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篇讲座--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第一篇：现实篇讲座--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汤一介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强调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只能是讲它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都讲到。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今人类社会可以有贡献，而且对当今人类社会也有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现在把它分成八个问题来讲。

第一点，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加剧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个问题在当前已经非常明显。比方说科索沃地区、中东地区，甚至于美国最近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种种问题，都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为文化的隔绝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２１世纪人类的命运。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

论”正受到严重质疑，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的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例如１９

９９３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来“文明的冲突”理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以后，１９９９６年他出了

一本书，是关于文明的冲突和世界文化的，书名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对他原来发表的文明冲突的那篇文章有一定程度的修改。他给中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承认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他在这一点上有相当大的改变。但这本书，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可以看到它里面还隐含着对美国的失落非常惋惜，他仍然希望美

国将来有一天还成为世界的领导，他还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在他那本书里，已

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就是他承认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和复兴的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了一种返

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的部落主义，他们无视千百年来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要求返回或者保存并且发掘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

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部落主义——“原教旨主义 ”。比方说，阿富

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说是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它把巴米扬大佛都给炸掉了。

去年“９·１

１１”事件以后，这两种有害的思潮可以说正在严重地违背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生存的要求，如何使这两股相背的潮流不至于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除，实在是当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

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以承认和接受多元

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

样性和差异性；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个民族

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

隘心理。因此，人们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起一

种新型的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格局。

第二点，关于“新轴心时代”的问题。人们预期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这个“新轴

心时代”的问题的提出，大概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大概是

１９９９８年到１９

９９９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哈佛大学的

杜维明教授就在１９

９９９年做了一次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

“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３期发表了关于“新轴

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在１９９９９年费孝

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所以大概都是在１９９９８年

到１９

９９９年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问题。

众所周知，“轴心时代”的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在

公元前５０

００年前后，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比方说在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

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西方当时是犹太教的先知，实际就是现

在包含在《圣经》中间的《旧约》那一部分，后来在希腊就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大思想家。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２０

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人类文化主要的财富，而且这些不

同地域的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和印度并没

有交往，跟欧洲就更没有交往，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都是大体上同时发展起来的。雅斯贝尔斯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

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个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

个论断在历史上已经有多次可以得到证明了。比方说，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就是把

目光投向它的文化源头古希腊，文艺复兴要回归古希腊，因而使得欧洲的文明重新燃

起了光辉，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也称新儒学），是在印度佛教的

冲击之后，再次回归到先秦的孔孟，从而把中国本土的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２００００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

一次新的飞跃。我们能不能这样看，２１世纪或者从２０世纪后半叶开始，是对２００００多年前

“轴心时代”的新的飞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者即将进入

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的迹象也许可以这样讲。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

进入或者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大概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来说明这一点：

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哪个国家独立了，它就要确认它自己国家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特身份的重要支柱。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昨天我还碰到马来西亚来的一些朋友，“你们官方文件是用什么语，我问他们：是用

英语还是用马来语？”他们说官方文件还是用马来语，民间交流也是用马来语，只是我们华裔人和马来族人交往的时候，除了用马来语以外还用英语，他们还是用马来语，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把长期以来仅仅应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日常用语。亨廷顿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任何文化或者文明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和宗教。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了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以个体或者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这个辩论曾经在李光耀和韩国的前任总统金泳三之间发生，前任的韩国总统认为西方价值就是世界价值，李光耀说应该有个东方价值，东方价值是以群体和家族为中心的，西方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亨廷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是西方文明也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上讲的。

２．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各自独立发展，法国的汉学家于连·弗朗索瓦有一本书叫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他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他认为你要想将西方文化看得清楚，看得全面，你就要离开西方，你要到中国看西方，很可能它的特点，优点、缺点都能够看得清楚。其实在我们中国早就有这种思想，“横看成岭侧成峰，比方说苏东坡的那首诗：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一个东西你要离开它，才能看得更清楚，你要是仅仅在我们自己文化中看自己的文化，常常有的时候看得不是很清楚，你要是跳出它也许看得更清楚，这就是现代西方所谓的“他者”的观点，我们从第三者的观点来看另外一种文化，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传承自己的文化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文化不受外来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如果能把你自己文化的内在精神发挥得很充分，那么吸收外来文化的力量就越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之认同”，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一定不要失掉对自己的认同，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２１世纪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必将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这跟２５０００年前很不相同，２５０００年前

孔孟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西方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自己的问题，今天中国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它一定是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３．就当前人类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关照

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２１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就是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也就是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１０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等。但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来得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其中七种 “至少有十二种主要文明，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廷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五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比我上面说的四种文明多一个日本文明，因为我的归属还是把它归在东亚文化的范围里面。那么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的混乱纷争局面，特别是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地推动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够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三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希望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对自己的文化应该有个自觉，不仅对自己的文化有个自觉，而且应该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自觉。文化自觉，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费孝通教授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他考察了一些少数民族，比方说，北部的鄂温克民族和赫哲民族，这些民族很难保证它的文化继续发展下去，比方有的原来是靠打鱼为生，但是现在鱼的资源没有了，打鱼为生就很难继续下去，就不得不改成务农或者是放牧。所以他就提到文化自觉非常重要，跟这个社会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他先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么所谓文化的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他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它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等等能做出认真的思考或者反省。反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几乎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比方说它的来源，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它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我们有点茫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它一直徘徊在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和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西方文化，怎么来看中国文化？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不断，这个从２０世纪初，大概１９１５年开始吧，这种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就开始了，一直不断，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将为我们的文化自觉提供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的所在，以便我们把我们优秀的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思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走出困境，真正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个文化的自觉，要知道我们的文化的起源、演变、优点、缺点和它将来发展的趋势，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文化自觉如上所说包含着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

社会存在的最重大的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和合理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这个一元又实际上包含着多元，因为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费孝通教授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多元一体。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它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有价值的资源，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消极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因此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理解其内在精神的同时，在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常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９·１１１”事件以后，美国的所

做所为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刚刚结束的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是说在２１世纪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和平共处，也就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我想孔子的仁学和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积极的有价值的资源。人类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可以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供十分有意义的借鉴。

第四点，儒家的仁学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当然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大家都知道１９９９３年在湖北荆门地区出土

了一批楚国的竹简，这些楚国的竹简据推断是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以前的。郭店楚简中有一篇文章叫《性自命出》，《性自命出》中有一句话“道始于情”，这儿的“道”是说的“人道”，不

是说的“天道”，因为你从通篇文章看它讲的是“人道”，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原则，它和不同，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或者宇宙运行的原则。

“天道”“天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是孔子仁学的基本的出发点。孔子有个弟子叫樊迟，樊迟问孔子什么叫做“仁”，孔子讲“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到底有什么根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中庸》这篇文章中引用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是什么呢？就是人自身，自身的一种品德。

亲亲为大。“仁”“亲亲为大”，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停止于此，所以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 ”。爱你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 ”，爱自己的父亲，扩而大之

爱别人才叫做“仁”他还有一句话，爱天下之民”孝的放大。“孝之放，你要爱天下的老百姓，不仅仅是爱你自己的亲人，要爱天下之民，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仁民，就是要仁爱老百姓，这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做“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作为为人的准则，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达到

这个“仁”的准则。朱熹的《四书集注》将“忠”解释为“尽己”，尽己为忠，尽自己的力量去

做叫做 “忠”；“推己”为“恕 ”，你把你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这才叫做“恕 ”。如果要

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他说：

费孝通先生有一种解释，“克

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就是表扬自己，“扬己”和“克

“扬己”只说自己如何如何好，己”也许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的一个关键。因此照我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应该是说你只有在克制自己的基础上的复礼才能叫做“仁”。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

便合乎礼仪制度、规范。为什么呢？因为“仁”是人自身的内在的品德，所以儒家讲“爱生于性”，“礼”它的作用是

爱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和谐相处，所以《论语》中讲“礼之用，和为贵”。叫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必须是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的，这才符合“礼”，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做到仁爱，是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内在精神的发挥，哪儿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精神的礼乐是虚伪的，是骗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的。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的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

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安宁了。所以他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大家都能够克己复礼的话，那么天下就可以互相仁爱了。这种把追求“仁”的要求作为

基础的思想，把它实践于实际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 “极高明”就是要求我们追求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就是仁爱的仁，你要追求哲学上的最

