书记陈苏一起开会时谈及此事，陈苏书记说“朱苏力到法学所的庆典演讲是踢场子来了”。我院教师当时只好说“罪过，罪过。”去年，最高法院准备在全国法院系统就法制教育问题安排几个重要讲座，邀请了北京的数字法学院院长参加座谈会讨论，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亲自出席，在研究部署期间，因朱苏力在发言中极不负责任地信口否定最高法院安排讲座的价值，被最高法院领导当场表态取消了北大法学院的参与资格。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朱苏力罔顾北大法学院的形象和尊严，身为院长却孤僻自傲，怪言怪语随口伤人，不尊重同仁，招致北大法学院四面树敌。即使在一次邂逅聚餐中，一位初次认识朱苏力的外地法学院院长向我院老师讲，与朱一起吃饭未曾想到却饱受了一次朱的羞辱。由于社会上把朱苏力个人的言谈举止与其院长的身份连结在一起，因此给北大法学院带来了许多负面宣传，校外同仁尊重北大却嘲笑甚至报复法学院。

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我们需要获得项目资源，我们不得不通过教师个人的社会联系而修复朱苏力损伤的外部关系，我们要比别人更加付出才能获得学术研究资源。在其它院校，这些外部关系的和谐事务都是由院长去做的，朱苏力则是见庙拆庙，遇桥毁桥，没有帮助我院教师获得一项社科项目，没有帮助我院教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他是最差劲的学院管理人。

六、要求和建议

校党委并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我们热爱北大，热爱法学院，渴望法学院兴旺发达，期望早日恢复北大在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依据朱苏力过往的恶劣表现和法学院教师团队现在反对朱苏力的激烈的群体性情绪，我们认为，因朱苏力主政而贻误法学院的严重局面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纯洁党的执政团队的肌体和增强和改善党对大学领导力的角度看，撤换自私、无能、群众口碑极差的法学院行政领导是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需要的。朱苏力继续担任法学院院长，不仅仅意味着管理团队的空转，而且还可能引发其它的不测事件。如果学校不立即采取措施撤销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或者调离现岗位，任何理由下的拖延都有可能将此事件扩散至社会和媒体而演变为又一起“北大事件”，我们极不愿意北大再次受到伤害。

如果学校党委认为立即免去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有困难，调离其它岗位也有诸多不便，我们建议立即启动法学院的换届工作。因为按照学校的规定，院长任期以前为三年，现在是四年，而朱苏力已经在法学院院长这个职位上整整呆了近10年之久，远远超过了两届任期时限。朱苏力第一任任期届满是2004年春季，但被朱故意拖延整整两年到2006年才安排换届，既然拖延两年都是可以的，说明我们要求立即换届也是具有正当性的。北大不能在中层领导任期上完全没有规矩和章法。北大法学院绝大多数教师的共识是：朱苏力根本不适合担任法学院院长职务。立即启动换届选拔，马上结束朱苏力的院长任期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了。我们请求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做出决定，立即就法学院的问题采取相应决策和行动。我们也希望学校党委能够在充分尊重法学院广大教师意愿的基础上选任一位新的院长。

尊敬的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时不我待，待则落后。最近温总理在其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中明确强调，教育改革“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北大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应当首先确立学术和教育本身的主导地位，实行大学自治，倡导学术民主和尝试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教授治学（校）体制。我们北大自始便有民主、科学、进步的传统，理应在这一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很希望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领导下，由法学院进行学院领导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敢为北大先，取得经验，从而为创建一流大学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并与世界大学学院管理体制接轨的先进的管理模式。但是，朱苏力的既往作为与这种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其目前在教师队伍中的不良威信和其能力特别是亲和力也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本报告所列举的事实，便是这种证明。我们期待学校党委尽快决策。

谨致

北大党委并闵维方书记、周其凤校长、各位常委

北大法学院部分教师

（签字页及主要联系人因保密考虑，只向党委办公室提交一份）2010年7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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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经济学帝国主义？(朱苏力)

