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情况及应对

第一篇：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情况及应对

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情况及应对

摘要：基础设施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和优先发展方向。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根植多年，积累深厚，与中国的竞争态势明显。本文以20年来日本私人部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77个基建投资项目为依据，关注其以大型商社为龙头，政策性优惠金融为支撑，“产、官、学”协同发力的对外基建投资模式及最新发展动向，并提出相关应对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日本

良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沟通融合不可或缺且亟需提升的硬件基础。亚洲开发银行二月最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报告显示，2016―2030年间，亚洲需26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即每年1.7万亿，而目前年投入仅8810亿美元。另有研究显示，2016―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投资（不含中国）将达3.6―4.8万亿美元。巨大资金需求需要多元融资渠道，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因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风险多等特点，常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领域根植多年，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其相关经验值得一究。

一、日本私人部门对“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特点

根据Infradeal数据库及其他公开信息统计，1996年至今20年中，日本私人部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统计66个国家）参与或计划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共77个，覆盖21个国家的电力、可再生能源、环境和交通4个领域（见表1）。

二、几点观察

（一）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耕植多年，积累深厚

二战后，日本通过援助方式提供战争赔款，广泛参与亚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70年代后，日本为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大投资亚洲，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方式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90年代，日本在保持欧美市场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亚洲投资。21世纪后，因海外基建需求增加及日本国内经济低迷、市场饱和等困境，日本大力加强对外基建投资力度。

一方面，日本区域经贸往来与基建投资的时间早，历史长，积累深，日本官员津津乐道的建设案例，包括日本如何于60年前在缅甸猛兽出没的密林中建造出供给缅全国电力20%的巴鲁桥水电站；三井物产早在27年前即在印尼建设亚洲第一个独立发电项目Paition，为爪哇岛1.4亿人提供10%的电力；如何在过去30年投入1800亿日元低息贷款，帮助泰国临海工业区打造汽车产业的“东方底特律”等。

另一方面，作为资源匮乏型国家，日本进口需求巨大，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及其投资较多的阿曼、沙特等）都是日本重要资源原产地，与之保持稳定密切经济关系关乎日本的战略安全，同时再叠加维护自身地缘势力的考量，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已成为日本于政于商都不容丢失的核心阵地。

（二）综合商社等大型企业领衔对外基建投资，项目多集中于电力、水务等稳定收益类型，道路等交通项目少有涉猎

在日本私人部门对外基建投资中，股权、债权人多是综合商社等巨无霸企业，鲜见中小企业身影。一方面，日本综合商社拥有产业多元的综合优势，业务横跨能源、金属、化工、机械、基础设施、农业、生活等诸多领域，融合贸易、产业、投资、金融、信息等复合功能，基建项目涉及的各个环节，如设备生产供货、项目设计开发、工程建设、资金融通、燃料筹措、运营管理等大多可通过内设部门“一站式”解决，尤其在基建看重的融资方面优势明显，许多商社自带金融机构，全力保驾护航，如三菱商社的项目大都有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贷款支持。

另一方面，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已成为不少商社的重要利润来源，例如丸红商社2016年电力项目组净收益664亿美元，为五个业务板块中最高，而因其他版块的亏损，公司总利润才623亿美元，而电力组中，国内发电量仅408兆瓦，海外发电量高达10541兆瓦。在当前日本推行电力体系改革，国内竞争加剧、利润收窄的压力下，日本大企业更有紧迫感对外扩宽财路。

此外，投资项目多为电力、水务类，交通类仅3个，且都是与当地政府签订长期购买协议的机场、港口项目，未收录任何道路项目。发展中国家道路项目如无政府支付协议保障，常因使用流量低、付费习惯差等问题难以满足投资者的盈利需要。

（三）日政策性机构积极通过“优惠金融”手段助力日本企业对外投资

日本通过国际合作银行（JBIC，提供优惠贷款）、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三大途径为日企出海提供优惠金融支持。56个已完成财务收尾的项目中，JBIC提供贷款的达20个，债股比多在75：25以上，例如阿联酋Taweelah发电及海水淡化项目，JBIC提供20年贷款12亿美元，剩余9.11亿由15家商行分担；印尼Donggi-Senoro液化天然气项目，JBIC提供11.17年贷款7.63亿美元，利息仅Libor+1%，低于4家商行Libor+1.2%和韩国进出口银行Libor+2.05%水平。除出资外，JBIC还会早期介入项目形成，与当地政府沟通项目设计、可行性研究和风险管控，并在绿地项目达成运营后，将前期贷款通过证券化吸引更多私人部门参与。