高的要求，你就必须有仁的品德。是要求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把这种仁爱之

“道中庸”

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而“极高明”和“道中庸”是不能分成两截的，你有了很高的仁

爱的精神，你必须把它实现在社会生活中间，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所讲的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然

后你要把它实现来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认为只有有道德，只有人格最高尚的人，才是 “内圣”，最适合做王。而道德人格高尚的人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必须是兼济天下，所

以《大学》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成一个系列。修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齐

家、为了治国、为了平天下。我认为孔子和儒家所讲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意义。治国平天下就应该行仁政，行主道，不应该行霸道。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孟子进一步讨论了人与天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最早产生于商、周时代。有上帝的意思，“皇天上帝”“受天有大命”到了孔孟的

“天”比方说、等等。

时代这种意思逐渐淡化了，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还带有目的性、有

“天”能动性、机性。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包含有自然界的意思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天”孟子说：

知其性，则知天也。

”就是发挥人的内在的恻隐之心等等，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人的本性

是善的，知道人的本性之善就可以知道天是生生不息的，它有使人、物生长养育的功能，所以《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是一个刚健的大流行，这样君子就应

他说是什么呢？该自强不息。朱熹说的更明白，“仁”“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仁”它表现为有生物之心，它生养万

从天讲，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物，因此人就应该爱人利物，“天心”自然界的要求

不应该违背这个天的道理。就是说，本来是仁爱的，是生生不息的，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和天心是贯通的，就是说儒家的这套仁学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不是和辩证法相对的那种形而上学，而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所以《中庸》讲：

就是讲超越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天道，作为超越“人事”的宇宙的运行规律，是真实无妄的，本来如此的，因此人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应该是真实无妄的、信实无欺的，自觉地按照天道的要求来做事。所以儒家认为，人不仅仅不应该欺人，也不应该欺天，就是说不应该违背天的规律。而现在的统治者，特别是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不仅欺人，而且欺天，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看，这样的统治者不仅要受到人的惩罚，而且要受到天谴。孔子这套仁学的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部问题，但是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仍然有现实意义。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孔子提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仁政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能够做到在不同中间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说，孔子把“和而不同”看成在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处理事情的一条原则，这一条原则对于解决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为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等等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点，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是防止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智慧的学说。如

果我们说孔子是一个仁者，那么老子应该是一个智者，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是他基本的概念，而“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特性。王充在《论衡·初禀》》

天之道也”“自然无为”

中说“自然无为。是什么，就是天的道理。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

存在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所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某些掌握了权力的领导者、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贪污腐化，使国家政治混乱，社会风气败坏。在老子提倡“自然无为”就是说不要做违背老百姓自然之性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因此“自然无为 ”的基本内容，老子认为是“少私寡欲”，少

一点自私自利之心，少一点欲望。老子认为治理国家主要应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你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烤小鱼一样，如果你老去翻腾它，那个小鱼就翻坏了，翻烂了，所以不能老去折腾老百姓。《汉书》有所谓“文景之治”，为什么会出现“文景之治”呢？因为汉文帝、景帝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让老百姓自己来管自己，因此生产发展了，社会安定了，所以老子讲“为无为，则无不治”，用无为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那就无不治，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他还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统治

者按照无为的原则来做事，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教化自己；统治者能做到不折腾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走上正轨；统治者如果不多方压榨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富足起来；统治者如果能没有私欲，那么老百姓自身也就会要求朴素。如果我们给它以现代的诠释也许有一点意义，这样就不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而且对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无疑有一定价值。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来给它一个新的诠释，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中间，对老百姓干涉得越多，社会越难安定；在国与国之间，对别国干涉得越多，世界必然越加混乱。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越要控制老百姓的言行，社会越难走上正轨；大国和强国，动不动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世界就越是动荡不安和无序。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没完没了地折腾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和穷苦；大国、强国以帮助弱国、小国的名义而行掠夺之实，弱国和小国就越来越贫困。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欲望越大，贪污腐化就大为盛行，社会风气就越加败坏；发达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欲望争夺世界的财富和统治权，世界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世界。据此，我认为“无为”也许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统治者和对世界各国的领导者的一副清凉剂，它是可以使人类社会能够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较好的治世原则。在《道德经》中，这类无为而治的思想很多很多，比方说它认为圣人应该像“道”一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也就是说，圣人应该像道的自然无为一样，让万物自

己生长，自己繁殖，生养了万物，不据为自有，推动万物发展而不以为自己尽了力，领导

万物而不对它宰割，那么这样是最高的德行。圣人怎么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呢？老子讲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理想的统治者没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愿望，而应该以老百

姓的意愿作为自己的意愿。这说明老子比较懂得使社会安定必须是顺民情，顺乎老百

姓的要求。顺民情也就是要顺老百姓的自然之性，所以老子又说：圣人“以辅万物之自

然而不敢为”，圣人只是辅助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他不敢做什么违背万物自然发

展的事。如果能这样，统治者虽然处在统治者的地位，老百姓却不会感到压力，即使走

在老百姓前面，老百姓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妨碍，老子说：

这样老百姓就会拥护他。“是以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百姓之所以遭受饥饿，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收税太重，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干涉太多，老百姓之所以会用生命冒险，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统治者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少私寡欲，少一点自私，少一点欲望，他应该做到不要去夺取那些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不要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损害他人。因此老子认为罪过没有比诱人的贪欲更大的了，祸患没有过于不知道满足的了，罪恶没有过于贪得无厌的了，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满足，这就是他讲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之足。“天之道，咎莫大于欲得，恒足矣”老子还讲：

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高了一点你把

损不足而奉有余。“天道”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弓一样，它压下一点，低了一点你把它抬上一点，就可以命中靶子了。治天下应该是有余的你让

它减少一点，不足的你给它补足一点，这个是天的要求；可是人恰恰相反，人常常是损

不足来奉有余，本来就很少了，你还更多的拿走它来给有余的，那就不好了。老子这种

思想不能说对我们今天的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没有意义。当然，２００００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它的智慧之光对我们应该有重要的启

示，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如何把他的思想中的精华加以发掘，给它以现代的解释，使之

有利于人们从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中得到某些经验教训。

第六点，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

路。西方的文化在近三五百年之间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

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量开发和无

情掠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这

种可怕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所以１９９９２年，世界１５７５名科学

家发表了一个宣言，叫做《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和自然正

宣言开头就说：

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不说和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讲到：

“笛卡尔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接近

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世界和物质是世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就是说你研究物质可以不研究人，研究人可以不研究物质，或者你研究天可以不研究人，研究人可以不研究天。这就是说，西方哲学曾经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它的哲学是以人和自然的外在关系立论，人和自然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联系，或者说，它的思维模式是心物为两个独立的二元。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或者自然的规律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早在先秦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的《郭店楚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

语丛一》已经讲：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认为《易经》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说《易》这本书是讲会通天道和人道所以然的道理的书。在对《易经》做哲学解释的《系辞》中就明确地讲：广大悉备，有

“《易》之为书也，有天道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是说《易》这本书是广大无所不包的，它包含天的道理，人的道理，地的道理。《说卦》里讲：将以顺

《易传》还有一篇叫做《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易经》是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阳来说明天道，用刚柔来说明地道，用仁义来说明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表现为乾坤。因为《易经》实际上就是两画，一画是不断的，一画是断的，所以到了宋朝，“三

实际上它是用这两画来作为代表的，张载说：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所谓“三才”实际上就是表示乾坤，刚柔也是表示乾坤的，阴阳也是表示乾坤的，仁义也是表示乾坤的。“《易》一物而合三才，”

而且他说：天人一。

《易》讲的是一回事，把三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天人合

“天人一也”天人是统一的，一”的思想。的思想到宋朝就更明确了，“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

“天人合一”程颐曾说：

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和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到另外一个，所以朱熹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这个“即” 是离不开的意思，天离不开人，“人之始生，人也离不开天。得之于天也”人开始产生的

时候是从天来的，是从自然中间产生人。有了人怎么样呢？天又在人，只有人能够体证

天的道理，也就是说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如果没有人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王夫之的《正蒙注》讲：自汉以后，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

“抑考君子之道，皆涉猎故迹，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为。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考察学者的学说，从汉朝开始，他们只是抓住了先秦学说的