经济学帝国主义？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3-6-24

“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庄子·逍遥游》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是一本经济学家的个案研究报告汇编。但是如果不是从作者的学科出身来阅读这本书，也不过分关注它所借助的学术术语之出身门第，并因此得以摆脱对此书的经济学的定位，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在学界看来许多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对于关心改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法学的学者来说，这都是一本扎实、有见解、有启发的书；尽管在理论层面，它也许还没有提出更为一般的原理或核心概念，但有些篇章相当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对我们的一些习惯看法提出了挑战。对于这本书的成就和不足，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细致且有说服力的评论，[2]无需我再来“叨叨”。引起我思考的倒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说法：“经济学帝国主义”。

一． 的确，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趋势，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有的学科甚至主动邀请经济学的加入，有的学者则似乎是皈依了经济学。1992年，贝克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这一扩张达到了最为尊荣的一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学问题：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将一大块“社会学领地”纳入了经济学门下研究，尽管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独占的领域。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又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研究、甚至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都囊括进入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在法学领域，尽管无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微观经济学对法学以至法律实践的影响，至少在美国，甚至超过了上述学科。无论是传统的普通法领域，还是近代以来的政府规制，无论是宪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甚至司法体制都经过了经济学的分析。科斯、布坎南等人在法学界有着重大影响，而波斯纳早在1973年就一手对美国的几乎全部法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的重构（当然，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且也与人们的视角和政治观点有关）。一大批法律经济学学者已经进入了从联邦最高法院以降的各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法律经济学早已从纯学术研究进入了司法实践。即使在中国，经济学也在向各个领域深入。在大学里，由于樊刚、汪丁丁、盛洪、张宇燕等人的漂亮的经济学散文和随笔，使得许多文科学生从思维方式到日常术语都有明显的变化，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似乎是最便利的分析概念或模式之一。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在包括经济学界本身的许多学术人士中传播起来。例如，在美国，对法律经济学影响深广、被公认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科斯本人就认为经济学管不了那么多，也不应当管那么多。[3]这种说法自然也很快进口到中国来了。似乎，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是哀叹、遣责，也可以是调侃或自我解嘲。

然而，当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时，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说，一些被定位为经济学家的人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据说是由经济 1 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进路？或者是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我看来，主要是前两种情况。而如果真的是前两种情况，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

我想以科斯作为一个分析的范例。科斯是对当代法学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又很难被仅仅界定为一位经济学家，甚至即使在经济学界，他就不属于“主流经济学”。他毕业于商学院，部分就职于法学院，他一直对量化模型相当反感，甚至对“理性最大化”这一经济学的根本假设也表示没有必要。[4]不仅如此，如果从其他角度看，他的最有影响的、创立了一个经济学派并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两篇论文至少在其发表之际也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论文。《企业的性质》讨论的是为什么企业会发生。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研究的几乎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即社会组织问题；[5]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法学的问题（由此可见，真实世界在学科层面上必定是多维度的）。科斯的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更是首先发表在法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杂志上，并且，是法学杂志引证最多的论文。[6]此外，从1976至1990年间，根据《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引证科斯的全部文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出自法律杂志而不是出自经济学杂志，[7]而这种比例还在增加。[8]我这里当然并不是要对科斯的学术身份有怀疑，也并不想通过这种定义之战来为法学或其他学科“挖”来一位重要学者或思想家来“光宗耀祖”。科斯的身份是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包括哪些现象属于某个领域、学科相联系的，是与后来的某个学科的学者的引证率、科斯在什么系教书、他的学术朋友的研究领域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相关的；甚至与诺贝尔奖的名字有关。