政府开发援助方面，日本作为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29个成员之一，对外援助规模长期位居世界前列。2015年ODA净支出92亿美元，在美、英、德后位居第四，其中61.5%用于基建援助。相较之，截至2009年，中国累计对外援助412亿美元，2010―2012年援助约143亿美元，规模远小于日本。为竞争项目，2015年日本给出逾1万亿日元，期限50年，利率0.5%，占项目总成本81%的“超长超廉”ODA贷款，获得印度首条高铁“孟买―艾哈迈达巴德”线。2016年，又动用ODA给出1%低息贷款，揽下泰国第一条高铁“曼谷―清迈”线。从对外投资总体规模看，2014年，日本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总支出591.51亿美元，列全球前三，而中国2015年对“一带一路”沿?国家整体直投规模为189.3亿美元。

（四）近年来日本政府支持扩大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强烈，手法多样

2012年，安倍上任后即提出“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构想，除设备外，还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全套系统出口，目标至2020年，日企基础设施出口订单从2010年的10万亿增至30万亿日元。2013年6月，作为“安倍经济学”第三只箭的“日本再兴战略”推出，由日本产业再兴、战略市场创造和国际开拓战略三大计划组成，其中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成为其中国际开拓战略的重要抓手。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成立，安倍于2015年5月宣布名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投资亚洲未来”的计划，表示日本与亚行将在未来5年向亚洲提供1100亿美元基建资金，相比前五年提高30%。11月，计划实施细则推出，包括将ODA审批时间由五年缩至最短一年半；修订JBIC制度，允许投资风险更大（如发展中国家无政府担保）项目；允许提供外币贷款；与ADB设立信托基金，未来5年投资15亿美元；JICA与ADB提供联合贷款100亿美元；设立美元计价交易与投资保险，保期由15年延至30年；成立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公司（JOIN）推动铁路等基建出口，信息通信技术基金（JICT）投资海外通讯、广播和邮政项目等。2016年的G7会议上，该计划被再次重申且投资范围扩至全球，规模增至2000亿。

此外，安倍政府还频繁走动周边国家，开展顶层推动。2013年承诺缅甸9亿美元ODA，并免除17.4亿债务。2015年7月承诺未来3年向湄公河五国提供7500亿日元基建援助，10月携50多家企业访问中亚五国。2016年11月，接待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商谈印全部高铁使用“新干线”技术。12月，JBIC与俄直投基金在普京访日期间签约各出资5亿美元成立合资投资银行。2017年初访问菲律宾，承诺提供5年86.6亿美元基建援助包，成为日对单一国家最大规模援助。

三、几点思考

（一）日本在“一带一路”，尤其亚洲地区基建投资方面具有一定先发优势，且不断加码，该领域的国家竞争在所难免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剖析二战中美国敌手日本所具有的特殊民族心态所著的《菊与刀》中谈到，日本高度推崇等级秩序，认为各国应“各得其所”地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秩序固定的世界中，并视自己为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此外，对名誉的追求是日本永恒不变的目标，因此会极度敏感竞争中的失败，但也会在认识到原先获取荣誉的途径不可行后，迅速转变态度，表现出截然的现实主义，这在对战胜国美国的接受状况中可见一斑。日本战后以重工业化在亚洲率先起步，几十年来通过持续援助投资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密切经贸联系，培植出一定地区认可度与影响力，在对外交往的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具有先发优势。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其自视为援助者和领路人，“宗主国”势力范围意识强烈，视不断壮大的中国力量为秩序扰动者与战略敌手，抵触对抗情绪强烈。此前其拒绝参与亚投行、在高铁出口中宁愿赔本也争先的敏感与针锋相对都显露出其在中日力量发展问题上的“零和”心态。然而近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宣布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举动，被解读为日本政府寻求缓和中日关系的姿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兼容并蓄、谋求多赢的共享式愿景，希望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共享繁荣。我们不愿意对立，但也不惧怕竞争，应在稳妥处理好对日关系，积极寻求共赢合作的同时，充分认?R到基建投资领域国家竞争的现实性，并以此为策努力练好内功，打造实力，树立权威，以强大的竞争优势帮助日本尽量转换心态，务实合作。