一些外在的表现，他们没有能够得到圣学的人道的根本，不知道《易经》是人道的根本，只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周敦颐开始提出了《太极图说》，他探讨了天人合一的道理，阐明了人开始产生的时候是天道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在天道变化中，把它的精粹部分给了人，使得人成了有人性的，所以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就是天道“阴阳变化之秩序”，就是说人道的道理和天道的道理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不能随便违背的。王夫之的这段话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对《易经》所说的“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比较好的解释。因为人道本于天道，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到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张载在解释《易经》的时候说：因诚致明，“儒者因明致诚，故天人合一”“诚明合一”“天人合一”“诚”“天之实理”自。

他用儒家的来解释应该说很高明，是（然界的实实在在的道理），是人性中最有智慧的能力，我们讨

“明”因此天人是合一的。

论天人合一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讨论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天人二分的，他们研究一个方面可以不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研究一个方面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研究天人合一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研究的，是要说明人和自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统一关系，我们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说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今天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说有它正面的积极意义。我们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并不是说古代的一些哲人的思想可以直接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某些命题，比方说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命题，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我们可以沿着他们思考的路子去针对今天社会存在的问题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对今天人类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第七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当今保护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１９８３年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过去世界哲学大会都没有中国哲学讨论组，从这次大会开始有了一个中国哲学讨论组，这样就引起世界各国很大的兴趣，因为过去讨论中国哲学都是在东方组里面讨论，没有单独的讨论组，这次我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讨论组，所以像大会的主席，还有

很多西方哲学家都参加了这个组的讨论。在这个会上，国际现象学会的会长、女哲学家

田缅尼卡有一个发言，她讲：像莱布尼兹之

“西方哲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重视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是一例。

”我对莱布尼兹没有太多的研究，我查了好多书，像哲

学史的书，没有直接找到他关于普遍和谐的观念受到中国的影响的记载，但他确实有

普遍和谐的观念，因为他的学说是叫做“单子说”，他认为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和谐的

整体，它跟宇宙的和谐是一体的，不分开的，他是这样来讲的。这个思想我没有找到它

是来源于中国的直接的证据，但是中国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佛教讲，佛教有“一即是

多，多即是一”，它的例子就是月映万川，在江、河、湖、海中映出来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月

亮，而不是一个分割的月亮。月映万川的思想到了宋儒就变成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理

是同一个道理，它表现在各个事物中不同，人有人的理，物有物的理，但是理是一个。“理一分殊”的思想是不是对莱布尼兹有影响，不知道，但是理是一个。莱布尼兹确实有

普遍和谐的思想，中国也有这种思想，甚至于田缅尼卡也有。田缅尼卡认为：当前中国

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分崩离析的道路。她提出，当前西方哲学至少

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第二，体证生生；第三，德性实践。我想这是她的亲身体会，因为我们今天看西方哲学，它确实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就是说它的学

派很多，我们很难找出来西方哪一个学派今天成为西方主流学派。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尼采哲学“上帝死了”兴盛了一段时间。后来很快“实用主义”出来了，出来

“实用主义”

以后就是“新实在论”“新实在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结构

出来，出来以后就是、，主义”以后又有，以后是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和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超后现代主

义”等等，它是不断地在更替。所以常常开玩笑说西方哲学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没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体会，当前西方哲学没有中国哲学幸运，因为西方哲学已经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找不出一个主流哲学的思潮来。所以田缅尼卡说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哪儿来的，“体

“崇尚自然”主要是老子的思想；

证生生”是哪儿来的，是我们《易经》的思想，《易经》讲“生生之谓易”，这个宇宙的变化是不断发展着的；“德性实践”，西方的道德哲学、伦理学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西方的道德哲学、伦理学是理论，它并不一定要实践，中国完全不一样，它的理论一定要实践，修身一定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系列的。中国讲知行合一，知就必须行，知而没有行的话，就不是真知。王阳明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它们是统一的，德性一定要实践，德性不能不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崇尚

自然是老子道家的思想，老子从对宇宙自身的和谐认识出发，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可以说他揭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

效法天，天应该效法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道以自然为法则，也就是说人归根结底要效法道的自然，应该顺应自然，所以老子说：

以自然为法则，“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只能辅助万物的自然之性而不敢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要效法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自然，破坏道的自然规律，人违背自然，所以老子说：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

人就会受到惩罚，“道之尊，自然。”道之所以受到尊重，德之所以受到重视（所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道所具有的本质，也就是说自然无为，道有这样一种性质，道的性质是自然无为），就在于它们对万物不命令它们做什么，只是顺应它们的自然之性。所以照老子看，人就更加的不要去破坏自然，人之所以不应该破坏自然，是基于道法自然这一个基本思想。比老子更晚一点的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太和万物”，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应该“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就是说人应该顺应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的要求。为此，《庄子》这一部书特别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比如他讲、。

“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他认为最

高明的统治者，也就是圣人，他说：达于情而遂

应该是通情达理而顺应自然，“圣也者，于命也。”“天有六极五常，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

他还有一段话讲：帝王顺之则治，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就是天有东、西、南、北、上、下六合，五常即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帝王顺着它就能治理好，违背它的道理就会发生混乱。九洛就是九州的意思，当时所谓九州就是天下。天下的事情就能够成功德备，监照人间，天下就会拥护他，这样做是皇帝统治的最高境界。照庄子看，远古的时代人和自然本来是和谐的，“古之人，..莫之为而常自然”。古时候那些人他们不做什么，经常是顺应自然的。在《庄子》的《应帝王》里有一个故事，它讲：北

我觉得很有意思，“南海之帝为倏，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 就是说南海的帝和北海的帝去拜访中央之帝，中央之帝叫浑沌，浑成一团了，浑沌对他们很好，他们要走的时候，觉得对浑沌应有所报答，怎么报答他呢？他们就想人都有七窍，眼、耳、口、鼻..七窍可以视、听，可以吃饭等等，浑沌没有七窍，我们不如给他凿一个七窍。“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我觉得这是２００００多年前庄子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地球本来是个很完整的东西，如果你要无量地开发它，今天凿一下，明天凿一下，最后把它凿成一个死寂的东西，人就没法生活。这个故事看来极端了一点，但是表现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你对地球不能无量的开发，无序的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今人类社会应该从老庄的道家思想吸取智慧。崇尚自然实际上也是表达了一

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思维模式上说，它和天人合一有共同点，就是人跟自然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就这点说，可以说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同一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了与西方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对立的很不相同的思想，把人和自然看成“相即不离”，它是不能离开的，它是从人与自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第八点，对古人的思想必须是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这是毛主席讲的，当然非常

对，但是精华与糟粕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把孔孟、老庄的思想都看成是糟粕，现在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间发现有不少仍然对今天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这是由于当时我们认识上的偏差，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这种偏差总是应该纠正过来。现在我们已经不会那么简单、片面地看问题了。即使是古代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也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使它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从历史上看，孔子的《论语》，对它的注解一共有３００００多种，这

是日本学者林泰辅的统计。据元朝道士杜道坚的统计，对老子的《道德经》的注释也有３０

０００多种，虽然今天很多已经散失了，但是几百种还是有的。各朝各代的注释都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哲学思潮变化往往更是随时代而变迁。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注释常常是不同的，一代一代都不大一样。如汉朝，由于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考试的科目，因此有章句之学的兴起，一章一句都要做注解，每一句话都要做注解，由于章句之学的兴起，所以当时我们的训诂学、文字

汉朝章句之学非常烦琐，儒林传》载，学、音韵学就发展起来了。据《汉书·“五经”每一个经典的注解常常达到百余万言，经书都是几万字，他一注就是几百万字，太多，一个儒家的经师注释《尧典》就注释１０万言，《尧典》注释１０万言干什么？没有必要。可是到魏晋

时候，风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清谈的风气兴盛了，当时有一种说法“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通达的人讨厌烦琐，把章句之学看成一个很羞耻的事。当时对经典的注解，如对《周易》、《老子》的注解都是简单而有很高哲理性的。魏晋人注释经典多半都是非常简明的，他们提倡、这样一些思辨的方法。每一代对经典的

“得意忘言”“辨名析理”

注释都在变化。我们今天就应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来对古代的经典做新的诠释，不能老是按照他们的诠释来做。从古到今，我们就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两种诠释经典的方法，汉朝实际上是“我注六经”，完全根据六经的字句来注六经，可是到了魏晋往往是用“六经注我”，用六经来解释自己的思想，所以大慧禅师就说，人家读郭象《庄子》的注，都说是郭象注《庄子》，实际上是《庄子》注郭象，郭象用《庄子》来注他自己。这