而且，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说，经济学领域本身似乎也在被蚕食。如果将哈耶克、科斯、布坎南、贝克尔、诺斯等人换一个界定（这些人如同科斯一样，重新界定其身份都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没有可能的），那么似乎就该是经济学悲叹了。而最典型的也许是如今在经济学界很“火”的博弈论。我不想在此追溯博弈论的“原产地”，但可以确定地说，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传统产品；仅仅从“囚徒困境”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个“杂种”。1995年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先生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而且，从知识社会学上看，任何学科，当它“入侵”其他领域时，它自身也必然会面临着某种被蚕食、侵蚀的危险。知识/权力并不必定为某个人、某个学科所独占。但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并没有听见经济学家惊呼“数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或“法学帝国主义”，也没有很多经济学家称现在的经济学不伦不类。

因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简单回答说，经济学研究现在很热，因此，经济学家有自信。其实如果从财政或就业来看，未必如此。至少在美国，法学院都比经济系更为有钱，毕业生就业更有保障，收入也更高。很显然，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并不来自他们更有钱或就业便利，而是“功夫在诗外”。我们还可以回答说，我们反对经济学的扩张是因为希望保持严格的学科学术传统。我当然尊敬这种学术责任感和荣誉感，但是我们不可能用“跑马占地”的方式，以靠定义取胜的方式来维护学科传统，重要的是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来。学术传统从来是通过学术成果，而不是通过划分边界来延续的。必须看到，学术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产品，最终要靠征服学术消费者的心来选择。当然，我这样说也许本身就已证明我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俘虏，但又未必如此。一个真正有实力和自信心 2 的学科和学者应当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鲁迅先生说的“汉唐气象”。

而且，退一万步，我们要问，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研究？在我看来，引发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并不是学科本身（尽管我们只有在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传统中，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才可能找到研究问题的进路），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然社会生活本身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那么界定明晰的，既然每个社会问题都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学科的维度，既然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既然人们在这个领域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弥散到人的其他活动领域，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某些领域应当由某个学科独占呢？因此，只要一个学者关心的是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也不应当在传统的学科边界“饮马长江”，而必定为其求知的好奇心所驱动而“欲罢不能”。一个学者如果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那么就不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也丧失了学术，因为他忘记了海德格尔的那个“存在”。也正是在问题的导向下，真正的学者才从来不会作茧自缚，而是总是试图不断自我超越。只要看看中外的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无论是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克思或韦伯，我们都很难给他们作一个精确的学科定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学术而生活，而是因为生活而学术的。因此，重要的是思想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学科的领域。

二．

我并不因此否认学科传统的重要性，也并不因此主张废弃现有的学科分类。传统是我们可能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国目前许多学科的发展之所以不尽人意恰恰是因为其缺乏真正坚实的学术传统；[9]而且现有的学科体系作为是一种实际运作的制度也不是任何人试图废除或重建就可能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现有学科划分视为一套先验的、永恒的和应然的scheme。只要回顾人类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知识、学科体制都是历史演变、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10]这种体制从历史演化理性来看，具有合理性，它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承；但它确实又是许多偶然事件（例如，某个重要学者研究所跨越的领域、他对自我以及他人对他的定位等）碰撞的产物。因此，现有的知识体制不是一种终极真理，各个学科的边界的界定是可变动的，必定会随着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展，随着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而发展，有的甚至会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例如古代社会非常流行的占星学如今就从学术舞台上消失了）。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日益交叉化的趋势，即使是经济学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有些昔日的“显学”会失去其显赫，也许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科变得醒目起来，或者本来就很醒目的变得格外刺眼。但只要不是过分self-important，以致有维护既得利益者之嫌疑，而是以学术发展和自我的学术兴趣为重，这又有什么了不起了。这一方面，也许许多学者应当向一些并非为了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乐此不疲的集邮者、京剧迷学习。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许多问题不仅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甚至根本就有待研究；对于中国的问题，也并非如同人们很容易设想的那样，我们已了如指掌，而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是根本不理解。引入的“西学”学科，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当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的实际问题之学科性质和研究的圣经。因此，从我们的日常或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在问题导向下，进行研究，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不尊重现有的学科“产权界定”但有利于效率之提高的现象（又一个“经济学俘虏”之例证）；其 3 实，现在许多学者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跨越了自己本来学科的界限，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个大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经济学学者进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域，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现象。它不仅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对真实世界的关切和学术好奇心与责任心，而且他们的进入可能激活一些实在太缺乏活力和学术理论竞争的学科领域。当然，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学科传统的研究，因为“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他们的研究也必定会出错。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本学科之内研究就一定不会出错，结果就一定更真确吗？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学者的研究发放其结果必定真确的保证。只要是真正的研究，那就在一定层面上，都是在积累我们共同的学术和知识传统。