（二）中国企业需持续提升自身技术及管理能力，特别在新能源等未来重点领域树立中国品牌声誉

不可否认，日本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质量保障、技术水平和运营管理等方面树立了国际口碑，其提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也是旨在将其强项，如项目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安全性、抗灾性、环保性等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提升竞争门槛。日本在高精尖端技术方面优势尤为明显，在基建涉及的诸多技术领域，如工程器械、轴承、发电用燃气机轮、脱销催化装置、垃圾焚烧设备、工业水泵、海水淡化反渗透膜、高铁超导磁悬浮等都居于世界顶尖地位。

中国企业长期比较适应“承包主导型”劳务输出为主的基建合作模式，在成本控制、建设效率、资金人员组织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核心技术、综合管理、长期运营等方面与国际水准尚有不小差距，还处于基建投资产业链较低端。中国企业今后应以国际竞争为鞭策，下大力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核心技术实力，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尤其在可再生能源、高精技术、环境保护等前沿领域，要抓紧追赶对手，力争技术立身，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技术与管理能力，提升竞争力与不可替代性，实现更高附加值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产业链输出。同时可在此基础上谋求基建投资的管理与开发能力创新，通过资源能源综合开发、周边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开发、城市综合开发等方式积极谋求将基建与周边沿线开发与产业集聚相结合，以基建为抓手带动区域整体升级，在为自身创造更高投资回报同时，实现彼此利益的更加长期深入融合。

（三）应充分关注当地政经生态与社情民意，重视文化融合，努力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在东南亚掠夺式开发引发当地反日游行甚至暴动，后日本吸取教训，改变策略，才逐渐扭转形象。当前日本基础设施“走出去”除项目建设外，还注重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积极传授管理经验，培养技术人才，同时还会参与项目周边社区、城市的建设规划，藉此将日本标准与生活方式一并输出，实现当地对日本模式与文化的整体接受。

第二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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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三篇：2016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暨“一带一路”投资峰会专题

自印尼总统佐科上任后，新政府在2015年推出43项基建工程项目，总投资额高达520亿美元，就此宣布印尼基建产业发展迎来黄金五年。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访问期间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获得印尼驻华大使苏更一致同意。印尼总统佐科日前在雅加达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也表示，印尼提出建立海洋强国，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高度契合，双方可以积极开展合作。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和印尼“互通互联”战略的共同推进，两国经济合作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鉴于此2016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暨“一带一路” 投资峰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雅加达盛大召开，以“项目与合作对接”为主题，邀请印度尼西亚政府、国有企业、行业协会、承包商等企业和机构的业内领袖和专家共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平行论坛、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产品展示、会后考察等多元化沟通方式，深入探讨产业发展大趋势，为广大业内人士提供全面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本次论坛内容涉及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解析、投融资渠道、合作战略与项目对接、交通运输项目合作与技术创新等热点话题。

本次峰会议题：

政策解析与市场展望

“互通互联”战略构想下，印尼基建产业未来发展机遇

优化公私合作模式，助力印尼交通运输项目产业化发展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新机遇与外企、国营企业的合作模式

资金渠道与项目管理

商业银行在印尼轨交项目建设中的作用

印尼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风险的评估与项目管理

印尼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期待新突破

战略合作与项目对接

公私合作模式优势下的印尼机场建设

中国“一带一路”对接印尼“互通互联”

轨道交通产业升级转型与未来新高地

海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及如何赋予海港高标准、国际化

项目合作与技术创新

建立新桥梁网以支持印尼轨道与公路建设

加速印尼机场建设以支持区域性航空市场需求

印尼城市建设下的下一站地铁建设新区域

峰会概况：当前，中国在市政建设的规模和建设速度上居世界前列，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2016印尼基建合作峰会论坛为两国的企业对话交流、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希望这次峰会为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沟通民心民意、深化理解互信方面积极有为，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篇：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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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