些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不仅包含着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要求的东西，实事求

是地说都包含着某些错误的东西。其实不仅古代哲学家如此，可以说任何哲学家、任何哲学体系都包含着哲学上的内在矛盾，不会是非常圆满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不错，他说：但是自圆其说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

”正因为这样，思想才会进步。比方说，从西方看休谟的问题

没有解决，谁解决？康德帮他解决，康德没有解决，黑格尔帮他解决，黑格尔留下矛盾，马克思又给他解决一点。马克思其实也有很多矛盾，翻开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看，他自己就有矛盾，他有一句话非常不切实际，“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他说：和传统的思想彻底决裂。

”怎么能彻底决裂呢？你不能彻底决裂，应该像毛主席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要彻底决裂就等于把人类原来的东西全都要抛弃掉了，根本不可能的。我非常欣赏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的附录中讲的一段话，“黑格尔以

他说：

后，体系说不可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想要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

”我觉得这个看法非常重要，你想构成一个完满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发展的，很多问题你没有碰到，你怎么能都给它解决呢？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那么怎么办呢？有些哲学家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空白，就是说要进行很多不合理的想像，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观念论者实际上就是唯心论者。无论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老子的道家学说都包含着不适应现代人类社会要求的内容，也存在着其内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包含着若干错误。我们讲它有好的东西，可以经过我们来分析它，给它以现代的诠释，对我们现代有用，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而我们要继承的并且给以现代诠释的主要是那些可以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要继承并且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才能对我们今天有用。

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形式，儒家注重的是积极治

世，因为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用它的道德理想来治国、平天下，因此它对人的心性做了充分的分析讨论，它是讲人的问题的。道家注重的是消极的应世，要求人应该以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超世理想来应世，因此它对人类在自然中应占的地位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不要夸大，把人看成是什么都能干的，那是不行的。从以上分析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是要修自己的道德，它要敬业，它要做事，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可以在提高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减损人的欲望，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自然本性方面贡献于人类社会。儒家的仁论和道家的道论以及他们的天人合一和崇尚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维模式，同样会对今天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其哲学的思维方式也会对２１世纪的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实，现在西方哲学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至少从现象学开始，它已经讲心物不能二分，主观和客观不能二分，认识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主客交融的，总是主观来看客观，而且主体从不同的侧面看客体的话，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离开了主体对客体就无从讲认识。当然，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得“一分为二”，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它的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这是很麻烦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修身是应该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底下一句话非常有问题，儒家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修身这是不行的，因为一个社会绝对不是靠修身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不能只靠道德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法制，还有经济问题，都靠修身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它底下那句话是不对的，夸大它的人本主义思想可以走向泛道德主义，认为一切都是道德可以解决的，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去的西方国家也不是特别多，不过也到了一些地方，像北欧有些国家比较平稳，社会比较稳定，它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一点是基督教，一点是政治法律制度。基督教是管理道德方面，是社会的功能，尽管有些人不进教堂，但是基督教确实是在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国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教会的这一套配合起来，才能使社会比较稳定，不是说光靠道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如果把儒家思想夸大了，它就可以走向泛道德主义。如果夸大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顺应自然的思想，它的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我们不能无量开发自然，故意地破坏自然，但是不能不利用自然，如果你不利用自然，人怎么前进，怎么进步呢？所以要完全按照道家自然主义的话，夸大自然主义，就会走到无所作为的地步。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取西方哲学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那个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就难以克服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也很难开拓出一个更高的层面。比方说“天人合一”这个学说，今天看起来天人不能分开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妨碍了中国科学的进步，老从天人不能分开来考虑，因此就没有去对客体做具体的分析，就缺乏把客体做为一个认识的对象来进行研究，所以中国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实际上是应该先把天人分开来研究、分开来考虑之后再把它们合起来，看出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那才是比较理想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从思维模式上讲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首先把客体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所以我们科学不能发展起来。所以向西方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因此我们必须给儒家和道家思想一个适当的定位、一个新的解释，使它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对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起一定的作用，它不可能解决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任何哲学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都不可能解决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要想在２１世纪走在人类社会的前列，就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内在的活力，排除自身文化中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方面，在和其他民族的对话中，大力吸取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世界哲学发展的问题上做出贡献，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福祉。

汤一介，１９２７年生于天津市，原籍湖北省黄梅县。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１９

９９０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１９８３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此后又曾任美国俄勒岗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１９９９６年任荷

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１９９９７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其他学术兼职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北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第１９届亚洲

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国际中国哲

学会主席（１９９９２－１９９９４），现任该会驻中国代表。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现实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现实影响

——听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助理张培合先生畅谈企业管理

张进先生掌舵的陕西安吉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近年快速崛起的民营企业，集酒店、餐饮、装饰装修、休闲娱乐、影视制作、房地产开发、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业公司，资产达数亿元。目前，该公司拥有员工近千人，高级管理人员占员工总数8%。

张进先生今年33岁，四川简阳人。17岁时独自一人到西安打拼，目前在西安拥有3家公司，其中有2家酒店。他的理想很现实，就是通过自己和全体安吉人的努力，打造西安本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业、实用的连锁酒店，在5年之内最少应该开5家，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安吉公司迅速崛起，与其有一个高效和谐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据张进先生介绍，为了朝着更高的巅峰攀登，提高这个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是当务之急，故才有张培合先生安吉一行。

2009年7月21日下午14：30-18：00时，应陕西安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进先生诚邀，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大师、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助理张培合先生亲赴西安高新区高新一路13号的安吉皇家酒店，为该公司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现实影响》培训课程。张培合先生深入浅出的讲座内容，使聆听者获益匪浅，还吸引了西安地区不少媒体人士到场参访。

儒释道

张培合先生分别阐述了儒家、释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活跃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流派，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

张培合先生认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字真言，有爱心，讲规则，懂礼貌，求知识，重诚信，这是做人的基础；温和，善良，恭敬，勤俭，礼让，这是做人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儒家提倡待人接物的准则。另外儒家还特别强调忠孝，这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的两个字眼，忠即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企业，而孝则是每一个中国人背负一生的责任，不孝之人何以谈对国家、对企业尽忠？

儒家的最高理想在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十七个字，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中影响始终不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使天下都能这样”。

释家创始人释迦摩尼是印度人，本是来自印度的外来文化，但经过中国千百年的锤炼演化，已经完全的本土化。释家提倡清心寡欲、三道轮回、因果报应，这些理念适合历代统治阶级的胃口，故而释家在中国可以扎根生存，成为对中国人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一种文化。

道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经久不衰，道家的集大成者老子著有《道经》、《德经》，合称《道德经》，共计81章，这是全世界销量第一的一本书，也是我国图书出口的王牌书目。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比喻事情的成功，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警句千载之下听来依然萦绕心怀，给人以当头棒喝之感。道家所倡导的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思想现在被各个企业管理阶层重拾，作为至理明言摆在企业的显赫位置。现代企业管理就有一条重要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意思就是管理者和员工各自干各自的事情，互不干涉，给彼此最大的信任。

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使积贫积弱的秦国一举达到一流强国的地位。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而法家的两位杰出代表韩非和李斯又各自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把法家思想发扬光大。法家对于管理学的贡献在于提倡一种制度化、规范化，以制度来管理企业，把管理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尚贤”即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兼爱”即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家对于管理学而言，它提倡一种民主式管理，这样的管理可以认为是现代企业民主管理的雏形。

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最后经过大浪淘沙，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释道三家，但这三家已经是兼收并蓄博大精深了。所以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始终是巨大而隐形的，唐朝之所以是盛世王朝，和她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同样的这也是传统文化在管理学的上成功运用，只不过用在了政治管理的层面上而已。

然后张培合先生又从做人和做事两个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儒家文化的内涵，使我们重新对儒家文化有了一个新的结构性认识，使我们再一次了解到儒家文化对于管理学的重要意义。