事实上，眼前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就同时揉和了法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所涉及的内容上，还是在所使用的方法上，尽管其作者已经被作者的学位、工作单位以及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其他社会标签体制标识为“经济学家”。对于我这位法学界人来说，它给于我的启发就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学者的法学（法理学的和经济法学的）著作。它使我看到了在一些具体的世界中法律、法规和政府机构的决策和行为是如何起作用（包括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的，它让我看到了在这些具体的世界中，社会生活是如何形成着规则，规则又怎样改变着社会生活，以及这一切活动的某些后果。例如，自发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形成规则的（杨晓维文和陈郁文），政府垄断行业内的竞争与最后这种竞争又如何打破这种垄断的（张宇燕文），等等，这都是传统的法学理论所没有的，甚至是在传统的法学概念框架中难以想象的。当然，也许，这些个案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法学界也无法直接利用；但是，它给人的启发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它所蕴含的某些社会生活的常识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研究者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变迁的记录，以及这记录中隐含着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和情感。

波斯纳，这位极力推进法律的经济学改造（但不限于此，尽管人们习惯这样标签他）的学者，曾经说过（大意）：即使法学家是一位社会清洁工，他们也不应只能固守传统的扫帚和拖把，而不能使用其他更为便利和有效率的工具。[11]话虽俏皮，但道理是对的；而且这道理不限于哪一个人，也不限于某一个学科。只有具备了这种常人的心态，我们也才有可能超越本来的学科，包括超越“入侵”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1997年6月初稿，1997年11月23日改定于北大蔚秀园

[1]《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张曙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春夏季卷，页234－260。特别是周其仁的文章。

[3]参见，Richard A.Posner,“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in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40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84)第231页。“没有什么理由要假定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除不幸福以外的最大化，而且即使这一点也不完全成功”。又请看，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Essays o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第4页。那么为什么要假定企业努力将交易成本最小化，或者当交易成本许可时企业和个人要进行有利的贸易呢？因为“对于人的群体来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任何物品的更高（相对）价格 4 都会导致需求量的减少”（同上）。但如果人们想最大化他们的不幸福，他们为什么不尽快通过购买更多的其相对价格上扬的商品来耗尽他们的资源呢？科斯在其他地方还说，他会很欢迎在经济学中放弃“个体选择前后一贯的”假设。“Duncan Black,”in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1994)；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5]这在社会学上也是有传统的。韦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官僚制和各种政治权力的组织。

[6]有关的实证研究，请看，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Revisited,”Chicago-Kent Law Review(1996);又请看，James E.Krier and Stewart J.Schwab,“The Cathedral at Twenty-Five: Citation and Impression,”Yale Law Journal(1997)。在这两个根据不同数据库所作的实证研究中，科斯的这篇发表于1960年（实际是1961年）论文的引证次数都居榜首，而且遥遥领先，超出排名第二的论文——霍姆斯的名著《法律的道路》——近一倍。

[7] 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on Law: A Quantitative Study," 36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85, 405(1993年)(表6)。转引自Posner, Overcoming Law,同前。

[8]在1986－1990年间，法学杂志对科斯这一论文的引证比例上升到40％。转引自Posner,同前。

[9]参见，朱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传统与本土化”，《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5月总第5期。

[10]参见，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

[11] Richard A.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