其举行

安卡拉当地时间7月26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投资及金融合作论坛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部长法蒂丹米兹等土耳其政府部门官员及150多家中土企业代表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旨在为中土两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搭建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帮助两国工商业界把握机遇，促进两国经贸投资与合作。期间，工商银行在土耳其子行——工银土耳其与土耳其有关方面分别签署了伊斯坦布尔第三海峡大桥及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的再融资银团安排行委任函、天然气地下储库扩建项目金融合作备忘录。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致辞中表示，工商银行高度重视土耳其市场，工银土耳其作为工商银行重点海外机构，依托广泛网络布局、全面金融服务和优秀服务团队，为土耳其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项目提供了大量的优质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愿与土耳其各界深化对话交流、加强战略合作，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推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为中土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金融支持。同时，工商银行还将继续发挥集团优势，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赴土耳其投资创业，带动更多土耳其企业在华顺利发展。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指出，土耳其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土方提出的“中间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土关系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特别是工商银行自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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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入土耳其市场以来，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土国内包括港口、交通、能源、医院、通信、航空等领域的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发放贷款逾50亿美元。

土耳其能源部长法蒂丹米兹表示，土耳其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致力于发展成为地区性经济强国和地区性能源大国。土耳其将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土双方合作前景广阔。

据了解，工商银行于2015年进入土耳其市场，成立工银土耳其子公司，是土耳其首家中资营业性金融机构。该行按照“立足本地，辐射周边，联通欧亚”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集团的客户、资金、管理及服务网络优势，推进本地化经营，目前已发展成为持有银行、证券投行、资产管理业务牌照的综合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各类存贷款、贸易融资、汇款结算、IPO、重组并购顾问、资产管理等全面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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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心得

《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讲座心得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说是随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契合中国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期的重大举措，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当今世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世界，也不是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极世界，而是日益紧密联系的相互交往合作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变得愈加紧密。不论是经济合作，还是政治文化的交流，都日益蓬勃发展。中国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紧紧抓住机遇，不失时机的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志在促进自身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多福祉。

中东处于“一带一路”的中心环节，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开展，中国与中东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但是中东这一地区由于其历史上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同时又是能源聚集地，加之自身存在多种矛盾，如宗教冲突、资源争夺等，造成地区局势十分复杂动荡。这必将给“一带一路”的开展带来负面影响。

邓小平曾经总结过，世界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即东西南北。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属于和平问题。南北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属于发展问题。其中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要解决中东问题，也必须依靠发展来实现，但是发展又必须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国家的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中东国家目前的动荡局势，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中东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亚非交汇处。又有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其能源资源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诞生地之一，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一个十分有发展潜力的国际市场。拥有如此多的天然优势，中东本可以是世界上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自身内部重重矛盾，如宗教、民族矛盾等，加之大国干预，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局面。中东要取得整体性发展，就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中国曾经遭受过类似的苦难，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因此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尽可能抓住一切机遇大力发展自身

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条件下与中东开展合作，就必须针对其具体的情况，作出合理的政策调整。利用“一带一路”与其互联互通。要优先与那些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展开合作，打通和稳固“一带一路”的中间站。突出双边合作，具体国家具体对待，注重区域合作。如可以与伊朗、土耳其、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伊拉克局势相对较为稳定的南部地区展开各项合作。至于局势动荡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等地区，则要根据自身战略需要，相机采取行动。乱中也存在机遇，以“三不”原则为遵循，不失时机地加大介入中东事务。

中东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和宗教问题在中东是时常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生活着波斯、库尔德、突厥、阿拉伯、犹太等几大古老的民族，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聚于此，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不断，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十分严重，甚至导致了几次战争。同时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宗派林立，其中又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十分激烈，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宗教土壤。如此复杂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可谓世所罕见。

中国也有着众多的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要格外注重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是面对如今与中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中东，我们更要注意西北局势的稳定。中国在西北有着大量的伊斯兰教众，可以说中东的稳定与否与我们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关联。中国要加大与中东的反恐合作，特别是针对“东突”势力的打击上，要与土耳其等国做好工作。保持西北的稳定，是关系“一带一路”畅通的重要条件。

怎样解决中东困局呢？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发展更为重要。使中东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加深中东各国经济利益联系，那么对于解决中东困局会有重大帮助。

“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是机遇，是一个发展自身的大机遇，中东也不例外。但能否抓好这个机遇，以及怎样去抓住这个机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并付诸实践，必然会在其中担任引领角色。中国会积极主动与各国真诚交往合作，各国也应该拿出真心实意来支持中国。那么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双赢。

当前中东自身的局势决定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一带一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重视区域、双边合作，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搭载“一带一路”这辆发展的快速列车。

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向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行积极的走出去战略，依托“一带一路”，抓住中东这块潜在的市场，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中国对于中东资源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针对当前中东国家的困局，帮助其化解困局，对于我们的自身安全也是有益的。