做人

做人要讲究正派、公正、廉洁。其中张培合先生还现场背诵了碑林的一副书法作品，其文曰：“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这是明朝嘉靖年间，河北无极知县郭久礼总结的他的为官经验，被后人称为“官箴”,出自《清稗•官箴》。这句话用在管理上再合适不过了，管理的前提即在于公平，没有公平一切管理都是徒劳的、畸形的管理。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管理者必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言教，而是指只有言教而没有身教，言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适得其反；而教师能做到以身示范，虽没有言语的说教，仍然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千百年悠悠过去，但对于管理者而言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能力：爱心。古人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有爱心，有爱心的人才会有亲和力，有亲和力才有凝聚力，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张先生从自身多年的管理经验出发，提出企业文化的概念，并认为爱心是一个企业文化所必需的因素，这样的企业文化代表一种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有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样的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建立对于企业管理提升一个巨大台阶是有莫大帮助的。

知足者常乐。无论是作为企业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保持一种良好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惊；视职位去留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无意。

社会对企业保持责任心。只有有责任心的人，别人才会信任你，企业才能发展，企业是平台，要勇于承担责任，做一个对企业负责的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敢于背负责任的大情怀，也是范老先生能够名垂青史的原因。世界之大，人口之多，事物纷繁复杂，对于幸福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路易十五这个暴君不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言外之意，就是唯我独尊、及时行乐，哪管人民的悲苦、后代的幸福、他人的快乐。但裴多菲却这样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裴多菲的幸福观。他把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幸福，而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当然，各人对幸福的解释是不同的，但从这些解释中不难归纳出一个道理，不同阶级的人，为不同目标奋斗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而且无非是两种：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人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朝廷当官的时候，念念想着怎么样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怎么样让人民的福利更多；假如被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不是在朝廷里面的时候，也念着国君、念着人民，怎么样做才能对国君、对人民有好。范仲淹就是为了人民敢于承担责任，现代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企业的发展，作为管理者或者员工都必须学会承担责任。

承受能力有多大，你的事业就有多大。承受失败、侮辱、压力的能力是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必备素质，张培合先生又提出了管理界的著名定律------“南瓜定律”，皮越厚的南瓜越是好吃，越是有价值，皮厚就代表着承受力比一般的南瓜强，所以其味道美妙是必然的。代表人物越王勾践即是如此。现在人们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最终越王勾践破吴归来，这和他超常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当代版的越王勾践------史玉柱，被称为最成功的失败者。1997年，因为珠海巨人大厦的贪污案，史玉柱欠债上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首负”，但短短10年时间，史玉柱不仅清偿了债务，还迅速把财富聚集到数百亿，虽然对其营销手法多有诟病，但对于史玉柱的品质，业界还是相当认同的。从“中国首负”到“中国首富”之间有多大距离，而这个距离都可以用承受能力来弥补，来支撑。

自信心。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没有自信心，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自信不能过度，否则那是自负，而自负是管理家的大忌。

做事

第一，有博大的专业方面知识。这就要管理者多读书，多接触文化知识，特别是要注意从传统文化中间吸收知识。孔子曾经“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说明知识是学无止境的，只有不断的学习才有不断进步。对于企业管理而言，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综合业务素质，这样在代表企业的时候才能不有损于企业形象。

第二，沟通能力是每个管理者的必备素质。先学着适应别人，融入别人的话语当中，然后就是展露自己的自信，从而达到和别人协调沟通的目的。

第三，说服别人的能力。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具备这一能力，要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让别人信服，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中国古代就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就是纵横家。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以苏秦张仪最为著名，他们名满天下，事业有成，而全凭的是他们说服别人的艺术。

第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宋.苏轼《题西林壁》说的很明白，现代社会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五，坚持的力量。荀子的《劝学篇》里就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坚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这段话的大意是：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这个比喻对于当前的企业管理界而言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很是值得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第六，洒脱的胸怀。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人的胸怀。张培合先生要求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都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词就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这一主题：洒脱的人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明代杨慎的代表作品，他给了我们一个宽广的境界。

第七，对企业要有忠诚度。朝秦暮楚的人是不会有长久的事业的，这一点是不断被历史证明的。有一则寓言，它是这样的“有一天，鸟类和兽类之间发生了战争，蝙蝠看到兽类很强大，就飞到它们的队伍中说：“我有牙齿，又是胎生哺乳的，是兽类，我也来参加战斗吧。”过了一会儿，鸟类渐渐占了上风，蝙蝠悄悄地来到鸟类中间，说：“你们看，我有翅膀，会飞行，是你们的朋友，我来帮助你们吧。”后来，鸟类和兽类讲和了。兽类骂蝙蝠是叛徒，不再理睬它，鸟类知道了，也不欢迎它。蝙蝠很难为情，只好白天躲起来，晚上才出来活动”这就回答了蝙蝠为什么是晚上出来活动的这个“著名问题”。

第八，管理者要学会难得糊涂的艺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句话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意思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格了，就没有伙伴。现在有时用来表示对人或物不可要求太高，也说“水清无鱼”。

第九，部门之间互相理解，协调工作，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文化的表现。

人才

接下来，张培合先生又提出了他的人才管理观，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识才、求才、信任人才、合理配置人才四个环节。

历经六百年的风风雨雨，才出了唐宋八大家这屈指可数的大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

人才很重要，发现人才更重要，即韩愈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周文王在寻访贤人的途中，有一天在渭水南岸看到一位气宇不凡的白发老者在钓鱼，每起一钩就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文王在惊讶之余，就与这位老者攀谈起来。而更令文王惊讶的是，这位老者竟然对治国之道颇有精辟的见解。文王大喜过望，就把老者请上车，一同回到都城。老者姓姜名尚，字子牙，因为文王在与他同归时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就号称为太公望，俗名姜太公。在姜太公的辅佐之下，文王开始了对周围小国的攻伐，为周朝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其他的历史典故比比皆是，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换回来的，但是秦穆公慧眼识英雄，并不因为百里奚是奴隶而低看他，终于百里奚帮助秦穆公实现了霸业。

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他对待门客，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怪人面目出现，起初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曾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当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时，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狡兔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而不懂发现人才的人难逃败亡的命运，项羽是盖世英雄，开始的时候拥有陈平、范增等谋士，武将有后来名震寰宇的龙且、韩信，但是项羽视大才如无物，弃之如敝屐。韩信于是投靠刘邦，拜为大将，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幸好还有一个范增，但是项羽竟然怀疑范增的忠诚，没有什么比一个老臣的忠心被怀疑更让人寒心了，范增只好远走告老还乡，在回家的路上病发身亡。项羽也因此失去了他那最后的谋士，从此命运就不再眷顾这位骁勇善战的项王了，终有乌江自刎的结局。

三顾茅庐是个著名的例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干，想请他出山帮助自己统一国家大业。第一次，三人来到隆中，得知孔明不在，失望而归。第二次，刘备听说诸葛亮回来了，立即叫人备马，到了草屋，诸葛亮还是不在，三人又怏怏而回。春天来了，刘备打算三访孔明，张飞和关羽都不耐烦了。三人第三次到隆中，来到草屋，知道诸葛亮在睡觉，刘备便等他。孔明醒了，两人礼让一番，便谈论起国家大事，刘备一再邀请，诸葛亮见刘备三顾茅庐，这样的诚心诚意，如何不答应刘备呢！

从此后，刘备才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拥有一帮能力出众武将，而没有一个战略策划大师，终究不过是一个小军阀而已。

获得了人才，而不信任其人，反而处处牵制，到头来不过一场空。用人就要敢于用到底，即用人不疑。唐太宗李世民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其事迹见于《唐太宗论贤录》：唐太宗谓徐景公曰：朕观群臣，惟有卿贤，有人言卿是非者，何也？徐景公曰：臣闻，春雨如膏，滋长万物。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普照万方。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是非朝朝有，不听自然无。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折，兄弟听之疏。朋友听之别。夫妇听之离，乡里听之恨。堂堂七尺躯，提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大意是说：唐太宗对徐景公说：我看群臣之中，只有你很贤德，却还是有人说你的是非，这是为什么啊？徐景公说：我听说，春雨有如润物的精华，(它)滋长万物。农夫喜爱它的润泽，行人讨厌它引起的泥泞。秋夜的月亮像一面明镜，雅士淑女喜欢玩赏它，盗贼讨厌它的光辉。羊羔虽然味美，众口终究难调。是非天天有，不去理会它自然就没事。君王听信了臣子就有被(枉)杀头的，父亲听信了儿子就会遭到责罚，兄弟听信了就会互相疏远。朋友听信了就会断绝友谊。夫妇听信了就会离异，乡里之间听信了就会互相仇恨。堂堂七尺男儿，一定要提防只有三寸的舌头。舌头有如龙泉剑，它杀人还不见血。

另外，合理使用人才也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使用人才时也应用其长处，例如：某村庄有一个农夫与五个儿子。大儿子忠厚老实，二儿子聪明伶俐，三儿子是个驼背，四儿子是个跛子，五儿子是个聋子。大家都在为他的五个儿子如何在农夫过世后的生活而发愁时，农夫却已经有了自己的安排，他让大儿种地，二儿经商，三儿搓草绳，四儿摆摊子、修自行车，五儿子去炸石头、开山路。三年后，这户人家成了村里最富裕的一家。这就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合理利用每个人长处的结果。

张培合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丰富的一线管理经验，举重若轻的就把传统文化知识和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给安吉公司的管理干部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张培合先生诙谐幽默，旁征博引，演讲风生水起，把会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近四个小时的报告会转眼间就结束了，所有聆听者全体起立鼓掌。

讲座结束后，陕西安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进先生很是激动，抢过麦克风说道：“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一方面是和我的不断学习是分不开的，而在这方面张培合先生长期以来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直接推动我们公司朝着规模化、科学化的路子大踏步迈进！今天张培合先生的讲座将对我们企业全体干部提升个人素质和管理能力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同时也能促进我们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三篇：管子侈靡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管子·侈靡》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徐汉峰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孝感 432000）

摘要：《管子〃侈靡》篇提出了省诸本，游诸乐；好礼而乐，本之始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辩于地利，通于侈摩；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劳教育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发展经济、扩大内需、提高生活、适度消费、顺应潮流、实行改革、稳定市场、创造就业、创造财富、规范市场、发展边贸、本盈利超、民富国强。

关键词：管子；侈靡；财计；驾驭；谋生；会计；文化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会计文化，是指以货币、实物、时间为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家庭单位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预算执行过程进行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预测、决策、记录、计算、控制、监督、分析、考察、评价、反馈的一种管理信息系统，是指以会计工作人员遵循的法规、道德、诚信、操守、态度、修身、齐家、治国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管仲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省诸本，游诸乐；好礼而乐，本之始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辩于地利，通于侈摩；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劳教育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省诸本，游诸乐

“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上实也。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1]656土地减少，可耕面积减少，人口增多；物质生活供应不足，从事工商业则能使人民生活富裕、事业振兴。因此，人们注重实效，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还要发展，以至于整日整夜的进行筹划。齐桓公问：管子，怎么样才能根据时代变化改变政策呢？管子回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省诸本而游诸乐”，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管子的“省诸本，游诸乐”对中国会议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扩大内需”。“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二、好礼而乐，本之始也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1]656轻贱粟米而注重珠宝，崇尚礼乐而轻视生产，满足人们的快乐、富贵、幸福、安全、生育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使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明意识普遍增强。管子的“好礼而乐，本之始也”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保持平稳发展”。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以上，经济效益

[3]2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的成效显著，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实现，能源资源节约和生

态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

三、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用贫与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认为太过份富裕不可使令，太过份贫穷则不懂得廉耻。管子的“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这句话凭笔者的直观感觉认为，管子的“贫富观”单纯的是物质的贫富，笔者认为物质富有不一定就精神富有，物质贫穷不一定就精神贫穷，应采用辩证法观察事物，公正地看待“贫富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造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3]3

5[1]656提高人民身体体质。

四、辨于地利，通于侈靡。

[1]657“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治理者要明辨地利，就可以使人民富裕，治理者若精通消费，就可以使土人亲近。使百姓没有灾祸，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管子的“辨于地利，通于侈靡”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就在于“适度消费”。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部联合宣布“‘家电下乡’在全国各地区实施的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4]按照互动的顺序，“家电下乡”工程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自2007年12月试点以来继续执行到2011年11月底。截至2008年10月底，第一阶段的“家电下乡”共销售财政补贴家电产品超过350万台。第二批，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十个省区市，从200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执行到2012年11月底。第三批，其余22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2009年2月1日起，执行到2013年1月底。据测算，连续4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家电产品实施财政补贴，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

五、易卿而移，易事而化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毙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1]657治理者要治理好所辖区辖，必须民主选举，实行改革，鼓舞人民，顺应潮流，使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强大。管子的“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与物俱

[5]长”。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促进农业可持继发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延长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期限，完善政策法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实施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推进退牧还草，发展灌溉草场，恢复草原生态植被。强化水资源保护。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养殖放养力度。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快沙漠化石漠化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珍稀物种和种质资源，防范外来动植疫病和有害物种入侵。多渠道筹集森林、草原、水土保护等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逐步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物质产业，推进农林牧副渔产品和废弃物质能源的再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农村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水源的污染治理，净化水质。

六、弊者家也，所重而行

“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1]657

货币是表示物价的，而物价是人们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而决定，当物质供过于求时，物价就下跌，当物质供不应求时，物价就上涨，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已。管子的“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货币媒介作用”。“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坚持区别对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6]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而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支持在国际分工中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先进生产能力建设，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发展，有效引导结构调整。

七、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富人有钱享受富有生活，为穷苦的劳动人民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这种千方百计追求物质富有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自我能力所达到的，是要靠政策对头，才能为他们创造致富的门路，创造财富，提高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管子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适度消费”。“要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6]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八、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人民群众想过幸福的生活，治理者必须教育人民群众要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技术和劳动技能，才能够提高劳动人民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工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才能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收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到国泰民安，和平世界。管子的“劳教定而国富”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九、观其所出，从而移之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1]658积累财富，发展旅游，发展农业，以农为本。掌管财政收支，开发市场，流通商品，繁荣经济。管子的“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积累”与“开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满足居民合理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和发挥房地产业支柱产业作业结合起来，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十、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

“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1] 659-660市场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号召人民参加贸易组织，进行贸易活动，使农业、工业、旅游业、服务业兴旺发达，不断地扩大消费领域，不断的拉动内需的数量与内需的质量。大力发展经济，使少数人富有变成大多数人富有，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管子的“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消除城乡差别”。

十一、出则从利，入则不守

“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7]商人对于国家并非庸碌无为的人，他们居无定所，其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即使是回到家乡，也不休闲无事，也会去采伐木材赚取利润，使市场得到税收，本盈利超过投资的两倍。管子的“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古训告诫人们爱劳动是人的光荣本色，这些人永远不会贪图享受。“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就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求真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抵制和反对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贪图享乐，奢侈浪费等思想和行为。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的动力。管子的《侈靡》篇思想对中

[1]657

国会计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 参考文献：

[1]韩非子，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78：656-661.[2]新华社北京.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添活力[N].新华每日电讯，2008-12-11-7.[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4]孙勇.“家电下乡”拓展企业发展空间[N].经济日报，2008-12-16-7.[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2.[6]新华社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经济工作重点[N].2008-12-11-2.[7]滕新才，荣挺进.管子白话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1992：299.作者署名：徐汉峰工作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小东门外文昌阁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432000

电子信箱：xu-hanfeng＠163.com 若采用若修改或需要纸介质文本，请回复本邮箱或手机电话。作者简介：徐汉峰（1952—）男，汉族，湖北孝感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文化建设，高职技术教育。

第四篇：管子权修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管子·权修》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徐汉峰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孝感 432000）

摘要：《管子〃权修》篇提出了外可应敌，内可固守；赋敛厚矣，民力竭矣；审度量，以闲之；取民有度，用之有止；积多者，其食多；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国之本也，人之本也；十年树人，百年村人；厉民之道，治之本也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合理规划、良性发展、均衡负担、调剂利益、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制定限额、节约资源、多劳多得、报酬合理、收支平衡、杜绝危机、培养后生、事业兴旺。

关键词：管子；权修；修治；权力；巩固；会计；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管仲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外可应敌，内可固守；赋敛厚矣，民力竭矣；审度量，以闲之；取民有度，用之有止；积多者，其食多；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国之本也，人之本也；十年树人，百年村人；厉民之道，治之本也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外可应敌，内可固守 “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1] 454抑制工商业发展就可以开辟大量土地，赏罚不信就致使老百姓缺乏监督。土地没有开辟，人民没有督促。对外就不可能防御敌人的进攻，对内就不能坚守国家领土。管子的“外可应敌，内可固守”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祖国和平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鼓励香港、澳门各界人士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和谐共济，促进社会和睦。“加强内地与香港、澳门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二、赋敛厚矣，民力竭矣

[2]4

4“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1]455车船豪华、楼亭众多，就会使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加重，兴师动众，一平二调，就会损失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赋税繁重就会使劳动人民憎恨上级领导，经济萧条衰退，危机四伏，就会使政策、法令无法执行。管子的“赋敛厚矣，民力竭矣”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支持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注意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优胜劣汰的要求，着重缓解和消除发展的瓶颈制约，切实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3]

三、审度量，以闲之

“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治理者如果能付出厚仁厚利，人民群众就可以予以亲近，治理者如果能申明礼义，人民群众就可以受到教育，治理者如果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人民群众就可以实行审核、控制、约束。管子的“审度量”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审查复核”，让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惠顾十三亿劳动人民。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

四、取民有度，用之有止

[1] 455“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物质资源的消耗要做到有限度的取之于民，有节制的用之于民，国家即使小一点，但社会政局一定安定团结。如果向人民征敛无度，消耗又毫无节约，国家即使再强大也必然存在危险。历史上有许多穷奢极侈，滥用民力的治理者，如秦王赢政统一天下后，志得意满，自封为“始皇帝”，修建了规模浩大的阿房宫，竟然连绵三百里之广。“今天我们见到的秦兵马佣，也令人叹为观止，不知当时要耗尽多少人力物力。滥用民力最终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5]治理者爱惜劳动人民是国家兴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要反对铺张浪费。管子的“取民有度”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科学发展”。坚持科学发展必须是要讲求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尤其要把握好几个重大问题。”第一，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第二，坚持保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第三，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第四，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五，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互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五、积多者，其食多 “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

[1] 45

5[3]

[1]455功劳大，贡献多的人就可以得到多的报酬，功劳小，贡献少的人就可以得到少的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优劳优得，劣劳劣得，不劳者不得食，使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同心同德，一视同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39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六、野不积草，府不积货

“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土地不长草，仓库不积货，市场不设铺，议事不聚众，是治理者治理的最高境界。管子的“治之至也”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

[1]455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努力。”[2]56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为战胜艰难险阻，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胜利提供强大力量。

七、国之本也，人之本也

“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1]456世界以国家为根本，国家以乡里为根本，乡里以家庭为根本，家庭以人为本，人以能为本。人通过学习，可以循天道，知阴阳，守四时，开展春耕夏耘，科收冬藏的农事活动，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兴修水利，防止自然灾害，获取经济利益。管子的“国之本也，人之本也”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八、十年树人，百年村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2]456作一年的打算最好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种植树木，作一生的打算，最好培养人才。谷物只不过是一种一年收获，树木只不过是一种十年收获，培养人才却是一种百年收获。管子认为精神能干、运帷运幄的治理者，一定要培养人才，使事业后继有人，前仆后继，事业兴旺，只有把人教育好了，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实施高中义务教育。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第三，重视儿童入学前的教育，要特别关心聋哑残疾人的特殊教育。第四，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第五，要努力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第六，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财力投入。第七，规范教育收费，防止高额收费行为的发生。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第八，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第九，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第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第十一，“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高中华民族文化程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2]38

[2]37

全面提

九、厉民之道，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历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6]治理百姓，要求重视小礼遵从小义，奉行小廉，杜绝小耻，禁止小邪，这些都是教育人民的根本方法。只有做到了重视礼貌，奉行廉洁，杜绝耻辱，禁止邪恶，这才是治理的根本。管子的“历民之道，治之本也”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青干部力度，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提高年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注重从基础和生产第一线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2]53只有优秀的干部队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的动力。管子的《权修》篇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参考文献：

[1]韩非子，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78：454-457.[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56.[2]35

[3]新华社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经济工作重点[N].2008-12-11-2.[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2.[5]天人.诸子百家名句鉴赏辞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237.[6]滕新才，荣挺进.管子白话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1992：19.作者署名：徐汉峰工作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小东门外文昌阁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432000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摘要：人类对科学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而中国曾经的文明的辉煌不再，让人不得不思考。本文从科学发展的文化视角来分析它发展，以历史为线索，对科学的教育进行考察，以思考其发展规律。从中发现科学教育的真谛。关键词：中国文化；科学；科学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为从上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化有着古老的历史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四大文明中是唯一一个没有断裂过的文化。在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一直在自我调节，像一个生物缓慢地改变平衡，或像一个温度自动调节器——的确，控制论概念很可能应用于一个具有经过各种气候的考验的稳定过程的文明国家。它似乎装有自动导向器、一套甚至由重大发现和发明引起的所有动荡之后能返回到原状的反馈机构。”

梁漱溟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以道德代宗教、无阶级、无革命、早熟等十几个；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是天人合

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和以和为贵。

（一）天人合一

从哲学史、文化史等的大量资料看，“天人合一”基本上是一条最高的道德准则，而非一个科学命题或宗教的教条。“这种伦理性天人关系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科学精神的缺乏可能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当人们以伦理眼光来观察自然的话，就不可能赋予自然

以西方人那样的本体地位，并有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当然更谈不上自然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对自然的一些认识性成果也不是用来进一步地探索自然的奥秘。如指南针用于看风水，火药用于制造烟花爆竹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从观念上阻塞了发展自然科学的道路。

（二）伦理精神

从伦理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出发，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负载着、贯通着一种浓烈的伦理精神，而不是科学精神或宗教精神。伦理本位的文化精神是直接导致了重义轻利的社会价值取向，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所以历史上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上强调义先于利，义贵于利，义高于利的。

（三）中庸思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既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也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态度和方式，是道德践履与思维态度、方式的统一。“中庸”根据朱子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说文解字》中对“庸”的解释，“庸，用也”，中庸即用中，指处理事情恰如其分，既不能过分又不能不及。“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庸思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确实衍生出夸大和谐、协调、平衡而忽略冲突、斗争、非平衡的意义，使得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多老成持重，少锐意创新。”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一）表现在价值取向上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伦理的，渗透在教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教育思考都是围绕怎样做人和做一个怎样的人进行的，可以称之为人生的教育。

（二）在教育目的的建立上

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不像西方古代教育目的那样强调培养“智者”，也不像中世纪那样培养“牧师和骑士”以及近代以来强调传递科学知识，培养熟练劳动力和科学家，而是强调培养贤人、士、君子、圣人等。有高尚人格的人为主。

（三）在课程设置上

中国古代教育学中的课程论在内容选择、编排、实施上主要以道德课程为主，即以经书、史书为主，辅以个人生活体会和道德践履。孔子编撰的《诗》、《书》、《礼》、《乐》、《易》与《春秋》基本教材，尽管有一些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但主要是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朱熹为学生注“四书五经”，即《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它们仍然是关于人事道德的知识。

由于以道德课程为主，注重道德人格和形成，因此传统教育中科学内容极少，且被置于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

（四）在师生关系上

在伦理精神的文化传统下，师生关系是师道尊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但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不存在，教师仍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课堂教学缺少民主、自由的氛围。

（五）教育方法上

“中国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带有很强的直觉经验色彩，重直觉、重经验描述而缺乏理论概括，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也缺乏实证科学方法的运用。”“由于中国文化的伦理本质，科学之不发达与科学精神之不昌是自然的事。”

三、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教育的发展

（一）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1、“经世致用”实学思潮

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提倡学习西方“西艺”，实学与西学相会，形成了历史上的“西学东渐”。认为应当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与技术。正是在这种经世实学思想的推动下，士林中出现了讲求经世实学、研究并仿造西器、以救现实的风气，推动了西学科技更广的开展。

2、“中体西用”的文化观

由于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强烈冲突，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目的是不动摇儒家思想之根本，而又在“器”层面上学习西方科学与技术，以此来发展传统的“体”。

3、“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的文化观

在变革体制的实践中，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科技发展的重大措施开始提出并实行。

第一，要求废科举，改试策论取士；主张兴学校、学习自然科学。

第二，竭力倡议组织学会。第三，广译西书、报纸，加速选派留学生。第四，奖励工艺发明。1898年7月13日，《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正式颁布，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把西方奖励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专制制度引进我国。

4、“西体西用”

1915年的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则为科学化时代的到来，创造了一个更为良好的文化氛围。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最高阶段。胡适惊呼“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传播。

（二）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人士对西方科学技术有了新的认识。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1904年，从隋唐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学部颁布了《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学习科学与技术的大学课程标准。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4年6月以及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和发行，标志着中国科学教育思潮开始全面进入成形期。主要推进人物之一任鸿隽主张将科学引入学校教育内容，“而其言教育本旨，则仍主乎智，既主乎智，其不能离科学工作者以言教育明矣”，使教育与科学从内在本质层面上相关联。“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 1925年新成立的教育部要求将各学堂改

称学校，更加强了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体制和格局已形成。五四运动前夕，科学教育思潮达到鼎盛时期，对科学教育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形成教育思想界的普遍性意识。

四、我国现代学校教育中科学教育的缺陷

（一）过分强调科学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对人的发展的价值我国科学教育从目标的制定和课程的开发与教材的编写，到科学教学的实施与评价，以至于课外科学活动的进行，无处不体现着科学教育社会本位的观点。科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均为社会需要考虑。这与传统文化中以社会为本位、忽视个体需要和个性培养相一致。我国科学教育目标与整个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即一是为高等学校输送科学人才，二是为劳动力市场培养有技能的劳动者。而实际上，我国科学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为上一级学校做学术准备，科学教学强调的是基本理论而忽视了为学生就业、将来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科学知识和能力。如保健知识、了解自己的知识（生理和心理的）以及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关注焦点是少数精英，忽视大多数学生的科学知识、技能、态度与情感的发展

由于科学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所以它关注焦点必然是少数精英学生，而绝大多数“非精英”则往往被忽视，成为痛苦的陪读。科学学习对他们来说枯燥乏味，学生缺少学习科学的热情和积极性，因而这些大多数也便是以后的公众，他们的科学素养就十分缺乏。据1998年12月29日，中国科普研究所“96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

查”课题完成的最终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0.3%，欧共体国家（1989年为4.4%）相差20倍。与美国（1990年为6.9%）相差35倍。

（三）重知识、轻技术；重理论、轻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存着一种文化价值观，即认为理论性的工作要优越于实践性的工作，以及学术性的理论知识要优越于日常性的实践知识。学校教育也体现了社会所具有的知识价值观，即认定抽象的理论课程比实践课程重要，理论能力比实践能力重要。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学校教育把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分开，同时重视理论和书本知识，轻视实践和应用性知识；重视符号技能的训练，轻视实践技能的训练。

过分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的结果）而忽视科学方法（过程）的教学，突出地表现在“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学生的实验，极大地忽视了‘想’和‘做’。”

（四）把科学作为学科知识来教，而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培养从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训练方法来看，我国科学课程教学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科学精神的知识教育。当科学教育只注重科学的工具理性功能时，科学教育的非科学化就在所难免了，这最终导致了我国的学校教育既缺乏人文精神又缺乏科学精神。

我国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最明显的缺陷是缺乏问题意识，并表现出对问题不敏感，而问题意识不仅涉及到提出恰当问题的能力，而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品质。我国教学以消灭问题、杜绝差错为目标，这

种教学模式最终消灭的是问题意识。提出问题是深入思考的产物，而结束问题则意味着停止思考。

（五）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

我国的科学是19世纪中末期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教育开始之初即取其功利主义的价值意义。尽管也有有识之士如蔡元培先生提倡文理交融，相信纯文科教育和纯理科教育都有失偏颇，但中国的科学教育仍然走在文理相分的路上。学文的不懂科学，学理的不懂文学，这就是造成了我国科幻小说和科普文章极其匮乏的重要原因。

五、呼唤科学教育的新文化

（一）新科学文化的建构

1、自由的呼唤

自由作为人的精神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并规定着人的发展水平和生存状态。

（1）思想自由。它的本质含义就是在思考和表达观点或看法的时候，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和限制，否则就是不自由。这里的思想自由包括三重意思：一是指社会允许思想自由的氛围；二是指个人表达思想自由的意愿；三是指学术研究的选题和发表的自由权利。（2）选择自由。选择自由是精神自由的现实表现，也是一个人应该有的价值意识和基本权利。

（3）信仰自由。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信仰自由来自选择自由，是选择自由的精神延伸，也是选择自由的结果。

（4）审美自由。黑格尔曾说过，人们只有在审美的状态下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审美在本质上总是超功利的。

“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是我们教育之取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常常被忽视甚至被遗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2、对质疑、批判精神的呼唤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而儒家文化又以伦理为中心。伦理关系中等级关系是核心。“等级”制度和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产生“平等、民主、自主”的现代精神的严重的文化障碍。

在以集体主义消灭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消灭了一些个性色彩浓厚的创造型人格特质。在强权控制下形成的从众意识不利于想象力及独创性、思考力的生成。

当今社会充满竞争，而竞争的核心问题是创新。拥有创造性的人格特质则是创新必不可少的要求。创造性人格特质也可表述为创造性的个性品质，主要包括：高度的独立性；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细致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力；深刻的洞察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立性，而独立性的反面是依赖性和从众性。个体所具有的依赖性、从众性极大地妨碍形成正确的理解力和对事物真实性判断力，对创造性思维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负面作用。

（二）新科学教育的建构

1、科学的科学教育观

科学教育应当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而培养科学精神，除了通过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用以指导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探索，而且还可以通过体现科学精神的教学管理过程。在研究性、探讨性的学习过程中领悟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科学精神的教学管理其目标是发挥学生创造潜力。具体的任务则是：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形成独立性和自主性；保护好奇心和探索欲；发展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鼓励大胆想象、勇于尝试开拓精神，拥有求异思维和广纳异议的宽容心态。

2、科学的科学课程（1）科学课程的目标

科学课程的总目标应为，培养学生具有高水平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包括三个基本部分，即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科学文化。科学教育标准的指导原则：第一，科学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第二，科学学习是一个能动的过程。第三，学校的科学教育要反映当代科学的传统。

（2）科学课程的内容

科学课程除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之外，应避免过度的专门化。把科学教育与其他领域如文学、艺术、政治乃至经济领域的教育结合起来，以确保21世纪的公民能把科学主要看成是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力量和文明本身。

其次，科学课程应有一定比例的科学史内容。使学生对科学的理解建立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中。

第三，科学课程应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紧密联系。应该要帮助学生学会利用科学技术来舒适地生活。

3、科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可以从下面的行动开始：（1）从自然界的问题开始；（2）让学生积极参与；（3）学生需要许多各种各样的机会从事搜集、筛选和分类；观察、做笔记和绘制草图；访问、调查和进行民意测验。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测量。把注意力放在搜集和使用证据上；（4）提供历史背景；（5）坚持清晰地表达思想；（6）采用小组学习方式；（7）不要把求知和发现割裂开；（8）淡化记忆技术词汇的重要性。

4、科学教育的评估

良好的课堂评估的一些特点：它能衡量学习表现；它将学生与学习目标紧密相连；它能通过课程学习获得知识；它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它说明某项任务应具备的前期知识，或者提供进行评估前的各种活动使学生熟悉其内容；它给学生和教师以多种选择性，任务可由个人或集体来完成；它可以让学生以最佳的方式来完成任务；它能贯彻始终地评估各种任务。

六、结束语

人类学家萨林斯（sahlins）指出，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他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但却是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的，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

可见，文化对人拥有约束力。而这种文化的约束力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精神产物，又进而成为约束其生活与心智的视域。

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存在着文化选择的作用。这种选择，亦即文化理性的作用。

对西方科学的接纳，我们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官僚引进科学技术创办实业以“自强”“求富”，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再到陈独秀倡导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以求改变国民性的愿望以及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的推动，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功利价值的取向即科学的外在价值；另一方面，科学的内在价值——科学的本质精神被忽视了。

由于一开始“科学”就被“工具化”，科学教育被实用化，所以传统文化对科学教育的约束一开始便被固化了。科学教育即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术。

时代在前进，历史的车轮驶入了21世纪，科学天天发生着巨变，科学教育经历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理念的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今日，科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绝不仅仅是指对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它指一种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获得科学知识的欲望、能力和习惯。具有基本的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并且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创新。

因此，科学教育新的内容又促进文化内涵的更新，促进文化的新

建构。崇尚科学、理性、独立、自由、探索、创新将成为新文化的内涵，而创新又是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相处的观念即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今天科学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科学突飞猛进的今日世界，科学与技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如环境污染、核战争的威胁、克隆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变数等，无不牵动人们的神经。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学的取向。而我们传统中的天人观正好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相结合的课程理念不正是我们的天人观的回归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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